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刚卯严卯：国内仅出土四件，是楚越之地端午节文化的遗存吗？
1991年，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之后迅速成为国内最流行的长篇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的主旨和情节自有公论。在这里只谈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刚卯。
刚卯、玉玦等珍稀玉器在“览玉盛会”上出现，意味着韩子奇完全具有了和蒲绶昌并驾齐驱的实力，这是小说情节的一个转折点。韩子奇利用这些宝玉向蒲绶昌“”：
青玉镂雕螭凤纹剑鞘饰，青玉涡纹剑首饰，青玉夔凤纹(又鸟)心佩，在他眼前缓缓地游过去，像一片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云彩。他一时还不能明确判定身处于什么时代，直到一件四面形的立柱白玉出现在面前，他才像被一棒击中似的叫出声来：\"刚卯！汉朝的刚卯！\"
在谢铁骊所导演的1993年版《穆斯林的葬礼》中，出现了下面两个镜头，所展示的正是汉代刚卯。也许有观众会感到奇怪，这个不起眼的方块小玉，值得大书特书吗？
刚卯常常和严卯并称，两种玉器的存世量都极少，真正的汉代刚卯、严卯却难得一见。国内有数十家博物馆陈列出先秦两汉的玉器，但能够展出汉代双卯的，却只有上海博物馆等寥寥数家，这就是古玉界的“大熊猫”。
天津博物馆藏 汉玉刚卯、严卯
（一）双卯：流行于汉代的护身符刚卯和严卯得名于开首铭文“正月刚卯”和“疾日严卯”，关于双卯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礼仪志》、《汉书·王莽传》及《后汉书·舆服志》等典籍，《后汉书·舆服志》中的记录最详，并将刚卯和严卯称作“双印”（疑为“双卯”之误）：
佩双印，长寸二分，方六分，乘舆、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学弟子皆以象牙。上合丝，乘舆以贯白珠赤蕤，诸侯王以下以赤丝蕤，各如其印质，刻书文曰：正月刚卯既决，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疾日严卯，帝令夔化，慎尔周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凡六十六字。
这段记录中所透露出的信息非常丰富，我们对于汉代刚卯的基本认识正是来自于这段话。第一，它记录了汉代刚卯的形制和刚卯、严卯的同铭文；第二，因佩戴者身份等级不同，刚卯和严卯会采用玉、黑犀、象牙等不同质地，但犀角、象牙等易腐烂，目前尚未有发现；第三，它记录了刚卯和严卯的装饰方式。
亳州博物馆藏玉刚卯，图片来自亳州博物馆网站
不过《后汉书》并非关于刚卯的最早文字记录。之前的《汉书·王莽传》记录了王莽废刚卯之事：
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夫“刘”之为字，“卯、金、刀”也，正月刚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博谋卿士佥曰，天人同应，昭然着明。其去刚卯莫以为佩，除刀钱勿以为利，承顺天心，快百姓意。
在“正月刚卯”处，颜师古《汉书注》中称：
服虔曰：“刚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长三寸，广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带佩之。”晋灼曰：“刚卯长一寸，广五分，四方。当中央从穿作孔，以采丝葺其底，如冠缨头蕤。刻其上面，作两行书……师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刚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说是也。莽以刘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刚卯及金刀也。”
东汉班固提到了王莽因劉为“卯、金、刀”，为压制原本的刘姓皇族而废刚卯和刀币，颜师古则引述了东汉灵帝时的服虔和晋代晋灼在刚卯尺寸上的矛盾，并根据当时出土发现的刚卯而肯定了服虔“刚卯长三寸”的说法。此外，颜师古在注西汉史游《急就篇》时曾提出一些观点，后文再叙。
关于刚卯的关键文献材料仅有上述几则。其他材料多以上述材料为基础，所谈内容大同小异。比如宋代马永卿在《懒真子》中提到于士人王君毖家见一玉刚卯，，“长短广狭，正如中指”。这一尺寸与服虔所说相近。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张岱的《夜航船》，都将刚卯列入“奇珍”，郎瑛在《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中谈及“刚卯”的形制、来源、铭文等等，大量引用颜师古的材料，认为“正月作而佩之”以逐精鬼，类似于“宋人立春日戴春胜春幡之事”。又说曾得一玉严卯，大小及铭文同晋灼之说。但“疾日”作“疫曰”，“夔化”作“夔龙”，“灵殳”作“灵昌”。他由此感叹，“一物之微，在汉已有不同注者，故各有异。后人不见其物，不会诸说，安知义耶？”
到了清代、时期，刚卯已成为珍贵的收藏品。郑逸梅在《“皇二子”袁寒云的一生》中写到袁克文的刚卯、严卯收藏趣事，袁克文特地名其居为“佩双印斋”。此时对刚卯的研究有所深入。清代学者吴大澂在《古玉图考》中收录了四件刚卯的铭文（不过王正书认为这四件都很可能是伪品，见《汉代刚卯真伪考述》），指出:“大澂所见玉刚卯从无长三寸、一寸广者。似以晋灼之说为长，颜持服说不可解。”另一清代学者陈经认为刚卯之大小、器型多种多样，“刚卯之制汉时必不一其式，服、晋各就所见以为注，而小颜只据目见者妄以服说为是，陋矣。”这一时期，那志良《刚卯》、陈大年《刚卯严卯考》、劳干《玉佩与刚卯》等都是颇有分量的好文。
《古玉图录》中收录的四件刚卯
居延汉简有记录“木刚卯二品”，劳干《玉佩与刚卯》一文即谈及与居延汉简同出的两枚木刚卯，其一长1.5厘米，宽0.9厘米，铭文与文献所载三十四字的刚卯一致，唯“四色是当”作“四色赋当”，“庶疫刚瘅”作“庶疫冈单”。另一件长1.5厘米，宽1厘米，文字与一般所见刚卯皆异：
若一心坚明，安上去外英，长示六□。（以上甲面）□□□□，刚□□□，□□□明。（以上乙面）□书□七，□□□章，□□□□。（以上丙面）五凤四年，□□□□，□□丞光。（以上丁面）以清代、对刚卯的认识，有人以为刚卯是特殊时段制作的压胜之物，如陈大年《刚卯严卯考》“依余之见解，凡正月刚日卯时刻玉以压胜，均可谓之刚卯。”那志良认为铭文与史志记载相似，即为刚卯。这一件铭文奇特的木刚卯能否算是刚卯，劳干认为可以，因为“刚卯是可以不必拘守一定的格局”，但那志良认为铭文差异太大，“这件东西的基本条件与刚卯、严卯不合”。（《中国古玉图释》，南天书局，第324页）。
刚卯、严卯大约从西汉后期开始流行，王莽改制时被禁止，东汉时又一度流行，甚至形成了与等级、身份有关的定制，魏晋后，为了避免刘姓再度兴起，刚卯和严卯又被禁绝，之后这种形制的佩玉再也没有出现。目前传世者虽有数十件（也许还有一些未公开的私人收藏），但多为后世伪造。1991年，王正书发表了《汉代刚卯真伪考述》，考察了31件刚卯，其中只有12件初步判断为真品。在历年考古发掘中，刚卯、严卯仅仅出土了4件，分别如下：
图片来自黄诚《浅谈东汉压胜佩》，《东方收藏》，2019年第11期
东汉，玉严卯，扬州市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王正书在《汉代刚卯真伪考述》中提出的汉代刚卯四点特征，现在看来仍非常有价值：第一，汉代刚卯是从良渚文化中的琮形管发展而来，所以其形制为四面体。第二，汉代刚卯铭文是刻划而成的，由于工具简陋，使文字草率不规。第三，汉代刚卯铭文是一种固定的韵文，与《汉书》著录基本相同。多减笔字。第四，汉代刚卯没有附加纹饰。
总之，刚卯和严卯是汉代独有的佩玉，一般成对出现， 两者形制相同，均为长约2.3厘米的、器面刻有铭文、中间有通孔的小方柱。刚卯和严卯可以赤青白黄四色丝缕穿过中央小孔佩戴，用以驱邪，是古代的护身符。直到今天，对于汉代刚卯的形制、佩戴方式、内涵等等，学界虽然有了一定了解，但由于文献记载和实物都寥寥无几，这些认识还比较肤浅。
（二）刚卯铭文：灵殳与夔龙刚卯、严卯是做什么用的？很显然，是用以辟邪的。我们可以看看它们的铭文。由于错漏等原因，各件刚卯、严卯的铭文并不完全相同，但相似度很高。按《后汉书》：
刚卯的铭文为：“正月刚卯既央，灵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当。帝令祝融，以教夔龙，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严卯的铭文为：“疾日严卯，帝令夔化。顺尔固伏，化兹灵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刚瘅，莫我敢当。”
上海博物馆展示的刚卯铭文内容
双卯铭文通常被看作是驱邪、压胜的祝祷文，类似于符箓化的咒语。从这篇铭文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制作时间来看，刚卯所制作的时间为正月。按《汉书》等史志，“正月刚卯”意即在正月卯日所作。正月为一岁之首，即为“元月”，《吕览·召类》说“元者，吉之始也”，中国古代向以正月为善月。而在卯日作器，劳干解释说，“按建除家之法，正月卯日当为‘除日’，‘除’有除灾害之意，和驱除疫病正相符合。”（转引自郗文倩《汉代刚卯及其铭文考论》，《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与严卯相联系的时间为“疾日”，疾日即为凶日、恶日，《左传》昭公九年:“辰在子卯谓之疾日，社彻宴乐，学人舍业，为疾故也。”既有恶日，就需以严卯扬威以祛恶。祛恶之严卯与元吉之刚卯可谓相辅相成。
第二，无论是刚卯还是严卯，都强调了“灵殳”。刚卯云“灵殳四方”，严卯云“化兹灵殳”，有学者认为可以直接将刚卯、严卯称之为“灵殳”。何谓殳？郑玄称殳为周代“戈、殳、戟、酋矛、夷矛”五兵之一，但殳的形制历来成谜。直到1978年曾侯乙墓出土了7件锐殳、14件晋杸，其中3件锐殳的一侧刃上有铭文“曾侯之用殳”，这一谜才得以初步解决。
曾侯乙墓出土锐殳，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左为曾侯乙墓出土锐殳，右为湖北望山1号墓所出铜殳
锐殳有刃，晋杸则无刃而仅有铜套状的鐏（首和晋）安装于积竹木柲两端，用于仪仗或在战车上作旗杆之用。铭文上所称之殳，应当并非锐殳，而是八棱形截面、外表缠丝线的晋杸。许道胜在《楚系殳(杸)研究》一文中详细研究了殳的演化，认为在东周期间，原本作为击刺工具的殳逐渐退出了实战兵器的行列，而形成了用于礼仪的殳（杸）。下图左为襄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沈岗墓地发掘出的一件战国铜殳，这分别为两端的铜套。图右为秦始皇兵马俑三号坑出土的铜殳，很可能是作仪仗用。这些铜殳都没有刃。
图片来自杨琳《兵器殳的历史演变》，《南方文物》，2014年第4期
刚卯常常与“殳文”相联系。关于这部分内容，徐学标在《秦汉殳书名实研究》一文中有过详细辩证，指出所谓秦书八体中的殳书，并非是指“兵器铭文”及“汉刚卯、栒邑权等殳形器物上的文字”，此说可从。
第三，“灵殳四方”本意大约是指其形制为四方柱形，与严卯的“既觚既方”（此处的觚指的是角）相对应。那么， “赤青白黄，四色是当”为何意？由晋灼言“以彩丝葺其底，如冠缨头”可知晋灼认为是以赤、青、白、黄四种颜色的丝带贯穿中央小孔而佩之。姑且不谈晋灼的这种穿系方法是否符合汉代实际，汉代流行五行之说，南方赤帝、东方青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黄帝，这四色为何只缺了北方黑帝？
劳干根据《汉书·郊祀志》认为，这可能与秦人所祭帝有关，赤青白黄为秦时上帝，秦人不祠黑帝，刚卯用此四字，当是袭用秦时之旧（转引自郗文倩《汉代刚卯及其铭文考论》）。可备一说。
第四，无论刚卯、严卯，都突出了“夔”。刚卯云“帝令祝融，以教夔龙”，严卯云“帝令夔化”。 尤仁德《汉代玉佩刚卯严卯考论》认为，“夔化”之化是“龙”之误刻，明代郎瑛称自己收藏的一件玉严卯上“夔化”作“夔龙”。《山海经》中说，“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说文解字》说，“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夔应为龙属，可兴风雨，制作双卯的直接目的与“夔龙”有关。
第五，从“庶疫刚瘅，莫我敢当”来看，《昭明文选》注：“瘅，难也，言鬼之刚而难者，皆尽死也”，可知刚卯的主要作用为除疫、镇煞。“莫我敢当”，意为所当无敌。以玉石材质的刚卯，刻祝祷文于其上，意图实现驱邪镇恶的效果，郗文倩由此联想到“镇墓之石兽被称为石敢当”。关于刚卯和“石敢当”的联系，后文有叙。
上海博物馆展出的玉刚卯，图片来自上海博物馆网站
（三）神巫之道：从彩丝系臂说开去关于刚卯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个细节是值得注意的。西汉史游曾作《急就篇》，中有“射鬾辟邪除群凶”之句。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说，“㱾攺，大刚卯也，以逐精鬼，从殳亥声。”受许慎影响，颜师古在注释《急就篇》时也以㱾攺为大刚卯：
“射鬾辟邪皆神兽名也。鬾，小儿鬼也，射鬾，言能射鬾鬼也。辟邪，言能避御妖邪也。谓以宝玉之类。二兽之状以佩戴之，用除去凶灾而保卫其身也。一曰射鬾，谓大刚卯也。以金玉及桃木刻而为之。一名㱾攺，其上有铭，而旁穿孔，系以彩丝，用系臂焉，亦所以逐精魅也。”
颜师古生活在初唐，一则距离汉末魏晋尚不算很远，民间可能尚有一些习俗遗存，二者他能接触到更多的汉魏文献，如服虔和晋灼等的著作，因此其观点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在这则注释中，颜师古声称刚卯的佩戴方式是“系以彩丝，用系臂焉”——“彩丝系臂”可是中国古代广为流传的驱邪护命习俗，刚卯之制很可能与此有关。
古代祭祀活动中，系五彩丝以大傩逐疫，《周礼·地官·鼓人》“帗舞”，郑玄注：“帗，列五彩缯为之。”之后这个习俗逐渐演化，一直流传下来。宋代高承《事物纪原》引《风土记》云:“荆楚人端午日以五彩丝系臂，辟兵鬼气，一名长命缕，今百索是也”， 说明宋代时这一习俗还在流行。明人余有丁《帝京五日歌》说“系出五丝命可续”，到了清代，各地志书多有记录，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有“彩丝系虎”之说，《洛川县志》载:“五月男女系五色丝”；《乾州新志》载:“五月以五色丝系长命缕，古人长幼皆然，乾俗唯系小儿女臂上”（转引自何根海《绳化母题的文化解析和衍绎》）。
五彩丝有何作用？一为辟邪，南北朝时宗懔(约501～565)在《荆楚岁时记》说：“五月，俗称恶月，多禁。……以五彩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条达等织组杂物，以相赠遗。”《能改斋漫录》载“安妃有金条脱为臂饰，即金钏也。”《荆楚岁时记》中所提到的“条达等织组杂物”，很可能为系于臂上的丝织品。它的作用是在五月端午节这一天避疫疠、祛邪恶。
二为拒龙。楚人以为龙畏惧彩丝，南朝梁吴均（469年—520年）《续齐谐记》中说“汉建武中，长沙区曲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闻一多在《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中提出，端午节起源于南方以龙为图腾的越族，越人断发文身，“以像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其水神就是蛟龙。他认为彩丝系臂便是文身的变相，其原因一方面是文身术应用的主要部分之一是两臂，与彩丝系臂相若，另一方面彩丝系臂有“长命缕”之名，证明它也具有保障生命的功能。这些观点颇有价值。
闻一多塑像
根据端午节时彩丝系臂的风俗，结合刚卯的铭文和形制，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分析：
首先，汉代刚卯和严卯，其文化根源在于吴越、荆楚一带。汉朝在文化、信仰方面重点继承了楚人的信鬼好巫，彩丝系臂的风俗很可能融入汉代流行的习俗之中——于“恶月”五月的端午节之时，佩戴具有祛恶镇煞作用的五彩佩饰。也就是说，汉代刚卯和严卯最初可能主要用于端午节。另外，许道胜在《楚系殳(杸)研究》中指出，在东周时期，殳（杸）的发现以楚为最，数量、种类均无出其右。双卯的“灵殳”之名，也暗暗说明了它与楚文化之间的关系。
湖北省博物馆藏有曾侯乙墓出土的数件四方柱形、穿孔玉器，素面无文字，因其与汉代刚卯相似，因此命名为“玉刚卯”。出土时一枚置于死者头部下方，五枚置躯体左侧。李皓在《玉中奇物—汉代玉刚卯》一文中认为，其上并不含有“刚卯”的文字，应称之为“琮形管”。 曾侯乙墓确实也曾出土有与该玉刚卯大小相似的“云纹玉管”。
湖北省博物馆展出的玉刚卯和云纹玉管
马承源先生以琮形管为刚卯的前身，他认为良渚文化的琮形管发展出商周时的方柱形玉管，再发展为汉代的刚卯，刚卯很可能继承了琮形管“外方内圆”的特征，形成了长方柱体的外形，这一说法目前看来是比较合理的。曾侯乙墓出土的方柱圆孔玉器可以认为是琮形管和刚卯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它很可能是以丝线系于下葬的墓主左臂，这种处置方式与汉代刚卯已经非常接近，因此湖北省博物馆称其为“玉刚卯”亦无大错。
良渚玉琮式管，图片拍摄于故宫博物院
良渚玉琮式管，图片拍摄于故宫博物院
其次，汉代刚卯和严卯，其形制为四方形，按其铭文“灵殳四方”、“既觚既方”，它很可能采用了战国、秦代时作为礼仪的晋杸的外形。但已发现的晋杸少有四方形的，因此双卯是否在早期还有六方、八方的形制，目前不大能确定。
如果双卯的原初内涵为于端午节日时辟邪，那么它在形制上的主要特征应当在两点：第一为以彩丝缠系，第二为双卯本身的材质。按《后汉书》，双卯的材质分别为白玉、黑犀和象牙，此外与居延汉简同出有木刚卯，可能为桃木。《宋书·礼志一》:“旧时岁旦，常设苇茭、桃梗、磔鸡于宫及百寺门，以攘恶气。《汉仪》，则仲夏之月设之，有桃卯，无磔鸡。”所谓“桃卯”，应指桃木刚卯之意。
《韩诗外传》说：“齐桓公出游，遇一丈夫，裒衣应步，带着桃殳。……桓公说其言，与之共载。来年正月，庶人皆佩。”这里的“桃殳”能够“庶人皆佩”，很可能就是桃卯或桃卯的前身，日常佩戴用以辟邪或正心。国人自古相信桃木有神力，《礼记·檀弓下》载:“君临臣丧,以巫祝桃茢执戈。”郑注曰:“为有凶邪之气在侧。桃，鬼所恶。”
前文提到，在双卯铭文中有“庶疫刚瘅，莫我敢当”，是否与山神或灵石崇拜有关？中国的山神、信仰源头极早，商周时已极流行。叶涛在《泰山石敢当源流考》中认为西汉时社会上出现了“泰山治鬼”说，汉代镇墓文中多出现“生属长安，死属大 （泰） 山”、“生人属西长安，死人属太山”之语（见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既然泰山神能治鬼，泰山石自然就能禁压不祥，进而推进到一切石类都可以驱除邪恶，因此西汉刘安《淮南万毕术》载:“丸石于宅四隅，则鬼能无殃也。”西汉史游《急就章》说“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这是最早的关于“石敢当”三字连文的记载。虽然《急就章》只是为儿童写的启蒙读物，并不是意义连贯的文学作品，但其字句也不是毫无根据地拼凑出的，这说明在西汉时“石敢当”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敬奉山神或灵石的民俗，认为石可以抵挡一切厄运灾难。玉为石之美者，神力当然更强。
白玉、黑犀、白象、桃木，都可以用来制作双卯。黑犀和白象都是珍贵且强大的巨兽，以其齿牙为器，应为借其神力之意，桃木可辟邪驱鬼，这四种材料都有辟邪通灵之能，很适合用来制作镇煞的法器。
再次，汉代刚卯和严卯的佩戴方式，一般认为将刚卯和严卯组成如下图所示（引自黄诚《浅谈东汉压胜佩》）。
曾侯乙墓出土的殳，以木杆为芯，外贴竹片，再以丝线、革带或藤皮缠绕髹漆。双卯被称为“灵殳”，则其形制应当与作为兵器、仪仗器的殳有所相似，外部以丝线缠绕包裹。更何况从其最初的制作目的来看，它本以彩丝驱邪，如果用彩丝通体缠绕则更能体现神力。因此起码在最初阶段，刚卯是通体以彩色丝线缠绕的，仅凭表面看不出其内部的材质，也正因为如此，刚卯仅仅刻划铭文，而没有任何附加的纹饰。一是因为刚卯的铭文刻写需要在特定的时日内完成，时间紧张，二则在丝线包裹下，难以看出纹饰多少，何劳费心。
考虑到出土材料和文献材料均很有限，是否如黄诚所说，双卯在民间和礼制组佩中有不同的佩戴方式，目前还难以定论。
图片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四）结语我们再回到《穆斯林的葬礼》。就会发现韩子奇对刚卯的介绍还算准确：
“（刚卯）是古人挂在革带上的一种护符，通常用玉、金或者核桃制成，中间有孔，可以穿线悬挂。因为制于正月卯日，所以称为‘刚卯’。刚卯最早出现大约在西汉后期，王莽篡朝时禁止使用，东汉时又恢复了，但时间不长，东汉之后又被废除，就再也没有了。所以，现今流传世上的刚卯，如果不是赝品，必是汉代的无疑。”
就汉代刚卯本身而言，它的佩戴目的是辟邪镇煞，它的佩戴时间大约为“恶月”五月，尤其是端午节前后，它的佩戴方式很可能是系于臂，但随着双卯形成国家定制，其彩丝的缠绕和佩戴方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它的核心特征其实在于三点：第一，它的功能是辟邪，第二，以彩色丝线缠绕，第二，横截面为方形（多为四方），类殳。那志良因为铭文否定了某件木刚卯，但符咒、祝祷文并不需要一成不变，为不同场合、不同目的更改祝祷内容是非常正常的。
在将来，应当会有越来越多的刚卯出土。随着材料的增加，刚卯是否为端午节日所用、是否有其他形制、佩戴方式如何，才能真正揭开谜底。
青未了｜兔年话兔
兔年话兔
文 图／石贤圣
2023年1月5日，中国邮政依照几十年的惯例，提前发行下一个农历年份的生肖邮票。这次发行的是2023-1《癸卯年》特种邮票，是中国邮政发行的第四轮第八套生肖邮票。
我也延续多年的做法，这天一早来到陵城区集邮公司排队购票，再到邮政营业厅购买空白信封贴票加盖当日邮戳，之后再回到集邮公司加盖纪念邮戳。这样，一枚有纪念意义的首日封就制成了。
按照我国传统干支纪年方法，再过17天，即2023年1月22日（农历正月初一），始为癸卯年，即兔年。
这次中国邮政发行的《癸卯年》生肖邮票，其实早在2022年9月8日就在北京举行了发布仪式，公布邮票图稿，并启动邮票印制。只是等到1月5日这天，广大集邮爱好者才见“庐山真面目”。
这套邮票共两枚，另发行两种图案汇聚一本的小本票一种。关于邮票图案，先说第二枚，名为“同圆共生”，以红色为底，洋溢着喜庆祥和的气氛，黄、白、灰色的三只兔子首尾相接、奔腾不息，展现了生命的灵动、生机与温情，寓意幸福连绵不断；背景衬以白色纹饰，祥云环绕着一轮圆月，桂花树下，玉兔正在神情专注地捣药，表达了疫情之下祈求平安健康、阖家幸福的美好愿望，也巧妙地表达了兔票经过三轮的沉淀，即将迎来新一轮绽放，为广大集邮爱好者带来惊喜。
再说第一枚，名为“癸卯寄福”，纯白底色，一只诙谐灵动的蓝兔右手执笔、左手持信，向人们传递着新春的美好祝福。而正是这枚邮票，图案一经公布，便引发了广泛热议，一部分人认为其与众不同、别出心裁、用色大胆，凸显了卯兔的机灵睿智，彰显了设计者黄永玉大师一贯的“顽童”风格；而另一部分人认为这只兔子全身蓝色、两眼通红、大牙突出，给人一种怪异之感，透着“妖气”，没有节日欢乐氛围。综合多方面的评论，经过一个阶段的“适应”，特别是邮票责任编辑王静的进一步解读，使我认可、接受了这一全新形象。是啊，“蓝兔”谐音“蓝图”，若进一步延伸则为“大展蓝图”，它透露着天真与诚挚，又带着孩子般的放松与“不功利”。兔子一手执笔一手拿信，这封信是一位百岁老人在新年之际给所有人的祝福；这也可理解成从蔚蓝天宫寄来的一封信，讲述着在无数航天人的努力下，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我们的航天科技又迈进了一大步！
这套邮票的设计者是99岁高龄的黄永玉大师，他是中国画坛鬼才、中国生肖邮票开山之人，被称为“猴票之父”。1980年，由他设计的首枚生肖邮票T.46《庚申年》，近年创造了8分面值身价逾万元的中国邮坛神话，被誉为“生肖票之魁”，也称“金猴票”，如今已是“一猴难求”。这只红色背景前的黑色坐姿小猴，成了人们心中生肖邮票的符号。黄永玉第二次出山是在36年后，由他设计并于2016年1月5日发行2016-1《丙申年》生肖邮票，这已是生肖邮票的第三轮。这套邮票共两枚，邮票上的猴子与80猴完全不同：第一枚邮票上的猴子一手捧着寿桃，一手抓着树枝喜笑颜开，仿佛刚刚摘到心爱的桃子，透露着灵长动物特有的机灵和生动，仍然使用了黑、红、金三个主色调，与80猴的主色调相差无几、遥相呼应。第二枚，一只端坐的大猴抱着两个小猴，大猴脸上透露着幸福舒展，小猴则是亲吻着大猴，母子仨其乐融融；而这一年的1月1日，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这枚邮票的画面正好契合了这一新形势。
我今年购买这套邮票怀有一种“既盼又怕”的特殊心情，“盼”的是本命年又有新图景新祝福；“怕”的是马上又要增寿，刚上学、刚上班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怎么转眼间已到花甲之年了呢？
“盼”也好“怕”也好，时光不等人，它一直跑着呢！今天干脆就借着买兔票来个“兔年话兔”吧。
还是接着说兔票的话题吧。中国邮政发行的第一轮兔年生肖邮票是1987年1月5日发行的T.112《丁卯年》，全套一枚，设计者李芳芳，雕刻者孙鸿年。邮票图案是一只身饰彩纹的白色剪纸兔，设计者采取民间传统工艺美术的手法，尤其借鉴了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剪纸和泥玩具的一些技法。图案底色为白色，显得纯净空灵。整只兔除拙朴的轮廓外，施以逐渐浅淡的灰色，以突出柔和洁白的兔身，其上配以品红、品绿色，富有美好、清新之感，使人倍感亲切、爱不释手。稍有遗憾的是，兔子尾巴违背常规，耷拉着了。
第二轮兔年生肖邮票是1999年1月5日发行的1999-1《己卯年》，全套两枚，设计者为王虎鸣、呼振源、杨文清，雕刻者呼振源。第一枚为“玉兔为月”，取材自“泥人张”第四代传人张锠先生制作的泥兔造型，小白兔蛰伏不动、外形饱满、呆萌娇憨、非常乖巧，身上有五彩斑斓的花纹；第二枚为“吉祥如意”，以黄色的清代剪纸“月亮图”衬托出黑色草书“兔”字，整个图案采用红色铺底，既达到了红黄相衬的和谐效果，又透着一种迎春的喜庆气氛。一图一字结合展示了我国传统文化和民俗风情，颇具喜庆氛围，前后呼应还有“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意味。
第三轮兔年生肖邮票是2011年1月5日发行的2011-1《辛卯年》，全套一枚，设计者吴冠英。邮票上的兔线条流畅、稚拙可爱、扑腾欲走，色彩凸显暖黄、鲜艳明快，周身布满花卉图案，具有典型的民间剪纸特征，背景中有机融入蓝色月亮的造型，隐含了我国古代月宫玉兔的美丽神话传说，既含传统蕴意，又闪耀着现代风采，独具艺术魅力。
生肖邮票是中国生肖文化的一个创新领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兔子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四。关于其排序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传说：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玉皇大帝要挑选12种动物作为生肖属相，并按照到达的时间先后排序。听到这个消息后，很多动物都踊跃报名参加。
兔子和大黄牛是邻居，称兄道弟，相处得非常融洽。大黄牛以勤劳苦干度日，兔子靠机灵能干为生，日子都过得非常不错。它俩都报了名。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大黄牛面前炫耀：“牛哥，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大黄牛虚心求教：“兔弟，教教俺长跑的绝招呗！”兔子笑笑说：“长跑冠军得靠先天素质，学是学不来的；再说，长跑得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都跑不快的！”大黄牛的心被兔子说得一下子凉了半截，可心里还是不服气。从此，它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
到了比赛的头一天，大黄牛与兔子约定，鸡叫头遍就马上起来直奔天宫，凭真本事争名次，不用考虑兄弟情面。比赛开始后，兔子确实以绝对优势遥遥领先，把它的朋友大黄牛以及其他动物甩出了好远。它又跑了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心想，我跑得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这生肖的头名也非我莫属。于是乎，就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过了很久，大黄牛气喘吁吁地追上来了，它看到兔子睡觉，就赶紧叫醒了它，并告诉它大家伙都已经追上来了。然而兔子却不以为然：“不着急，你们先跑，我继续睡一会儿，很快就能追上！”说完，继续倒头大睡起来。大黄牛只好摇摇头，“哞哞”地长吼几声，继续往前跑，凭着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先跑到了天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它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似的跑过去了。“不好，赶紧追！”这下兔子急了，“咕咕”叫着撒腿就追，可惜慢了一步，还是落在了老虎后面。
由于大黄牛的双角间还蹲了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而前三位先后是鼠、牛、虎。
兔子依据生活环境分为家兔和野兔。家兔洁白、温顺、机灵、乖巧，是民间很受欢迎的小动物，尤其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这在经典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爱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这首儿歌结构简单、语言活泼、好学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同时也能更好地促进孩子们和小动物间的交流。在动物园里，孩子们欢天喜地手持菜叶、胡萝卜等，在笼子空隙间饲喂小兔是常见的情景。一次，我带着自青岛回来探亲的小外孙回老家，在一家超市门口他发现了“新大陆”——一只装在笼子里在树下乘凉的小白兔。他兴高采烈地跑过去，蹲着拔下树根下的野草边喂小兔边逗它玩，直到我购完物品反复叫他，他才恋恋不舍地跟我回家。
野兔是平原地区田野里常见的小动物，多为黄褐色，特别机警、灵敏、善跑。秋后农闲时，大人们三五成群，背着褡裢、扛着鸟枪在田野里打野兔，是我小时候常见到的情景。有的人枪法真准，随着“嘭”的一声枪响，在嫩苗尚未封垄的麦田里狂奔的野兔，瞬间应声倒下。大黄狗“汪汪”叫着跑过去，很快就叼着“战利品”摇着尾巴送到主人面前，主人拍拍它的头以示奖赏。每当看到这情景，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近年来，随着有关法律法规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大和人民群众守法意识的日益提高，鸟枪已经绝迹了，自然也就看不见野兔遭残杀的情况了。
在古代，兔子被视为祥瑞之兽，常出现在各种神话故事中，被人们赋予长寿、吉祥等众多美好的寓意。兔子还是一种具有极强繁殖力的动物，而兔子的谐音“吐子”，故常被古人视为多子多孙、家族兴旺的象征，便出现了以玉兔为题材的饰物。
与兔子相关的神话故事，最为人熟识的就是“玉兔捣药”了，见于汉乐府《董逃行》。相传月亮上有只兔子，浑身洁白如玉，所以称作“玉兔”。玉兔拿着玉杵，跪地捣药，制成蛤蟆丸，服用此药丸可以长生成仙。久而久之，玉兔便成了月亮的代名词。经过后世的不断演绎与丰富，增加了相关人物和故事情节，玉兔也成为嫦娥从地球上带走的唯一动物，在冷清的月宫中与嫦娥终年相伴，遂成为现在家喻户晓的“嫦娥奔月，玉兔拜福”的传说故事。古代的人们虚拟出一个凡人不可及的“广寒宫”，让玉兔在桂花树下怀抱着玉杵辛勤捣药，日复一日地为人间消除秽气、不断降福。每到农历十五月圆时，人们都会抬头望月，遥望月宫里的嫦娥和玉兔。她们的故事，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2013年11月26日，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将中国自主研发的第一辆登月行走的无人驾驶月球车即“嫦娥三号”月球车，命名为“玉兔号”。此举无疑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古老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
守株待兔是一个寓言故事演化而来的成语，最早出自《韩非子·五蠹》：“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后人由此提炼出成语“守株待兔”。其故事情节为：从前，有一个宋国人，他有一块肥沃的田地。他勤奋地经营着这块田地，收成很可观。田地里有一个树桩，干活累了时，他就在树桩旁边歇一会儿。一天，他正在田地里耕作，不知从哪儿来了一只兔子，急急忙忙地奔逃，结果一头撞死在树桩上。他跑过去一看，高兴得不得了：“今天的运气真好，白白收获了一只兔子！”他拎着兔子一边往家走，一边得意扬扬地想：“要是我每天都在这里等着收获一只兔子，那以后就可以不用这么劳累了。”于是，从第二天开始，他放下锄头，每天守在田边的那个树桩旁边，等着兔子跑过来撞死在树桩上。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田地里长满了野草，荒芜不堪。他还在树桩旁边等着，然而再也没有兔子撞死过。 其实，野兔撞在树桩上死去，这是非常偶然的事，它并不意味着别的野兔也一定会撞死在这个树桩上。可是，这个农夫竟然以偶然当作必然，不惜放下农具，任其田地荒芜，专等偶然的收获。
这个故事告诫我们：不要存有侥幸心理，不要总想着不劳而获，如果不付出努力，而寄希望于意外之财，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的生活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一点点地创造的，如果总想不劳而获，那么人生就会像这个宋国人的田地一样荒废掉。
人们也经常用这个寓言讽刺那种把偶然发生的事情当作永恒不变的规律，不肯积极努力，只想得到意外收获的人们。因此，我们不应死守教条规矩，要积极主动地创造成果。
与兔子有关的成语还有很多，诸如狡兔三窟、兔死狐悲、兔死狗烹、见兔顾犬、动如脱兔、兔起鹘落、兔起凫举、乌飞兔走、兔角牛翼、狐死兔泣、兔丝燕麦、龟毛兔角、得兔忘蹄、白兔赤乌、东门逐兔、兔起乌沉、东兔西乌、狼奔兔脱、见兔放鹰、惊猿脱兔等等。
九月九兔子会是陵城区三大民俗活动之一。自古以来在陵城区流传着《老道利剑斩兔精》《两国为兔起纷争》《大臣训鹰啄兔精》等多个版本的民间传说，且都与打兔子有关，因此当初老百姓称为“打兔子会”“捉兔子会”或“赶兔子会”，因都发生在农历九月初九，后来便称为“九月九兔子会”。虽然版本不同，但都彰显了自古以来人们惩恶扬善的民族气节，表达了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传说发生地在郑家寨镇盐场村，这是位于陵城、临邑两区县交界处的一个村庄。该村自古就有九月九打兔子的风俗，相传已有两千余年历史。每到农历九月初九，方圆百里甚至更远的人，一大早乃至头几天便从四面八方一路赶来，或借助棍棒等器械击打，或徒手捉拿，谁打（捉）到兔子举过头顶就算是谁的了。大家手提肩挑一簇簇一串串兔子，蔚为壮观，中午聚集到盐场村，举行热闹的兔子交易盛会。远处赶来的人当天不能回家，便在此食宿，次日带着“战利品”凯旋。随着年复一年的“打兔子会”活动持续进行，到盐场的人逐年增加。农历九月初九正是清风送爽、秋阳普照且秋收秋种后的农闲季节，于是，后来便逐步演变为品种数量日益丰富、规模日益扩大的物资交流大会和文艺演出活动，时间也由当初的1天延长到6天甚至10天。
以兔子为形象的挂件、摆件等工艺品非常受人们的欢迎。在我的案头，就有这样一件既美观又实用的陶瓷制品——我根据其外形名其曰“竹兔合欢笔筒”。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一天，我到现城区陵州路北侧陵城区生产资料公司大门附近的一家土产杂品商店购物，一眼就相中了这件造型别致的笔筒。但见一只顽皮活泼的小兔子，欢快地跑到竹筒跟前，两脚蹬地，身体直立，两“手”紧抱着竹筒，两只耳朵高高竖起，一对大眼睛格外有神，身后的小尾巴用力向上翘着；竹筒上几片竹叶随风摇曳，摆向小兔。尽管它不是什么名企产品甚至底部还略显粗糙，但其外观着实惹人喜爱，淡蓝的颜色也挺养眼，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契合我的生肖。所以，我毫不含糊地将其“收入囊中”。
之后30多年来，我虽然走了5个单位、换了12次办公室，但它一直不离不弃地“跟”着我，几乎形影不离。我退居二线，它又“跟”我回了家。
这些年来，我在它的怀抱里放过、用过多少支笔，已经不计其数了。
作者简介
石贤圣，男，汉族，1963年5月生，德州市陵城区神头镇人，党员，农学学士，陵城区委部四级调研员。政协第十三届德州市委员会委员，德州市陵城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会员，德州东方朔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陵城区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出版有《心曲》《陵城战“疫”》《追梦先锋》等专著，曾任《陵城记忆》《德润陵城》等书籍特邀编审，百余篇文章在省市级报刊发表。曾获“山东省基层宣传文化工作先进个人并记三等功”“德州市优秀宣传干部”“德州市首届文化之星”等数十项荣誉称号。陵城区首批“百人计划”人才智库专家，曾连续两届荣获陵城区“东方朔文艺奖”。
壹点号石贤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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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后，写下一篇109字的小品文，蕴含人生终极妙悟
人生不只有苟且，还有诗和远方。韩愈三十四岁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人要想成就大事业，钓得大鱼，就必须得去“远方”寻找大海。
三百年后，苏轼亲自来到了大海之滨。在某一年的上元夜，他应友人之邀月下游览。返家之后忽然意识到：到了海边就能钓得大鱼，这其实是一个“误会”。
于是，苏轼写下了一篇小品文。在这一篇短小的文章中，苏轼表达出了对人生得失的真切感悟。篇末嘲笑韩愈，不知“近海未必得大鱼”。
不过，苏轼写的这则小品文，并非是真正地想嘲笑点儿什么。因为他同韩愈都是在人生困顿之时，为出路作思考，只是得出了不一样的答案罢了。
一、《书上元夜游》说了什么《书上元夜游》——北宋·苏轼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
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白话翻译：
己卯年（公元1099年）的上元节，我当时在儋州。一天晚上，有几个老书生找到我说：“晚上的月色很美，先生能和我们一同外出游玩吗？”
对于这个邀请，我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去了城西的僧舍，又游遍了街边的小巷。那里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有屠户和卖酒的地方。
回到家里，已经过了三更。家人掩门熟睡，已经第二次打起了呼噜。我放下拐杖，不禁轻笑出声。如此良宵，携友出游，或是在家安睡，究竟哪一件事更加美妙呢？
我的笑声，惊动了儿子苏过，他问我为何会发笑，我答：只是因为自己想到了好笑之处。那么，我想到了谁呢？我想到了韩愈。
因为后者从前写诗说，想要钓得大鱼，就要到海边去。但是他不知道，即使到了海边，也未必能钓到大鱼啊。
苏轼这篇109字的小品文，写的是一次出游，但是重点并不在出游中具体见到了什么，而是在出游回家后的“灵光闪现”。
上元节在中国古代，重要程度远超春节。在这个节日里，一般是有“灯会”的。《水浒传》中三次提到“鳌山灯会”很热闹，梁山好汉趁灯会人多，才好闹事。
另外，上元节是中国古代的“情人节”。正所谓：“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这个时候，也是青年男女幽会的好日子。
可是，在这样一个热闹非凡的日子里面，苏轼全家人都在家里关门闷头睡大觉，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
几个书生大概是汉人，他们约苏轼外出赏月，说明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苏轼的名气依然非常响亮，走到哪里都有朋友。
然后，他们到了一处僧舍，闲谈了一阵子，又在街边游玩了一会儿。苏轼发现，那个地方可以买到他爱吃的猪肉，以及爱喝的老酒，这是他整晚唯一的兴奋点。
接着，苏轼回到家里，发现儿子苏过已经打起了第二轮呼噜，睡得真香。可见这个节日，对苏过来说可有可无的，苏轼显然也这么认为。
所以到底是在家里睡大觉好，还是出去走一走更好，他也说不清楚。后来苏过醒了，就问他在笑什么。他就提起了韩愈，后者在三十四岁仕途蹇塞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赠侯喜》。
韩愈在诗里面讲，有一天，侯喜约他出去钓鱼，两个人走到了一条小水塘边，但是那个水塘很浅，它只有车轮压出的辙那么深，宽度一如车前的两根辕木。
蛤蟆在水塘里胡乱蹦跶，鸟儿在水塘里面洗浴。在这样一块小地方，钓鱼又能钓到什么东西呢？钓了半天，只钓到一寸多长的小鱼儿，于是两个人互相看着，都觉得很悲哀。
所以，韩愈就感叹说，要想钓更大的鱼的话，就要远去大海之滨，大鱼怎么会留在这个小水塘里呢？
韩愈写得也很夸张，那么浅、那么小一处水塘或者只能叫水洼，还需要“钓”鱼吗？直接挽起袖子用手去捞不就好了。竟然还能捞到一寸长的鱼，已经是奇迹了。
不过，重点不在这里。韩愈只是想借这个说明一件事：树挪死，人挪活。假如在一个地方不能发展，就要去到更广阔的天地。
苏轼写这篇小品文的时候，已经“挪”过了很多地方。天南海北走遍，山珍海味尝尽。他被贬到了儋州，算是到了“大海之滨”，但是他发现就算近海，也未必能钓到大鱼。
因为要钓到大鱼的话，还有很多客观条件上的限制。比如，你恐怕得先登上一艘远洋捕鱼的大船。但是你既不会掌舵，又不会撒网，谁会让你去呢？
当人生失意的时候，仅是换一个地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就像现代人常说的“诗和远方”一样。你以为只要你肯出走，“诗”就一直在远方等着你吗？
宋哲宗上台之后，苏轼在朝中同时受到新、旧两党人的排挤。从前的好友章惇，先把他贬到惠州，接着又赶到儋州。环境是改了，可是改到了更糟的地方了，哪里有什么“大鱼”。
小品文的最后三句，写得意味深长。既说明了一个“近海未必得大鱼”的常识问题，又透露了作者当时的境况。
结语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书本中许多经验和知识，都只有我们自己去实践以后，才能辨别真伪。
民间传说里，苏轼有一次去拜访王安石，没见到本人，却见到他压在砚台下的半首诗。诗中有句曰：“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这里的黄花，指的是菊花。
苏轼没见过落瓣的菊花，于是就写诗怼了王安石。后来苏轼出了事，王安石就把他贬到黄州去了。到了黄州，苏轼才见识到了，真的有菊花会在秋天掉落花瓣。
韩愈从来都没有去过大海边，他是凭借书本上的知识，想当然地认为，到了海边一定能钓到大鱼，就很正常了。
不过，他们二人口中的“钓鱼”并非是真正的钓鱼，其实都是别有所指。指的是谋求前程和出路，实现理想自己的人生。
经历了那么多以后，苏轼最后得到的感悟是，单纯的地域环境改变，并不会让一个人顺利地得到他想要的前程。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改变，才能让一个人顺利地钓到大鱼呢？
按照如今的话来说，决定一个人前程的，事实上是他所处的“圈层”。他属于哪个圈子，哪个圈子处于社会上哪一个层级？
苏轼最后就是因为北宋最顶级的两个“圈子”——和旧党，他都不占，于是他就被贬到了穷乡僻壤的海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