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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个生肖是天生一对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两个生肖是天生一对，如果结合到一起的话，绝对是白头到老，一生幸福，那么到底是哪三个生肖组合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生肖龙与生肖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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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肖马与生肖羊
生肖马与生肖羊，绝对是最幸福的一对儿，两个人虽然个性不合，但是能够彼此包容，在一起之后，事业大成事半功倍，后半辈子享受荣华富贵，事业飞黄腾达，富甲一方，福气深远，晚年更幸福，谁也比不过他们，一生幸福如意，一飞冲天，喜上加喜。
生肖鼠与生肖牛
生肖鼠与生肖牛，两个人在一起互为助力，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是天生一对儿在一起之后，绝对能够白头到老，幸福如意，财帛星特别旺，旺气十足，全家人跟着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什么都不缺，不缺金钱，享受大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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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预测，八字解读，手相面相，姻缘运势，事业财运，八字起名等生活诸事，欢迎结缘私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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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汤：老爷问丫鬟属相，丫鬟：我属马有时也属猪属牛，老爷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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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迁都北京，在北京史、北京城市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北京皇城是在洪武时期修建的燕王府基础上建设而成，而燕王府又是直接在元大都旧址上兴建起来。可以说，从都城选址方面，明皇城直接继承了元大都的中轴线。但是，明代皇城改变了元大内偏西的局面，重心往东、往南移动，皇城北城墙北缩了五里，使得明皇城的范围略小于元大内。明初还在皇城北部兴建了万岁山，但与金元时的万岁山分处两地；随后又在皇城东南兴建了重华宫（即南内）；复建了西苑太液池，终形成今天的格局。整个紫禁城，前有金水河，后依万岁山，背山面水，体现了传统建筑理念的最高境界。应该说，除了西苑太液池是在“金明昌中万宁宫西园遗迹，乃当时别馆所在”，其余宫室，都或多或少改变了原来的选址。终明一代，皇城屡次被毁，而又不断重建，尤其是三大殿的建设，更是耗费举国之财力，但都没有改变明初兴建的位置，而又随后被清廷所承继。有清一代，对于皇城的建设，多是在制度和功能方面，基本的建筑格局，则成于明代。而明代紫禁城的营建，宫城选址，到整体布局，乃至门、楼、阁、台等不同建筑的设计，无不体现了儒家等级差别的观念与易学的思想。故考证明代北京皇城的营建，对于研究易学史、北京城市发展史、建筑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明代北京皇城的营建理念
1．明代北京皇城的营建过程
明代北京皇城的营建，历经了洪武、永乐、嘉靖及万历至天启几个重要的时期。而最重要的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对北京皇城的营建。明初北京城墙的一次大改动，发生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庚午，徐达攻占大都；丁丑，“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己卯，“督工修故元都西北城垣。”“洪武元年九月戊戌朔，大将军徐达改元故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隶北平布政司，缩其城之北五里，废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这次改动将北城垣北缩五里，废东城垣北门光熙门和西城垣北门肃清门，其余九门仍旧。洪武二年（1369年），北平行省参政赵耀“因奏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旧皇城基改造王府，耀受命，即日辞行。”由此可见，明初燕王府的选址及建造，是在太祖的直接授意下进行的。燕王府建于元隆福、兴圣诸宫旧址之上，“明初燕邸仍西宫之旧，当即元之隆福、兴圣诸宫遗址，在太液池西。其后改建都城，则燕邸旧宫及太液池东之元旧内并为西苑地，而宫城则徙而又东。”
成祖登极之初，已有迁都的构想。先是提出将旧封国社稷坛升格：“上谓廷臣曰：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虽未得到礼官们的支持，但仍得到“设北京社稷坛祠祭署”的结果。随后，丘福等提出营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甲子，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这也是继徐达之后，北京城垣的第二次大变动。在营建北京城的过程中，确定了皇城的范围及布局。明北京宫殿的营建，是建于元大内基础上，“明永乐间改建宫城，又在元大内迤东”。可见，明皇城在元大内旧址东边重建而成。北京紫禁城，“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在布局上比中都、南京都更为完整。今天看到的紫禁城，其基本格局，成于永乐时期。永乐四年（1406年）颁布“营建北京诏”，命陈珪“董建北京宫殿，经画有条理，甚见奖重”。永乐十四年八月，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作西宫，为视朝之所。中为奉天殿，殿之侧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为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门之南为午门，午门之南为承天门。奉天殿之北有后殿，有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十五年六月，建郊庙。十一月，建乾清宫。”“（永乐十四年）十一月，诏群臣议建北京。十八年，诏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以迁都北京诏天下，是月北京郊庙宫殿成。”由此可见，明初西宫的营建是先于紫禁城主体宫殿的建设，同时，它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中轴线，建筑左右对称。在紫禁城主体宫殿建成之前，它充当着“视朝之所”的作用，是成祖来北京时的御所。永乐十五年（1417年），鼎建北京宫殿，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宫殿成：“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六月兴工，至是成。”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上以北京郊社、宗庙及宫殿成，是日早，躬诣太庙，奉安五庙、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诣天地坛，奉安昊天上帝、厚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孙诣社稷坛，奉安太社、太稷神主。黔国公沐晟诣山川坛，奉安山川诸神主。礼毕，上御奉天殿受朝贺，大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至此，永乐年间对于北京宫殿的营建完成。
2．封建皇权的高度集中与儒家倡导的等级差别
清《宫殿门楼规制》中记：明宫殿规制配置务取均齐，紫禁城内三殿两宫及各宫殿如此，即东苑、西苑各宫殿亦无不如此。所以雄伟奇丽似逊于元，然整齐严肃又非元所能及，今以元宫殿遗制衡之亦有影响可寻。
明代皇宫布局的特色左右对称，前后呼应，前朝后市，左祖右社，这样严谨的布局，体现了封建皇权的高度集中以及儒家倡导的等级差别。春秋时期的孔子，终身倡导恢复“周礼”，所要实现的“礼”即是社会生活中的等级差别。封建皇权的确立，使得权力集中的需求日益强烈。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一统局面进一步得到确立，儒家等级观念渗透于皇廷内外。至明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发展至一个新的高峰。洪武十三年（1380年）“诏罢中书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阁之臣唯备制草，故载诸训，有曰建言设立丞相者，本人凌迟，全家处死。”他不仅撤掉丞相这一职位，而且在各省也取消了行政首脑而以监察御史巡抚各地。同时增加了六部即吏、户、工、礼、兵、刑的行政职权，形成绝对的君主专制。这种思想和政治体制反映在皇宫布局中，成为明代宫殿建筑的主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都城和皇宫设计都以《周礼·考工记》作为根据。按古国都如井田法，画为九区。面朝背市、左祖右社。所谓：“朝”是指朝廷，即政府机构。太祖朱元璋撤销了丞相和中书省，北京皇宫就按文东武西的方位把六部：吏、户、兵、刑、礼、工、鸿胪寺、宗人府、钦天监和太医院放在承天门前以东，把五府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太常寺、通政司等衙门放在西部，形成明代中央政府的一套“国家机构”。所谓“市”，即百姓日常生活的集市。皇宫的后门是北安门，从北安门到鼓楼前元代即已形成繁华的商业区。这里是靠近后海的重要码头。各种船只从通州经通惠河（经过南河沿、北河沿、步粮桥）直接通船到积水潭。随着明代京师经济的日益繁荣，这里是繁华的商业集市。左祖右社，左边太庙，远眺祖先；右边社稷坛，祭祀太社、太稷。
3．渗透易学思想的营建理念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代表着中国古代思想的最高成就，其博大的精神内涵得到不同朝代的诠释和运用，发展至明代，在营建北京城的过程中，渗透进来。明北京皇城，是在元大内基础上而来，元人都城的设计即体现了《周易》精神理念。永乐朝的营建，更是将这种“天人合一”“中正和平”的理念发挥到极致。
皇城、皇宫居中得正的思想来源于《周易》“中”“正”理念。《周易》特别崇尚“中”“正”。《周易·文言》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居中得正”，才至纯至美。乾为阳为天为君王，刚健中正，皇帝既为天子，其坐朝理政的地方，也要“居中正坐”，所以紫禁城建立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以彰显皇帝的威严。《周易》强调阴阳调和、左右对称，这一理念为明代皇城很好的应用。从京城到皇城，无不体现左右对称、阴阳协调。如东四、西四、东直门、西直门、东便门、西便门、左安门、右安门的设立；乾清宫、坤宁宫、日精门、月华门等，从这些建筑的名称，可见其营建的理念。
城郊天、地、日、月四坛分设北京城南、北、东、西四个方位。而天坛祈年殿，采用圆顶建筑，基座为方形基台，体现周易“天圆地方”“外圆内方”的易学思想以及对世界的认知观。
在《周易》中，“乾，天也”,“坤，地也”，乾清、坤宁两宫是“天地定位”的中枢，分别居住皇帝、皇后。两宫之间的交泰殿则出自《周易·泰·象》“天地交泰”，意为阴阳交合、万物滋荣、子孙昌盛之意。乾清宫、坤宁宫、交泰殿的命名都与《周易》卦名卦义有关。交泰殿出自“泰卦”,“泰卦”是由乾卦和坤卦合成，乾下坤上。《象传》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周易·系辞》又曰：“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阴阳调和，“一阴一阳之谓道”，可见，紫禁城的营建，无不体现了易学的思想理念。
二 明代北京皇城的格局
1．西宫的营建
明皇城内有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其中，北海和中海以琼华岛为中心，又称为太液池，“琼（花）岛在太液池中”。“太液池在子城西乾明门外，周遭凡数里。其源自玉泉山合西北诸水，流入都城德胜门，汇为积水潭，亦名海子。至北安门水关，流入西苑，人呼西海子。”池西建有隆福、兴圣二宫，元时是皇后和皇太子居住的宫殿群落，为元大都的西宫。而明西宫即在元旧址上重建而成。东侧是皇宫正殿。明西宫的主体建筑群，始建于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大内宫殿完成后，与南海统称为西宫，又名西苑。所以，在北京宫殿建成之前，它实际上起着政治中心的作用。有关西苑的介绍，明代史料、文人文集中有大量涉及。明·佚名《明内廷规制考》卷一《宫阙》著录了太液池的概貌：“皇城内河来自玉泉山，经高粱桥分而为二，一灌城隍，一从德胜水关汇入后湖，至药王庙西桥下流入禁地，所谓西苑太液池也。池水又分为二，一环绕灵台宝钞司东，与护城河合流过长安右门，之北经承天门前，再东过长桥左门，之北自涌福阁下，从巽方流出，经玉河桥与城河会一，自元武门之西从地沟入，由怀公门过长庚桥里马房桥，经仁智殿西御酒房东，武英殿前思善门外，皇极殿前文华殿西，而北而东自慈庆宫外南从地沟亦至巽方，西出会于玉河桥。”明·黄瑜《双槐岁钞》卷三记录了西苑河东亭榭的营建情况：“嘉靖十三年九月己亥，西苑河东亭榭成。上亲定额曰：天鹅房，北曰飞霭亭，迎翠殿前曰浮香亭，宝月亭前曰秋辉亭，昭和殿前曰澄渊亭，后曰台坡，临漪亭前曰水云榭，西苑门外二亭曰左临海、右临海亭，北闸口曰涌玉亭，河之东曰聚景亭，改吕梁洪之亭曰吕梁碍，前曰檥金亭，翠玉馆前曰撷秀亭，万岁山后曰玩芳亭。”李贤《明一统志》卷一“西苑”条则描述了太液池的胜景：“在皇城内中有太液池琼华岛，池周围深广，波光澄澈，绿荷芳藻，含香吐秀，游鱼浮鸟，竞戏群集，岛皆奇石，巉岩磊砢，下瞰池水，上有广寒殿，栋宇翚飞，金碧交暎，复阁危榭，左右拱向，乔松古桧，烟云缭绕，然蓬莱仙府也。京师八景有曰太液晴波，曰琼岛春云，谓此。”京师八景中，西苑独占二景。明·王士性《广志绎》卷二“两都”条：“西苑在禁垣西，内有太液池，池内有琼华岛，岛上有广寒殿。乔松高桧，俨然蓬莱，禄荷开时，金碧辉蘸。永、宣朝，尝敕侍从游之，如三杨业皆有记。此礼数近不闻矣。”关于西苑的布局及各处景致的名称，《水东日记》中记录了叶盛赐游西苑记：“天顺三年四月六日，有旨赐游西苑，先饭于左顺门东北廊讫，趋右顺，出西华，西上，西中，西苑四门，北入椒园，至行殿，殿枕太液池，下瞰如镜，出，北行至圆殿，由东城门入上殿，殿前古松极奇怪，又置翠屏岩，郭公磗，木变，太湖石，从西城门下，北至太液，历御桥再北至万岁山，由西路入，山径旁有仙人老虎洞，抵绝顶，入广寒宫，两旁圆亭，东曰玉虹，西曰金露，两亭下次第又各两殿，东曰方壶，次曰介福，西曰瀛洲，次曰延和，山半坪间有仁智殿旧址，自东路出山，至九间殿，过黄船厂，过北闸口行殿，又西从湖岸折而南，至养牲房，所养皆珍禽，经虎城至小山，子名赛瀛洲，前后左右皆有殿，中两旁有水阁，山顶之殿状如广寒，殿前有水出腰，垂如珠簾然，流至石池，西流从石龙口吐出，复洑流山下，殿前凿石为流觞曲水，水折流至东池，复南入湖中，过桥亭至南台行殿，前有石（石秋）直阶，下数十步至水中，是为钓矶，前所历览皆上游幸所也。”由此，可对西苑有一概貌。
西苑营建的过程，历时七个月：永乐十四年八月丁亥，“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九月丙申太宗闻听汉王高煦“以随侍为名教习武事，造作器械，心益疑之，遂有还京之意。”十一月壬寅“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十五年四月癸未“西宫成”，五月丙戍朔“车驾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贺”。从成祖永乐十四年九月离开北京到十五年奉天殿受朝贺，也正是西苑建设的全过程。西苑的规制：“其制中为奉天殿，殿之侧为左、右二殿。奉天之南为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门之南为午门。午门之南为承天门，奉天殿之北有后殿、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凡为屋千六百三十余楹。”永乐十八年，“正北京为京师”，在此之前，北京一直都是以“视朝之所”的身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为成祖迁都以及政治中心的转移奠定基础。成祖定都北京之前，曾有过三次巡狩：前两次都与北征有关，且以旧邸更名为行在所。第一次北征本雅失里及阿鲁台，第二次北征马哈木，永乐十二年三月“丙戌，命皇太子以出师告天地、宗庙、社稷。命皇太子监国、留守事宜，一循永乐八年之制”。永乐六年监国礼为：“凡有重事并四夷来朝，俱达行在所，仍具本启闻。其余事务奏启，俱达京师启闻施行，事有碍者，在京合该衙门具奏，取自上裁。”永乐八年北征期间，在永乐六年所议太子“监国礼”基础上增订的“皇长孙留守北京事宜”:“天下诸司表文俱诣北京进贺，四夷朝贡俱送南京礼部，启皇太子施行。其文选行在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及北京行部所属衙门如有缺员应除补者，五品以上，行在吏部移咨南京吏部，启皇太子选补，六品以下及考满、起复、例应升降、复职，及对品改用、常选官拨用典吏，俱循例启皇长孙施行。”而第三次巡狩则与前两次不同，当时迁都已经提上日程；“视朝之所”正在营建，且已在巡狩时建成；巡狩并非出于北征的需要。永乐十五年三月“丁亥朔，上将巡狩北京，命礼部定东宫留守事一”，自此，成祖再也没有返回南京。
2．南内的营建
明初，在皇城东南位置修建了南内，又以重华宫代称。南内的规制，“犹乾清宫之制，有两长街。西则有宜春等宫。重华宫之东曰洪庆宫，供番佛之所也。又东则内承运库，再东则崇质宫，俗云黑瓦殿是也，景泰间英庙所居。”英宗北狩回京，即被禁于南内之中。在此居住期间，恰逢景皇帝明代宗朱祁钰建隆福寺，于是翔凤等殿石栏杆，都被“内官悉取去，又伐四围树木”，引起了英宗的不快，及其复辟，“寻增至各殿为离宫者五，大门西向，中门及殿南向，每宫殿后一小池跨以桥。池之前后为石坛者四，植以栝松。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回廊与后殿相接，蓋仿大内式为之。”“南内在禁垣内之巽位，亦有首门、二门以及两掖门，即景泰时锢英宗处，所称小南城者是也。二门内亦有前后两殿，具体而微，旁有两庑，所以奉太上者止此矣。其他离宫以及圆殿石桥，皆复辟后天顺间所增饰者，非初制也。”天顺年间，重建了南内，主要是添建了离宫、圆殿、石桥等增饰，而这些，是明初所建时没有的：“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龙德左右曰崇仁、曰广智。其门南曰丹凤，东曰苍龙，正殿之后，凿石为桥。桥南北表以牌楼，曰飞虹，曰戴鳌。左右有亭，曰天光，曰云影。其后叠石为山，曰秀岩，山上平中为圆殿曰乾运。其东西二亭曰凌云、曰御风。其后殿曰永明，门曰佳丽。又其后为圆殿一，引水环之，曰环碧。其门曰静芳，曰瑞光。别有馆曰嘉乐、曰昭融，有阁跨河曰澄辉，皆极华丽。天顺三年（1459年）十一月工成，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
3．万岁山的营建
金元时也有万岁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阳，金人名琼花岛。中统三年修缮之，至元八年赐今名。”朱彝尊考证其与明之万岁山分处两地。宣宗《广寒殿记》及杨文贞、李文达、彭文宪、叶文庄、韩襄毅“西苑诸记”所称万岁山，“皆本金元之旧”，直到马仲房始以煤山为万岁山。到了万历年间，揭万岁门于后苑，而纪事者往往混二为一，“蓋金元之万岁山在西，而明之万岁山在北也。”“今京师厚载门内逼紫禁城，俗所谓煤山者，本名万岁山，其高数十仞，众木森然。相传其下皆聚石炭，以备闭城不虞之用者。”万岁山至清代改名景山。万岁山在明代又有镇山之称。“万岁山在子城东北玄武门外，为大内之镇山，高百余丈，周廻二里许。”从皇城内建筑的整体布局来看，紫禁城前为金水河，后依万岁山，背山而面水，万岁山可谓是紫禁城的屏障。
明代的万岁山主要建筑有寿皇殿、毓秀馆、育芳亭、永禧阁、永寿殿、观花殿、集茅亭（花圃）。《王文端文集》中详细描述了万岁山上的景致：“六月七日，陪少师少保及诸学士于太液池上，焚三朝实录草本，诏许游万岁山，观金元遗迹，中官引自圆殿后度石桥，桥中空二丈许，用一大舟实其中以通行者，既度入山门，门有三，中为御路，众从左右门入，山皆奇石迭成，相传金人取宋艮岳石为之，至元増饰加结构焉，山趾两旁皆有门，蹑石级而上，至半有三殿，中曰仁智，左曰延和，右曰介福，独广寒殿在其顶，又有瀛洲，方壶，玉虹，金露四亭在延和、介福之后，昔皆穷极侈丽，今犹有可观者。山右之半有废井，深不可测，中人云下与海通，有蛟蛰焉，山下一石曰庆云，奇峰万变，盖艮岳之绝奇者，又有康干石。康干，国名。石乃松木入河，水浸渍久而成者，其木理宛然，凡诸殿宇皆仍其旧，未尝修治，我朝列圣恭俭之德于此可见矣，观毕赐宴，山下，尽醉而归。”《明宫殿额名》曾记载了崇祯七年丈量万岁山的情形：“崇祯七年九月，量万岁山，自山顶至山根，斜量二十一丈，折高一十四丈七尺，万岁山左门、山右门于万历十八年八月添牌。有玩芳亭，万历二十八年更翫景亭，二十九年再更毓秀亭，亭下有寿明洞，又有左右毓秀馆、长春门、长春亭。寿皇殿万福阁下曰臻禄堂，康永阁下曰聚仙室，延宁阁下曰集仙室，万福阁东曰观德殿，又有永寿门、永寿殿、观花殿、集芳亭、会景亭、兴隆阁，万历四十一年更翫春楼，万福阁西曰永安亭、永安门，乾佑阁下曰嘉禾馆、乾佑门，兴庆阁下曰景明馆，外为山左里门，山右里门。”“载金台十二景，而万岁山居其一”，引来了众多文人的酬唱，有《金幼孜和胡学士春日陪驾游万岁山诗》：“凤辇游仙岛，春残花尚浓，龙纹蟠玉砌，莺语度瑶宫，香雾浮高树，祥云丽碧空，五城双阙外，宛在画图中，嶻嶪临丹阙，迢遥跨紫台，龙香浮日动，凤盖拂云来，迭巘参差出，层厓隠映开，幽情不可极，临眺重徘徊。”《胡俨次韵胡学士陪驾游万岁山诗》:“凤辇宸游日，祥云夹道红，香风传别殿，飞翠绕行宫，径转千岩合，波回一镜空，忽看鸾鹤起，声在半天中，阁道云为幄，仙山玉作台，更无凡迹到，只有异香来，柳拂金舆度，花迎宝扇开，太平多乐事，扈从得徘徊。”《王洪和胡学士从游万岁山诗》:“飞斾临丹壑，鸣镳陟紫台，日边双凤下，云里六龙来，宝殿临空敞，璚筵就水开，共夸青琐客，陪宴柏梁回。”这些诗文中，无不体现了万岁山当时的精巧布局与精湛的建筑艺术。
4．三大殿的重建
三大殿是皇城中最重要的建筑。在成祖初创时期，从前往后依次称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三殿建成后，屡遭大火，数次重建，嘉靖朝重建后，把奉天、华盖、谨身三殿更名为皇极殿、中级殿、建极殿。“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壬午，以三殿工成，命……分告南、北郊、太庙、社稷。甲申，更名奉天殿曰皇极、华盖殿曰中极、谨身殿曰建极。文楼曰文昭阁，武楼曰武成阁，左顺门曰会极，右顺门曰归极。奉天门曰皇极，东角门曰弘政，西角门曰宣治。”整个明代，三大殿初建于永乐朝，之后分别在正统朝、嘉靖朝和万历天启时期有过三次重建。永乐十八年（1420年）三殿建成后，相隔九个月便被一场大火烧光。至正统六年才又重新建成。而后又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连遭两次火灾。三大殿的主要兴建过程：（1）永乐十九年（1421年）4月三殿火灾：“永乐十九年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2）正统五年（1440年）三大殿复建，六年（1441年）十五月竣工：“（正统五年三月）戊申，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是日兴工”。“正统六年九月甲午朔，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成”。（3）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十三日，“三殿二楼十五门俱灾”，延烧奉天门、左、右顺门，午门外左、右廊：“（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戍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次年门工先成，改奉天门曰大朝门。四十一年（1562年）重建三殿成。改各殿名皇极、中极、建极。（4）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三殿又灾：“（万历二十五年六月戊寅）火起归极门，延至皇极等殿……文昭、武成二阁，周围廊房一时俱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重建。但这次重建历时较长，历经泰昌、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乙丑“殿工暂停”，天启五年九月（1625年）二月“二十三日再度兴工”，天启六年（1626年）皇极殿成：“（天启六年十月）己酉，皇极殿成，诏告天下”。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中极、建极二殿成。至此，三大殿重建方告竣。由此可知，三次大火，后两次的损失要远超永乐朝。而且所修复工程的内容，都包括三台本身的修复，以及周围廊房的复建。而永乐朝大火，仅三大殿尽毁，两侧廊庑均无大碍，所以正统时期，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完工。而后两次复建，又以嘉靖朝发生的变化最大。
三大殿在明代几次重建中，形制与永乐朝初建时已然不同。嘉靖朝三大殿的规制，有《世庙识余录》一书记载：“三殿规制，自宣德间再建后，诸将作皆莫省其旧，而匠官徐杲能以意料量，比落成，竟不失尺寸。”从中可知，宣德朝所建三大殿，“皆莫省其旧”。宣德朝，宣宗多次提到，京师没有大的工程：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京师无他营造，工匠亦可省用，徒多聚无益也。”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罢采木之役时，“今京师无大营缮，当东作之时而工部采运木植未已，岂不妨废农业”。由此可见，宣德朝的确有重修三殿的计划，宣德元年十月，吴中就曾奏请“拟来年修造殿宇”，但是“上姑止之”，而三大殿一直未能在宣德年间重建，究其原因，非常复杂。主其事的吴中曾入狱服刑，缺少主管官吏，工程自然也就搁浅了。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到了嘉靖朝，面对重新修建三大殿的局面，世宗曾对当时的内阁说过：“我思旧制固不可违，因变少减，亦不害事。”时内阁首辅严嵩答曰：“旧制因变减少，固不为害，但臣伏思，作室，筑基为难，其费数倍于木石等。若旧基丈尺稍一移动，则一动百动，从新更改俱用筑打，重费财力，久稽岁月，完愈难矣。臣愚谓，基址深广似合仍旧，若木石围圆，比旧量减或可。”由上可知，最初让世宗产生“因变少减”想法的原因，是由于时间有限。而严嵩提出，如果改动地基，恐怕“完愈难矣”，也就是说，会更耗费时间，才让世宗放弃了最初的想法，而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式：在原来地基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建筑的体量。也就是所谓“比旧量减”。
至天启朝，三大殿的重建，不仅耗时最长，而且已经难寻旧制了。天启元年（1621年），御史王大年将万历至天启时期国力财力与嘉靖朝作了对比：“彼时物力充盈，咄嗟立办，大非今比”，熹宗于是同意了其缩减开支，重建大殿的建议：“顶大石者，亦为量减，似于制无碍。至若花石，金砖采运费烦，铁力等木召买艰难，以别项酌抵……得旨意，依议，惟街石、顶石尺寸仍照旧例”。从这段文字可知，天启朝的重建，除了街石、顶石的尺寸还按照原来的规格以外，其他方面，已经难寻旧制了。
原载《周易文化研究（第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黄永玉十二生肖铸铜雕像落户乾州古城
来源：团结报-湘西网
湘西网5月6日讯(记者 杨继东)“五一”假期，吉首市乾州古城内，一组形象生动、姿态万千、艺术夸张的十二生肖铸铜雕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市民朋友驻足欣赏。这组由艺术大师黄永玉先生创作的精美艺术作品为乾州古城文化旅游发展增色多多。
在乾州古城“三门开”处展示的十二生肖铸铜雕像，源自黄永玉先生近十多年的画作。据介绍，自2006年起，每逢农历新年到来，画十二生肖成为黄永玉先生的“迎新功课”。今年5月1日起，这组十二生肖铸铜雕像落户乾州古城，为展示黄帝、尧、舜以来的天干地支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艺术视角，也表现了黄永玉先生作为艺术巨匠在雕像方面的成就。
许多对黄永玉先生作品感兴趣的游客和市民表示，以前都是从书籍、报刊、电视和网络上看到黄永玉先生的艺术作品，而现在游览美丽的乾州古城，现场欣赏到黄先生创作的十二生肖铸铜雕像，感受浓郁的中华传统文化，真是不虚此行。
(稿源：湘西网-团结报)
(作者：杨继东)
(编辑：杨思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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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95%的人都不知道十二生肖背后的秘密！
你知道十二生肖的由来吗？
华夏大地上动物千千万，为什么是这12种动物成为了十二生肖呢？
这是因为，这12种动物与华夏文明关系密切。它们或许为华夏先民的生存做出了巨大贡献，或许承载了先民某种极其强烈的情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这本书追寻这12种动物的背后的故事。
《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
著者：袁靖
出版时间：2023年4月
老鼠为什么是十二生肖之首？
老鼠凭什么成为十二生肖之首？我们从考古角度来了解下老鼠在华夏文明里留下的轨迹，来寻找这个答案。
古代医疗水平低下，一个小感冒就足以要人命，而当时的生产力又低下，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所以古人非常重视生育和繁殖。而老鼠的繁殖力极其强悍，这怎么能不引起古人的注意呢？
另外，老鼠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我们所熟知的北京猿人，也是这个时期的物种。考古学家在这个时间段内发现了老鼠的化石。所以，凭着与我们的老祖宗同龄这种老资格，鼠能一举打败其他动物，可谓实至名归。
广州市动物园唐代砖室墓鼠俑
考古时常会用到一些科技手段，其中一种叫锶同位素分析。锶元素是自然界的一种微量元素，可以通过食物链，从土壤进入植物，再进入动物体内，最后保存在牙齿和骨骼中，牙齿里所包含的锶同位素不会发生改变。
相对于其他动物，考古人偏爱用老鼠作为锶同位素分析的参照标本，因为它在鉴定某地的某种动物是否是迁入户时能发挥最好的参照作用。
在古代，其他动物都有可能从其他地方迁移来的，像祭天需要从各地征集马匹、生猪，但老鼠却不会随意迁移，因为它们并非人们所需的家养动物，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体力去做长途旅行。所以，一般情况下，老鼠都是某地土生土长的。
当需要判断某个遗址里的动物是否是迁入户时，只要测出它牙釉质里的锶同位素比值，再跟当地老鼠的作对比，就一清二楚了。
正如上文说到的祭天征召马匹，陕西宝鸡的雍山血池遗址便是秦汉时期的祭天场所，这里出土了26匹马的骨骼。
考古学家确定了遗址附近老鼠的锶同位素比值，再检测遗址出土的马的锶同位素比值，立马便发觉了其中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值还都不一样，所以很明显：这些马都不是当地的马，而且这些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那这些马从哪里征集来的？为什么被征集来？征集标准都有什么？征集地为何有马？再辅以其他检测手段，便能够描摹出当时人们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思维。
我们对古代历史的了解，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信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老鼠在考古学上的一个妙用便在于此。
中世纪的黑死病
老鼠于人类而言，最大的罪过恐怕是传播疾病，最典型的便是鼠疫。我国历史上曾鼠疫肆虐，光1901至1948年死于鼠疫的人数就超过100万。就连我们如今常用的防疫口罩，也是诞生于1910年伍连德抗击东北鼠疫时。
繁殖力惊人、渊源古老、收割生命的能力惊人，羡慕、畏惧与厌恶恐怕是远古时期人们对鼠的复杂情感。惟其如此，古人才将其列为十二生肖之首加以纪念。
为何我们自称“龙的传人”？
十二生肖里，唯龙并非现实里存在的生物。为什么偏偏选中这样一种虚拟生物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呢？这必须追溯龙的来源。关于龙的来源，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
南宋所翁龙之六龙图（局部）
第一种是蛇说。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闻一多，考古学里的实证则是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多个墓葬里发现的一种陶盘—— “龙盘”。
盘上绘有龙的图案，这些龙吻部很长，舌头外伸，伸出的部分犹如树枝般分叉，龙身上有一层层的鳞片，没有四肢，身躯一层层盘起，很明显就是蛇。
山西陶寺遗址的龙盘
闻一多认为，在盛行图腾文化的古代，有一支主要的华夏部落是以大蛇为图腾的，这个大蛇就叫龙。在战争中，这个大蛇部落兼并了其他图腾部落，形成了一个新部落。
新部落的图腾，就在大蛇的基础上吸收其他部落的图腾。于是，蛇加上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须，形成了龙图腾。这种说法与中国是个多民族不断融合而成的国家的内在逻辑是暗合的。
传说中的中国龙
第二种是鳄鱼说。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是古生物界泰斗杨钟健。实证也同样出墓葬。在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到汉代这8000多年里的墓葬中，人们不时地发现鳄鱼的遗存。新石器时代的西水坡遗址还发现了蚌壳摆塑龙虎图，这条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但其形象却明显是鳄鱼。
河南西水坡遗址的贝壳龙虎图
第三种是鳄鱼与蛇杂糅说。甲骨文的“龙”字可以印证。这个字隐含了很多鳄鱼的特点，例如大张的嘴、有纹身、身条弯曲、有角（其实是鳄鱼脑袋上的鳞棘。鳄鱼喜欢浮在浅水层，脑袋的上部尤其是鳞棘部位经常露在水面上，远远看过去就像是角）。
但这个甲骨文字没有鳄鱼的四肢，看起来比较像蛇。这说明在商朝造字时，就已经把蛇和鳄鱼混在一起了。
左：甲骨文的“龙”字
右：陕西扶风海家村遗址的西周青铜爬兽
更坚实的证据或许是来自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考古人将之命名为“青铜爬龙”。细看这件青铜器，会发现它除了有四肢，跟甲骨文的“龙”字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能推测，在新石器时代，大致上有两拨人，一拨是以蛇来创造龙，一拨是以鳄鱼来创造龙。进入夏商周以后，人们开始把鳄鱼和蛇混在一起，作为龙的原型。这种思路在战国时成为主流，此时龙的形象与我们印象中的龙已经很接近了。
黄河、长江、淮河一带的古代墓葬中发现了很多鳄鱼遗存，其中有扬子鳄的身影。扬子鳄多栖息在水里，又有在下雨前吼叫的习惯，所以古人会很自然地认为龙是主宰雨水的神灵。
华夏文明主要建立在农业之上，而雨水对农作物极其重要，所以作为司雨神的龙，自然是华夏文明非常重要的神灵，被先民们虔诚地信仰与神化。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民族国家，历朝历代也在不断地进行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如果要非找一种动物、一种图腾，来代表这个不断融合发展的大一统国家，那么就非龙莫属了。
正因如此，古人才会不断地在各种艺术品种刻画龙的形象，编撰出与龙相关的故事。从20世纪开始，龙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标志和象征形成共识，我们开始自称“龙的传人”。
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大杀器”是什么？
《左传》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商周时期的祭祀场所经常发现马骨，但两个埋马以及使用马的态度却很不一样。商人埋马基本是一匹匹整齐摆放，而周人的遗址却是马骨杂乱、随意分布。
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的马坑
这反映了商周两个的马匹收集方式不一样：
商人的根据地在黄河下游，这里没有马场，他们的马基本都从西北或北方征集或进贡而来，来之不易，使用时便特别珍惜。
而周人的根据地则靠近甘青宁地区，这里自古以来就有很好的马场，所以获取马匹容易得多，使用起来就有点大手大脚。这就是从埋马方式去比对和解读商、周两个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异同。
河南安阳殷墟郭家庄的车马坑
当古人把马和车合二为一，就实现了一个伟大的创造。在战场上，马车极大地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商周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车马坑，它们有个明显的区别：商人是一车配两马，而周人则是一车配四马。这便能够判断：商人习惯用两匹马拉一辆车，而周人则习惯以四匹马拉一辆车。最终，在朝歌大战中，周人灭了商人。单纯就战斗力而言，四匹马拉的车打败两匹马拉的车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陕西长安张家坡遗址的车马坑
春秋时期，主要的作战方式是车战，而马拉的战车的多少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准。
一辆四匹马拉的战车被称为“一乘”，当时流行用“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来形容某个国家军事实力强大。可以说，在古代，马匹就是国家的战略型武器，得马者得天下。
关于其他生肖，还有许多有趣的问题。
比如从野狼到忠犬，狗是如何被驯化的？地上扑腾的兔子，是如何飞升仙界、成为月亮的象征的？对农耕文明毫无贡献的猴，怎么逆袭成自由之神齐天大圣？从凶悍的山林精灵到国人餐桌的常客，再到混吃等死的代表，猪经历了怎样艰难的历程？
以上种种都能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一书中找到答案。
本书的作者袁靖，是从事考古工作三十余年的知名考古学者。他在书中很生动地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开展考古工作的，从中我们能清晰看到考古学者到底是怎么通过考古发掘出来的遗骨、文物，与文献、壁画、图像、传说、民俗等种种方式结合起来去解读历史的。
书中用了200多幅配图，图文并茂地科普了12种生肖动物在华夏民族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介绍古人眼中的动物形象。可以说，这本书是一门每个人都能读得懂的十二生肖考古课。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寻找生肖动物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身影，一起探寻十二生肖与华夏民族共同书写的文明史吧。
发现更多生肖的秘密
文：羽立
编辑：任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