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是谁，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十万官兵决战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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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3月17日电 题：是谁，唤醒沉睡千年的黑土地——十万官兵决战北大荒
新华社记者李凤双、王春雨、王建、黄腾
在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北大荒博物馆，有一幅版画，题为《第一道脚印》。画面里，乌云低沉，垦荒勘测队的几位战士扛着设备，拄着木棍，行进在茫茫雪原，身后留下一行行脚印。
这里，曾是苦寒蛮荒之地。北大荒的拓荒史，始于先驱者的第一道脚印。
这是版画作品《第一道脚印》。（新华社记者王建威3月10日摄）
挺进！挺进！向荒原挺进！
为了开发这片神奇的黑土地，十万复转官兵奔赴北大荒，揭开了人类垦荒史上的壮丽篇章。
北大荒的沧桑巨变了不起！一代又一代北大荒人披荆斩棘、开拓进取。
昔日的亘古荒原，如今已变成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北大荒正努力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馆长丁军介绍铁道兵进军北大荒的历史（3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复转官兵在北大荒开发建设（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在北大荒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巨型浮雕作品《北大荒人颂》（3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在北大荒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复转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历史（3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挺进，向亘古荒原开战
今年91岁的老党员王在邦，曾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参加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式。第二年，他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1958年4月，王在邦带着妻子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来到黑龙江边陲小城密山，开发北大荒。
和王在邦一样的几万名复转官兵，当年吹响了开发北大荒的“集结号”，10万名官兵扛着红旗，挑着行李，穿过山林，越过沼泽，直插北大荒腹地。
时间回溯到1954年6月，王震将军来到黑龙江省汤原县，看望正在施工的铁道兵战士。当看到官兵们垦荒收获的粮食、蔬菜后，王震有了把大批留在黑龙江“办农场，为国家多产粮食”的想法。
王震将军找到当时的铁道兵副师长余友清，在谈话后的第二天，余友清就背了一个小包，带了一个警卫员去踏查。他们在蒿草丛生、野狼出没、沼泽遍布的北大荒腹地，长途跋涉，风餐露宿。
1955年1月，铁道兵部队的第一个农场——八五〇农场成立。
短短两年时间，铁道兵多个师的复转官兵1.7万多人挥师北上，先后创建了八五二、八五三、八五四等12个八字头农场。
在八五〇农场，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建起纪念雕塑（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曾参加过西南剿匪、抗美援朝的李胜清，1958年来到八五〇农场。刚站稳脚跟，1959年初，李胜清就把远在河南老家的父母、妻子、兄弟以及岳父母接来，和他一起开发建设北大荒。如今，李胜清一家在北大荒已有4代人，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工作在农业生产一线。
八五〇农场的建设，为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提供了经验，一批又一批官兵向荒原发起集团式进军。1958年，北大荒迎来开发高潮，当年10万复转官兵挺进北大荒。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参观者观看历史资料照片（3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开发，向广袤黑土地要粮
八五〇农场第一管理区第一作业站——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当时这里一片沼泽，野兽出没，风雪肆虐，荒草齐腰高。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摆放着当年使用的犁具、锄头。该馆馆长丁军说，当时没有农具，复转官兵就从日寇遗留的地下工事里捡来炮弹皮、废铜烂铁等，自制农具。
1955年5月，大地解冻，官兵们迎来了建场的第一个春天。一些低洼地还有冰碴，牲口在里面抬不起蹄，一步一趔趄。余友清提出人拉犁，年近半百的他跳进泥浆里，带头拉犁开荒。
在北大荒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开发北大荒第一犁的历史（3月10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在北大荒开发建设纪念馆，馆长丁军介绍当年使用的农具。（新华社记者王建威3月5日摄）
两天下来，余友清感到用50人拉一台犁，效率太低，他改装犁具，改进拉犁方式，用20人拉，后来改为12人或8人拉。就这样，开荒早期，靠人拉犁唤醒了沉睡千年的黑土地。
在余友清带领下，官兵们第一年就开出了14.45万亩荒地，做到了“当年开荒、当年生产、当年收益”。
王在邦回忆起当时的生产场景，那真是“早起三点半，地里三顿饭，晚上看不见，锁头把门，烟囱站岗”。
“但我依然不后悔，我骄傲，我是北大荒人。”老人说起那段岁月，依然澎湃。
今年105岁的郭德福老人，1955年10月来到北大荒，曾担任八五〇农场的生产队队长。他说，当时苗出来后，没几天杂草就封垄了，草比苗高，在苗长成期间，战士们需要一遍遍用手拔、用锄头锄去杂草。这对拿惯的战士们来说，需要巨大的耐心。
这是北大荒第一代垦荒人、八五〇农场离休干部王在邦（3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北大荒第一代垦荒人、八五〇农场离休干部王在邦敬军礼（3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1956年5月，八五〇农场派副场长黄振荣前往南横林子创建八五二农场。他带队当年开荒20万亩，这个农场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铁道兵农场。
向荒原要粮何其艰难。黄振荣的儿子黄黎听母亲讲述了一件事：一天，黄振荣接到指挥部通知，冒着零下40多摄氏度的极寒，走了50多公里，连夜赶回场部开会，脚指甲生生冻掉了9个。
“洗脚的时候，我母亲看见父亲的脚血肉模糊，都是肿的，脚上还粘着一块破布，撕都撕不下来。”黄黎说。
如今，在王震将军点燃第一把荒火的地方，当地建起了纪念雕塑。八五〇农场场长王洪斌说，这个地方如今建成了全国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示范区，粮食亩产从当年的100多斤提高到1200多斤。
2020年，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粮食播种面积4330万亩，粮食调出量405.5亿斤，占全国20%，北大荒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华大粮仓”。
曾担任八五〇农场生产队队长、如今105岁的郭德福在介绍当年情况（3月4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这张拼版照片的上图：农机在黑龙江垦区一农场的稻田中收获水稻（2020年10月15日，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下图：复转官兵在北大荒垦荒耕种（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张拼版照片的上图：八五〇农场如今的住宅小区；下图：北大荒开发建设时期复转官兵居住的草房（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改革，打造“农业领域航母”
北大荒不仅为祖国生产粮食，还缔造了“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北大荒精神。新时代，北大荒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垦改革中，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
正值备耕之际，八五四农场种粮大户吴进堂开始检修农机。1998年他承包了3000多亩耕地，现已发展到1万亩。吴进堂说，第一代北大荒人浴血奋战，为今天的“中华大粮仓”奠定了坚实基础，要继承北大荒精神，发展绿色农业，让农产品更绿，品质更优。
北大荒第二代、王在邦的儿子王伟，如今是八五〇农场一家生物肥企业的董事长。他说，正是老一辈北大荒人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进取精神，激励着自己二次创业。
新一代北大荒人正奋发努力，为北大荒农业现代化贡献着力量。
种植大户“80后”袁志欣说：“如今收割机装上北斗导航，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一天一夜可以收割2000多亩地。”
农机在黑龙江垦区稻田中收获水稻（2020年10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农机在黑龙江垦区一农场的稻田中收获水稻（2020年10月16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八五〇农场种粮大户袁志欣展示自己购买的大型农机的照片。（新华社记者王建威3月4日摄）
北大荒集团牡丹江分公司总经理刘广润说，经过60多年的艰苦创业，从第一个军垦农场八五〇农场到如今15个农场，牡丹江分公司耕地面积已达672.5万亩。无论是在探索中曲折前进，还是在改革大潮中破浪前行，军垦精神始终是牡丹江分公司代代传承的根与魂。
北大荒立足现代农业，努力打造“农业领域航母”的同时，一场深化农垦改革的战役也在攻坚。2015年底，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北大荒迎来转型发展新契机。
去年底，黑龙江农垦改革收官。北大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守聪说，经过5年的“钢牙啃硬骨头”，黑龙江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主体工程全面完成，实现了政企分开、事企分开、社企分开目标。
体制机制改革的红利正加速释放。2020年，北大荒集团实现利润总额13.1亿元，比上年增长329.4%。“北大荒”品牌价值突破千亿元，并进入“世界品牌500强”行列。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北大荒再出发。
亘古黑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视频记者：何山、孙彪
在第三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北大荒集团展区，参观者在观看展品（2020年10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参观者在第三届中国·黑龙江国际大米节北大荒集团展区参观（2020年10月19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地雷为什么设计成踩上了松开才炸，而不是一踩上就炸
事实上，所谓的地雷松开才炸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是极少出现的。那是影视剧为了展现战友之间的情谊，推进剧情而故意设计出的桥段。
如果你去看一些美国战争大片，就会发现，士兵踩着的地雷基本上都是一踩就炸，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可是如果这种情况被写实进中国影视剧中，就缺少了一种情感的推进力，演员演得别扭，观众看得不过瘾。
典型的例子如《集结号》中的谷子地，为了救踩中地雷的赵二斗，自己用手压住匕首，匕首压住地雷，然后让赵二斗把脚退出来。
结果赵二斗没事了，谷子地丢了一只眼睛，而这一幕为以后两人的兄弟情埋下了伏笔。但这确实是剧情需要，现实战争中是不存在的。那么现实中的地雷都有哪几种类型呢？
简单来说，就是松发地雷、拉发地雷和压发地雷三种，踩上了松开才炸的叫松发地雷，一踩就炸的叫压发地雷，需要人工控制，拉一些铁丝网做引线的叫拉发地雷。现在在战场上使用的绝大部分是压发地雷，也就是当士兵踩上去，压力触发引信，引起爆炸。
压发地雷多用于真实的战场，对付类似于坦克这样的大家伙，一旦压上去，巨大的压力会使得地雷瞬间爆炸，把坦克炸翻。拉发地雷主要是用于防止敌人夜袭，在漆黑的夜空下，从拉发地雷上拉出的长长引线可以被缠在树干上。
夜袭者往往因为无法看清而触发引信，引起爆炸，在给敌人带来伤亡的同时，也使得自己从爆炸声中得到警示。而松发地雷据说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曾经用过，但那不是用来致人死亡的，而是让人致残的。
事情是这样的，抗战时期，日军吃了八路军很多苦头，他们知道八路军官兵一致，不会轻易放弃一个伤兵。所以大量使用松发地雷，由于这种地雷往往只能炸断八路军战士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而不会危及生命，所以八路军不会轻易放弃伤员，一定会带着伤员一起走。
平均一个伤员至少需要两名健康的战士来保护，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破坏八路军的战斗力。但是后来八路军很快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使得松发地雷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日军后来也不再使用了。
在现代社会，地雷作为一种武器，已经被国际公约全面禁止使用了，因为它的杀伤力和破坏力太大了。在阿富汗，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不小心触发地雷而变成了残疾。在中越边境，四十年前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越方埋设的地雷至今仍然没有清理干净，排雷英雄杜富国就是因为不小心触雷而失去了双手和双眼。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地雷，都被禁止使用，但遗憾的是，有些国家并没有听从国际公约，而是仍然在积极研发新地雷，而且新地雷体积越来越小，但是杀伤力却是越来越大，让人防不胜防。
《集结号》：就当它是迟来的号声吧
导演: 冯小刚
编剧: 刘恒
主演: 张涵予 / 邓超 / 袁文康 / 汤嬿 / 廖凡 / 更多...
类型: 剧情 / 传记 / 历史 / 战争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 香港
语言: 汉语普通话
上映日期: 2007-12-20(中国大陆)
片长: 124 分钟
又名: The Assembly
IMDb链接: tt0881200
“死也要让我死个明白”，这是现实中以及文艺作品中经常被引用的话，但同时“难得糊涂”也被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两者结合起来，我们才知道中国人的要求其实有多么低！
前不久在一次关于贺岁片的访谈中，新影联的高军说到影片《集结号》，冯小刚宿愿的完成以及绝对的突破，意思就是一个字“好”！直到看了此片，客观地讲，影片的确不错，但却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好。
关于电影的主题，许多报道及影评都谈论过了，这里也没有必要赘述，但抛开那些思想性，单纯以电影制作的角度来看，笔者却不能不说冯导在掌控大场面以及大制作方面的功力还是有一定欠缺的。
《集结号》首先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便是战争场面，据说可以媲美《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话只能当作宣传的手段，观众们大可不必当真。但每一个看过电影的人都会被影片中的战争场面所震撼，血淋淋的杀戮还有那种英勇牺牲的气概，无不为之动容。既然达到了这种效果，令观众感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那么我们本不应该过于奢求什么了，但事实上，这所有的战争镜头却是章法零乱的，只是一个个镜头的堆积，这样会令观众们在观影的时候得到视觉上的愉娱，但观影之后，这种愉娱感便会很快消失的。
之所以说冯导拍摄战争场面的章法有些零乱绝不是空穴来风，首先便是对环境的渲染并没有做足，第一是对现实环境的铺垫，无论是影片开头那场巷战还是后面坚守阵地时的三次战斗，观众几乎都无法通过镜头来了解敌我双方的地势，虽然这个问题提得有些苛刻，但事实上如果有明显的介绍镜头，我们会理解九连的处境，也便更有悲壮之感。第二个所谓的环境是一种心理上的，即战前的宁静，为什么要渲染战前的宁静，这一点相信大多数人都会理解的。很明显，导演试图做出了类似的努力，巷战前的自信以及阵地战前介绍人物等等，但这些宁静却并没有反衬出战争的残酷与突发性来，究其原因便是宁静的制造没有更多的个体性格参与进来，或说这些个体性格并不突出。
在拍摄战争场面的时候，惨烈当然不用说了，近景，特写以及手提这些手法都能够突出战争的残酷来，但与制造战前宁静同样的问题，这里面缺失的是个人主线，我们虽然可以看到指导员的怯弱，看到焦排长的英勇以及狙击手的同归于尽，但我们所看到的都只是一个场面，而不是线，每一个人物的牺牲虽然是悲壮的，但悲壮之前每一个人物却是苍白的，是类似的。其实导演对这些人物做了一定的铺垫，但还是那个问题，这些人物本身的性格并不突出，所以他们构不成线索，所有战场上对他们的交待都被大场面的镜头所埋没了。而所谓的章法即是战争场面中的叙事写人，冯导此处做得并不好。
第二个问题便是导演对讲故事方式的把握，这里面肯定有一个选择的问题。整部影片看下来，笔者有一种头重脚轻之感，究其原因便是冯导选择了一种并不太成功的讲故事策略。《集结号》这个故事有多种讲述方法，第一种是按时间顺序，即我们所看到的，先是战争，然后是谷子地的努力，第二种则是战争本身与谷子地战后努力两线并行，也许还有第三种第四种，但毫无疑问，这两种方法是最常规的。
笔者相信，导演在创作之时肯定对这两种讲述方法做过比较，然后选择了第一种，其目的是突出谷子地这个人物，类似的结构有美国反战影片《生于七月四日》，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下去的，而且是以个人为主线。但《生于七月四日》是一部绝对的反战影片，通过主人公朗的眼睛看待人们对战争的印象以及用朗的转变来控诉战争的灾难。而《集结号》则不然，谷子地这个人物的存在并不是反战的，而是一个见证人，所以，在影片后半段，观众所期待的是谷子地如何去证明，可事实上谷子地的行动却是苍白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证明过程，这就造成了后面情节的拖沓游离，给人一种头重脚轻之感。当然，从节奏上讲，战争场面与和平年代肯定也不能同日而语的。
其实笔者认为谷子地的证明过程与战争进行的过程如果双线并进可能效果更好一些，首先节奏上能够张驰有度，剧情也会变得相对紧凑一些，另一方面，毕竟谷子地是想还战友们烈士的称号，所以需要不断地加强其它副线人物的戏份，拉长战争过程会很好地起到这个效果，而且会令观众时刻感觉到谷子地内心的不平静。所以，笔者倒真希望是王金存成为最后的幸存者，也许这样更能够清楚的还原整个事件。
两种讲述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导演对主题的选择上，是突出谷子地（我们也不难理解那些战友性格弱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突出这件事情本身？笔者更希望看到的是后者。
不敢说上述的问题就是《集结号》的硬伤，毕竟冯导在完成自己的战争梦同时为中国战争电影注入了新鲜的概念，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也许在《集结号》之后，中国的战争片不但在拍摄手法上能够更进一步，对战争的反思也会更有突破，所以权当这是一声迟来的“集结号”吧！
郭松民 | 评《集结号》：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
【按语】从留言看，大家对《集结号》还感兴趣，贴一篇2008年初的旧作。
最新的消息是，冯小刚已经在准备开香槟为《集结号》庆功了！
当然，他有充分的理由庆功，因为对“只在乎市场”的冯导来说，市场给了他超过两亿的票房，这是中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足以让他在电影圈里傲视群雄。而更妙的是，《集结号》还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一致喝彩，“主旋律”的桂冠和“真实表现了战争中的人性”的赞誉一起飞来，《集结号》真的是“集结”万千宠爱于一身了。
就没有一点问题么？我看不见得。
从别处“剪贴”来的战争
这么说，倒并不仅是因为影片中的战争场面是由韩国烟火效果师制作的，以至于看起来更像是发生在汉江平原或奥哈马海滩；也不仅是因为片中的军人会一反解放军灵活机动的战术作风，居然在街道中间打着美式手语搞所谓搜索前进，愚蠢地把自己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更不是因为他们的装备和钢盔看起来更像海豹突击队或SWAT而不像“中原野战军”——这些小毛病都是可以原谅的。
说它是“剪贴”的战争，是因为当我们把目光转向1948年的中国黄淮平原时，我们找不到一场谷子地和“九连”所经历的战争。
导致“九连”全体阵亡的那场战斗，给人的感觉是主力部队逃跑得非常仓皇，仓皇到了脱险后还不敢通知掩护部队撤退的程度。但翻开战史我们就能够发现，在1948年的淮海战场上，并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淮海战役是以“”的完胜和“”的完败而告结束的。在整个战役进程中，“”先后被分割包围在碾庄、双堆集、徐州、陈官庄等几个孤立地带，完全丧失了战役主动权。“”在整个战役中所进行的所有阻击战斗，包括为围歼黄伯韬兵团而进行的最为惨烈的徐东阻击战，都是以“”的最后溃败而告结束的。
当然，电影不必和历史一模一样，但也不能和历史截然相反，一部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子虚乌有的电影，又如何能够取得真正撼人心魄的力量呢？
听到集结号才能撤退，就更让人感到摸不着头脑了，这是一个明显违反军事常识的错误。
在缺乏现代通讯手段的情况下，指挥员在交代阻击任务的时候，通常会同时规定撤退的时间，因为他完全可以判断出主力需要多长时间能撤到安全地带。而担任阻击任务的指挥员，则只要到了规定的时间，就可以下令撤退。
用集结号来通知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撤退，在战场上怎么操作呢？
待主力撤退到安全地区后再派号兵回来吹集结号吗？号兵没有飞毛腿，往返需要两倍的时间，那不是黄瓜菜都凉完了吗？如果号兵负伤或者牺牲呢？那就眼看着掩护部队被敌人全歼吗？还有，战场上敌我双方近在咫尺，掩护部队能听到集结号，敌军也可以听得到，这不是通知敌军“趁势掩杀”，咬住我军不放吗？
“集结号”只存在于《集结号》中，而不存在于现实的战争中，更不存在于“”的作战条令中，这就是结论。
但最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还是团长蓄意要把“九连”推向死路。
在战争中，为全局的胜利而牺牲某一个局部，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本来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对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员来说，牺牲局部从来都不应该成为他追求的目标，完成任务才是他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保证完成任务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才是符合逻辑的，否则的话，就不会再有什么人愿意在这位指挥员手下冲锋陷阵。
但在《集结号》中，让“九连”全部战死似乎正的团长想要的，任务是什么反倒不清楚了。他把九连放到敌人进攻的正面，首当其冲的位置上，下达了听不到号声就绝对不许撤退的死命令。但他好象就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吹这个号，不论战局发展的情况如何，也不管任务完成的情况如何，这从他在战前，一反常态地给了谷子地一条大黄龙香烟就能够看出一点端倪。
什么样的军队会把自己的一部分让敌人全歼作为作战目标？古今中外有这样的军队吗？“九连”不是一个能打硬仗的英雄连队吗？团长和谷子地不是“第八区”硕果仅存的老战友吗？他为什么要故意置谷子地和九连于死地？他们两人之间难道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令人费解。
在任何一支能够正常运转的军队中，部属总是相信上级不会无缘无故地牺牲自己的，不会把牺牲自己作为直接的作战目标，牺牲总是为了更大的目标而不得不做出的痛苦决定——没有了这种信任，任何军队都会土崩瓦解。
“看了《集结号》，才知道组织是靠不住的”——这是许多观众走出影院后得出的结论。我们很难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会是这样一支“靠不住”的军队，因为这无法解释它是如何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了无数国内外强敌而最终席卷全国的。
任何战争都是全人类是灾难？
且看《京华时报》1月3日的文章“《集结号》重申珍惜和平”里的画龙点睛之笔： “《集结号》表达了一种新的战争观。一场战争，对所有参与者来说，均是两败俱伤。战败方固然要蒙受羞辱，战胜方也一定伤痕累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战争都是全人类的灾难，没有所谓的‘战争胜利者’”。
“和平是如何珍贵，值得珍惜。战争带来的创伤，不仅仅是47个爹娘给起了名字的孩子，变成汶河岸边找不到尸体的无名野鬼，更是险些让他们的牺牲变成无价值的虚空，并进而在历史里彻底失踪。”
2007年12月28日《南方都市报》上署名张鸣的文章《和平鸽能否落在<集结号>上》，其中也不乏警句：“仗打完了，死的都是中国人……但战死的炮灰绝大多数只是炮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赴死”。“战争的双方都是人，对于国共内战而言，都是中国人，活生生的中国人。”
应该说，凡是得出类似的结论的人，都看懂了《集结号》！
在某种程度上，《集结号》确实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它使得发生在1948年前后的那场战争，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国共内战”。而在此之前，我们习惯于称它为“解放战争”，“学术”一点的名称则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国人是最喜欢也最善于“正名”的，一个“内战”的名字一冠，战争的是非、意义、性质便统统变得模糊不清了。“内战”既然成了“全人类的灾难”，那么牺牲自然也就变成了“无价值的虚空”，而“战死的炮灰绝大多数只是炮灰而已，他们并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赴死”。
这个效果其实并不出乎《集结号》编导们的意料，甚至可能正是他们所想要的。编剧刘恒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们不讨论战争有没有意义；第二，我们不讨论牺牲有没有价值。”影片的监制陈国富对记者说：“毕竟讲的是国共内战，我们因此特意避开其正义、邪恶之名的争论，让观众看具体的故事，而不是看战争本身。”
那么，“具体的故事”都讲了些什么呢？简单点儿说，影片讲述了一群不知为何而战的炮灰被无意义地牺牲掉，而且还不被承认的憋屈故事。
有人说，《集结号》堪比《拯救大兵瑞恩》，但这两部电影，其实是天差地别的。在《拯救大兵瑞恩》中，虽然斯皮尔伯格也描写了超乎寻常严酷的战争场面，奥哈马海滩上血肉横飞的细节，但由于片子的主题是美国政府下达命令时的人道主义考虑，因此所有的牺牲都显得熠熠生辉，所有的残酷都只能更加衬托出美国政府的伟大和美军士兵的英勇。而《集结号》所留给观众的全部暗示，却仅仅是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近似疯子的组织所进行的一场毫无价值和人性的战争。
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
但“国共内战”肯定不是疯子组织的战争，没有任何疯子能够凭空煽动起一场把亿万国民全部卷入的战争。在“国共内战”中，“”所以能够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除了仰赖主席过人的军事天才之外，主要还是依靠了农民的鼎力支持，而农民支持“”的原因，又来自于他们对土地的渴望。
在战争期间及其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全国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耕地（当时全部耕地为14.68亿亩），每年700亿斤粮食的地租被免除，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因此被扫除，农民得到了解放。
与此相联系的是，“国共内战”的结局还同时消灭了中国的一个高消费集团。这个高消费集团不论是当年以“派”命名，还是今天称之为“精英阶层”、“既得利益集团”等，其社会经济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他们在中国人均资源极其有限的国情条件下，长期占有并消耗掉了过高的资源份额，从而一再阻碍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之迟迟无法启动。可以说，没有这个集团的被消灭，就不会有中国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会有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高科技成就，也不会有中国人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善。
诚如张鸣所言，这场战争空前的残酷，“规模和烈度都可以跟二战媲美”，是“大规模的同胞间的厮杀，血肉横飞，你死我活”。但我不得不指出的是，旧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却必须要为此负主要的责任！正是他们为了维护自己对有限资源的垄断地位，一再大开杀戒——早期从事的其实主要是和平维权活动，但是，从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2）到京汉铁路工人罢工（1923）和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1925）等，这些和平抗争或惨败于血泊当中，或虽初期小胜，但不旋踵即遭血腥屠戮。中国革命实在为是旧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逼迫所致，“国共内战”的惨烈形式，也正是这个集团预先代为选择的。至于他们在战争中之被最后清除，倒是有点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但也不过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罢了。
冯小刚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传统的战争片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个电影，还是从市场切入，希望在市场上能够赢得大部分观众。”冯导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他想回避政治。但对一部以战争历史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政治岂是想回避就回避的？正像一个人，如果他（她）被切除了决定他（她）性别特征的器官，他（她）就会表现出与自己本色相反的性别特征，而决不会没有任何性别特征。电影也是一样，不为“传统的政治”服务，就必然会为“时尚的政治”服务——透过《集结号》激烈晃动的镜头，1948年前后的那场战争，从代表历史进步和正义的“解放战争”，变成了意义含混不清甚至负面的“国共内战”，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现在看来，对战争的解读，也是政治的继续——不管广告上写得怎样冠冕堂皇，怎样铿锵有力，怎样清纯无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