一起不寻常的“临终托孤”
四年间，上海中学生陈荣度过了波折的青春期。12岁时，父亲因精神疾病入院治疗，今年春天，他刚满16岁，母亲患病离世。
临终前6天，陈荣母亲在一位好友的见证下，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代书了遗嘱。她在遗嘱中希望，自己64岁的大姐、陈荣的大姨徐如丽能担任陈荣的监护人。
这是一起不寻常的“临终托孤”。被托付人徐如丽长期在河南农村生活，不熟悉上海，也不懂得法律程序。
此后，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闭环链条开始启动。居委会、检察院、社工、援助律师、法院、妇联、第三方公证机构等，每个环节的人员循着前一环的轨迹，完成衔接，为陈荣，为他即将到来的18岁完成保护链的闭环。
这是2021年《民法典》施行后上海首例遗嘱指定监护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将监护监督写进判决的案例。检察院支持起诉是该案的一大特点，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检察官尤丽娜解释，检察院以涉刑事案件为主，民事支持起诉并不是代替当事人去起诉，而主要支持那些诉讼能力较弱的民事主体，比如家暴受害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实现双方当事人诉权的实质平等。
8月22日，上海市首例遗嘱指定监护案庭审现场。受访者供图
生前遗嘱
在上海，陈荣家在一片老公房的一楼。20多平米的房子分为两间，租出去一间，16岁的陈荣和大姨徐如丽住另一间的上下铺。开学后，陈荣周一到周五都在学校，大多数时候，徐如丽一个人在家。
一个人的时候，徐如丽会去比较远的地方买菜，来回步行40分钟。她经常买包菜，黄瓜，“便宜的时候一块多钱一斤”，菜太贵了，她想自己苦一点，少吃一点。周末等陈荣回来，再好好做饭。她也想找份工作，但是年过60，且做过心脏手术，就业能力有限。
陈荣身世坎坷。大姨徐如丽说，7岁时，陈荣父亲查出双相情感障碍，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一级。家里不安宁，发病时他的父亲会有暴力行为，有一次，陈荣的牙齿被打掉。
12岁时，父亲被送往上海市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接受治疗，此后再未和家人一起生活。
母子相依为命，但2020年，母亲确诊为胃癌晚期，那一年，陈荣13岁。
从律师到检察官，从社工到法官，陈荣留给所有人的印象是懂事。今年16岁，上高二，爱打篮球，不乱花钱，没有不良嗜好，阳光，心事不重，喜欢物理，成绩中上。徐如丽说，“陈荣开学了都不舍得多买一双运动鞋。”
他除了年幼时，过年过节和大姨的几次见面之外，真正的长时间交集是在母亲患病后。
陈荣的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徐如丽是长女。2020年，徐如丽来上海三个月，照看生病的妹妹，每天买菜，做饭，帮忙擦洗身体，每个月陪着去化疗。2022年10月，陈荣母亲病情恶化时，徐如丽再次前来帮忙。
2023年2月底，陈荣母亲出院回家。最后的日子里，大多数普通人不会想到立遗嘱，也想不到居委会能帮上什么忙。
但陈荣的母亲想到了，她没有正职，偶尔打点儿零工，平时喜欢作诗、画画，对遗嘱有了解，也曾听说过居委会曾帮社区里的老人代书遗嘱。
因为家境困难，陈荣一家是居委会重点帮扶对象，平时多有工作人员来探望陈荣母亲。今年3月2日下午，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再次上门。那时的陈荣母亲，已经无常进食，只能喝水，面色憔悴。
她放心不下陈荣。陈荣的爷爷奶奶已经过世，上海没有别的亲属，丈夫又在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她担心自己撒手人寰后，没有人能照料陈荣。陈荣成年前，该由谁来监护？此前在和居委会交流的过程中，她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而徐如丽则从来没听过监护人这一说法，在她朴素的认知中，妹妹走了，自己承担起照料孩子的义务是分内事。就这样，姐妹俩达成共识后，陈荣母亲请来了自己20多年的好友当见证人，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代笔，完成了遗嘱文书。
“立遗嘱人为保障本人去世后，儿子陈荣的合法权益，特在本人意识清醒、思维清晰、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之时……由居委会工作人员代书遗嘱如下：本人去世后，由本人的姐姐徐如丽担任陈荣的监护人。”立遗嘱人，见证人和代书人，都在遗嘱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2023年3月，陈荣母亲去世前立下的遗嘱。受访者供图
“她病得很重，说话都很吃力，但那天下午絮絮叨叨和我聊了两个多小时，看得出她非常担忧儿子的未来生活。”后来，在法庭上，居委会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遗嘱立好之后的第6天，51岁的陈荣母亲撒手人寰。
链条启动
今年4月，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在“宁萌护未”（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服务中心线上平台）小程序上收到一条线索，线索由陈荣所在的街道办人员提交，内容是未成年人陈荣面临无人监管的困境。
虽然陈荣的监护人由徐如丽担任这一内容已经通过遗嘱立下，但是陈荣的父亲依然健在，变更监护人还没有得到法律上的确认，一些涉及财产处理等需要监护人签署的文件就只能悬而未决。
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开发的“宁萌护未”小程序。网络截图
这条线索触发了链条的第一环，陈荣所在街道办的儿童保护专员。
上海市每个街道都设有未成年人保护站，由民政部门牵头设立，下沉到社区。如果有涉及未成年益受侵害的线索，可以及时向相关部门反映。每个街道的未成年人保护站，都由检察院的承办人来担任法治副站长，长宁区检察院的检察官尤丽娜正是这次涉案街道的法治副站长。
接到线索后，尤丽娜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核查事实。
根据街道办提交的文书材料，从形式上来看，尤丽娜判断这是一份合法的遗嘱，有见证人，也有代书人，并且在当事人去世六天前意识较清醒的情况下签订。
形式上合法，但内容上仍需谨慎。
徐如丽第一次见尤丽娜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怕当不好这个监护人。她文化程度低，并不真正了解法律上的监护人和民间约定俗成帮忙照看遗孤有何本质区别，换了一个称谓后，她觉得这件事情变得严肃而复杂，也怕自己不懂的地方多。
尤丽娜解释，《民法典》颁布后确立了遗嘱监护制度，但遗嘱监护的前提是不能随意剥夺法定监护人的抚养权。在这个案件里，陈荣的父亲依然活着，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不能天然判定没有监护资格，还需要做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如果陈荣的父亲有监护能力，那么这份遗嘱实际上是变相剥夺了父亲的监护能力。
当尤丽娜问陈荣，“你觉得爸爸可不可以做你监护人，出来陪伴你？”她注意到陈荣似乎有些紧张，对父亲的暴力行为好像仍然有阴影。
尤丽娜不希望仅通过一两次会面来影响法律上的判断，于是委托中立的第三方社工机构开展更全面和深入的调查。
社工调查
链条的另一环加入工作。
长宁区检察院委托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对陈荣的家庭情况继续进行调查。
张秋蓉是阳光社区的一名社工，她负责陈荣所在的街道辖区，收到委托函后，他们两人一组上门走访。从居委会主任、民政负责人、儿童保护专员那里先获取前期资料，然后是长达五个月的持续跟进和家访。
张秋蓉有20年社工经验，过去，在实际开展社工调查的过程中，仍然会碰到一些壁垒，比如一些环节上人员的不配合。不过这次，张秋蓉能够明显感到不同，链条之间的配合度更加顺滑。
在家访中，她遇到最难的问题来自调查对象。
首先是徐如丽，她觉得监护权转移与否不是很重要，无论如何她作为大姨都会尽心照料。也数次向外人表态，陈荣母亲留下的所有遗产，她绝不会侵占。
其次是未成年人陈荣的心理变化。陈荣在不同人面前，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当他和社工交流时，他希望把父亲从精神卫生中心接出来共同生活。当他和检察官尤丽娜会面时，他又有些紧张，希望父亲继续呆在医院接受治疗。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说，陈荣父亲病情反复，需要坚持服药，在一阵摇摆后，陈荣表达了让徐如丽当监护人的意愿。
在财产方面，16岁的陈荣已经有独立的主张和充分的自信，他认为存到银行，自行支配和管理就好，不必麻烦公共机构来监管。
但有了监护人，监护人就有权处置这些财产，为了避免监护人损害未成年人的利益，第三方公证处来监管对双方来说是最安全的。此外，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识别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低，从法律上来看，监管财产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最大化。
这些内容，张秋蓉花了大量的时间反复沟通，才取得对方信任，尽量解释清楚了法律规定和长远考量。
除此之外，16岁和64岁是否能融洽地长期相处也是社工调查的内容之一。陈荣从小自立，学习生活的自理能力较强，前期可能不适应多出一个亲戚担任监护人的状态，也不习惯如何沟通。
随着持续跟进，张秋蓉发现，一老一小在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得到了磨合。比如上海夏天很热，徐如丽不习惯空调长时间开着，陈荣也会做一些妥协。
最终，社工的调查报告显示：在陈荣成长过程中，除直系亲属外，陈荣与大姨关系最为密切。大姨曾多次来沪照顾其母子，生活上也相对比较熟悉，具备一定监护能力。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出具的社会调查报告。受访者供图
而另一边，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果显示：陈荣父亲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具备监护能力。
律师援助
前期情况摸排得差不多之后，5月12日，上海市长宁区法律援助中心指定吴芳为援助律师，援助律师要负责帮助徐如丽起草所涉及的所有法律文书，提交检察院。
吴芳第一次走进徐如丽和陈荣的家，看到的是狭窄局促，光线暗淡的空间，陈荣母亲的遗像挂在书桌左上角的墙上。
当吴芳律师进入援助链条时，她发现一些细腻亲情。马路窄的地方，孩子会搀扶着大姨小心走过。来上海后，陈荣也教大姨学会了使用高德地图等出行软件。
有个细节，徐如丽一直记着。陈荣买了一杯奶茶，徐如丽提出想尝一尝什么味道，直接用他的吸管对着喝，尝完，陈荣接着喝。
在河南老家，徐如丽住得离女儿很近，大约两公里，女儿上班，徐如丽帮忙照看孩子，同时兼顾自己和丈夫的小家。徐如丽来上海后，女儿只好辞掉工作，安心带孩子。
徐如丽说，来上海做监护人首先是她自己家庭的支持，每次提到陈荣无人监护，她都会流泪，她心疼这个妹妹和孩子，她目前的想法是，无论如何把陈荣成年前的这两年坚持下去。
今年的小麦赶上了烂场雨，6月初农忙时，徐如丽抽空回了河南，帮忙收割。回家期间，她把陈荣拜托给居委会临时照看。
一个农村女性，在60多岁来上海后，第一次和律师打交道。吴芳介入后，她帮助徐如丽准备法院需要的各种文书材料，徐如丽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执行力很强，遇到不明白的地方，能及时求助。
人生中第一次来法庭。徐如丽记得法官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愿不愿意当监护人？”徐如丽答，“愿意，无论有没有这个判决，我都会照顾陈荣。”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顾薛磊与徐如丽（左一）交流。受访者供图
支持起诉
“合力”是所有人都会提到的词。但各个部门真正地配合运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过委托社工调查、自己走访，以及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之后，检察院判断陈荣父亲已经丧失监护能力。
遗嘱监护是《民法典》颁布之后一个全新的监护类型。尤丽娜说，希望不要给公众造成误解，“立遗嘱不能随意剥夺天然血缘产生的监护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尤丽娜查询后发现，有一些做法，会使用“撤销监护权”这一程序，先撤销父亲的监护权，再按照遗嘱内容转移给被指定人。
“民法典36条的撤销监护权，是指这个监护人主观不履行监护职责，伤害被监护人。”如果主观故意，涉及虐待遗弃，主动侵害未成年人，监护关系毫无疑问是撤销。
尤丽娜说，因为陈荣父亲是身体疾病，属于客观原因造成的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它并不适用民法典的撤销监护权这一程序。在这件案子中，法律适用民法典第39条，确定的是“监护权终止”而非“撤销监护权”。
小程序一键抵达检察院，让第一时间向检察院求助成为可能，而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职能也是一大创新。尤丽娜解释，检察院以涉刑事案件为主，民事支持起诉并不是代替当事人去起诉，而主要支持那些诉讼能力较弱的民事主体，比如家暴受害人，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实现双方当事人诉权的实质平等。“大家可能会觉得民事关系是平等双方，检察院进来支持，好像就是公权力介入，打破双方平等，实际上是寻求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徐如丽没有法律知识，诉讼能力较弱，背后还牵扯到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际上检察院的支持起诉，最终依然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因为是上海首例，整个过程，各个环节都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挑战。
比如尤丽娜，她最担心的是，和陈荣父亲的谈话会刺激到对方的精神状况，致使病情加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万一对方坚决不同意由徐如丽来担任监护人，整个局面将更加复杂。所幸，在和法院的谈话中，陈荣父亲意识清醒，同意遗嘱的内容。
前期的法律问题厘清，确认徐如丽有监护资格，也有监护意愿。2023年6月，长宁区检察院支持徐如丽向长宁法院提起确认监护人资格的民事特别程序诉讼。
开庭前，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顾薛磊到精神卫生中心与陈荣父亲沟通。受访者供图
非对抗式庭审
8月22日，开庭现场，这不是一次对抗式的庭审。
所有到案的当事人，关注焦点都集中在一个16岁孩子的切身利益上。
“未成年人可能还是不成熟，如果一热一冲动去炒股票理财了亏了怎么办？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妈妈临终的嘱托呀。”长宁区法院顾薛磊法官说。
顾薛磊法官认为，徐如丽的监护能力较弱。64岁，农村女性，文化水平较低，无业，每个月能领到的养老保险是130元。
反欺诈能力和就业能力决定了她无法完全承担抚养责任。顾薛磊说，监护的一部分是抚养责任，另一部分就是如果不履行或监护缺失的情况下，谁来监管？
顾薛磊介绍，第三方财产监管有利于保障一些弱势群体的财产权利。在实践中，时常发生双方为了抢夺孩子或老人的财产，而争夺监护权的事件，最后反而没有真正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与此同时，法律也不排除徐如丽会侵害到未成年权益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帮助，另一方面就是监督。这个角色由居委会来承担。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设置专人专岗负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指导、帮助和监督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建立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的信息档案并给予关爱帮扶……”
在该案中，第一次将未保法43条的相关规定写入判决，居委会可以按照法院的判决来帮助指导和督促监护人履行责任。
至此，陈荣的财产有了财务和出纳。由长宁公证处专门账户监管陈荣的钱款，定期向长宁区妇联及陈荣寄送钱款明细以接受监督，设置了突况提款的流程要求，给陈荣父子的财产安全扎紧了“制度笼子”。
今后，每月的补助打入徐如丽和陈荣的个人账户，供二人日常生活开销。留下的遗产等数额相对较大的财产则由公证处保管，若遇到看病等需要大额花销的情况，徐阿姨要向居委会提出申请，凭居委会盖章才能领取钱款。这个过程中，居委会还能起到监督徐阿姨的作用。
陈荣父亲跟顾薛磊法官说，自己在电视上也听闻了各种层出不穷的方式，对财产监管无异议。
上海市长宁公证处为上海首个遗嘱监护案提供免费提存公证服务。来源：长宁公正官方微信公众号
上海的未成年人保护链条还不止于此。长宁区教育局和公安、法院、检察院等部门签约，实现了长宁区的中小学包括幼儿园全覆盖，由公检法司的工作人员担任长宁区所有中小学的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
“学校一出什么事，就可以有一个直接对接案子的法律人员。”陈荣所在学校的法治副校长也是长宁检察院的检察官。当他在学校中面临任何情况，也可以得到关注和解决，这个链条更加闭合。
最终，法院当庭宣布判决结果，确认由徐如丽担任陈荣的监护人。
这是《民法典》施行后上海首例遗嘱指定监护的案件，也是全国首例将监护监督写进判决的案例。未保法修改完成以后，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出现相关判例引用这个法条，这一判决被视作唤醒了沉睡的法条。
顾薛磊也提到，二十年前跟现在的未成年保护氛围完全不一样。公证部门对财产进行妥善保管，很多复杂的监护权案子就能更顺利地解决，法官可通过判例引领《民法典》有关遗嘱监护法条的实施，也为将来的立法完善建立参考样本。
司法和社会两条线的机制共同促成此案。链条的大部分人，没有见过立遗嘱人，仅通过一份书面遗嘱，进行隔空对话和交流。
“他们家庭原本可以领低保和残疾补助，由于母亲过世，现在低保也不能领了。”顾薛磊说。长宁区妇联和街道为陈荣申请落实困境儿童补助及助学金，居委会也为其提供了帮困补助。妇联在未来还会为徐如丽推荐就业，介绍家政等工作，帮助她更好地融入上海生活。“这些都是实际的困难。不能什么问题都推给监护人来做，那监护人也会心寒的。”
18岁以后，陈荣可以选择不再需要监护人，成为独立民事行为能力人，相关的财产也能自行决定。
在18岁之前的这两年，一个完整的法律和社会链条，为他想到了各种可能性。
开庭后，陈荣去精神卫生中心看望父亲。父亲牙齿发炎，七颗牙都烂了，要换牙。但精神总体平稳。他跟陈荣说，“要靠自己的努力，抓住机会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
（应受访者要求，徐如丽、陈荣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朱清华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赵琳
“我是独生子女，最怕父母生病”
独生子女，走到人生的岔路口。
如果没有目睹身边人的经历，我恐怕还觉得养老这件事离我和“90后”很遥远。
马上30岁的小胡，曾经是我胡吃海喝的好友，在记忆里，我们是加完大夜班凌晨3点也要出去耍的疯子，是岁月怎么锤也锤不趴下的“年轻人”。
但当小胡的母亲确诊了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病之后，医保卡和养老保险、药瓶子和检查单，把出游计划和小胡的人生掰得粉碎。
我们曾以为太阳永不落山，但小胡的故事猛然提醒了我：独生子女当中的一批人，已经提前迈进了“独子养老”时代。
父母的衰老与疾病，就是独生子女们走向兵荒马乱的前奏。
而这并非孤例。
被美化的“老年痴呆”
阿尔兹海默病，或许是“独子养老”时代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之一。
在中国的3亿老人中，有近1000万的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作为一种至今尚未被完全了解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赶上的人，除了陪伴与照料，只有束手无策。
1994年出生的女孩@王小尘是一个短视频博主，她在视频里自报家门：父亲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母亲患有阿尔兹海默病，而她是一个独生子女。
2006年，父亲头晕去医院检查，从此之后，家里便多了一位帕金森综合征患者。
王小尘刚上大学的时候，父亲就嘱咐她早点学会开车，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父亲恐怕就再也无法握住方向盘了。
当时她并没有料到接踵而至的打击。
一直疲于照顾父亲的母亲，2019年查出了阿尔兹海默病。这种被民间称为“老年痴呆”的疾病，多发于65岁左右。从视频来看，王小尘的母亲属于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病，在身体机能还未出现明显故障的时候，认知功能却提前退化了。
雷厉风行的母亲，记性越来越差，脾气也变得古怪。她会在路上责怪女儿没有带她上厕所，实际上女儿才带她去过几次。
生病之后，母亲仍然保留着她从前的行为习惯。吃完饭后，行动迟缓的母亲下意识起身收拾碗筷，她慢慢地收，女儿就在旁边静静地看着，不催她，不打断。母亲忘记一个碗，女儿就帮母亲拿进厨房。
洗完碗后，母亲做着拖地的动作，手上拿着的却是一个扫帚。女儿也没忍心纠正母亲的行为，她在视频里打了一行字：“因为这根本不重要，你们明白吗？”
她明白，这一切都只是刚开始，往后只会更难。
作为照顾病患的家属，要承受超出负荷的身体压力与精神压力。
王小尘在视频里自白，父母生病的素材都是她哭着剪完的。
自从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病后，她便辞职在家全职照顾父母。她并不想放弃工作，可每次下班回家，面对一片狼藉的屋子和情绪消沉的父母，她都忍不住自责，患病的父母是如何在家度过漫长的一天的。
她再也无法安心上班，于是退出职场。
丈夫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她的家庭之后，她多了一个帮手，也多了一份心理负担。
她一边感激丈夫的帮忙，一边笼罩在巨大的愧疚感之下，无时无刻不观察着丈夫的情绪，一旦丈夫不开心，她就会自责：果然，我的家庭影响了他。
如果不是王小尘将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状态拍摄成短视频，恐怕许多年轻人都以为阿尔兹海默病离自己很远，离父母很远。
实际上，她就是那个提前被“独子养老问题”拽下来的同龄人。
尽管她揭示了现实的残酷，可在生活里，大多数人提起阿尔兹海默病，仍旧一知半解。
要么用一句“老糊涂了”概括，要么用“老年痴呆”的说辞简化，以至于想象中的阿尔兹海默病，好像真的像公益广告里那般温和——失忆的老人忘记了你是谁，却还记得你小时候爱吃的饺子。
而现实并没有那么温情脉脉。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我们看到的，是性情巨变的老人，实际上他们经历的，是一场颅内的飓风。
奥斯卡获奖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就以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第一视角演出了一个阿尔兹海默病老人看到的世界：一部恐怖片。
辨认不出的空间，究竟是自己的房子还是女儿的家；沙发上陌生的男人，为什么会自称是女婿；昨天刚来的保姆，今天就换了一张脸；窗外的停车线，为什么每天都在变。
每一处空间都在扭曲，每一秒时间都在重复。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而站在视角之外的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失智的老人胡搅蛮缠。
他怀疑保姆偷自己的手表，他怀疑女儿霸占自己的房子，他怀疑女婿想把自己赶走，他诅咒女儿死得比自己早，这样自己就可以在女儿的葬礼上向所有人揭露她的嘴脸。
“他曾经吃过的亏、受过的委屈、挨饿受冻都在遗失了记忆与理智的情况下爆发出来。”微博一位网友如此评价阿尔兹海默病的阴暗面。
而对于照护病人的家属来说，疲惫和挫败感就像缠在身上的幽灵。
家属能做的，只有目送亲人的精神逐步退化，混沌地走向生命的尽头。
一位“90后”患者家属的自述
突如其来的癌症，急匆匆地将另一部分独生子女拽进了照护父母的旋涡。
出生于1993年的陈大渡，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的家属。
等待父亲CT结果的那一夜，她失眠了。
所以清晨6点手机收到报告时，她第一时间就看到了“考虑恶性”4个字。那时她还不明白，为什么前天X光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但她知道，一场关于癌症的仗，正式在她的人生中打响了。
父亲的CEA（癌胚抗原）严重超标，可他本人却没当回事，甚至把超标的指数当作向朋友们吹牛的谈资，这让陈大渡有些懊恼：父亲也太不把癌症当回事了。
在北大一路本硕博的陈大渡，多方考核了国内外几家医院之后，最终确定了母校的肿瘤医院。在她忙碌的同时，父亲却嫌医院路程太远，停车场不好停车，时不时抱怨麻烦。
但也不是没有开心的时刻。
诊疗过程中，充满人格魅力的父亲用乐观的心态感染了整个楼道的人。病友们把父亲当作“精神领袖”，父亲倒也很受用，一边安慰病友，一边积极普及癌症知识。甚至有些消极的病友、崩溃的家属连医生的话都听不进去，但父亲一劝就能想通。
说起父亲的乐观，陈大渡调侃他是“无知者无畏”，其实父亲初中都没有毕业，就是一个喜欢吹牛的小老头罢了。
“他连肺癌是什么都不知道，结果还有女病友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请教他乳腺癌怎么治疗。”
陪父亲看病，憔悴的她东奔西跑，瘦了10斤，反倒是父亲像老首长视察病房一样精神矍铄。
为了照顾好父亲，陈大渡看了许多相关的书籍
带父亲看病的背后，陈大渡也在积极治疗自己。
患有抑郁症的她，需要先打赢自己的仗，才能为父亲继续奔波。幸运的是，积极治疗的她没有倒下，持续扮演着家里的主心骨。
“有伞的孩子才可以在雨中漫步，没有伞的孩子只能快步奔跑”，谈起自己，陈大渡说得并不多。
直到现在，父母仍然不理解，女儿为什么非要看书、为什么非要写论⽂、为什么困了也不能睡觉——他们脱离社会太久，早已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竞争有多么激烈，而他们如此幸运，拥有一个强大的孩子，替他们扮演了父母的角色。
当我问她，有没有幻想过拥有一个兄弟姐妹分担这一切？无论是父亲的癌症，还是父母的依赖，如果不是独生子女，或许就不会活得这么孤立无援了？
陈⼤渡⼀开始断然否认，近乎冷酷地列出了3条论据。多了⼀个孩⼦就多了⼀张吃饭的嘴，自己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能够享受顶级的教育资源。
后来聊着聊着，陈大渡软了下来，改变了想法：或许有个姐姐也不错。
当她在外奔走拼杀、头破血流的时候，姐姐可以穿着居家服陪爸爸喂鸽子、给妈妈的多肉晒太阳，甚至教小宝宝喊“姥爷”，让父母继续生活在柔软和煦的童话世界。
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个姐姐，儿时的她就有机会请姐姐听写生词、帮忙编小辫和涂指甲油，有许多穿小了的裙子可以“继承”。
其实她也明白，自己不过是既想兼顾“强悍自主”和“乖巧懂事”，又渴望在幻想中体验一把做小女孩的感觉。
也许对于这个久居象牙塔的博士研究生来说，把“为爹续命”看作一项紧迫的交叉学科研究任务，可以略微减少她的迷茫和不安。
无论哪种疾病，都在不远不近的距离凝视着每一个独生子女。
随着父母日益衰老的身体，病痛缓缓踱步而来。
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
“独子养老”时代拉着老龄化社会，共同向年轻人步步逼近。
每一个个体的困境，凝聚在一起构成了结构性无力。
根据人口专家估算，我国的独生子女户数已经达到了全国家庭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涉及的直接人口大约在5亿左右。
生育率连续下跌，中国年轻男女的初婚年龄持续推后。也许在可见的未来，“80后”与“90后”还不算是最辛苦的“独子养老”一代。
我们再也无法忽视浮出社会地表的现实问题：独生子女，享受了父母的全部宠爱之后，如今该如何面对父母的衰老和疾病？
问题的答案是残忍而现实的。
癌症与阿尔兹海默病只是独生子女会面对的无数情况之一，更多的可能性我们无法预测。
在豆瓣小组“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里，有8万个独生子女互相诉苦、抱团安慰、彼此为对方的父母养老出谋划策。
独生子女的人生没有兄弟姐妹帮衬，于是他们就在网络寻找无数个没有亲缘的兄弟姐妹。
辞职回家照顾父母，花钱请护工，或是送他们去养老院——哪一个都不是最优选择，哪一个都必然要牺牲点什么。只有开始照护父母的人，才逐渐体会到属于成年人的真正的无力与疲惫。
人生就像一支蜡烛两头烧，而自己快要被燃尽了。
其中一位组员淼淼的情况十分特殊。
1995年出生的淼淼拥有一对高龄父母，50多岁时才生下了独生女，父母如今已经70多岁了。
母亲检查出了早期脑梗，这让淼淼更加焦虑——比起同龄人，她提前10年进入了为父母养老的进程。
人在深圳的她，也夹在“大城市打拼”与“小城市尽孝”的矛盾之间。
父母年岁已大，远离社会，无法理解年轻人在“卷生卷死”之间的处境有多艰难。总是会用反话念叨女儿“养老是指望不上你了”，实际上他们的潜台词很明显，希望女儿能回到老家，嫁人生子，在父母身边尽孝。
话虽如此，可淼淼一旦回了老家，面对的可能是老家的一份连五险一金都不一定拿得到的工作。
“他们仿佛觉得，你一个人一定不会过得好，必须得找个人来照顾你，父母就是有这么根深蒂固的想法。包括这次我妈生病，我打电话给我爸，他还是会反问‘你还回来照顾我们？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还是一个人在外面飘着’。”
淼淼无法理解，为什么自己的婚姻变成了年迈父母的最后一项人生任务。
淼淼的父母也并不信任养老机构和护工人员。在他们眼里，外人无论如何都比不了自家孩子的照顾。
如果最终仍然找不到方案，淼淼只能辞职回家。
来源：全景视觉
这个充满焦虑的小组，折射出了一个具体的时代情绪：许多年轻人的故事，开头都是一场两难的抉择，结尾都是一句“人生太难了”。
一声叹息，砸在地上却是一个深深的坑洞。
一位豆瓣网友在小组里写下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矛盾又痛苦：
“有时候真希望我是被我妈虐待大的，这样在离开她的时候就不会有任何的愧疚感了。可偏偏她为我付出了很多。”
他们只能任由自己这根蜡烛两头燃烧，一头是父母的衰老，另一头是自身在社会中的挣扎。
人们总说，父母对儿女的爱是天然的。
可我和陈大渡，以及身后的这一代形单影只的独生子女们，得到的切身体会是——儿女对父母的爱，也是无条件的。
一些人聚在社交平台里分享焦虑与压力，更多的人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煎熬，他们都在耗着、熬着，没有援手也没有退路，独自解开一道人生的难题。
就像他们从小到大，无数次一个人走进考场一样勇敢。
（陈大渡、淼淼均为化名）
来源：那個NG（ID：huxiu4youth）。
梦见去世的 妈妈说饿，是好的兆头，还是不好的？
昨晚睡得迷迷糊糊的，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的妈妈在跟我们说话吃饭，妈妈说我饿死了，我们就问他你怎么那么饿的呢？难道没有钱吃饭吗？
农历七月半就是中元节嘛，我们不是才给你烧的纸钱吗？你怎么能没有钱花呢？妈妈说我们底下那边人是都有病的，生病的，还有好多是残疾人，有的没有手，有的没有腿，说我看他们可怜没有钱用，就把我的钱都给他们用了，现在都没钱吃饭了，饿死了，我们赶紧带他吃饭，我看到他吃饭就是吞咽下去的，心里很心疼，又不敢跟他多说话，嗯，明明知道他已经不在世上了，我们跟他讲我们过的都很好，你不要牵挂我们，你在底下好好的生活，我们在上面要好好照顾爸爸让她不要担心我们。
妈妈急急忙忙吃完饭就走了。
早晨醒了，还在想这个梦究竟是有什么寓意呢？梦到自己的妈妈没有饭吃好不好呢？今天一天我都心神不宁的，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下午我打电话给三姐说了这件事情，三姐说没事的，可能就是我平常太想念妈妈了吧！
妈妈从2022年1月14号早晨无症状突然走的，没有妈妈的这一年多，心里总是空唠唠的，我是无时不刻都在想念妈妈，只要一有空闲时间，就会想妈妈，太想念妈妈了。
妈妈我还没有来得及孝顺您照顾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