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燕(古燕赵子玉记款是正品吗)

古燕国定都北京之谜 燕国曾是四大经济区之一

“华北洋灰公司，在琉璃河建设士敏土厂，近已竣工，开始操业。在该公司附近地区，有石灰石〇万公吨（原文如此，或指十万吨）以上的庞大埋藏量。该厂之建筑，虽因电力及其他资材关系，稍微展缓，终于因士敏土在华北需求日增加，尤其因开发关系，重化学及磁石方面，皆需士敏土甚亟，所以洋灰公司乃力排万难，使建设工事卒抵于成也。”

这是1944年第三卷第1期《经济月报》上刊登的一则快讯。士敏土，现通译水泥，该厂至今仍在，但由此而来的发现，可能更具意义。

该厂在建设中，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经办。吴到琉璃河后，从乡民手中买到一大包陶片，带给著名考古学家、时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的苏秉琦，立刻引起苏秉琦的高度重视。

吴良才如此有心，因他的哥哥是中国考古学泰斗吴禹铭（金鼎），吴禹铭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人，梁思永先生称赞他：“像吴禹铭先生才算是田野考古学的正统派，着重田野考古而轻视故纸堆中的研究。” 1948年9月，吴禹铭因胃癌，病逝于山东的齐鲁大学。

1962年，在苏秉琦先生提议下，北京大学考古系对琉璃河遗址试掘。1972年，考古部门正式开始挖掘，在这里发现了北京最早的城墙，将北京建城史推到3000年前。

在这一惊人发现的背后，是几古人筚路蓝缕的奉献。

有私车的“破教授”

“知盘碗之用，而可与言笾豆之制；知舟车之利，而后可与言航海、铁路之理。”蔡元培先生早年在论述教育时曾这样说道，体现了他的考古意识。

1917年，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立刻着手组建国史编纂处与中国史学门，并邀罗振玉来北大主持古物学讲座。罗不肯，转请王国维，亦遭拒。直到1920年，罗、王仍不肯就任，只好请二人的好友马衡主讲。1922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这是我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业考古学机构，马衡任主任。

据学者查晓英钩沉，1925年9月，日本学者滨田耕作、原田淑人先后来华，邀马衡赴朝鲜参观他们发掘的乐浪郡古墓，马衡记道：“此行所得，一为发掘之经验，一为空前发现之漆器。”开始将考古学专业方法引入国内。

在北大，周作人与马衡关系甚笃，周说马“十分阔气的。他平常总是西服，出入有一辆自用的小汽车”，比胡适还早。

马衡是宁波巨商叶澄衷的女婿。马夫人曾说：“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马衡的字）干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

古燕国人果然看上了北京

古燕国的青铜器

1929年，燕下都被发现，马衡先生参与了初期考古发掘（此次工作未深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古发掘）。

燕下都是燕国800多年历史中的五座都城之一（也有六座说、七座说），在今河北易县，是已知战国都城中最大的一座，被易水环绕，荆轲刺秦王即从这里出发。燕下都近齐国，有宫殿区、手工区等，却没有“市”，且墓葬区在城内，是一座军事城市。

人们感到困惑：燕国为何把都城设在这里？

从地理上看，古代华北多深山大谷，每当雨季，谷地尽为沼泽，人们只能沿山麓地带南来北往。所以早期考古发现集中在山麓沿线，谷地几乎没有。侯仁之先生说：“根据已经发现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布，恰好说明自殷墟而北，殷商的政治文化，正是沿着这一地带逐步向北发展的。” 北京在山麓带中的一片小平原上，地理条件最优，古燕国人为何视而不见？

本文开篇提及的吴良才的发现石破天惊，上世纪50年代后，经数次考古发掘，确认这里是燕国最早的都城——燕城。

一般认为，燕国在此定都300多年，公元前698—691年间，在山戎压力下，迁到临易（今河北易县一带，距后来的燕下都不远）。山戎或为匈奴一支，曾建孤竹、令支、屠何、无终等国。

临易近齐国，齐桓公出兵，“北伐山戎，山戎走”，令支、孤竹遂亡。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延庆县张山营镇发现了山戎墓葬群，基本证实了这段历史（尚有争议）。

陈子昂在蓟门桥写过诗吗

陈子昂塑像

危机解除后，燕国将都城从临易迁回蓟城。

蓟城位置至今未明。据史料记载，蓟城附近有蓟丘，蓟城之名即从此来，这为找寻遗址提供了方便。侯仁之先生认为，蓟城应在今白云观附近。

明代时出现了一个流行误会：认为燕京八景中的“蓟门烟树”就是蓟丘，此论甚至被写入地方志。但“蓟门烟树”在城北，蓟丘在城南，“蓟门烟树”靠元大都，与燕国无关，。

有学者提出，陈子昂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中的幽州台就是蓟丘，但近年有学者提出，《登幽州台歌》非陈子昂的作品，因“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出自南朝宋孝武帝之口，陈子昂岂能抄袭？且到唐代时，幽州台遗址或已无存。但也有学者指出，《登幽州台歌》的题目最早见于明朝杨慎编的诗集，此前该诗题为《登蓟北楼歌》。

上世纪50年代，在广安门南700米外发现一处战国遗址，出土了饕餮纹半瓦当，这是燕国宫殿常用构件。神秘的蓟城终于露出真面目，它在“今莲花池与广安门之间”。受城市发展影响，目前难进一步考古发掘。

蓟城的地理条件远比燕都优越，为何燕国人还要在蓟城停留300年呢？

考古给出回答：燕都中后期出土文物越来越少，可见它早已从都城沦落为普通居民点。周武王分封天下时，将弟弟召公姬奭封在燕，将尧的后人封在蓟。表面上是两个国家，所以燕国初期不得不在燕都忍耐，可没多久，作为天子的“同姓之国”，燕国便将蓟国吞并了。

“金台夕照”就是黄金台吗

春秋时期，姬姓之国多封在天子附近，发展被抑制：

其一，天子常割身边诸侯土地赏赐功臣，致其领土破碎，甚至不接壤，管理艰难。

其二，天子脚下的诸侯无向外发展空间，不像楚国、秦国等，可通过对“蛮夷”用兵，开疆拓土。新占土地多取郡县制，国王直管，不再分封给贵族，有利于制度转型。

燕国虽属姬姓之国，却在边鄙。战国时期，燕昭王励精图治，国力达于极盛。燕昭王善用人，为拉拢名士郭隗，专门给他建了黄金台。陈子昂写诗说：“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满纸羡慕嫉妒恨。

黄金台在哪里？至今争议不断。当时燕国采取双都制（上都蓟城，下都燕下都），两地皆有可能。清人认为，燕京八景中的“金台夕照”即黄金台旧址，但那只是金朝人追慕前贤所建的仿古建筑，后被毁，清代又重建。

郦道元在《水经注》引《述游赋》称：“出北蓟，历良乡，登金台，观武阳，两城辽廓，旧迹冥芒。”据此判断，黄金台应离良乡不远，但为何能“观武阳”（即燕下都），实在离奇。

燕京曾是四大经济区之一

据学者阎忠考证，燕国迅速崛起，与雄厚的经济实力相关。

《史记·货殖列传》将当时中国分为四大经济区，即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龙门在山陕之间，碣石在昌黎北，恰好是燕国故地。战国时气候较今天温暖，故燕国“粟支十年”，足以一战。

燕国地处农耕、游牧的交接地带，民风朴野，兵源较多。燕国牧业发达，家庭手工即可制皮甲。考古发现，仅燕下都就有三处大型兵器作坊，最大者达14万平方米。

1965年，燕下都考古发现了两柄钢剑，已使用淬火工艺（把钢加热到临界温度以上，保温一定时间，然后以大于临界冷却速度冷却，以提高钢的硬度、韧性、耐磨性等），是中国最早的淬火剑，比其他发现早200多年。当时楚国剑因锋利而名闻天下，可燕国剑绝不逊色。

燕国中后期铁农具较普及。考古发现了大量铁范， 70%以上用来生产农具。可证当时已使用生铁，比西方早1500年。

春秋时，主要产盐区在山西解州（属晋国）和山东沿海（属齐国），盐在当时是重要的战略商品，所谓“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燕国占据辽东后，发展“辽东之煮”，一跃成为第二大产盐国。

通过考古，已发现百余座燕城，其中蓟城“富冠海内”。

当面谏言傅作义

作为北京考古开创者之一，周作人称马衡“待人一样的有礼貌，但好谈笑”。

马衡的儿子马文冲说：“父亲是几家中唯一不、不娶几个老婆的人，‘出淤泥而不染’，他将自己的书斋叫做‘凡将（音如姜）斋’，他在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

马衡精治印，曾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为钱玄同、周作人各治一印。

1924年，溥仪出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马衡出任其中的古物馆馆长。1934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直到1952年离职。

1948年12月，傅作义提出“倚城野战”，、北海、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景山均驻满军队，并在太庙中存放数万发炮弹。1949年1月12日，傅作义在宴请北平文化名人，马衡当面提出谏言。傅作义说：“此事曾再三研究，其中导火线皆经取出，绝无危险。”马衡仍争论不休，傅作义只好敷衍道：“我再考虑一下。”

从1948年12月起，南京政府多次催促将故宫文物南迁，在马衡坚持下，本院文物一箱也没有运出。在保护北京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

1955年，马衡先生因病去世，临终前将毕生所藏1.4万余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