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张荫桓)

于正：对她“恨不起”| 荧屏“渣女”的道歉引风波 打烂一手好牌

近期，于正在自己的微博发表了一篇叫做《茉莉》的文章。文章写的是一个他在娱乐圈熟识的女演员，虽然这位女演员“过于的直率、放肆、攻击性强，让人浓浓的不舒服”，但于正“同情她，因为每一个有棱角的人都会被棱角尖锐的触须刺得遍体鳞伤”。

于正这篇文章里的“茉莉”是谁，经过细心网友的分析，网友指出此人即是张檬。

提到张檬，可能大家对这位演员印象不深，小编找了下资料，原来张檬曾经受于正邀约，参演了清代宫廷剧《苍穹之昴》，如于妈所说，张檬借此机会打响了名号。

之后，张檬出演了《夏家三千金》，《天涯明月刀》等多部影视剧，凭借着这些口碑极佳的影片，张檬一跃成为了当时的当红明星，可惜好景不长，“小小年纪已然从当红明星过气了”，不然也不会沦落到如今没什么人想起她来的尴尬境地。

不过近期让张檬重新进入大家视野的，并不是因为于正的这篇文章，而是另一位叫做张萌的演员引起的，事情经过如何，还是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张萌向张檬道歉：张萌“内涵”张檬整容，风波初起

3月份以来，一部叫做《安家》的职场剧几乎天天都能上热搜，可见这部剧有多热播。在这部以房产中介为主题的剧里，一个名叫张乘乘的角色，凭借着她傲人的身材，风骚的作精人设。

一句“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只不过我是女人而已，要不然实在不行，你也在外面找一个”，如此神逻辑的话，塑造了一个活脱脱的渣女形象，成功引起了观众的反感，被评为《安家》四大恶人之一。

由于对张乘乘这一角色的出色扮演，张萌最近的人气水涨船高，自然吸引了一众平台争相邀请她来站台。

3月17日，张萌就收到某个直播平台的邀约，通过与粉丝互动的方式为新剧造势，过程中有网友问了个对于女演员来说比较尴尬的问题：是否整容。

张萌回应道：“我是萌，不是檬”，如此答案，有网友则质疑张萌是否在公开内涵张檬整容。#张萌内涵张檬整容#

之后，被公开内涵的张檬发文回应张萌，觉得自己在张萌这躺枪有些无辜，希望双方能够私下沟通下。

3月18日，张萌在微博分享一段视频，向之前无端陷入内涵风波的张檬道歉：“在想说的话都在视频里了，无意打扰，说声抱歉”。#张萌道歉#

视频中张萌解释称：

“最近新戏在播，总是有网友问‘你怎么跟演夏家三千金的时候长得不一样了’，昨天又有人问了这个问题，所以自己就解释是萌不是檬，给另外一位演员造成了影响很对不起。”

随着张萌道歉，张檬被无端内涵的风波本应过去，但新的故事又发生了。

张檬与金恩圣公布恋情：恋爱脑逞匹夫之勇，与万千网友对抗，真是又傻又白痴

3月19号，金恩圣在微博上发布了自己的新恋情。#张檬金恩圣公布恋情#

在这份声明中，金恩圣不仅表示自己与吴女士的上一段恋情早已结束，同时表示自己与张檬已经开始新的恋情。

一份声明里讲叙两段恋情，这应该是艺人里的首开先河了吧。

对于金恩圣，大家可能不是太熟悉，但要是提到湖南卫视《天天向上》里的小五，大家可能就有些印象了吧。

小五是一个韩国籍的艺人，当时是因为要回国服兵役才离开天天兄弟团。

不过在娱乐圈里，艺人对于自己的感情一惯是低调处理，生怕被狗仔拍到，没想到张檬却是如此高调公布，不愧是当年插足刘雨欣婚姻的狠角色，即便被刘雨欣公开指责，还能晒出翻白眼的呵呵照以示回怼。

甚至是极为敏感的整容话题，张檬也照样敢公开发声自己喜欢就好。

张檬这样为了爱情能够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果然是恋爱脑无疑了，至于为何这次要高调公布与小五的恋情，可以在于正的文章里找到原因。

可以看到，张檬估计是因为被称“小三”受不了了，才打算通过公布与小五的恋情是在小五离婚之后，免得以后又被扣上“小三”的骂名。

想法虽好，但张檬对于吃瓜群众的理解还是没有于正深啊，不明白键盘侠的言论很多也是没有逻辑的，单凭直觉就开始发表长篇阔论，引领网络舆论走向。

就以网友对张檬新恋情的回复就可以看到，他们根本不在乎张檬是否又当“小三”，而是觉得张檬之前回复张萌原来是在蹭热度，借机可以上两次热搜！

看吧，在网络舆论面前，沉默是金，等待才是缓和舆论攻击的良药。

替张檬洗白的同时，于正真乃蹭热度高手

做为娱乐圈内编故事的高手，于正还是一个极会变换各种姿势蹭热度的能人，此种能力连营销号都有些自叹不如。

虽然于正“谦虚”地说写《茉莉》这篇文章，只是练练写人物的文笔，但“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文中虽然列举了张檬的诸多性格缺陷，比如率性，攻击性强，这也是做为“恋爱脑”的张檬会大张旗鼓地与刘雨欣正面硬怼，与小五公开恋情的原因，因此于正才会说“同情”她，即便被她放鸽子，也“恨不起来，因为这个奇葩又不是今天才这样”。

当你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是不是就能够理解张檬“恋爱脑”的出格做法呢，所以说这篇文章不是在帮张檬洗白，那是在做什么呢？

另一方面，文中也提到张檬之前客串于正的一部戏，“就一个镜头，红了”。借着张檬事件，于正也顺便向观众“安利”了自己的戏影响力如此之大，这种花式蹭热度的方式，小编服了。

打烂一手好牌的张檬：我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回顾“张檬公布恋情”整个事件，我想最惊讶的应该不是于正，而是张荫，前一天才向张檬道歉，第二天，张檬就公布新恋情，这难道不是张檬蹭张荫的热度么？

即便是直率如张檬，面对把一手好牌打得如此之烂的自己，她也直言“我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娱乐圈果然是复杂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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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对藏区垂涎多年？曾派使者8次往返藏区，打算由此进入印度洋

17世纪初，处于漠西蒙古的准噶尔汗国，立志统一瓦剌，因此开始蚕食其他部落的地盘。土尔扈特部不堪其扰，选择远遁沙俄，来到了伏尔加河畔定居。

17世纪末，俄军来到外贝加尔地区，经过多次鏖战，征服了当地的布里亚特人，占领了外贝加尔大片地盘。

这两件事看似和藏区没有半毛钱关系，实际上对沙俄了解藏区，以及藏传佛教十分重要。因为土尔扈特人和布里亚特人，恰好都是藏传佛教的信徒。

历史上的每件事，都具有蝴蝶效应。当代或许看起来毫无关联性的两件事，在百年以后再回顾，却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潜移默化的关系。

沙俄第一次了解到藏区以及藏传佛教，也就是从17世纪开始。但是两者产生联系，是在19世纪末。

德尔智成了沙俄与藏区的联络员。

19世纪末，经历了30年洋务运动的清朝，按道理有足够的能力屹立于世界之林了，结果一场甲午战争，直接把清朝给打趴下了。

连日本都能随便搜刮清朝，其他列强自然更不在话下。大家跟抢东西似的，纷纷开始琢磨怎么从清朝这儿挖一块肉下来。

当时的清朝，跟西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一样，就是任人鱼肉的命了。

沙俄也不例外，他们在甲午战争以后，立马开始推行黄俄罗斯计划，打算将长城以北都纳入沙俄的统治范围。

与此同时，沙俄也对藏区产生了兴趣，为啥呢？

第一，沙俄打算在占了新疆以后，从藏区开辟一条路，抵达缅甸仰光，从而经这里进入印度洋，在缅甸搞一个出海口，倒也不错。第二，沙俄一直和英国在中亚、帕米尔高原等地较劲，染指藏区，就等于是把手伸到了英属印度边上，这可以给英国制造一定的压力。英国也想染指藏区，因此沙俄必然要与之争锋。第三，沙俄喜欢土地。

为此，沙俄特地派遣了布里亚特人德尔智，打入了藏区贵族高层，得到了重要的职务。其实德尔智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入藏区高层内部，从而将他们拉到沙俄这一边。

德尔智是布里亚特人，也信奉藏传佛教，曾在1888年获得过藏区的拉让巴格西学位，应该是有较高的学识，这就是他的优势。在德尔智的说服下，藏区当局不仅确立了联俄抗英的计划，而且还在1898年派遣德尔智使团前往沙俄，商量沙俄帮助藏区对付英国人的事情。

有了联络员以后，双方的交流就更多了。德尔智在此后的10多年里，先后8次往返于拉萨与圣彼得堡，是两者至关重要的纽带。

沙俄甚至向藏区输送了一批武装物资，让这些人与英国人交战，向沙俄靠拢，无非就是在藏区培养代理人。

至于清朝方面，沙俄当时的政策是，让藏区继续保留在清朝统治之下，为啥呢？因为清朝好对付，英国人不好对付。关键时刻可以用维护清朝统一的名义，逼退英国人。

不过沙俄在1903年英国入藏、1905年日俄战争后，基本就被英国人从藏区赶走了。1904年英军进入拉萨，逼迫藏区当局签订《拉萨条约》，遭到驻藏大臣的拒绝。1906年，迫于国际压力和中国人民的反对，英国只好承认藏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德尔智的梦想是：大佛国邦联计划？

张荫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1905年入藏考察，他建议清廷收回藏区的一些权力，加强朝廷对藏区的管理。

这事儿无疑是动了藏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遭到了当地权贵的强烈反对。同年，四川、藏区的清朝大臣，联名上书希望赵尔丰能担任驻藏大臣。

这事儿遭到了藏区当地权贵的集体反对，但反对无效。赵尔丰担任驻藏大臣以后，甚至出动川兵入藏，击败了当地权贵的军队，收取了藏区权贵们的各种特权。

眼看着清廷即将收回藏区贵族们的特权，这帮人慌了，直接跑去找英国人，希望他们能帮自己夺回藏区的主宰权。

可英国人却两手一摊：此前经过了长达2年的谈判，中英之间已经在1906年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英国宣布不再干涉藏区事务，所以不好和清廷直接撕破脸。

藏区权贵一看，英国不想插手，只好把希望再次寄托在沙俄身上。沙俄啥情况呢？其实1905年以后，沙俄就不行了，别说入侵藏区了，就连黄俄罗斯计划都搞不下去了。就算是这样，尼古拉二世还要在1914年参加一战，结果1917年，沙俄覆灭。

所以沙俄只是对藏区表达了一下同情，压根就没有啥实际帮助。

1912年，清朝垮台，藏区权贵立刻联系上了老朋友德尔智。从德尔智这里，他们得知外蒙在沙俄的帮助下，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德尔智希望藏区也能学学外蒙。

1912年6月，在德尔智的建议下，藏区权贵决定和外蒙组建联盟，而且他们还打算在沙俄的保护下，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建立一个以藏区权贵为首的“蒙藏邦联”。1913年，德尔智还特地跑去外蒙库伦，与当地领袖签订了一个《蒙藏协约》。

结果这事儿英国人知道了，立马表示强烈抗议：说好的大家都不碰藏区了，我们信守承诺，你们沙俄怎么还要碰？

为此麦克马洪直接找到了藏区领袖问了一圈，结果没人承认自己给了德尔智这种权利。为此《蒙藏协约》约等于一张废纸。德尔智想要打造的“大佛国邦联”自然也就破产了。

说实话，沙俄那时候一直在解决内部矛盾，根本没工夫处理藏区的事务，因此也不可能给德尔智任何实质性帮助。

1921年到1928年，苏联曾3次派遣使团前往藏区。

沙俄下岗以后，苏俄以及后来的苏联继承了沙俄绝大多数地盘和人口，自然也继承了他们的很多对外策略。

其中沙俄对藏区的兴趣，他们同样也继承了下来。

1921年到1922年，苏联向藏区派出了第一批使团。这时候的苏联刚刚稳住俄国国内的局面，就迫不及待地和藏区当局这个老朋友取得了联系。到了1923年到1925年，苏联向藏区派出了第二批使团。这个时候的苏联，已经大体上完成了俄国国内统一的重任，但还不足以快速恢复沙俄时期的“黄俄罗斯计划”。

所以这次苏联染指藏区，纯粹是为了给以后的工作打个基础，应该没有入侵藏区的意思，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

1926年到1928年，苏联第三次入藏，意欲何为？

这次苏联入藏的情况，和前两次又有不同。前两次主要是为了恢复沙俄时期，俄国同藏区之间的往来。毕竟沙俄在藏区投资了不少物资，而且还安插了自己人，恢复联络员的工作是有必要的。

但是第三次入藏，苏联便打算与藏区构建所谓的“大使馆”。这意味就不同的，藏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时的苏联俨然是想要把藏区作为独立体来看待，他们打算撇开当时的中国，单独和藏区建立公开的外交关系。

但是要办成这件事，还得问问另外一个国家，那就是英国。

毕竟英国在印度有极大的势力，他们也一直想要染指藏区。苏联这回出访藏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将藏区当时的话事人请到莫斯科去。干啥？当然是想让他们倒向苏联，从而和英国对着干。

这么一来，苏联不仅可以恢复沙俄在藏区的影响力，而且还有机会借道藏区，进入缅甸，从而抵达印度洋。绕了一圈，换了一批人，结果还是这个目的。

1962年打印度时，苏联表示中立。

1949年到1960年，是咱们和北方邻居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段蜜月期。但是1960年以后，人家中途撤走了所有援助和专家，双方的关系就开始变化了。

当然了，为了集体利益，当时并未公开撕破脸。

但苏联对印度立马好了起来，这让我们很为难。尤其是在1962年，我们和印度爆发了一场战争以后，苏联作为阵营大哥，居然保持中立！这事儿连印度都觉得不可思议。而且事后苏联还加大了对印度的援助。

那时候印度和咱们主要的矛盾就是在藏区的边界问题上，过去英国人主宰印度，这事儿一直没解决，1947年印度自己单干了，再次把边界问题提上议程了。

苏联之所以支持印度，倒不是馋藏区的地盘，主要是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为了恶心我们一下，认为我们不听话了，就该被教训。

第二，则是希望从印度这儿得到一个军事港口。印度多滑头啊，不仅吃苏联的，还吃老美的，两边通吃后，啥条件也不肯答应，白白让苏联投资了他们30年之久。

从《容庚北平日记》看他和商承祚60年的友情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广州中山大学从石牌迁入河南康乐园，昔日岭南大学变成“新中大”。原来分别任教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商承祚与岭南大学中文系的容庚从此共处康乐园31年，先后担任中文系主任，共同创办古文字研究室，甚至同住一楼（东南区一号，现“陈寅恪故居”），并称“容商二老”。

容庚与商承祚相识于1922年，他们的关系持续一甲子，商承祚谓之“六十年老友”。然而他们友谊的主旋律中时而夹杂着不协调声音，到晚年龃龉愈多，甚至有反目传闻。容商二老在康乐园留下太多难以磨灭的痕迹——如他们为岭南大学十所著名建筑所题匾额，如文科大楼内的古文字研究室和容庚商承祚先生纪念室。容商生前，他们的关系就被人津津乐道，直到如今，有关容商的话题在康乐园仍不绝如缕，时有听闻。

容庚（左）与商承祚合影（1982年）

对于容商关系，最有切身体会、最有发言权的，是他们的子女后人及友朋弟子。而他们本人留下的文字记载更有价值、更不容忽视。笔者整理《容庚北平日记》，对其中有关容商交往的记录印象深刻。经统计，商承祚在《容庚北平日记》20年出现203次（一天中重复出现不计），数量仅次于容肇祖（三弟，337次）和于省吾（312次），而多于容妻徐度韦（170次），足可见两人交往之频繁，关系之亲密。这些记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容庚南下前容商两人关系，笔者略为排比，敷衍成篇，并提出容商关系晚年变调问题，以为读者及研究者参考，且就正于方家。

北上求学 容商初识

《容庚北平日记》始于1925年1月1日。1月3日，日记中有“寄内子及锡永函”，这是商承祚第一次出现。容商初识于1922年夏天，因此有必要补述他俩相识经过及最初交往情形。

1922年夏历五月，容庚北上求学，路过天津时拜访罗振玉，商承祚正师从罗氏研习甲骨文，前往容庚下榻的客栈拜访，两人因此相识。商承祚晚年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回忆：“有一天，罗振玉老师告诉我：‘你有位广东同乡刚才来过，名叫容庚，字希白，东莞人，做过中学教师，他爱好铜器文字，编了一部《金文编》，是扩大吴清卿（大澂）《说文古籀补》之作，很好，现住泰安栈。’我一听，高兴极了。心想，我搞甲骨文，他搞金文，商、周联系上了，又是同乡，志趣相若，不易得。于是马上打电话到客栈和他联系，然后去拜访他。希白初次北上，不谙北方话，我们倾谈时同操粤语，真可谓他乡遇故知，都非常的兴奋。我们谈家乡的风物，谈京津的见闻，谈共同感兴趣的甲骨文、金文，谈古文字研究的计划。”

容庚字希白，出生于1894年；商承祚字锡永，出生于1902年。容庚年长商承祚8岁。两人相识缘于罗振玉，乡情、乡音和共同的志趣更使他们一见如故，友情迅速升温。容庚在《金文编》序中也说：“十一年（农历）五月，与家弟北游京师，谒罗振玉先生于天津，以所著《金文编》初稿请正，辱其奖借，勖以印行，未敢自信也。时罗先生之子福颐有《古玺汉印文字徵》之作，其弟子商承祚成《殷虚文字类编》，与余不谋而合。”他在《甲骨学概况》中又说：“初余访罗振玉先生而归旅舍，忽有电话至，余甚惊讶，询之，则罗氏弟子商承祚也。承祚从罗氏撰集《殷虚文字类编》，闻余有《金文编》之作，志趣相若，故亟谋一面。”

同年秋，容庚得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夙愿以偿，喜出望外。1923年春，容庚致函商承祚，商氏复函称“近因赶写《殷文》，致忘作复，顷理积书，始发见尊缄，健忘抑何可笑”，又称自己《殷墟文字类编》“已书十四卷，如释重负”，并转达罗先生对《金文编》古器考所定目次的意见。此函容庚生前一直保存着，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当为容商友谊最早的文字和实物见证。

1924年2月14日，容庚与商承祚、容肇祖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锡永、希白、元胎来……锡永与容氏兄弟，皆今之少年金石家也。”经容庚介绍，商承祚亦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希白北来，耳目一新，不愿南返，后经罗先生介绍，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因初创，只有他一人，劝我也入学，免得孤单，后来我也去了（但未毕业），我们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同学。”但那一次商承祚赴京应该只是短暂逗留，因为同日顾颉刚致容庚手札中有“锡永兄想已回津，得晤面，甚快”之语。

离多聚少 鸿雁传书

如果以1952年为界将容商关系分为前后30年，则后30年他俩同行同事，朝夕相处，而前30年离多聚少，鸿雁传书。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北京师大等校任教，1932年4月，顾颉刚致容庚函称“锡永师大之事总非办法，闻中山大学刘奇峰已走，现由陈钟凡任文学院长。锡永如肯回粤，可函闻野鹤君询之”，可见商承祚在师大任教是临时性质。1934年，商承祚离平南下，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容商二人同处北平时常过往的时间只有4年，在此前后，他们除了偶尔互访（如商承祚来平，容商欢聚；容庚南下探亲，顺道在南京或广州拜访商承祚）外，大多以书信方式联系。

《容庚北平日记》

商承祚离开北京大学，1925年任南京东南大学讲师，与《容庚北平日记》起始时间基本吻合。容庚是年通讯录记有商承祚地址——南京北塘子巷。从日记记载看，仅1925年上半年，容商往来函件即达20多通。而这些函件多未留存，令人惋息。日记多未记函件内容，但有两个细节很可玩味：

一是商承祚结婚事。2月3日，容庚收到罗君美来信，同日寄商承祚信。君美在信中告诉他：“锡永于1月31日（正月初八）在六合县举行结婚，通信由六合县东门内孙宅转交。”

二是容庚为商承祚寄赠资料及双钩碑铭：3月14日，“寄商锡永信，坿赠汉石经残石拓片两纸；4月11日，为商锡永双钩《西狭颂》、《韩仁铭》、《尹宙碑》、《孔宙碑》、《尚博碑》篆额五种；13日，“双钩《景君碑》、《樊敏碑》篆额两种”；15日，“摹苏君神道并前所钩篆额，寄商锡永”；23日，“临秦公敦一过，寄锡永”。5月2日，容庚“接锡永信，并赠二大笔”。商承祚赠笔，可能与容庚为其临摹碑帖有因果关系。

是年暑假，容庚南返探亲，随后偕母亲从广州乘船北上，经上海、杭州等地，沿途旅游观光。9月3日晨抵达南京下关，下午“访商锡永，乘马车游明陵、秀山公园、莫愁湖”。这是两人在日记中第一次见面。4日，“与锡永往各书肆购书”；5日，“锡永与其舅孙雨廷来，与母亲同往游秦淮河”；6日，容庚母子早“六时乘马车往车站，锡永送行”。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字里行间仍流露出数年间两人结下的深厚友谊。

此后两人仍然书信联络不断，互寻资料，互赠著作。如容庚代商购《长安获古编》、《陶斋藏石记》、《金石丛书》等，商承祚赠容庚《石文编》、《殷虚书契类编》。容庚还曾代商承祚在成兴斋购棉连纸。

1926年容庚《金文编》问世，曾寄赠商承祚并请其代售。他作为教材的《文字学讲义》印行后，也曾寄赠商氏。年底他统计《金文编》赠售情况，售出的82部中，商承祚即占8部，可见其推广之得力。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在京聚首数年后，我又于1933年南下，任职于金陵大学。”1933应为1934年之误，1934年9月5日容庚日记：“饭后至史语所。五时至泰丰楼，公宴商锡永、戴家祥、吴其昌，送行。”1935年初，容庚与唐兰受教育部委托南下考察送展伦敦博览会青铜器，1月16日抵达南京，“八时至浦口，头乘船至下关。寓中央饭店。访容大块、商锡永”。

厂甸淘宝 力持异议

容庚毕生以研究青铜器及其铭文文字为志职，他的青铜器研究与收藏实践难以割离，《容庚北平日记》对收藏多有记述，他曾将自家藏器著录成《颂斋吉金录》及续录。1928年4月28日，他在日记中说：“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这一天他与燕京大学会计主任范天祥、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逛琉璃厂，在尊古斋以50元购得昜兒鼎，以8元购得三羊镜和得志小玺。这是他购藏青铜器之始，有趣的是，这一天的淘宝历程也与商承祚有关，1929年2月，他以160元将此昜兒鼎售与商承祚。

商承祚出身名门望族，早年从罗振玉研习甲骨文字，同样热衷于古物收藏。

容庚（左二）与商承祚（左一）在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室

1929年2月9日晚10时，容庚接到商承祚电话，得知其已来北平，住在施家胡同北京旅馆。第二天一早，容庚进城往北京旅馆，老友暌别多年，相见分外亲切，他们一同逛厂甸，然后在宾宴春聚餐，他当晚也住在北京旅馆，继续未竟的话题。他俩之外，尚有关藻卿。当天日记载：“与锡永同来者为关藻卿，乃锡永之学生，挟资购古物甚夥。人颇豪爽，收藏而兼贩卖者也。”

关寸草（1903—1948），原名关报，一名关善，字藻卿、藻新、春雷、寸草、春草，以字行，所居曰益斋，又名南越木刻斋。广东南海人，富收藏，以鉴别古瓷驰名广东、上海。所藏古玺印极富，马国权在《广东印人传》中说：“近世粤人藏古玺印之富，春草几与商契斋（承祚）相埒。”其所藏金石古器中，著名者除南越木刻外，尚有南越古冢之铜镜、玉腰带版、殷墟的甲骨、商周秦汉之陶泥砖瓦金石，宋钧窑、汝窑瓷器及宋拓《颜鲁公争坐位帖》等。

商承祚1927年应顾颉刚之邀，任中山大学史学系和筹备中的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教授，年仅26岁。关寸草是他学生，但只比他小2岁。容庚称关寸草“挟资购古物甚夥”，可见其应为富家子弟出身。

11日上午，容庚陪同商承祚、关寸草往大泉山房看造像，他推测：“锡永之来，盖专为此。”他们当天下午一同前往海甸容庚家中观看藏品，傍晚又一同进城，商承祚在西车站食堂请晚餐。

回到旅馆，他们接到大泉山房高少木回信：造象四尊索价万金。商承祚与关寸草商议准备还价至七八千即可接受，但容庚力持异议，谓如此还价他不愿同去负此责任。最后商定还价至五千。

12日上午九时，一行三人开往大泉山房。容庚日记：“商等于还价事呐呐不能出口，由余代还价五千。”对方当然没有马上接受。中午由容庚出面请商、关及高少木、周希丁在撷英西菜馆吃饭，餐毕一同游厂甸。当晚高少木请洗澡，“答允所还之价”。商承祚、关寸草十分激动，于是“再购造象柱二、佛象四，共六千四百元，并请撷英晚餐”。

与商、关二人同游数日，容庚收获也很大，他在大泉山房购铜镜二价20元；匋尊一价5元，腹内有“作尊”二字；在式古斋购兵器六价20元；铜铙一20元；姚师臣、徐锦江、王懿荣等金扇面四页，5元。其间，他还将前购之昜兒鼎售与商承祚，价160元；匋尊照原价5元出让；出售在古光阁所购之父丁爵与关寸草，价100元。

3月6日，容庚听许地山说，辑古斋有唐画佛象四幅，遂往观之，该店索价1600元。他到式古斋见商承祚、关寸草，晚上商请晚饭于春华楼，估计曾谈论画象事。7日，他们一早往辑古斋，购敦煌所出唐画象四幅，小造象一。容庚请商、关二人在春华楼早饭。12日，关寸草购一彝，甚佳，价700元。

商承祚致容庚手札（现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有谓：“弟计去岁北行一次，亏空二千金，至今尚未了债。好古者多痴子，兄亦可称道友矣。寸草因为生计所迫，与人合资开一古玩店，以西人为目的，字、画、瓷为大宗，下月即可开幕。”此札未署年月仅署“廿四日”，应作于此次厂甸购物之后。

那一批佛造像，大众山房出价万金，因容庚力持异议以五千成交，也是天文数字。它们究竟是何材质，是何年代作品？容庚日记并无详细交待，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关寸草1948年客死申江，英年早逝，他在粤、沪两地的藏品均已散佚，包括其所藏南越木刻，不知是否包括这批佛造像。

“商氏吉金” 见证友情

1930年秋，商承祚回到北平，在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任教。这一年，容庚只有零星日记，所以未见商承祚初到北平情形，仅于12月收支表中有“锡永书48元”之记载。无疑，这一段时间容商二人会时常见面，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每次到清华授第一堂课，必于前夕下榻希自家，得以研讨学问，或欣赏其所得的古器物，对该器真伪之见，时有分歧，乃至高声辩论，各不相下。”

1931年1月，《武英殿彝器图录》出版，12日，容庚交赵斐云转北平图书馆一部、商锡永一部。16日，“一时商锡永来”，当晚住容庚家，次日他们一同进城，逛琉璃厂购物。23日，“一时商锡永来”。

容庚1931年2月21日日记

13日，“一时商锡永来，代领史语所薪五十元，并交罗君美款百二十元”，当晚仍宿容庚家，容庚“与锡永谈至十一时半乃寝”。2月20日，商承祚、徐中舒、浦江清来燕京大学容宅相聚，饭后商承祚、徐中舒留宿家中。次日，星期六，故都北平春明景和，容庚与徐中舒一同进城，先后拜访傅斯年、胡适，并往琉璃厂购物。

商承祚在清华兼课，一直住在燕东园24号容庚家中。商承祚住城内，容庚进城未返，多住东莞会馆，偶尔也住傅斯年家。如，1931年1月24日，容庚进城到琉璃厂购物后，晚住静心斋史语所傅斯年家中，“商锡永先在，徐中舒亦来”。2月1日，容庚“到式古斋会商锡永，同往古玩铺，在雅文斋购一鼎，价25元未付。在大古山房购父丁爵一价150元；寿万年镜一价25元；又唐镜一价5元；穿带印一价2元。还旧欠轴头一1元；矛一2元。共185元。”当晚大泉山房掌柜在春华楼请客，容庚仍回傅斯年家宿，“锡永十一时乃去”。

容庚1931年通讯录记商锡永地址为“东城东板桥二度桥”，1932年始有在商承祚家借宿记录。3月26日，晚“十时往周季木家，观新得彝器八，价千元，以陈侯午敦为至佳。二时许至锡永家宿”。6月1日，“十二时在商锡永家宿”。

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说：“1932年春，我在天津从读罗师之时，希白由京来访，寓我家，每长谈至深夜。一日，一觉醒来，发现希白已在我室刻好一方朱文‘商氏吉金’的小印，章法布局匀称，刀法古朴，实属佳构，边款为‘廿一年一月容庚制’。我异常宝爱，带着它到南京、屯溪、长沙、重庆、贵阳、成都，又带着它回广州，直至今日珍藏着，也是我喜用印之一。”

这一方“商氏吉金” 印，商承祚珍藏半个多世纪，的确是容商友谊的最有力见证，相信他写作此文时手边还拿着这方印。因为边款刻有“廿一年一月”，所以时间——1932年春无误，但地点却出现偏差——不是在商承祚家，更不是在天津。对此，容庚日记有明确记载：1月15日，“商锡永来”，“为吴梅刻名印，为锡永刻‘商氏吉金’印”。

《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还有一处误记，是时间错误。抗战爆发后，“当我在西南见到希白主编的抗日救国宣传小报《火把》，要把革命的火烧得更旺，钦佩之余，大大激起我抗日救国的热忱”。《火把》创刊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主编是学生吴世昌，容庚只是有力支持者。当时商承祚尚在北平，他写此文时将“九一八”误为“七七”，时间提前6年。1932年2月21日，容庚日记有“交《答张荫麟书》与吴世昌登《火把》”之记载。

容庚与罗复堪的交往始于30年代初，北平沦陷后更为频密，而他最早拜访罗氏即有商承祚陪伴。1932年5月22日容庚日记：“八时许与锡永、海波往访罗敷盦，留饭。”

容商辩难 乐此不疲

1929年2月，《宝蕴楼彝器图录》印行，是年底容庚附记该书名单：“商锡永六部”，估计赠送1部、代售5部。商承祚读此图录，认为有些器物时代可疑，遂作《评宝蕴楼彝器图录》一文寄容庚，容庚读后寄还原文，并附《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商承祚作跋后一并刊登于《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百年纪念号》。在别人看来他们可能是“死对头”，但商承祚说，“殊不知我们是知己挚友，情谊非同一般，才会这样做”。

容商二老关于《宝蕴楼彝器图录》往还函

容商辩难始于青铜器，是形诸文字的学术争辩。次年秋商承祚任教北平，他们时相往还，朝夕相处，关于器物真伪问题的口头讨论更多。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一文中说：“希白于古文字研究造诣颇深，我不及他；而于辨伪鉴别则他不如我。我初购铜器，每受沽人之欺，经过不断研究，日有所得，希白是无切身之痛的。我谓伪，他谓真，各不相让时，希白事后却认真考虑研究，并不固执己见。此亦希白优点之所在。”

商氏所言“辨伪鉴别他不如我”，容庚可能未必同意。金文和青铜器是容庚的专长，他也有过“受沽人之欺”的经历，且他兼任古物陈列所鉴定委员，于厂肆之外观看摩挲过无数皇家藏器。陈英杰在《容庚青铜器学》中说：“容老在各种著作中辨别商周秦汉疑伪之作千件左右，集历代铜器辨伪成果之大成，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青铜器辨伪的最高水平。”

商承祚在该文中说：“有一次，他正在鉴赏一物，上镌四字，高兴之极，见我来了，兴致勃勃地大谈此物的妙处。我说，几天前我已见过，因器真字伪而未买。希白不信，又争论起来，我举证此四字是仿自某钟的，于是当场查阅该器，证明确伪，他不能不服。”查容庚日记，未能确认此次争论是何时为何器，1933年1月17日，“八时进城，至式古斋，见所存西瓜鼎，敷出耳上四字”，或可作为参考。

1931年1月17日，容庚日记所记甚详，且涉及两人辩论：“十时半与锡永同进城，逛古玩铺。在大古购得铜轴头一，色泽佳，价2元未付。在大吉祥见一洗，鱼文清晰，索价60元。锡永在古光购得香炉槃，乃嘉平元年物，香炉失，槃有三孔，有与香炉足相连者。锡永不知，以为后凿，欲觅工填补。余告以故，乃止。槃破而字佳，且北汉物，亦罕见。”同年2月1日，他们又在式古斋、雅文斋购鼎、爵、镜，3月14日又在式古斋购铜器四件。可惜日记中再未见他们辩论青铜器真伪问题的记载。

商承祚在该文中总结他俩辩难时说：“我们在学术上争论归争论，友情归友情，争过就算数，绝不耿耿于怀，不因争论而影响朋友之情。”

日记中也有容商互相代购器物的记录，如1931年2月20日，“商锡永为购宜侯王洗，价35元”。

辭工爵拓片及容商二老题跋

明义士曾购一辭工爵存在容庚家中，此为容庚欲得未得之物，也与商承祚有关。容庚记：“大泉山房物，还以百六十金不肯售。明义士牧师以百七十金得之。”商承祚补记：“希白畀价百六十元，后予曾为作缘，多增十金，大泉已首肯而希白犹豫。不十日遂为明义士攫去，希白终不能得，无悔小惩大戒，戒之戒之，为之掷笔一笑。商承祚。”容庚逛古玩店购物，谨小慎微，斤斤计较，为十元钱丧失一珍品，商承祚以此取笑，纯属善意。此爵拓片除容商二记外，尚有唐兰、吴其昌题跋，十分珍贵，现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容庚日记1932年5月10日，“吴其昌、唐兰留吾家，为题藏器”，商承祚补记可能作于此后。

同处一室 友情变味

《容庚北平日记》止于1946年2月26日。前一天日记：“钞《画目》。下午访顾正容、孙海波。接顾通知，27日上午七时半与白崇禧同航空往重庆。饶引之请晚饭。”当天，容庚拜访了乔振兴、顾正容、徐宗元、朱鼎荣、孙海波、林志钧等人，然后“收拾行李”。

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容庚与顾正容与其同机飞往重庆，然后转赴桂林任教，在重庆与商承祚也有短暂聚首。第二年，容庚在《甲骨学概况》一文中写道：“去年春，余至重庆，商氏方卸盐署职，归自贵阳。自谓‘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余，聚首数日而别。”商承祚在《我与容希白》中也说：“1946年，希白到重庆，适我卸盐务职，归自贵阳，复得相见，我谓之曰：‘学不进而刻印则工’，以数印示希白，欢聚数日而别。”此后的容商关系已是日记以外话题。

总结《容庚北平日记》20年间所代表的前30年容商交往，可谓亲密无间，也成为后30年容商关系的基石。陈炜湛在《忆容庚师》一文中说：“二老结交垂60年，不仅同乡，而且同学、同行、同事，情深谊厚，非他人可比。”他接着写道：“可是二老亦常‘抬杠（争论）’，有时还当着我们后辈的面‘抬’得面红耳赤，‘抬’完‘杠’，又和好如初。”

容庚日记手稿封面

容庚脾气犟，性子急，商承祚知道他“顶起牛来一顶到底”，因此见他脾气来时，“就往往不吭声，让他三分，待他气静以后，再徐徐与之分辩”。容商性格各异，由此可见一斑，而且60年不变。

后30年“抬杠”内容与前30年有所不同，陈炜湛说：“有时‘抬’得激烈，容老急不择言，往往有半似戏言半似责难之辞，如‘你是甲骨文的逃兵’，‘几十年来做了些什么？’每闻此言，商老往往不辩不驳，以示让他三分。”

这些责难显然不同于早年的容商辩难，甚至超出了学术范畴。

黄天骥在《老圃秋容淡——实话实说的容庚教授》一文中讲了一个故事：“”期间为打击容庚“气焰”，中文系召开批斗大会，重点揭发其盗家文物行径。批斗者一个接一个发言，主持者勒令其“必须坦白交代”，但容庚坚决不承认盗家文物。主持者大怒，一招手使出杀手锏——台下容庚一位老朋友站起来说：容庚，怎么没有！你把贵重文物××鼎，卖给了美国人×××，时间是×年×月。于是现场群情激愤，“打倒容庚”口号此伏彼起。这一险情被容庚机智化解——他先是老实承认，然后说：那个鼎是假的，我把假古董卖给了美国人。群众先是一愣，随后哄堂大笑。

那个“老朋友”笔者怀疑是商承祚。容庚虽然见招拆招，化险为夷，但他内心的疙瘩是很难解开的。笔者就曾确切地听说过容商晚年失和的传说，相信并非空穴来风。1983年1月，商承祚作《我与容希白》一文，拟作为是年秋容庚90大寿寿言，“并博希白一粲”。该文对容商后30年交往一笔带过：“全国解放后，经院系调整，我与希白同在古文字研究室工作，又成了同事，复同住一楼，一上一下，直到如今。”友情如酒，越老越醇。容商友谊这坛老酒到晚年却有些变味，一定是掺杂了个性、学术以外的东西。商承祚在该文中说：“在‘批林批孔’阶段，希白认为孔子有其好的一面，要分析，不应一棍子打死，否则无以服人。后来虽几经批斗，从不低头，‘真金不怕洪炉火’，此其可敬之处。”笔者以为，这一段话是我们理解晚年容商关系的关键——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致使容商关系失和，60年友情变味。

1983年3月6日，容庚逝世，商承祚听闻“犹如晴天霹雳，为之涕泗滂沱”，他在《我与容希白》附记中感叹“六十年老友，只希白一人而已”，寿文于是只能改为哀悼之用。莫向山阳过，邻人夜笛悲。康乐园内容商二老，从此只有依旧着唐装穿行于校园的商老一人。

张荫麟的历史观与治史路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关键时期，历史学经历了传统与现代、中学和西学的碰撞、融合。张荫麟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是参与者和见证者，其史学研究也受时代风潮影响。从他对历史的认识、研究历史的方法及其史学风格，可窥见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型和时代之思潮。

张荫麟《中国史纲》 资料图片

“统贯”历史发展范畴

历史观包括历史哲学、史料观和历史编撰法三个方面。就历史哲学言，张荫麟最重要的见解体现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和《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中。他的重要贡献有两方面：一是对传统历史哲学的“抉见祛弊”。张荫麟将传统历史哲学家探求的法则分为五类：历史的计划与目的、历史循环律、历史“辩证法”、历史演化律和文化变迁之因果律，并将其分别对应不同的历史哲学。他对目的史观、循环史观、辩证法史观、演化史观、理想史观、唯物史观、气候史观和人物史观进行了辨析和阐释，特别是对将黑格尔视为目的史观的集大成者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二是总结归纳了历史发展的范畴。他认为历史不仅是“一时的静的结构的描写”，而且是“变动的记录”。他将其归纳为因果和发展两大范畴，而发展的范畴包括“定向的”“演化的”和“矛盾的”三个小范畴。他也承认这四种范畴不能涵盖历史上全部的史实，在这些范畴之外的史实乃为历史上的偶然。对于偶然，他从历史本身和人类认知的角度将其分为“本体上”和“认识上”两种，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尽量减少历史中“认识上的偶然”。

提出“笔削”之标准

就史料观言，张荫麟的见解体现在《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中，提出了“笔削”的标准。所谓“笔削”也就是剪裁，即在历史书写中如何选择史事。史事本于史料，“笔削”的标准即选择史料的标准。笼统地说，“笔削”的标准在于史事的重要性过于含混不清，因此张荫麟提出了更具体的标准：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训诲功用和现状渊源。

张荫麟也认识到了史料的局限性。他认为史料的限制有绝对、相对之分。绝对限制包括观察范围、观察者、观察地位、观察时之情形、知觉能力、记忆、记录工具、观察者之道德、证据数量、传讹、亡佚。相对限制包括由绝对限制而产生的谬误、伪书与伪器之未经发觉者、史家对史料的误读、事实之解释。对此，张荫麟列举的情形具体详备，但也有琐碎和交叉重复之弊。

对于史料的局限性，张荫麟试图减轻、克服。他认为随着科学和史学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者的增多和分工的精细将减轻相对限制。绝对限制也会因教育的发达、印刷术的流行、图书馆博物馆的兴盛而减轻。他特别看重报纸作为史料的巨大价值。此外，他颇有创见地提出了“历史访员制”，呼吁社会的同情与赞助，组织学术团体，依科学方法观察记录当下人类活动以保存现代史料。从这一角度看，张荫麟可以说是提倡“公众史学”的先锋。

贯通“专博”、追求“真美”、兼顾“雅俗”

张荫麟的历史编撰法不仅在学术专论中多有论述，也体现在其历史研究和通史编撰中。首先，他强调贯通“专”与“博”。博古通今本是史学的传统，但随着“西学东渐”的风潮，传统史学走向了专科化研究之路。张荫麟认为“观史”有钻观、纵观、横观三种方法。钻观、横观偏于“专”，而纵观偏于“博”。这对应不同的历史编撰思路，需针对不同目标读者采取不同编写思路，对专与博各有侧重。

其次，在历史编撰中张荫麟追求“真”与“美”的统一。他认为历史世界与自然世界一样，既是审美对象，也是穷理对象。作为审美对象的历史为“艺术化之史”；作为穷理对象的历史为“科学化之史”。两者的目的都是“显真”，前者所显为“真相”，后者所显为“真理”。这些论述体现了张荫麟论史的哲学思辨性和理论创建力。他推崇中国传统历史书写中的修辞用典，认为可提升历史之美。张荫麟历史写作的文笔修辞极具美感。

此外，张荫麟有意识地兼顾“雅”与“俗”。除了“真”与“美”，“致用”也是史学追求的价值。他写通史、编教材“以供一个民族在空前大转变时期的自知之助”，他认为历史写作的目标读者不仅是学界的专业人士，更包括社会民众、青年、孩童。因此，雅俗共赏、简明易懂、意趣盎然是张荫麟通史写作的目标，而实际上也成为其《中国史纲》《儿童中国史》的鲜明特色。这一点与当下“公众史学”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回归中国历史研究

张荫麟的历史研究始于考据，成名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是典型的考据文章，其后的《荀子解蔽篇·补释》《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等也是同类之作。但他并没有囿于考据之学，在清华大学读书和留学美国期间，他关注到中国科技史和西方史学，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中西交流史，翻译、引介西方史学理论，写就了《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张衡别传》《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历史之美学价值》和《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等。

张荫麟对西方哲学和社会学兴趣浓厚，在美国求学期间受到系统训练，《斯宾格勒之文化论》《道德哲学之根本问题》《道德哲学与道德标准》和《说可能性》是他社会学和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他认为实现史学转型要借助哲学革新理论观念和思维方法，借助社会学认识历史上的社会构造和社会变迁。经过哲学和社会学的训练后，他选择回归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在宋史领域，以跨学科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撰写了《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南宋末年的民生与财政》《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等作品。

“时风”与“学风”

通过对张荫麟历史观和治史路径的考察，可发现其史学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史学思潮之关联。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融合哲学和社会学之自觉。张荫麟对历史和历史理论进行哲学反思，并自觉运用哲学思维和社会学理论进行中国历史研究，以达到“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二是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之彰显。在战乱纷起的动荡时代，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国人心头，张荫麟也不例外。除了《中国史纲》《儿童中国史》，从《上海英日人八次惨杀我国同胞始末》《智识阶级应当怎样救国？》《中国民族前途的两大障碍物》等文中，可以鲜明地看到他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

三是空间与时间之“增减”。“空间之增”指历史研究的空间扩大，除中原地区外，关注边疆、世界，把眼光从帝王将相的政治活动转向民众的日常生活。除了正统史料，考古、档案、文物及域外资料都是可资利用的史料。“时间之减”指尽可能删除神话、考证传说，通过确凿的考据重新叙述古代历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不是从“天地剖判”或“混沌初开”说起，也不是从星云凝结和地球形成说起，而是从有文字记录的时始，以商朝为出发点，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以所知商朝实况为鉴别传说的标准，吸纳殷墟发掘的考古研究成果。

四是对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和阶级概念之利用。张荫麟早已关注到唯物史观，他利用唯物史观社会形态学说中的部分概念和分析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并使用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路径。

民族危机刺激张荫麟史学研究中民族主义之彰显，而中国近代史学转型中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唯物史观两股思潮也在其史学研究中有所体现。他的历史观和治史路径有创新独到之处，亦有鲜明之时代印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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