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八字(从医的八字)

仁心妙手岐黄路——师裘沛然的从医之路，国医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医德，是医生所具有的职业道德；医风，是医生应具备的职业风尚。医德医风是医家必须具备的基 本素质。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医学，形成了以医乃仁术的根本思想及大医精诚的职业准则为内涵的 中医医德医风。在古代医德医风方面，主要包括“医家个人修养方面、医患关系方面、同道关系方面”[1]

三方面的内容。裘沛然先生是我国首届国医大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导师、全国第一批名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的导师，为医学研究、教育工作奉献一生。曾身负多种重要学术职务的他， 坚持读经典、做临证、求医道、谨做人，其学术成就及医德风骨广为医界所推崇，而这一切均与其成长 和求学之道息息相关。因而探寻裘老从医之路，挖掘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德医风的影响，可探究中医成才 在医德医风方面的关键要素。

一、个人修养是中医成才之基

（一）医者仁心

儒家思想中，其核心为“仁”。《礼记·中庸》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其亲以及人之亲。 即仁是博爱，有海纳百川的气度。《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孟子曰：“仁者爱人”。仁包含了推己及人的爱。“医乃仁术”，恰恰道出了医家 的根本，就是医者仁心，医家应具备仁义之心，尊重生命，《万病回春·医家十要》中就提出“一存仁心、 二通儒道”“博施济众”是医家的基本准则。喻嘉言在《医门法律·初学记》中言：“夫医者，非仁爱之士， 不可托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明良，其德能仁恕博爱……”仁爱之心为历代医家所信受奉行，成为 医者的核心价值观。

裘沛然先生堪称医者仁心的典范，其患者大多自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疑难杂症居多，裘老往往不忍 拒绝，不辞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乃至不收诊金。在“”下乡期间，裘老为农民诊病开方，受到群 众的广泛爱戴。

《本草纲目》夏良心序言：“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可见“仁” 的另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为仁术济世。范仲淹一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更是激励了历代无数杏林志士。 裘老师从施叔范老先生，受其师“忧国爱民”[1] 之心影响，良医入世良相心，始终热爱国家、关爱社会。

2008 年，四川阿坝州汶川县发生了特大地震，年届九五的裘老不顾年高，心系汶川大地震灾区人民群众， 以上海市政协常委的身份在市政协俱乐部迅速组织起沪上名医募捐赈灾义诊活动，上海中医界颜德馨、 沈自尹、施杞等 29 名全国和上海名中医积极响应。诊治的费用全部捐献给地震灾区；名中医们还纷纷捐 款，共募集善款 48 万余元，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充分体现了医家“仁以爱人”“仁以济世”的精神。

裘老曾言“人心者，仁也”，以仁来规定人心，表明仁为人心的本质特点。先生认为，医学是一种仁术， 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尊重生命的价值和患者的尊严，具有敬业精神，对病家高度负责，大医精诚，拯救 患者生命。《省心录·论医》：“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以仁为本，是置仁爱于价值

体系的核心。仁爱的内涵体现了普遍的人道原则，肯定和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裘老晚年创作《人学散墨》 强调首先以仁为本，做一个“合格”的人。医者仁心的论述古已有之，但现在仍对医道同仁有着现实的 指导意义 [2]。

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的“以义制利”是调整义利关系的价值标准和协调人类 社会价值取向的普遍原则。裘老一生崇尚孔孟儒学，尤为推崇孟子所倡导的“民贵君轻”思想以及“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境界。“君子义以为上”道出了儒家以义为上，以义 制利的核心义利观。以义制利对医家而言尤为重要，义以为上，是以病家、他人、社会之大义为上，不 计个人私利。裘老一生“义以为上”“以义为衡”，以病家疾苦为上，不矜名、不计利。他十分重视孟 子义利之辨，有诗“独创以民为贵论，直呵唯利是图非”为证。“义”即是人民、国家和集体利益，“利” 是损害集体或国家利益和牟取私利。“义”一方面指道义，仁义之道；另一方面即是《中庸》所言“义 者宜也”。行义就是为所当为，《孟子》云：“人皆有所不为，达于其所为，义也。”[3]

《大医精诚》中就提到“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医者不能过分贪求名利物欲，更不 可乘病家之危敛财纳物。《临证指南医案·华序》中强调“良医处世，不矜名，不计利，此其立德也”， 裘老秉承了救人疾苦、义以为上的儒医之风。裘老常说，我们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穷人多，即使 有些家资，往往又因病致贫，能帮助的还是尽量帮助。有些患者甚至找到裘老家里祈求应诊，裘老有求 多应，但坚辞礼金，并常告勉学生，病家求生治病，是对医家的无比信任，医家绝不可存谋利敛财之心。《孟 子·离娄下》“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吕氏春秋·仲冬纪》“故临大义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 裘老一生胸怀天下，对和平年代的、贪污深恶痛绝。

《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医乃仁术”，仁心为根本，医 术为保障。医者必须具备精良的医术，才能救人，故医者当“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裘沛然先生以精 湛的医疗技艺，活人无数，而这精良的技艺背后，则有裘老循名责实的治学态度，有抄书读的韧性毅力， 有“欲知甘苦要亲尝”的实践精神 [1]。裘老认为做学问定要循名责实，“名者实之宾”，中医学博大精深， 历代流派纷呈，学术思想各有千秋，需要医者常思考，去芜存菁、求真务实，并且一定要注重临床实践 来检验。裘老认为“购书读不如借书读，借书读不如抄书读”“因抄录之际，每能殚精竭虑，加深领悟”。 裘老认为读书需“猛火煮，慢火温”。所谓“猛火煮”，即开始学习时应下深功夫，熟读之；但也许 不能真正求得“甚解”，以后经过反复阅读、思考、领会，逐步识得个中真谛，这便是“慢火温”的过 程 [2]。裘老有诗云“医道难明须砥砺，良机易逝要勤研”“古训勤求宜致密，新知博采要精研”“学如测 海深难识，理未穷源事可疑”，认为无论古训还是新知，都应当努力撷取，并在实践中甄别，掇菁撷华、 学以致用。先生同样谆谆告诫学生读书、明辨，“要向行间辨鲁鱼，医经训古恐难除。理明合在文通后， 岂有名家不读书。”裘老早年处方药贵精专，后却在《壶天散墨·甘苦由来试后知》中更正：“论证一个 问题需要具体分析，特别要在实际的考验中作出判断……在我的长期临床实践中，渐渐体会到‘多安药味’ 的特殊作用……这是我在年少行医时所不知道也没有想到的事。”裘老在古稀之年，仍能本着实践出真知、 精益求精的精神，接纳不同的学术思想，正所谓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 其大”。《赠李鼎医师》一作中“是君能解灵枢意，惟我犹存石室疑。如此人天藏奥秘，晚年何敢侈谈医”。

仁爱之心、义以为上、精湛之术，是医家应具备的个人修养，是医者对于内在德性的修炼和外在医 术的完善。医者是否具有崇高的道德理念，是否具有仁爱的人文主义情怀，是否具有儒雅的礼仪教养， 是否具有倾力为病患服务的态度，则是践行医德的首要前提 [3]。医家个人的修养高低直接决定着医家对于 疾病、患者、同道甚至社会的态度，个人修炼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是对儒家“内圣外王”之路的求索， 是中医成才之基。

医患关系是医家在临床实践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关系。《素问·五脏别论篇》云：“病不许治者，病必不治， 治之无功矣。”《素问·汤液醪醴论》云：“病为本，工为标，标本不得，邪气不服。”可见，无论出 于何种原因，病家不愿接受医治，不但会影响治疗效果，甚至会使病情趋于复杂。在医患之间，病家为本， 居于主要地位，医家的救治为标，居于辅助从属地位，只有鼓舞患者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发挥出最优的疗效， 达到医患相得的境界。医患相得，需要医家对病家以诚相待，一视同仁，不为名利左右，如是则病家对 医家有绝对的信任和必胜的信念。

以诚相待、一视同仁，不但是医家医德的准则之一，更是能够给予危重病人战胜疾病的信心，促使 病情好转的医患相得法 [4]。裘老对待患者无分贵贱亲疏，一视同仁，语调和缓，和蔼可亲，从无声色俱厉， 言语斥责，处方谨慎周详，患者如沐春风，忐忑之心俱消，五志顺达，七情服帖，未及服药，病瘥五分。

甚合《灵枢·师传》“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之旨。裘老曾治疗一 例贾姓的肺癌患者，经沪上医院诊断肺癌已经大面积转移，失去手术价值。患者见到裘老就急求救命。

先生一边安慰家属，一边为患者诊脉，但见患者满面愁容，面色苍白，神气萧索，气息低微，胸闷咳喘， 下肢浮肿，脉细欲绝，舌质暗淡，舌苔白腻、中见灰黑。此肺气大虚，肾不纳气，水湿泛滥，流溢肌肤。 形神俱败、病情危笃，先生随即处方给药。悉心诊治 3 月，患者精神大振，水肿消失，呼吸顺畅许多， 后经裘老精心调制，情况逐渐好转。裘老每次诊病都不忘对患者加以鼓励，告之已经大有好转，不必担 心云云，使患者逐渐从当初的悲伤恐惧中解脱出来，增强了信心，如今这名患者已经继续生活了 20 余年。 裘老对待生命的至重至诚的诊治态度，值得我们中医人学习。 医患相得，具体要求医者对病家以诚相待，一视同仁，并能使病人有战胜疾病的必胜之心，采用针 对性的语言疏导，设法解除病人心中的疑虑、顾忌，使其心神安定，激发其正气抗邪的能力。“医患相得， 其病乃治”，是医家成才的必经正途。

（一）“三人行必有吾师”

《师说》言：“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不论长幼，能者为师。清代医家叶天士，虚心好学，曾先后拜师十七位，且对年轻医者亦尊重为先。裘 沛然先生平素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同事、朋友来访从无倨傲之态，持平视之礼，吟诗品茗，隽雅清谈， 不亦乐乎。访客辞谢，无论老幼，必亲送至门外，无名小辈、执弟子礼者亦无分别，心中深自感动。裘 老时常反思自省“自己看不好病……其过在己而不在中医学”[1]

，常问我们近日可有好的临床验案？如何 施治？有何经验？裘老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三人行必有吾师”，老师也应该汲 取学生们的医疗经验，共同进步。曾有一位学生用土鳖虫治疗肝硬化腹水效果很好，一次交流时谈了一 些应用经验，后来发现裘老开始有意识地采用土鳖虫这味药物。一位德高望重的临床大家，如此谦逊地 向学生请教，不但没有降低身份，反而更加得到弟子们的尊重。裘老更以诗期待后学“杏苑当年绝可怜， 如何不惜此新天。奠基谁识前人苦，续绝唯望后起贤。医道难明须砥砺，良机易逝要勤研。眼中人物吾今老， 记住忧危好着鞭”“秘钥灵兰谁启得，老夫拭目望云天”“吾侪头白心犹在，要看中华命世才”。

（二）“和而不同”

《论语》云“君子和而不同”，讲求尊重差异和多元，更要以博大宽容的胸怀理解歧异，和谐创新。

医道同行各自成长之路不同，临床经验亦有异。医家同道之间只有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相互砥砺切磋、 取长补短，才能提高技艺，为病家谋福利。对于当今中西医学之间的对话以及中医内部的门户壁垒问题 的解决，裘老早已做出榜样。先生求学素无成见，认为“三折肱为良医”实为求医之态度 [2]，只要是对病 家疾病诊治有益的知识，都孜孜汲取。裘老读书涉猎文史、自然科学、西医多面知识，求学博采众家之 长 [3]。《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尊重差异，崇尚和谐，促进发展。 中医学作为一门依赖于经验的医学，其进步离不开同道的相互切磋。同道相慕，同道之间相互倾慕， 尊重彼此，互相取长补短，既能提高医家的个人医术，又能提高中医学的整体水平。同道相慕，不但要有“三 人行必有吾师”的谦虚态度，更要有“和而不同”的宽广胸怀，助力和推动中医学的交流和全面提高， 故言同道相慕乃为中医成才之助。

综上，“医乃仁术”“大医精诚”八字高度概括了医生应具备医德医风的核心。基于医德医风的角度， 医家个人修养是中医成才中的基本要素。医家个人修养的提高，意在唤发人之本性中为道、为善之念， 以为临床实践中的医学模式注入根植于人之本性的生机动力。只有借助于个人德性的保障，才能医患相 得、同道相慕，将医术转化成为仁心仁术。在临床实践中，医患相得才有利于病家康复，有利于医学发展； 同道相慕才有利于医家进步，有利于医学的创新。通过了解古代的医家医德医风、探究裘老儒医结合的 从医之路，不但学习到名医治学行医的经验，更是深切领悟到中医名家成才的关键要素——个人修养是中 医成才之基，医患相得是中医成才之途，同道相倾是中医成才之助。

本文转自 【中 医 药 文 化 】2018 年 4 月 ，本文版权所有归原著作者所有，如有使用不妥请联系小编删除。

讨伐袁世凯失败后，有人要给算八字，：我八字很简单

从上古时始，遇事先问鬼神的“卜筮”的习惯就有了，如今求签问卦依然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甚至非常重视的事情。

因为这个传统，一个人从出生起就注定的“八字”，也成了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依据。

1913年，革命先驱先生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暂时移居日本。因为革命屡次受挫，一些的追随者特意从上海赶到日本，想要为先生推算“八字”，以此推断他领导的革命事业能不能成功。

作为坚定唯物主义者的，听到他们的来意之后，不气反笑，他反问这些想用迷信手段来推断革命是否能成功的人：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

他接着就坦然地说了自己的“八字”，让那些人看看凭借这个“八字”，革命能不能成功。

听到说出的八字，那些求签问卦的人讪讪地说不出话来。其他人则被说的八字折服。

先生说的“八字”是什么呢？

“八字”是什么？

就是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还有出生的时辰。

古人用的是干支纪年，甲乙丙丁这些为十天干，十二生肖的子丑寅卯是地支，什么年、什么月、什么日、什么时辰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人的“生辰八字”。

但是先生自己说的“八字”却不是他的出生日期，而是切切实实的八个字。

先生1866年出生于广东中山市的翠亨村，和鲁迅先生一样，他一开始也抱着从医救人的信念。

但是清政府的让意识到，学医并不能挽救国人，于是就立志推翻满清统治，让中国人走上自由的道路。

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立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的兴中会。

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以革命为宗旨的团体。

兴中会在的领导下，影响不断扩大，在兴中会的基础上，1905年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同盟会。

有了统一的政党，中国人终于可以推翻压在头上的封建主义这座大山了。

1911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终于为满清这个腐朽的封建王朝敲响了丧钟。

按照中国的干支纪年，这一年正是辛亥年，所以武昌起义也被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作为革命先驱者，被推举为中华临时大总统。

但是当“中华”真正建立的时候，却让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当上了中华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出身旧军阀，当上总统后一心想要恢复帝制，当皇帝。

就这样，辛辛苦苦把清帝溥仪赶下台的革命党人，紧接着又得面对袁世凯复辟野心。

1913年3月20日，就在中华第一次国会前夕，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枪杀。

接着，袁世凯又向英法等五国银行借款共计2500万英镑，用这些钱扩充北洋军备调兵南下，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党人发起攻击。

为了捍卫革命果实，在上海接连召开三次军事会议，敦促南方各省独立，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分割开来。

同时，他也希望和南方各省讨论讨伐袁世凯的事情，但是却没有人响应他。

因为内部的分歧，导致讨伐袁世凯的行动迟迟没有动静，袁世凯这边准备好之后，在当年7月便命令北洋军第6师开赴江西九江，对南方各省首先发起攻击。

袁世凯进攻后，南方各省这才团结起来，纷纷发电响应讨伐袁世凯。

但是因为失去了先机，这场仗打得格外艰难。

8月13日，吴淞被袁军占领、8月18日，江西南昌失守、8月20日，南京城也陷落。

安徽讨袁军柏文蔚，因为下属的师长倒戈，总督府都被占了；广东陈炯明在袁军进入广东之后，也避走香港。

剩余的福建、湖南两省虽然在讨袁行动开始时宣布独立，但是一看其他各省相继失利，他们赶忙取消独立。

这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以派系的失利告终，不得不避居日本。

“二次革命”的失利，让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思想产生动摇，所以才有了他们要给“批八字”的举动。

作为立志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先驱者，先生自然很不赞同这种以封建迷信手段讨论革命的行为。

他反问来人：难道我“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

随后就坚定地告诉他们，他的八字很简单，就是“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回应想要替他“批八字”的那些人的八个字，不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他自己的决心。

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朝被新的制度所代替，自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

这一点，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之后，立即紧锣密鼓地安排“复辟”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出来。

当初之所以愿意把“大总统”让给袁世凯，就是因为在清帝“逊位”这件事情上，手握北洋新军的袁世凯作用很大。

可是当时口口声声说着“人心思共和”的袁世凯，在成为中华的“大总统”之后，立即又是另一幅面孔，不但攻击南方的革命党人，还为自己的“称帝”积极准备起来。

袁世凯也知道，再像满清一样搞皇权专一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决定效仿日本和英国，搞“君主立宪制”。

其实袁世凯“称帝”，一定程度上，是被人“拱上”帝位的。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为了让自己能当上“皇太子”，派人印刷了很多假报纸放在袁世凯的案头。

假报纸上，清一色都是各方对于袁世凯称帝的拥护之词，甚至各国也都希望袁世凯能够称帝。

这些报纸误导了袁世凯，让他认为自己“称帝”是人心所向。

当然，就像古代帝王声称自己是“真龙天子”的说法一样，袁克定也没忘给袁世凯造这样的“势”。

袁克定收买了袁世凯的贴身丫鬟。

袁世凯有一天睡醒之后，这个丫鬟做出一副受了惊吓又很惊讶的样子，故意引诱袁世凯向自己询问原因。

当袁世凯问丫鬟时，丫鬟就告诉袁世凯，刚才袁世凯睡觉的时候，他的身上盘绕了一条金龙。

虽然袁世凯对于这种说法有些不以为然，但想到当皇帝，出身官宦的他也有点意动。

袁克定双管齐下，再加上袁世凯身边想要升官发财的那些人一撺掇，袁世凯就算只有三分称帝的野心，此时也已经有了十分了。

而且南方革命党人发起的“二次革命”，没过多久就在袁世凯北洋新军的攻击下失败了，所以袁世凯也是底气十足。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改“中华”为“中华帝国”，将1916年称为“洪宪元年”，自己也将于元旦那天登基称帝。

袁世凯本以为自己“称帝”，是顺应天理人心，谁想到他称帝之后，全国各地的反对声，比“二次革命”还要猛烈。

梁启超的学生、云南都督蔡锷一路从北京秘密南下，回到云南后立即举起讨伐袁世凯的大旗。

也派革命党人李烈钧前往云南，与蔡锷共同领导讨伐袁世凯的“护”，掀起了一场捍卫共和体制的“护国运动”。

与“二次革命”截然不同的是，护一路所向披靡，袁世凯引以为傲的北洋新军，这次却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且北洋新军内部的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的元老，也因为袁世凯称帝，逐渐与他离心离德。

内外交困之下，只当了六个月“皇帝”的袁世凯就在忧愤中去世。

袁世凯称帝的失败，正印证了的那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革命”不是个人的荣辱成败，也不是像封建帝王开疆拓土一样，建立一个“家天下”的王朝，而是引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

站在这个角度来说，那些特地从上海赶来，要给先生“批八字”的人，虽然可能是一片好心，但是方法确实让人不敢苟同。

所以先生才会告诉他们，自己的八字，就是“打倒军阀，继续革命”。

先生的“八字”，不是说说而已，为了中国革命，他确实也是殚精竭虑。

袁世凯死后，北洋一系的段祺瑞执掌“中华”大权，但是他上台之后视“”和“共和”为无物，不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也不愿意召开国会。

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共和制度，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又成立了一个军政府，被推举为“大元帅”的又领导了一次“护法运动”。

虽然被“军政府”推举为“非常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但是他手中并没有自己的军队，所依靠的只是一些地方军阀，所以很快他就在军政府内部受到了排挤。

这些军阀、政客之所以肯把“大总统”、“大元帅”的职位给， “护法”是假，借助他的声望是真。

在这样的情况下，的“护法运动”自然又以失败告终。

“护法运动”的失败，让意识到不管是袁世凯的北洋一系，还是南方的军阀，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地盘，不是真“革命”。

所以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开始对自己的革命经验进行总结，反思之前的错误。

恰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这给了极大地鼓舞：列宁能领导俄国人民推翻帝制，那中国也能成功革命。

为了借鉴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在与陈炯明决裂之后，会见了苏俄代表，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之后，有了中国和苏俄的加入，领导的革命才算是拨开了迷雾。这支汇聚了中国各阶层的有志之士，以摧枯拉朽的力量瞬间将北洋军阀扫荡一空，可惜去世后，没有继承他的遗志，将变成了新的“北洋军阀”。

1925年，为革命尽了最后一份心力的先生，因为罹患癌症在北京去世，他留给后人的，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虽然他生前没有完成“打倒军阀”的愿望，但是却一直践行着他“继续革命”的信念。

中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革命先驱者，中国人民才能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有了让人们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一个想要建立，并且长久存在，“民心向背”才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素，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带领我们革命的队伍，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心愿。

所以当革命遇到难题时，问问“苍生”真正迫切需要的是什么，这远比求神问卜更有用。

先生虽然没有带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可是他作为革命的先驱者，显然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才会坚定地说出“打倒军阀，继续革命”这8个字。

清代名医徐大椿，提倡读古书要坚持八字原则，有何现实意义呢

唐朝诗人杜甫有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明朝书画家董其昌也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名句。其中都说到读书的好处，那么怎样读古书、让博大精深的中华古代书籍为我们现代文明服务？是大家需要经常探讨的问题。

徐大椿（字灵胎）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清代名医徐大椿，提倡读古书要坚持“掇其精华，摘其谬误”的八字原则。这对引导我们如何读古书有何现实意义呢？下面就请听笔者详细道来。

一、不屑八股文，专心实用学

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出生在江苏吴江县（今苏州市吴江区）的一个书香之家。曾祖父好古博学，积书甚富。祖父举博学宏儒，官翰林院检诗，纂修明史，是位饶有隐逸风格的词章之士，平生工于诗古文辞，在文苑中很有声名。父亲徐养浩，考授州司马不成功，也是位读书人。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徐大椿被长辈们寄以读书做官、承继祖业、振兴家族的希望，那是自然的事。然而，徐大椿却淡泊功名利禄，始终不屑八股文，直到老年，他还编制了一首讽刺热衷八股文人的歌谣，非常形象生动：

徐大椿像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摇头摆尾，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算是朝廷的晦气。”

相反，徐大椿对经学和医学却产生了兴趣，他开始专心致志地探求各种实用的学问，终于在诗、文、书、画、天文、历算，音律、击刺、算法、水利，尤其是医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所以在这么多领域都有成就，与徐大椿在多年实践中总结出的一套读书方法有关。

二、坚持读古书的八字原则，在众多领域小试牛刀

徐大椿很强调“学古”，对“古法”推崇备至，虽然有“宗经法古”的思想，但是，他并非“食古不化”，相反，他持有“疑古”的精神，敢于批语前人的得失。

清朝名医徐大椿像

徐大椿总结的读古书八字原则是：坚持“掇其精华，摘其谬误”。他往往把读过的书，重加整理注释，去除掉多余与重复的部分，吸取其精华与重要之处，并且补充其缺、改正其伪。

在确立学医之前，徐大椿运用这读古书的八字原则，分别在水利工程及武术上小试牛刀，均获得了可喜的效果。18岁时，在父亲的建议下，他参与了对东南一带水利的治理和研究工作，并展现出了在水利方面的造诣。

徐大椿一边自学水利诸书，一边亲历各地勘察地形水势，通过不断学习和摸索，终得其要领，并编撰了《江南水利书》一书。此后数年，徐大椿仍心系百姓，多次对运河修建提出中肯意见，造福万民。

徐大椿画像

20岁时，徐大椿发掘了自身武学方面的崭新技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将散打、枪棍等武艺逐一精通，成为一名气魄武者，形成了他身材修长，额头宽阔，声如洪钟，卓尔不群的潇洒形象，为今后长期苦心钻研医学打下了坚实的身体基础。

三、八字原则学医，医道德艺双馨

徐大椿30岁时，其三弟患痞病，父亲虽遍请名医诊治，仍回天乏术。随后其四弟、五弟、二弟又相继不治而亡，令父亲悲伤得病，终年医药不绝。这给徐大椿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他在深感医学重要的同时，更对当时庸医误人的社会现况悲愤不已，于是决定改习医学。

徐大椿读古书坚持“掇其精华，摘其谬误”的原则，在他自学医学时，发挥得游刃有余。他首先熟读《内经》《本草》《伤寒》《金匮》等家中古医典，继而博览《千金要方》《外台秘要》以下各书，并且取长补短，以广见识。

徐大椿医话三种

如徐大椿读《难经》时，就将其原文与《内经》对照，经过校勘，发现了许多新义，并指出了它不少错误。《难经》中有“寸口脉平而死者，生气独绝于内也”一句，他指出这是错误的，并作出恰当的解释。

徐大椿在行医过程中，不仅对自己高度要求，更对当时医界的诸多陋习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例如，明清之际温补之风流行，许多庸医不论何病均用温补，导致了严重后果。

徐大椿告诫医者应怀有救人、爱人之心，不要滥用名贵补药以求谋利；他教导病家在求医过程中，除了谨慎择医、信任良医之外，又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知医，避免被愚医蒙骗。

徐大椿学有所成后，就开始临证，不仅把书本知识与临床实践联系起来，积累了丰富的医学实践经验，还将前人的经验加以整理提高，写出了十余部很有价值的医学著作。他的《难经经释》《医学源流论》《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医贯砭》《兰台轨范》《伤寒论类方》等医籍，均被后世奉为标准与法则。

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

徐大椿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人正直敢言，不附权贵。在行医过程中，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一视同仁。久而久之，徐大椿凭借扎实的医学功底、丰富的临床经验、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最终成为名医中为数不多的中医批评家之一。

总之，清代名医徐大椿，提倡读古书要坚持“掇其精华，摘其谬误”的八字原则。凭此原则读书，他在天文、地理、音律、技击等无不通晓，尤精于医。徐大椿著书颇多，有《兰台轨范》《医学源流论》《论伤寒类方》等，都为医学之籍。他的歌曲有《洄溪道情》三十余首，《中国诗史》颇有愤世之辞。

徐大椿提倡读古书的八字原则，值得学习与借鉴，我们可参照此原则，汲取我国古书的精华，当然也要纠正其谬误。让我国古文化有效地服务于现代文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徐大椿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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