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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斐：李白能否代表盛唐气象
李白研究中的“盛唐气象”之说，在近三十年前学术界曾展开过一场讨论。有同志认为李白诗歌总的说来是对“盛世”的歌唱，反映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我则认为李白对现实怀着深刻不满，他的作品总的说来反映了唐代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过程。与上述总的认识相联系，在对李白诗歌的感情基调、创作分期以及历史背景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上，均存在明显的分歧。当时参加讨论的同志多持调和观点，即认为双方的观点各有得失。窃以为两种观点是不能加以调和的，因此在近年发表的论文中又重申了过去的见解。
最近读了李泽厚同志的文章《盛唐之音》（《文艺理论研究》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他所谓“盛唐之音”与“盛唐气象”之说的确是完全一致的。再如，不久前在西安举行的唐诗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过去研究李白偏重批判揭露现实方面，忽略了“盛唐气象”，认为如此便无从提高民族自豪感云云。
可见，关于李白作品是否反映了“盛唐气象”的问题，仍有继续加以探讨的必要，这关系到对李白的总认识和总评价。
盛唐与“盛唐气象”
现代论家所谓“盛唐气象”，由前人“四唐”之说的“盛唐”演绎而来，但二者的内涵却不相同。
唐诗分期，肇自南宋，成于晚明。严羽《沧浪诗话》分唐诗为五期：唐初、盛唐、大历、元和、晚唐，为唐诗分期之始。继而元杨士弘《唐音》分为四唐：唐初、盛唐、中唐（又析为大历、元和二体）、晚唐。明高棅《唐诗品汇》分为六唐：初唐之始制（贞观、永徽）、初唐之渐盛（神龙到开元初）、盛唐之极盛（开元、天宝）、中唐之再盛（大历、贞元）、晚唐之变（至元和）、晚唐变态之极（降而开成以后）。以上三种分期，高棅将开元、天宝直接大历；严、杨二人虽未明确限年，所谓“盛唐”亦指开元、天宝（如严羽推尊盛唐，有“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云云），中唐亦自大历始。值得玩味的是，为什么他们都要跳过天宝与大历之间的肃宗朝及代宗前期？因为这段时间正是安史之乱！他们似乎感觉到把安史之乱归入盛唐于情理不合，却又不愿归之于中唐，为什么？因为这段时间最活跃的诗人是李白和杜甫（尤其杜甫，绝大部分创作均在安史之乱以后）！按照他们分期的标准，这两位大人物都必须放在盛唐。
因此，实际上他们把安史之乱归入盛唐，却在字面上加以回避。晚明沈骐《诗体明辨序》修正高棅，便打消了顾虑，将各期的限年衔接，定为：初唐（高祖武德元年至玄宗先天约一百年）、盛唐（玄宗开元元年至代宗大历初约五十年）、中唐（代宗大历初至文宗太和九年约七十年）、晚唐（文宗开成元年至昭宗天祐三年约七十年）。四唐之分从此固定下来。在上述分期过程中，前人对安史之乱这段时间始则加以回避，终于明确归入盛唐，这就说明他们分期是由诗歌本身而不是由社会历史着眼（若由社会历史着眼，则安史之乱当然不是盛世而是典型的乱世），“盛唐”之盛系指诗之盛而非社会历史之盛。
恰恰相反，现代论家所谓“盛唐气象”主要是针对社会状况而言，如李泽厚同志在文章中认为，李白出现在唐代社会“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他们这个阶级（指世俗地主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在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根据他的论述，甚至安史之乱也属于“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
前人所谓“盛唐”仅指诗之盛，他们仅仅说明现象并未加以解释；现代论家所谓“盛唐气象”则指诗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之盛，他们对现象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李、杜与盛唐诸人 是很不相同的
任何文学现象，归根结底都是各民族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因而都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生活找到解释，这是没有疑问的。然而，文学的盛衰并不决定于社会的盛衰，社会的兴盛不一定带来文学的兴盛；相反，历史上许多文学的繁荣时代恰恰出现在社会衰变或的时代。《诗经》、屈原、建安文学等等，便都不是出现在社会繁荣的时代。唐代总的说来在社会和文学两方面都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但二者在各个阶段的发展也存在不平衡。按照前人“四唐”之分，在盛唐前期，文学与社会的发展是平衡的，到后期便出现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就表现在李白和杜甫身上。盛唐前期，在繁荣的盛世固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诗人，但整个唐代最优秀的两位诗人却不是出现在盛世，而是出现在社会急剧变动以至全面崩溃的时代。盛唐前期的诗人，对李杜来说有的是前辈，有的是同辈（有的比他们的年纪还小）；但彼此成就和作品反映的时代却迥然不同。
现代的文学史家将盛唐诗人分为边塞诗与田园山水诗两大派，不为无见，盛唐多数诗人均可大致由此分类。边塞诗的豪壮和田园山水诗的宁静优美，从两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也许可以从中看出所谓的“盛唐气象”吧！但怎能由此说明李白和杜甫？李、杜也写过边塞诗和田园山水诗，但他们既不属于边塞诗人亦不属于田园山水诗人，其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非任何单一题材所能范围。置身于盛唐诸人当中他们是真正的巨人。李、杜迥别于众人，最明显的地方就在他们与社会政治的密切联系，在于他们作品所具有的批判和揭露的性质。在这方面，开元诗坛许多昙花一现的人物，如王翰、王湾、王之涣、崔颢、崔国辅、李颀等人固然不可企及：即如孟浩然、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孟卒于开元末，王卒于天宝末，其余三人均经历了安史之乱，活动年代与李、杜相侔）亦无法企及。如果说三王、二崔、一李以及孟、王、王、高、岑反映了盛世的繁荣，李、杜则反映了盛世的崩溃——盛极而衰的历史过程。
李、杜区别于盛唐诸人的鲜明特色，也是到了后期才表现出来的。我有一个看法：李、杜都是大器晚成，他们成为伟大诗人都是从四十四岁那年才开始的。关于这点，杜甫很明显，他在四十四岁（天宝末年）之前的作品总共百余首，佳篇屈指可数，其成就决不在王、孟、高、岑诸人之上。至于李白，则需要对他的创作做一番分期和分类的考查。
关于李白创作的分期和分类
盛唐气象论者为论证李白主要活动在盛世，他们把安史之乱的爆发作为分界线，强调他的前期。我则把两年供奉翰林作为李白创作历程的分界线，强调后期，认为他成为伟大诗人是从四十四岁（天宝三载）辞官开始的。后期作品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期，更重要的是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李白终其一生，他的主要寄托于政治，苦恼、忧愁、愤懑不平均由政治失意而来，抒发政治上的怀才不遇就成为他的抒情诗中最常见也最重要的主题。我把这类作品称作政治抒情诗，指的是以《行路难》三首为标志的后期作品。李白前期也有抒发怀才不遇的作品，或徒作豪言或感叹功名未遂，均未涉及政治现实，因而显得空洞无力，艺术上也缺乏特色；这只要举出《淮南卧病赠蜀中赵徵君蕤》和《东鲁行答汶上翁》就行了。受谗辞官以后，由于对宫廷的与黑暗有了切身体验，深感到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才使他的抒情获得充实而深刻的内容，具有政治抒情诗的性质。总的说来，李白政治抒情诗既是他个人悲剧一生的忠实记录，同时又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盛极而衰的历史转折——从危机的酝酿到发生的全过程。
政治抒情诗既是了解李白生平思想的基础，同时他在其它作品中所流露的复杂情绪也只能由此获得正确解释。比如，既然李白始终热中政治，为什么又写了许多游仙诗呢？这类作品也是前后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大率而言，前期游仙诗要为附庸时尚（藉以抬高从政身价），诗歌意境荒诞不经（如《登泰山》六首）；后期游仙诗要为挥斥由政治失意而来的幽愤，用高蹈忘机的姿态表示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诗歌意境富有人间的情趣，并往往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情绪（如《梦游天姥吟》、《庐山谣》等诗）。
再如饮酒诗，前期代表作《襄阳歌》：“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狂则狂矣，但诗中别无寓意，其所呈现的诗人形象无异一个放大的山简；长安时期所作《月下独酌》：“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佯狂放诞背后隐藏着无法排遣的苦闷，充分表明了他对宫廷的失望和在宫廷权贵中产生的孤独感；辞官以后所作《将进酒》：“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用醒！”这是诗人因政治上受谗遭疏而郁积胸中的愤懑的爆发，是他由于“济世”理想无法实现而对现存社会秩序表示的抗议！诗中显示的诗人形象既是狂放不羁的，同时又以无比忧郁而愤怒的情绪给人以严肃的印象：这才是我们所熟悉的李白。再如山水诗，虽然一般并不具有社会政治色彩，前后期作品却也有不同的特色。大体上说，前期山水诗色调冲淡（如《渡荆门》、《望天门山》等）；后期山水诗色调凝重（如《蜀道难》、《望庐山瀑布》、《上三峡》、《游洞庭》五首等）。毕竟凝重比冲淡更能代表李白风格，归根结底这取决于诗人的社会经历和思想性格的老成深化。
以上对李白作品所做的十分粗疏的分期和分类考查，说明他的主要成就在后期，作为一个伟大诗人他的思想和艺术是到了后期才完全成熟的。所谓后期，包括玄宗天宝和整个肃宗朝。前人把这段历史归入盛唐，上面讲过，这属于诗家的分期并非史家的分期。若从史家角度看，与安史之乱相始终的肃宗朝自不待言，便是玄宗后期亦决非盛世。现代史家范文澜先生认为唐中期的社会祸乱实由开元二十四年玄宗专任李林甫开始，而把整个天宝称为“酿乱期”，是完全正确的。
既然历史记载和李白诗歌本身提供的都是危机四伏和的现实，“盛唐气象”究应从哪儿去找呢？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主要是从艺术欣赏角度，从李白作品的风格和感调直接得出结论的，用李泽厚同志的话说那就是“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闪灼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等等。因此，为了把问题说透，下面我们也从这个角度做一点分析，看看误解究竟从何而来。
李白的“豪”与“悲”
前人关于李白风格有过许多形容，诸如“壮浪纵恣”、“豪放飘逸”、“英骏雄迈”、“淋漓酣恣”、“豪迈俊逸”等等，要之均突出一个“豪”字。“豪”固然是李白风格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对李白的理解仅止于此总还表面一些。近人高步瀛云：“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此太白本色”，复云：“沉痛语以骏快出之，自是太白本色”（《唐宋诗举要》）。这种见解就比前人的看法高明得多！高明之处在于他能从“豪”与“骏快”的表面看出“悲感”与“沉痛”的实质。“白发三千丈”、“但愿长醉不用醒”，豪则豪矣，要之还在表达极度的悲感。现代论家所谓“解放精神”、“奋发的情感”以及“青春活力”云云，便也是见“豪”不见“悲”，其结果不但在对李白的总的认识上要产生误解，即对作品本身也往往要产生误解。
例如，李泽厚同志为论证“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征引了《将进酒》、《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城谢眺楼饯别》、《江夏赠韦南陵冰》、《客中作》、《下江陵》。这六首诗，除后两首写作时间难以确定外，前面四首都是后期作品（其中《江夏赠韦南陵冰》系安史乱中流放释归时作），都是以淋漓酣畅的辞句表达出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和失望，即所谓“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
李泽厚同志的误解便是出于见“豪”不见“悲”，因此作出了“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这种显然违背事实的结论。天宝年间且不说，到了安史之乱也仍然是“走上坡路”，仍然是“欣欣向荣”的历史时期么？这未免离事实太远了罢！
李白风格上的“豪”与“悲”，实为诗人思想矛盾的一种反映（归根结底这又是由盛极而衰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矛盾，简单地说，就在于他对现实的看法是悲观的，但他的人生理想是积极的；在于他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由于他始终不向任何一面妥协，因此终生处于“仙宫两无从”（既非官亦非隐）的困难地位，而这恰恰是他终于成为伟大诗人的重要原因。正是这种无法解决的深刻矛盾，使他对许多事物的态度反复无常。也正是这种矛盾所激起的感情波涛，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悲感至极而以豪语出之”、“沉痛语以骏快出之”。“悲感”、“沉痛”，决定于诗人对现实的悲观看法；而他竟能以“豪语”、“骏快”出之，则由于他不愿向现实屈服，决定于他的积极的人生理想。要之，李白思想风格是复杂的，必须同时看到矛盾的两方面才能正确认识李白，充分领会李白诗歌的深刻性及其艺术魅力。
古人仅看出李白不满现实和不愿同流合污方面，误把他挥斥幽愤之语当真，因而认为他“飘然有超世之心”；今人则偏执于另一方面，仅看出他的积极的人生理想而无视他对现实的极度失望，见“豪”不见“悲”，误把理想当现实，因而把他说成“盛唐气象”的代表。“飘然有超世之心”说与“盛唐气象”说，实在是古往今来对李白的两大误解。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