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哪一部更可信？清人修《明史》得到的八字评语是否准确？
如果不算《新元史》和《清史稿》，那么比较一致的说法是“二十四史”，但是这二十四史能有一半可信度吗？其中哪一部更可信呢？这个还真不好评价。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说法：编修时间越短的史书反而可信度更高，因为编修时间短的，主要是采用前朝档案史料，没有时间胡编乱造，也没有几任皇帝根据自己的喜好指使史官进行篡改。持这种说法的人，应该是比较相信明朝人编修的《元史》，比较不相信清人编纂的《明史》。清人修《明史》得到的八字评语是否准确，咱们慢慢来比较。而比较之下，我们似乎还能找出一位“修史第一帝”。
要是按照上面以编修时间的反比看可信度，那么《史记》有几分可信就值得商榷了，因为《史记》只是司马迁一家之言，那里面有很多类似演义小说的笔法，对两个人的密室谈话也都描写得如同在场旁观，其中也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向刘邦投降的那个秦王子婴到底是二世胡亥的叔叔还是兄弟侄子，就有三种说法：“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婴为秦王。（《秦始皇本纪》）”“高立二世兄子婴。（《六国年表》）”又长了一辈：“高（赵高）乃召始皇弟，授之玺。（《李斯列传》）”
另外《史记》对汉武帝刘彻、大司马大将军卫青、大司马骠骑将军霍去病，都进行了很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对匈奴战争劳民伤财，却对每战必败的李广极力赞美，不但单列一传，在列传排序中也在卫青霍去病之前。而且统计数字也有出入：即使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各次战役杀敌数加起来，也大于司马迁总结的总和。
但是抛开司马迁各人恩怨不说，《史记》还是无愧于“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美誉的，除了汉朝少数几个人的传记，都是司马迁实地调查研究呕心沥血编辑整理的结果，没有《史记》，我们要想了解上古之事，只能去看甲骨文和竹书记年、睡虎地竹简之类的零散资料了，而且看了也未必懂，所以要论史学贡献，司马迁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史记》也要比其他二十三史中的绝大部分要可信得多。
《史记》之后的《汉书》，跟《史记》相同的篇目，记载就跟《史记》差不多，包括《后汉书》《三国志》在内，基本都算史学家的个人行为，顶多有半官方性质，没有严格的审查，甚至可能也没有征求同僚意见，有些疏漏瑕疵，在所难免，我们是真的需要对司马迁、班固、范晔、陈寿充满感激之情的。
咱们来看看这四本史书凭借一人之力，用了多长时间修完：《史记》，五十二万六千百余字，历时十四年；《汉书》，八十万余字，历时二十年；《后汉书》，近九十万字，历时十三年；《三国志》，近三十八万字，历时整整十年。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官方干预较少，作者顶多夹带了一点私货，而班固和范晔应该是一点个人感情都没有掺杂，所以《汉书》《后汉书》虽然文笔或许稍逊《史记》《三国志》，但可信度似乎要略胜一筹。
“前四史”之后的后二十史，编修基本都是官方行为，但是以正统自居的朝廷，都要为前朝修史。后晋石敬瑭（著名的儿皇帝）下令编写唐史，历时十五年，完成了长达二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并署上了“宰相”刘昫的名字。但是宋朝皇帝认为石敬瑭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牌皇帝，无权为大唐修史，这才指派基本都是宰相级别的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历时十七年，重修了一百七十万字的唐史，这就是《旧唐书》与《新唐书》，但是笔者看来，虽然宋朝宰相们文采更好，但是怎么看《新唐书》，都像在洗《旧唐书》的稿——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采用的都是唐朝各种官方档案和宫廷实录，大同小异在所难免。
唐太宗李世民是新旧两唐书中的重量级人物，他本人也比较喜欢修（改）史，在李世民父子执政期间，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宰执们累的够呛，因为他们除了处理繁忙的政务，好要按照皇帝的意见编修大量史书：《晋书》《隋书》《南史》《北史》《周书》《北齐书》《陈书》等七部史书纷纷问世，李世民似乎可以被称为“修史第一帝”。
其实这个修史第一帝是不需要加引号的，他顶多也就改了该唐高祖实录，唐朝编修的“七史”，不管怎么写，都不影响他的个人形象，他只会指示“求真务实”，而不会刻意修改，因为他是要“以史为鉴”的。这里说“七史”，有读者可能要提出反对意见：“明明是唐六史，怎么变成七个了？”这里请不要误会，您说的“唐六史”，应该是“唐太宗六史”，没算唐高宗显庆四年成书的《北史》。
《宋书》《南齐书》《梁书》《魏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不大引人注意，咱们略过不说（有时间咱们单开一篇再聊），还是来说说大家比较关注的元朝所修《宋史》《辽史》《金史》。
最不相信《宋史》的，就要数“秦桧的后人”了，因为那里面如实地记录了秦桧的通敌叛国行为和岳飞英勇抗金的英雄事迹，这就戳了一帮现代秦桧的肺管子：秦桧被骂得这么惨，我有钱那还敢往外国存？孩子怎么敢往外国送？于是他们编造出了“秦桧遗书”（编造者已经承认并公开致歉），千方百计把秦桧包装成“和平使者”。但是元朝丞相脱脱却不应该被这个黑锅：我同时主持编修宋辽金三国史书，就是以收缴来的三国档案为基础，有什么必要厚此薄彼拥宋贬金？他们都是被我朝灭掉的！
笔者有一些脱脱同族的朋友，那些人不管多有文化，都改不了两个特性：一、好喝酒，二、直性子。把后金篡改史实的帽子戴在元朝史官的头上，相当不合适。
元朝修史，实事求是，这样做也算好人好报——朱元璋命令正直到有些执拗的宋濂编修《元史》，可是下了一番工夫。为了保证史料详实，朱元璋还了二十人的专家考察团，专门去元大都（今京城）去实地调研收集档案。而且朱元璋还是个急性子，恨不得今天下令修史，明早宋濂就完成任务。于是老宋濂日夜赶工，仅仅用了六个月（188天）就完成了一百六十万字的《元史》。
有人说宋濂为了圆满完成任务，还耍了个花招：少些传记多些本纪，因为本纪记载的是皇帝的事儿，而皇帝的事儿都有元朝宫廷档案（实录）作为蓝本，相对于将相列传和各种表志，还是皇帝本纪更好写——，徐达对《明史》的编修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从元大都缴获的元十三朝实录和元朝《经世大典》，可是帮了宋濂大忙。于是《元史》有这样一个特点：帝王本纪字数最多。
因为编修仓促，留下了“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的差评，但是我们看《元史》，却越看越觉得可信，因为它虽然粗糙，却没有任何可以篡改的痕迹，元朝皇帝地记载，都从实录而来，流水账毕竟比报告文学可信。
至于清朝人修的《明史》，用一位史学家的八个字就能概括：“清修明史，雕琢太深。”这篡改史料的黑锅，还真不能由张廷玉一个人来背。
清朝皇帝有一种自卑心理，一开始是对明朝顶礼膜拜，康熙皇帝认为明朝“治隆唐宋，远迈汉唐”。于是《明史》说朱元璋治下的大明王朝“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到了花花公子乾隆那里，小辫子痼疾发作，狂得想日天，明朝又成了“无明君、无名将、无名士”，他们恨明朝皇帝本无来由，说明朝无明君，也并不影响清朝皇帝跟大臣争男人，也避免不了清朝皇帝死于不可说的隐疾。
老辫子小辫子说明朝无名将名士，这就不但是眼瞎而且心瞎了：徐达常遇春戚继光这些人驱除胡虏抵御外侮，整个清朝的“名将”绑到一块儿，也未必有他们中的一个能打；至于名士，咱们提一个名字就行了——王阳明……
清朝修《明史》，在顺治二年（1645年）就建了“明史馆”开工，直到乾隆四年（1739年），张廷玉才把最后定稿呈送乾隆皇帝，这期间不停变调，不停篡改，二百八十万字的《明史》，足足修了九十四年，这在号称“文化繁荣名士辈出、财大气粗无所不有”的清朝，真是难以想象。
但是清人修史，只顾着抹黑明朝君臣，却留下了巨大的疏漏，甚至还留下了张献忠“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样的笑话。但就这样的笑话，还有小辫子瞪着眼睛强辩：“六亿就是六十万，你不懂古代计数规矩！”这就不是眼瞎而是心瞎了：“你那小辫子祖宗写的是六万万，可不是什么六亿！”
元末水上双雄，对朱元璋忠心耿耿，却先后被卖，一个比一个凄惨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
明太祖朱元璋能成就一番帝业，离不开一众文臣武将的匡扶和辅佐。
这里面，固然有大家所熟知的徐达、常遇春、刘伯温、李善长等人，但有两个人，虽然受关注度没有这么高，却在大明开国中也起到了许多关键性的作用。
这两个人，就是巢湖人廖永安、廖永忠兄弟。
原先朱元璋没有水军，不敢有渡江之想，正是廖氏兄弟率舟师来附，并以艨舯小舟之轻便灵活，完美击垮驻守于马场河的元军大楼船，让朱元璋信心大增。
渡江之战，廖永安居功至伟，其率舟师鼓帆而行，一击取采石，再击下太平。
《明史》称：“明祖之兴，自决策渡江，始力争于东南数千里之内，摧友谅，灭士诚，然后北定中原，南图闽、粤，则廖永安胡大海以下诸人，厥功岂细哉！”
攻占下南京后，廖永安以舟师取镇江、克常州、拔池州，莫不得志。
可惜的是，在攻略宜兴过程中，廖永安与张士诚大将吕珍恶战，战船搁浅，不幸被俘。
张士诚爱廖永安才勇，多番招降。
廖永安却紧拒不从，被终被张士诚囚禁八年，病死牢中。
在廖永安被囚的漫长八年时间里，朱元璋并非没有机会将他拯救出来，但朱元璋性格多疑、雄武沉猜，见死不救。
不信？且看《国朝献征录》里中的记载：士诚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后徐达援常州，士诚弟来战。达遣王玉击败，擒士德。上喜曰：“士德，士诚谋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张氏之成败可知矣。”遣人往求和好，士德母痛之，议归永安以易。上不从，士德死，（永安）竟不获归。
即：廖永安落入张士诚之手后不久，徐达也擒获了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张士诚的母亲心疼儿子，要张士诚用廖永安换回儿子。朱元璋却断然拒绝，杀了张士德。廖永安因此没能获得释放。
看得出，朱元璋并不爱惜廖永安，甚至通过杀张士德以激怒张士诚杀廖永安，好送廖永安早点上西天。
朱元璋虽毒，张士诚却没这么狠，没有动刀子，只是继续关押廖永安，仅此而已。
朱元璋为什么会希望廖永安停止呼吸呢？
原来，廖永安、廖永忠兄弟率舟师来附的时间是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五月，彼时，位居濠州红巾军当家老大的是郭子兴长子郭天叙，其次是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再其次才是朱元璋。
军队里职位最高的将领也不是徐达、常遇春、冯国用，而是邵肆、邵荣等人。
由于廖永安是带着军队来投的，并在投入之后迅速建功，职位被安排在了邵肆、邵荣之后，徐达、常遇春、冯国用等人之前。
了解过这个情况，再结合郭天叙、张天祐、邵肆、邵荣等人的下场，就明白朱元璋容不下廖永安的原因了。
不过，朱元璋的表面工作做得很好，对廖永安又是遥授职位，又是迎祭于郊，又是上谥号。
廖永安的家人，包括他的弟弟廖永忠，全都对朱元璋感恩戴德。
廖永忠接替兄长的职位，任枢密佥院，总领全部水军。
陈友谅进犯龙江，廖永忠鼓勇先击，率军大呼突入敌阵，诸军紧跟其后，大获全胜。
廖永忠尚不甘罢休，一直追至安庆，再破陈友谅军水寨，拔下安庆。
其后在攻取江州时，廖永忠出奇招、用妙计，精确计算城墙高度，造桥于船尾，名曰天桥，以船乘风倒行，桥架城墙，奇兵突袭，一锤定音，径取江州。
在震骇史册的鄱阳湖大战中，廖永忠乘飞艇在第一线指挥，并亲率七舟为先锋，满载芦苇乘风纵火，焚敌方战船数百艘。再以六舟为敢死队，深入敌阵，纵横驰骋，如神兵天降。
陈友谅军心动荡，而当陈友谅本人中箭身死，全军霎时土崩瓦解。
平定陈汉结束，朱元璋以漆牌亲书“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字赐与廖永忠，悬于城门。
此后，取淮东，扫张士诚，讨方国珍，擒海盗邵宗愚，定广西，北征胡元，伐蜀，出海抗倭，廖永忠莫不身与其中，功高一时。
遥想蜀地初平，朱元璋作《平蜀文》，盛称“傅一廖二”，将廖永忠与傅友德并称为平蜀大功臣。
事实上，洪武年间的北伐与南征，北伐的主心骨是徐达，南征的主心骨就是廖永忠。
别看朱元璋麾下战将如云，但能算得上军事家的，也就是：徐达、常遇春、李文忠、傅友德、廖永忠、冯胜这几个。
曾在朱元璋军中任典签的刘辰推崇廖永忠，在《国初事迹》中写道：“廖永忠以豪雄茂爽之才，虎视鹰扬之勇，济之以渊深宏远之略，而成乎光大奇伟之勋。观其战鄱阳而歼友谅，靖两广而缚明升，降王破国于指顾之间，斩将搴旗于谈笑之顷，收声定价，岂值开国之元勋？虽古之名将不是过也。”
可惜的是，廖永忠虽是军事家，却不是政治家，他的政治感悟力低，政治手段劣拙，最终还是和哥哥一样，惨遭朱元璋出卖。
《明史•廖永忠传》记：“初，韩林儿在滁州，太祖遣永忠迎归应天，至瓜步履其舟死，帝以咎永忠。及大封功臣，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时，忘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止封侯而不公。’”
即自安丰之战拯救出小明王韩林儿后，朱元璋将之安置在滁州。韩林儿已势力尽失，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孤家寡人，但他名义上仍是朱元璋的主公。不难想象，朱元璋要称帝建王业，就必然把他给黑掉。廖永忠充当了这样不光彩的杀手角色，在奉命前去“迎”韩林儿回应天时，途经瓜步，故意连人带船一起弄沉入水。朱元璋大封功臣时，故意对诸将说道：“廖永忠在鄱阳湖作战时，忘我抗敌，可谓奇男子。但却派与他要好的儒生窥探朕意，所以封爵时，只封侯而不封为公。”责怪廖永忠不应该听信腐儒之言、揣摩自己的心思、擅自做主将韩林儿杀害。
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廖永忠因“僭用龙凤”等罪被赐死。
朱元璋后来也觉察到这个罪名的说服力不够，指使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编辑《通鉴博论》时加了一句，称“廖永忠沉韩林儿于瓜步，大明恶永忠之不义，后赐死。”
明朝大将常遇春死后，朱元璋对他子女们如何？
洪武二年（1369年）七月七日，常遇春自开平率师南归，行至柳河川，突然病逝，年仅四十岁。朱元璋闻丧大为震悼，赐葬钟山之下，并亲自出奠。追封开平王，谥号忠武，配享太庙。
可惜，常遇春只活到四十岁，就病死于柳河川。一生为将未曾败北。自言能将十万军横行天下，军中有“常十万”之称，人们美称他为“天下奇男子”。
常遇春早年过着强盗的生活，后来改过自新，投奔朱元璋，常遇春对朱元璋一直忠心耿耿，一开始常遇春仅仅是有勇无谋的将领，朱元璋因此常常告诫常遇春”克敌在勇，全胜在谋。关羽为万人敌，为什么被吕蒙所杀，就是因为没有谋略，你当引以为戒。
常遇春的媳妇是明朝开国大将蓝玉的姐姐，民间传说称常遇春有子三人、女三人，今仅有三子、一女其姓名事迹可查，常遇春的三个儿子都是朱元璋赐名。
常遇春死后，朱元璋他的子女们如何呢？
常遇春的长子为常茂，在常遇春死后第二年，洪武三年被封为郑国公，年俸禄2000石。常茂在军中因为和冯胜是子婿关系，我行我素，不受约束，因为他砍伤了欲逃跑的纳哈出，导致降兵溃散，冯胜因此上奏常茂激变，两人在南京城互相推委。朱元璋收了冯胜的兵权，并把常茂安置到龙州，洪武二十四年去世。
常遇春的次子常升，洪武二十一年冬十月，因其兄常茂获罪削爵，明太祖改封其为开国公，后涉蓝玉党案，被杀，另一说法靖难后被杀，建文末，常升以抗靖难师安置云南临安（今云南建水），忧死。
常遇春的三子生卒年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常遇春的长女常氏，在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册封为皇太子妃。洪武十一年，1378年十一月去世，谥号“敬懿”。建文时追尊为孝康皇后。明成祖夺位后复称敬懿皇太子妃。南明时复称其孝康皇后，《明史》亦称孝康皇后。
常遇春为了大明王朝的建立，可以说是鞠躬尽瘁，南征北战，作战勇猛，冲锋陷阵，年仅40岁英年早逝，朱元璋对他的后代，小编看来，朱元璋相比对常遇春的后代，可是别人强多了，常茂要是不在军中肆意妄为，估计朱元璋是不会动他的！您认为呢？
明初名将常遇春身强体健，为何在盛年突然死亡？这里有靠谱的说法
很多地方流传有“男怕三六九，女怕一四七”的俗语。
这俗语的前半句，是指男人活到逢三、逢六、逢九这样的年龄，尤其是三、六、九组合型的年龄，往往会遇到人生的一道坎，这道坎，甚至可能是生命中的一次劫难。
仔细查一下，古代很多名将都倒在三十九岁的这道坎上。
比如三国第一虎将吕布，其于建安三年十二月败于下邳，被曹操处死，死时三十九岁。
又比如深得诸葛亮器重的马谡，其于建兴六年失街亭，按军处，时年三十九岁。
还有篡汉代魏的枭雄曹丕、灭蜀统帅钟会、北魏创建者拓跋珪、五代英豪柴荣、抗金英雄岳飞、金海陵王完颜亮、蒙古名将拖雷、明初名将常遇春、明末名将卢象升、明末民族英雄郑成功、明末起义领袖李自成、清初名将豪格和多尔衮等等，全是死于三十九岁的年纪。
以上诸名将之死，多数是横死于刀剑之下，仅有少数如拓跋珪、柴荣、多尔衮等是死于疾病，但这些人的疾病征兆明显，都曾在卧病榻上绵延多日，实在熬不过，才撒手西归。
惟独常遇春之死最为蹊跷。
常遇春，字伯仁，号燕衡，安徽怀远县常家坟永平岗人，生于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卒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
常遇春祖上三代贫困，曾祖名常四三，祖父名常重五，父名常六六，这些名字的来由，都是没有学识随意以族中辈分和家中弟兄排行而来。
常遇春本人没有以数字为名，是因为他出生于正月初十，该日正逢立春，故名“遇春”。
常遇春长大成人，相貌奇伟，勇力超群，猿臂善射。
元帝昏聩，荒淫无度，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天下大乱，枭雄并起。
常遇春也召集邻里豪杰，揭竿而起，加入当地刘聚的起义队伍中。
刘聚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只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平庸土匪。常遇春大失所望，决定跳槽，另择明主。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初，朱元璋欲渡江南下，扫除南方后患，以图北进中原。
常遇春闻朱元璋大名，率领数十位亲信部属，投奔麾下。
常遇春在朱元璋军中的第一战，乃是夺取采石矶之战。
当时，采石矶上守兵万箭齐发，朱元璋军轻易不得靠前。
在众将束手无策之际，常遇春驾一叶轻舟，手持长戈，站在舟首，如箭一样驰向采石矶岸边，弃舟登岸，奋戈直前，大呼跳荡，迅速开辟出滩头阵地。
朱元璋氅军挺进，胜利渡江。
可以说，常遇春的孤身闯阵为胜利渡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战后论功，授总管府先锋，进总管都督。
至正十六年（1356年），在集庆路与元军对峙了四个月之久的朱元璋突然发起猛攻，而担任先锋的，正是常遇春。
常遇春操轻舸逆流而上，左右纵击，以石炮猛烈轰击敌阵，俘获敌兵数以万计。
元军首领蛮子海牙被迫收缩兵力，全部退入集庆，龟守以待援军。
朱元璋因此从容攻占集庆周边要地，将集庆围困成了一座孤城，最终轻松收入囊中。
此役，常遇春勇冠三军，功盖诸将。
不久，朱元璋命常遇春从徐达攻取镇江（今江苏镇江市）、夺取常州（今江苏常州市）。
常遇春英勇善战，独当一面，不但顺利夺取了镇江和常州，还在徐达被吴地元兵围困在牛塘一带时，从外围破溃围而入，生擒敌军主将。
朱元璋闻讯大喜，拜其为统军大元帅，并于常州大捷后，再升为中翼大元帅。
常遇春往攻宁国（今安徽宁国市），激战中，被流矢射中，他不但不退，反而更加凶悍，带伤力战，率军横行敌阵中，无人能挡，敌军远远看见，望风而逃，溃散如洪水决堤。
常遇春水战能胜，陆战也能胜，其在用陆军攻长江下游要塞马驼沙后，又以水军攻克池州。
朱元璋因此任命其为行省都督、马步水军大元帅。
其后，常遇春取婺州、克衢州，欲再攻杭州，朱元璋召还应天，与徐达共击赵普胜。
常、徐两人合力，大获全胜。
常遇春还在池州九华山下伏击陈友谅，杀敌万余。
该年，陈友谅亲统大军入太平进犯龙湾（今属浙江温州）。
常遇春以五路兵马设伏，第二次大破陈友谅，平定了太平地区。
随后，常遇春跟随朱元璋进取安庆、破江州，每战，必身先士卒，所向无敌。
攻取江州后，朱元璋进驻九江，常遇春还守龙湾。
适逢张士诚突袭长兴（今浙江省长兴县），朱元璋急忙还军应天，同时急令常遇春速赴长兴接战。
常遇春星夜赶至，大战张士诚，俘杀吴兵五千余人。
张士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出兵围困安丰。
安丰守将刘福通频频向朱元璋告急。
朱元璋于是携常遇春出援。
但还是迟了一步，吕珍已经杀了刘福通，驱全城将士坚守城池。
常遇春到后，横击其阵，三战三破，俘获士马无算。
拿下了安丰，常遇春跟随徐达围攻重镇庐州。
庐州将克，陈友谅发大军围困洪都（今南昌）。
两人又充当救火队员，星夜赶回洪都，与朱元璋会师，共击陈友谅。
朱、陈两军决战于彭蠡湖之康浪山。
陈友谅兵众势大，有巨舰，又地处上游，士气如日中天。
常遇春毫不畏惧，率诸将出战，呼声惊天动地，人人以一当百，浴血奋战。
陈友谅手下骁将张定边驾轻舟直犯朱元璋战船，朱元璋座舰体大分量重，陷在浅水淤泥沙中，动弹不得。
常遇春在战阵中觑见，张弓搭箭，一箭把张定边放倒。
朱元璋因此得以脱险。
两军鏖战了三日三夜，惨烈情形。
第四日，常遇春采取火攻，备火油，命兵士焚烧敌军舟船，一时间，湖水皆赤，红如晚霞。
陈友谅不敢恋战，仓皇撤出战阵。
诸将都认为陈友谅虽然战败，但兵马尚强，主力仍在，不可阻挡，不若先由他逃去，来日从长计议。
独常遇春不发一言。
陈友谅整顿旗鼓，三军齐动，鼓噪着要冲出湖口。
朱元璋急命诸将扼守上游要塞。
处于下游的常遇春溯江而上，亲率诸将迎战。
陈友谅军心大散，陈友谅本人穷蹙无计，于乱军中战死。
陈友谅一死，十数万残兵俱降。
朱元璋论功行赏，常遇春功勋第一，得赏金帛田土最多。
次年，朱元璋即吴王位，常遇春授平章政事。
在清扫陈友谅残余势力的作战中，常遇春犹如摧枯拉朽，下武昌、夺庐州，与徐达分兵攻战沿江各城寨，连取沙坑、麻岭、牛坡等地，拿下重镇吉安、赣州。
常遇春又乘军势夺取南雄（今广东南雄市）、韶州（今广东韶关市）、安陆（今湖北安陆市）、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区）。
各路贼兵，听说是常遇春了，无不望风披靡，逃跑的逃跑、归降的归降。
朱元璋接下来开始全力对付张士诚。
常遇春跟随徐达往攻泰州，大败张士诚军，然后沿海筑坝造墙以扼制敌军。
该年秋，讨伐张士诚的大战正式打响。
常遇春拜副将军，于太湖，于毘山，于三里桥，于湖州，于平江，势如破竹，连战连捷。
张士诚被擒杀后，常遇春进中书平章军国重事，封鄂国公。
南方悉已荡平，常遇春拜为副将军，与大将军徐达率兵北伐。
大军既行，朱元璋又以常遇春兼太子少保。
常遇春每战必亲为先锋，山东诸郡，尽数攻克，轻取汴梁，进取洛阳。
五万元军陈兵洛水北岸，严阵以待。常遇春单骑突入敌阵，敌军二十余骑舞动铁槊，一齐向常遇春杀来。常遇春射落敌军前锋，大呼驰入，麾下壮士从之。元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梁王阿鲁温举械投降，河南郡邑依次而下。
大军进至河北，先驱取德州，然后水陆沿河并进，破元兵于河西务，攻克通州，入元都，分兵攻下保定、河间、真定。
元军主力退入太原。
常遇春与徐达商议：“我骑兵虽集，步卒未至，骤与战必多杀伤，夜劫之可得志。”亲选精骑夜衔枚往袭。元军统帅扩廓帖木儿意所未料，在混乱中伤一足，乘孱马，在十八骑死护下走大同。
此次夜袭，常遇春迫降元兵四万，克太原。
朱元璋诏改常遇春为左副将军，要其北取大同，转战河东，下奉元路（元代西安），与右副将军冯胜会师，西拔凤翔。
常遇春依诏而行，莫不如志。
朱元璋又以平章李文忠为常遇春副将，命其两人率领步骑九万，向北驱逐胡元。
两人率兵一路转战，战会州（今甘肃会宁东部），战锦州（今辽宁锦州市），战全宁（今属北京），战大兴州（今隆化），尽取燕都临近各地重镇。
元帝向北抱头鼠窜。
常遇春率军昼夜追击数百里，抓获元帝宗王庆生和平章鼎住等，另得投降将士万余人，战车万余辆，马三千匹，牛五万头。
至此，中原大定，元朝统治宣告结束。
常遇春率队班师，行军至柳河川，突发恶疾，暴病身逝，虚岁四十，实享年三十九。
朱元璋闻听如此噩耗，大震悼。追其为开平王，谥忠武。配享太庙，肖像忠诚庙，位皆第二。
《明史.常遇春传》记：“常遇春，字伯仁，怀远人。貌奇伟，勇力绝人，猿臂善射。”“遇春沉鸷果敢，善抚士卒，摧锋陷阵，未尝败北。”常遇春可谓身强体健，但他竟一夜暴疾卒于战斗后的班师途中，让人惊诧，也因此有人怀疑是朱元璋暗中做了手脚，卸磨杀驴。
其实，当时的元军统帅扩廓帖木儿尚拥兵塞外，云南、四川等边疆地区均未平定，远未到卸磨之时，朱元璋岂会提前杀驴？！
关于常遇春的突然暴死，武侠小说作家金庸用游戏笔墨给出了一个荒诞的解释——常遇春早年在蝴蝶谷被张无忌用猛药医坏了，寿数定格在四十岁之前。
金庸的说法属于调侃搞笑，一般上，人们认为，常遇春是患上了“卸甲风”暴死的。
所谓“卸甲风”，就是指人在白天冒着酷暑身披重甲，而到了夜晚，在气温骤降时卸甲，从而引发了“中风”之疾。
这很可能就是常遇春的真正死因。
想想看，柳河川地区七月夏秋之交的气候就是昼热夜凉，常遇春重甲在身，白天一身汗水，到了夜晚，军队安营扎寨，就卸去盔甲，而大军远征，军中没有良医，引发了“中风”，结果不治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