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清华简与《尚书》研究
清华大学从香港收购的2000多枚战国竹简中，与《尚书》有关的当有90多枚。其中属于今本《尚书》的有《金縢》篇，有简14枚。属于逸《书》的有3篇，有简40枚左右：其中《尹至》篇有简5枚，《尹诰》有简4枚,《说命》分为3篇，当有简30多枚。属于今本《逸周书》的有3篇，有简43枚：其中《皇门》篇有简13枚，《程寐》篇有简9枚,《祭公之顾命》篇有简21枚。
还有一些简既不属于今本《尚书》，也不见于今本《逸周书》，就连逸《书》似乎也未曾提及。但从内容看，则与《尚书》很有关联，应该属于先秦《尚书》的范围。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已发表的《保训》篇。这部分简尚未整理完毕，具体有多少还不好说。从谨慎计，本文只对上述3类7篇中的前两类，也就是属于今本《尚书》和逸《书》的竹简加以介绍和讨论。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金縢》
《金縢》篇既见于今文《尚书》，也见于古文《尚书》，全篇连标题共478字。而清华竹书本《金縢》篇有简14枚，简长45厘米，[1]每简平均29字左右，加上篇题，包括合文，约410余字。
竹书本《金縢》简背有编号。这给编连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其简14（编号2254）背面还有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13字。[2]这可能是原来的篇题，系概括文意而题之。而“金縢”之名则应是后人从文中撷取的。《左传·襄公三十年》将《仲虺之诰》称为“仲虺之志”，其《文公二年》有“《周志》”之称，其《成公四年》有“《史佚之志》”之称，都与竹书本“之志”说类似。不过，从“周武王”之称来看，篇题已非西周史官的实录，在流传的过程中，战国人为了区分，已有改动，加上了“周”字。今本《尚书》文前有《序》云：“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李学勤先生认为“简文”“不用《金縢》篇题，可能表明没有见到《书序》”。[3]所谓“周公作《金縢》”，即“以旦代某之身”等祝辞为周公所作，并非指整个《金縢》篇为周公所作。[4]这与清华简《保训》篇的“（文王）述《保训》”一样，所“述”的是文中的文王语，并非指整个《保训》篇，《保训》篇乃为周史官所记。[5]如此说来，《金縢》文前的所谓《书序》，当从原篇题“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概括而来。
竹书本《金縢》与今本首尾一致，但中间行文却有详略之异。可以说是今本详尽而竹书本简易。这种详略到底是前后关系还是共时关系，值得探讨。
比如说周公的祝告，今本说周公自己代武王去死的理由先是“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后又说武王不如自己，“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而且“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责任重大。一正一反，对比鲜明，理由阐发得非常清楚。而竹书本多有省略，将“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与“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连在一起，以致逻辑混乱，实在是不如今本。
今本涉及占卜的文句，也见于《史记·鲁世家》，而竹书本除“穆卜”一词外，其它皆不见。李学勤先生认为两者“应分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6]其实，竹书本的记载是有问题的。周公的祝告提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依前者，武王活而周公得死；依后者，武王死而周公得活。二者必居其一。而事实上周公的两难选择被打破了，武王活而周公也没有死。其原因今本《金縢》作了交代：“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而竹书本则没有这些交代，事情的发展就出现了断环，显然有欠严密。这只能是后人删节的疏忽造成的。因此，从上述两点来看，竹书本《金縢》从整体上要晚于今本，要劣于今本。
不过，竹书本《金縢》有些异文也非常重要。比如今本《金縢》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孔传以“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而马融、郑玄则以为是周公待罪于东。清人多宗马、郑说而不信孔传，现代学者如刘起釪等亦如此。[7]主要原因就是《诗·豳风·东山》说：“自我不见，于今三年。”周公东征是三年，此云“二年”，因此两者并非一事。而竹书本《金縢》作“周公宅东三年”，“宅”即“居”，所谓“三年”，与《诗·豳风·东山》正合。[8]这一字之异，正证明了孔传的正确，破解了西周史研究上的一大疑难。
又如今本《金縢》的“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一段，“丕子”的理解是一大难题。孔传以“丕子”为“大子”、“元子”，马融以“丕子”为“大慈”，郑玄以“丕子”为“不慈”，曾运乾将“丕子”读为“布兹”；《史记·鲁世家》引“丕子”却写作“负子”，以致训为疾病。古往今来大家的各种说法莫衷一是。[9]竹书本“丕”字作“备”，也可作“服”。《文选·屈原〈离骚〉》：“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吕向注：“服，用也。”《荀子·赋》：“忠臣危殆，谗人服矣。”杨倞注：“服，用也。”可见“服子”即“用子”。而“责”可训为求、要求。“服子之责”即“用子之求”。周公是说，如果你们三王在天上有使用儿子的要求，就用我这个儿子去代替姬发之身。周公和武王都是文王的儿子，比较起来，武王更重要一些，如果文王在天上要用儿子服侍的话，周公说自己愿意去代替。这样，文从字顺，千年的难题可谓是焕然冰释。
二、《尹至》
《尹至》篇共有简5枚，简长45厘米，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每简约31字，共154字。
简文内容是伊尹与汤的对话，体裁属于今本《尚书》中的《商书》。[10]《文物》杂志2010年第5期封2所发表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照片上，第一简（2234号）为《尹至》篇的首简，第二简（1530+1494）为《尹至》篇的第四简。下面，略作考释。
第一简（2234号）共33字，释文作：惟尹自夏徂亳麓，至在汤。汤曰：“格汝，其有吉志？”尹曰：“后，我来，越今旬日。余闵其有夏众……”
李学勤先生指出：篇内伊尹称“尹”，也或称“”。按清代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云，伊尹系“伊氏，尹字，名挚”，名“挚”见《孙子·用间》、《墨子·尚贤中》及《楚辞·离骚》、《天问》等，这里的“”是“挚”字繁写，就是“摯”。 [11] “晚书”《太甲上》和《咸有一德》“尹躬”三见，旧以其为伊尹之称，应该是错误的。今本《缁衣》引《尹吉（诰）》的“尹躬”，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皆作“尹”，郭店楚简本的整理者将“”隶作“”，以为从身、“”声，因而将“尹”读为“伊尹”。裘按以“”为“允”字繁文，以为“晚书”的“躬”字也可能是讹字。[12]实质也否定了以“尹躬”为伊尹之称。这与《尹至》篇的伊尹之称可以印证。
“夏”，即下文之“有夏”，其地在晋南、豫西一带。
“亳麓”，原作“白逯”。李读“白”为“亳”，而网上有人进而将“白逯”读为“亳麓”，并疑即《甲骨文合集》35501之牛距骨刻辞中之“白麓”。[13]今人据《孟子·滕文公下》“汤居亳，与葛为邻”说，定“亳”在今河南濮阳。[14]
“在”，原作“才”，整理者读为“在”，并云：《尔雅·释诂》：“存也”。《左《左传》注：“存问之。”案：“在”，介词，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处所或对象。《书·洛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在”犹“至于”。《书·盘庚上》：“王命衆，悉至于庭。”《论语·学而》：“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至在汤”，来到汤那里，向汤汇报。
“格”，来。《尔雅·释言》：“格，来也。”《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厎可绩。”孔传：“格，来。”“格汝舜”与此“格汝”同。秦桦林认为“格”与下文“来”正相应，因而主张“格汝其有吉志”连读。[15]
“其”，副词。表推测、估计。大概，或许。《易·乾》：“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左传·隐公六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其陈桓公之谓乎！”
“吉志”，善意，好的打算。
伊尹“自夏徂亳麓”，从敌国有夏回到商都“亳麓”，来到汤那里，向汤汇报敌国有夏的情况，所以汤就说：“格汝”，你从有夏回来，“其有吉志”，大概是有好的打算，好的想法。
《孙子·用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国语·晋语一》：“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太平御览》卷一三五皇亲部引《纪年》曰：“末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都是说伊尹到夏做间谍。
《吕氏春秋·慎大》的记载更详细：“汤……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伊尹第一次“间夏”是“三年”方“反报于亳”。第二次“间夏”是“听于末嬉”，以“末嬉言”“告汤”。而简文所反映的，应是伊尹第二次“间夏”后之事。
“越”，于。《书·大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史记·宋微子世家》：“殷遂丧，越至于今。”裴駰集解引马融曰：“越，于也。于是至矣，于今到矣。”王引之《经传释词·粤越》：“《尔雅》曰：‘粤，于也。’又曰：‘粤，于也。’字亦作越。《夏小正》曰：‘越有小旱。’传曰：‘越，于也。’于，犹今人言于是也。”
“旬日”，原作“”。十天。《周礼·地官·泉府》：“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
“越今旬日”，即“于今旬日”，“我来，于今旬日”指伊尹来见汤，“自夏徂亳麓”，在路上走了十天。
“美”，原作“”，网上有文读为“美”， [16]其说是。简文“众”后接“□吉好”，所缺字疑为“多”。因此全句当作：“余美其有夏众多吉好”。是说对于商汤而言，于“有夏”有“众多吉好”的机会，因此，伊尹称之为“美”。下文称举夏桀“宠二玉”，宠爱琬、琰二女，而“有众”不乐；夏民又疾病流行。[17]应该是凶而非吉，似乎不能称之为“美”。但夏之凶就是商之吉，就谋夏的伊尹而言，正是大好的时机。所以伊尹将其称之为“有夏众多吉好”，称之为“美”，是理所当然的。
第四简（1530+1494号）共29字，释文作：“‘……其如台？’”汤曰：“汝告我夏隐率若诗？”尹曰：“若诗。”汤盟誓及尹，兹乃柔，大倾，汤往……
“其如台”上文为“今”，“今其如台”，即“今其奈何”， [18]这是伊尹所转述夏民对夏桀的控诉。
“隐”，原作“”，整理者以为从垔声，影母文部，读为同音之隐。案：“隐”指隐情。“夏隐”，有夏的隐情。这正是“间夏”的伊尹所要汇报的，也是准备伐夏的汤所关心的。
“诗”，原作“寺”，当读为“诗”，指上文伊尹所转述的夏之民谣。《吕氏春秋·慎大》：“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率若诗”，即“尽如诗”。“汝告我夏隐率若诗”，你告知我有夏的隐情都像民谣所说的一样。这说明伊尹所告知有夏的隐情大大超出了汤的想象。
“尹曰：‘若诗。’”这是伊尹的回答，肯定民谣反映的情况属实，从而坚定了汤攻夏的信心。
“汤盟誓及尹”，即“汤及尹盟誓”。 [19]《吕氏春秋·慎大》：“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及”，介词。犹跟，同。《诗·邶风·谷风》：“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兹乃”，词见《书·酒诰》、《立政》。[20]相当于“这样就”。
“柔”，怀柔，安抚。《左传·文公七年》：“叛而不讨，何以？服而不柔，何以示怀？”杜预注：“柔，安也。”[21]此指怀柔夏人。
“倾”，原作“萦”。整理者以为“萦”从“”声，在此读为倾，《晋语三》注“危也”，与上“柔”训安相对。案：“倾”有使顺从、归服之义。袁宏《后汉纪·光武帝纪四》：“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倾，难用兵力破也。”“大倾”，指在商人的怀柔下，夏人纷纷归服。而不归附的，“汤往”征，就出兵攻打。《诗·长发》所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这些不服的，正是“汤往征”的对象。[22]
由上述简文可知，此篇主要写伊尹谋夏之事，情节与《吕氏春秋·慎大》篇近似。命名为《尹至》，乃取首简“惟尹自夏徂亳麓，至在汤”之文。如以内容名篇，也可称之为《尹猷》或《伊尹谋夏》。
三、《尹诰》
《尹诰》有简4枚，共112字。其“简长和字的风格均与《尹至》相同，原无篇题，简背有次序编号。”[23]
《礼记·缁衣》篇两引《尹吉》，其一云：“《尹吉》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郑玄注：“‘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贰，则无疑惑也。”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缁衣》篇，都作“尹诰”，足郑注之确。
《缁衣》篇上引之《尹诰》语，为清华简《尹诰》的头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所不同的只是“躬”写作了“既”。[24]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缁衣》篇“躬”都作“”，裘按以为“允”字繁文，并疑“躬”字也可能是“”之讹字。案：裘说是。“允”为本字。介词，犹以。《墨子·明鬼下》引《商书》曰：“百兽贞虫，允及飞鸟。”孙诒让间诂：“王引之云：允犹以也，言百兽贞虫以及飞鸟也。”《礼记·缁衣》的“惟尹躬及汤”，当为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的“惟尹允及汤”，而“惟尹允及汤”，即“惟尹以及汤”，“允及”即“以及”。
清华简《尹诰》篇的“既”当读为“暨”，连词，是与、及、和之义。《尔雅·释诂下》：“暨，与也。”《书·尧典》：“帝曰：‘咨，汝羲暨和。’”孔传：“暨，与也。”“惟尹既及汤”，即“惟尹暨及汤”，也就是“惟尹与汤”。“暨”、“及”复词同义。“晚书”《咸有一德》作“惟尹躬暨汤”，也是以“及”为“暨”。
《礼记·缁衣》篇又引《尹吉》云：“《尹吉》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郑玄注：“‘尹吉’，亦‘尹诰’也。‘天’，当为‘先’字之误。忠信为‘周’。相，助也，谓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见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终。今天绝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时就汤矣。夏之邑在亳西。‘见’或为‘败’。‘邑’，或为‘予’。”
“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依郑玄注当作“惟尹躬先败于西邑夏”，而清华简本作：“尹念天之败西邑夏。”[25]郑注“‘见’或为‘败’”说是正确，今本之“见”，清华简本正作“败”，“见”当是因“败”字左旁“贝”形近而讹。但郑注“‘天’，当为‘先’字之误”说，比照清华简本，显然有误。致于“‘邑’，或为‘予’”说，就更不可信了。
今本的“躬”清华简本作“念”，值得注意。“躬”与“念”古音相近，《诗·邶风·谷风》：“我躬不阅。”《礼记·表记》引“躬”作“今”。帛书《二三子》：“《易》曰：‘王臣蹇蹇，非今之故。’孔子曰：‘“王臣蹇蹇”者，言亓难也。夫唯智亓难也，故重言之，以戒今也。君子智难而备[之]，则不难矣；见几而务之，[则]有功矣。故备难[者]易，务几者成。存亓人，不言吉凶焉。“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26]今本《周易》的“躬”，这里都写成了“今”。所以，“躬”与“念”是可以通用的。不过，今本的“躬”是说不通的，而清华简本的“念”方为本字。所谓“念”，思考也。伊尹思考上天为什么会抛弃“西邑夏”，原因就是下文伊尹所总结的：“西邑夏”失去了民心。《国语·周语上》引《夏书》：“后非衆无与守邦。”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失去了民心，“西邑夏”必然就会被“天”所“败”。
此篇《缁衣》称为《尹诰》，是从内容而言。《书序》以为《咸有壹德》，则是以首句“惟尹暨及汤，咸有一德”而名。孔颖达疏以为“是伊尹诰大甲，故称‘尹诰’”，是据“晚书”《咸有一德》而立论。从清华简本看，该篇中伊尹与之对话的其实是汤。孔颖达以为是“诰大甲”，实质是上了“晚书”《咸有一德》的大当。这也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而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
四、《说命》
孔壁古文《尚书》有《说命》3篇，《书序》云：“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巖。作《说命》三篇。”但今文《尚书》却无，“晚书”虽有《说命》三篇，而人多不信。
清华简《说命》分为3篇，从简背的次序编号看，当有简30多枚。其简背篇题作“尃敓之命”，“尃”即“傅”，“敓”即“说”，也就是“《傅说之命》”。《书序》所谓“《说命》”，当是“《傅说之命》”的缩写。
《礼记·缁衣》篇两引《说命》，都称之为“《兑命》”。郑玄注：“兑，当为“说”，谓殷高宗之臣傅说也，作书以命高宗，《尚书》篇名也。”其说是。
《礼记·缁衣》篇所引之两段《说命》，郭店楚简本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都不见，论者不但怀疑此为后人所窜入，而且也怀疑其《说命》的真实性。
不过，《礼记·缁衣》篇所引《说命》之一的“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一段，却见于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篇。比较之下，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比如今本的“惟甲冑起兵”一句，郑玄注为“当慎军旅之事也”。孔颖达疏以为：“甲胄，罚罪之器。若所罚不当，反被兵戎所害，故‘甲胄起兵’也。”这些注、疏都有些勉强。清华简作“惟干戈作疾”，是说战争会引起灾祸。文从字顺，因果分明，明显胜过今本。
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篇尚未整理完毕。从所掌握的情况看，其内容与《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傅说事迹相近，而与“晚书”的《说命》三篇则大有不同。这说明“晚书”的《说命》三篇并非《尚书》原本，而清华简的《傅说之命》三篇，纔是已经逸失了的《尚书·说命》三篇，纔是真正的《尚书》原本。
清华简属于今本《逸周书》的《皇门》、《程寐》、《祭公之顾命》三篇，亦属先秦《尚书》的范围，价值也不亚于以上属于《尚书》的四篇，拟以后再予以探讨。
【注释】
[1]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
[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文物》2010年第5期，封2图版。
[3]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
[4]刘起釪以为此指《金縢》篇为周公本人所作，实误。刘说见《〈尚书•金縢〉校释译论》，氏著《尚书研究要论》，第518页（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
[5]廖名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保训释文〉初读》，孔子2000网站清华大学简帛研究专栏，2009年6月17日；廖名春：《清华〈保训〉篇解读》，《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北京，2010年5月。
[6]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
[7]刘起釪：《〈尚书•金縢〉校释译论》，氏著《尚书研究要论》，第508、519页。
[8]详见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5页；刘国忠：《清华简〈金縢〉与周公居东的真相》，《商周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北京，2010年5月。
[9]详见刘起釪《〈尚书•金縢〉校释译论》（氏著《尚书研究要论》，第522-530页）的讨论。
[10]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1页。
[11]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1-52页。
[12]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第13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
[13]见《清华九简研读箚记》文后ee与dgcf的评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6月12日。
[14]孙淼：《夏商史稿》，第298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15]见《清华九简研读箚记》文后秦桦林的评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5月31日。
[16]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九简研读箚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0年5月30日。
[17]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18]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19]整理者已有说。
[20]整理者已有说。
[21]整理者已有说。
[22]整理者已有说。
[23]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24]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25]李学勤：《清华简九篇综述》，《文物》2010年第5期，第52页。
[26]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释文》，《帛书周易论集》，第3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学习古籍版本，离不开查看实物、关注古籍网拍、了解市场价格！点滴是低成本、最方便的学习方法：长按图片选择“识别图中二维码”关注点滴拍卖或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更多拍品。
周易问题浅述
关于周易，总不免有几个困惑，或者叫做不解，即周易是什么，周易从哪来，最后再说周易的流传和版本。
简明扼要的说，周易是卜筮书，用来占卜的，周易从哪来，目前知道最直接的关于周易来源的是西周出土的数字卦。周易在流传主要是象数和义理，分为两宗六派。版本上，当前主要流传的是王弼注孔颖达正义，李道平周易集解，程颐的尚书程氏学，尚秉和的周易尚氏学，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高亨的周易大传消息，周易古经今注等。
接下来，逐一说明上述问题
关于周易是卜筮类的书，在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周易这个名字，仅仅是周代生活的人主要之王侯卿大夫之流用的，我们已知道的关于筮法的书的名字，有连山，归藏以及周易。这个见于最早的典籍是《周礼，春官》“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周礼一书虽然发现于西汉孔壁，写书中官职礼仪过于整齐划一以至于很长时间内被学者认为是伪书，但是根据近年来出土的西周战国文物考察，并不全伪，且很大一部分职官见于出土文献，这是为治周礼者所始料未及的好事情，基本上可以认为周礼是齐稷下时期成书的东西，所说虽然有理想化的成分，但是绝大部分内容是靠得住的，比如这个春官下大卜的职官，以及他所执掌的而这套卜筮系统，是经得起考验的。三兆所说即为用龟甲兽骨来占卜的方式，三易则是蓍草占卜的方式，三梦则是梦占，因为这个大卜系统的源远流长和由于源远流长而带来的年代久远的问题，即便易作为卜筮之书未遭秦火，到了汉代太史公在写日者列传的时候，也只能籍汉家故事，对于三代旧事，往往不知其详。这里说的不知其详，是不知如何用三代卜法来占卜，非是汉代不会占卜，此处要分清。即是除了系辞里面说的很笼统的筮法外，无从得知该如何起卦，即便起卦，又如何行占等等这个完整占卜的系统。日者列传里的，只剩下汉代的“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从辰家、“历家”、“天人家”等等。虽行占卜之实，绝不是周易那是时代所行的筮法。
这里主要说明的是，周易实实在在是占卜用的，不过怎么用周易来占卜也是实实在在今天没有人知道了。周易在汉代立五经博士的时候所以名列第一，我们可以用今天非常客套的话说，这完全是因为“封建迷信”所致，古人没有科学知识，没有今天人们对自然界的科学认知，所以对不知道或者想知道乃至害怕知道的事都归结余天、神。周易在这里预想能起到的作用是，沟通天地人神，所以要被放在第一位。
关于周易从哪里来，由于时代因素，我们永远不会得知真实的答案，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作合理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在人文社科领域，用傅斯年先生的话讲就是“第一是史料的比较，第二是史料的比较，第三还是史料的比较”，大量的史料比较和判断，才能让我们今天有可以接近的合理的答案，那么关于周易，现的最早的可以和周易有联系的文献就是西周出土的卜辞、青铜器等上面表现出来的数字卦，所谓数字卦，实则在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并不认识，最早接触这批文物的学者里，有人认为是奇字，比如郭宝钧先生，有人认为是族徽，比如唐兰先生，而这里最早认为这是数字卦的，是张政烺先生，并对这里的数字卦做了一系列分析，首先，我们来列一组所谓数字卦，因为是用古文写的，笔者电脑技术太菜，就直接用今天的规范字来书写了：
六八一一五一，大壮（雷天大壮）
五一一六八一，无妄（天雷无妄） 见于张家坡卜骨1956年3月《文物参考资料》
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今本周易，只是众多筮法流传到今天最完整的本子，《周礼，筮人》“掌三易以辩九筮之名，”即今本周易，可能最后的出的卦象是一样的，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得到这个会有很大不一样。然后说上面的数字卦，双数表示阴爻，单数表示阳爻。所以上面的排列顺序按照今本周易熟悉的方式就是六六九九九九，九九九六六九。张先生在比较了这批数字卦后得到的一个结论是，早期的数字卦里，出现较多的是一五六七八，，跟今天的比较来说六七八九，明显不是用的一套筮法，不过，这是筮法是可以确定的，周易如果追溯源头的话，这批数字卦是避不开的已知现存最早的文献了。
然后，再来说一下笔者的题外话，周易怎么来的，我们或许可以话句话说，周易所代表的的三易筮法和三兆，三梦也就是大卜这个职官体系里的东西，怎么脱胎来的，通过民俗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综合考察来看，古人生活的社会里，天，神几个东西占据人们生活时间的很大部分，也就是说，巫觋以及背后代表的文化在这个社会里占很大的比重，这也就是张光直先生认为商代以及商王朝的王除了是整个里的最高掌权者以外还是这个社会里最大的巫师，萨满式的大教主。重视巫觋的本质源于对自然社会的畏惧，“猛兽食颛民，鸷鸟绝老弱”刨除其中夸张的神话成分外，人对抗自然环境的手段其实很低，这个即便到了孔子年代，也有相关的记载“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礼记檀弓下》，刨除其中孔子要讲述的“苛政猛于虎”，人们生活还是要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在科技不发达的时代里，总要对这类的生活表示点什么，那么能表示什么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天，神，帝之类了。这也是早期原始宗教在世界文明发源地遍地开花的原因。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发生，但我愿意并且诚恳愿意相信有个人或者东西或者天、神知道。最早的时候，这个观念是在人们生活里普遍存在的，也就是问神祷告祈求等等，是人人都可以的，这在传说时代里，叫民神杂糅时代，大家都是巫师本人，可以自由的和上天沟通，进入文明社会也就是父系社会或者讲阶级社会后，只有当时的权力阶层才有能力或者资格进行和上天沟通的事儿，民间没有或者被禁止了这项活动，这个事情在传说时代也有比较出名的故事，叫重黎绝地天通。
周易的流传和版本，这里主要说下竹书，帛书和传世本周易的基本情况以及今天周易的书籍版本。
再说句题外话，中国历史的源远流长确实事件很好的事情，而且在这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厚葬重死等等原因，很多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的文献，可能就埋在哪个地下，哪座墓里，虽然盗墓不是考古的工作，但是但是呢，生于斯，还是良多慰藉，良多欢喜的。
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七年以及一九九四年，马王堆帛书，阜阳汉简，上博楚竹书的发现除了给中国学术史有添加了浓墨重彩的几笔外，对于周易的研究，也有个很大的帮助。对比今，帛，竹，简的基本情况来看，今本和帛书本体例上是差不多的，整体的卦辞和爻辞也基本是一致的，个别古今字的用法不一外，可以说这两个本子基本上是一个系统的，这里指经的部分。即都是周易，对于其中卦序的不一样和八卦主要部分的几无一样乃至帛书多出来的传的部分，给了我们充分发挥的空间。易传部分的不同，表明传世本里认为的孔子作十翼是不对的，至少是说，今本周易里的十翼不是经过孔子手定的而是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增减删繁的，所谓的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更多的是读书人的一厢情愿。竹、简的两个版本的出现，更多是纠正经的部分，我们常识里对经的认知，早期周易的经文里，不存在初，一，二，四，五，上这样的完整的系统，字数上也比今本的少，行文也不如今本的流畅，这反映出周易虽然是个存在很久很久的占卜体系，不过，这个在传播过程中一直是在不断修缮的一个步骤，然基本上，也能看出是周易系统里的，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接下来说一下现在基本的周易研究著作
对周易做出一般性概述研究的，李学勤的《周易溯源》，李镜池《周易探源》，刘大钧《今，帛，竹书周易综考》，廖名春《周易经传十五讲》
古籍里比较好的前文已有所叙述，不赘述。
今人作的比较好的今注今译上面也有所说。
对帛书，竹书，汉简的相关著作，丁四新《楚竹简与汉帛书校注》，韩自强《阜阳汉简周易研究》，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陈仁仁《战国楚竹简周易研究》。
关于周易的几个问题，现在简单作此试说，希望能解答一些基本的和周易有关的小事情，小问题，剩下的关于周易本身的问题，还是静下心来去慢慢读好了。
《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记录的周人故事
《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记录的周人故事
演讲人：廖名春
演讲地点：陕西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七月
《周易》为群经之首，但其创作时代和作者，近代以来，却颇有争议。我以为，从早期文献的记载和《周易》卦爻辞本身或许能找到答案，是为本次讲座的缘起。
廖名春曲阜师大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周易研究史》《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帛书周易论集》《周易经传十五讲》《〈周易〉真精神——六十四卦卦爻辞新注新释》《孔子真精神——〈论语〉疑难问题解读》《荀子新探》《郭店楚简老子校释》《中国学术史新证》等书，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史》《汉学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0篇。
《周易》作者是谁
《周易·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帛书《衷》篇所载“子曰”则作：“《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位，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智，史说之数书，孰能辩焉？”这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周易》之面世，正反映出殷纣的无道，周文的盛德。文王以恐守位，以敬承事，以智避患……这是文王危惧之时的智慧，而史官们喜欢的筮占之书，又怎么能分析明白呢？”帛书《要》篇载孔子对其弟子子贡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智之，自[此，令]之自[出]也。予何安乎事纣乎？”明夷卦《彖传》也有：“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这些先秦文献的记载，一致强调《易》之兴，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作《易》“当文王与纣之事”，“文王仁”，“纣仍无道”，文王处危避祸，而“《易》始兴”。这也就是说，《周易》的产生，出于周文王。
游客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内参观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铜轮牙马车车饰。新华社发
在此基础上，《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也说：“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淮南子·要略》则说：“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
以孔子为代表的“文王作《易》”说从《周易》卦爻辞本身能否得到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多有讨论。
唐人孔颖达《周易疏》指出：验爻辞多文王后事。案升卦“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为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邻西邻而已。
后人对此续有考证，认为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说的是周初武王弟卫康叔之事。（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如此说来，《周易》卦爻辞的时间下限就到了成王时。
如何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身后事与文王作《易》说的内在矛盾？孔颖达《周易疏》提出：《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
孔颖达的卦辞文王、爻辞周公说能解决“爻辞多文王后事”的问
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牺尊。新华社发
题，但并不能解决卦辞也有文王后事的问题。所以，此说并不能令人信服。但“父统子业”说，与《淮南子·要略》的“周室增以六爻”说却可相通。所谓“周室”，不仅指周文王，应该说也包括周公在内。《论衡·正说》篇有“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说，也是认定《周易》卦爻辞的制作者为周文王、周公。
作者父子不分，或者以父代子，或者以子代父，这是古人的习惯。比如历代都说《史记》是司马迁之作，但我们读《史记·太史公自序》，知道其实它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作。说是司马迁之作，则是以子统父了。
“父统子业”说将《周易》卦爻辞的作者由周文王扩大到周公，或“周室”，可以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后事的矛盾；以文王作为“周室”的代表或文王、周公的代表，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说周公参与了《周易》卦爻辞的制作，从史籍记载来看，很有可能。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国语·鲁语》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论语·为政》载孔子语：“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八佾》篇也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论及周礼，每每与周公相联系。正因如此，所以《述而》篇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所说的损益殷礼，“监于二代”的不是别人，正是周公。《周易》一书载于《周礼·春官》，为太卜所掌。周公制礼作乐，对《周易》的卦爻辞作了改编加工，完全有可能。
所以，孔子的“文王作《易》”说，是难以否定的。孔颖达的“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文王周公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做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以周公的改编、加工，最后形成《周易》本经，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高宗伐鬼方”记录了什么
文王、周公父子作《易》说，在《周易》卦爻辞里是说得通的。《周易》卦爻辞不但有系统的周人早期故事，更详于文王拘羑里而反商的记载，当是明证。
我们先看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这里的“高宗”，从西汉淮南王刘安、三国虞翻起，人们就认定指的是“殷王武丁”，几无异议。但殷高宗武丁是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时人，而周人先祖中，与“戎”人斗争最著名者，应该是王季。《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后汉书·西羌传》注：“《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也。”“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应该指王季。
这一认识，在未济卦九四爻辞可以得到印证。所谓“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即“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贞吉，悔亡”，是说：震用讨伐鬼方多年，功成受到大国的赏赐，必定吉利，没有什么后悔的。
10月30日，小朋友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馆区观看文物。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新华社发
“大国”当为“大邦”，指商，此时周人尚臣服于“大邑商”。“贞”，定也，必也，当为语气副词。“伐鬼方”多年而成功，受到“大邑商”的赏赐，“贞吉”，必定是吉利，必定是“悔亡”。这些都好理解。不好说的则是“震用”。
从“有赏于大国”来看，“伐鬼方三年”的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武丁为“大邑商”之王，他“伐鬼方三年”而成功，怎能“有赏于大国”？既然“有赏于大国”，就必然是较“大邑商”小的邦国，臣服于商的邦国。这一点，我们从“震用”的释读中可以得到支持。
关于“震用”，歧解颇多。或训“震”为雷，为动；“用”，以也。“震用伐鬼方”，以雷霆之势讨伐鬼方。或以“震”为人名，指周伯或周臣。王玉哲先生则认为此“用”字为“周”字之讹。《说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甲骨文、金文中的“周”字大都无“口”，即成了“用”字。“震用”即震、周两个小国。“震”当读作“岐”。吕祖谦《音训》：“震字，晁氏曰：《汉名臣奏》作‘袛’。”而《周易·复》卦“无袛悔”陆德明《释文》云：“袛，九家本作㩼。”原因是“袛”与“祇”形近而混，而“祇”与“㩼”音同。因此“震”，本当作“岐”。“震用”，当作“岐周”。
“岐周”之称，文献习见。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居于岐山之下，其称为“岐周”，非常自然。《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此即是以“岐周”称周人。
因此，未济卦九四爻辞的“震用伐鬼方”即“岐周伐鬼方”，也就是周人伐鬼方。此周人为谁呢？从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来看，当即“高宗”。此“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如果是殷高宗武丁，未济卦九四爻辞则不能称之为“岐周”。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无疑。
《史记·周本纪》不见周代庙号。或曰起源于商朝的庙号，周朝并没有延用。也有说周人已有庙号，至于“七庙”分别为谁，则有异议。
《白虎通义》卷十二《宗庙》曰：“周以后稷、文、武为七庙，后稷为始，与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但此说并不完全可信。
《国语·周语下》：“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太祖，后稷。”都是以后稷为周之太祖。
《诗·鲁颂·宓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古公卒，季历立”，“公季修古公遗道”，“(文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古公避戎徙周，实现了由西戎向华夏的巨大转变，周人尊之为“太王”，疑即太宗。
1936年时徐中舒先生指出“震用伐鬼方”当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杨宽先生采纳了此观点。而后方诗铭、王修龄《竹书纪年辑证》说同。既然“伐鬼方”是“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则“岐周”之“高宗”为季历，殆无疑义。
这是它书未载的周先祖的一个重要故事。
“帝乙归妹”记载的商周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和归妹卦六五爻辞关于“帝乙归妹”的记载也是周先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说：商王帝乙下嫁公主，（人皆）以为福庆。（其实要）善为处理，才能吉祥。
“帝乙”，商王，名乙，商纣王的父亲。“归妹”，嫁女。此指帝乙下嫁公主给周文王。“以”，以为，认为。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以，犹谓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祉”，福，福庆。“元”，善，此指善为处理，与人为善。
“帝乙归妹”之事《诗·大雅·大明》也有记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是说：文王年轻时，皇天给他好姻缘。文王迎亲到洽水北，就在那渭水河岸边。筹备婚礼喜洋洋，殷商有位美丽的姑娘。殷商这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就像那天仙一样。卜辞表明婚姻很吉祥，文王亲迎来到渭水旁。造船相连作渡桥，婚礼隆重很荣光。上天有命从天而降，降给这位周文王。在周原之地京都之中，又娶来莘国姒家姑娘。长子虽然早离世，幸好还有武王生。皇天保佑命令他，前去袭击讨伐那殷商。
“大邦商”“帝乙归妹”，周人虽然以为福“祉”，但“帝乙”所“归”之“妹”并没有做到“元”，并没有处理好跟周人的关系。何以见得？文王又“缵女维莘”，续娶了莘国的姒姓女子，而且在“长子维行”，长子伯邑考去世后，这位莘国的姒姓女子“笃生武王”，又恰好生下了周武王。于是，情况就变化了。这一点，从下面这条爻辞可以得到印证。
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这是说：商王帝乙将公主下嫁，但后来公主作为正室的服饰却不如其侧室的优良；月亮已经由盈转缺，吉祥。
这里的“君”，指天子、诸侯之妻，也称君夫人。《诗·鄘风·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毛传：“君，国小君。”孔颖达疏：“夫人对君称小君，以夫妻一体言之，亦得曰君。”“袂”，衣袖。这里代指衣饰。“娣”，同嫁一夫为侧室之女弟。此指侧室，也就是如夫人。“良”，善，这里指衣饰华美。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表面是讲正妻的衣饰不如侧室华美，实质是说“帝乙”所“归”之“妹”作为正妻在文王那里失宠了，而侧室则得势了。这也是《诗·大雅·大明》所谓“缵女维莘”，作为侧室，“笃生武王”，声势高涨所致。
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呢？爻辞借天道以明人事，要大家正确对待。
“几”，读为“既”。帛书《易经》本、陆德明《释文》引荀爽皆作“既”。“既”“几”声同韵近，故可换读。“望”，月相名。《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或十七日），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当太阳从西方落下去月亮正好从东方升上来的时候，地球上看见的月亮呈圆形，这种月相叫“望”。“月几望”，又见于小畜卦上九爻辞、中孚卦爻辞。王辉认为：“当以‘既’为正字，‘几’为误字。‘既望’乃西周金文习见之月相术语，指每月十六日至二十二、三日，周原甲骨所见者还有‘既吉’（H11：54）、‘既魄’（H11：13）、‘既死’（H11：55）等，字均作‘既’而不作‘几’，子夏、京房作‘近’，是取义于‘几’，亦误。”（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李学勤先生也在《静方鼎补释》中说：“静方鼎铭‘月既望’，即《周易》经文的‘月几望’。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五云：‘《易·归妹》月几望，荀本几作既’，两字相通。‘月既望’就是‘既望’。”
帛书《昭力》认为，此条爻辞是讲“处（主）女之义”，女主的为人之道。这说明妻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娣”有德胜过“其君”，就像月相有盈有缺一样正常，也应视之为“吉”。《荀子·王制》篇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家庭里妻妾之道也应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爻辞所言文王之家事，其实是商周两国关系变化之反映。周人力量弱小之时，臣服于“大邑商”，“帝乙归妹”自然视之为“祉”。周人力量逐渐强大起来，要与商人争夺天下之时，“帝乙”所“归”之“妹”在周人那里必然地位下降。
“文王拘羑里”所记录的历史细节
文王拘于羑里，是商周关系上的一件大事。随卦上六爻辞、升卦爻辞、坎卦爻辞、坎卦上六爻辞，都是反映这一故事的。
随卦上六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据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当作：“系而拘之，纵乃之，王用亨于西山。”是说文王被商纣王拘押幽禁，释放后产生了背离之心，因而在岐山设祭（出师反商）。
“拘”，拘捕、扣押。“系”，捆绑，缚系。“拘系之”，依楚简本当作“系而拘之”。
“乃从”：当依楚简本作“从乃”。“从”，读为“纵”，释放。“维”，意为有二心。
“亨”，读为“享”，享祭。“西山”，当指岐山。阜阳汉简本作“支山”。岐山在镐京之西，故称西山。周族古公亶父曾率众自豳迁于山下周原，筑城作邑。后成为周人伐商的根据地。“王用亨于西山”，指文王在岐山设祭出师。
《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被赦归周，先后“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崇侯虎”。“王用亨于西山”，当指这些战事。
升卦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也是讲这一故事，并且肯定了文王的这一行为，认为是吉利，没有咎害。为什么？因为周人眼中文王反压迫，是正义之师，得天下之人和，自然“吉”而“无咎”。
坎卦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是说：一杯淡酒，两簋粗食，用瓦缶盛物，文王在羑里遭受的待遇如此简陋，但最终还是没有咎害。
“樽”，木制的酒器。“樽酒”，杯酒，形容酒少。“簋”，盛黍稷的食器。“簋贰”，两簋食物，形容食物少。“缶”，瓦器。“用缶”，用瓦缶盛物。
“纳”，收纳、接受、遭受。“约”，简约，此指“樽酒，簋贰，用缶”这种简陋的饮食待遇。“自”，于。“牖”，即牖里，殷狱名。通“羑”。“纳约自牖”，文王在牖享受简陋的待遇，这是文王拘于羑里的委婉说法。
“终无咎”，指文王终于走出坎险，从羑里脱险而出。其事情之始末，《史记·殷本纪》中有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坎卦上六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是说：被绳索捆缚，囚禁在监牢，多年不能解脱，凶险。
“系用徽纆”，系以徽纆，以徽纆系。“徽纆”，绳索。三股曰徽，两股曰纆。
“寘”，安置，安放，引申为囚禁。“丛棘”，九棘、棘木，王之外朝，司寇审理狱讼之处。此指监狱。
“三岁不得”，多年不能解脱。《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贾谊《新书》说：“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可见文王当时被拘时间应在“三年”以上。此“三年”当为虚指。
太史公只说“纣囚西伯羑里”，但文王在羑里的待遇如何，关押了多久，太史公并没有详说，坎卦爻辞与上六爻辞不但补充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细节，还点明了大致时间，非常珍贵。
这两条爻辞并没点出文王之名，但从细节的描写来看，作为文王本事信而有征。帛书《要》篇孔子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明夷卦《彖传》也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两条爻辞就是具体的注脚。
小结
《周易》上述八条爻辞，给我们介绍了周先祖王季“伐鬼方”的故事、文王的婚姻、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以及文王兴兵反商的原因。这里的有些内容是我们熟知的，有些则是我们习焉不察而为史家失载或误读的重要事件。
王季任周方邦君四十年，在帝乙的扶持下伐戎有大功，获封西伯，奠定了周在西土的显赫地位。既济九三与未济九四爻辞载其“伐鬼方”之事，非常具有典型性。
文王前十一年致力于伐戎、和诸侯；被囚七年，以宣誓效忠与行贿获释；获释后“受命”七年，替商王伐叛邦，壮大了周。泰卦六五爻辞、归妹六五爻辞记载他婚姻的变化，反映出商周关系的变质；坎卦爻辞、坎卦上六爻辞描写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将文王的蒙难细节化了，表现出周人对受迫害的记忆刻骨铭心；随卦上六爻辞、升卦爻辞不但记载了文王兴兵反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其起兵是因为商纣王欺压太过，文王不得不反。从这种叙述立场来看，显然是周人特别是“周室”的口吻。
武王继承了文王的事业，其继位第四年率先发难灭商。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周易》卦爻辞竟没有反映。这正证明了孔颖达“父统子业”说的合理性。推想“制礼作乐”的周公在修订文王所作《周易》卦爻辞时，虽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改进，但还没来得及加进武王的故事并对卦爻辞做大幅度的改写。因为毕竟是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不能不有所考虑。
说《周易》卦爻辞为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也就是周人所作，我们从履卦卦辞及六三爻辞中也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履卦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其六三爻辞说：“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陆德明《释文》：“咥，啮也。马云：龁。”《说文·齿部》：“龁，啮也。”至今陕西方言称“吃饭”为“咥饭”。从“咥人”说来看，《周易》卦爻辞的作者肯定是周人。这跟孔颖达“父统子业”之说也是相吻合的。
《光明日报》（ 2022年11月19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记录的周人故事
廖名春 曲阜师大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献、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学。著有《周易研究史》《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续论》《帛书周易论集》《周易经传十五讲》《〈周易〉真精神——六十四卦卦爻辞新注新释》《孔子真精神——〈论语〉疑难问题解读》《荀子新探》《郭店楚简老子校释》《中国学术史新证》等书，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文史》《汉学研究》等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0篇。
游客在陕西考古博物馆内参观宝鸡周原遗址出土的铜轮牙马车车饰。新华社发
陕西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牺尊。新华社发
10月30日，小朋友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琉璃河遗址馆区观看文物。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新华社发
《周易》为群经之首，但其创作时代和作者，近代以来，却颇有争议。我以为，从早期文献的记载和《周易》卦爻辞本身或许能找到答案，是为本次讲座的缘起。
《周易》作者是谁
《周易·系辞传》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帛书《衷》篇所载“子曰”则作：“《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位，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智，史说之数书，孰能辩焉？”这一段话翻译过来就是：“《周易》之面世，正反映出殷纣的无道，周文的盛德。文王以恐守位，以敬承事，以智避患……这是文王危惧之时的智慧，而史官们喜欢的筮占之书，又怎么能分析明白呢？”帛书《要》篇载孔子对其弟子子贡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智之，自[此，令]之自[出]也。予何安乎事纣乎？”明夷卦《彖传》也有：“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这些先秦文献的记载，一致强调《易》之兴，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作《易》“当文王与纣之事”，“文王仁”，“纣仍无道”，文王处危避祸，而“《易》始兴”。这也就是说，《周易》的产生，出于周文王。
在此基础上，《史记·太史公自序》总结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其《周本纪》也说：“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淮南子·要略》则说：“今《易》之《乾》、《坤》，足以穷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
以孔子为代表的“文王作《易》”说从《周易》卦爻辞本身能否得到支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自古以来，人们多有讨论。
唐人孔颖达《周易疏》指出：验爻辞多文王后事。案升卦“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追号文王为王，若爻辞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说者皆云西邻谓文王，东邻为纣。文王之时，纣尚南面，岂容自言己德受福胜殷？又欲抗君之国，遂言东邻西邻而已。
后人对此续有考证，认为晋卦卦辞“康侯用锡马蕃庶”，说的是周初武王弟卫康叔之事。（见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如此说来，《周易》卦爻辞的时间下限就到了成王时。
如何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身后事与文王作《易》说的内在矛盾？孔颖达《周易疏》提出：《左传》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辞文王，爻辞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案《礼稽命征》曰：“文王见礼坏乐崩，道孤无主，故设经礼三百，威仪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仪礼》，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系之文王。然则《易》之爻辞，盖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纬》但言文王也。
孔颖达的卦辞文王、爻辞周公说能解决“爻辞多文王后事”的问题，但并不能解决卦辞也有文王后事的问题。所以，此说并不能令人信服。但“父统子业”说，与《淮南子·要略》的“周室增以六爻”说却可相通。所谓“周室”，不仅指周文王，应该说也包括周公在内。《论衡·正说》篇有“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说，也是认定《周易》卦爻辞的制作者为周文王、周公。
作者父子不分，或者以父代子，或者以子代父，这是古人的习惯。比如历代都说《史记》是司马迁之作，但我们读《史记·太史公自序》，知道其实它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之作。说是司马迁之作，则是以子统父了。
“父统子业”说将《周易》卦爻辞的作者由周文王扩大到周公，或“周室”，可以解决《周易》卦爻辞有文王后事的矛盾；以文王作为“周室”的代表或文王、周公的代表，这也是合乎情理的。说周公参与了《周易》卦爻辞的制作，从史籍记载来看，很有可能。
《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先君周公制周礼。”《国语·鲁语》说：“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论语·为政》载孔子语：“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八佾》篇也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论及周礼，每每与周公相联系。正因如此，所以《述而》篇他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所说的损益殷礼，“监于二代”的不是别人，正是周公。《周易》一书载于《周礼·春官》，为太卜所掌。周公制礼作乐，对《周易》的卦爻辞作了改编加工，完全有可能。
所以，孔子的“文王作《易》”说，是难以否定的。孔颖达的“父统子业”说以文王为文王周公父子的代表不失为一种合理的解释。从《周易》本经和先秦、两汉的文献记载看，周文王囚于羑里时，可能对六十四卦的卦序做了一定的编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这是所谓“演”；文王又将六十四卦系以一定的卦辞和爻辞，这是所谓“增”；文王所系之卦爻辞，后来又经过以周公的改编、加工，最后形成《周易》本经，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高宗伐鬼方”记录了什么
文王、周公父子作《易》说，在《周易》卦爻辞里是说得通的。《周易》卦爻辞不但有系统的周人早期故事，更详于文王拘羑里而反商的记载，当是明证。
我们先看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这里的“高宗”，从西汉淮南王刘安、三国虞翻起，人们就认定指的是“殷王武丁”，几无异议。但殷高宗武丁是公元前1250年至公元前1192年时人，而周人先祖中，与“戎”人斗争最著名者，应该是王季。《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后汉书·西羌传》注：“《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也。”“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应该指王季。
这一认识，在未济卦九四爻辞可以得到印证。所谓“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即“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贞吉，悔亡”，是说：震用讨伐鬼方多年，功成受到大国的赏赐，必定吉利，没有什么后悔的。
“大国”当为“大邦”，指商，此时周人尚臣服于“大邑商”。“贞”，定也，必也，当为语气副词。“伐鬼方”多年而成功，受到“大邑商”的赏赐，“贞吉”，必定是吉利，必定是“悔亡”。这些都好理解。不好说的则是“震用”。
从“有赏于大国”来看，“伐鬼方三年”的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武丁为“大邑商”之王，他“伐鬼方三年”而成功，怎能“有赏于大国”？既然“有赏于大国”，就必然是较“大邑商”小的邦国，臣服于商的邦国。这一点，我们从“震用”的释读中可以得到支持。
关于“震用”，歧解颇多。或训“震”为雷，为动；“用”，以也。“震用伐鬼方”，以雷霆之势讨伐鬼方。或以“震”为人名，指周伯或周臣。王玉哲先生则认为此“用”字为“周”字之讹。《说文·口部》“周，密也，从用、口。”甲骨文、金文中的“周”字大都无“口”，即成了“用”字。“震用”即震、周两个小国。“震”当读作“岐”。吕祖谦《音训》：“震字，晁氏曰：《汉名臣奏》作‘袛’。”而《周易·复》卦“无袛悔”陆德明《释文》云：“袛，九家本作㩼。”原因是“袛”与“祇”形近而混，而“祇”与“㩼”音同。因此“震”，本当作“岐”。“震用”，当作“岐周”。
“岐周”之称，文献习见。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居于岐山之下，其称为“岐周”，非常自然。《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此即是以“岐周”称周人。
因此，未济卦九四爻辞的“震用伐鬼方”即“岐周伐鬼方”，也就是周人伐鬼方。此周人为谁呢？从既济卦九三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来看，当即“高宗”。此“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如果是殷高宗武丁，未济卦九四爻辞则不能称之为“岐周”。因此，此“高宗”当为周人之高宗无疑。
《史记·周本纪》不见周代庙号。或曰起源于商朝的庙号，周朝并没有延用。也有说周人已有庙号，至于“七庙”分别为谁，则有异议。
《白虎通义》卷十二《宗庙》曰：“周以后稷、文、武为七庙，后稷为始，与文王为太祖，武王为太宗。”但此说并不完全可信。
《国语·周语下》：“岁之所在，则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马农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经纬也。”《礼记·王制》：“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太祖，后稷。”都是以后稷为周之太祖。
《诗·鲁颂·宓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剪商。至于文、武，缵大王之绪。”《史记·周本纪》说：“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古公卒，季历立”，“公季修古公遗道”，“(文王)追尊古公为太王”。古公避戎徙周，实现了由西戎向华夏的巨大转变，周人尊之为“太王”，疑即太宗。
1936年时徐中舒先生指出“震用伐鬼方”当是《竹书纪年》记载的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杨宽先生采纳了此观点。而后方诗铭、王修龄《竹书纪年辑证》说同。既然“伐鬼方”是“周王季历伐鬼戎之事”，则“岐周”之“高宗”为季历，殆无疑义。
这是它书未载的周先祖的一个重要故事。
“帝乙归妹”记载的商周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和归妹卦六五爻辞关于“帝乙归妹”的记载也是周先祖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泰卦六五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是说：商王帝乙下嫁公主，（人皆）以为福庆。（其实要）善为处理，才能吉祥。
“帝乙”，商王，名乙，商纣王的父亲。“归妹”，嫁女。此指帝乙下嫁公主给周文王。“以”，以为，认为。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一：“以，犹谓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告臧孙，臧孙以难；告郈孙，郈孙以可，劝。”“祉”，福，福庆。“元”，善，此指善为处理，与人为善。
“帝乙归妹”之事《诗·大雅·大明》也有记载：“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这是说：文王年轻时，皇天给他好姻缘。文王迎亲到洽水北，就在那渭水河岸边。筹备婚礼喜洋洋，殷商有位美丽的姑娘。殷商这位美丽的姑娘，长得就像那天仙一样。卜辞表明婚姻很吉祥，文王亲迎来到渭水旁。造船相连作渡桥，婚礼隆重很荣光。上天有命从天而降，降给这位周文王。在周原之地京都之中，又娶来莘国姒家姑娘。长子虽然早离世，幸好还有武王生。皇天保佑命令他，前去袭击讨伐那殷商。
“大邦商”“帝乙归妹”，周人虽然以为福“祉”，但“帝乙”所“归”之“妹”并没有做到“元”，并没有处理好跟周人的关系。何以见得？文王又“缵女维莘”，续娶了莘国的姒姓女子，而且在“长子维行”，长子伯邑考去世后，这位莘国的姒姓女子“笃生武王”，又恰好生下了周武王。于是，情况就变化了。这一点，从下面这条爻辞可以得到印证。
归妹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这是说：商王帝乙将公主下嫁，但后来公主作为正室的服饰却不如其侧室的优良；月亮已经由盈转缺，吉祥。
这里的“君”，指天子、诸侯之妻，也称君夫人。《诗·鄘风·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毛传：“君，国小君。”孔颖达疏：“夫人对君称小君，以夫妻一体言之，亦得曰君。”“袂”，衣袖。这里代指衣饰。“娣”，同嫁一夫为侧室之女弟。此指侧室，也就是如夫人。“良”，善，这里指衣饰华美。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表面是讲正妻的衣饰不如侧室华美，实质是说“帝乙”所“归”之“妹”作为正妻在文王那里失宠了，而侧室则得势了。这也是《诗·大雅·大明》所谓“缵女维莘”，作为侧室，“笃生武王”，声势高涨所致。
如何看待这一变化呢？爻辞借天道以明人事，要大家正确对待。
“几”，读为“既”。帛书《易经》本、陆德明《释文》引荀爽皆作“既”。“既”“几”声同韵近，故可换读。“望”，月相名。《释名·释天》：“望，月满之名也。”农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或十七日），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当太阳从西方落下去月亮正好从东方升上来的时候，地球上看见的月亮呈圆形，这种月相叫“望”。“月几望”，又见于小畜卦上九爻辞、中孚卦爻辞。王辉认为：“当以‘既’为正字，‘几’为误字。‘既望’乃西周金文习见之月相术语，指每月十六日至二十二、三日，周原甲骨所见者还有‘既吉’（H11：54）、‘既魄’（H11：13）、‘既死’（H11：55）等，字均作‘既’而不作‘几’，子夏、京房作‘近’，是取义于‘几’，亦误。”（王辉：《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校读札记》），李学勤先生也在《静方鼎补释》中说：“静方鼎铭‘月既望’，即《周易》经文的‘月几望’。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五云：‘《易·归妹》月几望，荀本几作既’，两字相通。‘月既望’就是‘既望’。”
帛书《昭力》认为，此条爻辞是讲“处（主）女之义”，女主的为人之道。这说明妻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娣”有德胜过“其君”，就像月相有盈有缺一样正常，也应视之为“吉”。《荀子·王制》篇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家庭里妻妾之道也应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爻辞所言文王之家事，其实是商周两国关系变化之反映。周人力量弱小之时，臣服于“大邑商”，“帝乙归妹”自然视之为“祉”。周人力量逐渐强大起来，要与商人争夺天下之时，“帝乙”所“归”之“妹”在周人那里必然地位下降。
“文王拘羑里”所记录的历史细节
文王拘于羑里，是商周关系上的一件大事。随卦上六爻辞、升卦爻辞、坎卦爻辞、坎卦上六爻辞，都是反映这一故事的。
随卦上六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据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周易》当作：“系而拘之，纵乃之，王用亨于西山。”是说文王被商纣王拘押幽禁，释放后产生了背离之心，因而在岐山设祭（出师反商）。
“拘”，拘捕、扣押。“系”，捆绑，缚系。“拘系之”，依楚简本当作“系而拘之”。
“乃从”：当依楚简本作“从乃”。“从”，读为“纵”，释放。“维”，意为有二心。
“亨”，读为“享”，享祭。“西山”，当指岐山。阜阳汉简本作“支山”。岐山在镐京之西，故称西山。周族古公亶父曾率众自豳迁于山下周原，筑城作邑。后成为周人伐商的根据地。“王用亨于西山”，指文王在岐山设祭出师。
《史记·周本纪》记载，文王被赦归周，先后“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伐崇侯虎”。“王用亨于西山”，当指这些战事。
升卦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也是讲这一故事，并且肯定了文王的这一行为，认为是吉利，没有咎害。为什么？因为周人眼中文王反压迫，是正义之师，得天下之人和，自然“吉”而“无咎”。
坎卦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是说：一杯淡酒，两簋粗食，用瓦缶盛物，文王在羑里遭受的待遇如此简陋，但最终还是没有咎害。
“樽”，木制的酒器。“樽酒”，杯酒，形容酒少。“簋”，盛黍稷的食器。“簋贰”，两簋食物，形容食物少。“缶”，瓦器。“用缶”，用瓦缶盛物。
“纳”，收纳、接受、遭受。“约”，简约，此指“樽酒，簋贰，用缶”这种简陋的饮食待遇。“自”，于。“牖”，即牖里，殷狱名。通“羑”。“纳约自牖”，文王在牖享受简陋的待遇，这是文王拘于羑里的委婉说法。
“终无咎”，指文王终于走出坎险，从羑里脱险而出。其事情之始末，《史记·殷本纪》中有记载：“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
坎卦上六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是说：被绳索捆缚，囚禁在监牢，多年不能解脱，凶险。
“系用徽纆”，系以徽纆，以徽纆系。“徽纆”，绳索。三股曰徽，两股曰纆。
“寘”，安置，安放，引申为囚禁。“丛棘”，九棘、棘木，王之外朝，司寇审理狱讼之处。此指监狱。
“三岁不得”，多年不能解脱。《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北宫文子说：“纣囚文王七年。”贾谊《新书》说：“文王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后得免。”可见文王当时被拘时间应在“三年”以上。此“三年”当为虚指。
太史公只说“纣囚西伯羑里”，但文王在羑里的待遇如何，关押了多久，太史公并没有详说，坎卦爻辞与上六爻辞不但补充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细节，还点明了大致时间，非常珍贵。
这两条爻辞并没点出文王之名，但从细节的描写来看，作为文王本事信而有征。帛书《要》篇孔子说：“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仍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明夷卦《彖传》也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两条爻辞就是具体的注脚。
小结
《周易》上述八条爻辞，给我们介绍了周先祖王季“伐鬼方”的故事、文王的婚姻、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以及文王兴兵反商的原因。这里的有些内容是我们熟知的，有些则是我们习焉不察而为史家失载或误读的重要事件。
王季任周方邦君四十年，在帝乙的扶持下伐戎有大功，获封西伯，奠定了周在西土的显赫地位。既济九三与未济九四爻辞载其“伐鬼方”之事，非常具有典型性。
文王前十一年致力于伐戎、和诸侯；被囚七年，以宣誓效忠与行贿获释；获释后“受命”七年，替商王伐叛邦，壮大了周。泰卦六五爻辞、归妹六五爻辞记载他婚姻的变化，反映出商周关系的变质；坎卦爻辞、坎卦上六爻辞描写了文王拘于羑里的生活，将文王的蒙难细节化了，表现出周人对受迫害的记忆刻骨铭心；随卦上六爻辞、升卦爻辞不但记载了文王兴兵反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其起兵是因为商纣王欺压太过，文王不得不反。从这种叙述立场来看，显然是周人特别是“周室”的口吻。
武王继承了文王的事业，其继位第四年率先发难灭商。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周易》卦爻辞竟没有反映。这正证明了孔颖达“父统子业”说的合理性。推想“制礼作乐”的周公在修订文王所作《周易》卦爻辞时，虽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改进，但还没来得及加进武王的故事并对卦爻辞做大幅度的改写。因为毕竟是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不能不有所考虑。
说《周易》卦爻辞为文王、周公为代表的“周室”，也就是周人所作，我们从履卦卦辞及六三爻辞中也能得到一定的支持。履卦卦辞说：“履虎尾，不咥人，亨。”其六三爻辞说：“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陆德明《释文》：“咥，啮也。马云：龁。”《说文·齿部》：“龁，啮也。”至今陕西方言称“吃饭”为“咥饭”。从“咥人”说来看，《周易》卦爻辞的作者肯定是周人。这跟孔颖达“父统子业”之说也是相吻合的。
李学勤：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
编者按：“左图右史，邺架巍巍，致知穷理，学古探微。”清华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新时期以来，学校尤其致力于人文学科的溯源与重建。王国维、李学勤二位先生，恰好是前后两个时期清华大学人文学科辉煌成就的代表人物。温故知新，我们特开辟“经典重读”栏目，着重刊发二位先生具有典范意义的出土文献类学术论著，以飨读者。王国维先生著作以《观堂集林（附别集）》为主，李学勤先生著作以《李学勤全集》为主，力图较为全面地回顾二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色。
海内外瞩目的马王堆帛书《周易》有经有传。经文部分的释文已在1984年公布[1]，传文部分(即帛书《易传》)也已经陆续发表。1992年，在《马王堆汉墓文物》书中刊出了帛书《周易》经文与传文中《系辞》的照片和释文[2]。1993 年，陈鼓应先生主编的《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马王堆帛书专号》又有经过重订的传文《系辞》的释文，以及《二三子问》《易之义》《要》的释文[3]。《缪和》《昭力》两篇释文则见《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
帛书《周易》的发现，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大事，对当前盛行的《周易》研究关系甚大。自经文释文公开后，不少学者有所论述，专著便出版了好几种[4]。传文《系辞》等发表以来，又出现大量论文。尽管有关材料还没有全部发表，在整理工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但涉及帛书《周易》全体的若干关键性的疑难，今天是可以进行讨论了。
一
首先是帛书《周易》的内容结构问题。
对帛书《周易》结构的认识，是伴随整理考释过程的进展不断深入的。回想最早介绍这项帛书的文章，如1974年晓菡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5]，只讲到《周易》经文卷后有佚书，列举了原有篇题，未及详述。后来的各种论作，在这方面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是 1984 年发表的于豪亮《帛书<周易>》的见解[6]。其观点我也长期引用过。
于文把帛书《周易》划分作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他所称《六十四卦》，即经文;第二部分是《六十四卦》卷后佚书，分为五篇，前二篇是现在我们说的《二三子问》，后三篇是《要》《缪和》和《昭力》；第三部分是《系辞》，分上下两篇。这就是说，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除经文外，有传文五种七篇。
1992 年出版的韩仲民《帛易说略》收有《帛<易>概述》，对帛书《周易》的构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帛书确是两件，第一件帛书是《六十四卦》和《二三子问》，但后者只是一篇;第二件帛书是《系辞》与卷后几篇佚书，包括以“子曰易之义”开始的一篇，即现在我们说的《易之义》，然后是《要》《缪和》《昭力》。这样，帛书《周易》除经文外有传文六种六篇。
同年印行的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所附《综述》提出了第三种意见。根据其中描写，帛书《周易》只是一件，在经文后面的传文为《二三子问》《系辞》《子曰》(即我们说的《易之义》)《要》《缪和》与《昭力》，一共六种六篇。
这三种说法各有道理，其差异可以归纳为下面三点：
第一，帛书的拼接。帛书《周易》揭开后相当破碎，经过细心缀合，可看出有三大块。第一大块是经文和紧接的《二三子问》，第二大块是《系辞》与《易之义》，第三大块是《要》《缪和》及《昭力》。于说以第一大块同第三大块连接，韩说以第二大块与第三大块连接，最后一说则将第一、二、三三大块依次连接在一起。
《马王堆帛书专号》所载廖名春《帛书<易之义>简说》指出，第二大块《易之义》最后一行“有残缺，但仍可看出下行有墨丁标志，说明紧接它的是帛书《要》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墨丁是篇首的记号，而传文各篇只有《要》未见篇首，这证明第二大块肯定是同第三大块连接的。
韩书正确地指出，在第二大块开头，《系辞》“正文前面有一行相当于‘赘简’的空白”。帛书《周易》各篇之间没有留设空白的，所以这里只能是一件帛书的起首，第一大块和第二大块是不好连接的。
第二，《二三子问》的篇数。在经文之后，第一大块还有文字36行。在其第16行的下端，“故曰‘夕沂(惕)若厉无咎’”句尾，留有三个字位置的空白，这很像是一篇的终了，所以于文认为此处有传文两篇。
不过，第17行的上端有缺损，不能知道本来有没有墨丁记号。同时，第16行以前一段和第17行以后一段，所论都是《乾》《坤》二卦，文意通贯。韩书以为此处传文只是一篇当即出于此故。
按先秦到汉初的书籍，常有篇分上下的情形。例如《墨子》有《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管子》有《君臣上》《君臣下》《心术上》《心术下》，今传本《系辞》也分为上下，都是内容衔接而分作两篇，每篇字数也不很多。《二三子问》第16行之末既有空白，看来仍以在此划分上下为好。
第三，《易之义》的命名。于文认为帛书有《系辞》上下两篇，是把现在叫做《易之义》的一篇传文作为《系辞》下篇。韩书则提出此篇“顶端也涂有长方形墨钉，以‘子曰易之义’开始，显系另一篇易说佚书。佚书与《系辞》的编篡体例有所不同”[7]。
张立文《帛书周易注译》称此篇为《易之义》[8]，系取其首句中语，是妥当的。关于此篇与帛书前面的《系辞》以及今传本《系辞》的关系，下文还要讨论。
据上所述，帛书《周易》包括两件帛书，可称作上下卷：
上卷 经文
《二三子问》上下篇
下卷 《系辞》
《易之义》
《要》
《缪和》
《昭力》
传文共六种七篇帛书《周易》上下卷不仅系同一书手所写，内容也是密切联系的。比如很多论作已经指出，帛书经文的卦序与《易之义》第15行“天地定位”一段一致。同时，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传文并非作于一时一手。这在各篇辞语和体例上都有好多证据，如《二三子问》述及孔子时称“孔子”，《系辞》和《易之义》称“子”，《要》则称之为“夫子”。还有六十四卦之名各篇多用通假字，又各有差异，例如《讼》卦，帛书经文作“讼”，《易之义》作“容”;《姤》卦，经文作“狗”，《易之义》作“坸”;《艮》卦，经文作“根”，而《易之义》作“谨”。这种种，都说明其来源不一。
虽然如此，帛书《周易》经传的编排还是经过精心考虑的。经文在最前面，随后《二三子问》到《要》均系孔子说《易》之语。《二三子问》分说经文，列于传文诸篇之首。《系辞》《易之义》通论大义，排在其次。《要》篇于论说外又有记事，续于后面。最后的《缪和》《昭力》，乃是传《易》经师的言论。因此，帛书《周易》是一部有自己体系的完整书籍。
二
由于帛书的年代很早，大家自然希望能从中了解今传本《周易》经传的形成过程。拙著《周易经传溯源》已经论证帛书经文要晚于今传本经文的出现，是根据阴阳学说重排卦序的一种别本[9]。帛书传文的情形要复杂一些，今传本十翼中能与帛书比较的，只有《系辞》和《说卦》的前三章。我曾对帛书传文中的《系辞》作过初步分析，指出帛书虽有不少优点但也有许多脱文、衍文及讹误之处[10]。当时《易之义》《要》等尚未发表，不能详细讨论。下面就以今传本《系辞》为主对帛书试做进一步的考察。
今传本《系辞》分上下两篇，按照《十三经注疏》本的《周易正义》，上篇共12章，下篇共9章。帛书传文中的《系辞》，始于今传本上篇的首章，终于今传本下篇的末章，看来已经首尾完具。因此，很容易推想今传本《系辞》是在帛书《系辞》的基础上，采取帛书其他传文的内容，扩大而形成的，然而细心观察，情况并非如此。
先看今传本《系辞》上篇，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绝大部分都见于帛书《系辞》，章的次第也没有颠倒错乱。不同的地方，只是个别通假、异文。唯一重大的出入，是帛书《系辞》没有今传本的第八章，即“大衍之数五十”章。
“大衍之数五十”一章，从内容和文笔看都不能是晚出的它和下面帛书也有的第十章有着不可分的联系，我们过去已论证过了[11]。查帛书《系辞》第十八行上，上端是“致寇至，盗之招也”，这是今传本《系辞》上篇第七章的末尾。“盗之招也”四字已损去大半，甚至只有残笔。再往下，看到“焉”字，其间的缺字只有七个位置，依今传本可补以“易有圣人之道四”。今传本《系辞》上篇第九章前面几句是:“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可知帛书这里比今传本少了两句。
《系辞》这两句，是不可少的。下文所论，“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以至易之深、几、神，都紧紧扣住这两句。章末又以“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作结，因而连“子日”两字也应该有。帛书此处一定是有脱文。“大衍之数五十”一章，应该是和第九章开头两句一起脱去了。
今传本《系辞》下篇，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前半，至“《易》曰:‘何校灭耳，凶。’”均见于帛书《系辞》。其下只剩有“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一段。其余文字在《要》篇第九至十二行，只有个别异文。
在“君子见几而作”这一段之前，帛书《系辞》所没有的文字，共为三节，第一节是“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云云，第二节是“子曰：德薄而位尊”云云，第三节是：“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显然，这和“君子见几而作”语意相连，是不应分开的。在“君子见几而作”这一段之后，帛书《系辞》所没有的文字，第一节是“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云云，正和“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语意相承，也是很难分开的。因此“君子见几而作”一段前后两大段现见于帛书《要》篇，只能是错简。
今传本《系辞》下篇的第五节到第七节前半，还有第八节的前半，都见于帛书《易之义》。这里面还有一些复杂的问题。
一个问题是，帛书《易之义》在今传本《系辞》下篇第五章中间，增多了一大段文字。今传本是这样的：“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帛书则作“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键(乾)川(坤)也者，易之门户也。键(乾)，阳物也；川(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下面有“又口能敛之”一大段，起于第三十五行，直到第三十七行，才有“而达神明之德也”。
“又口能敛之”一段是错简，属于《易之义》的“坤之详说”，应在第三十四行“不言于有罪之内”下面。移回原处，其开头几句是：“君子言于无罪之外，不言于又(有)罪之内，又口能敛之，无舌罪，言不当其时则闭慎而观。……”
其次问题是，今传本《系辞》下篇第七章还有几句话留在帛书《系辞》之中。这几句话是：“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帛书作‘则下中教不备’，‘下’系‘非’字之讹，‘教’则是‘爻’的通假字)。”按“若夫杂物撰德”云云，无论从语法还是内容来说，都不是独立的。章文前面说：“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论及六爻里面的初爻、上爻，这里则续论中爻。下面第八章，又讨论六爻中的二与四、三与五。“若夫杂物撰德”这几句，在中间实起着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怎么能够单独割裂出来呢？这只能说明，现在阑入《易之义》的这些章，本来是在《系辞》里面的。
再有一个问题是，今传本《系辞》下篇第八章，在《易之义》中只有前半，而且颇引误解。事实上，帛书这一部分残破已甚，只能据今传本试补缺文。从第四十四行起，是这样的：“易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瞿(惧)，近也。近也者，嗛之胃(谓)也。易曰：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若[中也。易]曰三与五，同功异立(位)，亓(其)过(？)□□[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与今传本略有出入，一个明显差别是帛书有“易曰”三处，以致有学者认为是引文。按所谓“易曰二与四”、“易日三与五”，是指经文中的爻位，而“易曰：柔之为道……”的“易曰”当为“子曰”之误，这从上文的体例是不难推知的。今传本没有这几处，文字就更觉简练明了。
《易之义》终于第四十五行。此行下半，第四十四行“二多誉，四多惧”的旁边，残片上有四个字，比较模糊，一时未能确辨。它正如廖名春所说，有可能是篇题和字数[12]。所以《易之义》并不包括今传本《系辞》下篇第八章“《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以下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今传本《系辞》下篇第九章留在帛书《系辞》之末，其开头是：“键(乾)，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川(坤)，魋然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闲(简)以知[阻]。”对照今传本：“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知道章首也有脱文。怀疑第八章的后半和第九章的开头都已脱去。帛书只是在相当第九章开头处补了一个“乾”字而已。
以上的分析表明，帛书所根据的《系辞》，其构成其实是和今传本基本一致的，不过有一部分脱失，一部分又散人他篇，于是成了帛书的面貌。
这种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
最可能的原因就是秦火。有的学者见《汉书·艺文志》有“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的记载[13]，认为《周易》经传没有受到秦火的影响。实际《周易》经文是卜筮之书，而《易传》十翼则是儒学著作，自应属于禁绝的范围。我在一篇小文中说到[14]，楚地东部的荀子和准南九师都通习十翼，帛书出自长沙，或许楚地西部的易学所传《易传》已不完全。这大约是由于秦昭王拔郢，占领了楚国西北部，而秦自商鞅以来即有排斥儒学的倾向，易学不能不受影响。猜想编纂帛书《周易》时，所能得到的只有一种竹简本《系辞》，其一部分又已脱烂散乱，当时的整理未能恢复原状，把散简若干章节和其他若干材料编到一起，成了《易之义》和《要》篇。
从这里，我们也认识到《系辞》是成篇很早的古籍。如我在《周易经传溯源》中所论，其年代不会晚到战国中叶。至于帛书《周易》，其整体的形成是很迟的，有可能晚至秦亡以后，它应该是楚地易学一派整理的结果，而《缪和》《昭力》篇中所记诸人，便是这一派的经师。
注释
[1]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2]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106--126，湖南出版社1992年。
[3]陈松长:《帛书<系辞>释文》，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陈松长、廖名春:《帛书<二三子问><易之义><要>释文》，同上。
[4]如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韩仲民:《帛易说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
[5]即韩仲民《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概述》，湖南省博物馆编：《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6]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
[7]韩仲民:《帛书说略》，第 10 页。
[8]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卷首《帛书周易浅说》，第2~3页
[9]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
[10]李学勤:《帛书<系辞>上篇析论》，《江汉考古》1993年第1期。
[11]同[9]，第234~235页。
[12]廖名春:《帛书<易之义>简说》,《道家文化研究》第3辑。
[13]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二《六艺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14]李学勤:《帛书<易传>及<系辞>的年代》，《中国哲学》第16辑。
此次刊载李学勤《帛书<周易>的几点研究》，原载《文物》199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