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刑期比命长，有啥好改造的？”说这话的他后来怎么样了？
“感谢监狱对我弟弟的教育改造和挽救，让他迷途知返、重拾改造信心……”
近日，一名男子来到贵州省铜仁监狱并送上一面锦旗，感谢监狱民警对其弟弟向某的教育挽救，锦旗上“执法有力度 挽救有温度”十个大字，无声地讲述着背后的故事。
锦旗背后有着怎样的改造故事？一切还得从2010年说起……
向某曾是一名小学代课老师，因与女友商量结婚事宜产生矛盾，在争执中将女友杀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于2010年进入监狱服刑。入监初期，向某无法面对自己的犯罪事实，自感罪重刑长，对服刑改造争取减刑信心不足，一度沉默寡言、悲伤绝望以至于破罐子破摔、消极抗拒，伴有自伤自残行为倾向。
“冲动是魔鬼，希望你积极改造，早日回到亲人身边……”在个别教育谈话中，民警耐心地教育引导向某，并鼓励向某多学习法律知识和情绪管控常识，积极对待改造生活。
“我刑期比命长，有啥好改造的？”
面对民警的教育引导，向某言语消极，性格偏执。
在狱情分析会上，时任分管改造的副监狱长潘盛华听了向某情况汇报后，建议将向某列为重点管控人员，并成立由监区领导专人牵头、分管民警直接承包的攻坚教育小组，由副监狱长潘盛华担任攻坚组组长。
攻坚组针对向某的性格特征、心理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情况等方面，研究制定“建立信任关系——心理矫治+正向激励”两步法的个性转化方案，力促向某恢复改造信心、端正改造态度，实现转化。
为了更好地建立信任关系，监区为其更换监舍，由负责攻坚的民警直管。新接手直管民警一开始并不急于找向某谈话，而是通过冷处理方式，打消向某警惕心理。
一周后，民警故意利用集体教育的时机，轻描淡写地询问向某更换监舍后是否适应，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民警反映等“普化性”话题，故意表现出一副对向某的改造不在意的样子。
“警官，我不晓得你了解我的情况不？我想找你谈谈！”就这样，冷处理取得了热效果，向某从被动谈转变为主动谈。
“我才接管你不久，不太了解你的情况，正好，你给我说说。”民警从向某的谈话中了解到向某破罐子破摔的原因是改造目标模糊、改造动力不足导致的，当即为向某解释减刑相关法律法规，并让向某根据减刑政策去给自己制定个改造目标。
“是否积极改造影响的是我自己本身，和民警没有利益关系，但是每个民警都在苦口婆心地劝我积极改造，是我自己辜负了民警的好心。”在向某调监舍后的第一次谈话后，向某有所改变，让其感觉到新直管民警确实可以信赖，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抵触情绪。
民警根据向某曾经的教师身份，鼓励向某发挥自身长处，参与到监区文化建设活动中来，如书写黑板报、设计活动展板等，并根据其改造表现，依法对向某呈报改造成绩、发放劳动报酬等，让其获取价值感的同时增强其改造信心，真切地感受到积极改造才有出路。
通过调取向某的《COPA-PI测评报告》《COPA-犯罪心理结构变化状况测试报告》结果，针对性对其开展心理咨询和心理矫治等工作，利用心理健康讲座、心理团辅等契机，调动向某自我意识，提高其自我心理认知和负向心理调试能力。
同时，攻坚组运用监区集体教育机会开展传统文化、励志题材文艺作品、刑事政策和法治教育等，在循序渐进、潜移默化中开展教育引导，逐渐坚定向某改造信心、重塑其健康人格。向某的思想行为也日趋稳定，再没有违反监规纪律的情况发生，且能够积极参加“三课教育”和劳动改造，并通过获取劳动报酬积极履行民事赔偿，取得了较好的改造成绩。
“不知法、不懂法，对法律缺乏敬畏之心，且心理扭曲、情绪冲动、性格暴躁，是我违法犯罪的根源……”在撰写认罪悔罪书时，向某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违法行为对他人和社会带来的危害。
转变后的向某，改造积极性得到提高，多次被评为监狱改造积极分子和改造标兵，先后从死缓减为无期，无期减为有期，目前刑期至2031年4月刑满。当向某将自己的改造成绩分享给家人，被向某的转变深深触动的哥哥，便带着锦旗来到了监狱，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改造好一名罪犯，就挽救一个家庭，和谐一片社区，稳定一方百姓”，这是监狱工作的永恒追求。向某的改造故事只是一个缩影，在贵州监狱，这样的教育改造故事还有很多……
作者｜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王鹤霖 王家梁 通讯员 雷蕾 李康 张奕曦
来源： 法治日报
“我是精神病人，伤人不负责？”精神科专家解读
“我是精神病人，包里有刀，医生要我吃药。”近日，在列车上一名女子因不堪熊孩子的吵闹，自称自己有精神病，成功让车厢安静下来。网友则笑称“用魔法打败魔法”。看似是一件小事，但这件事却反映出大众对精神病患者的病耻感——远离、恐惧，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副院长何红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行为很不合适，对精神疾患人群也不公平，容易加深大众对这一群体的误解。
精神病人伤人毁物，必须承担后果
以往的一些新闻报道中显示，伤人毁物的嫌疑人只要被诊断为精神疾病就免去了刑事责任，这让大众误以为精神疾患的人群违法并不担责。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医师张杰表示，精神疾患人群伤人毁物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里包含了法律和医学问题。
从医学上讲，如果患者发生了伤人毁物事件，其先被送往派出所留置羁押等；如果警察观察到其有明显的精神行为异常，则会申请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判断其实施危害行为当时的精神症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即便被确诊精神疾病，嫌疑人处于幻觉妄想的状态实施了严重的伤人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不负法律责任，最后也要进行强制治疗。“在特定的司法专科医疗机构接受长期的强制治疗，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限制自由。”张杰说。
所以，谎称自己有精神病，伤人也不用负责，那也是一种无知。“上述案例中的女子谎称自己是精神病，包里还有刀。而旁边熊孩子的父母则赶紧带离其到另一个车厢。整件事反映了大众对精神疾病，尤其是重性精神病（比如精神症，简称“精分”）有很强烈的病耻感。”何红波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大众对精神病的病耻感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对相关暴力行为的恐惧，受新闻报道的影响，精神疾患伤人的恶性案例行为都令人震惊，给人的冲击感太强，让人误以为凡精神病人均可能随时发病，是疯子，会伤人。第二，患者自我歧视，自我否定，常常出现社会退缩行为，躲在一个角落里，拒绝社交。”
我们社会上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精神病患也不例外。只不过最终是通过什么样行为来负责，在监狱服刑、被送往专科医院进行强制治疗等，限制其精神和物质生活，这都是要付出的代价。
“被精神疾病”的现象现在几乎不存在
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老婆伙同亲戚把老公绑送往精神病院接受强制住院治疗。这类新闻报道一直以来也引起了大众很深的误解。张杰表示，在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前，这类事件有可能发生。但是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这种事情的发生概率就更小了，“像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大型的三甲医院，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
《精神卫生法》的实施，事实上是保护患者权益。何红波指出，首先，目前精神心理科医生不会上门去抓病人到医院强制治疗；其次，医生在医院必须面对面见到病人，才能够做出诊断。当然，有一些患者是需要住院治疗，比如精分患者冲动、兴奋、自杀、自伤的症状突出；患者拒绝服用药物和食物；有明显的精神行为异常，需要住院观察明确诊断；患者长期门诊治疗效果不佳；不耐受药物副作用等。
至于是否需要强制住院治疗，这又是另一个标准。张杰指出：“强制医疗涉及自愿住院和非自愿住院，一般来说，所谓的精神疾病患者自认为自己没有病，不愿意接受治疗，通常而言，其疾病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失去了自我判断、分辨能力，医学上称之为缺乏自知力。在很久以前，一些精神疾患的家属不愿意带患者就医，把患者关在家里三五年，到最后不得不把患者强制送到医院来。”
庆幸的是，经过多年宣传，大众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据统计，在脑科医院年门诊量达到80万人次，其中2/3为自愿就医、自愿住院。“我做精神科医生十多年，在以前接诊到强制治疗的患者，他们不愿意配合治疗，不得不约束着启动药物治疗，等病情好转了，再慢慢开展心理治疗。现在，绝大多数患者都是自愿住院，这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张杰说。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免费治疗得到政府支持
据统计，我国精神症的发病率为0.6%、抑郁症为6.8%、焦虑症为7.6%。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一辈子都可能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比如出生后出现孤独症、儿童时期的抽动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青少年成人时期的抑郁焦虑精神症、老年时期的老年痴呆症等。
“像精神症属于严重精神疾病，以前门诊一天看60个患者，其中40个是精分，现在比例倒过来了，10个精分都没有。”张杰表示，“绝大多数精神症治疗有一个原则——全病程治疗，也就是长期治疗，其次药物治疗很关键，如果说哪个精神症患者不用服药只做心理治疗，在我看来是很不负责的表现。药物治疗是根基，可以把患者的妄想、幻觉等症状控制住。”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负责《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即《686项目》)中，由社区的精神科医生给精神症、双相情感障碍、偏执型精神病等6类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了免费治疗、随访、体检等服务，以完善社区对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和管理能力。何红波介绍，目前广州200多个社区街道，每个街道都有专职的社区精神科医生，他们对所在辖区的患者进行动态随访，而基本治疗也都是免费的。可以说，广东省对于重性精神疾病的管理都是非常到位的，管理质量领先全国水平。
张杰告诉记者，以精神症患者为例，政府提供了免费的长效针剂，一个月注射一次或者一个季度注射一次，基本上其症状得到有效的控制。“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通过治疗把患者的妄想幻觉控制住了，但是把他治‘傻’了，我宁愿不做医生。我们希望是帮助其控制住急性期的症状，避免复发，帮助其回归社会，尽量保留其社会功能。只要长期规范服药，疾病都会被控制好的，甚至比抑郁症的治疗更简单。”
希望精神疾患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关爱
“被精神症患者伤害的事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比交通意外还要低，我们没有必要渲染这类事件，否则对精神疾患的人群来说，污名化或偏见就会更深。实际上，任何人在强大压力下都会有崩溃的一瞬间，都可能出现行为失控。从17年的精神科医生的执业生涯中，我没有被患者攻击过一次，真诚以对，理解其痛苦，多一些包容。”张杰说。
如果我们多一些关心、多一些关爱，全社会建立起重型精神疾患服务体系，给他们提供非常有效的治疗，那么出现恶性事件的概率是非常低的。事实也证明，被明确诊断的、纳入重性精神疾病防治体系管理的患者发生伤人毁物事件的概率非常小。
张杰表示，那些衣衫褴褛、神志不清、在马路上捡东西、翻垃圾桶、四处游荡的人群90%以上是精神症患者，我们如果可以主动报警，警察送其到医疗机构进行评估诊断和治疗，然后让其纳入重性精神疾病的防治体系中来，他们都会得到有效的救治及康复。
记者张华 通讯员 刘靖雯
来源： 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