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铁血中华》中主角的老对手——湘军
《1852铁血中华》中，主角韦泽从广西到天京行程中，一路上打得最多交道莫过于湖南的清兵。在脱离太平天国后，从广州一路挥师打到东北，也是湘军一路陪伴清朝到最后，做到传统士大夫的“忠君爱国”。
湘军的含义
湘军，一般意义上是指晚清朝廷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按照清朝军队命名，朝廷称作湘勇，主要军事统帅为咸丰、同治时期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
曾国藩画像
如延伸到时期，包含湖南地方军阀部队，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军队，直到改编湘军，由地方军阀性质部队改造为半中央军。到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半中央化的湘军，湘军的历史到此结束。
湘军的称呼由来
清朝入主中原后，军事兵员逐步形成了兵、勇、丁三级体制。“兵”特指八旗兵、绿营兵，由朝廷提供军饷的国家军队，而且父老子继，算得上“铁饭碗”；“勇”则是官府在战时招募从军的临时人员，不被国家承认拥有军籍，只有临时薪饷；“丁”是完全靠地方豪绅供养的团练一类，不用官府出钱供养。
传统清兵
所以按朝廷旧制，湘军只能称作湘勇，不敢逾制。然“湘军”一词开始使用在曾国藩占领安庆后，1864年曾国藩开始较多使用“湘军”，但也与“淮军” 、 “豫军”等名词混用。
胡林翼
“湘军” 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正式使用在1867年。这年曾国藩为金陵建造的三个昭忠祠——湘军陆师昭忠祠、湘军水师昭忠祠、官绅昭忠祠作记，撰写了《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文中曾国藩第一次真正意义的正式使用“湘军”名称。
《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
但真正能够使“湘军” 一词被确立和流行至今的功劳，当归属于曾担任曾国藩的幕僚湖南名儒、历史学家——王闿运。
王闿运
1881年王闿运完成了他的的著作《湘军志》 。 在这部书中，王闿运梳理和归纳整个湘军系统，并把各个体系的湘军势力和人物都归在“湘军” 这个名称下，这就等于界定了“湘军” 概念。
《湘军志》
湘军的起源
湘军起源于江忠源。江忠源这也是我们主角韦泽的老对手之一，直到韦泽都督发动第二次北伐，其才被消灭。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县举人，1851 年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江忠源即组织了 500 人队伍赴广西参加平定起义，初时江忠源这支队伍称楚勇。
江忠源
在《1852铁血中华》中，战长沙一段中，左宗棠便称赞江忠源所编练“楚勇”厉害。
左宗棠
1852年，太平军走出广西，进军湘鄂，四处战无不胜，所向披靡，各地绿营和八旗兵不堪足用，彻底揭开清朝腐朽的兵役制度，清廷便下放权力，饬令各省举办团练，以助剿灭太平军。
太平天国疆域
1853年1月21日，回乡奔丧曾国藩奉命帮湖南巡抚张亮办湖南团练。但实践过程中，曾国藩认为团练不足恃，决定新组建一只军队——湘勇，这时湘勇开始大规模编练起来。
1854年是一个重要转折之年，曾国藩用“水师陆军” 、“水陆官军” 等正式军队的词语来称呼自己编练的军队——湘军。
湘军
湘军的军队组织
1.将士成分及选拔
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其中多以一些落魄不得志的书生为主。一方面受过圣人教育，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功名，更渴望飞黄腾达，光耀门楣，所以在战场上会誓死效命。曾国藩通过自己的人脉关系，拿着吏部下发的空白告身，联系亲朋故旧，通过他们组建团练，让他们自己掏钱找人组建队伍，曾国藩再给予他们相应的官阶，所以湘军是一个同乡、同学、师生和亲友的复杂关系联合体，将中国古代的“知兵知将”和“兵愈愚，将愈智”深入贯彻起来。
清朝书生
曾国藩制度定严格的选将标准。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把德放在首位，符合传统礼教，并把德的内涵概括为“忠义血性”。他提出带勇之人，第一要能够管理百姓，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顾及身前生后的名誉，第四要长期耐受住辛苦。而忠义血性”的将领主要应从既受封建礼教熏陶又少官场恶习的儒生士子中去选择，做到领兵将领是有知识文化教养的人。
湘军将领李续宾
选将制度逐级细分，湘军将领的设置、调任和升免决定权在统帅手中，朝廷兵部插不上手。湘军内部选将制度自上而下地逐级选拔，曾国藩认为这种选将方法犹如树木，“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能极大提高军队的凝聚力、战斗力。
曾国藩主张不在市民而在乡农中招募兵员，所以湘军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老实巴交的农民。曾国藩认为市民中多狡猾诙谐之辈，而乡农中招募的兵员多朴实壮健，有利于灌输封建的忠义伦理思想，以便于适应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
使用简易的工具把棉花搓成棉绳的农民
湘军的士兵由各营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曾规定，“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凡无保者，概不招募。
左宗棠收复新疆
这种作保制度，保证湘军群体大多相互认识，沟通方便，又有血缘关系，是比较牢固而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士兵由统兵将领亲自挑选成军，很好地解决将领不能“知兵”的问题，顺带化解指挥不灵、应战能力不足，军心涣散这几个问题。
湘军将领
曾国藩怕湘军吃亏，为湘军写了诸多朗朗上口的军歌，如《陆军战胜歌 》、《爱民歌》等，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用传统封建礼教家三纲五常、上下有尊卑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湖湘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平定太平天国起义的主力部队，有效维护了清朝封建统治，为清朝续命。
清兵
2.湘军编制装备和薪饷
曾国藩编练湘军，以营制为基本军事单位，采用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的”束伍”成法，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
湘军水师
陆军每一营为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每十人为一队，一队设置什长；每八队为一哨，一哨设有哨长，统以哨官；每四哨为一营，辖以营官；余为亲兵，直辖于营官。每一队的武器为抬枪、刀矛、小枪等长短兵器，相互配合作战。
湘军编制
水师每一营同样为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三十员在外），有长龙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只，各十四人。每船为一哨，设哨官一名；哨官之上，以营官统帅。水师的船只装用各类火炮，但还要装备小枪刀矛，以备跳荡近战之需。
湘军水师
此外，湘军还设有营务处和粮台，管理湘军的军务与后勤，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后勤保障体系。湘军的“长夫之制”，类似西方近代军队中“辎重兵”，每营配长夫180名，承担搬运军需物资的任务，分工明确，军队后勤有保障，湘军正兵平时便可集中精力训练，战时一心一意投入作战而无后顾之忧。
湘军劲旅——“霆军”——鲍超
湘军营以上单位设置统领，每位统领管辖数营到数十营不等。其后又在统领下增设分统，以便于指挥。在武器装备上，曾国藩虽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但还是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尤其是洋炮，同时自设造船厂和武器制造局，仿造新式武器。
清朝抬枪
湘军跟明代戚家军一样，采用募兵制，因此湘军的薪饷要高于绿营兵。具体为：陆师正勇每月薪饷为银四两二钱，而绿营步兵月饷为一两五钱；马勇每月薪饷银七两二钱，绿营骑兵月饷才二两。湘军士卒的每月薪饷几乎是绿营正规军兵士月饷的3倍。另外湘军水师的饷银又优于陆师，同时湘军兵士负伤有抚恤，攻城掠地后“不封刀”有赏银，如此重金厚饷养兵，湘军军心自然稳定，因此湖南农民把当兵发财成了一大副业。
湘军瑞州之战
湘军的作战战法
湘军初建之时，并无太多实践经验，曾国藩等人以史为鉴、以战争为师，屡败屡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治军之策、战阵之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
《曾国藩庆贺太平宴》
1.结硬寨，打呆仗
湘军统帅以太平军战法为师。太平军善于挖工事，挖堑壕，筑土墙，打“龟壳战”，打防守反击，每次清军进攻很是吃亏。曾国藩也破解不出“龟壳战”的方法，秉承“破不了你，就变成你”的理念，效仿太平军“扎硬寨”，结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湘军无论攻坚防守都坚决执行“扎营”原则，行军打仗必扎营，而“营”的标准是能防御敌人的坚固阵地。
“结硬寨，打呆仗”是湘军战法最本质的体现。凡湘军行军所至，必以精兵悍将开路，后勤辎重排在中间。休整等待时，必筑垒如城，掘壕如川，扎营以自固，外围要有拒马，壕沟，陷阱，鹿砦，鹿砦的背后是一丈高的围墙，墙上有用来射击的枪眼，防敌明攻暗袭。曾国藩等湘军统帅极为重视部下驻扎营垒，并制定“ 扎营之规”，涉及扎营之地势地形，筑墙，挖壕，修篱，开营门的规模、种类、样式，并强调每到一处扎营，不论刮风下雨，立即修筑高墙挖通濠沟，不能有半点松懈。
清同治《平定太平天国陆战图》
2.水陆相依与长期围困。
湘军成立的目的便是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由于交战条件在长江流域，河湖纵横，水网密布，需要水师地支援配合。因而湘军出征，陆师、水师同步进行。陆师是攻坚主力，水师参与打援，为陆师提供炮火支援，切断太平军水上供应线，保障陆师军饷、军粮、军械等后勤供给。在安庆、金陵等重大攻坚战役，就是水陆相依配合的成功战例。
湘军炮击太平军水师
面对擅长占地据城自守的太平军，湘军采取“ 长围久困” ( 胡林翼称之为“ 长堑围屯” ) 之策。背靠清廷这座大山，物资充沛，湘军在进攻一城一地时，必先筑起高墙，挖通长壕，阻绝敌方援兵，断绝防守方的物资补给，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只需等待被围困方防守力量减弱，发生内变。同时将围城攻城与野战相结合，与打援相结合。
清光绪《平定太平天国战役图》局部
湘军早中期的武昌、袁州、九江等之战，少则围困其数月，多则围困其一年，甚至二年，而后期的安庆之战长达二年，双方数十万军队反复争夺。金陵之战采取“ 欲拔根本，先剪枝叶” 的方针，取战略大包围之势，战争历时两年多，双方集中精锐主力数十万人，倾全力搏斗。 安庆、 金陵皆在长围久困中被攻破。 后来，平定捻军时，亦采取长围久困战略，捻军就在这种“ 圈围”中败灭。
湘军围城
3. 歼敌全军为上，占地次之。
湘军统帅特别强调既要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也要保存军队实力，控制伤亡，反对四处浪战强攻敌人白白地浪费兵力，反对为攻占城池而打仗。当己方达不到攻占某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目的时，应强调“ 全军以待大举”，等援军到了再动手。安庆、金陵之战，虽然夺取城池是最终目的，但围城打援、消灭援军是重要目的。
《克服金陵战图》
湘军曾国藩有“曾剃头”的称号，就在其肆无忌惮地屠城，斩杀俘虏，手段残忍之极。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所著的《能静居日记》中，详细记载了曾国藩指挥湘军三次屠城，咸丰八年四月，破九江，城中二万军民被杀；咸丰十一年八月，破安庆，数万军民被屠；同治三年五月，攻破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又进行了屠城。三次屠城一次比一次惨烈。
《投名状》剧照
曾国藩认为屠城是小儿科，对于投降或俘获地太平军更是花样百出地俘虏，以达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地目的。太平军与湘军常年交战的地方，双方展开拉锯战，对于被迫蓄发的百姓，清军保持留发不留头的态度，湘军等部队破城即屠戮，由此引发的饥荒和瘟疫，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当地往往十室九空，“人迹罕见”
《投名状》中诱杀太平军俘虏
湘军的解体
湘军采用募兵制，效忠的对象是曾国藩、胡翼林等地方汉人势力头子。在清廷眼里看这些私家军队，只知道效忠将领不效忠国家，在封建王朝王权顶峰的时代，这些军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清廷虽倚重湘军，但还是不信任地方汉族武装，曾国藩深谙这一点。
1904年世博会上展出的卡尔所作的慈禧太后画像
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不久，曾国藩思考周全后，便主动决定裁员，向朝廷表忠心。主要有2个原因，
第一，湘军的月响高，军费全靠厘金制度，湘军四处设卡征税，盘剥过往商人，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湖南商路不通，财力匮竭，无钱养兵。第二，湘军弊病太多，难堪重用，社会名声太臭，每次破城后，大肆劫掠、焚烧、屠戮，这一点成为其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曾国藩死后，湘军逐渐缺少了灵魂人物，逐渐势弱，湘军走下神坛。
湘军的影响
1.对政局的影响
湘军的"兵为将有"的局面，对晚清政局也产生重大影响。"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重要将领及其幕僚，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都官至总督、巡抚等大员高位。整个湘军系统中有15人做到总督之位，14人官至巡抚之职，至于其他品阶的大小文武官员不计其数。
李鸿章
根据清代定制，总督、巡抚被委以行省大权，下面设置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分管一省的民政、财政、按劾和司法，可谓是省里“一把手”。但承宣布政使司与提刑按察使司还是听命于六部，可以单独奏事，事权独立，惟部臣有管辖的权力，总督、巡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地位。因此中央六部可以牢牢地控制总督、巡抚，全国行力集中于中央朝廷。
清朝总督巡抚辖区图
但这种清代沿用格局到湘军地将帅统领担任总督、巡抚后，发生了极大改变。因为手中有兵有将的督抚可以把两司降为下属官，不听朝廷部臣指令，朝廷见状只能哄着，也不得不予迁就，因而在晚清形成督、抚事权过重的局面。
湘军集团出任总督
2.对兵制的影响
湘军的兴起，使清代兵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将清朝原有的常备军绿营扫地出门，兵权握于兵部，归于中央的局面被打破。曾国藩对湘军拥有极大的指挥调度权力，自成一派。当湘军在实际上取代绿营时，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便代替了清朝国家经制的绿营世兵制度，湘军的出现在客观上使清政府的军事和行力下移，落入地方汉族势力之手，清政府中央的权威被极大地弱化，近代北洋军阀的起源，实始自湘军的"兵为将有"。
伦敦新闻画报》里描绘的清军绿营官兵，可见其装备的火绳枪，还有弓箭手和藤牌手
3.对军事思想的影响
湘军“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法对后来中队产生巨大影响，这种机动性和主动性都差的战法被后来的地方团练、中央政府军、军阀部队延续了许多，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火器的进步，这种战法就越来越不合时宜，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甲午战争期间，清军仍然采用这种战法，缺乏纵深的防御，被日寇常常迂回到其侧后突破。乃至到了抗战初期，军队仍然没有放弃这种消极防御的战法，结果又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1895年3月4日，中日军在牛庄巷战。
4. 对民族和国家的影响
湘军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毫无疑问维护了清朝的封建统治，为清朝续了几十年的命。但同时又屡次参加了抵抗外侮的战争，包括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南关战役、台湾抗法，甲午牛庄血战等，所参加的历次战事中展现的淋漓尽致，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湘军的建立和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麾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开启洋务运动，客观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培养一批科学人才。
洋务运动
湘军“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精神，在中国近代史留下“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抗日战争中，湖湘子弟用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在湖南拖住日寇7年之久。
镇南关战役
“一群湖南人，半部近代史”，湘军在很大程度上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湖南人抓住历史机遇，进而引发出一大批人才，在中国近代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新中国开国大典
魏源，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司门前人 。中国近代史始于战争，结束于新中国成立。
细说格列高利十三世改历，1582年10月份为何会消失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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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翻开现行历法，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便是在1582年的10月份少了10天，即10月5日至10月14日并不存在，也就是说在1582年，人们过了10月4日之后，第二天便变成了10月15日。这一切，还要从儒略历与回归年的偏差说起。
从罗马历到儒略历在第一任罗马领袖罗慕路斯建造古罗马城，制定古罗马各项制度时，在希腊历法的基础上制定了罗马历法，并于前738年开始实行。不过，由于该历法极为混乱，且与回归年（也称太阳年）差距太大，即便经过了数次调整，仍然与实际差距巨大。
第一任罗马领袖罗慕路斯
在最初的罗马历中，一年仅被分为十个月，其中六个月为30天，四个月为31天，也就是说一年仅有304天，并以每年三月份为新年之始。也就是说，罗马历的一年与回归年相差了约61天，这无疑给当时的人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第二任罗马领袖陆马·庞培留斯在位期间，为了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便又在原罗马历的基础上，于每年年初和年末分别增加了一个月，使得每年变成了12个月共355天。即便如此，罗马历与回归年之间还是相差了约10天。
为了尽量贴合回归年，陆马·庞培留斯又规定每隔一年再增加一个22天或23天的特别月。
到了前46年，罗马历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实际情况，以至于当时的执政者凯撒不得不在特别月加入90天，才能实现月份和季节的统一。这种局面下，历法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于是，凯撒在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数学家、天文学家索西琴尼的帮助下，重新制定了一套历法用以取代罗马历，这便是儒略历（也称朱利安历），并于前45年1月1日开始实行。
儒略历中，一年被分为12个月，并规定单数月为31天，除2月份外的双数月为30天，在平年中2月份为29天，每四年设置一个闰年，闰年的二月份则为30天。如此一来，平年每年便有了265天，而闰年则有366天。
此后，随着罗马帝国的不断扩张，儒略历也迅速被传播到了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并就此长期扎根于此。即便后来罗马帝国衰弱，但直到十六世纪之前，西方国家大多使用的仍然是儒略历。
1852年历法改革虽然儒略历已经极为接近现代历法，但实际上距离回归年还有一定差距。儒略历以四年为一个轮回，四年共有365*3+366=1461天，平均每年365.25天，距离回归年的365.242199……天仍然有约0.0078天（即11分14秒）的偏差，也就是每128年会有一天的偏差。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
虽然儒略历与回归年的这种偏差短期内影响不大，但如果时间跨度太大，还是会有一定影响。例如每年春分在3月21天前后，但在几个世纪后，春分在儒略历上的日期便开始越来越提前，这不仅对耕作的农民来说极不方便，同时对于教会来确定复活节在哪一天也带来了麻烦。
到十六世纪时，对于已经推行了十几个世纪的儒略历来说，它的偏差已经越来越大，原本每年约11分14秒的偏差，经过长期的累积，已经达到了10天。这对于确定复活节造成了严重困难，因此时任教皇的格列高利十三世最终决定对儒略历进行一次校正。
为了校正的准确性，教皇召集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任命耶稣会数学家克利斯多弗·克拉维斯为委员会主席，要求其结合儒略历存在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当时，克拉维斯委员会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儒略历推行以来多出的十天该怎么解决，二是如何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防止以后再度出现相似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克拉维斯建议通过颁布官方声明，将这十天抹掉，确保将儒略历拉回到与回归年一致。于是，教皇于1582年2月24日颁布教皇训令，将1582年10月5日至14抹掉，于是这十天便从历法上消失了。也就是说1582年10月4日结束后，第二天便变成了10月15日。
对于教皇一个训令就抹掉十天，虽然有不少人都认为十分荒唐和武断，但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微乎其微。
对于解决第二个问题，相对就要复杂一些，毕竟要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历法运行规则，而且这个规则还不能太过复杂，要方便人们的推演。
经过缜密计算之后，克拉维斯委员会提出了一年有365.2422天的方案，这比儒略历的365.25天要更为接近回归年的实际。为此，克拉维斯委员会对于儒略历历法中“四年一闰”的规定予以校正，在“四年一闰”的基础上，规定整百年不闰，直到第四百年才是闰年。也就是说，普通闰年只要是4的倍数就可以，但到整百年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例如1900年便不是闰年，2000年才是。
教皇训令最终也批准了这个校正，这便是格列高利历法，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公历。
格列高利历法相较于儒略历虽然更为精确，但实际上与回归年仍有偏差，只是偏差减少到了每年25.96秒，每3300年才会出现一天的偏差，对于实际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影响。
当时，在教皇颁布训令后，罗马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迅速接受了这个校正，但英国却强烈反对，仍然坚持儒略历，拒绝“抹掉10天”。直到1752年，英国人才接受了现实，不过从1582年到1752年历法上又多出了一天，所以英国一会最终在1752年做出决定，磨掉了1752年9月3日至13日的11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