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地球之肾” 他们开出“中国药方”
群鸟在闽江河口湿地海面上翱翔。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中华攀雀在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沿海湿地育雏。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游客在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渌洋湖湿地公园的水上森林乘船游览。
新华社发（孟德龙摄）
西南林业大学湿地学院岳海涛团队在若尔盖开展泥炭沼泽调查。受访者供图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记者 杨 仑
策 划：赵英淑 滕继濮 林莉君
《中国沼泽志》（第二版）总结凝练了近年来国内外沼泽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摸清了我国主要沼泽的“家底”，为后续湿地的保护恢复、综合利用等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撑。
置身莫莫格湿地中，举目可见天空碧蓝如洗，四顾则是白鹤起舞、百鸟翔集，苇海摇曳间生机盎然。天畔的晚霞，渐渐由绚丽归于平淡，恬静悠闲。
游客们很难想象，这片湿地所在的吉林省白城市，多年来曾有“八百里瀚海”之称。从历史上蛮荒富饶的沼泽，到后来遭受人类活动干扰退化，再到通过人工保护重现湿地的绿意盎然，莫莫格湿地的变化恰是我国许多沼泽湿地的缩影。
我国湿地面积位居世界第四、亚洲第一，《湿地公约》划分的42类湿地在我国均有分布。刚刚过去的8月15日，我国迎来首个全国生态日。如今，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同时，湿地也是全球范围内退化、丧失速度最快的生态系统。要保护湿地这一“地球之肾”，我们该做些什么？
今年7月，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以下简称东北地理所）牵头，汇聚全国12家单位、数百名科研人员多年研究的《中国沼泽志》（第二版）正式出版。它总结凝练了近年来国内外沼泽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摸清了我国主要沼泽的“家底”，为后续湿地的保护恢复、综合利用等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撑。
湿地与我们的故事，或许才刚刚开始。
发布最新研究成果，揭开沼泽神秘面纱
人类对湿地的科学研究较晚——直至18世纪，欧洲才有国家开始进行泥炭沼泽的考察与研究；1885年，俄国教授开始在大学里讲授沼泽学课程。而我国沼泽研究起步则更晚。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东北地理所前身）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研究沼泽的机构之一。建所至今，东北地理所致力于沼泽研究，并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沼泽志》。
如今，距离上一次的调查已经过去30多年。时移世易，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干扰，我国沼泽分布和结构功能已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我国，沼泽是湿地的主要类型和核心形态，是最富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和生物最重要的生存环境之一。”东北地理所所长、中国生态学学会湿地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姜明说。
历经数年艰苦的考察，科研人员对面积4公顷以上的沼泽进行了详细调查，这几乎囊括了我国所有的沼泽。翻开这部厚厚的著作，每一片沼泽的范围与面积、地质地貌、气候、水资源与水环境、沼泽土壤、沼泽植被、沼泽动物、受威胁和保护管理状况等均一目了然。
“新版的《中国沼泽志》揭开了沼泽的神秘面纱。从结果中，我们既看到了令人欣喜的一面，也发现不少令人担心的问题。”姜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党的以来，我国开展了大量湿地保护与修复计划，“长江大保护”“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恢复和提升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在我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目前，我国湿地退化和消失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有所提升。在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白鹳种群数量进入快速恢复期，繁殖数量由2000年的8只，增加到2021年的192只，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最繁盛期的水平；植物方面，红树林面积恢复成效明显，总面积基本恢复到1980年的水平。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也观测到了令人忧心的变化：我国三江平原的沼泽湿地累积丧失率高达80%；若尔盖高原泥炭沼泽由于放牧排水，同20世纪80年代数据比较，81%的泥炭沼泽有机碳含量在减少；与1999年第一次调查结果相比，华北一片沼泽湿地面积大幅减少99%……
沼泽湿地的大面积丧失，带来的是水文调蓄功能、碳汇功能的下降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等后果。
仅以植物为例，部分沼泽植物如盐桦、东方水韭等已处于灭绝、极危的状态。“其中有些沼泽植物尚未被人类认识，还没来得及为人类作出贡献，就已经在地球上消失了。”在《中国沼泽志》（第二版）的序言中，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宜瑜这样写道。
空天地“联合作战”，支撑湿地保护决策
沼泽湿地如此重要，但摸清其“家底”却并不容易。
我国科研人员采用遥感卫星、无人机、地面调查队这一“空、天、地”相结合的办法，为全国655片沼泽绘制了一份详细的电子档案。
作为“地面部队”的一员，东北地理所高级工程师刘波负责对沼泽进行详细的科学考察，调查沼泽植被物种多样性和生物量。
提起沼泽，人们会联想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时的艰辛，也有可能联想到一望无际的草甸子、令人感叹亘古原野的苍茫。“有些沼泽上面是草，中间是水，下面是泥，有些地块明明可以安全站人，一两步外却能没过人的头顶。”刘波告诉记者。
有着同样体会的，还有西南林业大学湿地学院的张昆博士。负责四川片区的张昆，踏上了红军曾经踏足的沼泽——若尔盖。“我们的任务是取得水、植物、泥炭的样本。在这一过程中，我自己就曾陷进去过。”张昆回忆道，当沼泽缓缓吞噬着双脚、小腿时，无力感与恐惧迅速塞满心中。这时需要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得以脱身。
深入沼泽后，取样工作才刚刚开始。科研人员需要向下打钻，完整地采集沼泽土壤样本带回实验室。“由于带不了大型设备，我们在四川阿坝红原的日干乔沼泽就曾用人力获得9.9米长的泥炭柱芯，相当于三层楼高。等到返回安全点时，大家累得连抬腿上车这个动作都无法完成。”张昆说。
为节省人力、物力，东北地理所研究员刘宝江研究利用探地雷达设备探测泥炭资源。“探地雷达向地下发射电磁波，当遇到泥炭和背景土壤的分界面时，由于泥炭和背景土壤的电磁特性不同，就会反射回来一部分电磁波，然后再利用我们研发的专用软件对反射回来的雷达波进行数据分析，进而提取到泥炭厚度和埋藏深度等信息。”他告诉记者，这种办法在保证探测精度的同时，可以大面积、快速地获得泥炭的分布和泥炭储量。
有了实地调查取回的样品数据，太空中的“眼睛”——遥感卫星开始展现威力。东北地理所研究员毛德华利用这些土壤样品，结合湿地分布数据，利用人工智能学习的算法，实现了湿地土壤有机碳密度的空间预测，并对湿地土壤碳储量进行了准确核算。这一结果极具价值——它能够为履行《湿地公约》和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提供科学依据，助力我国实现“双碳”目标。
“拥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系统后，我们还能够监测湿地的植物长势、水文条件，相当于为保护区提供了一个预警系统。”毛德华说。
与30多年前的调查相比，此次科研工作者们的装备更加精良，结果也更为精确。“此外，我们还拓展了沼泽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对沼泽湿地水文情势、泥炭特性、植物资源等都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姜明说。
“垂危”湿地成候鸟乐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湿地生态环境脆弱人尽皆知，那么，湿地能否在人为干预下，恢复生态功能？毛德华通过影像数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从全国尺度来看，近十几年来，我国湿地的面积开始增加，这与国家持续开展湿地保护工作是息息相关的。”毛德华告诉记者，“湿地损失的速率在减缓，总面积在增加，红树林等指标性物种的种群在持续扩大。”
走进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蒙蒙细雨中，只见黑脸琵鹭在绿意盎然的湿地上空飞舞，中华凤头燕鸥追着“心上鸟”喂鱼，黑翅长脚鹬在浅水区“遛娃”。
“这一片原来是我的养殖场。”湿地管护员林发金所指之处，如今水草丰茂。随着湿地退养行动的开展，林发金响应号召，成为福州市长乐区潭头镇克凤村第一个退养户。20多年来，福州市叫停不合理项目、划定管控红线，并密集推出一系列保护与治理举措，实现了生态“失地”重回湿地的蝶变，让曾经日渐退化、一度“垂危”的湿地，重新成为候鸟的乐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许多湿地都重新焕发了勃勃生机。位于吉林省松原市乾安县的大布苏湖沼泽，与此前调查结果相比，面积扩大了约1.9倍；莫莫格、向海等湿地成为候鸟们迁飞路线上的幸福家园。
“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开展合理的湿地农业利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将对提升碳水化合物、蛋白质供给的多样性和产量发挥积极作用。”东北地理所、中国科学院松嫩平原西部盐碱湿地生态研究站站长文波龙博士说。
湿地合理利用是《湿地公约》的核心理念，也是湿地保护工作的延续和可持续支撑。
驱车向吉林省白城市东南方向驶去，芦苇茂密、鸥鸟翔集的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不同于周遭裸露的白色盐碱地，绿色是牛心套保国家湿地公园的主色调。
中国科学院松嫩平原西部盐碱湿地生态研究站就建在这里。文波龙攻读博士时师从湿地生态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兴土。2002年，刘兴土带队来到牛心套保调研，发现当地生态脆弱、湿地退化严重，周边社区经济发展滞后，为了恢复湿地生态系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刘兴土率领团队开始扎根于此，努力为松嫩平原西部探索一个湿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针对当地的实际情况，科研人员针对性地研发了苏打盐碱芦苇湿地恢复及高产培育技术，揭示了芦苇生长的需水关键过程，建立了退化苏打盐碱芦苇湿地水文调控措施、碱斑地芦苇快速恢复技术体系。
为进一步实现湿地恢复工程的可持续，以及发挥湿地的产品供给功能，刘兴土和团队首创苏打盐碱化湿地苇—蟹（鱼）—稻复合生态模式。经过几代科研人的持续努力，盐碱湿地的恢复与合理利用技术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在牛心套保湿地，芦苇、籽莲、稻穗、群鱼、河蟹与水鸟构成了一幅和谐共生的画面。文波龙告诉记者，通过湿地的合理利用，湿地保护能力得到增强，湿地水文特征稳定维持，水体、土壤的盐碱程度下降，植被盖度和生物量提高，生物多样性增加，在经济、社会效益之外，生态效益也明显提升。
精准施策，助推湿地保护工作更上层楼
在全球范围内，湿地保护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我国是全球沼泽湿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且地域辽阔，地貌类型千差万别，地理环境复杂，气候条件多样，沼泽资源分布广泛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
“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湿地的保护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类型湿地，针对性施策，开出保护湿地的‘中国药方’。”姜明说。
找到了“病理”，才能对症下药。
对于沼泽而言，人类活动是最大的干扰因素之一，最典型的当属泥炭沼泽。泥炭又名草炭或泥煤，是沼泽植物千百年来不完全分解、堆积而形成的特殊有机物，可以被视为煤的原始形态。泥炭沼泽是最为典型和重要的湿地类型，其单位面积碳储量最大，碳密度是全球平均土壤碳密度的3—6倍，是全球减缓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升高的最重要的碳汇之一。
目前，我国仍存在泥炭非法盗采现象，盗采行为不仅造成泥炭质量下降和资源浪费，还会遗留许多矿坑，给后续的土地整理复垦留下隐患。而盗采的原因，竟然仅仅是作为种植作物的基质。
“泥炭沼泽中有一种典型的植被泥炭藓，泥炭藓在碳汇、过滤淡水及调蓄洪水等方面极具价值，且广泛应用于医药保健、污染监测和园艺产业。”刘波说，“然而，泥炭藓生长速度慢，每年每平方米积累的干物质只有20克左右，仅能增加1毫米泥炭地厚度，因此易于破坏、难以恢复。”
针对泥炭沼泽保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第三十五条规定：泥炭沼泽湿地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泥炭沼泽湿地保护专项规划，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泥炭沼泽湿地；符合重要湿地标准的泥炭沼泽湿地，应当列入重要湿地名录；禁止在泥炭沼泽湿地开采泥炭或者擅自开采地下水；禁止将泥炭沼泽湿地蓄水向外排放，因防灾减灾需要的除外。
今年初，四川省阿坝州公安局公布了打击盗挖泥炭的典型案例，已有3案13人因非法采挖泥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召开湿地保护公益诉讼专题研讨会，并发布了一批湿地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四川省检察机关督促保护若尔盖高寒泥炭沼泽湿地案。
根据调查结果，科研人员还提出了保护泥炭资源的对策，包括科学界定泥炭保护开发界限、加强泥炭替代产品研发、加强泥炭基础研究等。
除了人类活动干扰因素外，气候也被视为干扰湿地的重要因素。“极端干旱或者短时间强降水，都会对湿地造成较大压力。”东北地理所副研究员薛振山告诉记者。水量丰沛与否，对植物的生长与固碳能力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
生态系统的保护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计。在姜明看来，围绕着湿地，我们仍然有许多认知空白亟待填补。
记者注意到，在新版《中国沼泽志》中，科研人员将全国划分为5个沼泽分布区和17个沼泽区，并没有按照传统以行政单位来划分。“湿地是一个整体，为有效整体保护松嫩平原典型湿地生态系统，迫切需要打破原有保护地属地格局，建立跨流域、综合性的国家公园。”姜明说。
此外，随着湿地保护工作的深入，对专业人才的渴求也更加迫切。姜明告诉记者，相对来说，湿地的学科建设目前依然较为薄弱，起步晚、学科成熟度不高。直到去年，西南林业大学湿地学院才开始招收第一批湿地保护专业的本科生。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建设国家级平台，吸引更多人才投身湿地科学研究，凝练科研方向，汇聚科研力量，在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为保护工作更上层楼打下坚实的基础。”姜明说。
来源： 科技日报
陈宜张：反哺母校不容辞，立学育人唯担当
199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神经生理学家陈宜张接受了母校浙江大学请他担任医学院院长的邀请。
“去年听到要我当院长的风声，我是有一些思想准备的。我说我去能做点什么事情呢？评职称，评教授、副教授、讲师都来找我，那还得了？我不要做这些事情。”
“我说要我去，大概有两件事情我认为可以考虑做的。第一，学科建设；第二，引进人才。”
陈宜张想起48年前离开母校时与恩师依依惜别的场景，不由感慨万千，眼下有了反哺母校的机会，他决定要为培养出更多顶尖医学人才做些事情。
陈宜张与恩师王季午合影
1999年10月，时任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教授的陈宜张兼任浙大医学院院长，已是72岁高龄的他每月往返于上海、杭州两地之间。
陈宜张在浙大医学院工作时，保持自己一贯的实事求是、大公无私的工作作风，从实际出发，按科学和规章办事。在1999年年终总结时，他阅读医学院全年发表的论文，觉得论文数量不多，质量也一般，于是在总结会上说：“你们的论文发表得太少了一点，以后我们每年是不是都要检查一下，论文到底发了多少、质量如何，要常报一报。”一些学生和工作人员彼时还不知道SCI（科学引用索引）论文是什么，陈宜张便耐心解释、督促教师们重视，并定期将自己获得的最新专业资讯与学院师生交流。
经过一段时期的交往，医学院的人逐渐了解陈宜张的为人和严谨的做事风格。有人说：“这个陈宜张，看样子来真的！”
陈宜张十分重视人才的引进。1999 年底，他推荐自己的学生到浙大兼职，培养研究生，为浙大建立免疫研究所。
陈宜张还很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2000年初的一天，他从上午8时开始，到各教研室和实验室察看，每到一个单位，站着听取情况介绍，上午和下午总共走访了15个教研室，学院里的人看到年逾古稀的院长如此认真卖力，都很感动。
陈宜张
陈宜张是外聘的兼职院长，在我国高校的人事管理中，照理可以不过问领导班子的调整事宜，以避免陷入是非之地。但是，陈宜张发现当时医学院的某些领导业务水平和行政管理能力平平，有的领导讲话模棱两可，让人很难理解他讲话的意思，他便“路见不平一声吼”，向校长提出调整领导成员的建议，转达了许多老教授对领导班子的意见。学校领导对陈宜张的意见，表示接受和支持。经过重新选拔，新的领导成员上任并较快地适应了工作需要，医学院在新任领导团队的合作努力下，工作非常出色。
“野鹤无粮天地宽”。陈宜张引用北宋诗人圆因法师的诗句来形容他主张调整领导班子时的心境——他与原来的领导成员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也不涉及派系之嫌，他没有任何私心，完全出于对母校事业发展的责任感。
在担任浙大医学院院长期间，陈宜张推动了医学院的人才建设；他通过亲身考察基层教研，改进了学院的教学科研工作；他一心为公，在他的建议下，浙大医学院选拔了一批过硬的领导团队……
人物小传：
1946年，19岁的陈宜张考入国立浙江大学（今浙江大学）。大学期间，陈宜张得到了王季午、谈家桢等名师的教诲，“求是”精神贯穿于他整个教学科研生涯，并成为他的人生信仰。在浙江大学医学院完成5年的学业后，陈宜张开始了他从事一生的中枢神经生理学教研工作。
作为我国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神经生理学家，陈宜张潜心治学，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糖皮质激素作用于神经元膜受体假说，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他专心育人，为万余名医学人才讲授过多门基础医学课程，为中国的生理和神经科学界注入活力。
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参考资料：
[1]熊家钰. 究脑穷源探细胞：陈宜张传[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4.
[2]冯春梅,肖鑫. “抠门儿”院士陈宜张，[N].人民日报，2014.9.14.
[3] 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
侨乡：悬隔百年的现代化之梦
陈宜禧
赵恩普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新宁铁路技术人员与火车合影 本版图片由台山市博物馆提供（除署名外）
1949年后，昔日新宁铁路台城站一度改为台山汽车站
今日江湛铁路台山站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侨乡踪觅 上集
今年7月1日，建设四年的江湛铁路正式开通运行。东接广珠城际铁路、西至湛江的高铁驶进台山，将这座侨乡一把揽入沿海快速铁路大通道。
通高铁带来的欣喜，对台山人来说并不只是从此可以“朝饮广州茶、午品湛江鲜”那么简单。因为，当他们拿着车票去和钟楼高耸、红墙白框的欧式新车站合影，既为迎新，亦是“恋故”——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之前，这里就存在过史上第一条全由中国人的资金、技术修筑的新宁铁路！眼前崭新的站房，正是以当年新宁铁路标志性的台城站为原型复建。
这座与众不同的高铁站，建在陈宜禧路与新台高速之间。陈宜禧路是台山市一条颇长的大道，以得名于新宁铁路创办人——台山华侨陈宜禧的这条大道来连接今昔，见证悬隔百年的现代化之梦，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摩登时刻』
台山市斗山镇浮石村委会十坊村赵恩普老人家的二儿子，想带92岁的老父亲去看看台山的新车站，毕竟“赵老师”是至今健在、为数不多的新宁铁路建设亲历者之一。老人家在当地的小学任教五十多年，还当过校长，退休后又主编过侨刊《浮山月刊》。
赵恩普（见右图 邓勃摄）生长在十坊村的华侨家庭，父亲和兄弟分别去了美国和南洋谋生。1906年开工修建的新宁铁路，征用了他家一亩多土地，也算是一个小小股东。“每天近晚时火车经过，传出‘呜呜’的汽笛声，村镇里的人一听就知，该淘米做晚饭了，很准的！”百年前侨乡村居生活的“摩登时刻”，如在目前。
赵校长亲手触摸到火车时只有十来岁，他很清楚地记得，新宁铁路到斗山站，有一个神奇的“转车盘”。因为斗山已经是铁路的最南端终点站，列车到此就要掉头北上了。为提高效率、也节省空间，机车只需通过转盘把车头原地扭转180°，再经路轨驶向北端，重新挂上车厢出发。“那个转盘全是钢铁的，安有许多齿轮，但转动时也要两个工人在一旁操作，咯吱，咯吱，那声音很大，有劲！”老人家一边做手势，一边模拟着声响来解释，非常生动。
的确，1920年通车的新宁铁路震惊了尚在现代化起步时的中国，斗山站的“转车盘”和经潭江时的“轮渡载火车过江”这两大技术首创，更是载入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史册。
回乡筑路
记者追寻至当年的斗山车站“转车盘”的旧址，今天这里已建起了“陈宜禧纪念广场”。当地政府从河南洛阳购得一架旧蒸汽火车头，正是当年奔驰在新宁铁路上的机车款式，它陪伴着广场另一侧矗立着的铜像，铜像基座上郑重镌刻：“中国第一条民办侨资铁路新宁铁路的建造者陈宜禧先生（1844-1929）”。
陈宜禧是台山的骄傲，也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是今斗山镇秀墩村委会美塘村人，少年时为生活所迫跟随族叔去美国西雅图谋生，凡四十余年，以自身的勤勉好学，从替人帮佣，一直成长为一名美国太平洋铁路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后来陈宜禧开办了自己的公司，他因热心侨务、处事公允而逐渐在美国的华侨社会享有了极高的威信。
1904年，已届花甲之龄的陈宜禧回到台山，他不是告老还乡，而是要倡导一项伟业：以自己所最擅长的技术，回报乡梓，修建新宁铁路。
创业维艰
如今，美塘村还保存着陈宜禧故居——这三栋、六套乡间老屋，是陈宜禧当年亲自设计、督建的，他也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陈氏后人、曾孙媳陈凤香引着记者从旁参观，她家是这青砖大屋中唯一常住的陈氏后人了。中式为主、高大却并不华美的屋舍，灰黑斑驳的墙体，抛荒的房间……让人既能遥想当日的堂皇，也不难感受陈宜禧的质朴务实之风，以及晚年创业的艰辛。
光是说服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各级官员去除疑虑，准予兴办民营的新宁铁路，陈宜禧就花去了两年多时间。但在海外，他“以中国人之资本，筑中国人之铁路；以中国人之学力，建中国人之工程”的招股倡议，却迅速得到了无数爱国华侨的响应，募集股金一度超出计划的4倍！
在分三期修筑新宁铁路的14年间，陈宜禧一边要克服资金上、工程技术上的难题，一边还要面对地方官僚、家族势力的阻挠，要和迷信风水、固守疆界的村民反复。仅公益至斗山一段，就被迫改换路线、造成不必要的弯轨二三十处……现代先进生产力的推进，繁难若此！
终于，新宁铁路在1920年全线正式通车。它以台城为中心，北通公益，从牛湾过潭江入新会至江门北街，南至斗山，西抵白沙，沿线设有46个车站，全长约138公里。
从台山市博物馆收藏的老照片，清晰可见百余年前台山铁路工人们沉静的面容，他们头悬长辫，身穿对襟衫褂，脚上蹬的还是布鞋。画面上，火车、铁轨与近在咫尺的稻田同框，今日看来仍是多么令人动容！
商盛文兴
从1909年首段线路通行、到1939年抗战中被毁，三十年间新宁线火车奔驰，旅客称便，货畅其流，带动着侨乡的文明、富庶与繁荣。由于侨资外资的不断流入，沿线城市建筑颇具规模，商贾云集。台山时有“小广州”之称，江门港联通水路，成为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内河港，五邑地区的书报文化业也兴盛一时，新观念新群体的崛起随之而来。
我们今天仍能读到，现代文学泰斗巴金写于1933年的散文《机器的诗》，开篇就说：“为了去看一个朋友，我做了一次新宁铁路上的旅客。”这位朋友，就是创办了一本具有全国影响力杂志《民钟》的新会人黎健民。巴金在上世纪20年代曾为《民钟》撰稿多篇，而当他数年后来广东探访时，黎健民正担任新宁铁路工人子弟学校校长，校址就在台山公益火车站的二楼。
巴金在这篇散文中，细细描摹了机车在牛湾渡江的伟力，沿线明丽的南国乡村风光也跃然纸上——文化人的因缘际会，让这段存世仅30年的老铁路，和广东华侨为乡筑路的功业一起载入了中国文学史。
昔日的新宁铁路，承载着华侨和乡亲的现代化梦想，在五邑大地上穿行，而终不免毁于战火的命运。陈宜禧曾有过的将其北连佛山、西延阳江、南拓到铜鼓开辟商港的宏伟设想，也只永远留存在史料的记载中。
只有到了今天，当全长355公里的江湛高速铁路推进到这里，再次将铁路与火车带来侨乡，东接广州、西连湛江，从而带动整个粤西板块从此进入高铁时代，悬隔百年的现代化之梦才真正得以实现。
延伸
筑路通电引自来水
华侨投身南粤建设
潮汕铁路
1903年，南洋华侨张荣轩、张耀轩兄弟向清朝廷提出在韩江下游修建潮汕铁路的计划和成立公司的章程，很快获得批准。张氏兄弟1904年4月正式创办潮汕铁路公司，铁路的勘测设计由著名工程师詹天佑负责。1904年9月动工，1906年11月25日正式通车。该铁路为北起潮州西门，南迄汕头，全长39公里。1908年继续修筑至意溪，总长达42.1公里。潮汕铁路的兴建，在我国近代史上开创了民办商业铁路之先河，但因初始投资方及承建方有日本公司参与，故与新宁铁路的“全华人”色彩有所不同。
此条铁路1939年毁损于抗日战争，在它存续的33年间，对韩江中上游和闽赣边区人民往来汕头、对当地的客货运输和城乡经济的繁荣，都起过很大作用。
汕头的公用事业
十九世纪汕头开埠之后，人口日增，工商业有所发展，但城市基础设施缺乏。澄海籍旅泰华侨富商高绳之投入巨资，克服重重困难，创办汕头开明电灯公司，1909年开始发电；同年，他投资汕头至澄海的长途电话，成立汕头第一家民用电话企业——汕澄电话公司；他还创办了汕头自来水公司，1914年开始营业，使汕头成为全国第九个拥有自来水的城市，在广东省内仅晚于广州。这一系列创举改变了当地居民饮咸水、用油灯、无电话的历史，大大加速了汕头城市化的进程。
访谈
张应龙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史》主编
向近代中国输入技术、资金以外，华侨带回先进理念
有了“文化外援” 岭南别有风貌
羊城晚报：陈宜禧在上世纪初主持修建的台山新宁铁路，与几乎同期修建的潮汕铁路一道出现在广东的东西两翼，这很不寻常。
张应龙：这两条最早的民办商用铁路都出现在广东，确实很有意义。铁路不光是方便了侨乡的进出和交流，更重要是引进先进理念。清末修铁路很难，政府、民众都不支持，但像陈宜禧这样在海外生活多年的华侨，却有很朴素的认知——“路通财通”。他认为，要改变侨乡的落后面貌，必须发展现代化的交通系统、引进先进的交通工具，铁路对社会变革、文明进步具有重大意义。所以他才毅然回到国内，以招股形式倡建中国人自己的铁路。这其中既有中国人的尊严，又有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支撑，同时呼应了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了江门五邑地区的城市建设。我们常说华侨在近代中国的重要输入，除了技术、资金，更重要的往往是理念。
羊城晚报：因此侨乡在文化发展方面也往往突出。
张应龙：是的。第一代华侨很多本身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在国外深感文化落后的苦楚，所以尽管很多人并不富裕，也愿意勒紧裤带出钱资助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在台山还有一种侨乡文化现象很显著，那就是侨刊乡讯非常发达，冠于全国。我们统计过，全国当时有一百多种侨刊，台山就有超过一百种，除了县，还在镇、乡、村、宗族、姓氏等级都办。这些刊物大多得到侨资来办，沟通海内外各种信息，出版后寄到国外去，侨刊也被称为“集体家书”。例如台山的《新宁》杂志，从上世纪初创刊，办刊时间长，影响非常大。所以侨乡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比较兴盛，图书馆、现代中学都涌现了。先进的理念、信息流随之而动，自然会带动侨乡各种事业的发展，直至辐射到南粤大地。
广东过去是南蛮之地，文化上相比中原要落后一些，但随着近代史上华侨这种“文化外援”的介入，显示出不一样的风貌。
羊城晚报：有学者说，不了解华侨便不能真正了解广东。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张应龙：是的，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华侨在各个时期都起到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令我们的发展得以提速。曾有过一种总结，在改革开放当中，“无侨不快”，就是这个意思。以前的侨乡，是穷乡僻壤，生活很艰难才成为出洋谋生者集中地，像江南富庶地方就少有侨乡。可一旦华侨们在海外立足，经济上有积累、观念上有进步，又会反过来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经济的助推器，促进祖国特别是侨乡发展。
不了解华侨，就不了解广东。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全世界的华侨有一半是广东籍。“侨”在近代以来广东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时期的修桥筑路、发展教育文化依托华侨，广州、汕头、江门这些城市的公用事业、房地产兴起，也与华侨的促进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受到西方国家长期封锁，华侨们集资成立投资股份公司，在广东办了一些工厂，例如早年的员村绢麻厂、芳村糖厂、韶关松香厂等，给新中国的初期工业输血。改革开放初期，华侨先去到根本谈不上投资环境的乡下办厂，那里道路不通、电灯不亮，他们为什么去？这不是生意上的计较，而是对家乡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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