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生辰八字起名1978年10.12女(1978年10月12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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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光辉的一生

伟大光辉的一生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早年就读于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可法墓凭吊，吟诵史公祠的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抒发悲愤心情。

194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46年4月，加入中国，成为一名主义战士。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指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掩护革命同志。

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到上海粮服实验工厂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务科长、电务工场主任、动力车间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在益民食品厂期间，他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在第二设计分局期间，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设计工作。

1954年9月，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年4月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年5月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1961年，煤炭供应紧张，任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工程获得成功。

1962年，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当时国家急需的JO2小型异步电机系列的设计任务。1964年和1965年，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日本、法国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并考察国外电气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1966年5月，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9月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设计工作。“”开始后，受到冲击。1970年底，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1年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负责领导中国援助的11个工厂建设工作。1973年回国，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73年、1974年，先后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参加在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1976年，率团前往巴基斯坦，考察中国援建工厂建设情况。1978年，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秘书长，访问欧洲六国，对加速提升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提供成套技术装备能力、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0年，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分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作，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也是一个以往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的新事物。1980年，先后率团到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研究吸取可供中国举办经济特区借鉴的经验。同年8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82年5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任部长、党组书记。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提出电子工业“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的发展方针，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加强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以及系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工作，使电子工业更好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要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他倡导建立了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为了扩大上海对外开放，他提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互惠互利、长远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四项原则。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1987年11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他拥护和执行关于旗帜鲜明反对、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1989年6月，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同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2年10月，在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提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年9月，在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高举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着重阐述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作出深刻思考，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提出，全党工作的大局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要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他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敏锐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集中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他提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他在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上，他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和人才总体需要，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我们要牢记一条道理，这就是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提出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他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他指出，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以及我们发生“”这样严重曲折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他以中国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1992年6月，他提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然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根据南方谈话精神，他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为十四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到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强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他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他强调，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阐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没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强调，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坚持以质取胜，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他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他强调，中国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冲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他强调，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解决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他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他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世纪之交，他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他强调，扩大基层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工作。他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努力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他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对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创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提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坚持以军事思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我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他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他提出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此后进一步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正确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他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他强调，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尽快形成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杀手锏”。

指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他领导推进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一系列准备工作。1997年7月1日实现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实现澳门回归。他先后赴香港、澳门参加中英政府、中葡政府举行的香港、澳门交接仪式。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工作，广泛团结港澳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和澳门繁荣、稳定、发展。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下，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团结各界人士，妥善处理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1995年1月，他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现阶段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的图谋的。讲话既体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愿望和台湾实际情况，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他提出文攻武备总方略，领导开展反、反“”重大斗争。他郑重指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坚信，通过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面对国际局势跌宕起伏，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他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提出，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他提出，要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他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他提出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他推动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号召全党同志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他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完整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和解决。他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坚持和健全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要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斗争。他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展，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他强调，只要全党同志始终保持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

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他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群众意愿，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去发展各项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强烈的公仆意识，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他团结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坚决拥护和支持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

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文选》主要收入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教材。

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万众一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盘点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十位中国选手，马龙只能排第三

奥运会已成为全球最盛大的综合性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次。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全球的一张亮丽名片。其中，有些选手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的传奇人物。他们为中国争得了无数荣誉，也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本文将为大家介绍奥运金牌最多的十位中国选手，一起来看看吧。

第十名：邓亚萍 4金0银0铜

邓亚萍夺冠照片

邓亚萍，出生于1973年2月6日，祖籍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是原中国女子乒乓球队员，奥运冠军，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她5岁开始打乒乓球，15岁加入国家队，16岁参加世乒赛就夺得女双冠军。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作为中国乒乓球队的绝对主力，夺得女子单打，双打两枚金牌，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她复制四年前的奇迹，成为中国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个获得四枚奥运金牌的人。邓亚萍在乒坛连续8年保持世界第一，是乒乓球史上“世界第一”时间最长的运动员。

第九名：张怡宁 4金0银0铜

张怡宁北京奥运会女单夺冠

张怡宁，于1981年10月5日出生于北京，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她6岁开始打球，10岁进入北京队，12岁进入国家队，2001年获得世乒赛女团冠军和乒乓球世界杯女单冠军。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获得女子双打和单打两枚金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再次获得女子单双打两枚金牌。她也是成为了继邓亚萍、王楠之后，第三位实现大满贯的女子乒乓球运动员。

第八名： 4金0银1铜

，原名，湖南长沙人，中国前男子体操运动员。他6岁学习体操，12岁入选省队，15岁进入国家队，最擅长的是自由体操和双杠，曾获16项世界冠军，超越了另一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成为中国夺得最多世界冠军的体操运动员。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他就拿到了团体和双杠两枚金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拿到一枚铜牌；此后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他获得两枚奥运体操金牌，累计四枚奥运金牌，一度成为中国获奥运金牌最多的男选手。在2012年，被在伦敦奥运会自由体赛中获得个人第五枚金牌的邹凯所超越。

第七名：伏明霞 4金1银0铜

伏明霞夺冠

伏明霞，1978年8月1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前中国跳水运动员，奥运冠军。9岁时进入湖北省跳水队，12岁就入选中国跳水队。1992年，未满14岁的她获得了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在巴塞罗那奥运会获得女子10米跳台项目金牌，成为了奥运会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此后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她同时获得女子3米板和10米跳台的冠军，成为中国奥运跳水史第一个板台双冠王。在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卫冕3米跳板冠军，获得第四枚奥运金牌，并和队友郭晶晶配合夺得双人3米跳板亚军，获得银牌。

第六名：王楠 4金1银0铜

王楠，1978年10月23日出生于辽宁抚顺，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她7岁开始打球，11岁进入辽宁省队，15岁进入国家队，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获得女子单打，双打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获得女子双打冠军，2008北京奥运会单打亚军（银牌），团体冠军。

第五名：郭晶晶 4金2银0铜

郭晶晶，1981年10月15日出生，河北保定人，中国前女子跳水运动员。她11岁加入河北省跳水队，12岁入选中国国家跳水队。她分别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3米跳板跳水冠军；并且和吴敏霞合作，同时蝉联了这两届奥运会双人3米跳板的冠军。她总共获得4枚奥运金牌2枚银牌，是继高敏、伏明霞后，中国女子跳水队的“领军人物”。郭晶晶在役的14年间，赢得31个世界冠军，成为拥有最多世界冠军衔头的中国运动员。

第四名：陈若琳 5金0银0铜

陈若琳，1992年12月12日出生，江苏南通人，中国前女子跳水运动员，五枚奥运会金牌获得者。2006年，14岁的陈若琳出战跳水世界杯，和贾童合作赢得女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第一次登上世界冠军宝座。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又成功包办10米跳台单人及双人项目两枚金牌。2012年，陈若琳在伦敦奥运会成功卫冕10米跳台单人及双人项目，以四枚金牌与名将伏明霞、郭晶晶和吴敏霞并列中国跳水队金牌榜榜首，更成为中国代表团在奥运史上的第200枚金牌得主。2016年，陈若琳又在里约奥运会成功卫冕10米跳台双人项目，再进一步收获个人的奥运第5金，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奥运“五金王”。

第三名：马龙 5金0银0铜

马龙，1988年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别称“六边形战士”，现任中国乒乓男队队长。乒乓球史上首位集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锦赛、亚洲杯、巡回赛总决赛、中国全运会及全锦赛单打冠军于一身的“超级全满贯”男子选手，男乒历史首位双圈大满贯。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团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男单，男团冠军，2021年东京奥运会男单，男团冠军，是乒乓球史上首位成功蝉联奥运会男单金牌及拥有最多奥运金牌（五金）的乒乓球员。

第二名：邹凯 5金0银1铜

邹凯，1988年出生，四川泸州人，中国体操运动员，奥运冠军。他13岁进入四川体操队，14岁入选中国国家队，强项是自由体操和单杠。2008年北京奥运会，他一举拿下男团，自由体操，单杠三块金牌，也追平了84年李宁所创的纪录，成为第二个在一届奥运会上独享三金的体操运动员。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比赛里，邹凯与由陈一冰、张成龙、冯喆、郭伟阳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冠军，同时也成功卫冕男子自由体操冠军，在单杠项目中获得铜牌。

第一名：吴敏霞 5金1银1铜

吴敏霞，1985年11月10日出生，上海人，中国前女子跳水运动员，同时也是是世界跳水历史上获得最多奥运金牌的运动员，是奥运史上首位在跳水项目中四连冠的运动员，且与邹凯、陈若琳和马龙以5枚金牌的成绩并列为获得奥运金牌数最多的中国运动员，她也是世界跳水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女子运动员之一，是继高敏、伏明霞、郭晶晶之后，中国第四代“跳水皇后”。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上，她和郭晶晶共同获得双人3米跳板金牌并在单人3米跳板中获得银牌。2008年于北京奥运会上，她和郭晶晶共同获得双人3米跳板金牌并在单人3米跳板中获得铜牌。2012年，她在伦敦奥运与何姿合作夺得女子3米跳板双人项目的金牌，在单人3米跳板项目中她首次夺得金牌，这也是她在个人跳水项目的首枚奥运金牌。2016年，吴敏霞在里约奥运上与施廷懋组合再战女子双人3米板，蝉联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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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央军委调整第12军的军部驻地，为何定点于江苏徐州？

刘邓大军的战斗序列中，第12军是当之无愧的“无敌铁拳”，该军朴实听话、能打硬仗，乃二野头等主力。但凡是军迷谈及这支虎贲劲旅，都绕不开躲不过一座千年古城——徐州。徐州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无需笔者多说，此为兵家必争之地。鲜为人知的是，第12军军部并非一开始就在徐州，经历了多次调整，于1978年9月才正式奉中央军委之命移驻徐州。

▲徐州

第12军移防徐州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徐州又有些怎样特殊的魅力？这还要从第12军的前世今生说起。第12军是一支红军底蕴深厚的老牌主力，前身最远可追溯至星子起义（1927年10月）后组成的赣北游击队、红 32团和黄麻起义（1927年11月）后组成的红 28 团。前述各部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洗礼，融入了兄弟部队的血脉，至1945年11月发展壮大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

第6纵队成立之初，辖第16、17、18旅，王宏坤、段君毅分任军政主官。1949年2月，第6纵队改称第12军，王近山军政一肩挑，时辖第34、35、36师，属二野第3兵团战斗序列。解放战争时期，第12军及其前身部队转战3万余里，征途遍及11个省，在数百次大小战役战斗中，累计歼敌28万余人。

▲王近山旧照（原第12军首任军长）

1950年12月，第12军入朝作战前夕，编制进行了调整，第36师及第34师102团脱离该军，并调入第11军31师（后于1969年沿用第36师番号）以补全其建制。同期，第36师106团补入第34师建制。1951年3月，第12军正式入朝作战。在朝期间，第12军打得格外顽强，又以上甘岭战役闻名全军。1954年4月，第12军回国后驻防浙江金华。

此后多年，第12军军部往返于淮阴、合肥之间。1978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第12军军部移驻徐州。据笔者分析，第12军军部之所以定点江苏徐州，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1978年体制编制调整；

1978年1月，中央军委下发《关于军队体制编制的调整方案》的文件。《方案》指出，全军继续落实1975年确定的精简整编方针、原则和措施，进行体制编制调整。此次精简整编，牵涉到各大军区的一系列调整，与第12军密切相关的是济南、南京军区的调整。是年4月，徐海地区（徐州至连云港一线）防务由济南军区交由南京军区负责指挥。

需要指出的是，济南军区的辖区很特殊，长期辖山东省和属江苏省的徐海地区。徐海地区位属济南、南京军区结合部，而江苏又属于南京军区。因而，徐海地区划归南京军区，也是出于全局的战略考量，便于统筹指挥，确保本战略方向高效精干运行。围绕着徐海地区转隶关系的变迁，中央军委对济南、南京军区的野战军军部驻地做了重大调整。

▲原南京军区第12军退伍老兵旧照

济南军区方面，将驻防徐州的济南军区第46军，调至山东潍坊。为继续镇守徐州这一兵家必争之地，又将南京军区第12军军部定点于此。第46军的情况比较特殊，于1975年7月由沈阳军区转隶济南军区，军部亦移驻江苏徐州。满打满算，第46军在徐州的时间不到三年的时间。1985年百万大裁军，第46军奉命撤编，这就是后话了。

二、徐州是战略要地；

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九·南直隶十一·徐州》中，对徐州的战略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彭城（徐州旧称）之地，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瞰淮泗，故于兵家为攻守要地。

由上可知，顾祖禹所言“攻守要地”四个字高度概括了徐州的重要性。事实如此，历史上发生在徐州的战争多达400余次。仅时期，徐州先后见证了徐州会战、淮海战役两场经典战役。特别是淮海战役，徐州是当之无愧的主战场，敌我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徐州就是辽沈战场上的锦州，战略意义非凡。

▲徐州旧照（一）

徐州的战略意义不仅体现在历史上，还体现于该地的地形和交通。徐州位属华东中心位置，兼具平原和丘陵山地两种地形，且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大名鼎鼎的京杭大运河横贯南北。众所周知，华东一马平川，徐州的地形优势毋庸置疑。至于交通优势就不用多说，陇海、京沪铁路交汇于此，水陆交通极为便利。有赖于独特的地形和发达的交通，徐州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战略要地。

三、徐州经济基础较好；

由于原因二的缘故，徐州的经济发展出路比较好。徐州矿产资源丰富，尤以煤炭、铁矿的储量最为喜人，这也是此地经济发达的物质基础。早在时期，徐州就已经拥有了颇具规模煤矿、铁路机械铁工厂等产业，在华东地区乃至全国享有盛誉。但是，徐州长期遭受战乱，民族工业发展举步维艰。

▲徐州旧照（二）

建国后，徐州迎来了发展的新时期，在短时间内被打造成了煤炭、电力、机械、化学工业基地。援引徐州市志办公室提供的数据，徐州市和专区各县在1966年的工业产值高达53286万元。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徐州的经济基础雄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第12军军部定点于此，既有地利之便又有产业赋能，对于战斗力的全面提升意义非凡。

综上所述，第12军在徐州“安家”，既有深厚的时代背景，又有徐州自身的独特优势。1985年百万大裁军，第12军得以保留，并执行集团军编制，军部驻地仍在徐州。2016年2月，第12集团军转隶东部战区陆军。2017年新一轮军改中，第12集团军番号停用。至此，第12集团军正式成为历史。

▲东部战区陆军第71集团军“海鲨”特战旅

作为对大军区时代的一种继承和发扬，徐州依然是军事重镇，成为了东部战区陆军第71集团军的军部驻地。值得一提的是，网络上流传着“第71集团军是第12集团军改称而来”的论调，此说法并不严谨。第71集团军辖内原汁原味的第12集团军血脉，仅有“海鲨”特战旅（即原第12集团军特战旅，该旅前身系摩步第36旅），其他单位则来自五湖四海……

—END—

从“俾斯麦”号到MEKO系列：德国百年造船厂沉浮的背后

前不久，埃及海军向德国布洛姆·福斯造船厂订购的MEKO A200EN型护卫舰正式下水。埃及海军二次“回购”该型战舰，引发军迷们的关注。

这是一款科技范十足的战舰——采用模块化设计理念，将成千上万个模块严丝合缝地连在一起。查阅历史资料，我们发现，这种“模块化造舰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是由德国布洛姆·福斯造船厂首创。

这是一家拥有百年造船历史的老牌造船厂——曾建造出“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等“明星”产品。二战时期，作为纳粹德国的军工厂，它曾站到历史和正义的对立面，最终在一场大火中沦为废墟。二战后，布洛姆·福斯造船厂反思历史教训，选择了重新起航。经过一轮轮企业改革后，迎来发展机遇期，成功打造出MEKO护卫舰等 “爆款”产品。

本期“军工T型台”，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探寻布洛姆·福斯造船厂的发展史，品读德国造船旗舰工厂的兴衰故事。

布洛姆·福斯造船厂——百年造船厂沉浮的背后

德国MEKO护卫舰。资料照片

沉没的“俾斯麦”号，沉默的德国造船厂

德国北部城市汉堡，奔腾不息的易北河穿城而过，汇入大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令它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

1877年一个清晨，商人赫尔曼·布洛姆和恩斯特·福斯来到这座城市。他们此行目的是，寻找自己的商业机会。

这一天，距“铁血宰相”俾斯麦主导的德国统一已经过去6年，德国工业迅速崛起，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正是干事创业的好时候。

然而，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他们面前：在众多行业中，该选择哪条“赛道”？

那段时间，赫尔曼·布洛姆和恩斯特·福斯整日忙于对汉堡当地的政策、市场进行考察调研。易北河畔，对着滔滔江水和如织轮船，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一家造船厂。

那时，德国虽然是欧洲第一大经济强国，但海军实力并不强大，造船业恰是一片亟待开拓的“蓝海”。

有人说，选择大于努力，思路决定出路。这一次，他二人选对了方向——赶上了德国造船行业的“风口”。19世纪90年代初，造船厂开始为德国海军建造轻型巡洋舰，逐步揽下军方的不少订单。

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决定秘密研究40000吨以上的战列舰，任务落到布洛姆·福斯造船厂头上。1940年，二战进入白热化，这艘定名为“俾斯麦”号的战列舰从纸面驶向海洋，加入现役后成为德国吨位最大、技术最先进的战列舰。

1941年5月24日，“俾斯麦”号在海上激战中击沉了英国皇家海军旗舰“胡德”号战列舰，但同时也被“威尔士亲王”号击伤。英国时任首相丘吉尔拿到“俾斯麦”号战列舰的情报数据后，神色变得凝重。他下令：“组织海军所有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拦截并击沉‘俾斯麦’号战列舰！”

经过日夜追逐，英国皇家海军终于追上了负伤前行的“俾斯麦”号战列舰，并发起“猎狼”行动。5月27日，北大西洋一隅浓雾弥漫，随着一阵轰鸣声由远而近，一架飞机从云层中钻出，飞临“俾斯麦”号战列舰上空，将舰上的水手惊出一身冷汗。

茫茫海面上，英国皇家海军数艘军舰渐成合围之势，一道道火舌向圆心汇聚，“俾斯麦”号慢慢沉没。

当时，为“俾斯麦”号战列舰护航的一艘德军U型潜艇就在附近海域。艇长沃尔法特在他的航海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能为‘俾斯麦’号战列舰做些什么呢？我离它那么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其实，同样道理也体现在“俾斯麦”号战列舰和纳粹德国的命运上。当布洛姆·福斯造船厂陷入一场非正义的、注定要失败的战争中，一艘再强大、再耀眼的舰艇，也只能被历史的车轮碾压而过。

模块化造舰理念，“拼”出来先进战舰

1943年7月，盟军发起“蛾摩拉”行动。数天时间里，3000余架飞机向汉堡投下9000多吨炸弹，布洛姆·福斯造船厂成为一片废墟。

二战后，德国反躬自省，宣称对战争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布洛姆·福斯造船厂也将仅剩的设备拆除、将员工遣散。

1950年，根据《波茨坦协定》，布洛姆·福斯造船厂被获准重新“开张”。造船厂以127名工人、48名工程师的队伍启新。16年后，凭借深厚的技术积淀，布洛姆·福斯造船厂已扩充至7300多名员工。

如何能在日趋饱和的海外军贸市场上“分一杯羹”？面对英国BAE集团这样强劲的对手，布洛姆·福斯造船厂领导层苦苦思索后，最终选择成本领先战略。一个由他们独创的模块化造船理念——MEKO应运而生。他们决定把军舰由单一体系拆分成船体、动力、装备等多个模块。与传统造舰相比，“拼”出来的MEKO战舰有多方面优势——

节省成本。传统造舰，从设计研发到交付，需要5到10年时间。而MEKO舰可以多个模块同时开工，建造成本也随之下降。

维护方便。当舰艇的某个模块出现故障时，只要不是涉及船体或动力系统的严重故障，仅需要将故障模块拆下来进行维修，维护时间大大缩短。

丰俭由人。如果客户因资金紧张暂时无法购置某些设备，只需保留配套的安装凹槽，待经济条件允许后，数日便能将新设备上舰。

以上多种优点，赋予了MEKO系列舰艇极高的性价比。一经推出，倍受市场好评，也让造船厂迎来“起死回生”，有着“海上轻骑兵”之称的MEKO护卫舰很快成为“明星”产品。与此同时，MEKO更像是一种造舰理念，由他们所开创的标准化和模块化造船风尚，迅速推广至全世界，被众多国家造船厂和军工企业所采用。

把握命运的转机，唯有创新才能走出新路

科技界有一条著名的“达维多定律”：任何企业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产品，要在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必须第一个开发出新一代产品。

产品迭代更新，离不开企业发展理念、组织结构的持续创新。20世纪70年代，受海湾国家石油禁运和全球能源危机的影响，造船企业订单锐减，很多小型造船厂纷纷宣布倒闭，布洛姆·福斯造船厂也不得不通过裁员、减少产量以度过产业“寒冬”。为了应对危机，布洛姆·福斯造船厂与德国另外两大造船厂“抱团取暖”，联合组建德国护卫舰集团。

企业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必然错失发展良机。德国护卫舰集团管理层认为，军工企业要想提高竞争力，必须改变过去粗放的生产模式。他们创新组织生产理念，分阶段改进生产流程，对船坞空间的运用和功能进行改造——直接将造船各阶段的供料放置于船坞内，以节省运输原材料的时间和成本；舰上临时搭起舾装、安装轮机所用的工作屋，进一步加快建造进度；甚至于搭架、清洁、工人用餐这样的细节问题，也会提前列入生产管理计划……造船厂将每处细节做到极致，最大限度管控成本、进度和质量。

在德国护卫舰集团高层领导看来，“质量至上”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责任。只有坚持质量至上，并体现在生产各个环节，产品才能更好地服务客户。当造船厂首席设计师卡尔·奥托·萨德勒提出“模块化造舰法”时，企业高层并没有认为这是“异想天开”的想法。他们成立专家团队，对萨德勒的理念进行反复验证，最终得出可行的结论，这才有了MEKO舰这一“爆款”产品的诞生。

不久后，德国护卫舰集团收到第一艘MEKO舰订单，为尼日利亚建造一艘排水量3000多吨的多功能护卫舰。1978年12月，新舰开工。短短1年后，新舰就已下水。而为土耳其建造的首艘MEKO舰“亚维兹”号时，装配武器、电子模块仅用了15天。惊人的造舰速度、极富弹性的商业模式，受到诸多买家好评，订单也接踵而来。

现代造船业高速发展，“我没有做错什么”，已不是评判能否跟上时代的标准，新的标准是：“我有没有去做什么。”

深谙于此，德国护卫舰集团没有“躺在功劳簿”上，而是紧盯战场变化推陈出新。英阿马岛海战爆发后，集团从战争中得出舰体纵向强度更重要的经验，决定在MEKO舰艇中采用双层隔舱壁设计；针对铝合金舰体易熔易燃的缺陷，MEKO舰艇改为全钢制造……

进入新阶段，MEKO舰在保持模块化、高性价比等传统优势的同时，还紧跟军工科技发展，将类似舰体隐身、相控阵雷达、新一代舰载作战指挥系统等新技术“移植”上舰，把基于成本领先的“经济型”变成了突出差异化策略的“定制型”。

德国护卫舰集团的模块化造舰法，也影响着新一代水面舰艇的发展。在荷兰海军的西格玛级护卫舰、英国皇家海军的45型驱逐舰等舰艇的设计思路中，人们都可以清晰看到MEKO舰的烙印。

企业生存与发展，离不开改革与创新。直面挑战、敢于创新，不断根据市场环境及时调整发展策略，让德国护卫舰集团驶入发展“快车道”。如今，MEKO舰畅销澳大利亚、阿根廷、土耳其等多个国家，为德国护卫舰集团带来利润，续写着这家百年船厂的新故事。

来源：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