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占卜(如何占卜卦象)

林忠军

《周易》有着卦爻符号和与之相关的文字构成的一套卜筮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自产生起，就为当时专门负责卜筮的官吏所掌管，与其他的“神明”巫术一起，参与国家各种事务的决策。按照传世文献记载，殷周之时，专立卜筮之官，如大卜、占人、筮人等掌管包括《周易》在内的三易卜筮之法，以从事卜筮。“凡国家大事，先筮而后卜”（《周礼·春官·宗伯》），卜，指龟卜，筮，指蓍占。《礼记·曲礼》：“龟曰卜，蓍曰筮。”“大事卜，小事筮。”今本《易传》所说“人谋鬼谋”之“鬼谋”和《尚书》所说“谋及鬼神”之“鬼神”，包括筮占。因此，《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孔子对于《周易》卜筮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早年认同《周易》是卜筮之书这种观点。帛书《要》篇记载子贡质疑孔子老而好《易》。他说：“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注：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本文所引帛书文字已转换为通行文字。）其意是说：孔子以前教导弟子，卜筮与德行是对立的，有德行智慧者可不必求助卜筮神灵，而无德行智慧者则频繁求助卜筮神灵。为何晚年违背了以前的说法而好《周易》？从子贡发问中可以看到，早年的孔子把《周易》看作卜筮之书，并将卜筮与自己宣导的德性智慧对立，而对卜筮的《周易》未予以更多的关注。

然而，晚年孔子对《周易》性质的认识有所变化。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居则在席，行则在橐”，专心玩其辞，不仅发现了《周易》并保护完整，而且从文辞字里行间发现了“古之遗言”，即文王之教。（注：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374页，成都，巴蜀书社，2005。）《周易》成书于殷末周初，纣王无道失德失政，文王怀德而仁政，故文王拘于羑里而作《周易》。如孔子所言：“文王仁，不得亓（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8页。）《周易》是文王处危难之作，反映了文王的忧患意识和德性修养，因此，文王之教包含“安土敦乎仁”的仁爱思想，“惧以终始”的忧患意识，“卑礼屈貌”、“逊以下人”的德性。更为重要的是，文王寓于《周易》中的刚柔兼济的为人处世方法，在培养人的道德和匡正人的行为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解释说：“《川》（坤）之至德，柔而反于方；《键》（乾）之至德，刚而能让。”（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衷〉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3页。）此是说乾坤至德刚中有柔，柔中带刚，刚柔相济，二者不能偏废。若只有刚无柔或只有柔而无刚，则必然有一失。《易》之用就在于刚柔并重，刚者知柔，柔者知刚，去人之弊，即孔子所谓的“夫《易》，罔（刚）者使知瞿（惧），柔者使知罔（刚），愚人为而不忘，惭人为而去诈”（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8页。）。由此观之，孔子发现《周易》内含德性的内容，已把《周易》定为德性之书。

以此出发，孔子认为以德义为核心的易道重于预知吉凶的卜筮，主张以德义解《易》，而轻视以卜筮解《易》。孔子提出“后亓（其）祝卜、观亓（其）德义”方法。他指出：

《易》，我后亓（其）祝卜矣！我观亓（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亓（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亓（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注：转引自上书，389页。）

“后”，指置后。“后亓（其）祝卜”，把祝之卜筮置于其后，即非重点或非显要位置。“德义”，狭义主要指人的德性，即以仁为核心的德性。在孔子看来，这种以仁为核心的德性还包含一种不偏不倚、知柔知刚的处世方法。广义的德义，当然也包括天地自然之德性，《二厽子》云：“德义广大，法物备具者，[亓唯]圣人乎”（注：廖名春：《帛书〈二厽子〉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70~371页。），即是其证。幽赞，指以蓍草而显神明。即《说卦传》所说“幽赞神明而生蓍”。韩康伯云：“幽，深也。赞，明也。”孔颖达解释云：“幽者，隐而难见，故训为深也。赞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训为明也。”（注：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九，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3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幽赞，指筮占。这里，孔子言《周易》筮占，又言《周易》德性，承认《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二重性。但对于二者并未等量齐观，比较而言，孔子轻视祝卜之筮占，更看重《周易》之德义。

进而，孔子把春秋时《周易》研究分为卜筮、数理、德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深明筮占之术，未知《易》之数理系统，此为巫；第二个层次，由卜筮而精通《易》之数理系统未能到达儒家德性，此为史；第三个层次，能深求卜筮之术，又能由卜筮而精通易之数理，然后由数理上升到人之德义，此是孔子本人。在他看来，巫祝的易学研究是最原始的，也是最低级的。而史官则高于巫祝，而低于儒家研究层次。只有他自己的研究才是最高层次。因此，他提醒人们易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满足于卜筮。明确地说：“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这是孔子易学研究的理路。在这里，孔子既看到了自己易学与巫史的本质区别，又未割裂自己易学与史巫的联系，公开承认自己易学始于卜筮，这是他所谓的“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

虽然晚年的孔子提倡“后亓（其）祝卜、观亓（其）德义”的方法，更加关注《周易》义理的阐发，但他并未彻底摒弃和否定《周易》之卜筮，也就是说，他未把《周易》卜筮仅视为易学研究的进路或入门而不予理睬，相反，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易学研究者不能对卜筮视而不见，应当深谙幽赞筮占之术。按照帛书《要》记载，当子赣问孔子，相信《周易》筮占之用吗？孔子回答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其）多者而已。”（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9页。）从对话中看出，孔子相信《周易》筮占，而且多次用过。传世文献记载过孔子多次用《周易》占筮的事实，如孔子曾占得《贲》卦和《旅》卦和《鼎》卦。（注：《吕氏春秋·慎行论》、《说苑·反质》和《家语·好生》有孔子占得《贲》之记载。《易纬·乾坤凿度》有孔子偶筮得《旅》之记载。《论衡》记载孔子筮鲁伐越，得《鼎》折足。）也就是说，孔子相信《周易》卜筮。显然，在孔子眼中，《周易》是卜筮与德性并存的书。

就其易学应用而言，无论是巫史《易》，还是孔子儒家《易》，研习《周易》最根本的目的是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知幽明之故，察吉凶之变，断天下之疑，立成器以为天下利，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那么，以卦爻象符号为主要特征的《周易》为何内含福祸吉凶？为何能预知未来？在孔子儒家看来，吉凶存在于客观自然界。作为宇宙之本的道，阴阳未分，善恶吉凶未显。自天地阴阳形成，则善恶吉凶产生。阳者为善，善则吉；阴者为恶，恶则凶。天阳尊贵于上，为吉；地阴卑贱于下，为凶。由天地而形成万物，万物则按照阴阳不同类别会聚，“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因而善恶吉凶则显现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今本《系辞传》）依孔子儒家之见，客观世界的吉凶是自然形成，而非人力所为，即吉者自吉，凶者自凶。如日月星辰变化，有吉有凶，如今本《系辞传》言：“天垂象，见吉凶”。此象，指日月星辰之象。日月星辰之变化，吉凶随之显现。《周礼·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变其吉凶。”

自然界本无吉凶而言，吉凶是以人的价值判断为尺度而划分的，一般说来，能够符合人的感官需求并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带来好运的自然现象，为吉象；相反，不能符合人的感官需求并能直接或间接地为人带来厄运的自然现象，为凶象。东汉宋衷在解释“天垂象，见吉凶”时指出：“天垂阴阳之象，以见吉凶，谓日月剥蚀，五星乱行，圣人象之。”（注：李鼎祚：《周易集解》，见张文智：《〈周易集解〉导读》，383页，济南，齐鲁书社，2005。）清人李道平疏曰：“阳生为吉，阴杀为凶。……吉谓日月合璧，五行连珠。凶即日月薄蚀，五星乱行。”（注：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八，6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就四时而言，四时变化有吉凶，春夏阳气发散，生机勃勃，万物生长繁衍，是为吉；而秋冬阴气凝结，杀机萧萧，万物凋敝败落，是为凶。孔子说：

《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益》之始也吉，亓（其）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其）冬也吉。（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9页。）

从行文看，“授”，为“损”之误。按照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这段话是对《杂卦传》“损益，盛衰之始也”的阐发。（注：参见李学勤：《周易溯源》，384页。）《益》卦是增益，盛之始，春至夏，生长万物，夏至为其极点，“长日之所至”，是益道；《损》卦是减损，为衰之始，秋至冬，万物凋敝收藏，冬至为其极点，“长[夕]之所至”，是损道。喜怒悲乐之情感和吉凶善恶之是非，不为天地万物所具，本为人所独有，然孔子立足于三才之道，以人道观之，世界万物莫不有悲喜之情、吉凶之理。物盛则喜则吉，物衰则悲则凶。孔子说：“夫物盛而衰，乐极生悲，日中而移，月盈而亏。”（《淮南子·道应训》）损益悲喜吉凶随时而变化。《益》始吉而终凶，《损》始凶而终吉，此即《彖传》“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周易》中的损益之道，即是自然阴阳之道，这是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自然规律。如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述而》）这肯定了四时损益吉凶变化规律为自然界固有，而非人力所为。

依孔子儒家之见，《周易》是人理解和把握吉凶的重要典籍，而《周易》中吉凶之显现，本之于客观自然界及其变化。《周易》卦爻象是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尽取远近之物、拟诸其形容而画，具有客观属性，内含了吉凶悔吝之意义。文辞是依据具有客观意义符号而作，而表达了卦爻象之意义，卦爻象吉凶之义通过文辞而显现出。今本《系辞传》指出：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者也。

此是说，天地万物有阴阳变化，而显吉凶之象，而卦爻象吉凶之义则是本之于客观世界，是对客观世界的模拟和效法。卦爻象阴阳杂居，相互推移变动，相互亲比感应，相互碰撞攻取，而生吉凶，即今本《系辞传》所谓“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然而《周易》的卦爻象是极为抽象的符号，仅仅以抽象的符号还无法让人清楚准确地把握吉凶的意义，还要通过观象的文辞表达之。因此，《周易》的文辞成为人们解释、辨别和预测吉凶的关键。当阴阳符号发生变化时，吉凶随之显现，通过文辞而表达出。“爻象动乎内，吉凶显乎外。”在这个意义上说，“辨吉凶存乎辞”，“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通过通晓文辞可以明辨和推断吉凶。

孔子儒家就《周易》文本中吉凶意义作了分析。他认为，《周易》文辞有险易吉凶，各有所指，表达了不同层次的意义。如在《周易》文辞中有吉凶、悔吝、变化、无咎等断辞，其意义有程度不同的差别。“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今本《系辞传》）这样一些具有程度不同的吉凶意义的文辞，不仅再现了客观现实的吉凶，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凭借它们的意义判定人间之福祸吉凶，以达到化险为夷、趋利避害的目的。

《周易》作为卜筮之书，有筮占之辞和筮占之法；而作为德性之书，则在卜筮的话语下包含丰富的贯通天人的人生智慧。在现实层面，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周易》筮占功能和内含的义理，阐明天地之道和人生之理，预知未来的福祸吉凶，把握世界变化和人生轨迹，把《周易》变成待时而动的成器，以为天下利，这是孔子思考的问题。孔子既未像巫史那样过分依赖和迷恋卜筮，也未简单弃卜筮而不顾，一味追求德义，而是兼而用之。他坚信卜筮为《周易》所固有，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故理解和诠释《周易》之意义，不是仅停留在文辞的层面上，而是必须就筮占的方法、客观依据及其在预测吉凶中的作用加以解释。

按照孔子的理解，自然界有阴阳变化，客观存在吉凶，效法自然变化的《周易》的阴阳变化具有筮占的功能。而《周易》这种筮占，无须复杂的逻辑推理，而在于错综其数那顷刻间即定乾坤。“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变，其孰能与于此？《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今本《系辞传》）之所以如此，取决于天人感应，即人借助自然界中一种神的力量完成。因为这种感应快捷迅速，神妙莫测，一般常人难以想象的，故被称为神，“唯神也，故不疾而数（速），不行至”（同上）。而人之所以能感通天，关键在于《周易》这部书和运用《周易》这部书的人。

就《周易》而言，它有一套独特的、内含天地之道的阴阳符号和囊括古今智慧的话语系统及其效法宇宙演化的筮法。《周易》卦爻象是古代圣人仰观俯察、远近尽取而成，爻效法自然变化，卦蕴藏智慧，即所谓“卦之德方以知”，故可以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作为预测的工具——蓍草与神龟，“乃天地之间寿考之物……龟之为言久也，蓍之为言耆也，久长意也”（《白虎通义·蓍龟》），久远而通神灵。“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说的是蓍龟定天下之吉凶。行蓍过程效法宇宙天地之演化。如今本《易传》筮数之推演，则法太极生两仪、生三才、生四时及闰月而成。“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两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今本《系辞传》）行蓍过程，神妙莫测，其德如天道圆之滚动，即所谓“蓍之德圆而神”，《周易》能够预知未来，定天下之吉凶，取决于它是一部圣人效法自然而成的天书。如今本《系辞传》所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虽然《周易》是效法天地万物而作，具有天地万物的属性，但它本身不是具体万物，而是超越了具体事物的抽象的三才之道和永恒变化之理，如孔子所言：“《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而不可以水、火、金、木、土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9页。）因此，它能够感通天人成为预测吉凶的著作。

在孔子看来，《周易》之筮不仅仅是预测吉凶的工具，更是帝王之道，君子之术。其用在于顺天道事鬼神，以达到行合礼而不失其度和神道设教的目的。他对于帝王应用《周易》之筮占范围和作用做过解释：“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不敢以其私，渎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卜筮不相袭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筮。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违龟筮。”（《礼记·表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卜宅寝室。天子不卜处大庙。”“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龟筮，以敬事其君长。是以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同上）这里区分了卜筮在使用过程中的不同。天子大事不用筮而用卜，小事不用卜而用筮，即行在路上遇事可以用筮。诸侯则不同，国有事当用筮，行在国外则不用筮。建国用筮不用卜，若改其住所可用卜不用筮。卜筮是天人之学，其作用借助它可以明天道察人事，顺天应人，“不废日月，不违龟筮”，做到君臣上下感通，建构“上不渎于民，下不亵于上”的和谐的理想社会。但孔子并不满足于卜筮层面上，而是由卜筮明吉凶，到察天道（易道）观得失、以德行获吉庆，从而阐发了自己独到的筮占观。

1.智者察易道，观得失知吉凶

《周易》乃圣人仰观俯察自然之作，无论是《周易》卦爻符号系统及其与符号密切相关的文字系统，还是行蓍的过程和工具皆本之于客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契合齐准，《周易》之道就是客观世界之道，《周易》中阴阳变化所显示的吉凶即是现实世界变化的吉凶。孔子关注的是《周易》中的形而上的道，而不是形而下的卜筮。在他看来，理解和探讨《周易》的意义在于细观其中天地阴阳变化之道，明察事物吉凶转换之理。只要顺从这种易道即天地自然之道，无须通过《周易》卜筮，就可以把握吉凶。他以《周易》中的损益之道说明之：

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物）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授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物）之所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益》之始也吉，亓（其）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其）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憙。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谓易道。（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9页。）

这段话，与《淮南子》和《说苑》等传世文献之记载相互印证；《淮南子·人间训》：“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福祸之门户，不可不察也。’”《说苑·敬慎》：“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说：‘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比较《淮南子》和《说苑》与帛书《要》，可以看到，虽然其论述有详略之分，但其中孔子所谈论的损益之道理完全一致，即损益之道、阴阳之理转化，则福祸吉凶产生。

在《要》中，孔子将《损》、《益》两卦与春秋季节联系起来，以《益》卦象征春季，万物由微而盛；以《损》卦象征秋季，万物由盛而衰。《损》、《益》两卦之转化，预示着春秋两季相互更替，世间万物兴衰枯荣，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而其中的福祸、吉凶及其相互依存的关系由此展示出来，因此，他提出“损益之道”是“吉凶之[门]”，以《易》之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足以观得失”“不可不察也”，作为聪明的当权者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不借助祭祀、择吉日、星占、历法占、龟卜、筮占等，就可以“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孔子提出“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谓易道”。显然，孔子不完全同意三代圣王的事鬼神、“不违卜筮”的做法。

而孔子这里所谓的损益之道，即是阴阳之道，也就是易道。益为阳长，则为吉。阳长至必消则阴生，则为凶。损为阴长，为凶，阴长极必消则阳生，则为吉。随着阴阳转化，吉凶流转。只要通晓和驾驭《易》之损益之道，明察吉凶之理，顺从天地，则可以无咎。同时，孔子还强调“时”，以损益之道，观乎天文察时变，顺天道而时行，时至则福获。“古之君子时福至则进取，时亡则以让。”（注：廖名春：《帛书〈缪和〉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90页。）这种观天文察时变、顺天应时、趋利避害的思想，是智者所为，孔子说：“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孙，遵循（注：李学勤说：“‘孙’读为‘循’，音近通假。”（氏著：《周易溯源》，374页）），说的是遵循正道而施行德义，人就可以明察是非而不惑。而“知者不惑”（《论语》之《子罕》、《宪问》），则可以知福祸吉凶。孔子说“祸福杂至，知者知之”（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二厽子〉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73页。），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知”层面上，而是遵循“《易》所以会天道人道”（《语丛一》）（注：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的观念，以“知”为前提，把易学研究的重点落实到见“仁”上，用儒家的观念和理论来理解和解释其德义，凸显德性在易学中的地位。

2.仁者拟德而占，德性仁义求福吉

人皆有预知未来、驾驭命运的需求和趋利避害、获取福庆的愿望。然而如何满足这个需求，实现这个愿望？这是包括孔子在内的古代圣贤一直苦苦思虑和探索的问题。星占、历法占、龟卜、梦占、筮占等各种占是中国古代先民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结和探索出的不同的预测方法。孔子站在儒家的立场，认为人之德性修养优越于卜筮的预测。卜筮是人对于自身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当德行丧失和智慧缺乏时，则多用卜筮。而德行除了可以净化社会环境、协调人与人的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外，还可以明察秋毫。换言之，真正有道德和智慧的人无须卜筮，就可以洞察几微，预知未来。孔子曾明确指出：“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8页。）这是说，丧失德行的人才乞求神灵，缺乏智谋的人才频繁卜筮。孔子说的“仁者不忧，知者不惑”（《论语·宪问》）也是此意。孔子在评论漆雕马人时也有类似的观点。漆雕马人作为臧氏家臣，侍奉臧文仲、臧武仲及武仲之子孺子容三个鲁大夫。孔子问漆雕马人三个大夫谁最贤能？漆雕马人告诉孔子，文仲执政三年占卜一次，武仲执政三年占两次，孺子容执政三年占三次。孔子说：“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隐而显，其言人之过也微而着。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说苑·权谋》）孔子言“智不能及，明不能见，得无数卜乎”，说的是智慧不足而不能洞察明见，故必须借助占卜。因此，在孔子看来，德行和卜筮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获取吉庆的方法，如他说：

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注：转引自廖名春：《帛书〈要〉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89页。）

《盐铁论》引用过此话，并予以解释：“古者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宽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神，怠于礼而笃于祭，嫚亲而贵势，至忘而信日，听驰言而幸得，出实物而享福。”（《散不足》第二十九）此是说君子德行求福和仁义求吉，故很少运用祭祀和卜筮。孔子晚年评论楚昭王也表达了此意。《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昭王有病，占卜人认为是河神在作祟，劝说其举行祭祀。昭王认为，自己未失德，则未祭祀。孔子说：“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基于此，孔子提倡以德获得福庆。这种以德求福的观点与《文言》思想完全一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他提倡以《周易》之德义求福。认为真正善为《易》者，则必是大德大智慧之人，此种人无须占筮就可以洞察吉凶，即所谓“不占而已”。这里不占，是以德代占。“赞以德而占以义者。”“疑德而占，则《易》可用也。”相反，没有德行的人不可真正理解和掌握《周易》，即所谓“无德则不能知《易》”。“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注：廖名春：《帛书〈衷〉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61~362页。）故他提出了“德义无小，失宗无大”（注：廖名春：《帛书〈二厽子〉释文》，见《帛书〈周易〉论集》，371页。）的观点，此句话是说获得善德不在小，遭失宗庙之灾不论大，即福祸善恶不论大小。孔子还举小人为例，说明小人不去恶行善，最终遭受杀身之祸，“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今本《系辞传》）小人所作所为，无须占卜可知凶多吉少。

由此看来，以仁为核心的德义重于卜筮、取代卜筮是孔子学《易》最重要的选择。孔子所谓不占并不是摒弃筮占，而是以德为占。他易学话语下重德义也非一般的道德修养，而是以取代筮占为目的，吉凶与自己行为密切相关，取决于自己。

孔子儒家提出观其德义的原则和观点，然后将这种这种原则和观点运用于易学解释之中，由卜筮解释转向超越卜筮的德性解释，由筮占转向以顺天道、以德为占。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神道卜筮盛行，以《周易》占筮人事福祸吉凶是易学主流，但是随着人的主体意识觉醒，“通神明”的筮占地位有所松动。当人之德性与卜筮结果发生冲突时，时人往往不是以筮占为结果，而是以德性优先推断吉凶。如据《左传》记载：穆姜为鲁宣公之妻，成公之母亲，她与大夫叔孙侨如通奸，无德。成公十六年，侨如与穆姜合谋废掉鲁成公，兼并孟孙氏和季孙氏，结果失败，侨如奔齐国，穆姜被迁于东宫。除迁之时，她用《周易》占了一卦，遇《艮》之《随》。史官以卦辞“元亨利贞，无咎”推断，穆姜可能很快被释放。但穆姜认为，《随》有“元亨利贞”四德言无咎，而自己却无德。“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左传·襄公九年》）与此类似的还有昭公十二年：鲁大夫季平子的费邑宰南蒯欲背叛鲁国，投降齐国，用《周易》筮占，遇坤之比，五爻变，其辞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但子服惠伯认为此为占无德之事，虽吉则事不成。他说：“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为裳。参成可筮，犹有雀也，筮虽吉，未也。”（《左传·昭公十二年》）

穆姜之占发生在孔子出生之前，南蒯之占发生在孔子二十二岁之时，即学易之前。这两则筮例说明，如果占筮者无德或者占无德之事，则占筮的结果虽吉，但不能以吉断，当以凶断。这隐含着一种思想：《周易》不占小人之事，吉凶取决于主体德性。这种重德性、轻筮占的传统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孔子儒家来说，应该有很大启发。也就是说孔子儒家提出以德代占的观点，并非偶然的，不能不说与当时这种重德性、轻筮占的传统有着密切关系。

其二，文本《周易》有德性内涵，并将人事吉凶归结为个人的德性。作为卜筮的《周易》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文王拘羑里作《周易》，《周易》文辞反映作者当时所处的极为艰难的困境与极其复杂的心态。如何摆脱当下困境、推翻商纣王朝，成为作者的最大诉求。“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德性修养和“内文明而外柔顺”的品格，是化解当下困境的唯一出路，因此，卜筮的《周易》则有“惧以终始”、“夕惕若厉”之类的文辞，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和道德修养的内容。如今本《系辞传》与帛本《衷》之“三陈九德”，揭示了《周易》文本中《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九卦之道德内涵。更为重要的是，《周易》古经作者将个人的德性修养与吉凶联系起来，认为有德之人，则吉庆，反之，则凶险。有谦虚之德，则有吉。《周易》有《谦》卦，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九二：“鸣谦，贞吉。”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不谦虚，则有凶。六五：“不富其邻，利用侵伐。”有恒德，则吉。《恒》： “恒，亨，无咎。”无恒德，则有凶。《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其羞，贞吝。”《益》上九：“立心无恒，凶。”有行中之德，则吉利。《讼》：“中吉”。《师》九二：“在师中”。《泰》九二：“得尚中行”。《丰》：“宜日中”，六二、九四：“日中见斗”。“中”，即具体事物所处的位置或某一时刻，内含不偏不倚之用中之道。而从《周易》三百八十四爻看，二五分别居内外卦中位，其爻辞多平易、吉利，而不居中位之爻，多偏颇而不吉。有诚信之德，则吉利《需》：“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随》九五：“孚于嘉，吉”。《损》：“有孚元吉。”《益》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未济》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相反，则不吉。《萃》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提出人之诚信重于祭祀。《观》卦、《既济》九五有此类文辞。作为解释者孔子对于《周易》文本的解释，虽然可以依据儒家的立场，重建《周易》文本语境，对于《周易》文本做更多的解释和阐发，但绝不是脱离文本无约束的、漫无边际的任意解读，而是从文本内涵出发，做出创造性的理解和解释。换言之，孔子提出德占胜于筮占，显然是受到了《周易》文本内涵本身的影响。

经过孔子及其后学对于《周易》文本的解释，建构起以德性为核心的儒家独特的易学筮占观。自此，易学文本的话语系统发生了转向：《周易》中卦爻符号不单是筮占的记号，更是表征动态宇宙结构图式和穷理尽性、改造世界的工具；本之于卦爻符号的话语系统也不单是预测吉凶的筮辞，更是表达卦爻符号的世界意义和规范语言文字的文辞。《周易》文本由卜筮话语系统转换儒家哲学话语系统，筮占不再是《周易》研究的唯一选择，取而代之是以德行智慧求福，卜筮的《周易》变成了儒家的哲学典籍。

（作者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