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预示了钱财尽失的梦境，你一定要看！
梦见剪发，表示家族中有某人会发生不幸的事。
梦见用剪刀剪头发，预示会和亲人离别，家中有亲人将遭遇不幸、灾祸;还有可能表示想脱离烦恼，斩断情丝。
梦见把剪下来的头发送给别人，预示你将迎来爱情和幸福。
病人梦见白天理发，不久身体会康复，但是梦见夜晚理发，会有不幸的消息。
商人梦见自己在理发，能挣大钱。
商人梦见给别人理发，生意能获利。
工作人员梦见自己在理发，会提升工资。
船夫和船员梦见在理发，不久在工作岗位上会作出卓越的贡献。
梦见自己剪头发，暗示你最近家中会出现问题，有可能会出现灾祸，或者是家人生病，或者与家人的关系恶化。
梦见去剪头发，表示你的财务方面出了问题，意外的支出与朋友借钱不还，让你烦恼不已。
孕妇梦见自己给别人剪头发，要多注意自己身边的人或事，多关注宝宝的健康。
孕妇梦见别人剪头发，也是好梦。预示身边的亲人或朋友会有好运。
孕妇梦见头发剪短了，是暗示孕妇怀孕期间担心自己和丈夫的关系会变的不好。
孕妇梦见自己染头发，就有肯能是不好的梦。有种说法是这是暗示孕妇近期心情比较忧虑，烦恼较多，希望在梦里得到释放。因此做此梦的孕妇要多放松心情。
她不只丢了一个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经的李静芝一家三口合影。
李静芝和她帮助过的走失者。
李静芝去鹤壁寻亲留影。
李静芝和寻子家庭登上舞台。
嘉嘉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
团聚后的李静芝和嘉嘉。
32年后，李静芝见到了儿子。
这个男人34岁了，和专家模拟出的成年画像并不相似。他不记得4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他出生在西安，如今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李静芝仔细地看，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向外撇——像妈妈。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
为了找儿子，李静芝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了20多个省份，见过300多个孩子。她帮其中29个找到了家，第30个是自己的孩子。
李静芝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还长期担任“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这个网站与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合作，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儿童失踪案件的高发期。财新网近日在该网站爬取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在“家寻宝贝”话题下，1989年至1999年，每年有超过700条失踪儿童的登记信息。
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晰，公安部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登记数量逐渐回落。2018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5397起，达到5年来最低。
这依然意味着，平均每天有约15名妇女或儿童被拐卖。
1
1988年10月17日，西安。下午，2岁8个月的嘉嘉被父亲从幼儿园接走。回家途中，嘉嘉口渴，父亲去街边一酒店后厨找水，“就一两分钟的工夫，儿子不见了”。
李静芝正在出差，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家。没有手机、互联网，街上也没监控摄像头，她只能去汽车站、火车站干等。她把寻人启事贴上电线杆，也寄给“看上去和儿童走失有关系”的政府部门。她还联系过各地报刊的寻人栏目。
一开始，她收到不少线索，有人打来电报“你儿子在这，快来”。她就去买玩具和衣物，“做足接他回来的准备”。她估算着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从100厘米买到130厘米，玩具从塑料小手枪买到变形金刚。
在这位母亲的记忆里，嘉嘉脑后靠近右耳处有一块胎记，隆起约1毫米。每次去“接”孩子，她都会仔细打量，可往往还没到生物信息比对环节，她就知道不对。
孩子走失后的第一年，李静芝外出找寻过三四次。为了安全，她出路费求同学、朋友陪伴，积蓄渐渐不够用了。
有一天，她去西安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被人拦下问路，对方也是要找孩子。
李静芝开始琢磨着，和其他家庭互通线索，结伴寻子。她从电视、报刊上搜集了50多份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每个月开两次会，沟通信息，制订计划。
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按照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给几个相关部门写信——计生部门、妇联、公安机关、教育和民政部门。八九年的时间里，10多万份寻人启事寄向31个省级行政区，反馈回来的是五六百封信和电报，线索约200条。
一旦收到线索，这些父母会几人一组前往当地查证。
西安女子陈琴西是“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一员。31年前的一天傍晚，她家忽然停电，她3岁的儿子贾牛娃正在后院玩耍，灯亮起来时，孩子不见了。
一家人分别守住火车站各个入口，不敢离开片刻，等了一个星期后才离开。
家在陕西咸阳的张会侠多次参加过“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聚会。32年前，她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消失。有几次，她和李静芝搭伴外出认亲，“真是大海捞针的感觉”。
即使收到线索，要见孩子也并不容易。张会侠曾和丈夫两赴河南南阳，都扑空了。第一次，对方说孩子没在。第二次，她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孩子，不具备她描述的最重要的特征。
一位当年的走失儿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小时候，养父母只要听说有人要来村里找他，会赶忙把他送走，“到别处躲上几天”。
嘉嘉失踪7天时，李静芝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想要孩子，拿5000元到指定地方赎人。她带着钱去，可迟迟没人来取。来回折腾3次后，她报警了。
李静芝后来得知，几乎每个寻子家庭都有过类似经历，有的被骗了不少钱。
32年改变了很多事。李静芝离婚了，从西安搬到天津。老房子早拆了，现代化的商圈重新塑造了老街，报刊亭撤了，街角停放着共享单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把母亲节视为最苦涩的节日。
2
连不上的线，一端是父母的焦灼，另一端是孩子的追问。
今年36岁的罗新是4岁那年走失的。他记得，那天母亲让他和哥哥去理发，还给了两人5角钱。兄弟俩经过一家游戏厅，驻足了一会儿，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给了罗新一个红红的苹果，把他带走了。
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他说自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带上火车，雨滴打在车窗上像泡泡。有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穿过土路，灰尘荡起。一路上他都在反抗，到处乱踢，第二年春天，腿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来到山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后，几乎每天晚上，罗新都会重复回忆原来家里的模样：房子中间有棵树；对面有家银行；街区附近有位补鞋的叔叔；母亲卖布；他吃过石榴；有次躺在床上，手被熨斗烫伤……自我强迫式的回忆，令他神经衰弱。
上初中时，他终于获得线索，村里一位老人说，罗新是从陕西来的。高一那年，他偷偷写信给陕西警方，对方派了人来，可因为线索不足，没能调查下去。之后高考，他报考了陕西的学校。
罗新拼命拼凑细节。他记得，自己来到山东后不久就见到邻居结婚，那对夫妻的小孩出生于1989年，“这说明我走失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
为了找家，他多数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查找1988年前后的报纸，或在网上搜索信息，走街串巷地找寻记忆。他忙得不见人影，被室友起外号“丢丢”。
另一位走失者陈立鸣，是在结婚前的宴席上发觉身世端倪。在座的长辈酒后说漏嘴。那时，他21岁，已在河南某村生活了18年。
当天夜里，他敲开亲戚家门，终于问到自己刚进村的故事：他3岁多被拐卖到村里，因为长得大，“像是四五岁”，一度没人要。最后，养父贷款3800元将他带走——那时候，养母已经生了两个女孩。
陈立鸣的家原在陕西安康，家里做木材生意，因为忙，常把他托给熟人照看。后来，那个人将他带走了。
模糊的记忆缠绕这些孩子的童年。陈立鸣记得，自己听过火车行驶声，可他居住的村子离铁轨少说也有40公里。初中毕业时，他坐上绿皮火车，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被一个绿衣男人带上火车。
来到养父母家5年后，罗新偶然听说附近有百货大楼要拆除，他忽然想到，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上班。
走失前，他尝过巧克力，吃过很多种水果。到新家后，有村民给小孩分香蕉，拿到的孩子无一例外地直接往嘴里塞，只有罗新下意识地去剥香蕉皮。
罗新喜欢砸酒瓶上的金属圆牌，因为“很像吃过的巧克力”。看见梧桐树球状的果实掉落，他也会掰开尝尝，因为“很像核桃”。
3
李静芝记得，第一次见面，罗新花了4个小时介绍自己：我来自陕西，有个哥哥，我们两兄弟其中一个名字带“新”字，我手上有一块儿烫伤的疤痕，走失前，我吃过石榴。
石榴是陕西临潼的特产，李静芝翻找过去的资料，看到临潼一个家庭的情况与罗新的描述相似。时隔多年，寻人启事上的7位数电话号码早作废了，地址里的大厦也已拆迁，仅剩孩子父亲的名字可以查找。
警方协助他们查询户籍信息，系统里同名者有50多个。之后的四五个月，李静芝逢人便打听，陕西电视台找她做节目，她也托节目组找人。
巧的是，节目组有临潼人。这名工作人员托亲戚打听，一问之下发现，罗新父亲就是这位亲戚的前同事。
陈立鸣已经36岁了。他是在有孩子后，才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的。大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担心孩子的安全，“突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情”。
他和妻子到西安寻亲，不知道找谁，直接去了派出所。登记信息及采血后，有民警向陈立鸣推荐了李静芝，“她那儿有很多线索，应该能帮到你”。
李静芝提着3个大号无纺布袋子前来见面，袋子里装满寻人启事。他们一一核对，没有结果。李静芝推荐他登报，再到“宝贝之家寻子网”做登记，8个月后，陈立鸣认亲成功。
有一次，李静芝在碰头会上公布了一个生活在陕北的走失者信息，在座的家长跑去当地辨认，找到了丢失半年的孩子。
一位陕西泾阳县的家长曾告诉李静芝，女儿在5岁走失。李静芝说“孩子还有记忆”，让对方赶紧回忆事发当天的情景，描述家里环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布。网站志愿者很快发来消息，这则帖子提到的特征与一位前来寻家的女孩情况吻合，基因比对结果还没出来，这个家庭已和女孩相认。
陈琴西记得，每次出门认亲时，李静芝会反复强调，尽可能给孩子多拍照片，实在困难，也要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
湖北襄樊福利院曾给李静芝来信。有人贩子在当地买卖孩子，警方赶来时他们丢下孩子逃跑，孩子们被送到福利院。
其中一个孩子很像李静芝描述的嘉嘉。嘉嘉外婆前往认亲后，发现不是。李静芝还是特意嘱咐母亲，多给男孩拍些照片。这些照片被她拿到家长碰头会上，一位祖母认出那是走失8个月的孙子。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一位贵州的家长找到被卖至福建的儿子，只花了2个月。李静芝陪着男孩回家，男孩的母亲从山坡上飞奔下来，一把拉住她：“你放心，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李静芝发自内心地高兴，但越为别人高兴，也就越为自己难过。她想知道：“为什么牵住孩子手的不是我？”
走失时超过4岁的孩子，会有家的记忆，不少人已在“宝贝回家寻子网”做过登记，等待与前来找寻的另一方匹配。
在不少寻找过嘉嘉的民警眼里，李静芝的情况难度很大。孩子两岁失踪，不具有可参考的记忆和寻找父母的主动性，家人只能单方面寻找。
嘉嘉丢失后的第一个3年过去后，李静芝收到的线索越来越少了。有一年，她没收到过任何消息。“彻彻底底绝望，根本不知道往后方向在哪儿。”
2009年，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李静芝会告诉寻亲者去做登记，“只要采血入库，总有一天能比对上”。
她刷微博，玩抖音，“站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迄今为止，她一共上过30多次电视节目。55岁那年，她报名一档演讲类的选秀节目，嘉嘉是她“非来不可的理由”。
她被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寻子的内容不变，一直更新的几乎只有找寻的年头，23年、27年、32年。
有人说她图出名，李静芝回应，“如果有其他办法，谁愿意把伤疤撕给别人看呢？我还得说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多一点（找到孩子的）机会。”
每次面对镜头，讲起儿子的故事，这个在别人眼里乐观坚强的女人，都会大哭。
她的社交网站签名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不能放弃的母亲”。她会定期转发寻子微博。更多家庭依赖她。陈琴西60岁了，她的微信从注册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使用昵称“寻子贾牛娃”——儿子丢失时，她还没喊过他的大名。张会侠也已65岁，她会用的手机软件不多，只能在微信群一遍遍发寻人启事。
这些年来，他们得到的线索几乎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静芝。
陈琴西说，李静芝去天津生活后，每年攒够一定数量的线索，就会回到西安，把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开会，“一年还是能见上六七次”。
今年4月，李静芝将3条新线索递交到西安市“打拐办”。其中一条线索显示，多年前，一名四川男子收养了一个来自西安的男孩。查到男子的住址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成都，抽血采集DNA后，比对上了。
5月13日，李静芝接到了西安市“打拐办”的通知。等待认亲的那几天，她数次失眠，“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数到天亮。她怕儿子认不出她，将花白的头发染黑又烫卷。
在现场等待时，她已经哭过一场，很紧张，“最害怕给出拥抱后，儿子没有反应”。结局是，两人的拥抱持续了近5分钟。
得知李静芝找到儿子后，一些家长来到她位于西安的家楼下，举着硕大的寻子牌，希望引起记者、警方的注意。
有人问她：“你找到了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再帮我们了？”李静芝郑重地说，“我一定会继续”。有媒体来采访时，她会推荐那些人露露脸，她还帮几个家庭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4
张宝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曾提过多项有关打拐的建议。截至目前，她发起的这个网站已帮3357人找到了亲人。
根据她的经验，在寻亲的群体中，李静芝花费32年，其实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中间数”。
张宝艳接触过上万个类似家庭，她总结过规律：“一般来说，‘家寻宝贝’的难度较大，‘宝贝寻家’则相对容易。可问题是，具体到每一位走失者，他们想法千差万别，要踏上寻家路并非易事。”
有人对自己被拐的身世不了解；有人因为已搬过一次家，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得不错，害怕再次面对未知；有人被养父母告知，“你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被抛弃了”，结果对寻亲很排斥。
陈立鸣在公开寻亲的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无法和养父母开口，找来一位叔叔代他表述。
不少走失者的担忧都是——找亲生父母，会伤害养父母。张宝艳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对方执拗地强调，只有当养父母去世，自己才有开启寻亲之路的可能。
如今，手机普及了，拍照不成问题，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街道装上了摄像头，火车站也有了人脸识别装置。张宝艳明显感觉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寻亲的成功率正在逐步提升。
5月18日，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也对媒体透露，2009年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已通过积案攻坚和DNA数据库比对等方式，找回6300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
她特别指出，现行盗抢儿童案件案发量每年不到20起。
对每位登记的寻亲者，“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会对应地长期跟进。这些志愿者会提醒寻亲者，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并录入全国数据库。
他们每日在网上检索，但那些陈年旧案的线索实在有限。“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突破。”张宝艳坦言。2017年，李钢等人发表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显示，他们基于“宝贝回家寻子网”拐卖儿童数据库，以跨度为1980-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352条。其中不少至今仍在寻找中。
一个叫谢小芳的女孩生于2001年，到达养父母家已经7岁；一个名为米桂兰的老人，寻家时已经91岁，她被拐了84年；有人自称“养父说我一个多月时被抱到这里”；有人记得自己被转过几次手，“当时哭得厉害，嗓子疼得说不了话”。
在基本信息登记表里，多数失踪者除了所在地和失踪地之外，其他项目大片留白。一个出生三四个月后就被拐走的男孩小虎，目前生活在山东临沂，他的失踪地点写着“亚洲”，不愿公开照片寻亲；一名叫胡铨容的老人，自称出生于1933年，“身份证日期，不一定准确”。他称家人是抗战时期逃离广东，父母被日军飞机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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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节，在一档电视节目中，9个年纪相仿外形各异的年轻男子站成一排，为李静芝合唱了一首改编的《天使的翅膀》。
这首歌献给他们共同的“妈妈”，他们是得到李静芝帮助成功认亲的部分走失者。
张宝艳介绍，嘉嘉走失的1988年，正是中国儿童被拐的高发时段。她介绍，那时候在农村，不少人认为家里不能没有男孩，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下，再次生育并不可行。
也有一些地区，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比如在福建和广东，“家里男孩多，人多势众，在当地就有话语权”。张宝艳见过一个福建的家庭，已有6个女孩和4个男孩，仍要再买一个男孩。
“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被拐卖的孩子里，男孩占了绝大多数，而女孩的走失，多数源于被遗弃。
张宝艳说，贵州、四川、云南、重庆、陕西是儿童拐出的重灾区，而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则是排名居高的拐入地。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有学者将其总结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罗新就在其中。他自称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才能睡着，有时候彻夜清醒。
这些年，他做过装卸工，在后厨配过菜，在网吧当过网管，卖过电视机和方便面。“起初一些工作做得挺有样的，但因为长期失眠引起的健康问题，没法坚持下来。”
他“思想负担重”，和朋友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生活乱糟糟的”。
“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已经被压垮了。”他说，那时候，他就想要一个答案，害怕等得太久，找到父母时，对方都已经不在了。
认亲时已是2009年，罗新的亲生父亲离世了，哥哥被人打伤留下后遗症。家里的布料生意早不做了，母亲在街上卖水果。他老家在临潼书院街，那是华清池景区外的第一条街。原本只能一辆车通过的小路变成了6车道快速路。
如今，陈立鸣的妻子全职看孩子。他当年走失后，母亲生了两个女孩，父亲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
这些年，他也接触过一些走失者，不少人的成长经历都颇为曲折：有人没上过学，因为农村的养父母害怕他有文化后离开；有人被拐卖到新疆，养父常在酗酒后实施家暴；有人被认为“不好养”，被转卖过好几次。
李静芝接触的走失儿童中，后来考上大学的没几个，不少人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
张宝艳总结，对家有记忆的孩子，容易变得非常敏感，极端的状态下还会仇视社会。她帮助过的一个男孩，养父母对其关怀备至，而他总找理由离家出走。
“有人在迷茫中丢失了自己，有人在惭愧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走失的打击对孩子和父母都一样沉重。”她说，前来登记的家庭中，不少夫妻已离婚。
失去儿子的时候，李静芝埋怨过丈夫。两人一起找了5年，之后丈夫想要再生一个，可她的心思全在嘉嘉身上。后来，他们都不太愿意踏进那个没有孩子的家，“太冷了”，就离婚了。
直到嘉嘉走失的第二十三年，前夫和李静芝说了对不起。那时，两人都已再婚。
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不少寻子父母如今超过60岁。张宝艳见过有家庭因为找孩子倾家荡产，家人互相埋怨。有人自杀，有人“一直在路上”。也有人积劳成疾，壮年离世。
在广东，有个丢失儿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她抱怨化疗生不如死，可她要坚持，活到见着孩子的一天。
在西安，一位白姓男士大儿子有缺陷，妻子没工作，又丢了小儿子。工作之余，他会骑上自行车，沿着西安市区和周边的乡村跑。他习惯背上灌满开水的玻璃瓶，揣几个馒头，到了饭点就停在路边吃两口。
寻子四五年后，这位父亲患上脑癌，很快去世。他们一家人是李静芝的“心结”。
她还记得一个生活在东莞的男孩，在认亲采血前遭遇车祸去世。男孩原本对家有零零碎碎的记忆，他会指着养母手上的戒指说，我妈妈的戒指比你的还要大，他进门必换拖鞋、洗手，为了找到家，上小学时他离家出走了两次。
李静芝找到男孩的养父母，还去了东莞当地的派出所，“找寻之路还要继续，不管他是否还在人世，也该让他的亲生父母知情，尽管足够残忍”。
6
找到人，并不是终点。
李静芝解释，认亲成功后，一些家庭还算融洽，大部分却都“不太容易”。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现实，比如，亲生父母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分开多年两方的生活也已脱节。
“相比之下，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她说。
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向李静芝倾诉苦恼，自己跟亲生父母见面后，两方都是“淡淡的”，不知道怎么能互相迈一步。还有一个小伙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收拾行李住到了李静芝家。
有人回到亲生父母家后，和弟弟相处不好。此前，养父对他不太关心，他也不会接纳关心或是回馈关爱。走失的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总觉得“别人欠我的”。
“很多人都是各想各的，不在一个轨道上。”在李静芝看来，这些家庭“团圆”后，需要心理辅导。“告诉父母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可她也担心，如果这种困境被公众熟知，有人会放弃寻亲。
对大部分寻子的父母来说，多年追寻最终变成几个简单问题——孩子在哪儿，是否活着。
陈琴西说，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和小时候不一样，没法找到了就弄回自己身边，“我只想临终前知道他还在世上活着”。张会侠则说，“只要他过得好，想回来可以，不想回来也可以。”
如今，李静芝再喊起嘉嘉这个小名时，会马上得到回应。母子俩待在一起有种“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她给儿子讲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听到他说，“终于知道我3岁以前是什么样儿了”。
和李静芝相处一个月后，嘉嘉从西安回到成都。“他得忙他的事了。”李静芝语气低沉。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静芝曾明确表示过，找到嘉嘉后，一定会起诉儿子的养父母，可她最终没有这样做。
“寻亲的过程，李静芝也只过了第一关。”张宝艳坦言，事实上，多数家庭在团圆后，不得不作出“折衷”选择——与孩子的养父母和平相处。他们怕伤害孩子的感情，也怕不被接纳，相互间守着一条微妙的“边界线”，小心翼翼地不去逾越。
也有最极端的情况，张宝艳见过有孩子被警方解救之后，始终不认亲生父母，“顶多就是见一面而已”。
有一次，罗新和亲生父母视频聊天，他介绍了养父母，两边的老人匆匆打了招呼，他会叫两个母亲“妈妈”，毕竟“已经拥有的很难去抛弃”。
找到家之后，陈立鸣和养父母保证，会给他们养老送终。身在广州的亲生母亲则淡淡地对他说，“不用管我，我有你的姐妹照顾”。
他一直用着养父母起的名字，直言改回去“可能性不太大”。他求学、工作、结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把原名“宁非”拆开，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陈亦宁、陈亦非。
最近，李静芝又组织了一次寻子见面会，这一次的主角是她的儿子。时隔多年，她家的客厅再一次热闹起来，灯上挂着拉花和气球。
她还在家里摆上了儿子小时候骑过的三轮车。32年里，她一直带着这辆自行车，用几层袋子缠好。
认亲之后，她和嘉嘉每天都在一起，可她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她会忍不住捧起嘉嘉的脸，盯着半晌。“我总在想，他其实没有变，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儿。”
有一次，她和嘉嘉开玩笑，“你能不能再缩回去，回到3岁，咱们重新开始生活？”她听到嘉嘉轻轻地答了声：“好。”
（应受访者要求，罗新、陈立鸣及其儿子均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记者 王景烁）
她不只丢了一个孩子
来源:中国青年报
曾经的李静芝一家三口合影。
李静芝和她帮助过的走失者。
李静芝去鹤壁寻亲留影。
李静芝和寻子家庭登上舞台。
嘉嘉小时候与母亲的合影。
团聚后的李静芝和嘉嘉。
32年后，李静芝见到了儿子。
这个男人34岁了，和专家模拟出的成年画像并不相似。他不记得4岁以前的事，从没想过自己曾是被拐儿童。他出生在西安，如今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
李静芝仔细地看，他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一条缝，走路时右脚习惯性向外撇——像妈妈。人脸识别和基因比对确认了他的身份。
为了找儿子，李静芝印过十几万份寻人启事，走了20多个省份，见过300多个孩子。她帮其中29个找到了家，第30个是自己的孩子。
李静芝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还长期担任“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这个网站与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合作，是中国最大的公益反拐寻亲网站。
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儿童失踪案件的高发期。财新网近日在该网站爬取的一组数据也显示，在“家寻宝贝”话题下，1989年至1999年，每年有超过700条失踪儿童的登记信息。
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针对拐卖儿童犯罪的刑事立法越来越明晰，公安部组织“打拐”专项行动，失踪儿童登记数量逐渐回落。2018年，中国公安机关立案的拐卖妇女、儿童刑事案件5397起，达到5年来最低。
这依然意味着，平均每天有约15名妇女或儿童被拐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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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0月17日，西安。下午，2岁8个月的嘉嘉被父亲从幼儿园接走。回家途中，嘉嘉口渴，父亲去街边一酒店后厨找水，“就一两分钟的工夫，儿子不见了”。
李静芝正在出差，接到电报后急忙赶回家。没有手机、互联网，街上也没监控摄像头，她只能去汽车站、火车站干等。她把寻人启事贴上电线杆，也寄给“看上去和儿童走失有关系”的政府部门。她还联系过各地报刊的寻人栏目。
一开始，她收到不少线索，有人打来电报“你儿子在这，快来”。她就去买玩具和衣物，“做足接他回来的准备”。她估算着孩子成长的速度，衣服从100厘米买到130厘米，玩具从塑料小手枪买到变形金刚。
在这位母亲的记忆里，嘉嘉脑后靠近右耳处有一块胎记，隆起约1毫米。每次去“接”孩子，她都会仔细打量，可往往还没到生物信息比对环节，她就知道不对。
孩子走失后的第一年，李静芝外出找寻过三四次。为了安全，她出路费求同学、朋友陪伴，积蓄渐渐不够用了。
有一天，她去西安电视台登寻人启事，被人拦下问路，对方也是要找孩子。
李静芝开始琢磨着，和其他家庭互通线索，结伴寻子。她从电视、报刊上搜集了50多份寻人启事的联系方式，成立了“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每个月开两次会，沟通信息，制订计划。
这些寻找孩子的父母按照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给几个相关部门写信——计生部门、妇联、公安机关、教育和民政部门。八九年的时间里，10多万份寻人启事寄向31个省级行政区，反馈回来的是五六百封信和电报，线索约200条。
一旦收到线索，这些父母会几人一组前往当地查证。
西安女子陈琴西是“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一员。31年前的一天傍晚，她家忽然停电，她3岁的儿子贾牛娃正在后院玩耍，灯亮起来时，孩子不见了。
一家人分别守住火车站各个入口，不敢离开片刻，等了一个星期后才离开。
家在陕西咸阳的张会侠多次参加过“陕西爱子寻找联合会”的聚会。32年前，她3岁的儿子在家门口消失。有几次，她和李静芝搭伴外出认亲，“真是大海捞针的感觉”。
即使收到线索，要见孩子也并不容易。张会侠曾和丈夫两赴河南南阳，都扑空了。第一次，对方说孩子没在。第二次，她见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孩子，不具备她描述的最重要的特征。
一位当年的走失儿童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小时候，养父母只要听说有人要来村里找他，会赶忙把他送走，“到别处躲上几天”。
嘉嘉失踪7天时，李静芝接到过一个电话。对方告诉她，想要孩子，拿5000元到指定地方赎人。她带着钱去，可迟迟没人来取。来回折腾3次后，她报警了。
李静芝后来得知，几乎每个寻子家庭都有过类似经历，有的被骗了不少钱。
32年改变了很多事。李静芝离婚了，从西安搬到天津。老房子早拆了，现代化的商圈重新塑造了老街，报刊亭撤了，街角停放着共享单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把母亲节视为最苦涩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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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不上的线，一端是父母的焦灼，另一端是孩子的追问。
今年36岁的罗新是4岁那年走失的。他记得，那天母亲让他和哥哥去理发，还给了两人5角钱。兄弟俩经过一家游戏厅，驻足了一会儿，一个戴安全帽的男人给了罗新一个红红的苹果，把他带走了。
之后的记忆断断续续，他说自己被一个高个子男人带上火车，雨滴打在车窗上像泡泡。有人骑着自行车，载着他穿过土路，灰尘荡起。一路上他都在反抗，到处乱踢，第二年春天，腿上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
来到山东农村的养父母家后，几乎每天晚上，罗新都会重复回忆原来家里的模样：房子中间有棵树；对面有家银行；街区附近有位补鞋的叔叔；母亲卖布；他吃过石榴；有次躺在床上，手被熨斗烫伤……自我强迫式的回忆，令他神经衰弱。
上初中时，他终于获得线索，村里一位老人说，罗新是从陕西来的。高一那年，他偷偷写信给陕西警方，对方派了人来，可因为线索不足，没能调查下去。之后高考，他报考了陕西的学校。
罗新拼命拼凑细节。他记得，自己来到山东后不久就见到邻居结婚，那对夫妻的小孩出生于1989年，“这说明我走失的时间应该在1988年”。
为了找家，他多数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查找1988年前后的报纸，或在网上搜索信息，走街串巷地找寻记忆。他忙得不见人影，被室友起外号“丢丢”。
另一位走失者陈立鸣，是在结婚前的宴席上发觉身世端倪。在座的长辈酒后说漏嘴。那时，他21岁，已在河南某村生活了18年。
当天夜里，他敲开亲戚家门，终于问到自己刚进村的故事：他3岁多被拐卖到村里，因为长得大，“像是四五岁”，一度没人要。最后，养父贷款3800元将他带走——那时候，养母已经生了两个女孩。
陈立鸣的家原在陕西安康，家里做木材生意，因为忙，常把他托给熟人照看。后来，那个人将他带走了。
模糊的记忆缠绕这些孩子的童年。陈立鸣记得，自己听过火车行驶声，可他居住的村子离铁轨少说也有40公里。初中毕业时，他坐上绿皮火车，忽然想起小时候曾被一个绿衣男人带上火车。
来到养父母家5年后，罗新偶然听说附近有百货大楼要拆除，他忽然想到，父亲就在百货大楼里上班。
走失前，他尝过巧克力，吃过很多种水果。到新家后，有村民给小孩分香蕉，拿到的孩子无一例外地直接往嘴里塞，只有罗新下意识地去剥香蕉皮。
罗新喜欢砸酒瓶上的金属圆牌，因为“很像吃过的巧克力”。看见梧桐树球状的果实掉落，他也会掰开尝尝，因为“很像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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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芝记得，第一次见面，罗新花了4个小时介绍自己：我来自陕西，有个哥哥，我们两兄弟其中一个名字带“新”字，我手上有一块儿烫伤的疤痕，走失前，我吃过石榴。
石榴是陕西临潼的特产，李静芝翻找过去的资料，看到临潼一个家庭的情况与罗新的描述相似。时隔多年，寻人启事上的7位数电话号码早作废了，地址里的大厦也已拆迁，仅剩孩子父亲的名字可以查找。
警方协助他们查询户籍信息，系统里同名者有50多个。之后的四五个月，李静芝逢人便打听，陕西电视台找她做节目，她也托节目组找人。
巧的是，节目组有临潼人。这名工作人员托亲戚打听，一问之下发现，罗新父亲就是这位亲戚的前同事。
陈立鸣已经36岁了。他是在有孩子后，才下定决心寻找亲生父母的。大儿子上幼儿园的那段时间，他经常担心孩子的安全，“突然明白了为人父母的心情”。
他和妻子到西安寻亲，不知道找谁，直接去了派出所。登记信息及采血后，有民警向陈立鸣推荐了李静芝，“她那儿有很多线索，应该能帮到你”。
李静芝提着3个大号无纺布袋子前来见面，袋子里装满寻人启事。他们一一核对，没有结果。李静芝推荐他登报，再到“宝贝之家寻子网”做登记，8个月后，陈立鸣认亲成功。
有一次，李静芝在碰头会上公布了一个生活在陕北的走失者信息，在座的家长跑去当地辨认，找到了丢失半年的孩子。
一位陕西泾阳县的家长曾告诉李静芝，女儿在5岁走失。李静芝说“孩子还有记忆”，让对方赶紧回忆事发当天的情景，描述家里环境，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布。网站志愿者很快发来消息，这则帖子提到的特征与一位前来寻家的女孩情况吻合，基因比对结果还没出来，这个家庭已和女孩相认。
陈琴西记得，每次出门认亲时，李静芝会反复强调，尽可能给孩子多拍照片，实在困难，也要把对方的特征记下来。
湖北襄樊福利院曾给李静芝来信。有人贩子在当地买卖孩子，警方赶来时他们丢下孩子逃跑，孩子们被送到福利院。
其中一个孩子很像李静芝描述的嘉嘉。嘉嘉外婆前往认亲后，发现不是。李静芝还是特意嘱咐母亲，多给男孩拍些照片。这些照片被她拿到家长碰头会上，一位祖母认出那是走失8个月的孙子。
在李静芝的帮助下，一位贵州的家长找到被卖至福建的儿子，只花了2个月。李静芝陪着男孩回家，男孩的母亲从山坡上飞奔下来，一把拉住她：“你放心，我儿子就是你儿子。”
李静芝发自内心地高兴，但越为别人高兴，也就越为自己难过。她想知道：“为什么牵住孩子手的不是我？”
走失时超过4岁的孩子，会有家的记忆，不少人已在“宝贝回家寻子网”做过登记，等待与前来找寻的另一方匹配。
在不少寻找过嘉嘉的民警眼里，李静芝的情况难度很大。孩子两岁失踪，不具有可参考的记忆和寻找父母的主动性，家人只能单方面寻找。
嘉嘉丢失后的第一个3年过去后，李静芝收到的线索越来越少了。有一年，她没收到过任何消息。“彻彻底底绝望，根本不知道往后方向在哪儿。”
2009年，中国公安部已建成全国“打拐”DNA数据库。李静芝会告诉寻亲者去做登记，“只要采血入库，总有一天能比对上”。
她刷微博，玩抖音，“站在大家都能看见的地方”。迄今为止，她一共上过30多次电视节目。55岁那年，她报名一档演讲类的选秀节目，嘉嘉是她“非来不可的理由”。
她被写进一条又一条新闻，寻子的内容不变，一直更新的几乎只有找寻的年头，23年、27年、32年。
有人说她图出名，李静芝回应，“如果有其他办法，谁愿意把伤疤撕给别人看呢？我还得说下去，多一个人知道就会有多一点（找到孩子的）机会。”
每次面对镜头，讲起儿子的故事，这个在别人眼里乐观坚强的女人，都会大哭。
她的社交网站签名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骨肉不能放弃的母亲”。她会定期转发寻子微博。更多家庭依赖她。陈琴西60岁了，她的微信从注册那一天起到现在，一直使用昵称“寻子贾牛娃”——儿子丢失时，她还没喊过他的大名。张会侠也已65岁，她会用的手机软件不多，只能在微信群一遍遍发寻人启事。
这些年来，他们得到的线索几乎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李静芝。
陈琴西说，李静芝去天津生活后，每年攒够一定数量的线索，就会回到西安，把这些家庭聚在一起开会，“一年还是能见上六七次”。
今年4月，李静芝将3条新线索递交到西安市“打拐办”。其中一条线索显示，多年前，一名四川男子收养了一个来自西安的男孩。查到男子的住址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成都，抽血采集DNA后，比对上了。
5月13日，李静芝接到了西安市“打拐办”的通知。等待认亲的那几天，她数次失眠，“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数到天亮。她怕儿子认不出她，将花白的头发染黑又烫卷。
在现场等待时，她已经哭过一场，很紧张，“最害怕给出拥抱后，儿子没有反应”。结局是，两人的拥抱持续了近5分钟。
得知李静芝找到儿子后，一些家长来到她位于西安的家楼下，举着硕大的寻子牌，希望引起记者、警方的注意。
有人问她：“你找到了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再帮我们了？”李静芝郑重地说，“我一定会继续”。有媒体来采访时，她会推荐那些人露露脸，她还帮几个家庭录了视频发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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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艳是“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协会的理事长。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曾提过多项有关打拐的建议。截至目前，她发起的这个网站已帮3357人找到了亲人。
根据她的经验，在寻亲的群体中，李静芝花费32年，其实并不算长，“甚至可以说是中间数”。
张宝艳接触过上万个类似家庭，她总结过规律：“一般来说，‘家寻宝贝’的难度较大，‘宝贝寻家’则相对容易。可问题是，具体到每一位走失者，他们想法千差万别，要踏上寻家路并非易事。”
有人对自己被拐的身世不了解；有人因为已搬过一次家，在养父母身边生活得不错，害怕再次面对未知；有人被养父母告知，“你之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因为被抛弃了”，结果对寻亲很排斥。
陈立鸣在公开寻亲的前一天晚上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无法和养父母开口，找来一位叔叔代他表述。
不少走失者的担忧都是——找亲生父母，会伤害养父母。张宝艳见过这样的年轻人，对方执拗地强调，只有当养父母去世，自己才有开启寻亲之路的可能。
如今，手机普及了，拍照不成问题，高铁取代了绿皮火车，街道装上了摄像头，火车站也有了人脸识别装置。张宝艳明显感觉到，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寻亲的成功率正在逐步提升。
5月18日，中国公安部“打拐办”副主任孟庆甜也对媒体透露，2009年至今，全国公安机关已通过积案攻坚和DNA数据库比对等方式，找回6300余名被拐多年的儿童。
她特别指出，现行盗抢儿童案件案发量每年不到20起。
对每位登记的寻亲者，“宝贝回家寻子网”志愿者会对应地长期跟进。这些志愿者会提醒寻亲者，去公安部门采集血样，进行DNA检验，并录入全国数据库。
他们每日在网上检索，但那些陈年旧案的线索实在有限。“说实话，我们也不知道从哪去突破。”张宝艳坦言。2017年，李钢等人发表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显示，他们基于“宝贝回家寻子网”拐卖儿童数据库，以跨度为1980-2015年进行数据筛选，获得了拐卖儿童信息共14352条。其中不少至今仍在寻找中。
一个叫谢小芳的女孩生于2001年，到达养父母家已经7岁；一个名为米桂兰的老人，寻家时已经91岁，她被拐了84年；有人自称“养父说我一个多月时被抱到这里”；有人记得自己被转过几次手，“当时哭得厉害，嗓子疼得说不了话”。
在基本信息登记表里，多数失踪者除了所在地和失踪地之外，其他项目大片留白。一个出生三四个月后就被拐走的男孩小虎，目前生活在山东临沂，他的失踪地点写着“亚洲”，不愿公开照片寻亲；一名叫胡铨容的老人，自称出生于1933年，“身份证日期，不一定准确”。他称家人是抗战时期逃离广东，父母被日军飞机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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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春节，在一档电视节目中，9个年纪相仿外形各异的年轻男子站成一排，为李静芝合唱了一首改编的《天使的翅膀》。
这首歌献给他们共同的“妈妈”，他们是得到李静芝帮助成功认亲的部分走失者。
张宝艳介绍，嘉嘉走失的1988年，正是中国儿童被拐的高发时段。她介绍，那时候在农村，不少人认为家里不能没有男孩，可计划生育政策施行下，再次生育并不可行。
也有一些地区，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比如在福建和广东，“家里男孩多，人多势众，在当地就有话语权”。张宝艳见过一个福建的家庭，已有6个女孩和4个男孩，仍要再买一个男孩。
“宝贝回家寻子网”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被拐卖的孩子里，男孩占了绝大多数，而女孩的走失，多数源于被遗弃。
张宝艳说，贵州、四川、云南、重庆、陕西是儿童拐出的重灾区，而山东、河南、广东、福建、江苏则是排名居高的拐入地。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的地理特征研究》一文中，有学者将其总结概括为，“西部集中拐出，东部分散拐入。”
罗新就在其中。他自称从十五六岁到二十五六岁，几乎每天晚上都是两三点才能睡着，有时候彻夜清醒。
这些年，他做过装卸工，在后厨配过菜，在网吧当过网管，卖过电视机和方便面。“起初一些工作做得挺有样的，但因为长期失眠引起的健康问题，没法坚持下来。”
他“思想负担重”，和朋友一直保持着客气的距离，“生活乱糟糟的”。
“在青少年的时候，我已经被压垮了。”他说，那时候，他就想要一个答案，害怕等得太久，找到父母时，对方都已经不在了。
认亲时已是2009年，罗新的亲生父亲离世了，哥哥被人打伤留下后遗症。家里的布料生意早不做了，母亲在街上卖水果。他老家在临潼书院街，那是华清池景区外的第一条街。原本只能一辆车通过的小路变成了6车道快速路。
如今，陈立鸣的妻子全职看孩子。他当年走失后，母亲生了两个女孩，父亲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
这些年，他也接触过一些走失者，不少人的成长经历都颇为曲折：有人没上过学，因为农村的养父母害怕他有文化后离开；有人被拐卖到新疆，养父常在酗酒后实施家暴；有人被认为“不好养”，被转卖过好几次。
李静芝接触的走失儿童中，后来考上大学的没几个，不少人在初中阶段就已辍学。
张宝艳总结，对家有记忆的孩子，容易变得非常敏感，极端的状态下还会仇视社会。她帮助过的一个男孩，养父母对其关怀备至，而他总找理由离家出走。
“有人在迷茫中丢失了自己，有人在惭愧中度过漫长的岁月，走失的打击对孩子和父母都一样沉重。”她说，前来登记的家庭中，不少夫妻已离婚。
失去儿子的时候，李静芝埋怨过丈夫。两人一起找了5年，之后丈夫想要再生一个，可她的心思全在嘉嘉身上。后来，他们都不太愿意踏进那个没有孩子的家，“太冷了”，就离婚了。
直到嘉嘉走失的第二十三年，前夫和李静芝说了对不起。那时，两人都已再婚。
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不少寻子父母如今超过60岁。张宝艳见过有家庭因为找孩子倾家荡产，家人互相埋怨。有人自杀，有人“一直在路上”。也有人积劳成疾，壮年离世。
在广东，有个丢失儿子的母亲得了癌症。她抱怨化疗生不如死，可她要坚持，活到见着孩子的一天。
在西安，一位白姓男士大儿子有缺陷，妻子没工作，又丢了小儿子。工作之余，他会骑上自行车，沿着西安市区和周边的乡村跑。他习惯背上灌满开水的玻璃瓶，揣几个馒头，到了饭点就停在路边吃两口。
寻子四五年后，这位父亲患上脑癌，很快去世。他们一家人是李静芝的“心结”。
她还记得一个生活在东莞的男孩，在认亲采血前遭遇车祸去世。男孩原本对家有零零碎碎的记忆，他会指着养母手上的戒指说，我妈妈的戒指比你的还要大，他进门必换拖鞋、洗手，为了找到家，上小学时他离家出走了两次。
李静芝找到男孩的养父母，还去了东莞当地的派出所，“找寻之路还要继续，不管他是否还在人世，也该让他的亲生父母知情，尽管足够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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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人，并不是终点。
李静芝解释，认亲成功后，一些家庭还算融洽，大部分却都“不太容易”。他们面临的问题很现实，比如，亲生父母如今的经济状况不佳；分开多年两方的生活也已脱节。
“相比之下，认亲成了最容易的事。”她说。
不久前，一个年轻人向李静芝倾诉苦恼，自己跟亲生父母见面后，两方都是“淡淡的”，不知道怎么能互相迈一步。还有一个小伙子，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收拾行李住到了李静芝家。
有人回到亲生父母家后，和弟弟相处不好。此前，养父对他不太关心，他也不会接纳关心或是回馈关爱。走失的经历在他心里烙下了印记，总觉得“别人欠我的”。
“很多人都是各想各的，不在一个轨道上。”在李静芝看来，这些家庭“团圆”后，需要心理辅导。“告诉父母该怎么做，孩子该怎么做”。可她也担心，如果这种困境被公众熟知，有人会放弃寻亲。
对大部分寻子的父母来说，多年追寻最终变成几个简单问题——孩子在哪儿，是否活着。
陈琴西说，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和小时候不一样，没法找到了就弄回自己身边，“我只想临终前知道他还在世上活着”。张会侠则说，“只要他过得好，想回来可以，不想回来也可以。”
如今，李静芝再喊起嘉嘉这个小名时，会马上得到回应。母子俩待在一起有种“很熟悉很舒服的感觉”。她给儿子讲每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听到他说，“终于知道我3岁以前是什么样儿了”。
和李静芝相处一个月后，嘉嘉从西安回到成都。“他得忙他的事了。”李静芝语气低沉。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李静芝曾明确表示过，找到嘉嘉后，一定会起诉儿子的养父母，可她最终没有这样做。
“寻亲的过程，李静芝也只过了第一关。”张宝艳坦言，事实上，多数家庭在团圆后，不得不作出“折衷”选择——与孩子的养父母和平相处。他们怕伤害孩子的感情，也怕不被接纳，相互间守着一条微妙的“边界线”，小心翼翼地不去逾越。
也有最极端的情况，张宝艳见过有孩子被警方解救之后，始终不认亲生父母，“顶多就是见一面而已”。
有一次，罗新和亲生父母视频聊天，他介绍了养父母，两边的老人匆匆打了招呼，他会叫两个母亲“妈妈”，毕竟“已经拥有的很难去抛弃”。
找到家之后，陈立鸣和养父母保证，会给他们养老送终。身在广州的亲生母亲则淡淡地对他说，“不用管我，我有你的姐妹照顾”。
他一直用着养父母起的名字，直言改回去“可能性不太大”。他求学、工作、结婚，后来又有了两个儿子。他把原名“宁非”拆开，放进了儿子的名字里，陈亦宁、陈亦非。
最近，李静芝又组织了一次寻子见面会，这一次的主角是她的儿子。时隔多年，她家的客厅再一次热闹起来，灯上挂着拉花和气球。
她还在家里摆上了儿子小时候骑过的三轮车。32年里，她一直带着这辆自行车，用几层袋子缠好。
认亲之后，她和嘉嘉每天都在一起，可她还会觉得“是在做梦”。她会忍不住捧起嘉嘉的脸，盯着半晌。“我总在想，他其实没有变，只不过是放大了一点儿。”
有一次，她和嘉嘉开玩笑，“你能不能再缩回去，回到3岁，咱们重新开始生活？”她听到嘉嘉轻轻地答了声：“好。”
（应受访者要求，罗新、陈立鸣及其儿子均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记者 王景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