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樾(张樾徐艺真)

刷单案牵出引流团伙——如此赚钱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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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正是抓住了这种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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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案例

误信网络兼职，女子刷单被骗

今年初，贵州省六盘水市的肖某某被拉进一个陌生微信群，看到群里有人在短视频平台做点赞关注任务领取红包，好奇心驱使之下便参与并获得了红包。之后肖某某在该群其他人的引导下下载专门聊天软件做高级投资任务，先后添加了指导员、派单员微信，在对方的“专业”指导下下载某APP进行充值投资。肖某某小额投资的时候能够提现，加大投资后无法提现，被对方以操作失败账户被冻结为由要求其向指定的账户转账，这时候肖某某才意识到被骗后报警，截至报案时，共计被骗60万余元人民币。

深入调查，引流团伙浮出水面

六盘水警方迅速开展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特大引流团伙浮出水面。警方发现，该团伙有明确的分工和上下级关系，最基础的为群托，往上可升级为财务员，更高等级的任务员、“上线”则为境外人员。群托与财务员间通过QQ联系，财务员与上线通过境外通联软件进行联系。

作案期间，群托按照要求加入事先准备的微信刷单群，任务是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点赞或关注，受害人完成任务后截图发到微信群，任务员会在群内发一张专门的小额返利微信群二维码，引导受害人加群领取任务红包。返利群里有事先安排好发红包的财务员、群托。群托的任务就是按照事先“培训”好的话术诱导受害人做任务，配合财务员制作虚假的大额任务返利图，以诱骗受害人下载APP进行大额投资实施。

该引流团伙中，群托每日佣金50元，财务员每日佣金300元，多数群托会逐步演变为财务员。

严厉打击，嫌疑人相继落网

据查，该引流团伙与境外犯罪分子勾连，组织严密、群体庞大、分工明确，涉案虚拟账号298个，串并案件23起，涉案金额901万元，涉及全国17个省市。

今年5月，六盘水警方组织警力，辗转山西、广西、陕西、云南等地，对该团伙进行严厉打击。目前，共对犯罪嫌疑人庞某某、贺某某、杨某等5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上网追逃3人，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网警提醒

致广大网民朋友：

一是不要轻易添加来路不明的“好友”或群聊；

二是不要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网址或扫描来历不明的二维码；

三是谨记不听、不信、不转账，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郑重提醒存在侥幸心理的人员：

电信网络害人害己，广大网民要增强法律意识，不要以为自己只是打打电话、拉拉群，这同样是犯罪的“帮凶”，最终等待你的只有法律的严惩！

图片 | 网络截图

素材 | 毕节网警

编辑 | 张樾/杨岸达

“汉奸”大队长张庆余和张砚田：白天还讨赏，晚上却杀500名日军

“落后要挨打”，我国的资源总是惹来外国的窥伺，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把日军打跑，断绝他们蚕食中国之心，数以万计的人民子弟付出了惨痛代价，同时，战争中也出现了不少汉奸，做着违背良心的事情。

可是同样作为“汉奸”，也会有人不堪压迫，走上揭竿起义的一天，就如那时担任大队长的张庆余和张砚田，就曾有发动兵变，有一晚怒杀几百名日军的经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中国并迅速占领东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冀东是东北通往内地的咽喉要道，这一地区成为了敌我争夺的战略要地。

在长城抗战失败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通过《塘沽协定》等不平等条约，攫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大部分主权，并加紧进行了华北的罪恶活动。

1935年5月，冀东被划为非军事区，秘令河北省主席于学忠训练五个特种警察部队，开赴冀东，于学忠抽调了第五十一军的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又从河北各县新征兵一万多人，组成了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驻扎在通县、香河一带。

11月25日，那时身兼滦榆区和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的殷汝耕，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策动下，脱离了南京国民政府，在冀东的首府通州市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同时成立了1万多人的冀东保安队。

这些保安队不仅仅配备了步枪和刺刀，还配备了机枪，所以战斗能力要远远超过一般的保安队。

而原本在通州的大多数官兵因迫不得已，只好为汉奸卖命。

冀东保安队也遭到了百姓愤怒的指责，就连张庆余的儿子在得知父亲在伪冀东中任职时，都认为他有辱先人，正式登报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

自此，冀东22县的土地也彻底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日本在通州设立伪政府，主要是因为通州东临大运河，处于平津之间，向北可控制山海关，向南则可深入华北平原腹地，控制了通州就控制了秦皇岛、山海关、天津一带的交通要道，具有极强的军事意义。

而殷汝耕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为日军在东北和中原一带设立的第二个伪，伪把通县的南城墙东西延长线以北地区划入伪军控制地区。

11月26日，在伪出笼的第二天，各县旅平同乡会及各县民众代表联合会立即发表宣言强烈谴责，而当局方面也下达了明确指令，要通缉汉奸殷汝耕了。

殷汝耕求荣的无耻行径自然是让人咬牙切齿，国内有志之士断然不肯与其同流合污。

于是，几位县长一同拒绝了殷汝耕所谓的伪自治政府，其余诸多县长更是表态，绝对不会依附其。

也在这一年，孙永勤带领的农民起义军被改编成了抗日救，反抗日伪的统治，在恶劣的环境下，浴血奋战，打死打伤敌人数千人，将抗日的火种播撒到了长城内外。

1936年3月，开滦、华新等厂矿的工人通过怠工、罢工等手段抗议日伪的残暴统治，给工厂生产造成了很大困难，对日伪造成了一定的打击。

另外，唐山商界为了抑制住伪政府对当地经济的掠夺，对于伪钞的流通开始自觉抵制，许多商号对伪钞有意不收不放，这也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而同时也导致了伪钞在短时间内因无法流通而被迫收回。

不仅如此，作为知识分子，教育界的爱国师生们也出了不少力，成为了对抗日伪统治的重要力量，广大师生通过罢课、创办爱国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教唱救亡歌曲等形式反抗日伪统治，鼓舞群众起来参加救亡斗争。

同年，京东特委领导人王平陆在遵化、迁安一带山区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为了与日伪军进行对抗，唐山的各县人民也都自发组织了武装队伍，以此来反抗殷汝耕，推翻伪冀东政府的统治。

随着武装力量的加强，在丰润与滦县边境、遵化南部和丰润北部中部地区，都有游击小队或游击小组活动，不时袭击日伪据点。

在伪出来后，殷汝耕自己在所谓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任委员长，“负军政一切责任”，而一起的张庆余、张砚田、池宗墨等也都成为了委员。

虽然张庆余等人被迫屈服于殷汝耕，帮着伪做事，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汉奸”，他们也有着自己的爱国情怀。

殷汝耕“政府”刚成立不久，他的“部队”主力主要是1935年5月奉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命令开入冀东的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

因为属于地方警力，不是正规军，所以当于学忠将第五十一军调往甘肃时，并没有带上这两支队伍，而于学忠手下的两名团长，张庆余和张砚田也就此留了下来，成为了两个总队的队长。

但是，他们并不是被抛弃了，在于学忠离河北之前，他还秘密召见了他们两个，嘱咐道:“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

伪成立后，殷汝耕即以第一、第二两总队为冀东军事主干的冀东保安队，后来又成立了一个教导总队，以沈维干为总队长，归殷汝耕直接领导。

在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张庆余和张砚田曾经人牵线介绍秘密前往宋哲元处，表明愿随宋抗日，在多次见面后，宋哲元还嘱咐张庆余和张砚田加强训练军队，做好准备工作，还给了两人各一万元现金作为活动经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日民族战争爆发，国内掀起了抗日运动的高潮，因为宋哲元不在北平，张庆余就派心腹刘春台密往北平见河北省主席冯治安请示机宜。

但是冯治安认为，目前形势还不明朗，尚未决定是否与日军对立作战，便让刘春台转告张庆余，先按兵不动，如果真的和日军开战了，再让他们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县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达到两面夹击的效果。

并且，二十九军参谋长张樾亭还将张庆余和张砚田所在的部队“编入战斗序列”。

那时的日军多次进攻二十九军，那时的通州保安队负责协同作战，身为队长的张庆余、张砚田等人，不得不听从日军的命令，可是他们还是有着一身的反骨，面对日军要求攻打中国同胞的命令，也是经常“放水”，走走形式。

7月28日，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的进攻，在日军火力压制下，这个营的官兵进行奋力反抗，因兵力悬殊开始撤离，而此时的伪军保安队被日军安排埋伏在旧城南门外，以此对撤离的中队进行拦截击杀。

由于张庆余他们的有意放水，最终二十九军顺利夺回了丰台等处阵地。

保安队的截击失利，使得日本人大为恼怒，二话没说就派了飞机过去，轰炸保安队的驻地，以示警告，而这一做法也彻底激怒了他们。

就在当天，驻通县保安队第一总队长张庆余、第二总队长张砚田等人商量过后，决定就此在通县发动起义，随即通电全国，表示坚决抗日，起义指挥部就设在了通州城内东大街的一处院落里。

7月28日深夜，在张庆余等领导下，一万余人的保安队各部开始行动，起义部队封闭了通县城门，断绝了市内交通，同时还占领了电台和电信局等地，大量军力对准了冀东伪政府长官署，并实施了包围。

至于通县保安队的起义队伍，则分成了两路，由张庆余和张砚田带领各自分头行动。

张庆余所带领的队伍起初并不顺利，日军方面在西仓囤积了大量的武器，这样的军事装备，让张庆余一队人攻打得十分不顺利。

后来，有部分义军选择了舍身取义，他们抱起汽油桶直冲冲地跑向敌人，在被日军击中的同时，汽油桶也引发了爆炸，利用产生的大量烟雾来帮助队伍隐蔽身形，躲避攻击，这才使得起义部队顺利进入日军营地，全歼日寇。

在张庆余大获胜利的同时，张砚田的收获也不小。

他带领军队攻打冀东伪政府，而早就听到被包围的消息的殷汝耕，吓得赶紧寻找藏身之所，最终偷偷躲在了贮藏金银冥器的橱柜顶上，起义部队经过一番搜查没有找到他，就威吓殷汝耕的仆人，仆人说:“长官！请出来罢，张大队长迎接您来啦。”

听到这话的殷汝耕，以为危机解除了，来了救兵，瞬间就放下心来，自己乖乖地从藏身的地方跳了出来，然后就被张砚田给抓了起来。

另外，驻扎在通县的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的公馆因为距离伪署只有一巷之隔，听到动静就率领十几名出来对抗，可是在激战中被起义部队乱枪击毙，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工事坚固，起义部队与日军激战达六小时以上。

29日上午9时，经过长时间的交战，日军有一小部分侥幸逃走，其他都被歼灭了，另外，日军驻扎在顺义的部队也都被当地的起义部队苏连章团乘夜袭击歼灭殆尽。

这次起义，除了击毙了当时的冀东伪政府的日方顾问奥田重信、日军第一总队日本顾问渡边少佐、宪兵队长何田等人之外，还烧毁了日军守备队的火药库，占领了长官公署和其他重要机关，处死了500多个日本顾问、官兵和日韩浪人，上百日军士兵被杀。

上午10时，起义部队来到了通县，与当地的起义队伍汇合，中午，当日军得知通州保安队起义后，立马就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派出了20余架飞机轮番对通州城进行轰炸，导致起义部队伤亡严重，还有不少未逃离的中国平民被炸死。

30日，日本人又调来了1000多名日军，再次进驻通州，一进来见人就杀，有700多名通州平民死在日军刀枪下，由于天津的日军部队仍在陆续赶来，张庆余当即命令部队分成两路向平西方向转移与二十九军汇合。

可是当他们到达北平城下时，二十九军早已撤退到了长辛店、保定一带，而此时的起义部队却突然遭到了日军的截击，双方激烈交战，可最终因为日军有几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保安队教导总队长沈维干、区队长张会明也都相继阵亡，整支队伍受到了十分惨痛的打击。

在此危难时刻，张庆余当即下令，分散队伍 ，分头进行突围，等到了保定再重新集合，可是才行至中途，就被孙殿英部截击缴械，剩余4000官兵徒手步行到保定，由于通州保安队没有得到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队应有的配合，张庆余所辖的部队最终被日军消灭。

另外，30日下午，殷汝耕曾偷偷通过北平安定门外某车站站长家给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的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打电话，请求救命，今井武夫得知后，找到“维持会的公安局长”潘毓桂，让他打开城门放殷汝耕进来。

殷汝耕虽然借此机会保住了性命，但之后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在获救第二日，他就想要“逃出生天”，但日本人岂会让他顺心如意，将其羁押在宪兵队内。

而细木繁的妻子为了替丈夫报仇，向日军指控殷汝耕与起义军串通，今井武夫认为，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之所以对殷汝耕“产生误解”，是来自于殷汝耕身边人的陷害，而这个人就是殷汝耕的秘书长池宗墨。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当年年底，日军天津驻军司令部才慢慢消除了对殷汝耕的怀疑，把他释放，后来抗战期间，殷汝耕先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去汪伪任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处决。

1937年8月10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迁往唐山，而接任“政务长官”这个职位的正是之前殷汝耕的秘书长池宗墨，他重组了伪。

为了掌握伪政府的动向，以便继续与其进行斗争，河北省委负责人姚依林派朱欣陶打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先后任秘书厅秘书和警备科科长，朱欣陶利用工作之便，把敌军实力、敌伪内情等许多重要情报转达党组织，为抗日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1938年1月，冀热边特委在迁安西部创建了华北抗日联军第1支队，由王平陆任司令员，他发动了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使伪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面对全国各界的抵制和声讨，伪实在难以在冀东站稳脚跟，1938年2月1日，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迫与伪北平“中华临时政府”合并，这个耻辱的仅仅存在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虽然伪结束了，可是抗日战争还在继续，从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再到其他各种各样的战争，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日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恶行简直罄竹难书。

即便他们已经投降，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他们的罪恶是永远无法被抹去的，更何况日本人对于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各种不承认，南京大多么血淋淋的教训，那么多的证据摆在他们的面前，可他们依旧“死鸭子嘴硬”，各种耍赖逃避。

但是经过战争的洗礼，历史上总归是留下了痕迹，1937年，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宛平城、卢沟桥这些原本所谓的普通城市、景点也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而作为日军全面侵华的证据，一块消失又突然出现石碑上也满是秘密。

宛平城以东的沙岗村，有一座其貌不扬的小土山，被当地人叫做“文字山”。

1937年7月，日寇依靠率先占领位于北平和宛平城之间沙岗村的高地，这才切断了宛平城中国驻军通向北平的道路。

吴晓平通过查阅老照片发现，1937年以后，日寇在沙岗村的高地上竖立起一座方尖碑，正面镌刻繁体字“一文字山·支那事變發端之地”，意思就是说中国事变发生地，而这指的就是七七事变。

在后来，我国于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这座石碑才被拆掉，从此不明踪迹。

可是在2019年，有一名网友在吴晓平的社交平台留言，声称自己曾在通州区的一个村子里见过一块类似的石碑，就被放在文物局租借的院子里面，这位网友还将自己那时拍下的照片发到了网上。

图片上显示这块石碑与老照片上的石碑一模一样，方尖式造型、青白色石材，碑文内容和字迹也都与老照片上的一模一样，石碑整体基本完好，仅有少量边角因搬运造成的损坏。

从通州区文物部门了解到，石碑并不是出自通州本地的，只是受北京市文研所之托进行保管，因此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生长在卢沟桥附近桥西村的郑福来老人，是七七事变爆发的亲历者，在他的记忆里，一文字山其实只是一个小山丘，那时当地百姓因那长满酸枣树而称其为大枣园。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人借助这里地势高，开始对宛平城进行狂轰乱炸，在日军占领了北平之后，他们就在这个小山丘上立起了木制的纪念牌，写上了“一文字山·支那事變發端之地”，一年后，木牌改为石质方尖碑。

而这一文字山碑，碑文是按“七七事变”时现场日军最高指挥官、甲级战犯牟田口廉也的笔迹雕刻，“七七事变”时，就是牟田口廉下达了向中国守军开火的命令，因此，这块石碑的存世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也是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最有力的物证。

或许面对他国的入侵，每个人的力量都很渺小，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会有反抗。

张庆余和张砚田的起义在中国巨大的抗日浪潮中或许算不了什么，但是正是他们这样无数的青年唤起了我们骨子里共同的血性，最终才能将日军彻底赶出中国，让后代还有机会通过各种历史地标和物证去感受战争的残酷，学会奋发向前。

《通州事变:七·七不久，伪军起义杀日寇500多人》：央视网

《“通州事变”中的殷汝耕》：人民网 --党史频道

《北京通州发现日军发动七七事变铁证》：央视网

《唐山为全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唐山党史网

名与利，救不了《偷偷藏不住》“做作油腻”的男女主！

● 文/吕六毛

● 编辑/阿祖

IP改编剧的角色选择一直备受关注，每一次启动之初，制作方都承诺会尽力还原原著小说。然而，《偷偷藏不住》却因为过度还原，而被喷上了热搜。

在选角期间就争议不断，现在正式开播之后，那女主更是迎来了观众们的再一波吐槽。剧情尴尬扯淡，男主台词油腻，让人有种普信男，“炼铜”既视感，特别是男女主的演技，更让人加深了这种印象。

首先是赵思露，她在剧中本来是被寄予厚望的，但是表现却一塌糊涂，还不如比她大8岁的谭松韵。

赵露思努力营造出桑稚那种天真烂漫的感觉，但在演出中，她却太过使用自己的习惯，导致角色表现出阶段性的割裂感。

我算是她的路人粉了，很喜欢她的陈芊芊，乐嫣。

但这个剧里，真的暴露了她的不思进取，演的畏畏缩缩，演技非常单薄。

有个场景是她被混混抢钱，就低垂着眼睛，没有半分表情，也看不出一点害怕，全程都是这样，没什么表情，可见演技的确没有什么突破。

还有有时候会刻意地装嫩而有点傻，简单来说就是演得太“做作”，可能是为了显现出桑稚的可爱吧，但我是仅仅两集不到就看不下去了。

不少观众都吐槽，他演得实在太油了，路人，其实小说都看不下去。

电视剧更不用说了，在抖音刷到几个视频，陈哲远顶着一张阳光帅气大男孩的脸，但说这些台词依旧让人觉得很油腻。

可以说要不是男主还好长的帅，不然这么油腻早就被骂上天了。

其实原著中，段嘉许之前的刚见到女主的时候就是把她当成小孩子的，书里根本就没有那么油。

他前部分是没有在喜欢这个女主的，因为他自己是长得比较好看，所以它有可能会去逗那个小孩儿。

当然不排除是剧本本身不给力导致的，与桑稚的形象相比，段嘉许的台词更加油腻，表演过程中耍帅的成分也更多，而温柔挂哥哥的人设并未凸显出来。

但换个角度来看，只有演员成功地代入到角色中，才能真正把角色演好。桑稚被欺负的时候，他和好朋友桑延一起去讨回公道。

在桑延扮演者脸上看得出真实的着急情绪，而陈哲远所诠释的段嘉许则站在那里，找准自己最帅的角度。

可见他本人其实也并没有对角色有什么深入的理解，就是单纯的耍帅，他下意识地表现出帅气，这两人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马伯骞很出乎我的意料，演的很好。兄妹间的打闹很自然，笑点颇多。桑稚出校门转头看到几个哥哥来给自己撑腰那里，很有内味儿。

总之我觉得这部剧有点让我审美疲劳了，没啥感觉，还不如去看张樾和徐艺真的短剧。

赵露思也不缺资源，陈哲远也不缺颜值，这俩人完全想不通为何要来尬演这种烂剧强装、和油腻男。

虽然目前来看，他们的确收获了名和利，这几天有着全网第一的曝光度。

但我真不觉得这是好事，这种靠粉丝“封神”的作品，是很难获得长久认可的，更别说现在充满了争议，反而更容易让演员被观众反感，对个人发展反而不利。

你觉得《偷偷藏不住》男女主演得怎么样？欢迎留言讨论。

END

【传奇人物】新中国开国大印的制作者

他从小家境贫寒，仅上了几年私塾，

文化程度不高，

但却有一手非常了得的篆刻本领，

曾经给宣统皇帝刻过印玺。

康有为、梁启超、鲁迅、张大千、

段祺瑞、冯玉祥、白崇禧等名人都曾找他治过印，

齐白石还经常和他切磋交流学习篆刻心得。

66岁时，他刻下一枚“开国大印”，

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位治印艺人叫张樾丞，

从“草根平民”到“篆刻泰斗”，

他到底经历了怎样传奇的人生呢？

幼年辍学 赴京城学艺求生

▲张樾丞治印

张樾丞，原名张福荫，1883年出生于河北邢台的一户普通人家。由于家境贫寒，仅读过几年私塾，14岁就前往京城学艺求生。机缘巧合之下，他来到了琉璃厂，在一间刻字铺当学徒谋生。除了干店里的杂活，空余时间，张樾丞全用来钻研篆艺和勤奋读书，面对前人印谱，朝夕揣摩，大有所得。

1901年，18岁的张樾丞学成出师，便自立门户取名“同古堂”，销售图章墨盒等用品，并揽接治印生意。张樾丞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虚心好学，又舍得勤下苦工研习篆刻，加上他为人诚笃，又善于交际，记忆力特好，一面之后，再见就能叫上名字，稍熟一些的，多年不见还能记得年龄、籍贯，因此文人朋友特多，同古堂的客厅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

有的书画家专门写了书法小稿送来，有的在茶酣耳热之暇，伙计们把笔墨端出，喊声“请您给写个样儿吧”，就能把字样拿到手。这样，张樾丞所出的铜墨盒，个个出自名家手笔，再加上他行神毕肖的刀法笔意，颇得时人喜爱，成为全国各地文人案头的清供。

为梁启超刻印 一举成名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樾丞在北京的篆刻界名声大噪。一次，隔壁同行“藻玉堂”在接到一笔生意后，由于客户是著名的梁启超先生，老板对自己的手艺拿不准，便请张樾丞代为操刀。张樾丞接过活计得心应手，很快刻出了一方“龙飞虎卧”的印章交于梁启超，梁启超用过后大为赞赏，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常用印章。孙殿起在《琉璃厂小志》中赞叹：“真银钩铁画也。”张樾丞由此一举成名，他的小店“同古堂”也开始名声远扬。

▲张樾丞为溥仪治印：宣统御笔，不忘在莒，宣统御览之宝，宣统之宝

张樾丞用功刻苦，从不谋求捷径，他记忆力极佳，对前人的佳作过目不忘，聪颖过人。自立门户后，他每天手不释《六书通》等印典，每日研习，因为水平高、名声响，字体严整规范，很适合皇家风范。1909年，经清末官吏、学者宝熙引荐，为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制作“宣统御笔”、“宣统御览之宝”、“无逸斋精鉴玺”等8枚印，尤以“无逸斋精鉴玺”最为精到。溥仪在皇宫中闲来无事，在不少名画上钤盖印章，全是张樾丞所治的这8枚，它们也是鉴定清宫藏画的重要依据。

张樾丞为张大千所治“大风堂”印

至时，张樾丞已经成为京城篆刻大师，众多名流政都以能拥有张樾丞所治之印为荣，康有为、梁启超、鲁迅、张大千、段祺瑞、冯玉祥、白崇禧纷纷成为他的客户。当时，北京大学学业证书及银行纸币上所用的印鉴都是出自张樾丞之手，齐白石张大千等艺术大家更是经常与张樾丞进行切磋交流学习。

▲张樾丞所刻《兰亭序》铜盘

为什么张樾丞能独揽京城刻印风采呢？这还要归功于他的绝技——铜刻，堪称京城一绝，无人能及，因此又被誉为铜刻圣手。

晋升篆刻界泰斗 本色不改

随着在京城乃至全国的声名远扬，张樾丞同古堂的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当时北京的墨盒店有三四十家，但谁也争不过同古堂。因此，在解放前，张樾丞就已经成为了中华篆刻界的泰斗级大师。

▲张樾丞治印

初年，物价平低，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而张樾丞的润格就是一个字两块大洋，求之者犹趋之若鹜 。但张樾丞从不求快谋糙，他每天只刻三、五方，实在活多件急，宁可拉晚“打夜作”，也不敷衍潦草。由此大获良誉，连鲁迅先生这样心秀眼刁、执著认真的方家，也在日记中饱予称赞。

在不断扩大同古堂规模的同时，张樾丞却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不改，烟酒嫖赌的事从来不沾边。同古堂内老板伙计都在一个桌上吃饭，没有三六九等，吃的也完全一样。他生活俭朴，把金钱积攒起来，不断扩大产业规模，同时救济穷人。冬天是穷人难过的日子，张樾丞就去粮店交上一笔款，换回许多“五斤棒子面”一张的粮条，到和平门桥头、城墙根、护城河一带去撒放，周济过不了冬的穷人。张樾丞还出资筹划，和一些店铺老板在琉璃厂办起了一个“孤儿院”，供这些可怜的孩子们读书。

为新中国治印 分文不取

1949年，新政府开始着手开国大印的设计，经著名国学大师齐燕铭引荐，新中国大印交由张樾丞负责。当时，张樾丞已经66岁，在接受设计任务后，认真画了4张印样，是隶、宋、汉篆、秦篆4种字体，文字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0多天后，初稿完成，遂交给齐燕铭送给中央领导人审阅。

一星期后，齐燕铭来到同古堂，告诉张樾丞毛主席已经选定了宋体字的印样。张樾丞激动万分，不住地点头，连声说“好极了好极了”。送走齐燕铭后，他对家人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历朝历代的国印都是篆书字体，他却定为宋体。宋体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的心里果然是念着老百姓的。”

印样回来后，张樾丞就开了工，先是化铜，浇铸，然后打光，拿大锉锉，再用手工把做细的木炭磨光，儿子张幼丞也参加了这些原料的粗加工。这些做完后，张樾丞才开始画样，写上，拿凿子凿，用刀子修。没两天的工夫，一枚长宽各约11.6厘米的开国大印就做好了。镌刻这种印玺是有特殊规矩的，刻完了不许打样留底，而且交活时印的4个角都要高出一点儿，不能是平的。要等到正式启用前再磨平，算是启封，所以张樾丞没有留印样。

8月底，中央办公厅监印官员和几名工作人员来同古堂取印时，付高额酬金给张樾丞，张樾丞死活不肯要，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只好把钱带了回去。

建国后，张樾丞还给周恩来、朱德治过篆字印，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张樾丞为人低调，从不拿镌刻国印之事炫人，“”期间，张家数次被抄家扫“四旧”，家人深怕节外生枝，在责难之下，对于国印之事更是缄口不言，所以外人知道的很少。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之后，这枚开国大印连同其他政府专用印章被统一停止使用，随后被送至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永久珍藏。让人们见证、感悟中国人民站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一历史时刻。除此之外，张樾丞还曾为新中国多位国家元老治印，有周恩来、朱德等，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印也出自他的手笔。

▲张樾丞治印

这之后，文人雅士们的活动越来越少，私人印章的需求量日趋降低，同古堂的生意开始惨淡。政府规定“官印”再不许私人刻制，雇请的师傅们纷纷离店，同古堂终于关门歇业。公私合营后，张樾丞加入了刻字合作社，以治印课徒为生。

▲张樾丞治印

雷梦水在《书林琐记》中记录了晚年的张樾丞：“时已七十以外，目力虽差，步履仍健，茶余饭后，恒访旧以谴暇日。偶为友治印，仍检钟鼎汉印诸书，以求结体之精湛，醉心艺术，老而无倦焉。”

1961年1月15日，张樾丞以78高龄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关于这位雕刻大师的传奇故事也就此落幕。

张樾丞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