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立剑眉是什么样的(立剑眉图片)

大明王朝 006 七王相遇（1）

烧火棍烧火球这俩小子，轮着马棒就奔胡大海和丁德兴扑过来了，老百姓一看，可吓坏了。

A：“各个兄弟，看着没看着，今儿个非出人命不可”。

真替老胡和老丁担心，可这俩人儿不但不害怕，还从心眼里往外的乐，可以说，眼睫毛都乐开花了。拿胡大海来说，幼年之间，就学习拳脚棍棒，18 班兵刃不说样样精通，也都会几下子，尤其这个胡大海的两臂，一晃力量足足1500斤，举铁鼎举铁骑，啥事都干过。二十来岁的时候，闯荡北口，贩卖私牛，经常跟蒙古人摔跤，不仅在圈里还小有名气，而且浑身是胆!这两年占据黑风山，这胆子更大了，据说他这胆子掏出来，比拳头还大。他能把这烧火棍燃火球看在眼里吗？丁德兴那就更甭提了，拳脚棍棒的能力只在胡大海之上，不在他以下。仗着这点本钱，这两个人把胳膊抡起来就下了手了。烧火棍燃火球呢，这俩小子是个奴才，没什么真实的本领，狗仗人势，就仗着他们大爷霹雳鬼秦明的势力大，这俩小子只会耗子扛枪～窝里横，真要是比起能耐来，什么不是啊。他俩一伸手，就让胡大海一个通天炮，把烧火棍逮出去有两丈多远去，打了个乌眼青，顺着鼻子眼，血哗啦哗啦就淌下来了。丁德兴一脚把燃火球踢出有一丈远去，来了个狗啃屎，咔嚓，门牙也掉了。老百姓一看，乐的，群众：“改!改!这才叫报应啊。叫你们俩冒坏水，到底天下又不怕横的。这两位英雄是哪儿来的？把这俩小子坏水给挤干净，才解我们的恨!”，老百姓是拍手称快，烧火棍燃火球，可以说没吃过这亏，也没栽过这个跟头，那哪能受得了？!俩小子从地上一骨碌起来：诶诶，好小子。你他妈敢大爷大大大大大爷。，连话都说不上来了，一挥手，告诉手下那些恶奴：“给给给，给我上打”，20 来人都上来了，有的赤手空拳，有的拿着鞭子和棒子，就40 个上了也白上，让胡大海丁德兴给揍的：滚的滚，爬的爬，这个刚站起来，那个又趴下了，胡大海一边打着，一边心里高兴：老子的能耐见涨呀。把这20 来人打的鼻青脸肿，有的腰拧了，有的腿都错了环了，实在是抵挡不住了。烧火棍燃火球一商议，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咱碰到钉子上了，赶紧去报告秦大爷，要没有大爷出头，这事不好办了。

两个小子想到这块儿，一骨碌丝噌噌，跳出圈外，用手一指：“胡大海!好小子。你是从哪个石头缝蹦出来的!你活腻歪了!你也不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这是天子脚下的燕京城。我们是秦大爷手下的总管!你们把总管给揍了，大概也活不长了。你们等着去报告我们秦大爷。有种那可别走!”

胡大海：“切切切。给我那从孙子送个信儿，他祖太爷在这等着教训他。”

老百姓又都乐了，烧火棍燃火球2人的脸也红了，一转身扎到人群里头，奔饭馆给秦明送信儿。那么秦明呢，现在也不舒服，什么原因呢：只从烧火棍燃火球2人赶奔井台放水去了以后，秦明在逍遥酒楼的饭馆楼上有吃有喝，一边喝着酒，一边欣赏这座楼里的山水风景画。看着看着，他的眼光就落到吃饭的人身上，他一瞅这楼上吃饭的客人也不那么多，三三五五的，离着他不远，有一张八仙桌，围着八仙桌，坐着四个人儿，他一看，这四个人是与众不同啊。有一个人的正面正好对着他，这人看年纪也就在30 左右岁，面如银盆，两道八字立剑眉，斜入天苍飞叉鬓角，一对大眼睛锃明刷亮，通关的鼻梁四字扩口，再一看燕尾的黑胡，这人头戴月白缎扎巾，身穿月白缎剑袖，再往身后一看，鹿皮套里面床着一对护手电光钩，一看就是练武的，这人有风范儿，往那一坐，腰板倍儿直，稳如泰山；在这个人的上垂首坐着一个人，看这人儿长得威风，这脸蛋子，跟开杂货铺一样，蓝一道，红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冷不丁看，好像那西瓜成精似的，头上带六楞抽口，将子硬壮金顶梁门，倒拉三间刺骨叶，周身穿青，遍体通黑，带肋下宣刀，脸上稍微有点黑胡子茬，也是个练武的；在这花花脸的对面坐着一个人，是阴阳脸，看这张脸长的，好像这个脸被五五分开，左半面是黑的，右半面是白的，阴阳脸，个头不太高，五短身才似车轴汉子，头上戴甩子疙瘩青皂帽，腰里头系着香牛皮的宝带，大叉蹲裆滚裤，四喜的快靴，背后背刀，还有一个人，正好后脑勺对着他，这脸冲着那头，他看不清楚，但是从背影，他一看：，诶，这人长得好，细条条的身材，头上戴着粉灵色的杂金，身穿粉绫色的箭袖，他用鼻子一提，嘿，正好是顺风，一阵阵飘了一股香味儿，这个人的身上用麝香都熏透了，有时候这个人一动弹，给那三位满酒布菜，诶，这脸蛋儿能冲着他，秦明仔细看：呦，这人不超过20 啊，这小脸蛋长得粉嫩粉嫩的，弯弯的细眉，水汪汪的大眼睛，元宝的耳朵，男人好像个女相，干什么的呢，他坐这块就琢磨：“哦？这四个人儿看见没：背钩的、挎刀的、背刀的。这仨人儿看那样子要么是保镖；要不就是给看家护院的教头。唯独长得好看的这小孩干什么的呢？诶，对了!大概是相姑堂的相公。哎呀，小伙长得漂亮啊!一定那三位有钱，在相公堂供了一个相公。给他们满酒布菜，陪着取个乐子。人家多美呀!想到自己孤单单冷清清一点意思没有，喝着闷酒有什么意思。诶，不如把这漂亮小伙叫过来，陪着大爷我喝上几盅，开开心，解解闷。”

剑眉、虎眼 王者之风

俗话也提到“贵人有贵相，有贱相”，而要论男人的王者赋有之吉相，下面这几个面相特征是必不行少的。

1、剑眉

双眉浓而密且眉形笔者眉尾顺势而上，像两把剑立在双眼上方的眉型便是剑眉，剑眉于管理者、经营者而言有“快刀斩乱麻”之意，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处事干净利落一点点不会牵丝攀藤，而且其本身也是一个极重声誉的人，求财谋事也羞于歪门邪道，干事光明正大正义感强，极富王者气质。

2、虎眼

相书有云“预察神情，先观目晴”，经过一个人的眼睛咱们不只可以窥见其性格亦可知晓其胆略、气魄，而眼睛大、眼睛发黄、眼中呈正方形的虎眼之人处处都透露出一股不行侵犯的威严之气，这类面相特征的人精气旺盛，脑筋聪明且赋有谋略可为大领导乃至大老板，是帅才之相。

3、凤眼

所谓“看富在鼻，看贵在眼”，一个人的贵人气质怎么是否有赋有好命主要看的就是眼睛，除了虎眼之外，眼睛比常人略长且目光深邃的人更富才智，而且这种人往往矛头内藏的一起也愈加懂得进退有节，也就是相书上所说的凤眼，传统面相学上对凤眼的点评极高，这种人不只可以爬上高位，更可凭仗本身优异的才智取得周围人的敬重。

4、鼻大有势

一个人的鼻子大的一起还要鼻头丰满圆滚，若是再加上颧骨稍微高凸一点的话则必然可以成为人中龙凤，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在工作上敢打敢拼，本身运势也好，多能成为领导型人才，而鼻大也意为胸怀广大，找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做自己顶头上司不必担心被穿小鞋。

5、上额丰满

脑门丰满的人干事有气魄也很有担任，而从个人运势方面来讲也属稳健异常，不会呈现大起大落的情况，可能赋闲起步时显得困难重重，但贵在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时刻越长自己的工作逐步就会形成大的气候。

6、丰唇大嘴

这种面相特征的人在处世方面会比较大度，即使是工作上、生意上的对手也始终会坚持“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准则，这种人容纳力强，对任何人和事都可以用容纳且体谅的情绪来对待，历来都是身边朋友多过敌人，属于赋有有名的好命之人。

7、耳垂厚大

都知道耳有垂珠的人福气足，那么从面相命理学的角度来讲终究多大的耳垂才能叫耳垂厚大呢？答案是有必要要在整个耳朵长度的三分之一以上，这种面相特征的人是典型的大富大贵的王者之相，有可以成为企业家、大老板的好命格。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觉得有道理的，记得关注凡叔，哪点触动你了评论下，私信333，与凡叔一起走进命理的世界！

白鹿的原声，张凌赫的脸，让我看清了《宁安如梦》的质量

片单悦享会来袭，桃厂平台上已经杀青的剧组。

纷纷送上全新物料，给观众品鉴。

这其中离拍摄结束日期最近的，当属于《宁安如梦》。

这部剧营业勤快，还没开机多久就发了侧拍花絮。

杀青之后特辑与首支预告接连放出，有原著热度在手。

关于剧情的讨论，都要比同期高上一些。

作为欢娱小花白鹿的首部大女主作，剧组有着优秀的班底配置。

导演是合作过任嘉伦热巴的朱锐斌，得到原著作者的大力支持，服化道看起来就精美。

作为明年预定的王炸剧，男女主的表现，看出了剧目的质量！

首支预告是赶出来的，因为才结束就要做出来。

所以在配音环节下，只能先用演员的。

就跟之前的《沉香如屑》一样，预告放出后是演员自己来配。

之后正片上线，再根据效果来选定，是继续原声，还是邀请配音老师。

这次《宁安如梦》也是如此，且因为剧目是大女主。

白鹿在片段里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声音出镜。

就地录制旁白台词，没有戏剧里的爆发力，乍一听是像在朗读课文。

是没先前杀青特辑里来得猛烈，但好在，在咬字断句方面，白鹿做到了进步。

只是可惜，原声好听但不贴脸，且对手演员张凌赫的台词也不是很优秀。

后期如果不练习的话，大概还是会选专业配音。

配音这个事情，就算是娘娘孙俪，都有比较遗憾的时候。

为了效果考虑，启用配音也没事。

抛去声音不谈，剧组还真是高颜值组，被星探挖掘从而进入娱乐圈的张凌赫。

果然脸在江山在，由于长珩滤镜太好了，以至于大家对他演的花城都达成和解了。

出演阴狠谢危，预告里张凌赫脸上带血，剑眉竖立，真有噩梦疯批的样子了。

从目前来看，剧组各方面都不错，赌就赌一手编剧发挥了！

#头条创作挑战赛#

沂蒙英烈常恩多将军传略——功在国家，义尽东北

一九四二年夏季，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一支活跃在鲁南抗日前线的东北军部队、五十七军百十一师，克服了重重阻力，在莒南县的甲子山区光荣起义，投向了人民怀抱。这次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就是被誉为“常胜将军”的该师师长、特别党员常恩多同志。这次起义，严重打击了派的投降气焰，壮大了鲁南地区的抗日力量，为打击日寇，扩大滨海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起义后的第七天，早已身患重病的常恩多同志即含着欣慰的微笑，与世长辞了。

常恩多同志逝世之后，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和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都亲临吊唁，并对常恩多同志的亲属进行了亲切的慰问。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在莒南县朱梅村为常恩多同志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山东省、滨海区与附近各县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以及几百个区、镇、乡、村都派代表前来哀悼这位中国的优秀党员、英勇杀敌的抗日民族英雄，并敬送了大量的挽联、挽幛。罗荣桓、陈光同志送的挽联写道：“杀敌锄奸，功在国家，不幸仅免疫处。留病体，复何忍看去英才；还乡复土，义尽东北，尤惜未克竟成。遗余恨，只为付托嘱贤良。”朱瑞同志评价常恩多是“抗日爱国的民族英雄”，号召抗日军民学习他一生无私无畏的精神，抗战到底。

常恩多

常恩多同志是满族人，一八九五年降生于辽宁省海城县东三平台村的一个贫苦的农家。小时父母先后辞世，寄读于族伯家。十九岁时在海城师范学校毕业，任小学教员。过五年。年轻的常恩多投笔从戎，从此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一九二二年，他被保送至东北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升任中尉排长。此后，他在奉军历任连长、营长、团副、团长等职务。“九·一八”事变时，常恩多正担任东北军七一团上校团长。他目睹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地向全团官兵说：“咱们是东北父老用血汗养育起来的队伍，要誓死保卫东北国土。”但是，他杀敌报国的愿望并得不到实现。由于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九三四年，东北军被调往鄂豫皖地区，进剿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常恩多对此痛心疾首。有一次，东北军总部《军事周刊》记者、地下党员王再天到该团去采访，常恩多和他谈起当前的形势时，都很愤慨，两人低声吟起了《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从此，彼此结为挚友。

一九三五年十月，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接着百十一师调往西北。常恩多由六三三团团长升任百十一师的师长。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同在陕西进攻红军的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常恩多读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认为这个文件写得“字字血，声声泪”，它使“每一个有良心的东北军人佩服，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华儿女拥护”。

杨虎城

一九三六年七月，常恩多被调到西安的军官训练团担任第四大队的大队长。这个训练团是由张学良将军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联合举办的。在这里，他参加了由中国东北军工作委员会领导的进步军官组织“东北抗日同志会”。他为抗日救国，广结同志，经常和担任“西北剿总”少校联络参谋的老朋友王再天同志，谈论政治形势和国家的命运。在他的要求下，由王再天介绍，红军总参谋长同志接见了他，跟他畅谈到深夜。经过多次谈话，他对的性质，奋斗目标和政治主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只有才能救中国。后来，他离开了训练团，回到合水驻地。

张学良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日，常恩多奉命到总部晋见张学良将军。那时正在西安，策划和督促对陕北红军的进攻。常恩多异常激愤，他借机向张学良提出兵谏的建议。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常恩多万分振奋。他热烈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联合抗日八项主张”，并根据张学良的布置，率百十一师开赴渭南、潼关一带，捍卫西安，曾多次击溃来犯的中央军。此后不久，红军总参谋长同志和杨虎城将军，在渭南县百十一师驻地举行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会议，同志在会上阐述了放回、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顾全国家民族存亡的大局。他劝勉三方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挫败的内战阴谋。中国这种一切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不念旧恶的坦荡胸怀和在政治上的远见，使常恩多十分钦佩。后来，背弃诺言，扣留张学良将军，常恩多气愤之下，决定率部北上当红军。他派少校参谋孙立基秘密到三原县红军前防指挥部和彭德怀等同志联系。彭德怀同志为了维护刚刚促成的联合抗日的新形势，没有答复他的这一要求。他要孙立基回复常恩多，要他仍留东北军中，和红军联合抗日。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常恩多正率部驻在河南周口镇。他对中国七月八日发出的“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的通电，热烈拥护。七月二十七日，常恩多奉命率部队开赴江苏长江北岸，担任江防。临行前，正在鸡公山东北中学上学的幼子常克赶来送行，向他提出要到陕北当红军的愿望。常恩多欣然同意。他对副官刘唱凯说：“延安固然艰苦，但窑洞里集中的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他有能力就好好施展吧。”

到达江苏后，百十一师在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一带二百里的江岸上布防，常恩多同志任戒严司令。他深入防区，察看地形，激励将士修筑防御工事，时刻准备给来犯之敌以重创。

王维平（原名王振乾）

先是在这年五月，东北军地下工委先后派员王维平（原名王振乾）和张苏平，到百十一师分别担任少校秘书和参谋处上尉书记。常恩多对派来帮助他工作的同志，十分欢迎。后来，地下党员曹建华，在南通参加了百十一师。他和王维平、张苏平接上关系后，在中央长江局的领导下，组成了五十七军地下工委。九月二十二日，王维平到南京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工作，请求指示。周恩来同志对常恩多十分关心。亲笔写信劝勉他努力杀敌，为国立功。信末写道：“主动在我，命运自决，光明在望，后会有期。”常恩多同志看后，非常欣慰。

十月上旬，百十一师奉命撤离南通。此后他们先后参加了扬州保卫战、台儿庄大会战、盐城和阜宁阻击战以及徐州攻击战等，在常恩多的指挥下，全军艰苦奋战，卓立战功。被群众誉为“常胜军”、“真正打鬼子的队伍”。

一九三八年冬季，五十七军奉命到鲁南填防。贪生怕死、迷恋安逸生活的军长缪激流，徬徨犹豫，不愿离开苏北。常恩多乘机提出自己率百十一师入鲁的要求。原来早在一年以前，王维平代表五十七军地下工委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向中央长江局汇报情况。当时，周恩来同志作了两点指示：一是同意他们把五十七军工委，改为百十一师工委。二是建议常恩多同志选择有利时机，把部队转入敌后，利用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良好的群众基础，扩大队伍。常恩多认为周恩来的建议英明正确，时时把它放在心上。这次入鲁填防，正是执行周恩来同志这一指示的良机。缪激流对常恩多的请求，自然同意。当年初，常恩多先遣曾参加过台儿庄会战荣立功勋、受到通电全国嘉奖的三三三旅为先头部队入鲁。随后，他亲率师部机关直属部队和六六二团开赴山东菖南县大于家庄驻防。

《论持久战》

常恩多同志率百十一师到达鲁南后，为了向山东抗日军民表达抗日决心，在春节前夕派六六二团北进诸城县，和八路军密切配合，攻克伪军张步云部盘据的枳沟据点，消灭伪三旅近千人，缴获大量战利品。不久，又在孟瞳附近，歼灭了一股外出骚扰的日军大部。连续几次杀敌致胜，百十一师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拥护。周围村庄群众携带大量的慰劳品，前来劳军。百十一师也把从敌伪那里缴获的武器、，送给了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为了进一步密切百十一师和中国领导的抗日军民之间的关系，常恩多提出“团结友军，亲如兄弟”的口号，鼓励官兵和八路军往来。两军之间出现了互通情报、互相支援的局面。同志的《论持久战》等书陆续传入百十一师，广大官兵可以公开传阅。

在和八路军配合作战、相互联系中，进一步增进了常恩多对中国的认识，也增强了他对中国的感情。他经常找地下工委的王维平同志反映思想情况，并恳切地提出加入中国的要求。地下工委将常恩多的愿望向中央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分局派部长郭子化同志到大于庄对常恩多进行了考察。一九三九年春，常恩多经过山东分局的批准，正式加入中国，为特别党员。从此，他在党的领导下，奋斗目标更加明确，采取了许多有利于部队改造的措施。他举办了军官训练班，派我党地下党员作教官，进行政治思想和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教育；又派地下党员担任电台台长和秘密译电员，通过电台，和山东分局、山东纵队的领导机关以及八路军部队建立了密切联系。

抗日义勇

百十一师和八路军密切合作，联合抗日，使这个师内部的顽固分子十分嫉恨。他们施展各种阴毒伎俩，破坏这种大好局面。他们首先利用掌握的政治部的权力，改编“抗日义勇宣传队”为“政治部宣传队”。这支义勇宣传队原是百十一师驻守南通时，招收一些爱国青年组成的，后来在淮阴、沭阳一带又吸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使其进一步扩大。在我党地下工委的影响下，他们随军宣传抗日救亡，做出很大贡献。政治部的顽固分子在“整编”时，以授予军衔和发给薪饷为诱饵，对队员进行收买和拉拢，企图把他们拉向自己，听其所用。但是顽固分子妄费心机，他们的所有卑劣伎俩，都遭到队员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的阴谋始终没有得逞。

的顽固分子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们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又以百十一师特别党部的名义，导演了一出集体参加的闹剧。地下工委在得知他们的阴谋后，向山东分局作了请示。分局指示为了隐蔽地开展地下工作，可随集体参加，不公开反对。“入党仪式”是在大于庄的操场举行。师部机关和直属营连都参加了，常恩多同志被宣布为的特派员。为了揭露顽固分子的嘴脸，常恩多同志利用这个讲坛，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讲话。他说：“我们必须按照孙总理的教导：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他强调指出：“我们当中有一帮人，挂羊头，卖狗肉，不干抗战救国这件正经事。大家可不要跟他们跑。”他的讲话，给在场的顽固分子以沉重打击，受到广大官兵的热烈欢迎。

方叔洪

这年夏季，日寇集结了两个半师团的兵力，从苏北向南进行麦季大扫荡。的山东省政府被冲散，百十四加的师长方叔洪死难，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早在这年三月，五十七军在苏北遭到日寇一个联队的进攻，贪生怕死的缪富流当时拥有五个团的兵力，他却不敢抵抗，急急忙忙转移到鲁南。这次遇上敌人大扫荡，更是惊恐万状，把百十一师的三三三旅调到身边，为自己护驾。常恩多同志便只能率三三一旅的六六二团和师部直属营、连，与敌人相。他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避免和敌人大部队正面作战，有时出其不意，突然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

当时抗战演剧六队队长陆万美对常恩多同志机智沉着地领导反扫荡，作了如下的追述：初夏，我们(指抗演六队一笔者）从鲁苏战区总部南来这师（指百十一师--笔者）慰劳。……

到师的第二天深夜，畅谈后，常师长送我出门。小院里一片皓白的月光。他仰望着蓝空欲圆的明月沉吟：“这正是夜袭的好时候呢！今晚说不定就有事！”

老实说，当时我并不注意，也不相信这话有多大的现实性。不料次晨黎明，紧密的枪炮声，把我催得一下跳起床来。准备的饭没吃，迅速地随部队出发。敌人三面合围，即将成功。常师长却巧妙地选择了路线，迂曲地在山沟里转。

很大的部队，一会儿全从四面紧密的机枪和炮声里撤出来。掩护的部队向南绕开，吸引着被迷惑的敌人。两天后，也毫无损失地转回家来。

常师长指挥作战的激动沉着，令人永不能忘。战斗后第三天下午，他竞下命令仍回老位子去驻防。大家都很奇怪的询问他：能去吗？

“敌人绝料不到你敢回头。他正分作几股向旁的方向搜索你去。你正好回去了，也就可以安安稳稳地住下了。”他多纹的脸上闪出了一阵胜利的微笑，然后接着说：“你算得比他低一着，不行；高两着，也不行。就得恰恰高一着。”傍晚行军，下了一个小山岗，转进墨黑的丛林，突有谍报在马旁，一边走，一边报告新情况：“前面十来里就要遭遇敌人。”他立刻让队伍在河滩上休息下来，自己摸进庄里，在一间小屋里张开地图。蜡烛光下，他用大显微镜照着，右手指着，安详地布置新路线和战斗准备。满屋的青年将校、谍报人员，屏息地等待。他说一句，十几支笔沙沙地记录。

部队立刻改变方向走。他仍然安静地烧了水喝，吃了几片干饼，才走。这一整夜，和敌人在山的两侧绕来绕去，却让敌人找不着。第二天，竟大胆地在距敌人不远的地方隐蔽下来。到第三天才脱离得很远。常师长自信地说：“这次是三股合围不成功，下一个月他一定又改变新战术了。我还得用别的办法让他围不上。瞅到机会，还得狠狠揍他一下。”

常恩多同志就这样率领少数部队，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几十次战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板泉崖和上河之战，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九里坡战役中，打死敌人百余人，缴获汽车十余辆。从此，在鲁南一带，到处流传着“常胜将军”常恩多同志领导打鬼子的故事。

在反扫荡过程中，常恩多同志十分重视群众的动员组织工作。敌人扫荡刚开始，顽固的政训人员吓得急忙撤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山区后方留守处去躲起来。常恩多同志便把义勇宣传队组成“战地工作队”，由我党地下工委的王维平任队长，由张苏平任组长。这个工作队，在宣传和组织群众进行战地服务方面起了很好的作用。他们还和参谋处谍报队密切配合，了解和向师领导提供敌情，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常恩多同志对地方上的汉奸、敌特从不留情。日照县的劣绅胡浩亭、周诗言等组织汉奸维持会，敲诈勒索，民愤很大。常恩多同志便将他们抓住，组织公审，就地枪决。他经常警告那些地方豪绅：“你们是中国人，可要长正了中国人的良心。要是当汉奸，我可要你们的命。”

管松涛

反“扫荡”以后，地方顽固部队，不断向领导的抗日武装挑衅，制造磨擦，临沂、郯城一带尤甚，曾出现多起流血事件。常恩多同志便指示该师六六五团中校团副管松涛从中调停。有时让小部队插入两军阵地之间，劝止战争，团结抗日。百十一师的这种行动，受到广大抗日军民的欢迎，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他们纷纷向五十七军军部进行诬告，说百十一师吃着的饭，干着的事。顽固派把持的政治部还诬陷三十三旅王肇治旅长。缪激流借故撤了王肇治的旅长职务。后来，改派万毅为三十三旅旅长。

万毅

万毅是地下党员，勇敢正派，常恩多同志得了这个志同道合的助手，心里颇为高兴。当他们在柳沟见面时，常恩多诚恳地对他说：“你来了，这真再好也没有了。事前缪曾征求我的意见，我连认识你都不敢对他说，如果我说咱俩熟悉，缪是一定不会让咱俩一块处。”

一九三九年冬季，日寇千余名，再次出动骚扰莒县、日照一带。常恩多率部队在十字路附近的王家庄子将敌人一部包围。在八路军的配合下，歼敌二百余名，缴获野炮一门，还有许多战利品。战斗结束后，两军联合举行了庆祝会。山东《大众日报》以《国共两军配合作战的典范》为题，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两军配合作战所取得的胜利以及它的重大意义。广大爱国群众也热情赞扬说：八路军、百十一师真正是打鬼子的队伍。

一九四〇年夏，掀起第一次高潮之后，在五十七军内部，一种投降论调甚嚣尘上。军政治部主任、绰号叫“麻雀教官”的宋迪玺，经常说：“鬼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高级参议兰赓年和参谋处的人员为“鬼子不打自己，专打八路军”而拍手称快。军长缪澂流在纪念《七·七》大会上公然埋怨张学良。他说：“要是没有‘双十二’，早已消灭了！”他还以鲁南游击区总指挥的身份，布置鲁南、苏北十七个县的县长，进行。

原来，早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季，缪澂流的亲信、五十七军军部副官长李亚藩，奉命和副军长朴炳珊赴阜阳领取军饷。他和朴炳珊的妻子借机去上海，干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当。后来，朴炳珊之妻返回军部，而李亚藩却投降了日寇，成了伪兴亚建鲁苏地区总司令，驻苏北桃林集，专门做瓦解五十七军的工作。此后，缪澂流与他不断传书递简，信使往来。一九四〇年，缪澂流派他的亲信，少校副官李光烈，几次密赴桃林镇，引起了官兵的怀疑。接着，由缪澂流亲自指挥的六六六团的郝、王两连，公开携械投敌。八月中旬，常恩多同志奉缪激流之命，率直属部队赶到临沭县的东盘会晤。他听到上述消息后，非常吃惊，便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九月十二日，缪激流在和朴炳珊、宋迪玺秘密策划之后，于次日，分派少校副官于光烈、六六五团团长董翰卿和参谋处上校课长于文清为代表，去苏北桃林镇跟日军作投降的谈判。于文清对干这种卑鄙的投敌勾当，深感苦恼，但又迫于缪激流的威势，不敢拒绝，便找三三三旅旅长、地下党员万毅同志诉说苦衷。万毅劝他忍隐成行，掌握他们投敌内情后，再研究对策。十四日，董翰卿等三人到苏北北琴口以南之马家窝铺，与李亚藩和日本鹫津兵团的代表、大尉参谋辛修三、顾问新容幸雄见面。双方谈判时提出，一、互不侵犯。并规定联络信号，以免发生误会；二、共同防共。日方打八路军，五十七军也要打。各自防区潜伏的，自行剿除。回来时，他们带回了一批敌人给予的手巾、肥皂、月饼、汽水、酒、牙粉、香烟和武侠小说等。日军代表对他们说：“你们在山里都很劳苦。这点物品送给你们，是小意思。”于文清参加投降谈判回来后，把详情告诉了万毅旅长。当时正值“九·一八”九周年纪念日，在纪念大会上，缪激流公然宣称：“根本不应该听信的挑拨离间，去跟日本作战。中国的敌人是，是“赤匪’。中国今天还是应该剿‘匪’，先安内后攘外。”对缪激流的言行利投降活动，常恩多同志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于是一场反对投降的风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九·二”锄奸活动，这次锄奸战斗的酝酿经过。

万毅同志作了如下的记述：在东盘南圩子（属临沭县）外一间霉湿的单房，一个燥热的深夜里，我把缪瀓流通敌的确实消息报告了老师长（指常恩多同志——笔者）。他对每一句话都慎重地、聚精会神冷静思考着。在报告终了时，他闭上眼睛，凝住神思，好像从缪瀓流历史上给他作着总结，下着判决。室内的空气，一时低沉得像一汪死水。他面部也平静得没有一点表情。这时，我意识到他是在进行准备一个新的斗争场面的思考。

“我相信你的报告，也就是相信你的人格，对于这一叛变国家民族的罪行你打算怎么办呢？”老师长打破了室内的沉寂，开始征求着我的意见。

“汉奸是不能干！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师长领着我们反对这一罪行，把部队集结起来，找总司令打官司。”我这样简赅地从我一贯忠诚信仰上，表达了我坚决的拥护与服从，和提出了办法的原则性。

他仍然是冷静缜密地分析了下级的情形，垂询了我一些具体状况。又一阵沉默之后，我突然看到这位巨人的两道剑眉，几乎直立起来，眼睛里喷射出如炬的光芒。这光芒反映到我的脑海里，呈现出鲁东南抗战军民的光明远景和汉奸卖黑暗末路。紧接着一段深沉的结语：“好，只要大家不愿意当汉奸，我便有办法。不然，就剩下我一个人，也得和这个汉奸干到底！目前掌握队伍要紧，明天我到你那里，再作具体决定。抗战好几年了，还想穿黄马褂，投敌人，真他妈的找死！对得起谁？我们一定锄掉他！”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接着，常恩多同志和万毅同志秘密拟定了锄奸方案。确定九月二十一日晚会上，包围军部，逮捕缪激流等大小汉奸。具体由万毅同志指挥。他自己则负责解决百十一师和三三一旅内的汉奸。九月二十一日晚间行动开始了。后来，抗演六队队长陆万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九月二十一日晚间，常师长踱到收音机室里，平静地听着广播。又和一些青年闲谈着幼年甜蜜的山村生活。夜深了，估计着万旅长那面已动了手，才起身转回去，仍然平静无事似的。

一进到屋里，这才忙碌起来。先把门岗警戒加严了。立刻亲笔给各处去命令，扣押与奸案有关的将校，详细指示了办法。又用电话把一个较重要的(指知情不举的三三一旅旅长唐君尧一一笔者)”“请”来，一进圩子就下了他的枪，押到特务连。然后才把参谋长和秘书找去，向他们宣布，并且拟发各方面电报。常师长直立着，左手叉腰，嘴里滔滔念下去。一字不改记录下来，就成了致《蒋委员长、于总司令血泪电》。

一批批干部都召去训话，都带着澎湃的欢欣转了出来。天不久明了，他又召集部队训话说：“你们血战了三年多，哪一个还愿再披上黄马褂？”战士们嘹亮的吼声震动着山野：“不愿意！”

“人身上生了脓疤疮，一定得开刀治。我们团体出了汉奸，也得坚决地铲除，一点不能爱惜。”他继续宣布他的主张：“忠心爱国，杀敌锄奸，团结抗战，打回老家。”战士们热血沸腾起来了。窒闷的气息，痛快吐出来了。眼前闪现出一片民族和己身的自由和明光。

万毅旅长和两个团是长期驻防军部附近做警卫军的。当晚他秘密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刚一宣布缪的通敌阴谋。有的就痛哭流涕，敲打着桌子高声喊叫起来：“我们绝不要当汉奸！”会场情绪非常悲壮，一致拥护锄奸行动。决定的方式是：和平地扣住缪，然后一同到师部，由常师长领着打官司。

锣鼓喧天的晚会上。连队被一部分一部分地调换出来作动员准备。夜半的黑空里，从万毅旅长手中放出一颗幽绿、一颗明红的信号弹，升到高高的星空。会场里，立刻翻飞起红绿的传单。部队各自向北移动，全都‘闪’开了。而缪却在十分钟前，被现已投敌的荣子恒，从会场默默地拉出去。只身步行逃脱了，连心爱的小老婆和养女都来不及打个招呼。

“九·二二”锄奸，除缪澂流因六六七团一营营长韩子嘉叛变告密，由三三四旅旅长荣子恒保护逃走外，通敌的主要策划者和牵线者，如副军长朴炳珊夫妇，伪北平宣抚班的女间谍徐春圃以及董汉卿等都被扣押。广大爱国官兵和抗日群众，群情振奋，无不拍手称快。

于学忠

“九·二二”锄奸对日伪和投降派无疑是一次严重打击。他们狗急跳墙，疯狂地进行反扑和报复。日机不断轰炸百十一师的防地，投撒大批传单。地方伪和顽固派也派遣特务到百十一师的防区进行造谣破坏。常恩多亲自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和抗演六队，在赣榆县宣传时，竟遭顽固派县长董毓佩的便衣特务无理逮捕，战地服务团的团员陈瘦秋惨遭杀害。这期间，派何应钦密电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表示支持通敌的叛逆缪激流。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甚至提出要对百十一师进行“讨伐”。战区总部的政治部主任、顽固份子周复更是挖空心思地歪曲事实真相，多方为通敌的奸逆开脱罪责。当百十一师扣押的通敌案犯连同他们的案卷交总部要求进行军法审理时，周复却把他们当作上宾对待。陪同他们大吃大喝，抽大烟，，还将宋迪玺、徐春圃等升官启用。这些奸逆有恃无恐，到处造谣中伤百十一师和常恩多师长。

常恩多同志对此愤慨异常。他想率领百十一师公开打出“东北挺进军”的旗号，归中央山东分局领导。分局的领导同志劝他忍辱负重，仍留在军队中，以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要过早地暴露。常恩多同志接受了分局的劝导，采取一系列应变的措施。他奋笔疾书，赶写出《“九·二二’锄奸运动前前后后》，说明锄奸工作的真象，大量印刷，到处散发和张贴，公诸舆论，以澄清视听。接着，设立干训队，训练培养青年军官，并在连队加强军事训练，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为了回答敌人的反扑，常恩多同志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加强团结，集中力量争取军事胜利。以军事胜利，保证锄奸的政治胜利”。接连组织了大店、碑廊和多水店子三次战役，皆取得了重大胜利。收复了莒南县大店和日照县碑廊两个敌伪据点，歼灭敌人六百余人，缴获了大批战利品。这些战役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扩大了军队的声威，巩固了根据地。

早在一九三九年底，常恩多同志因在极为险恶的境况下和内外敌人苦斗，操劳过度，身患肺病，而且日趋严重。后来师部的日常工作暂由参谋长陶景奎主持。陶景奎原是一个利欲熏心的投机分子。他借机弄权，和三三一旅旅长孙焕彩，六六六团团长刘晋武等勾结一起，利用他们的心腹爪牙，制造流言蜚语，打击和陷害坚决执行团结抗日路线、屡立战功的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同志。面对这种恶劣境况，万毅同志只身到李家桑园向常恩多同志作了汇报。常恩多同志凝神思考之后，坚决地说：“你放心！我绝不坐他们(指孙、刘、陶—一原注)的四轮车，因为我知道他们的四轮车出门准翻。你不能离开现职。你离开了，对整个前途是不利的。”正在这时，发来电报，竟说“九·二二”锄奸“虽云忠党保国，究难辞犯上误国之咎”。这个是非颠倒的断语，实质是说通敌有功，锄奸有罪！因而引起部分意志薄弱官兵思想上的动摇，而孙、陶、刘集团却更加嚣张。他们借口常恩多养病而封锁消息，不让向他报告新闻。暗中则策划对抗日爱国官兵进行迫害和逮捕。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变故，中央山东分局决定将已暴露身份的员王维平等撤离百十一师。当王维平向常恩多同志告别时，他表示了对王维平的深切依恋和对的无限向往。

王维平同志后来追记当时的情景说：“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晚，常师长病倒在床上，面色青白，喘气很费力。我小心谨慎地站在他身旁，压着悲痛，悄声央求说：师长养病要紧，只要你病好转，能做事情，我马上可以回来。现在我还是走了好，免得他们欺侮我，刺激了你，加重了你的病势，那便什么都完了。当时他闭上眼睛，转过头，什么都不说，像是非常痛苦。两三分钟的沉默后，他挣扎着想爬起来。我扶他坐起。他吁了一口气，递给我两张照片：一张是给我存起的；一张是送给他还没有见过面但是最倾心的一个朋友(指徐向前同志)。这就是我们的生别，也是死离。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凄惨的一次见面。他的最后的一句话，我最清楚地记得：等我病好了，再找他们算账，病若是好不了的时候，我就一锤子砸碎了它（指军队），决不给中华民族留下一条孽根。有骨头的汉子，他们是会另起炉灶的。你要告诉常克他们，说我是怎么死的。”

李政宣夫妇

一九四一年一、二月间，派掀起的第二次高潮。也波及到百十一师。孙、陶、刘和政治部主任龚晓清等，经过秘密策划，于二月十七日扣押了万毅旅长。接着，地下工委的曹健华、张苏平同志，师部电台台长、地下党员李政宣夫妇，师部工兵营的翟仲禹等同志，以及战地服务团和抗演六队的成员，也先后被逮捕、监禁。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二·一七”事件。

万毅旅长被扣后，先送到五莲山前的老君堂，后转送至徐庄鲁苏战区总部。抗敌演剧第六队也同时被送总部审查处理。抗敌演剧第六队属中央军委会政治部。它是由领导组建的一支文艺队伍。一九四〇年由鲁苏战区总部到百十一师进行慰问。队员们不辞艰险困苦，热情地为抗日军民进行演出，并为部队和农村培养了大批文艺骨干。在慰问期间，他们还热心地向官兵推荐、介绍一些进步书籍，对活跃部队生活，提高官兵的爱国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像这样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孙、刘、陶等自然容它不下。战地服务团在地下支部的领导下，进行了绝食和反审讯的斗争，除有计划地留下七人坚持工作外，其余全部撤出百十一师。后来曹健华和张苏平同志也解除监禁。曹健华经组织同意撤走。张苏平同志仍留下坚持斗争。他在“二·一七”以后被称为“漫长黑暗的寒冬”那段时间里，和常恩多同志保持密切联系，抵制派的迫害，保护着同志。

“二·一七”事件后，百十一师在常恩多的率领下，进入甲子山区，把原来的一部分防地，让给了八路军和游击队。孙、陶、刘等头目，一方面丧尽天良地摧残常恩多同志的身体，暗中唆使个别医生给他服用过量的药物，设置温度很高的壁炉。另方面，勾结地方的朱信斋、许树声和李延修等武装，进攻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在地方上则敲诈勒索，奸女，逼迫群众到山上修碉堡，使百十一师在群众中威信扫地。人们纷纷反映：“常师长问事的时候，百十一师不是这样子。现在换了个陶参谋，什么都变了。”一九四一年夏季，孙、陶、刘镇压和迫害坚持团结抗日的官兵，更加肆无忌惮。陶景奎因为军需处不让他大把大把地挥霍公款而怀恨在心，借故杀死一个马快进行报复。为了陷害反对投降的六六一团团副李鸿德，他们炮制了一个所谓宋穆成行刺孙焕彩事件。宋穆成是六六一团的事务长。孙焕彩诬陷他行刺自己而把他下狱，施行残酷刑罚，迫使他承认是李鸿德幕后指使他行刺，以便对李鸿德开刀。宋穆成被逼在早已拟好的“供词”上画了押，孙焕彩接着便把李鸿德逮捕监押，呈请处死。他们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广大官兵的愤慨，团长孙立基、关靖寰等都提出了抗议，并由关靖寰领头要找常恩多师长打官司。孙、陶、刘等见势不妙，急忙释放了李鸿德，只给他捏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撤了他的职。当陶景奎把军部关于李鸿德撤差免职的批文拿给常恩多看时，老师长剑眉竖立，陡的将公文推向一边，厉声说道：“李鸿德这小子做坏事如有真凭实据，就宰了他。否则，随随便便把一个人踢弄了，那可不行。”他气恼得咯了几口血，命令陶景奎：“以后上尉以上的人事仍由我来管。“陶景奎挨了一顿训斥，灰溜溜地走了。

李鸿德事件发生后，百十一师的正直官兵，人人自危，纷纷写呈文请假。常恩多看到这些呈文后，双眉紧蹙，传把请假的人召来，进行安慰。他说：“你们不要走。我病好了走也好，死了走也好，别在我不死不活的时候走。事情还是要人办的，好人走光了哪行！”接着他又把刘晋武等召来，进行训诫。他愤怒地质问：“你们老是排挤青年人，究竟安得什么心?”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常恩多同志毫不灰心，并且变得更加顽强。他在六月二十日，曾写下下面的诗句，表达了他战胜病魔的坚强信心：

载我有大地，覆我是青天。

饱餐新空气，常在日月间。

病魔总似虎，岂能撼泰山。

六月十三日，他在《病中杂写》中又写道：《抗战呕心血，为的是争取民族解放、平等自由。四十年来复何求?回首思往事，肝胆欲碎。而今后，策马渡悬崖，拔剑还要削倭头！”文中对今后抗战道路的艰险作了充分估计，也表示了他的杀敌决心。

汪精卫

就在这时，南京伪的头目汪精卫认为常恩多的境况内外交困，便伸出黑手向他进行诱降。他指使伪军训部长，原东北讲武学堂教育长鲍文樾，派伪副部长、常恩多的同班同学于春阁，持自己的像片和亲笔信，前往苏北李亚藩处，再通过地方汉奸，将鲍的像片和书信送给常恩多。信中劝他参加南京伪提出的所谓“和平运动”。常恩多同志对此十分恼怒，立即命令参谋长陶景奎将送信的汉奸处死一个，另一个驱逐回去让他报信。常恩多这种大义凛然的行动，不仅鼓舞了抗日官兵的斗志，也使那些企图投降的顽固分子有所威慑，不敢轻举妄动。

一九四二年一、二月间，日寇纠合了两万多的兵力，向沂蒙山区进行扫荡。驻守在圈里一带的鲁苏战区总部防卫部队，被迫转移到甲子山百十一师防区。春节前夕的一个风雪之夜，日寇突然袭击了战区总部和百十一师师部驻地。当师部发觉后，敌人已逼近驻村址坊的西门。常恩多同志果断地下令誓死冲出重围。转移时，在行军途中，他看到墙上有“打倒奸匪”字样的标语时，愤激地说：“光打打就够丢脸的，还写在墙上宣传，真是岂有此理。告诉参谋处，赶快给摖掉！眼前放着真正敌人日本强盗不打，特号汉奸汪精卫不锄，专打坚决抗战的朋友，这不是是非颠倒吗?”为了避开敌人的主力，战区总部和师部继续向南转移，已接近八路军的防区。八路军得知后，主动让出一些地方，给他们驻扎休整，直到日寇撤走后，他们才返回原地。

郭维城

自战区总部移驻百十一师防地后，战区总司令于学忠由秘书主任兼政务处长郭维城陪同，曾两次看望过常恩多。郭维城原是张学良的秘书，一九三三年在复旦大学加入中国。东北军东调时，中断了党的关系，但他作为一个员，仍时时不忘为党工作。早在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之前，常恩多经一个思想进步的青年僚属叫程道平的介绍，就认识了郭维城。“七·七”事变后，百十一师东进南通，路经淮阴，适逢郭维城在那里工作，两人又见了面，对如何吸收青年，改造部队，打击妥协投降，坚持抗战到底等交换了意见。“九·二二”锄奸后，常恩多又要求总部派郭维城来百十一师调查事实真相，从此两人关系日益密切。这次住在一起，常恩多经常邀请郭维城谈心，有时竟谈到三个小时。郭维城担心累着他，往往离座辞行几次。常恩多却说：“难道你怕传染吗？有些话咱们必须谈啊，宇育累点1”他们的谈话，涉及的问题很广。诸如东北军过去得失的检讨，未来的前途，国际形势和国内问题；百十一师的干部情况，以至革命理论问题。他们对时局方面的基本问题认识是一致的，那就是“坚决反对派的领导，揭露的专制。坚决拥护抗战、团结、、自由，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常恩多同志对治愈自己的病颇有信心，预定秋天返回岗位，先把内部调整一下，在每年春天进行武装起义。郭维城也表示密切配合。在谈话中，常恩多还关切地问起万毅旅长，想以自己师长的身份保他出来，但因势力猖獗，未能如愿。

于学忠

一九四二年四月，中央发给于学忠总部急电称：“万毅通敌，着即秘密处决。”于学忠感到很为难。因为力毅是一个年青有为、屡立战功的正直军官，不经公开审讯就秘密处死难以服众；再说总部就驻在百十一师防区，要处死万毅，常恩多那一关是很难通过的。郭维城此时也劝告于学忠不可轻率从事，并暗中告诉常恩多进行营救。当总部的参谋长奉于学忠之命征求常恩多意见时，他愤怒极了，对乏参谋长说：“这不是处置万毅。这是处置每一个杀敌锄奸有功的人。总司令如果一定要这样办，那就请解散百十一师，先杀了我常恩多。”这坚决的正义回答，迫使于学忠不得不把此事放下。此后，常恩多同志仍经常打听万毅的消息，并对身边的人说：“我可以死，但万旅长必得活着。他活着对部队有利，对抗战有利。”

这期间，常恩多同志的病势日益恶化，他自感痊愈无望，对抗日救国不能多作贡献，深为抱憾。他曾写道：“余与恶势力奋斗，以至集闷集劳，愤慨而咳血。心事未了，病已如此不治，使我对解放民族的工作，不能再行努力，抱憾实深。”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愈加迫切地想举行武装起义，清除派，把部队拉向革命怀抱。八月一日，军医处正式宣布，常恩多同志的病停止治疗。于是酝酿已久的武装起义的风暴终于爆发了。

下面是郭维诚同志对当时和常恩多同志商定武装起义的追述：八月一日，医官正式宣布常公的病已停止了治疗。全师陷于惶惑状态，几个有继承资格的人都在摩拳擦掌准备争当师长。二日午间，我去看他，这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一见我进门。便哭起来。只见嘴动，不能成声，泪已经干了，仅有的两颗最后的热泪，好久才从眼角上慢慢地滚下。我好久没有讲出话来，呆立在病榻旁边，止不住流泪，几乎要放声大哭。终于勉强抑止住悲痛，向他说：“你安心吧！”“我们还有办法，也有决心，有信心！”“是的，我们决不甘心。我们最后要干一下！”接着，他用手势示意唤人拿笔纸来，躺在床上勉强写出生平最后的三十五个字：“务要追随郭维诚，贯彻张汉公（张学良）主张。以达到杀敌锄奸之大欲。本师官兵须知。

常恩多写完后，把那张遗言亲自交给我，并亲手把写过遗言的那支特号派克笔递给我，用细微的声音说：“我用不着它了，送给你作纪念吧！”

于是当晚我又亲到扣押万顷波（万毅）的地方，总部特务团一个营部。到那里是否能把心里要说的话明白讲出，究竟能否把他解救出来，这都是疑问。事情还很巧，负责看押他的崔营长不在家，纵然我们谈话时还有一个崔营长的勤务兵在旁边站着，但已经可以约略地把话说明白：“常公病重己无希望。我们将有一个行动。你警觉点，到时派骑兵来接你出去。来人从西南面小门进来。

万顷波本早已准备挣脱的计划。实际上我们所说的行动是否做得到，派人来接是否接得出，这的确是疑问。经他熟虑后，为比较更有把握脱离拘禁起见，当夜乘人不备，便越墙而走。

八月三日，于总司令把我找去，告诉我万顷波已经出走了。问我昨晚同他讲些什么话，我很镇静地把这一难题应付过去。

万顷波已经出走了，他不会走得很远，我的决心和信心更增加了。又想，国特分子可能把万出走的责任推到我身上。同常公商量一下吧，所以我马上到常公处，告诉他万已出走，国特分子可能把责任推到我身上。我说：“我们马上行动起来吧！”

“好吧！”常公把苦涩的眼睛用力一瞪，放出最后的光芒。

“让谁坐啊？”

“刘副官和工兵营、王营长。”

马上把他两人找来，常公简单地嘱咐他们：《一切听郭处长（那时我担任战区政务处长职务)的。”并同刘副官唱凯

讲：万一事情失败用枪把他(指常公本人)打死，绝不落到叛徒手里。我也曾向常公表示，事情不成定以身殉。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郭维诚同志按照起义方案，交代刘唱凯和工兵营的王营长，做好扣押分子的准备后，又交代特务连的张德福排长，做好师部周围的警戒。接着刘唱凯分别给陶景奎、刘宗颜、刘晋武、龚晓清等及各团团长打电话，通知到师部开会。除孙焕彩到阜阳领未回外，刘宗颜、陶景奎、刘晋武等，认为常恩多要交代后事，都欣然到来。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刘祖荫对当时的情景曾有过生动的描述：他们（指陶、刘、刘、龚等分子）想到快乐的地方，根根汗毛都舒畅得直立起来。一个个束装整齐，扮得齐齐整整。刘晋武最阔气，带了一个卫队排，浩浩荡荡地奔来了！这几个将军一碰头，脸上都堆满了笑，好像说：“不要勾心斗角了，胜败就在这一着。”他们很礼貌地走进北门小胡同，拐进小夹道，来到老师长住的院落，什么都很平静，火辣辣的阳光正摸着他们喜悦的脸。

刘副官早在门口等着了，笑嘻嘻地招待着：“各位长官，师长正在屋里打针呢?请到东屋里凉快凉快吧！”这几个将军想的全是好事儿，急得什么拟的，就等着老师长的金口玉言了，那有心凉快,异口同声地说：“无需了，咱们就在这荫凉地方等一会吧！”说罢，陶景奎认真地检查了风纪扣。

这倒是怪麻烦的，刘副官脸红，想道：“东厢房里解决不了他们，就在这里吧！”他的嘴动了：“喂，出来吧！”说时迟，那时快，两边厢房里出来了十几个手枪兵，匣子枪大张着嘴，威武地耀着白光，刘副官的六轮枪握得紧紧的。直指着这几位吓呆了的将军。吆喝出铜铃般的声音：“师长说，师里出了奸细，要出卖百十一师，命令我扣起来。你们就缴枪吧！”陶景奎立时吓白了脸。刘晋武没来得及使牙，早被七手八脚地解除了武装，押到一边去。

在把分子押下去之后，常恩多同志勉励几位团长，要联合八路军，共同抗日，不要再打内战，目前一切听郭处长的。他要孙立基团长留下，协助郭维诚处理-一切问题，其余回去教育部队，听从指挥。接着，郭维诚在孙立基的协助下，调整了少数军官，当夜派兵解除了的地方团队李延修、厉万义两部的武装。

鲁苏战区总部特务团第三营营长侯宜禄在百十一师的影响下，也率部起义。郭维诚还责成张苏平、刘祖荫起草“八、三”起义宣言，派出宣传队到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八月五日，常恩多同志又召集团副和营长进行了劝勉。他要大家把好枪杆子，不能又打鬼子又打八路军。要和八路军联合抗日，打回老家去！

八月七日夜，在陶景奎、刘宗颜等的收买、挑唆下，部分官兵叛变，攻打指挥所甚急。常恩多躺在病床上鼓励大家说：“剩下一个人也得干。打呀！”次日清晨，陶、刘、粪等在叛兵的保护下北逃。常恩多同志立即命令部队南移，到达抗日根据地莒南县的王家坊前，把三千多人的队伍交给了党和人民。九日凌晨，含笑流逝，终年四十七岁。

朱瑞

百十一师起义后，朱瑞、罗荣桓、肖华、黎玉、王建安、江华、谷收等党政军领导同志，都到百十一师看望部队。他们对百十一师的起义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热烈欢迎，高度赞扬了他们坚持团结抗日和光荣起义的正义行动，对常恩多同志的逝世表示亲切的哀悼。同志在收到山东分局关于百十一师起义的报告后微笑着说：“啊，是东北军少壮派的抗日、反蒋、联共。”立即指示山东分局要改造和建设好这支队伍。接着，部队在中央山东分局的领导下进行了整编。番号不变，仍为百十一师。名义上师长仍是常恩多，万毅任副师长，郭维诚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于文请任参谋长、王维平、陆万美任政治部副主任，刘唱凯任副官处主任，孙立基任三三一旅旅长，关靖寰任三三三旅旅长。当时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对常恩多同志的逝世秘不发丧，直到翌年二月二十七日，才在莒南举行了像在这篇文章开始所写的那次隆重的葬礼。

据他的老同学张沼的回忆：

常恩多同志有一副颀长秀挺的身材，瘦削腿条，直挺的胸膊，吊着头,走路轻快而便捷，高高的颧骨，隆起的鼻子，耳廓前扬，尖圆的下颔，一张平正的，平润而略带浅摺的广颓，头发短短的，鬓有微霜，两道漆黑秀长的眉棱下，闪烁着深沉而明亮的目光，这些都安排在他清癯的面庞上，象征着他是一个沉毅刚健而富有理智的人，同时也显示了他是几经忧患，从艰苦奋斗中锻炼出来的人。

他喜欢阅读书报杂志及《鲁迅文集》这一类的东西。我也爱写新诗、杂感、座右铭这些玩意儿，但是随写随失，收存得很少，他在病中有《一息尚存天假我、百年事业待羁臣(指当年在押的万毅旅长）”之句。他的私人生活是极简单朴素的，生平没有别的嗜好，他的服装经常是整饰的，态度庄重而严肃，但眉梢眼角时时透露着温和的笑意。这就显示他是一个头脑清醒的现代军人。……

他平时很少谈他的家庭情况，并没为家庭生活问题打过算盘。就是他到临殁的时候，也没有谈到他身后的问题。但是我们深知道他的家庭状况是不很丰裕的。我们也深知道他的家庭生活是非常简约朴素的。要是你不知道或者没有到过他的家里，你会以为这是一家普通的老百姓，决不像师长的公馆，甚至连营长的排场也没有。这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他一生只依靠每月的薪入，要除去他个人每月的生活费用，要应酬人情来往，有时要资助穷朋友穷部下，剩余的还要给儿女作教育费。他从来也没有贪污过公家的一点一滴，他哪儿来钱？他的家庭必然地要简朴又简朴，紧缩又紧缩，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常恩多同志一生廉洁奉公，确实是有口皆碑的。他在南通驻防时，住的屋子仅有一床一桌，空荡荡的。穿的是粗布军装，经常吃的是煮茄子、大酱、小豆腐、高梁米饭、菠萝叶饼等东北的乡土饭食。他一个月的伙食费，还不够缪激流一天的消耗，群众交口称誉，说：，“的军官要都是这样，什么敌人打不败！”

韩德勤

百十一师转战苏鲁时，的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山东省主席沈鸿烈，都曾“赠”给他巨款，企图收买常恩多同志为他们保驾效劳，消灭爱国的异已军队。常恩多同志分文不落在自己腰包里，全部交给了军队，改善官兵生活。他对官兵说：“这款是×××主席慰劳大家的。你们今后要好好团结打日本鬼子，多立战功。”弄得这两个头目啼笑皆非，有苦难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