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3月16出生的八字(1971年3月16日出生的生辰八字)

祭祀烧的\"钱\"都存到哪里了：古代中国的幽冥观念与寿生信仰

在古人的观念里，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亡者只是以魂魄的形式去了另一个地下世界生存。现实世界与地下世界通过特定的仪式相连接。从这个面向来说，丧葬、祭祀不仅是生者追思亲人的仪式，也是安顿亡魂，使自己免于招惹来自地下世界麻烦的过程。这也是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认为安顿亡魂的丧礼仪式必须“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的原因。

《储蓄来生》，韦兵 著，巴蜀书社，2022年8月。

根据已有研究，中国人的安魂方式，以佛教传入为时间断限，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佛教传入前，受原有民间信仰和生死观念的影响，中国人认为魂魄是二元的，人死后魂魄分解，“魄归于地，魂生于天”。所以安顿亡灵是需要把“魄（鬼）安藏于地”，以“隔断与生人联系”的同时，确保“魂（神）升于仙界”。佛教传入后，根据释教的理念，人去世后，人体的“肌肉、血液、体温、体内气分”（分别对应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四大分解。四大分解不再强调魂魄二元，而认为人死后只有一个亡魂，但这个亡魂需要根据其在阳间的业力，到地府进行审判、奖惩后再入轮回，到六道投胎。唐宋以后，“佛教这种审判加酷刑的幽冥世界形象日渐成为人们的基本观念”，十殿阎王、判官、牛头马面以及“各种酷刑组成的冥府”也成为古代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共同理解”。由于这个地下世界过于阴森恐怖，基于阳间的经验，古人往往通过特定的仪式和方法来安顿阴间不安分的亡魂，贿赂冥府官吏，以求得阳间生活的安稳和逝后阴间生活免于受刑。一开始时，这些安魂的仪式和方法往往需要僧侣、巫医等专业人士在特定场域完成。唐宋之际，民间出现了一种将安魂和生命轮回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仪式——寿生寄库。这种仪式甫一产生就迅速传播，并一直存续至今，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风俗，甚至形塑了中国人的生死观。

对“寿生寄库”这一民俗现象，学界已有研究并不多。这些零星的研究主要从寿生寄库起源着手，探求这一风俗产生背后的多信仰互动和调适。这显然不能完全反映“寿生寄库”的全貌。针对以往研究的不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韦兵副教授的新著《储蓄来生：宋代以来的寿生寄库信仰》，以《西游记》中唐王游地府的故事为切入点，系统地阐述了“寿生寄库”的起源、变迁和流转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和文化张力。

撰文｜韩栋

古代中国的安魂方式和“寿生寄库”

根据韦兵教授的研究归纳，受原始信仰和佛道两教影响，中国古代安魂方式大致有四种：升仙炼度、往生净土、冥判轮回和寿生寄库。其中“升仙炼度”最为传统，难度系数也最高，其是在“一套技术指导下，保障亡灵能够飞升仙界”，西王母信仰和后来的九幽炼度都属于这一范畴。著名盗墓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等故事的展开，都或多或少借鉴了这一观念。“往生净土”来源于佛教，其内涵是通过“佛教徒的修证”或通过“佛菩萨接引，死后神识进入各种净土世界。”“冥判轮回”是指亡魂在幽冥接受审判，逐一通过阎罗十殿，生前造作诸罪孽，此时纤毫不能隐瞒，必备报以酷刑。亡魂受审遭刑结束，权衡功过，转生六道。“寿生寄库”从“冥判轮回”的观念衍生而来，其不再强调残酷的十殿审判，而是通过“金融契约”的形式来量化人的功过，并以此作为转生六道的依据。这四种安魂方式体现了不同的特点：“升仙炼度讲究技术，往生净土讲究功夫，冥判轮回讲究功德，而寿生寄库讲究存贷。”

虽然“寿生”“寄库” 这两个词汇经常合并在一起使用，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寿生” 最开始的时候写作“受生”，意为“注受生命”，后来由于带有吉祥称呼的意味和受到佛教观念影响，在流传中逐渐讹为“寿生”。具体来说，“寿生”观念认为寿生钱不仅是人得以投胎，获得生命向冥司的借款，还是人在阳世间“衣禄”的资本。通俗来说人生在世的“贵贱寿夭就取决于带来世间寿生钱的多少”，寿生钱会随着人在阳间的享受而消耗，消耗到一定程度，人就会生病，寿生钱用尽，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

电影《鬼吹灯》。

这种观点在唐代时就已经出现。唐代编纂的道教典籍《无上秘要》中就有：“十方一切众生，命属天曹、身系地府。当得人身之日，曾于地府所属冥司借贷禄库受生钱财，方以禄簿注财，为人富贵。其有贫贱者，为从劫至劫，负欠冥司夺禄，在世穷乏，皆冥官所克阳禄填于阴债，是使贵贱、贫富、苦乐不同”。西夏黑水城出土的佛教典籍《佛说寿生经》中也有佛陀认为“南赡部洲众生，受生来时各于十二相属五等库下，借讫本命受生钱数。省记者还讫元欠，作诸善事，得贵、得富、得寿。若不还冥债，不种善根，得贫、得贱、得夭。”

如何从冥界十王的残酷审判中挽救亡魂免受轮回之苦、偿还寿生时借贷冥债，除了传统的造像、抄经、行善等功德消业抵罪外，烧纸钱从唐末起逐渐成为新的偿还寿生钱的仪轨方式。这种通过烧纸钱“寄存在冥司库曹，死后到冥间领取，在冥间享用或投胎转世”的仪式就是“寄库”。即“寿生是填还前生的欠账，寄库是储蓄来生的福禄。”《佛教寿生经》中还提到了“寄库”纳还“寿生钱”可免除十八种横灾，并有受到“十大菩萨常形拥护”的益处。这十八种横灾分别是：“一者远路陂泊恶人窥等灾；二者旷野雷响风雨灾；三者渡河片江落塌灾；五者火光无避灾；六者身现血光灾；七者淹廷涝病灾；八者大风癞病灾；九者咽喉闭塞灾；十者坠崖落马灾；十一者中毒车碾灾；十二者虫咬刀伤灾；十三者邪鬼魅惑灾；十四者刑狱杖楚灾；十五者卒中暴疾灾；十六者恶人连戾灾；十七者投井自系灾；十八者官事缠遶灾。”文中第四种横灾缺失的原因，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姜守诚研究员认为是黑水城《佛教寿生经》抄写者疏漏所致。而十大菩萨分别是：“长寿王菩萨磨诃萨、延王菩萨磨诃萨、增福寿菩萨磨诃萨、除障菩萨磨诃萨、观世音菩萨磨诃萨、长安乐菩萨磨诃萨、长欢喜菩萨磨诃萨、解冤结菩萨磨诃萨、福寿王菩萨磨诃萨、地藏王菩萨磨诃萨。”

白沙宋墓壁画。

虽然寿生寄库拥有强大的效能，但与其他三种安魂方式相比，其更为简单、便捷。“寿生寄库”文本中“基本看不到对功夫、功德的强调，对技术也只是强调主持者对议事程序和牒文书写格式熟悉，与九幽炼度复杂精密的技术相比不值得一提。”寿生寄库的实操方法有两种：烧纸钱和诵读经文。这两种方法虽然简单，但依然需要按照一定规程进行。在寿生寄库理念中，每个人的生年干支不同，其所需要偿还的寿生钱也就不相同，因此在烧纸钱前，需要烧钱人“查对《寿生经》所附《六十甲子十二相属所欠寿生钱诵经数》知道自己应该填还的寿生钱数量”。在具体仪式上，烧纸钱既可以自己依据《三教太极填还》、《释氏集要存亡赉奏申格式》等仪式文本指导下进行，也可以求助于僧道完成。这些僧道与正统的教内僧侣不同，他们是一批被称为“应赴僧”的群体，其本质是专门为“寿生寄库”服务的商业化宗教服务人员。烧寄冥府的纸钱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折算——读经折算。这里的“经”主要是指《金刚经》。

在黑水城出土的《佛说寿生经》开头部分阿难与佛陀的对话，解释了《金刚经》折算烧钱的合法性。《佛说寿生经》载，阿难向佛陀请教“富贵之人以钱还纳，贫穷之人时阿还纳？”佛陀回答：“吾有妙法。贫穷之人无钱还纳，已转《金刚经》，亦令折还钱数”。这句话通俗来说就是，阿难向佛陀请教，认为世俗中人有悬殊的贫富差距，富贵的人可以通过大规模地烧纸钱还纳冥债，贫贱者却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无法得到救赎。佛陀说，他已经为贫穷者提供了转诵《金刚经》的方法折算钱数以偿还冥债。在《佛说寿生经》中，佛陀进一步解释说“若善男子、善女人，生实善心者，转经文，两得利益，贵富寿长之因也。若居贫穷，无有善心，不还冥债，不转经文者，睡中惊恐，梦异不祥，魂离魄乱，时与亡人语话。”

《佛说寿生经》抄本。

由于需要在特定的文本指导下进行，“寿生寄库”自其诞生，虽然具体仪式有细微变化，但其“内在逻辑和基本结构很稳定”。根据韦兵副教授的观察，寿生寄库仪式大致可以分为“共法”和“不共法”两种。“共法”是与其他仪式相同的仪式节目，如：结界、立幡、建坛、鸣鼓、步虚、拜忏、存念、请神、礼圣、诵经等。这些仪式的终极期许是“通过这一系列仪式建立斋坛神圣空间，上表表明此次斋坛建立目的，虔诚存念祈请诸神降临斋坛证盟”。“不共法”是寿生寄库较之其他仪式独有的节目，“是操作寿生仪式的关键，其特点是需要配合大量文检。”“寿生寄库”的不共法仪式主要有五个步骤：启语正奏、迎请库官、宣牒对案、酬谢力伕、焚篑叮嘱。这五个程序环环相扣，“是寿生科仪独特性的节目，每一步都要配合相应文检，而各类文检在一个虚拟的仪式空间按程序运行，建构出寿生仪式的神圣意义。”

“烧钱”和“寿生寄库”背后的文化内涵

通过烧纸钱的方式填还预修是寿生寄库的标志性要素。中国人烧纸钱习俗的肇端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不会早于蔡伦改进造纸术的东汉时期。清代叶寘撰写的《爱日斋丛抄》认为纸钱始于唐玄宗时的祭祀使王玙，“其祷神而用寓钱则自王玙始耳”。但也有学者认为王玙只是把纸钱纳入官方祀典，如《朱子语类》所载 “古人以玉币，后来易以钱，至玄宗惑于王玙之说，而鬼神事繁，无许多钱来埋得，玙作纸钱易之”。韦兵教授认为纸钱始于中古时期，“魏晋以来都有使用纸钱的记载，只不过当时人习焉不察，唐宋时人才有较多对纸钱源流的考证。”

“积玉堆金”金冥钱正、背面。

从前文《朱子语类》中可见，纸钱是祭祀中实物货币的替代品。其体现了中国古代丧葬礼仪中从使用实物到使用象征性代替物的演变趋势。作为实物替代品的纸钱也经历了一个从瘗埋到焚烧的过程。纸钱使用和焚烧纸钱方式变化的动因涉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汉代以前，古人往往将墓主生前使用的实物随葬墓中，采用的方式当然是瘗埋。但是实物瘗埋“既不符合人道精神，也造成巨大的财富浪费”，因此不断受到谴责。墨子在《节用》中就旗帜鲜明地批判实物厚葬之风：“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人殉、车马殉的替代品最早出现，陶制或木质的人、车马、猪狗等俑类冥器逐渐取代实物陪葬品，被广泛发现于秦汉时期的古墓中。土质冥币也从汉始慢慢流行起来，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泥半两土质冥钱。晋唐时期，“铜制、土质冥钱的替代品纸钱已经出现，墓葬中瘗埋纸钱而不用实钱或土质冥钱，纸质冥钱逐渐成为主流。”

韦兵从古籍中爬梳发现，纸钱焚烧仪式的流行是唐代以后的事情。《太平广记》卷七十一中有给天曹官的纸钱“若不烧，还不得用”的 记载。五代时期王建《寒食行》：“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的诗句，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寒食节用纸钱焚烧祭奠祖宗的方式成为当时的普遍认知。对于唐以前的华夏祭祀和丧葬制度来说，焚烧虽然存在，但瘗埋一直是主流。纸钱使用方式从瘗埋到焚烧的变化，则是中原传统农耕文明，不断吸收北方游牧文化基因，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北方草原文明一直有焚烧祭祀的传统。汉末以来的突厥、乌桓等少数民族就有通过焚烧死者生前的器物、犬马、奴婢来祭祀亡者的风俗，甚至 “日月鬼神也用焚烧牺牲的方法来祭祀”。《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就有北方游牧民族“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亦同祠以牛羊，祠毕皆烧之”的记载。辽金蒙古也继承了焚烧祭祀的风俗。例如《辽史》中就有辽圣宗耶律隆绪崩后，“乃以衣、弓矢、鞍勒、图画、马驼、仪卫等物皆燔之”的记载；宋代淮西归正人宇文懋昭所撰《大金国志校证》中，也有描写金国贵族死后“生焚所宠奴婢、所乘鞍马以殉之，其祭祀饮食之物皆焚之”被称为“烧饭”的习俗；《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六》中也载有设立“烧饭院”，以焚烧祭祀先祖的蒙古旧礼。与汉文化关系密切的西夏也有在佛教祭祀中，焚烧食物等以奉佛的传统。

蒙古萨满教仪式。来源：纪录片《盲国萨满》。

中原汉族文化一开始时十分排斥丧葬礼仪中实行火葬，认为火葬是夷狄的风俗，是“人伦之大僇”“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究其原因，韦兵认为中原汉族文化中原有的瘗埋传统，其背后是农耕文明对地权的界定，瘗埋先人的骨殖是“源自祖先传承的空间拥有权——地权的最佳标识”，是在时间维度拥有土地合法性最有力的证据。而游牧民族较之某块固定土地的合法性，更看重牲畜移动范围的空间性，牲畜的移动“界定了游牧文明空间性的扩展和弥散，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商业和交换。”由于游牧民族更加依赖于广阔的牧场，其广阔空间具有拓展性，空间性占主导，时间性的东西需要被重新编码到空间之中，因此游牧民族对焚烧更为崇尚，在他们看来焚烧使“时间性的先人被‘解散’到空间之中，成为弥散的空间性的一部分”。除原有游牧民族的葬仪焚烧传统外，佛教的传入和流行更加推动了火葬焚化的发展。在佛教信仰中，通过以焚烧为主题的道场获取舍利是礼佛的重要内容。披着佛教外衣的游牧民族焚烧祭祀文化，不仅在草原文明跟中原农耕文明的战争、商贸、通婚等经济文化接触中潜移默化地被民间接受，作为中原意识形态领域正统的道教和儒教文化也在与佛教的融合中接受了焚烧祭奠的仪式，不再对火葬焚烧持抵触排斥态度。

“寿生寄库”的包容性和金融化契约精神

“寿生寄库”迅速在南北广阔的场域中传播以及在民间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我认为与这一仪式自身具有的包容性有关，即韦兵提及的“传播性和黏合度”。“寿生寄库”的原教旨理念和仪式就没有明显的排他性。作为南北方风俗交融的产物，“寿生寄库”内核兼顾农耕和游牧民族二者的特性，很容易“跨越种族地域和族群”进行广泛传播。在传播中，“寿生寄库”还能有效地植入其他信仰，“基本不与原信仰发生矛盾”的同时，还能“赋予原信仰以新的内涵”。例如道教《禄库寿生经》中冥府投胎者以“圣箭射宝树占卜贵贱，射中东、西、南枝都是富贵命，唯独射中北枝为贫贱命”，如果进行了寿生寄库的仪式，“天尊以神力护持”，不使射中北枝的描写，其实就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生命树”的神话信仰；冥界官吏“苦于饥饿”，需要烧纸钱以寿生寄库的仪式进行贿赂的观念，可能来源于佛教三途中的“饥饿道”也即“鬼道”的教义。

唐朝《地藏十王经》第五图“第二七日过初江王”。赞曰：“二七亡人渡奈河，千群万队涉江波，引路牛头肩挟棒，催行鬼卒手擎叉”。

“寿生寄库”的这种包容性使其“成功地‘穿梭’在佛道二教之中，成为二教共享的仪式”。韦兵甚至认为“寿生寄库”的这种包容性穿梭“成功地将外来的佛教中国化。”佛教东传以后，来源于印度本土强调“酷刑的十八层漏斗地狱”的教义，逐渐进入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尤其是“地狱”和“三世轮回”的思想，成为人们对“生命和彼岸世界理解的基本架构”。但是这种残酷酷刑的观念明显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相悖，因此中国人将印度式的地狱改造为强调审判的十王式的地狱，成功地将佛教进行了中国化的规训。

唐末五代以降，“审判式的十王地狱”又衍变为强调“契约和财产收支的寿生寄库式金融化的地狱”。金融性和强调契约精神的背后昭彰着唐宋以来的巨大社会变革。正如作者所言：“唐宋之际，随着国家税收征收金融货币，货币的使用日益普及”，随着商业和城市发展，市民文化日益繁荣，“商业和契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个人自主性的增强，这体现在宗教信仰就是人们通过“寿生寄库”的方式将安魂和身后事的主动权，从僧侣、道士等专业宗教团体中解放出来，置于自己手中。充满“个人性的契约和财产收支”的冥界虚拟数字化评价机制替代“酷刑审判成为冥府的原则”。

从上层建筑层面来说，韦兵认为“寿生寄库”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由于现实中的贫富、权力在冥府的数字世界中不再起作用，一套以约化为数字的个人存贷冥钱数”成为这一数字世界的新的、也是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虚拟的冥钱和契约创造了‘平等’，冥府的权力为这种权力背书，世间的皇权也必须向契约低头”，在这一面向下“冥府其实已经不是一个恐怖的世界，而是一个在诸多方面提早徘徊在以平等为标准的近代世界门槛边上的社会，对保护私有财产、支持契约精神的理想世界充满吊诡的投射。”

撰文/韩栋

编辑/朱天元

校对/贾宁

伟大光辉的一生

伟大光辉的一生

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对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启蒙，同时在诗书世家的氛围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早年就读于扬州东关小学和扬州中学，在扬州中学求学期间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常去梅花岭明代爱国名将史可法墓凭吊，吟诵史公祠的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抒发悲愤心情。

1943年，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电机系，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抗日爱国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转到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学习。1946年4月，加入中国，成为一名主义战士。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参加矛头直指统治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掩护革命同志。

1947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到上海粮服实验工厂工作，历任工程师、工务科长、电务工场主任、动力车间主任等职。在此期间，他在工人群众中并在青年会夜校职业青年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49年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护厂活动，迎接上海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先后担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等职。在益民食品厂期间，他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为了支援抗美援朝，他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在第二设计分局期间，他主持了新中国第一台国产汽轮发电机设计工作。

1954年9月，奉调参加兴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5年4月到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1956年5月回国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任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和动力分厂厂长等职。1961年，煤炭供应紧张，任动力锅炉改烧原油的大型工程总指挥，工程获得成功。

1962年，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负责该所科研领导工作，主持完成了当时国家急需的JO2小型异步电机系列的设计任务。1964年和1965年，先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参加在日本、法国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并考察国外电气科学技术发展情况。

1966年5月，调任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9月任党委书记，组织原子能发电设备的设计工作。“”开始后，受到冲击。1970年底，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1年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派驻罗马尼亚专家组总组长，负责领导中国援助的11个工厂建设工作。1973年回国，先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局长。1973年、1974年，先后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团长，参加在联邦德国和罗马尼亚举行的国际电工委员会年会。1976年，率团前往巴基斯坦，考察中国援建工厂建设情况。1978年，任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秘书长，访问欧洲六国，对加速提升我国机械工业技术水平、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提供成套技术装备能力、扩大机械产品出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1980年，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参与制定扩大对外贸易、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吸收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同时分管国家对广东、福建两省采取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具体贯彻工作，并参加筹建经济特区。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也是一个以往缺乏经验、需要从头摸索的新事物。1980年，先后率团到泰国、斯里兰卡、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香港、墨西哥、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考察，了解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边境经济区的情况，从中研究吸取可供中国举办经济特区借鉴的经验。同年8月，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作关于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说明，为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提供了重要依据。

1982年5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任部长、党组书记。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提出电子工业“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三番、超十年”的发展方针，组织领导电子工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加强集成电路、计算机、通信以及系统工程等重点项目的科研开发和生产工作，使电子工业更好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5年，出任上海市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1987年任上海市委书记。他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全力促进上海的改革发展稳定。他领导制订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的发展方针。他积极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强调要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的新市区。为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实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他倡导建立了派双月座谈会、新闻界理论界双月座谈会等制度。他注重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建立了重大工程决策专家论证制度。为了扩大上海对外开放，他提出相互了解、相互信任、互惠互利、长远考虑的发展对外经济交流的四项原则。在他倡导下，上海市政府采取每年必须为人民办几件实事的做法，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衣食住行方面的实际问题，改善群众生活。1987年11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他拥护和执行关于旗帜鲜明反对、捍卫社会主义国家、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正确决策，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力维护上海稳定。

1989年6月，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在会上坚定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同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0年3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2年10月，在中国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提出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97年9月，在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高举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着重阐述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强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目标。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98年3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02年11月，在中国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阐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十六届一中全会决定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在领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反映了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以新的思想、观点、论断，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作出深刻思考，提出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他提出，全党工作的大局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要全面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全部内容，把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整个过程。他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只要我们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他深刻分析了党和国家面临的新形势，敏锐指出，综观全局，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一定要有主动精神和忧患意识，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开拓进取而不可因循守旧，集中全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进程，是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设的进程。他提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他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愿望，有利于最广泛最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在20世纪90年代，就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了前瞻性的战略思考。他在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十五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上，他深刻阐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指出，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他强调，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他提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和人才总体需要，紧紧抓住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我们要牢记一条道理，这就是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提出大力推进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跨越。他强调，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通途。

结合新的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思考。他指出，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以及我们发生“”这样严重曲折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必须坚定不移推进各方面改革，改革要从实际出发，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20世纪90年代，他以中国人坚持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巨大勇气，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1992年6月，他提出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势在必行，不然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根据南方谈话精神，他明确提出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为十四大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到20世纪末，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他强调，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要在坚持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他指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他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他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要加快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深化金融、财政、计划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手段和协调机制，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注意掌握调控力度。他强调，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失业保险制度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进入20世纪90年代，紧紧把握经济全球化不断加快的趋势，强调中国要发展、要进步、要富强，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合作，吸收和借鉴一切先进的东西。他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政策，继续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党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阐明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同样世界贸易组织也需要中国，没有12亿多人口的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不完整的，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只能以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三，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权利和义务一定要平衡，中国不会接受过高的、超出中国承受能力的要价。遵照这些指导原则，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过程中始终掌握主动权，于2001年12月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强调，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扩大商品和服务贸易，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坚持以质取胜，经济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他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必须同时转动起来。他强调，中国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社会安全，注意防范和化解国际风险冲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关键在于要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他强调，正确处理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关键是解决结构不合理问题，必须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他提出，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他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世纪之交，他向全党全国人民明确提出，要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他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人民长期实践的必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规律性认识。他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健全制度，丰富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选举、决策、管理、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他强调，扩大基层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性工作。他提出，要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他提出，要高度重视和认真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努力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他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要坚持不懈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

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对国防和人民军队建设提出许多重要思想，创立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他提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要坚持以军事思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指导，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总要求，紧紧围绕打得赢、不变质两个历史性课题，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要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我军各项建设的首位，永葆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他强调，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他提出要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挑战，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20世纪90年代，中央和中央军委确立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战略指导上实行重大调整，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此后进一步提出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到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来，明确了新形势下我军军事斗争准备的目标和任务，抓住了我军建设的主要矛盾，正确解决了我军建设和改革的发展方向问题。他提出，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他强调，要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尽快形成自己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杀手锏”。

指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他领导推进中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一系列准备工作。1997年7月1日实现香港回归，1999年12月20日实现澳门回归。他先后赴香港、澳门参加中英政府、中葡政府举行的香港、澳门交接仪式。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他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全面正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办事，全力支持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工作，广泛团结港澳各界人士，共同维护和促进香港和澳门繁荣、稳定、发展。在中央政府坚定支持下，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沉着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团结各界人士，妥善处理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问题，保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把握解决台湾问题大局，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协商谈判。1995年1月，他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了现阶段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我们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统一和搞“”的图谋的。讲话既体现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又充分考虑到台湾同胞愿望和台湾实际情况，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他提出文攻武备总方略，领导开展反、反“”重大斗争。他郑重指出，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复兴，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我们坚信，通过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祖国的完全统一就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面对国际局势跌宕起伏，深刻洞察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提出了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理论和实践。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世界还很不安宁，人类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他强调，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不渝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提出，中国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增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加强相互帮助和支持。他提出，要积极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推进国际关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加强文明交流互鉴。他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及区域性组织中发挥作用，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他提出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他推动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由中国参与推动建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地区性合作组织，它所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号召全党同志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他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完整提出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要求全党认真研究和解决。他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全体人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毫不放松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保证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坚持和健全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要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斗争。他强调，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坚决反对和防止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展，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问题。他强调，只要全党同志始终保持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永远同人民群众心连心，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坚如磐石。

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他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创造，倾听人民群众呼声，反映人民群众意愿，集中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去发展各项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强烈的公仆意识，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之际，我国正面临着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他团结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夺取了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的全面胜利，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进。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同意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2005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接受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的决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坚决拥护和支持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斗争。

亲自主持编辑和逐篇审定《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文选》主要收入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具有代表性和独创性的重要著作，为我们更深入地学习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重要教材。

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征程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万众一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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