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老少倔强的碰撞——回忆1982至1998年间的宿白先生
【写在前面】
2022年8月3日，是宿白先生100周年诞辰。宿白是北京大学考古系建系后的首任系主任（1983-1987），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也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的创立者。8月3日-5日，“云冈学建设暨宿白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也在山西省大同市举行。
常青，师从宿白，北京大学考古系学士与硕士，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国艺术史博士，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美国国家美术馆高级访问学者，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延伸阅读：常青和他的20多只“石窟口袋”）
常青与宿先生交往16年，经授权，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在今天推送一篇常青写老师的回忆文章。此文于2020年6月初稿，2021年5月定稿于美国达拉斯，首次发表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宿白纪念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1月）。同时，常青也为小时新闻读者推荐了几本宿白先生的书，附于文末。
□常青
2018年2月1日凌晨6时后几个小时，我便从国内友人处得到微信信息，惊闻宿白先生逝世。当时，我的心情极为复杂，是痛心与遗憾的交织。1984至1987年间，我跟随宿先生学习佛教考古，作为他当年的弟子，对他的仙逝感到痛心是自然的。但我自己认为，我是他最不喜欢的弟子，也因此从 1995 年起就再也没有去看望过先生，对于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向他面呈自己的研究成果而自然感到遗憾！
2月1日以后的几天，我的微信朋友圈几乎被有关宿先生的信息刷屏了，同行和外界学者们的纪念、怀念文章铺天盖地，深感宿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地位如日中天、无与 伦比。各种纪念文章满怀崇敬的心情，将一个德高望重、十分理想化的宿先生展现在世 人面前。对于这些描述，我也有同感，因为我与宿先生的望年交往有 16 年之久，对先生 高尚的品德深有体会。
得闻北大文博学院征集宿门弟子的纪念文章，我就想写个与众不同的，去展现在个性方面更为全面的宿白先生。在那 16 年间，与先生最为密切与频繁的交往是在1984至1987年。
1987年，宿白和常青
这三年间，正是宿先生担任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之时( 1983— 1988 年)。那时的他，虽已年过六旬，但仍胸怀建设与发展中国考古学教育的远大志向，有时个性很像个血 气方刚的年轻人，甚至有孩童般的天真，不免有些脾气与固执。
那时的我，则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年轻气盛，有时也有脾气。于是，与宿先生的师生关系就在崇敬、学艺、冲突中展开了。 对仙逝的前辈只褒不贬，是中国历来的传统美德。但我觉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再美的宝玉也会有少许瑕疵。同样，宿白先生既非圣贤，是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的知识分子，自然会有因个性的张扬而与别人的意见产生冲突的一面。因此，回忆宿先生， 我不想只是歌功颂德，而是想尽力回忆一个情感饱满、个性全面的宿白先生，对他的感恩和与他的友 谊、冲突均不避讳。瑕不掩瑜，我觉得这些非但不会有损先生的威名， 反而会使先生在为 人师表方面的品德跃然纸上，更加生动与真实。
1983 至 1999 年，我有每天晚上睡前写日记的习惯，记下一天所见要事要闻。今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达拉斯打开尘封已久的日记，往日的酸甜苦辣便涌上心头，宿先生当年的身姿也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
一 初识与接近：1982 至 1985 年
第一次见到宿白先生是在 1982 年初春。 1982 年春节前后，刚刚在北大历史系考古专 业上了一个学期课的我回到西安度寒假，结识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韩伟先生和他的女儿 韩钊。韩伟给了我两本刚刚出版的《考古与文物》1982 第 1 期， 说上面有他刚刚发表的《唐 长安城内发现的袖珍银熏球》一文，嘱我回北大时转送给宿先生一本。他说：“宿白先生 是当今隋唐考古界最厉害的专家，你要是想学隋唐考古，应该多向他请教。你也可以借给 他送书的机会认识他。”我当时对外都说我想学隋唐考古，自然十分想认识宿先生了。
1982 年春节过后，我回到北大。当时还没有开学，我便来到文史楼，找到了宿先生 的办公室。正好见他从那个公办室出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因为把人和名还对不上，就上前问他： “请问您是宿白先生吗？”他回答是。他当时身穿在冬天常穿的浅黑色呢子 大衣， 戴着浅黑色的帽子。我说明了来意。他笑着接过《考古与文物》与韩伟给他的信，对我说： “好啊， 谢谢你！”韩伟信的大意是请他指正刚刚发表的文章，还说依照他所嘱，文中用了很多线描图。他拿着信匆匆看完， 然后转身把杂志给办公室里的另一位老师， 嘱他把杂志交给资料室收藏， 就走了。我心想，他连韩文都没有翻看一下， 到底是中央级别 的专家，气度就是不一样。同时，宿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威严”。
在北大本科学习的前两年， 我和宿先生没有交集。但在 1983 年秋季， 北大考古系成立，他担任系主任，自然有时会在公众场合见到他， 但我还没有和他交谈的资格和机会。直到 1983 年秋季学期，他给我们班教隋唐考古，见面就多了。他讲的课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资料翔实， 令我们叹为观止。他的每一节课都是精心准备的， 写了详细的教案， 几乎是照 着教案一字一句慢慢读的。由于都是干货，我们都怕落下一句，于是每节课都会十分紧张 地记笔记。他在需要解释什么时，就在黑板上写下来，同学们才会喘口气。需要用图表示时， 他就在黑板上画图。他的素描功底很强， 每节课都会画很多图。那时的课堂上没有多功能教学设备，这些图对我们理解课的内容帮助极大。于是， 我的笔记本上就临摹了许多他画 的图。在 1984 年春季学期，时任考古系讲师的马世长老师开了石窟寺考古课。我一下子来了兴趣，下决心学习石窟寺了。于是，我就经常找机会去宿先生家，希望他能认识我，记住我，因为我以后想当他的学生。
宿先生记人的模样很快，但记人的名字很慢。我去了他家很多次，他对我很热情， 可每次总是说： “你来了，你叫什么来着？”每次听到他这么说。我都很沮丧。但我契而不舍地去拜访他，心想我不信你记不住我的名字。最后，他终于记住了我的名字。
由于我决心以石窟寺作为终身奋斗方向了，也就从 1984 年开始经常去拜访阎文儒先 生，他是中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先驱。阎先生当时病休在家，他很快就记住了我。每次我去拜访他，他总是讲述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是如何踏遍中国石窟寺的， 还念他当年作的 诗。他毕竟年纪大了， 记性不好， 所以， 我每次去看望他， 他都会重复叙述他过去的经历， 早忘了我已听过不知多少遍了。他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并不懂石窟寺，只在北大教 授隋唐考古。以后，宿白先生希望教隋唐，他让了出来开始，研究石窟寺，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合作与资助下，跑遍了中国重要石窟地点。同时，他也在北大教授石窟寺， 陕西省博物馆前馆长王仁波先生是他在 20 世纪 60年代的研究生。他在70 年代末与宿先生合带马世长、晁华山为佛教考古研究生，后二人均留校任教。
1984 年秋季学期，我随马世长老师调查河西走廊的早期石窟， 最后把重点放在了炳灵寺第 169 窟，作为我的毕业实习项目。那时， 宿先生已经牢牢地记住了我的人和名字，也知道我决心以后学石窟， 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决定十分高兴， 也很愿意与我聊关于石 窟寺的问题。我毕业实习归来，去看望他。他问了我很多关于炳灵寺第 169 窟的问题。当 时， 他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的金维诺先生、日本的东山健吾先生正在合编《中国石窟》 丛书。他把金先生为《永靖炳灵寺》一册写的文章拿给我，让我仔细看看。因为我在 169 窟工作了近 20 天，全面记录与测绘了窟里的内容，十分熟悉它的内容与年代序列。我花 了一天时间读完了金先生的文章，就于晚上再访宿先生家，向他说了我对金文的看法。 他说：“你不能只是这样对我说啊，你得给我写出来你的意见，我好回复人家。”于是，我又花了一天时间，详细地写出了对金文年代论述的一些看法。金先生的文章谈了很多关于 169 窟塑像与壁画年代和题材问题，我都有不同的看法。宿先生看完我给他写的东西，没说什么。
1989 年， 宿先生等人主编的《中国石窟 ·永靖炳灵寺》一书由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 凡社联合出版了。我特意翻看了金先生在书中发表的文章，发现和我当时看过的一模一样， 观点没有任何变动。心想： 宿先生当年没有把我对此文的意见拿给金先生看吧。但内情究 竟如何， 我不知道。事后，我见过金先生几次， 也没有打听过此事。如果真如我想的那样， 相信宿先生的做法肯定有他的道理。
1984 年，我参加了晁华山老师的硕士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由考古所的苏秉琦先生、北大的宿先生、阎先生等人组成， 苏秉琦任主任。宿先生给晁的论文提了一个问题，阎先生当场表示不认可，拄着拐棍摇头跺脚地反对。晁华山转头看着我们笑，耸耸肩，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好。他在出门准备问题时，还冲我笑笑，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我 看到两个老先生在斗气，心里觉得他们特别可爱， 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笑了，感觉他们就像两个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真有返老还童的感觉。宿先生在晁华山出去准备问题时，向苏先生介绍来旁听答辩的人，不点名地说我是准备在明年考石窟寺硕士研究生的在校本 科生。
我是准备考宿先生的研究生了。 1985 年春节首次没有回家，留在北大复习考研。其 间，也经常去拜访宿先生，向他请教问题。 1985 年春季学期，宿先生还专门给我和另外 两个准备考研的同班同学在晚上上了几次复习课，以指导我们考佛教考古硕士研究生。 包括我们在内，当时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在给我们开小灶，似乎铁定想要我们了。以后的 结果表明， 那只不过是给我们补习一些石窟寺的知识而已，与他出的考题没有半点关系。相反，上了他的复习课，只会让我们把考题想偏， 如果我们想从他讲的内容来猜考题的话。 他的诲人不倦和对待教学的严谨与公允，令我心服口服。
1985 年春季学期，是我与宿先生关系最好的半年。那个学期，宿先生给八二级学生 开了古建课， 这是他第一次给学生上古建课，我非常感兴趣，事先没对宿先生说，就去旁听了。宿先生见我在旁听，显得很高兴。一天，他收了学生们的课堂作业，在下课时走到我的桌前，说：“你来批改一下， 给他们打分吧。”第二周上课前，我把打好分的学生作业交给宿先生。他问我： “你分的 A 、B 、C 、D 等级的标准是什么？”我说了，他点头称是。然后上课了，他没有翻看学生的作业， 就直接叫了班上唯一一个得了 D 的学生， 让他重新做一次上次的作业，拿给他看。我既高兴他对我的信任， 同时也很尴尬面对那位 被叫起来的学弟， 我现在忘记他是谁了。以后， 班上的测验， 宿先生也让我来批改。宿先 生带着同学们去实习，一次是在未名湖的水塔边上画塔上的斗栱，他在一旁先说了如何画，然后让我指导学生在现场画。我的同学开玩笑说：“你是宿先生的助教。”我还随他的这 个古建班去了天津蓟县独乐寺看辽代的观音阁。记得在大家登上二层参观前， 他嘱大家说： “要小心点，爱护文物，你们的脚下踩着的可是真正的一千年以前的建筑。”
一次古建课前， 宿先生早到了， 坐在教室楼前的花坛边上等待上课。我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问好。我说：“学点透视原理， 对学古建筑有好处吗？”他说有好处啊。我说我父亲是学美术的，懂得透视原理。他说：“好啊，你让你父亲教你建筑透视吧。”
总之，那时的我，非常享受和宿先生的这种师生关系。我感觉他是很喜欢我的。受到八二级古建课的影响，征得了我班同学的意见后，我请宿先生在晚上抽空给我班同学上 几堂古建课。他爽快地答应了。不想，学校给分配的教室太小了，众人很勉强地挤在里 面上课。有一天晚上，我见旁边一个大教室里正在进修的中年人班上人很少，就和他们商量换教室。他们同意了。不想我们刚搬进大教室后，这些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就反悔了，来到我们正在上课的教室前和我大声吵闹，并冲进教室，非要我们立即搬出去不可。 宿先生知道事情原委后，显得不高兴。当他与同学们都回到那个小教室时，我本来等着他严厉训斥我，不想他只是沉着脸对我说：“这事是班长没有做好哦，下次要注意了。” 我当时是我们班的班长。
那时，我也见识过他脾气不好的时候。1983 至 1988 年，他担任考古系主任，很有一 番雄心壮志。那五年也是他的脾气最倔强的时期， 在某些方面难免听不进去别人的不同意 见，更不会理解年轻学生对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在 1985 年春季学期里，他与我们班同学的总体关系比较紧张，主要是一些同学毕业后想改行，他认为这是专业思想不端正的问题。他要求同学们既然学了考古，就要为国家的考古事业奋斗终生，端正专业思想，坚决抵制改行的呼声。有一位同学不想再干考古了，很想从政，就联系了北大团委或学生会，被录取了，毕业后可留在北大做专职学生干部。宿先生知道后， 立即让校方取消对该同学 的录用， 让他回原籍考古单位工作。气得该同学到他的办公室大吵一番。我班毕业告别会 在文史楼资料室举行， 我请宿先生来向同学们作告别讲话。他讲话的大意是：同学们在专 业上有不同的想法， 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个人意志应该服从国家需要。
他当时表情严肃，没有笑容，在坐的同学也是一个个沉着脸，气氛很紧张。
还有一次是他与贾梅仙老师的争执。一天，我和几个同学正在资料室看书，宿先生进来了，不知道为什么与资料室主任贾老师争了起来。贾老师哭着说： “我连病假都没有请”。宿先生说：“谁不让你请病假了，有病谁不让你看了？”然后背着手说了一句“莫名其妙！”走了。留下贾老师一人在资料室哭泣。此事我班很多同学都知道了，更加对宿先生不满，说他在欺负人人尊敬喜欢的贾老师。个中的原委我们不清楚，但宿先生当时倔强的脾气可见一斑。
关于专业思想，俞伟超先生有不同看法。俞先生是秦汉考古领域的顶级专家，以前在系里讲授战国秦汉考古，十分精彩，他的讲课总是热情洋溢，带着深深的情感。俞先生还 对汉代佛教艺术有独到的研究，他的两篇论文是研究中国最早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 [ 1 ] 。
1982 年秋季学期，他给我们班带了此课。但从1983 年秋季到1985 年，他赋闲在家，系里没有给他安排工作，只参加党员开会学习，因为他与宿先生的矛盾当时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 地步。据说是因为 1983 年成立考古系时的人事安排问题引起的矛盾。当时，秦汉考古课由 考古所的研究员王仲殊讲授，系里负责派车接送。我听一位老师说： “放着全国一流的秦 汉考古专家，就在家门口不用，非要舍近求远，嗨，没有办法！”1984 至 1987 年，我经常去俞先生家看望他。他认为：学生改行，不一定就是考古学科的损失。还是要以学生的个人兴趣为重，因为他们将来的就业、安身立命毕竟是大事。我觉得俞先生的观点更加人性化， 他也因此非常受学生们的爱戴。俞先生 1985 年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任馆长。我和俞先生最 后见面是在 1999 年的华盛顿，他当时是美国国家美术馆的特约讲座嘉宾，我们一起吃了饭。他是我最敬重的两位中国考古学家之一。另一位是徐苹芳先生，此是后话。
1987年7月，宿白与常青等合影于大同云冈石窟。前排左二为宿白，后排左一为常青
二 求学与冲突：1985 至 1987 年
1985 年9月，我们的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开学了。考古系那年招了十七名硕士研究生，除了佛教考古的五名之外，还有旧石器的研究生班四名，其他各段的硕士生八名。开学之初，宿先生以系主任的名义，召集这十七名新研究生开会。他说：“我看，你们这十七人就组成一个班吧，让常青担任班长。他是我们刚刚毕业的本科班的班长。”我只好勉为其难了。因为这十七人来自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着不同的课程，很难像以前我们本科班那样组织集体活动。对于这个班长，我很不称职，因为我只办了一次活动，记得是在北京 的一个游览区玩了一次。我感觉大家都很忙，没有兴趣参与这种聚会，就不再办活动了。但通过这点，我觉得宿先生当时对我还是很信任的，也很喜欢我。
硕士入学的第一学期，在宿先生家拥挤的书房里，他为我们上了“汉文佛籍目录”课，详细地讲解了汉文佛教典籍对佛教考古学的用途与意义。当时用的参考书是吕澂先生的 《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我深深地感到了宿先生在佛教文献与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深厚功底。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他讲的梁代僧祐(445—518 年) 《出三藏记集》对研究佛教史迹 的作用。这次讲课的讲义就是 2009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同名书的初稿，使更多的佛教考古工作者从中受益。
但接下来的突变，完全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1985 年初冬的一天晚上，宿先生叫我和佛教考古研究生班的另外两位女生去他家。一进门，宿先生铁青着脸说：“你们三个毕业以后都要去敦煌工作。怎么样？现在想想吧，如果同意， 就继续留在北大读书。如果不同意，现在就退学吧。”
他这个决定，如同晴天霹雳，令我不知所措。很久以后，我才知晓事情的原委。原来，我们的同学当中有人背着他和支付我们培养费的国家文物局私下找工作了，后者很生气地 向他打听情况，他就迁怒于我们所有人了。我在这个事件当中， 完全成了毫不知情的牺牲 品。但当时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知他为何非要这样。
面对着我，他怒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男生，怎么就这么没出息呢？去敦煌有什么不好呢？”我说：“我不想在那里呆一辈子。”他说： “为什么就不能在一 个地方呆一辈子呢？你看我在北大不就呆了一辈子吗？ ”然后，他面对着那两个女同学 和颜悦色地说：“怎么样？敦煌还是很不错的，毕业以后就去吧！”因为这种不同态度， 我当时感到他非常不喜欢我。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并非不喜欢我，而是他认为的恨铁不成钢吧。他从来不当着我的面表扬我。但不论怎么样，当时的他，不许我反对他的意见，只希望我听从他。
然而，我和那两个女生都不想去敦煌工作。我们问他：“我们的培养费是国家文物 局出的。入学前您说了， 毕业分配会听取国家文物局和北大的综合意见。如果我们毕业后想回家乡工作，而国家文物局也同意，您的意见呢？”他说：“如果你们家乡的文物单位 要你们，而国家文物局也同意，我没有意见。”
最后的结果是，我们三个都在家乡找到了对口工作，国家文物局也同意。但是，宿先生只同意那两个女生回家乡，不同意我回西安，仍然坚持必须让我去敦煌，否则他就拒绝教我。僵持了几个月后，他不再坚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想与我达成如下妥协： 他可以不 再坚持让我去敦煌，但我也不能回家乡西安，必须去一个石窟单位工作，从西边的新疆克孜尔，到东边的龙门，一共十个任我挑选。宿先生因为正在与我赌气，不想直接见我讲明 他的妥协，而是让时任系里党支部书记的高明老师来说服我。高老师曾任我班一年级时的班主任，与我关系非常好，这可能是他让高老师找我谈话的原因吧。
我当时和宿先生的冲突，系里尽人皆知。我喜欢系里的老师们，明显地感到大家都 不希望我中途退学，都希望我能继续完成硕士课程。高老师也是这种看法。我为此拜访了病中的夏超雄老师。夏老师原在系里讲授考古学史，并担任过系党支部书记，我和他接触很多。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他已疾病缠身， 在床上坐起来与我说话。他希望我留下来， 并建议我去询问李伯谦老师的意见。那次见面不久后，夏老师就过世了。我很喜欢李伯谦老师，他是我见过的最平易近人的教授。李老师建议我接受宿先生的妥协建议，去龙门工作。我只好选择了宿先生列出的十个单位中地理位置最好的洛阳龙门石窟，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三年。
我和宿先生的那次冲突发生在 1985 年冬季到 1986 年初春。我们之间达成妥协后，就立即恢复了原有的师生关系。记得那天在他的家中书房，当我对他说愿意去龙门时，他立即面带笑容，从较远的书桌前走过来坐在我的身边， 继续与我交谈。他仍然是那样对我寄予厚望地毫无保留地教我知识， 对我的态度也很亲切，但仍是不当面赞扬我。记得他给我们上“云冈石窟研究”课时，我事先准备了许多问题，在课堂上向他提问。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他第一次当众说我的问题问得很好，是独立思考的表现。我当时心里很激动！
在此，我想顺便解释一个误解。从一位老先生那里，我听到了一些宿先生与阎文儒 先生之间的矛盾。我一直与阎先生有接触。 1987 年上半年，我去龙门工作之前，特意去 看望阎先生，告诉他我将去龙门工作。他嘱我修改完善他的 15 万字《龙门石窟》手稿， 并让我找出版社，以我们二人共同署名出版。在 1987 至 1990 年的龙门工作期间，我将 他的手稿核对、校正、修改、补充、完善成 25 万字，并配了大量的线描图，于 1995 年以《龙门石窟研究》为名由(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惜阎先生在此书出版前逝世。之后听业内有些人士说，我与宿先生闹矛盾，是因为我接手了阎先生的手稿，才让宿先生对我动了怒。事实并非如此。首先，我与宿先生的矛盾发生在我接手阎先生的手稿之前。其次，宿先生决不至于如此小心眼，因为以后的事例证明，他当时是因别的事情迁怒于我，不是因为阎先生与我的关系太近。
1986 年秋冬， 我们佛教考古研究生班在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实习。在当年刚结束暑假后，所有人在银川集中。宿先生也如期到达。他见我头发很长，就让我去理发。我于1983 年秋冬在山东长岛等地实习时，因为四个月闭关一样的生活，就剃了光头，感觉在生活上很方便，起码洗头容易多了。面对将要来临的四个月在石窟寺修行一般的生活，就对宿先生说：“我要剃光头的。”他立即沉下脸说：“不要， 我不希望你走极端。”因为 宿先生前来的缘故， 宁夏文化厅的厅长一行特陪同他前往固原。当我们要离开银川南下时，他见我还没有去理发，就命令我：“你必须要在今天中午到达中宁时理发，不许带着长发进入固原。”我说可以。到达中宁后， 我们一起吃中午饭。他看见马世长老师吃面条十分快，就幽默地问他：“你吃面条不嚼直接咽吧！”快吃完中午饭时，宿先生特意到我们的桌子前对众人说：“最后一道菜是丸子，就是说明饭要吃完了。”然后他对我说： “快理发去！”
我就剃了个光头回来了。回到我们中午临时休息的宾馆时，宁夏文化厅的众领导干部和同学们见我剃了光头，全都乐得哈哈大笑。我说：“你们别笑，宿先生见了，肯定会说我走极端的。”众人的笑声把宿先生引出了休息室。他一见我的光头，就沉下脸摇头说： “不好！不好！”然后，他坐下来，对厅长说：“常青就是喜欢走极端。”又引来众人大笑。厅长对他说：“常青刚才说了，您一定会说他走极端的。”然后，宿先生又面向我说： “你是不是在和我赌气呢？”我连忙解释了想剃光头的真正原因，他半信半疑地不说话了。就这样，我终于光着头进入了固原。
在须弥山石窟的第一周，宿先生一直和我们在一起。他每天和我们一同考察石窟，并教我们如何在现场做调查笔记，和随手绘画洞窟的平剖面图以及连续平面图。
到了晚上，宿先生很喜欢当时在央视热播的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 认为此剧反映了日本人是如何在二战之后经济崛起的， 每晚坚持要看。晚上和我们总结考察时，也要放在《阿信》播放之后。一周的初步考察结束后，他召集我们所有同学和敦煌研究院前来实习的蔡伟堂，挨个看我们的调查记录，主要是看我们在现场手绘的洞窟平剖面、连续平面图， 并给我们的实习打第一个分数。我记得很清楚， 宿先生在看别人的记录时， 都是笑着用赞扬的口气说： “欸，这个画得很好啊！这个真不错！” 他给别人当场打的最高分是 87 分。我自幼学习美术，很有素描与国画功底，认为手绘洞 窟平剖面图与连续平面图简直易如反掌， 因此自信满满。宿先生也很有素描功底。他最后一个看我的作业。没有想到， 他沉着脸指着我手绘的图说： “你这画的是什么呀？怎么能这样画呢？ ”说得我很沮丧。但没想到的是，他当场给我的分数是 92。那时，我才明白他是为了压我的自满心理。
宿先生离开须弥山石窟前，根据他一周的调查记录与心得，给全体人员做了总结。他将须弥山石窟作了分区与分期，十分清晰地道出了整个石窟群 100 多座洞窟的开凿次第 和发展空间的走向，以及各期石窟造像样式的来源，让我佩服极了。心想，这真是大家手笔！我也看了一周洞窟，心里还是稀里糊涂的。当时在场的宁夏文物处处长雷润泽问马世长，是否可以发表宿先生的总结，因为以前从没有人这样大手笔地说明过须弥山石窟。 马世长说：宿先生刚才的总结不是一篇成熟的论文，不宜发表。
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在调查石窟时，被一所窟内正在做维修的脚手架把头碰破了，直流血。包扎之后，宿先生笑着说： “你非要剃光头的。你要是还有头发，就不至于碰破了头。”
1987 年春季是硕士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还是像往常一样经常去宿先生家。有时是在傍晚，他要出来散步，我们就一同走到未名湖边道别。
这个学期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学期刚开始，宿先生要求我和另外两位男同学在每天 晚上去系里(文史楼)的一个办公室整理去年在须弥山的实习资料两个多小时。不想第 一天，我和一位同学就得到了在北京展览馆放映的一场外国电影的票。怎么办？电影票来之不易，去看吧，万一宿先生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怎么办？不去看吧，太可惜了。最后， 在我的坚持下， 我和这位同学决定赌一把，去看电影，心想宿先生不会在第一天晚上就来 检查工作吧。记得那天上映的电影是《诺拉》，描写一位青年女性是如何以坚韧的毅力独立面对自己的生活的。
悲剧的是，宿先生那天晚上真的去检查了。发现只有一位男同学在，他很生气，就让该男同学转交给我和另一位一张字条， 记得上面大致写着：“常青、某某某：第一天晚 上整理资料，你们就跑去看电影了。每人写一份书面检查，明天早上九点， 我到资料室来 取。”第二天，另一同学比较紧张，起得早，去资料室认真地写了很长的检查，先写底 稿，再整齐抄写，密密麻麻足写了一页半。我则按时起床，等到了资料室时，离九点只有十分钟了。我就在一张纸上用很大的字写了半页纸的检查，大意是向他认错，保证不再犯了。果然，九点钟，宿先生的第一堂课下课时，他到资料室来取我们的检查。我等 着他当面训斥我们，结果没有。他进门只问：“检查呢？ ”拿到后说：“你们真够可以 的。”然后转身就走了，再也没有提过此事。不过，据有的老师笑着告诉我，当天下午， 全体老师在资料室开会，宿先生当众表扬了邹衡先生的学生，然后说他自己学生的缺点时，就举了我和另一位去看电影的事。然后说： “不过，他们的检查写得还不错。”看来， 我那十分钟写的半页纸也算过关了。此事系里老师尽知，无不忍俊不禁。如今想起此事，很遗憾宿先生当时写的字条没有保存下来！
对这件事，我的看法与宿先生不同。我觉得，晚上加班整理资料，是我们日常学习 额外的工作，且占用的是我们应该有的休息或娱乐时间。他应该给我们规定一个完成工作 的期限， 而不应该这样命令我们每天必须要到系里办公室去工作， 不能再做别的事。但宿先生对工作认真的态度，对我要求之严格，仍令我印象深刻。所以，我也能理解他的做法。
一天，在宿先生家里，甘肃省考古研究所的水涛来了，问前次交给他的一件甘肃新 发现的东罗马银盘资料的想法。宿先生经常接待来请教问题的地方学者。如果遇到他不能 立即回答的，他就会让对方隔几天再来，他经过细心研究之后再告诉对方。我亲耳听到 他向水涛说了自己对那件银盘的看法， 以及他能找到的资料， 都无私地提供出来。后来， 这件银盘发表了，当然署的是别人的名字 [ 2 ] 。他的诲人不倦、无保留地奉献学识，令我印象极深，是我以后治学的榜样。
普遍来说，宿白先生对地方学者十分客气，待人亲切和蔼。但对一些学者的求教，他有时候会直言不讳。在我离开北大以后，一天带着一位龙门石窟的初学者去拜访他。该学者向他请教写弥勒造像的问题。他直言说：“你不要写了，因为你搞不全资料的。” 这些都表现出他的知识分子的直率个性。虽然会让对方下不来台，但这样学术讨论，总比拐弯抹角要好。
对自己曾经的学生，他有时候看似不客气，使大家搞不懂他是在鞭策对方，还是真的在质疑。一次，宿先生受邀参加一个关于日本文物考古的会议。会上还有很多别的专家，有一位是他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生。看见这位学生，他当着众人的面说：“你怎么也来了？你懂日本吗？”他的这位学生当时已经是公认的日本文物考古的专家， 但面对宿先生，只能恭敬地笑着。
宿先生很喜欢“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老师。几乎每年的北大校庆，樊老师只要来，就会是校方的贵宾，也是考古系的光荣。1987 年的北大校庆，樊老师也来了，我们和她 一起去宿先生家中拜访。7 月份放假之后，宿先生和樊老师约好，我们一起去云冈石窟参观。宿先生带着樊老师和我们参观讲解了很多云冈洞窟， 他自己还不时地拿出小本子， 看着洞窟和造像写写画画。他还特意向樊老师讲述他为什么要将莫高窟最早三窟(第 268 、 272 、275 窟)的年代定在北魏，因为樊老师等敦煌学者认为那三窟的年代是北凉 [ 3 ] 。当我们一起参观大同上华严寺时，我和樊老师合影留念。
三 碰撞与遗憾：1988 至 1998 年
1988 年 5 月 4 日的北大 90周年校庆，是我参加的诸多校庆中最热闹的一次。那时，我在龙门已经工作一年了， 特意前往北京参加校庆。记得我和几位同学在北大图书馆前遇 到了宿先生和几位老师，就邀请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在龙门工作的前两年，我完成了《炳灵寺 169 窟塑像与壁画的年代》硕士论文。宿先生让我再去炳灵寺核对资料。我当时嘴上答应了，心里却不以为然，觉得上次的调查已经 很详细了，不值得再去核对，去了也是白费功夫。但 1989 年又去了之后，才不得不佩服 宿先生的远见。我核对出了上次调查时遗露或记录错误的几个地方，都是观察不细致造成的。从那以后，我就坚定了一个信念：研究实物资料，就是对一件物品看得再久，也不敢说自己完全把握了它的所有客观面貌。因此，我很理解众学者通过不同的学科对同一件艺术品进行不同角度的研究，也从不敢说哪个学科一定领先于别的学科，因为各有所长。
1989 年冬季，我回到北大完成了硕士论文答辩，宿先生为审阅修改我的论文付出了很多心血。10 月 21 日，我带着硕士论文的初稿到了北京，宿先生让我住在马世长老师的北大宿舍，让我两天后去他家讲论文。23 日，我去宿先生家，他对我讲了论文，说我写 的体例不行，需要改改，让我第二天晚上再去他家。24 日晚上，我又去宿先生家，他改变了以前的看法，说我论文的体例不必大变了，让我根据他写的几条意见改改。之后，我用了几天的时间查资料改论文， 于 10 月 30 日改完，当天晚上 7 点去宿先生家交稿。当时还有另一位同学在宿先生家。我们三人聊了会儿天， 说起他让我们修改论文的事，他说： “我说， 你们不愿听， 我就不说了。”我开玩笑地说：“我们修改起码得够三次之数吧。” 因为他以前说过：“你们的论文怎么也得修改三次！”他就立即反驳我说：“怎么，我说得不对吗？”引得我们一阵笑声。
交完稿后，我感到一阵轻松。当晚出了宿先生家，已是 8 点半了。我就约了一位同学去北大燕春园吃宵夜，饭后又去一同学的宿舍聊天，回到马老师的宿舍时已是晚 10 点半了。突然，我发现房门缝里插着一个字条，是从一个信封上撕下的一个小纸片，上面写着：
常青：稿已看完，送来你们不在，这么晚了，还到处游逛！明晨八时来我家。
宿白于九时半
我当时是既惊奇，又感动，又想笑！原来，他很快就看完了我的论文，立即就给我送来。 事后得知，宿先生没有找到我，听说我在燕春园吃饭，居然还去那里找了我，但都没有遇见。我们就这样捉迷藏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字条太珍贵了，就在旁边注了时间，收藏至今。
10月31日上午8点，我去宿先生家，他又说了我的论文体例可以保持不变，可以依此答辩。他又指出了一些缺点，说我走之前可与他商量一个提纲。11月1日晚，我去宿先生家，给他交了一个提纲，他表示同意。第二天，系里作出决定：我论文的初审意见将由马世长、齐东方写，答辩时请徐苹芳当主任。
11 月 12 日，我再次来到北京，仍然住在北大马世长老师的宿舍，准备硕士论文答辩。
14 日，我去宿先生家，把最终写成的稿子交给他。第二天，他就看完了稿子，去我的住处找我，我不在，他留了条子。我看到条子，立即去他家。他说：稿子基本可以了，再作一些文字修饰，即可打印，参加答辩。在 12 月 4 日的答辩会上，徐苹芳为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宿先生、晁华山、马世长，王迅为答辩委员会秘书。宿先生在答辩时与我争论起来，他认为169 窟和禅观没有关系，我则认为有关系。答辩完后，同学们都说我性子太直了，不应该和老先生辩论，应该顺着老先生说话。但我觉得宿先生不会计较这些的。果然如此。我的硕士论文最终顺从了宿白先生的意见，没有明确地谈论169窟和禅观有关。但到了 1993 年，我为 169 窟写了第二篇文章，考证其塑像与壁画的题材， 论述了该窟与禅观的关系，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正在编的一本论文集。不想考古所把我的文章拿去让宿先生审阅。他没有提任何意见，全面认可我的写法。这才是大家风范！[ 4 ]
他对我硕士论文的发表也十分关心。刚刚答辩完不久，宿先生就叫我去他家，商谈 如何修改稿子，以及在哪里发表。他让我压缩文字，精简语言。我按他的意见修改了， 再把稿子交给了他。他让我自己投稿给《考古学报》，等考古所让他审稿时，他再说自 己的看法。当时，考古所编的《考古学报》凡有石窟文章都要请宿先生审稿。1990 年初，北大考古系决定以书代刊出版《考古学研究(一) 》，也就是系论文集的第二辑，负责人是邹衡先生。在系学术会议上，宿先生建议收录我的硕士论文，会议通过了。他便嘱执行 编辑徐天进联系我。为此，他还特意在 1990 年 1 月 31 日给我写去一信，在信中，他说：“请你尽快(把论文)抄、绘好，从速寄给我，由我转给他们。抄、绘时，请你再斟酌斟酌， 如何表现的更清楚些(对图而言)，如何再进一步精炼(对文字而言)。总之，正式发表时， 希望再提高一步。”我立即照办， 还告知考古所， 从《考古学报》撤回文章。于是，我的硕士论文便和系里其他 老师们的论文一起发表在了 《考古学研究(一) 》中， 由文物出版社于 1992 年出版。之后，宿先生建议编委们在每一辑中都发表一篇佛教考古文章。
宿先生还曾帮助我找新工作。我去龙门后不久，宿先生就对他当年的决定后悔 了，并开始帮我离开龙门， 他在 1990 年 1 月 31 日给我 的信中也提到了调动工作之事。我对他说想去 大学当老师，西北大学和武 汉大学都可以。他就给他认 识的两所大学的考古专业负 责人写信推荐，但他找的人 当时已经卸任了，故他发出 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了回音。最后，他把我推荐给了 徐苹芳先生。徐先生是宋元 考古领域的顶级专家，他研究宋元寺塔与造像的论文至今仍被佛教考古学者们奉为典型 [ 5 ]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所长的徐先生在我答辩完硕士论文后， 开始着手调我去考古所西安研究室工作， 并于 1990 年年中完成了调动。
在 1994 年以前，我每次回北京，一定要去看望宿先生，并给他带些小礼物，主要是一些土特产食品。我知道他喜欢喝酒，一次看望他，带去了一些食品和一瓶西凤酒。不巧先生不在家，我便和师母聊了会儿。师母收下了食品，说医生不让先生喝酒了，让我把酒带回去。
在 1994 年下半年，我和宿先生的倔强再次发生了碰撞，并因此断绝了往来。那时，我想去上海博物馆工作，他不让我去。他让我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先生也同意要我。一次去北京， 我给他打电话，说是想去看他。他在电话中没好气地说：“没什么好看的。 你要是想去陕西，你来，我可以和你聊聊。你要是想去上海，你就去吧，我们以后也没有 什么好聊的了。”他认为去了上海就不能再做石窟考古了，而回西安工作，还可以继续做石窟考古。
宿先生的观点是：要想作石窟研究，就得去石窟单位工作，最起码也得去有石窟地点的地方考古单位。做石窟考古的首要工作是编写石窟考古报告。早在1979年，宿先生就认为：“这类工作由各石窟所在单位负责才能顺利进行。”他“更希望有计划地培养石窟寺考古工作人员，加强各石窟的业务力量，使各石窟单位，至少是若干处重点石窟，在进行石窟编年分期工作的同时，逐步地把自己的工作队伍充实起来。” [ 6 ] 在其后的二十 多年时间里，作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学领域最具权威的学者，宿先生也是这样努力去做的[ 7 ] 。 他让我去龙门，就是这种想法的实施。
我与他的观点不同。我觉得，石窟考古研究一直是全国考古界的一个薄弱环节，从 事这个行业的学者很少。迄 2000 年为止，中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石窟考古报告仅有几部出版，如《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 》 [ 8 ] 、《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 [ 9 ] 、《武威天梯山石窟》 [ 10 ] 与《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三卷本 [ 11 ] 。这几本在20世纪出版的石窟考古报告，除了涉及莫高窟者外，都不是由石窟所在地的工作人员完成的。所以，时至今日，宿白先生的愿望并没有达到。从我们的经验与教训来看，只有集中现有的人力，在北京或别的城市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佛教考古科研中心 ，才是把基础的调查、研究工作搞上去，特别是组织人力编写石窟寺考古报告的有效方法。
总之，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宿先生家。因为我不但没有回西安工作，还从考古所辞了职，去了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当特约研究员，从事与乐天股份有限公司合办的佛教多媒体数据库的工作。我觉得他肯定更加不喜欢我的工作，因此也不想和我聊天。
但我可能又想错了。1996 至 1998 年，我调查了彬县大佛寺，完成了这处石窟群的考 古报告和相关论文的撰写与出版。不知他从哪里知道了，好像对我的工作挺肯定的，就 让敦煌研究院的彭金章先生(樊锦诗的爱人) 来找我， 看我在大佛寺调查的僧房窟情况，因为彭先生当时正在做的研究是关于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僧房窟群 [ 12 ] 。
我做的彬县大佛寺工 作，虽然没有和他直接联系，但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在他的思想启发下做的。在我离开北大去龙门工作的 1988 年，宿先生利用去西安出差的机会参观了大佛寺石窟。回京之后，就于12月24日给我写了一封信，很高兴地提到了他对彬县大佛寺石窟的观感。他在信中说：“这次去西安，顺访了一趟彬县大佛寺。原来这里是一处石窟群，时间主要在唐初(贞观迄武则天晚期) 。我看很重要，因为唐初的重心在长安，而长安佛寺早已无存，今天想象唐初长安佛迹，只有靠保存在长安外围各地的遗存了。彬县是长安西行的第一站(当初西去的主要路线是沿泾水，不是今天陇海路沿渭水的路线) ，因此，彬县大佛寺石窟就有其重要意义，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宿先生的这些话就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的书于 1998 年出版，徐苹芳先生作序，成为中国学者独立撰写的第二本石窟考古研究报告。第一本是《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于1997年出版。 我托一个同学给宿先生带去了一本我的书。
其实，在1994 年以后， 我还见过他两次。一次约在 1997 年，我去北大图书馆善本部， 找李伯谦老师的爱人张玉范老师商谈合作出版馆藏善本书介绍事宜。宿先生正巧来查书，我就坐在他的对面说了几句话。他问我：“你现在是在三时学会吗？ ”三时学会是中国 近代的一个佛教唯识法相研究的学术团体，于 1927 年成立于北京，1956 年活动停止。三时学会旧址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北长街 27 号。1991 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从广济寺迁至 三时学会旧址。他问我的是这个研究所所在地在时期的名称。1998 年5月4日，我回北大参加了百年校庆。宿先生带着一群人在校园中走过时看见了我。从我身边经过时，他笑着边走边点头说：“你来了”。我也向他笑着点点头，但没有说话。没想到这竟是我们之间的最后对话，这么简单！
尾声
1999 年 10 月 1 日，我移民美国。在美国，我仍然对中国石窟考古兴趣浓厚，笔耕不辍，且在研究方法上一直深受宿先生的影响。我觉得，美国的任何同行学者，和宿先生比，都显出学识渊博上的巨大差距。他一直都是我最佩服的考古学家，西方任何一位考古或艺术史学家，也许在西方的名气比他大，但都不及他的功力与学识。他是当之无愧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当代中国考古专家第一人，虽然我对他的少许学术观点不赞同，对他有些看问题的方法不认同，也不喜欢他当年的倔强脾气。
记得在 2005 年左右，我给国内一同学打越洋电话，她说宿先生现在的脾气好多了，待人特别慈祥，和蔼可亲。并说有很多年轻人都愿意考他的研究生。毕业时，他也不再强迫学生一定要去石窟单位工作了， 因此他的很多学生都去了大学任教。我听后直叹气！ 因为在大学任教，一直都是我最想干的工作。
2014 年，我去福建，见到了当年一起在建窑发掘时的福建省博物馆的朋友。他们问 我去北京看望过先生没有。我说：“他不喜欢我， 我也就不想去看他了。”那位朋友笑着说： “你可能还真的不了解宿先生。他当年说不让你去他家看他， 你也应该去看他， 他决不会 把你赶出房门的。”如今想来，这位朋友是对的。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再见到先生了。
宿先生留给我更多的还是他的诲人不倦的师长风范，知无不言的学者情操，科学严 谨的治学态度。在我的心目中， 他是当古学家中当之无愧的泰斗， 因为没有哪位考古 学家在把握学科的广度和精度方面能与他匹敌。回忆我在 1982 至 1998 年间与宿白先生接 触、交往、求学的经历， 其中也有我与宿先生老少两代倔强性格的冲突， 我现在的感悟是：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 我将以不同的方式和他在语言上交流， 也许就会避免我们之间的一些 隔阂和摩擦。但世上没有后悔药，也没有回头草可以吃。
人生的道路，都有年轻时的气盛与拼搏，中年时的谦逊与不惑，老年时的知天命与 慈祥。也有得意时的自信和自负， 失意时的沮丧和自卑。正是这样的不可回头的列车，谱写着人生真实而丰富的轨迹。
2020 年 6 月初稿，2021 年 5 月定稿于美国达拉斯
注释
[ 1 ]俞伟超： 《东汉佛教图像考》， 《文物》 1980 年第 5 期，第 68—77 页； 俞伟超、信立祥： 《孔望山摩崖造像的年察》，《文物》 1981 年第 7 期，第 8— 15 页。
[ 2]初师宾： 《甘肃靖远新出土东罗马鎏金银盘略考》， 《文物》 1990 年第 5 期，第 1—9 页。 [ 3]宿白： 《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第 20 卷， 1989 年；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 《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敦煌 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 ·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平凡社， 1982 年。
[ 4]拙文《炳灵寺 169 窟塑像与壁画题材考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与边疆 考古研究》编委会： 《汉唐与边疆考古研究(第一辑) 》，科学出版社， 1994 年， 第 111— 130 页。
[ 5] 徐苹芳： 《北宋开封大相国寺平面复原图说》， 《文物与考古论集》， 文物出版社， 1986 年； 《僧伽造像的发现和僧伽崇拜》，《文物》1996 年第 5 期，第 50—58 页；《中 国舍利塔基考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出版社， 1995 年，第 417—437 页。
[ 6]宿白：《石窟寺考古的回顾》， 《笔谈建国三十年来的文物考古工作》， 《文物》 1979 年第 10 期，第 9 页。
[ 7]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宿白先生仍然认为，编写石窟考古报告与对整个石窟群展开系统的 综合研究， “应以负责保管、研究该石窟的保管所、研究所最具条件。”参见宿白为《新 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 》所写的序。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 保管所编著： 《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1997 年，第 1 页。
[ 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克孜尔千佛洞文物保管所编著：《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7 年。
[ 9 ]常青著：《彬县大佛寺造像艺术》，现代出版社， 1998 年。
[ 10]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编著：《武威天梯山石窟》，文物出版社， 2000 年。
[ 11 ] 敦煌研究院彭金章、王建军编：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文物出版社， 2000、2004 年。 [ 12]敦煌研究院彭金章、王建军编：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文物出版社， 2000、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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