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到有人自杀(梦到有人自残什么意思)

关于梦到父亲自杀这事儿……

梦到父亲上吊自杀了……虽然是做梦,醒来的时候心里还是空虚了一下,工作一整天,这个梦一直在脑海里徘徊。

父亲当然不会这么做。大抵还是我自己内心的某种恐慌的积累。

父亲在母亲的压制下多年,母亲像家里的“强权”一样,不容反抗和质疑,我们家庭的氛围总体是压抑、焦灼、不安。

我对父亲的感情也很矛盾,在父母的争吵中,我看似更偏向我的父亲,因为他总是被打压的一方,他为人老实、能力不强,说话没什么分量,所以我看似偏向他,为他说话,实际内心是有些怜悯和瞧不起,因为他被打压,被母亲唾骂的背后还有他的懒惰、不求上进,只喜享受,而母亲恰恰相反,她勤劳、聪明、强于交际,但脾气很大,强势而暴躁。

这样的两个人婚姻中不免争吵,作为孩子的我和哥哥,其实也是母亲强势性格下的受压迫者,所以我轻易能跟父情,但这份共情里,譬如我站在父亲的立场上为他讲话,也更像把他作为向母亲反抗的工具。

我一直觉得我对父亲没有很深沉的爱。因为我感受到父亲在我成长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父亲几乎没有对我和哥哥表现过太多关心,衣食住行有母亲操持,学业有母亲督促,尽管她的方式简单粗暴,但的确作为家庭经济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她确确实实比父亲在我和哥哥心中的影响力和权威更大。

父亲不是家庭经济的最重要的支撑和保障这件事儿我很早就已经有了些概念。

小时候父母要离婚,在作为孩子的我心中,已经开始衡量“利益”得失,隐隐担忧如果跟父亲一起生活,那以后是否还有饭吃,还有学上?所以,尽管一面希望他们赶紧分开,一面又希望还是等等吧,那种巨大的对自己担忧的不安全感战胜了让他们分开的念头,所以那时候我总是用哭,悲伤的哭闹表达对他们离婚的害怕,以求母亲能软下心来,继续维持这个家。

后来上了初高中,开家长会,母亲说让你爸去吧,被我极力的反对,我的第一个念头竟是不想让同学见到他。当然不是因为他既没有真心关注过我的学业也不是因为他不善言辞,只是我总觉得他有些“不行”,这个想法,让我自己内心有些微愧怍,这种愧怍持续了很多年。

有一年他跟母亲因为给祖父办周年的事又吵了起来,给我打电话让我劝说母亲,我虽然一面安慰着他,语言上看似全是宽慰,但立场却是偏向母亲的,尽管在这件事儿上母亲并不占理。大概电话打到最后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一向好脾气的父亲突然有些哀叹:你妈这么些年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

我在那一刻像一个被戳破虚伪面具的无所遁形的伪君子,心里倏然慌张起来。

我以为我在维护的是他的自尊,后来想起才明白,我只是在充当一个“好人”。

其实父亲一直都不是个存在感很强的人,尤其在母亲的映衬下,家里大小事物也是母亲做主,连叔叔伯伯有事也是找母亲商量,父亲的意见几乎没有分量。这大概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我总觉得他不该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者,我根本我不愿意去了解他的想法,我希望母亲不要因此暴怒发火,希望家里能平静安稳,希望父亲可以退一步,不要做无谓的坚持。

我自小还总听母亲说:“你爸那么懒,就是没吃过苦,15岁了你爷爷还背着他呢,都是惯的”

这话当然无从考证,但那时候我脑海中立马出现了那些地主家的废物少爷形象,享受玩乐,性格也天真,不懂人情世故,唯独没有什么生存能力,只有在祖辈的庇佑下才有好日子可过。

而年轻时的父亲的确喜欢的与那些疲于奔命的同辈人不同,他不爱工作,喜爱看各种“武功秘籍”,气功,截拳道、柔道、散打、咏春,后来又爱上军事历史杂志,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城里,每次回家还会给他往回带,他有几次还特意嘱咐我多带一些回来,然而并没有给我钱。

那些书后来不知道是不是被母亲烧了,总之许多年过去早就找不到痕迹。

后来他喜欢喝酒,喝多了就喜欢跟我讲些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我那时候总是耐着性子听,但大抵我心里是不信也不屑的,可我表现得却十分专注。

其实后来我也明白了,我是个十足的功利主义,我只相信成功,对于失败者的言论,我当然不会放在心上,哪怕对面的人是我的父亲。

唯一能跟外人称颂的大概就是父亲“平视”的美德,跟母亲的强势和掌控欲不同,他不大插手我和哥哥关键处的人生选择,或者也是觉得自己说了无用,反正不得而知,但他不是全然的不关心,而是很淡然地说,看你们自己愿不愿意,自己高兴,有兴趣就行。

我当然不把他的意见放在心上,对于这样一个毫无存在感的父亲回应的同样是不够走心的关怀。

工作后,回报的钱和物多半也是因为为人子女这个身份下的道德要求,有多少真心真意的爱含混而模糊。甚至因为母亲的一直压制,反而在财物上给予父亲的反馈是更多的,只是不愿再交流,即便交流也是敷衍更多,而我见他也并没有多出与我和哥哥多交流的心思。

他有了智能手机,是我在母亲的极力反对下给他买的,我总还是想着,他不该被同龄人给抛下,毕竟年龄再大些的老人都开始拍起短视频了,而事实证明,这正中下怀,他沉迷其中,每日听着军事新闻睡去,母亲为此跟他吵过多次,也骂了我几回。

我有懊悔过,一面担心他在手机上的时间花费太多,影响了身体,一面又觉得,那就是给他开辟一个新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或许他才能找到唯一的快乐。

有时候我想,我太像我父亲了,因为平庸而喜欢将自己移情于一些虚无的离自己很远的东西,我哥也有同样的情况。

这种理解也同样是在工作后,我没有继承母亲的能言善辩和精明强干,反而有些父亲的怯弱,对于人际交往更是本能恐惧,因此对工作的态度不抗拒也没多少热情,只喜欢些舞文弄墨、虚无缥缈的东西。

做了那样一个梦之后,我又想看过的《万箭穿心》那个电影,男主人公在跟女主人公争吵过后,选择了自杀。

女强男弱,有人说男人太窝囊脆弱,自杀怨不上别人,有人说女人太强势把男人的自尊踩在了脚下,让人无法喘息。

我那时候无法置评,其实论个对错没有意义,只有身处过起过其中的人才知道,男人的苦,女人的苦,孩子的苦,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彼此,更谈不上沟通和相互说服,只有站在上帝视角的人才会云淡风轻的加以批判,而身处其中的人大多沉默。

这个世界上如果真的有感同身受,有瞬间醒悟,平凡人有觉知和健康完美的人格,那或许真的会少许多悲剧。

那个男主人某种意义上倒是和我父亲的形象有了重叠,但我想我父亲大概是没有勇气自杀的,他贪恋活着,因为他是个十足的享乐者,没有太多的牵挂,其实是很容易快乐的。

可是那个梦依然让我心有余悸,我偏想象着那情景,都足够让我悲怆凄凉起来。

其实,我父亲对我总是笑着的。大概父亲对女儿都有种天然的喜爱。不论这爱意的多少,总还是有的。

他有一年去做地下煤矿工人,一连去了一周,回来给了我20块钱,后来我用那20块钱买了个棉袄。

再后来他去倒卖牛,也赚了些钱,我跟他要零用钱的时候,他也很是痛快,比母亲总是要问一问拿钱做什么来的痛快。

这些短短长长的的记忆,还不足以让我父亲这个形象很明确,我觉得他不像我父亲,更像一个跟我们一起成长得没长大的人。

我小时候捡到过一张他学生时代的照片,瘦削的很,人是很精神的,后来又见到他和母亲唯一的一张合影,两个年轻人站在田间地拢,他用手搭着母亲的肩膀,两个人难得都是笑着的。

我那时候才觉得,在青春时期,原来每个人都有过闪光的时刻,又不知道为什么在岁月的年深日久里经不起消磨了。

梦到父亲自杀这事儿,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我回忆起很多过往,那些年与父母生活的日子,是在之后脱离原生家庭后依然残存的伤痛,对父亲的态度可以说是我整个人格的写照了,在虚伪的悲悯和真实的爱的矛盾中夹缝求生。

同情弱者,又轻蔑弱者。

就像我轻视父亲,但又对他的人生有种深切的悲痛。

想到梦中他以那样令人唏嘘的方式离开,我的痛苦便加上一层,如梦噩,久久无法回神。

我到现在,仍不能说我很尊敬他,但这一刻我倒希望,天下父亲母亲,都能有些快意的人生,不要带着怨,带着枷锁生活,天下孩子,都能真得些父母的爱意。

国内首个盲人自杀热线接线员:接到的电话逐年增加,聊5分钟就知道能帮对方

大门一关,李勇生要隐藏起名字和年龄——包括他是一名盲人的事实。

这里与外界隔绝,他的身份是一串工号,职责是劝人活着。出了这扇门,他们在电话里聊起的一切,都将被秘密掩埋。

“希望24热线”,400-1619995,谐音“要留、要救、救救我”,一条专门面向企图自杀、有抑郁倾向的人的生命援助热线,全年24小时无休。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自杀已成为15岁至29岁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因,仅次于道路伤害,每年有近80万人死于自杀。

李勇生是天津接线团的团长,也是国内第一个从事自杀干预的盲人接线员。

李勇生做了一个比喻:有自杀意图的人,会穿过一间间黑屋子,最后抵达灰暗的迷宫,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但在每次进入下一个黑色房间前,他们都会向外释放求救的信号。

热线是最后一道生门,李勇生要做的,就是在系统崩塌瓦解前,建立支撑点,做最后的挽救。“做他们的朋友,走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李勇生在接听来电。图片来自《三月风》杂志

01 角色

李勇生有一双灰蓝色的眼睛,这是视神经萎缩留下的痕迹。一位给他拍过纪录片的记者说,他戴墨镜的样子,像日本导演北野武。

在深夜的接线室里,李勇生确实像一名导演。工作前,他要把门窗紧闭,保证安静氛围,方便进入角色。他在众多场景里穿梭,每通电话结束后,他需要时间,在大脑里进行角色转换。

晚上6点,李勇生叩开接线室的大门。这里位于天津一处写字楼内,十来平,两部电话,两人值班。“你打来电话,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你什么都可以说,我陪你聊天,咱们共同面对,好吗?”

自杀干预将企图自杀的人群分为4类,7个等级,26个级别。4个等级分别是轻度、中度、重度和急迫。“面对学生,我通常扮的是家长,如果是校园问题,我会扮演老师,职场白领打来的话,我就演同事。”

拿起电话,李勇生会仔细听对方的环境声,接着听对方气息的变化、停顿时间、声音高低。5分钟内,李勇生能判断出危险等级,迅速建立一套干预方案——在此前的1000多通高危来电中,他的成功率达90%以上。

“基本聊5分钟,我就知道我能帮助他,没问题。他能投掷出求救的信号,我就知道,这人能救回来。”李勇生说。

他记得一个凌晨的电话。来电的是个女孩,李勇生听出,电话那头,有车流声,风声很大。他迅速判断出,这是一个高危来电——女孩可能在马路边或高架桥。

情况危急,李勇生调高了声音,音量与嘈杂的背景差不多大。事情在他的预料之中,女孩站在大桥上,准备往下跳。

在聊天的过程中,他抓准时机:“现在这个环境太吵了,我想听更多,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吗?找一个车辆少,能避风的地方,咱俩好好说一说。”

连线半小时后,女孩来到距离大桥200米的公交站。一个小时后,女孩听从了他的建议,回了家。“当她能和你诉说心里话的时候,危机的大门基本已经关闭了。”

每一通电话,都是一次漫长的拉锯战,反复地在希望的产生和破灭中拉扯。

李勇生能体会对方的状态:“他走到这一步,不知道深思熟虑多长时间,没有亲人和朋友的支持,任何的信念系统都没有了,他只想结束生命来获得解脱。”

他要做的,就是建立“拉力系统”,建立支撑点,打开对方的心结。“能打进电话的这部分人群,他内心还保留着一些对生的希望。这是他们的求救信号,他们还在挣扎之中。”

李勇生有自己的方法:说话时不打断对方,让对话一直延续。与对方情绪同步,琢磨对方的需要,抚平对方的焦虑。“他说出这句话,可能是求石问路,我要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他说完后,我必须连接上他的话,给他帮助。”

这也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技术不熟练,一句话刺激到他,不但不能将他拉出来,反而会激怒他的情绪,让他的心理产生瞬间剧烈的波动。

“尤其针对想自杀的人,他最怕的是一种负担,你可不要死啊,你死了以后你妈妈怎么办?你爸爸怎么办?他最怕听到这些。”

02 盲人的世界

盲人眼前的世界,并不是永恒的黑暗。

李勇生从事自杀干预接线员,已有7年的时间。谈起初衷,他说,既是助人,也是自救。“对方的包袱卸下后,我的包袱也卸下了,虽然我看不到,但感觉心里面是亮的,天空也是亮的,一切就不一样的感觉。”

他善于捕捉情绪变化的信号,像独独在夜里出航的船,面对漆黑的渺渺大海,总能准确判断出海浪的方向。但人无法四季在纯粹的黑暗里生存,即使他是盲人。成功挽救一个生命的感觉,难以用言语形容。

李勇生能感觉到白天和黑夜的区别,有时,黑夜也不是空洞的黑。他去盲校做过调查,即便是先天全盲的人,眼前也不是漆黑一片。他认为,这是受情绪调节的原因。

“即使没有光感,长时间受想法的强化,他会在脑海这种产生‘亮’的感觉,因为这样会让他感觉舒服,会让他没有压迫感和窒息感。如果在脑海中只有一片黑暗,时间长了,内心再强大的人,也走不出来了。”

李勇生40岁了,但他所有的图像记忆,都停留在10岁以前。失明几乎曾经将他的生活连根拔起。

他现在还会梦见,失明前度过的那个春天。村里有绿皮火车,路上有一些笨笨实实的卡车,车顶插着天线。家乡有一排垂柳,河边有一片青草地,树木发了嫩芽。他再未见过那样浓郁的绿色。

如今,他10岁前的记忆正在消散,他记不清了,连梦境也模糊起来。

失明前,李勇生是村里是出了名的孩子王。10岁那年,他在雪地玩闹,被东西绊倒,脸扎进雪地里,眼球撞上路中间的“铁疙瘩”,一块地泵。雪地上落了血滴,他用手一碰,意识到,两只眼球破了。

路上雪厚,车子难走,去大医院要很长时间。父母带他去附近的医院,做了眼球缝合,没多久就出了院。有亲戚叹息,挺好一孩子,这辈子废了。“我听见这词极不舒服,我怎么就废了?”

李勇生常常觉得,眼前雾蒙蒙的一片,脑袋上像箍了一顶“铁帽子”,他总不自觉地想把头上的“帽子”摘下来。他变得沉默,不似以前活泼,爱待在人少的地方。

他对声音愈发敏感。他判断天气,依赖的是鸟儿的叫声。天气好时,麻雀叽叽喳喳,天气坏时,鸟儿扑簌簌地乱飞,他想可能有一场大雨。他甚至能通过声音,判断马路的宽窄。

李勇生仍记得12岁发生的事情。他和朋友去别人家的菜园子里拔菜,园子主人见后,只打了李勇生。“我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想来想去,为什么欺负我?就因为我看不见,就因为我是累赘,我不行了。”

脑袋上的那顶“铁帽子”,心里的疙瘩,都被一团火烧没了。“我不能这样让别人看不起,我长大了,一定不让别人说我是废人,一定活好了,还要真正活下去。”

叔叔给李勇生买了一台收音机,他靠声音和世界发生连接。他听相声评书,也听心理访谈,他知道,盲人能上盲校,学按摩,学吹打乐,又有了希望。

有次,他拨通了节目热线,一名心理学专家正在讲课。他问,我以后该去干什么?专家说,你可以去做心理咨询师,这很适合你。心理咨询对他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词。

从盲校毕业后,李勇生做起了盲人推拿。有天,他听说残联要举办针对残疾人的心理咨询师培训班,在北京师范大学上课,一个城市只选两三个人。李勇生被选中了。后来,他顺利考到二级心理咨询师证,开了自己的心理咨询室。

有次,他去长沙参加心理学的课程,知道长沙建了希望热线。“当时就觉得特别适合我,眼前一亮。”

2015年,天津也要办希望热线,李勇生立即去报了名,成为天津首批热线志愿者。

李勇生和全家人一起旅游。图/受访者提供

闲暇时,李勇生也会想,如果没有失明,他该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能会去参军,或钻研一门学问,搞创新发明。“因为意外,才走进了这个行业。既然如此,咱别的也不擅长,只会心理咨询,如果能帮助到别人,那是最好的。”

他时常感到,他与电话那头的人,处于两个世界。

在那个混乱失序的世界里,最初,他觉得自己像是村长,什么事情都帮着解决。后来,他更像侠客,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如今,他只想做对方的朋友,帮对方理清行动的线头,做力所能及的事,“走进去,和他们站在一起。”

03 一场对人生的模拟

听过成千上万个故事,李勇生发觉,这些相似的情节,有着人生阶段的共性,在不同的人身上挪移重现。

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一个老人打来的。老人年迈,常年独自生活,身体不好,当下被卖假药的骗了,不想活了。

他发现,这是老年求助者的共同症结。他们寂寞,孤独无助,多数时活在回忆里,抱有对未来的恐慌,日积月累,便产生了心理问题。

“相对而言,老年人好干预,只要让他感觉有人在和他聊天,说什么都支持,类似‘大爷说得太对了’,‘就这样没错’,让他感受到认同感,就会慢慢恢复过来。”

李勇生还遇过欠了巨额赌债的中年失意者。对方认为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在酒里泡了一罐安眠药,准备喝下去。他给希望热线打电话,希望自己的事情,能让别人引以为戒。

李勇生成功劝阻了男人。一个多月后,男人的家属给热线打电话致谢,李勇生听接线同事说,男人已经走出了阴霾,他激动地围着椅子转圈。

他说,对于自杀干预热线的接线员而言,最基本的准则是,无论对方说什么,都支持和尊重他,让他感受到真诚,和发自内心的关注。这是建立信任关系的要义,“必须让他感受到,我在听,我在关心,不论说什么我都能接纳。”

在听到孩子的烦恼时,他最容易动情,沉浸在对方的痛苦里。

现实中,李勇生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初中。李勇生还记得,一个13岁的男孩,单亲家庭,父亲嗜酒,男孩总是担心受怕。一个孩子饿着肚子,又怕父亲打人,又担心父亲不回来,他该多么孤独啊。李勇生想到自己的孩子。

接完电话,他站起来喝了一大杯水,出去走了一圈,大脑放空一会,才能从角色里出来。

离开接线室后,外界的声音能把他拉到现实里来。

一路走去,他能听见车子的引擎声,有司机按着喇叭催促前方的车辆,街边小贩在叫喊。这些声音带来生活的实感。

但并非所有接线员都能瞬时走出来。那些困苦的情绪有时会缠绕着他们。一些感情细腻的接线员更为困扰,有人常常担心,他的困境有没有解决?他有没有再次自杀?他家人怎么样了?

“他天天沉浸在这个问题里,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最终也是有一部分人群不干这行了,因为太容易动情。”

这些痛苦也滋养了李勇生,使他对苦难有了预设。

“在这些人身上,我看过了这样那样的故事,需要消化他们的痛苦和磨难,就跟打疫苗一样,咱再遇到同样的问题,处理起来就很自如,甭管过去未来,一切都是人生的反复模拟。”

04 解困

他发现,打给希望24热线的电话逐年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底,接听来电达39.4509万通,青少年来电占比40%,其中有5000余高危案例。

起初那些年,李勇生值班时,常常只有四五个电话。现在,电话几乎是无间断的。“这还是能打进来的,90%以上的电话是(占线)打不进来的。”

来电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学生占比最大。李勇生遇到最小的求助者,只有11岁。

需求量成倍地上升,与此同时,接线员却流失严重,十分紧缺。

据希望24热线数据,2012年热线在上海建立后,为保证专业性,希望热线要求,接线员需持二级心理咨询师证,或参加《心理危机干预实操技术》培训,经过培训和见习才能上岗。

截至2020年10月,现有的志愿者达700多人,其中热线接线员400多人。一名希望热线的工作人员透露,2017年,接线员有700多人,2022年,现有的接线员已不足300人。

这些接线员均为志愿者,没有任何报酬。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老师、公务员、心理咨询师占大多数,业余时间接线。

2015年,李勇生参加了希望24热线的首期培训班,同期的志愿者有350多人“很多人接线不久就走了,留在热线的只有120人左右。”

七年过去,李勇生估算,如今坚持留在热线的首批志愿者,不足20人。

人们离开的理由不一。有的因为工作调动,有的因为搬家,离得远了,有的结婚生了孩子,时间抽不出来。但最大的原因,还是高强度的输入和输出。李勇生说,从事危机干预的接线员,需要较强的学习和探究能力,要不断地吸收知识,再进行大量的实践,是对精力的考验。

今年6月,由世界卫生组织撰写的《世界精神卫生报告》发布,自杀已成为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致辞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全球正在经历一场精神卫生危机,近10亿人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李勇生也有同样的感受。城市的节奏加快,产生的伤感也越来越多,那些创伤和挫折,还来不及弥合,就有新的创伤填补进来。

他还遇见过热线依赖者——长时间依靠希望热线活着的人。“他们一空闲就打,也有一年打几十次,上百次的。咱从不问他姓氏,也不透露信息,但他一打进来,能听出我们的声音,说,是你啊。”

李勇生从不会让对方挂断,而是继续耐心倾听,“热线是这部分人群的希望,每个人的希望都是平等的,他对热线这么依赖,说明他的社会支持系统非常薄弱。如果唯一的希望再打破,对他们是很大的创伤,我们能帮的话,还是会继续帮下去。”

对于庞大的自杀人数而言,热线仅是干预中的一环。它难以挽救如此多的有自杀意图的人群。

“光靠一个希望热线,真的是杯水车薪,心理咨询师本来就少,里面研究危机个案的就更少了。”李勇生说。

李勇生说,每个企图自杀的人,都会释放出自己的求救信号。“我们心理学叫三托六变,可能会发有托人托物托事的行为,并且在性情等方面会产生变化。”

一个细微的关怀,或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希望,就可能会挽回一个生命。“如果那时,我们刚好在他们身边,千万不要给他们再添加负担,只要做到一点,真正地支持他们,理解他们、陪伴他们,让他们不再变得那么孤独,就能有挽救的希望。”

来源: 济南经济广播fm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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