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轮家族

胡文燕

2011年4月24日，法国新浪潮女星玛丽-弗朗丝·皮西尔（Marie-France Pisier）在南法家中去世，享年66岁。尸体被锻铁座椅压住，沉在泳池底部。尸检显示，死者肺中并无进水，不属于溺水身亡。警方调查相继排除自杀和他杀，将案件定为意外身亡。突发昏厥或心脏病？但压在死者身上的椅子，怎么也说不通。

流言蜚语不少，随着女明星消逝，也渐渐沉寂。

玛丽-弗朗丝·皮西尔（Marie-France Pisier）

十年后，法国人纷纷议论起这桩悬案。今年1月7日，死者的外甥女卡密尔·库什内（Camille Kouchner） 出版新书《大家庭》（La familia grande），讲述孪生弟弟曾被继父奥利维·杜哈梅尔（Olivier Duhamel）。只言片语间，点出女明星去世前的异常：她得知外甥遭遇，同无动于衷的姐姐艾芙莉娜·皮西尔（Évelyne Pisier）翻脸，并吵嚷着要捅出去。两人是“六八一代”女权姐妹花，手足情深，志同道合，晚年竟因这事分道扬镳。

“意外身亡”发生，家丑没外扬，只在巴黎精英圈内部流传。随后十年，继父杜哈梅尔则老当益壮，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直到《大家庭》一书出版，并登上畅销书榜。社交网络上，涌现“我也是受害者”（MeTooInceste）运动，千百人打破禁忌，讲述幼年被亲人的经历。

2020年，法国“直面”协会调查显示，670万法国人遭遇，其中78%受害者为女性，涉及各个社会阶层。全球反浪潮下，公众对话题依旧讳莫如深。《大家庭》引爆舆论，的讨论场域从伦理禁忌转向社会丑闻。库什内的个人志，也是一部“六八一代”父母的家族史，映射出法国近半个世纪里，对性自由及其边界的探索和反思。

“大家庭”和小社会

库什内今年45岁，是劳动法律师，也在大学任教。父亲贝尔纳·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原职医生，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继父杜哈梅尔做过欧洲议员，精通宪法，进入高校，掌握名校巴黎政治学院财权。母亲皮西尔是政治学教授，左派践行者，心向革命，和古巴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有过一段情。

这是“六八一代”典型知识分子家庭。库什内有个哥哥和孪生弟弟，三人年幼时，随母亲跟继父生活。父母开明，没架子，对待子女，持平视姿态。谈起性事，也百无禁忌。库什内从小直呼父母姓名，听着他们韵事长大。长辈关心她性经历早晚多少，并同自己当年比照，无形中给她施加不小的压力。

八十年代，每年夏天，库什内家人好友结伴，到南法休假。继父是高官之后，在滨海小镇萨纳里继承一座庄园。石墙红瓦的别墅边，橄榄树郁郁葱葱，鸟语莺莺，如同“世外桃源”。好友帮里，随便拎出任一个，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哲学家、电影制片人、知名学者、明星律师和内阁部长。他们聪明健谈，潇洒幽默，每年夏天，都来萨纳里庄园度假。晒晒太阳，喝酒寻欢，同时不忘指点江山。

奥利维·杜哈梅尔（Olivier Duhamel），曾担任国家科学政治基金会（FNSP）和世纪俱乐部主席

这是继父口中“大家庭”，也是上一代左派精英的缩影。法国《世界报》指出，“五月风暴”发生时，他们大多二十岁，正当青春年华，向往南美革命的浪漫主义。左派精神和理想主义，铸就了后来的友谊，巩固了各自的人脉。

这“世外桃源”里，没太多世俗秩序。友人勾引保姆；年轻小伙子被送入年长女人的怀抱；继父当着母亲面跟朋友妻子搞在一起；母亲托朋友给大儿子；小孩子在父母面前模仿场景...... 长大成人，库什内历数往事，觉得有些不妥。但那时，她只是个十来岁小姑娘，乐呵呵地看着周围一切。正如书中所写：“每年夏天，父母们欢声笑语，孩子们自由玩耍。”

自由亦或革命，成为家长里短，形而下的话题。女性有选择伴侣的自由，子女有决定入睡时间的自由，父母也有在泳池裸泳的自由。小到是否母乳喂养，也要打着自由的旗号：库什内记得女儿出生，母亲前来问候，看到她母乳喂养，大惊失色。母亲说：“有人逼迫你喂奶么？你不担心丢失自由？”库什内说：“我喜欢喂奶，这跟意识形态无关。再说，母乳喂养也是我的自由。”

一直以来，自由本身似乎由父母定义——像成人一般生活，才是真正的自由。13岁时，孪生弟弟战战兢兢，半遮半掩，告诉库什内自己的秘密，她的第一反应竟是：“继父这是在教你，我们又不是放不开的人。”但弟弟还是疑惑，继父几次进入房间，同他发生关系。这正常么？所有家庭都这么做？这也是一种自由么？

这件所谓“放得开”的人才会干的事，持续了近两年。库什内花了很长时间，弄清事情原委，并答应弟弟，一同坚守秘密。二十多年，她被谎言和噤声折磨，平添不少负罪感。这对孪生姐弟相继成为父母，2008年向家人袒露真相。大哥、姨母和生父听后，大发雷霆，同继父撇清关系，但唯独母亲除外。继父供认不讳，她选择原谅，又怪女儿没早告诉她。母亲说：“整个过程，没有暴力。你弟弟又没被强迫，我丈夫没做什么出格的事。是你弟弟让我戴上绿帽子。”

“大家庭”成员，都相继知晓，有人同继父渐行渐远，有的则不以为意，但没人敢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左派和布尔乔亚家庭，家丑更不可外扬。”她在书中分析道，“大家庭”保持沉默，并非只是懦弱。沉默本身，也是通向这个精英团体的钥匙和证明。

2017年母亲去世，享年75岁；2020年继父顺利当选世纪俱乐部（Le Siècle）主席，这家精英聚会团体以筛选严格著称，在法国纵横政经，权倾朝野，极具传奇色彩。

法国刑法222-31-1规定，长辈、兄妹、叔舅、姑姨以及以上四种身份的伴侣实施，都属于；222-24条规定，施暴者为长辈或监护人最多面临20年监禁。2018年，法国新法规定，报案时效，从受害者成年开始计算，由此前的二十年增至三十年，但新法不具可追溯性。作为法学教授，继父很清楚，即使警方参与调查，他现在不会遭到任何法律制裁。

从禁忌到丑闻

法国人类学家桃乐丝·杜斯（Dorothée Dussy）走访过多位施暴者和受害者，2013年出版《纪实：征服起源》。她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指出，二战以来，西方社会5%到10%的儿童遭受，该比率并未跟随社会阶层或时代更迭而改变。即使1968年后，法国经历性解放运动，社会风气改变，比率并未发生变化。她说：“不管儿童遭遇多少侵害，社会仍会正常运转。导致社会运转脱轨的并非暴力本身，而是被揭发，最终浮出地表，可见的暴力。”

卡密尔·库什内（Camille Kouchner）与《大家庭》书封

《大家庭》出版，在政坛民间，皆引发震荡。杜斯的解释，似乎在杜哈梅尔事件中，得到验证。

1月4日，杜哈梅尔辞去国家科学政治基金会（FNSP）和世纪俱乐部主席职务。他的亲信被殃及池鱼：前政府总秘书长、现巴黎大区行政长官马克·吉约姆（Marc Guillaume）辞去杜哈梅尔掌权的多个机构；前司法部长伊丽莎白·吉古（Élisabeth Guigou）放弃担任独立调查委员会主席一职；巴黎政治学院校长弗雷德里克·弥雍（Frédéric Mion）遭到在校学生抗议。

同时遭波及的，还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两人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唯恐引火上身。《世界报》指出，杜哈梅尔是爱丽舍宫常客，马克龙推出“反主义”法案之前，便曾征询过他的意见；他同菲利普多名亲友交好，其中包括地方议员蒂埃里·索莱尔（Thierry Solère），后者承蒙杜哈梅尔推荐，才成功挤入世纪俱乐部。

1月16日，“我也是受害者”词条，登上法国推特热搜。短短百余字符，笔法简洁克制，直抵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5岁那年，我被母亲的兄弟侵害，余生生活在黑暗中。一秒内，我仿佛变成百岁”；“我6岁，在阁楼里，一切都完了”；“5岁，我叔叔”；“我7岁，他70岁，是我爷爷”...... 几十年过后，很多受害者依然无法走出阴影。

也有受害者诉诸媒体，公开家族往事。1月25日，《世界报》报道，法国知名制片人杰拉尔·鲁文（Gérard Louvin）的外甥指控称，自己年幼时，曾遭舅舅及其丈夫。2月3日，法国老牌演员里查德·贝利（Richard Berry）女儿科里纳·贝利-罗特曼（Coline Berry-Rojtman）公开指控父亲的不伦行为。这两起事件中，被指控者纷纷否认指控。《大家庭》作为导火索，引发公众热议。作为社会现象，话题的讨论范畴，逐渐从伦理禁忌转向社会丑闻。

其实，库什内并非法国打破“沉默文化”的第一人。

1986年，44岁爱玛·托马（Eva Thomas）撰写《背后的沉默》一书，并接受电视采访，讲述自己15岁被父亲的经历。按照节目惯例，她回答电视观众电话提问。她本意希望受害者不再感到羞耻，却听到不少匪夷所思的问题。一个医生说：“我爱上了继女，家人都知道，也认可。你为什么给我们这样的家庭添堵？”；一个工程师说：“我每天都跟13岁的女儿发生关系，你凭什么妨碍我们幸福？”另一个技术工人问：“的边界在哪里？我女儿10岁，我喜欢抚摸她，我想知道这些欲望是否有罪？”......

托马曾解释称：“只要提及话题，似乎都会干扰到他人，继而遭遇社会集体否定。打破‘沉默文化’，都是暂时的，社会很快遗忘，并再次集体否定。我们需要不停谈论。”

法国作家或学者，也一直试图剖析行为。著名作家克莉丝汀·安格（Christine Angot）年幼被父亲，数本小说皆以为主题，例如1999年发表的《》，或2015年发表的《不可能的爱》。在她看来，受害者面临一个悖论，他们希望讲述自己的经历而不得。因社会研究和个体认知相对缺失，单从语言学层面讲，受害者便缺乏表达工具，无法获得认同。

自中世纪起，在西方便是禁忌话题。为数不多的公共讨论中，的施暴者和受害者，总有一方会被妖魔化。法国历史学家安娜-埃马努尔·德玛提尼（Anne-Emmanuelle Demartini）解释说，涉及社会核心组织单位——家庭，证明成立，尤其需要过硬证据。时至今日，很难被证实。

正如法国《费加罗报》一篇文章指出：“令人生厌，但鲜少产生受害者。因为受害者不会表明身份。或一直以来，他们的声音太过微弱？”

当旧秩序遇到新世代

1月19日早6点，《世界报》5.2万订阅读者收到“世界报每日简讯”电邮，其中包括一副调侃漫画。画上两只企鹅喋喋不休，其中一位说：“我的父亲是变性人，变成我母亲，她的妻子收养了儿子，如果我被这个非亲兄弟侵犯，这是么？”

作者是法国插画家塞泽尔·高尔斯（Xavier Gorce），2002年签约《世界报》，每日提供一副画作。笔下的两只企鹅热爱点评时事，每每辛辣刻薄，又爱异想天开，为他赢得一众粉丝。但这幅漫画发出，社交媒体一片哗然，在《世界报》采编部同样引发争议。有记者认为，漫画对待议题太过轻佻，和报纸深度新闻报道背道而驰；此外漫画利用变性群体制造幽默效果也多有不妥。

《世界报》网站保留漫画原稿，但19日当天，报社总编卡罗琳娜·莫诺（Caroline Monnot）发表致歉声明。高尔斯不满报社处理方式，第二天宣告辞职。言论自由亦或出版责任？“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明星或名人因一句话或一个行为遭遇网友抵制）当道，是否矫枉过正？社会弱势群体对优势群体不断抗争背景下，如何解构并消解既存的“幽默暴力”？评论者因性别、世代、立场、身份认同亦或意识形态不同，会做出不同的解读。

2017年全球涌现#Metoo反运动，受害者打破“沉默文化”，质疑社会既定秩序。“高尔斯事件”引发争议，风头甚至掩盖杜哈梅尔丑闻。这与其说是言论自由及其边界之争，不如说旧有思维模式，面对新世代思潮“夺权”，引发的困惑与阵痛。

处于同样困惑和不甘的，还包括法国作家布里埃尔·马茨涅夫（Gabriel Matzneff）。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法国文坛小有名气，曾在多部个人随笔中，描写自己同十几岁青少年发生性关系，对恋童行径直言不讳。文学评论家热衷强调他的文采，借用享乐主义概念为其恶行正名。2013年，他甚至获得法国雷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散文类大奖。

同一事件，视角不同，叙事会有天壤之别。当年“十几岁青少年”之一——法国作家兼出版人凡妮莎·斯普林莫拉（Vanessa Springora），2020年1月出版新书《两厢“情愿”》（Le Consentement），以细腻的笔触，讲述自己14岁同50岁的马茨涅夫相遇、“相爱”、发生关系、身心重创到自我重建。斯普林莫拉剖析三十年来的心路历程，质疑青少年同成人发生性关系，所谓的性同意是否有意义。这是斯普林莫拉的个人成长史，同时揭露法国性解放语境下，文艺圈内部对恋童和等犯罪行径的放任和宽容。

《两厢“情愿”》出版后，法国出版社停止印发马茨涅夫的书籍；法国《观点》杂志停止同他合作；政府取消他的年老作家国家补助；巴黎市负责文化事务的副市长克里斯托弗·吉拉尔（Christophe Girard）曾同马茨涅夫交往密切，也在抗议声中下台。

斯普林莫拉认为，#Metoo运动引发一场革命，社会更侧重倾听受害者的声音。她的新书引发热议，同时证明“文学可以推动社会进步”。

34岁的法国记者夏尔罗特·普德洛夫斯基（Charlotte Pudlowski）同样受到#Metoo启发，从语言中寻得力量。她和母亲无话不谈，但8年前才得知，母亲10岁曾遭生父。2020年，她制作6集音频纪录片，从母亲讲起，追寻行为遭噤声的起源。在她看来，噤声背后涉及三层原因，首先是施暴者威胁，受害者不敢声张，并以此为耻；此外家庭本身“沉默文化”深重，受害者会将侵害内化；社会无视这一结构性问题，缺乏对议题的公共专业探讨。

普德洛夫斯基母亲曾说：“声张出去，太冒险了，最后可能被整个家庭唾弃。”

库什内记得，鼓动弟弟告知家人时，她差点成为众矢之的，弟弟怪她多事（新书出版获得弟弟同意），哥哥怨她不早说，母亲说她得对这些年的沉默负责，“大家庭”成员也指责她残酷，跟母亲对着干...... 唯有曾是大明星的姨母在身边勇敢支持她，希望将丑闻公开。

法国《观点》杂志评论称：“玛丽-弗朗丝·皮西尔去世本身，无形之中，也为丑闻曝光贡献最后一份力量。死亡疑点太多，警方发起调查，她跟姐姐的通信，事无巨细都有司法备案。她似乎以这样的方式，向世人高呼：‘快看，快看啊’。”

2011年4月30日，这位曾被誉为“特吕弗缪斯”的一代影坛偶像，在南法家族墓地下葬。那是个周六，阳光明媚，亲朋好友皆到场，唯独她的姐夫杜哈梅尔缺席。

责任编辑：朱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