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我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
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90年过去，我成了正儿八经的“90后”。我大半辈子都在与水稻打交道，至今从事杂交水稻研究工作已有 55个年头。我最关心的，就是与水稻和粮食相关的事。
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华大地上到处灾荒战乱，人民生活颠沛流离， 少年时我就被迫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虽然少不更事，但每当看到沿路举家逃难、面如菜色的同胞，看到荒芜的田野和满目疮痍的土地，我的内心总会泛起一阵阵痛楚。报考大学时，我就对父母说，我要学农。母亲听了，吓一跳，说，傻孩子，学农多苦啊，你以为好玩儿呢？但我是真正爱上了农业，死活要学，还摆出大道理：吃饭可是天下第一桩大事，没有饭吃，人类怎么生存？最后，父母尊重我的选择。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安江农校地处偏远，临行前，学校的领导告诉我，那里很偏僻，“一盏孤灯照终身”，你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当时我想，能传播农业科学知识，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没想到，去了不久，就碰上困难时期。我当时想，这么大一个国家，如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我要为让中国人吃饱饭而奋斗！
一天，我看到一些农民从高山上兑了种子，担回来种，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那么高的山上去换种呢？他们说，山上的种子质量好一些，产得多些。他们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叫做“施肥不如勤换种”。这对我有很大启发：农业上增产的途径有很多，但其中良种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从此以后，我开始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之路。一路走来，有汗水和 辛酸，也有丰收和喜悦。科学探索无止境，在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路上， 我一直有两个梦，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禾下乘凉梦，我是真做过，我梦见水稻长得有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而我则和助手坐在稻穗下面乘凉。其实我这个梦想的实质，就是水稻高产梦，让人们吃上更多的米饭，永远都不用再饿肚子。
做梦容易，但要把梦变成现实，则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劳动和努力。我清楚地记得，那是 1961年 7月的一天，我到安江农校的试验田选种。突然，我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穗大，颗粒饱满。我随手挑了一穗，竟有 230粒之多！当时以为，选到了优良品种，岂不是可以增产无数粮食？
第二年春天，我把种子播下，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一眼望去，高的高，矮的矮，没有一株赶得上最初的那株水稻。我不甘心，开始反复琢磨其中的奥秘，研究那一片试验田的稻株比例，最终得出一个结论：水稻是有杂交优势的，那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就是天然的杂交水稻。既然天然杂交稻具有这样强的优势，那么人工杂交稻，也一定有优势。当时，遗传学理论一直否定自花授粉作物有杂交优势。我对此理论提出质疑。随后，我又拜访专家，翻找资料，最终得出结论，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那么人工杂交水稻也一定可以利用。而要想利用这一优势，首先需要找到“天然的雄性不育水稻”。
于是，我又走上曲折的寻找之旅。
其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在海南岛找到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野败”并加以利用的过程。那是 1970年 11月，我和助手李必湖、尹华奇驻守在海南岛崖县南红农场，在当地寻找野生稻。在那里，有一位农专毕业的冯克珊，是南红良种繁育场的技术员，经常跑来听我讲课。冯克珊联想到农场附近有一种名叫“假禾”的草，很可能就是我要找的野生稻。11月23日，他找到李必湖，来到南红农场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到那片正在开花的野生稻中察看。他们发现了三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野生稻穗的花药细瘦，色浅呈水渍状，不开裂散粉。这三个稻穗生长于同一禾蔸，是从一粒种子长出、匍匐于水面的分蘖。他们立即把这蔸野生稻连泥挖起，放在铁桶里拉回去，然后移栽到试验田里，等待鉴定。当时，我正在北京开会，收到助手们从海南发来的电报，连夜赶火车奔回海南岛。经过仔细检验，我们最终确认这是一株十分难得的天然雄性不育株野生稻，我给它命名为“野败”。
这真是大海捞针啊！
“野败”的发现对杂交水稻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更是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的突破口。1973年，我们协作组历尽千辛万苦才通过测交找到恢复系，攻克“三系”配套难关，才有了新中国第一代杂交水稻。第一代以细胞质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优点是不育系不育性稳定，但也有缺点，即配组的时候受到恢保关系制约，因此选择优良组合的几率比较低，难度大。自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起，我们开始研究两系杂交水稻。1995年，第二代以光温敏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两系法杂交稻研制成功，它的主要优点是配组自由选择，能选配到优良稻组合的几率比较高。但是，第二代杂交稻也不是完美的：不育系育性受气温和光照影响较大。我想，如果有一种杂交水稻，既兼具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优点，又能克服二者的缺点，那该多好啊！2011年，我们又启动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研究与利用，这是以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稻，已初步研究成功，该杂交水稻克服了前两代的缺点。现在，我们甚至开始了第四代、第五代杂交水稻的研制。
追求高产更高产，是我们永恒的目标。自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起，我们开始超级杂交稻攻关，分别于 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实现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目标。近 5年又突破每公顷 16吨、17吨的目标。2017年，世界水稻平均每公顷产量仅 4.61吨，而我国杂交水稻平均产量每公顷达 7.5吨，在世界上遥遥领先。
不可否认，20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所以杂交水稻把产量摆在优先地位。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不仅要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改变思路，提出既要高产，又要优质。但是必须说清楚，虽然要满足市场对优质大米的需求，但我们仍然坚持一条，即不能以牺牲产量来求优质。我始终觉得，粮食安全问题必须时刻警惕。历史也无数次告诫我们，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提高水稻的产量。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我的另一个梦，就是杂交水稻走向世界、覆盖全球梦。
世界上超过一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却是，全球现有 1.6亿公顷稻田中，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还不到 15%。发展杂交水稻不仅有广阔的舞台，更对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倘若全球有一半稻田种上杂交稻，按每公顷比常规水稻增产 2吨计算，则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 4亿—5亿人口。杂交水稻覆盖全球不仅能提升全球水稻产量，造福人类，还能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了实现这个梦，我们一直在努力。从 20世纪 80年代至今，我们坚持开办杂交水稻技术国际培训班，为 8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了 14000多名杂交水稻技术人才。我还受邀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杂交水稻。目前，杂交水稻已在印度、越南、菲律宾、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美国、巴西等国实现大面积种植。2019年 6月，在长沙举行的中非经贸博览会上，来了不少非洲国家农业界的朋友，看到他们对杂交水稻充满感激和期待，更坚定了我们将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的信心与决心。
新中国杂交水稻事业能够取得丰硕成果，离不开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同时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已经 90岁了，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要力争让我们的团队早日完成每公顷 18吨的高产攻关，做好第三代杂交水稻技术的生产应用。我希望最终能实现“禾下乘凉、覆盖全球”的两大心愿。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日报2019年散文精选》，标题为编者所加。
梦可以是真实事情的反映。
前些天看到一个女人做梦，她弟弟被人杀害了埋藏在什么地方。公安按照她的梦境真的挖出来了尸体，并且破了案。
六十年代我家的南面几十米的地方就是县武装部。阴历的三月三是邹城市的钢山集会。武装部的人有打野兔野鸡的爱好。就结伙去钢山后打野兔。有一个人嫌集会上人多。就去了西苇水库打野兔。当晚没有回家，他家属问他人。说他可能去西苇水库了。次日早晨他家属找领导说。俺对象在水库淹死了。武装部领导组织人去西苇水库发现，他的衣服和小口径步枪挂在自行车把上。推断他可能真的淹死了。就联系水库管理部门坐船打捞。一天也没有找到。次日，女的给领导说，他托梦说淹死在排水口了，水库管理部门组织人到水库排水口打捞，结果一网捞出来了。我们家附近的邻居都传这个事情，那时候我应该是10岁左右。
汶川震后十年：新城镇拔地而起 博物馆停留在十年前
来源:中国青年报
遇难者头像浮雕
震后十年
这个博物馆里大大小小的摆钟、座钟、闹钟的指针都停在了14时28分，十年间没有走动过。
10年来，“汶川大地震”后，灾区昔日连片的板房挨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拔地而起的新城镇，以及蹒跚起步的新生活。地震的痕迹越来越淡，但在成都市建川博物馆的一角，“汶川大地震博物馆”还固执地停留在10年前的模样。
落地式大摆钟被震到地上，碎成了三截；挂钟的电池不知摔到了何处；闹钟灰不溜儿的看不清数字，像是刚从瓦砾里刨出。
在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的食堂菜谱也停在了5月12日，那天的早饭是稀饭、包子和馒头，余下的表格空白一片。前几天的菜式丰富些，食堂师傅做了麻婆豆腐、土豆丝和酸辣粉，师傅还把豆腐写成了“豆付”。
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一开始只想抓紧时间搞一个展览，留下记录。他派出了博物馆几乎全部男性馆员，每日往返灾区收集运送文物。
谁也没想到，文物越来越多，运输用的中巴车换成了吊车和卡车，属于很多个体的伤痛和回忆被运往此处。最后，建川博物馆辟出了3000余平方米，装下有关地震的记忆。
开馆10年了，逾百万观众到访这里。有人沉默驻足，有人平静地复述自己在地震时的经历，有人只匆匆走过不愿抬头，有人望着文物掉泪，还有人陆陆续续给博物馆送来文物。
有工作人员说，有关地震的记忆如果不妥善收集保管，也许只能存在几天、几十天，但在博物馆里，它们能保存十年、百年甚至上千年。
没有宏大叙事，只有地震时发生了什么
博物馆参观的必经路上，有一条通道，脚底是透明的玻璃。需要低头才能看到的展示柜里，放着灰扑扑的温水瓶、缺了电线的电饭煲、烂了扇叶的电风扇、破烂的箩筐和脏到看不清颜色的餐盒。它们都是博物馆工作人员从灾区徒手带回来的。
对建川博物馆讲解组组长刘小敏来说，认识“汶川大地震”可以从她的讲解词——“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北纬31度、东经103.4度)发生8.0级强烈大地震，震中烈度达11度……”开始，也可以从这条通道开始。
比起数字和专业词汇，她更愿意让观众看到地震发生时一个个家庭、个体的遭遇。
映秀镇的牛眠沟村藏在山坳里，地震发生时，十几户人家、整个村落以及整个山沟几乎被填平。外乡打工的人归来时已找不到家乡，他们最后找来一个木牌，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上“安息吧，亲人”几个大字。
那块木牌如今就卡在博物馆的墙壁里，不远处放着黑色的裹尸袋。
博物馆工作人员还从灾区拉回了一个“家”。断壁残垣里，预制板摇摇欲坠。家里一堆废墟，门框斜了，墙壁脱落。吊车把砖块和碎片一点点拖回了博物馆，再由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复原。
每到此处，刘小敏会轻轻地说：“这个预制板、这个门框都是从现场带回来的。”
“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自己说话。”刘小敏说。
刚来博物馆的时候，刘小敏20岁出头，她一度抵触讲解地震博物馆，那些讲解词和文物让她“包袱很重”，地震时，她从新闻里看到的沉重的东西太多了，这个四川姑娘不愿再回忆那段日子。
她已经一点点忘记了帐篷和板房，逐渐尘封了地震时的无助和绝望，慢慢开启着新的生活。只是，在讲解间隙，她会突然问自己：“活着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幸福，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可那些死去的人呢？他们活该倒霉吗？”
刘小敏坚持在这里讲解了整整8年。
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肖波看来，这样的坚持是有意义的。“有一些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但很多人会选择性地忘记。”他认为，不管是好的坏的、快乐的伤痛的历史，“博物馆都应该尽可能去保存一段完整全面的历史”。
10年前，建川博物馆库房工作人员张体军，选择了奔赴映秀镇等地去打捞这段有些伤痛的历史。
这个四川汉子始终忘不了他在映秀镇看到的景象，瓦砾堆成了山，他不敢从那些“山”上跨过，因为总觉得废墟之下还有生命。他穿梭在余震和废墟之中，把车牌、火盆、旱冰鞋、笔记本带了出来。
那些灾区老乡的脸彻底失去了神色，“像莽子(四川方言，傻子的意思，记者注)一样，你喊他都没有反应，就是所有东西都失去了的那种感觉。”
余震随时会来，他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真的“交代在灾区”，但他确信，如果能拿多一点，再多拿一点，对那些深埋废墟之下的生命来说，也许就不算失去了所有。
建川博物馆的男性工作人员白天到灾区收集文物，夜里，女性工作人员就扎堆一起为文物消毒、登记编号、上架再写陈列大纲。博物馆工作人员黄毅还记得那段加班加点的日子，她摸过黑黢黢的裹尸袋，也给碎成几截的钟摆和电器消过毒。有时候，一群人埋头整理着，突然就有人抱着一个笔记本小声地哭了起来。
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收集整理了上万件文物。
博物馆学者、曾任辛亥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的宋亦箫教授，看到了灾区文物背后的意义， “一方面是地震和防震知识的普及，另一方面则是铭记并极力避免人祸在地震中所造成的不应当有的灾难”。
当成堆的文物摆到博物馆里时，建川博物馆副馆长吴宏远就决定了，展览要抛弃宏大叙事，回归时间顺序，只用文物告诉观众地震时、地震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给展览取名——“震撼日记”。
一次次地克制情绪，但从没压抑住
书写这本“日记”原则只有一点——要快。一开始，张体军在瓦砾里能发现遍地的文物，后来，该清理的清理、该焚烧的焚烧，他们肉眼所见的文物越来越少。
碰上被砸烂的汽车，张体军和同事就使蛮力，从螺丝处把焊上的车牌掰下来。回来时，顺手再捎上压得比笔记本还要薄的点钞机。石雕碎了他们抱起碎块就跑，不远处的废墟堆上还有人一边哭，一边徒手试图刨开瓦砾。
一次，他乘坐的车辆在山间行驶时，余震突然袭来，同车队的第五辆车被砸中，张体军眼睁睁地看着，滚滚而来的石块瞬间吞噬了一台车。
他会半夜突然做梦吓醒，感觉地震又重新发生了一次。父母后来才从电视里得知了儿子的动向，老两口也不敢说他，只拐弯抹角地求儿子一定注意安全。
10年过去了，张体军很少回忆这些细节。
博物馆开馆的那天，他负责把文物从库房送到馆内，一度累到“脚都迈不开、人也坐不下去”。自打那之后，他就不怎么愿意进馆了。
“感触太多了，这个事情你没办法用正常的思维去面对。”这个70后男人眼眶有些红了，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还是个心结”。
他很清楚自己不敢走进博物馆的原因——太真实了，真实的一面也许是力量，另一面则是沉重的包袱。
博物馆的入口处，“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几个大字是用钢筋编织而成的。那些钢筋都来自地震灾区损坏的房屋。它们中的很多根，张体军亲手摸过、搬过。
讲解员赵紫荣也不愿轻易走进地震博物馆，尽管，她来这里工作不到一年，还只是个24岁的四川姑娘。10年前，正在睡觉的赵紫荣被同学拉出宿舍，傻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后来，当她从收音机电视机断断续续得知灾区的消息时，眼泪就停不下来了。
“我没办法做到心平气和。”有时候听身边的四川游客说起灾区的事情，赵紫荣就在一边强忍眼泪。
一个游客指着博物馆墙壁的灾区实拍照片说，自己跟随单位前往灾区救援，废墟里传出隐约的呼救声，他们跑过去，隔着缝隙给幸存者传递食物，鼓励幸存者等待救援到来。话没说几句，余震突然来了，废墟一阵响动，那人的声音越来越弱。
最后，声音消失了。
同行的女性哭了，赵紫荣的眼泪也跟着掉。
“就是一次次地克制情绪，但从没压抑住。”这个年轻的讲解员用这句话总结了自己的工作。
这个90后姑娘说，许多游客在参观地震博物馆时，听过一两个文物介绍后会要求她“快点讲完”。等走过出口的拱门时，阳光洒下，游客突然生硬地转换了话题，她在一旁默默听着也不打扰，她能看出来，“他们都是有感触的”。
也有人听到她介绍地震博物馆时，会硬生生挤出一个笑容，“地震就不看了吧，我们都经历过的。”
检票员胡燕理解那些在入口停下脚步的人。她记得，很多人参观后走出来时面容很平静，但平静之下又有些忧伤，“毕竟过去十年了啊”。
更多的，是“百分之七十的参观者”愿意走进这个博物馆。据胡燕统计，平日博物馆每天都会有三四百名参观者，节假日这个数字会飙升到好几千。
肖波属于那百分之七十。这位博物馆学者很珍惜这栋3000平方米的建筑，“它给了我们一个空间，力求展示真实，可以讨论甚至争论有关地震的一切”。
“博物馆该做的，就是无限逼近历史的原貌。”他并不担心过于真实的“文物”会让观众望而却步，事实上，“观众接受了这里，一参观就是10年，他们的选择说明了一切。”
肖波想到了位于瑞士日内瓦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总部，那里的展览甚至称得上“恐怖”，但来参观的观众依旧络绎不绝，“观众有选择的权利，他们选择了勇敢接受那些伤痛的历史”。
刘小敏能轻易地分辨，那些来地震博物馆参观的游客是否曾和地震产生过关联。曾经的志愿者、幸存者、亲历者、援助者，一旦来到这里，大多会静静地盯着不同的文物驻足观看，刘小敏准备开始讲解，有人扭过头摆摆手，轻声说：“别说了，我都知道。”
不是所有人的明天都会到来，所以，要去做想做的事，要好好地生活
从业8年，刘小敏坦承，一天要绕着地震博物馆讲上好几次，次数多了、时间久了，她的情绪也好像一点点熬干了。
但她始终没能离开这个岗位， “困”住她的是一段关于球鞋的故事。
一次，她带着一群游客参观博物馆时，有人突然在照片墙前停下。照片里，一个母亲正在给遇难的孩子穿上球鞋。游客说，这个孩子一直想要一双耐克的运动鞋，可家里并不富裕，妈妈死活不同意，母子俩为这事儿还吵了一架。
后来，孩子在地震中遇难。下葬前，母亲哭着给儿子穿上了一双崭新的耐克球鞋。
“他妈妈一定很后悔吧。” 刘小敏已经是一个男孩的母亲了，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感同身受”。
她接待过很多来自地震灾区的中年人。她一度以为，会在这些脸庞上看到永远褪不掉的伤痛，可相反，许多逐渐苍老的中老年人面容平静，一路跟她絮叨着家长里短。
一位阿姨说，自己以前活一辈子就是为了挣钱养活一家人，买房买车，再供子女读书、结婚、生孩子，像一个轮回。但现在，“看开咯，人这辈子好短哦，哪个晓得明天会发生啥子事情，所以要去做想做的事情哦。”
博物馆的一角放置着曾任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遗物。10年前的地震夺走了冯翔年仅8岁儿子的生命，震后，冯翔走上了抗震救灾的一线，终日奔波忙碌。但熟悉他的人士说，冯翔一直未能走出丧子之痛的阴影。他写了无数纪念孩子的诗歌文章，却没能捱过一年。2009年4月，他在家中自杀。
有游客说，自己能理解冯翔为人父母的痛，也有游客说，冯翔恨的是没能保护好孩子的自己。这些说法都无法考证了，刘小敏唯一能确定的是，几年后的夏天，在北川新县城，夜幕低垂，散步的人陆陆续续走出了家门。
一切看起来都和过去没什么两样。只是，那些三三两两的人群里，有许多人都推着婴儿车。
“他们不是要忘记曾经的孩子，再生一个孩子，是要把曾经的遗憾弥补回来。这些新生儿是希望、是美好。”她说。
刘小敏觉得自己也变了。过去的她有些“愤青”，凡事都要追求“公平公正”，但现在她觉得，“人活一世，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也不是所有事情都要分对错。”这个年轻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没有任何要求，她不热衷于报班，也从不拼娃，只盼望儿子“健健康康地成长，做个平凡人就好”。
博物馆的角落里并没有这样浓烈直接的表达，但张体军一直觉得，每一件文物看着看着，都会生出这样的感受。
2008年5月31日下午，成都军区某陆航团92734号米-171直升机在执行运送受伤群众任务中，因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于14时56分在汶川映秀镇附近失事。经过近10天的搜寻，失事的飞机残骸在映秀附近的深山密林中找到，5名机组成员和13名群众全部遇难。
一开始，机长邱光华的飞行日记被运来了，封皮上几个大字还勉强清晰，里面已是焦黑一片。运送人员告诉他，日记是在一堆黑色的残骸里找到的。
之后的日子，飞机的残骸和机组人员的工作及生活用品陆续被运送到了博物馆，有头盔、照片、勋章。
张体军慢慢拼凑起了这群军人的模样，“越想越难受，生命就这么戛然而止了。他们本该有光明的前程啊。”
地震发生那年，他是个有十岁出头孩子的父亲。在一堆飞机残骸面前痛哭的张体军，一点点想通了博物馆开设的意义，不仅仅是要警醒要反思，更多是要唤起无数颗感同身受的心，重拾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一位博物馆专业的研究生说，现在的考古学和博物馆学追求的都是“透物见人”，但实际上这也是博物馆最难做到的，“仅凭文物讲出来的故事终归缺少一点真实性和感染力，很难和观众的生活联系到一起。但地震博物馆毕竟仍然残留着使用者的信息，还保留着生者对这些物件的记忆，我想，这些对观众的触动都会更深”。
飞机残骸和飞行员的随身物品，如今摆放在博物馆二楼的一处尽头，这里也是赵紫荣一定会带游客来参观的地方。
大多数时候，参观博物馆的学生很少开口，但出了博物馆有学生发一条朋友圈：“要珍惜现在的生活”。
“人，活着就是最好的”
在3000余平方米的博物馆里，有关灾难的痕迹无处不在。吴宏远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一开始博物馆只是想尽可能多地保存文物、留下记录。可后来到了灾区，他们发现，博物馆想带回来的东西太多了，绝不只是断壁残垣里的遗物。横幅标语、志愿者穿过的衣服、医院的白板、军人的请战书，他们都想保存起来。
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也是一面镜子，它们的存在反映了地震的另一面——比如，绝境中生出的希望的力量，比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的力量。
刘小敏总能听到一些游客讲起自己劫后余生的经历。有人看着一些参与过抗震救灾的军人的物品，就会忍不住摸心口，“要是没有这些人，我可能活不下去了”。
听的次数多了，刘小敏忍不住去捕捉更多的细节，地震时灾区通信交通中断，一群老百姓在绝望中迎来一次又一次余震，而足以支撑他们不垮掉的，可能也就是从天而降的军人了。“就跟渴了很久的人终于盼来了水源。”刘小敏说。
那些劫后余生故事的后续往往伴着眼泪。博物馆展出了好几双手套，其中一双的主人是济南军区某部队的战士，那双手套已经磨破了，上面混合着黑色、红色、褐色的痕迹，旁边的介绍只有寥寥一句话，“这双手套曾经参与清理过废墟100多方、抢运粮食5000公斤、搭建板房245间”。
一双来自四川本地部队的手套也被安放在博物馆里。那双手套的故事复杂些，年轻的战士寇小凯为了营救一个5岁的小男孩，先用铁铲将水泥块掏出后，再徒手刨，手套很快磨破了，他取下来继续刨。
他赤手刨了4个小时20分，指甲盖最后被掀起，血和水泥灰结成血痂，一部分结在了手套之上，把棉麻的手套染成了黑红灰相间的颜色。
刘小敏很清楚这一切的原因。一位叫吴利的战士在纸上曾写下：“我看到有一名战士抱出一个孩子来，当时还有呼吸，但过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这美丽的人生，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我最想做的就是能多救一个人。”
博物馆的角落藏着太多这样的文物，它们不显眼，看起来也脏兮兮的，但刘小敏知道，这些东西能让博物馆承载更厚重的意义。
有博物馆学者认为，地震博物馆在中国当下，更有着不平凡的意义。这类真实记录“当下遗产”的博物馆，是一面不折不扣的镜子。
刘小敏能准确找到藏在一个拐角的勇士壮行酒碗碎片。那时，部队30余名军人共饮壮行酒，准备奔赴因山体坍塌造成的“孤岛”营救。他们喝过壮行酒，酒碗碎了一地，建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把这上百块碎片一块块地捡了回来。
碎片的隔壁住着另一个故事，这场营救的敢死队队长给妻子留下了一封手写遗书，“老婆：明天我要带队到小龙潭接受搜救任务，如果我牺牲了，不要难过，将来等我们的孩子长大，告诉他(她)，他(她)的父亲是一名军人！照顾好父亲，保重！”队长的妻子那时已经怀孕了，但这个父亲来不及守着孩子出生。
“这些当兵的娃娃好多也才十七八岁，他们也没经历过这些事情，但这是他们的职责。”张体军看着碎片叹气，“在父母眼中，他们也是小孩子，却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经历这些。”
博物馆里保留下了当年部队使用的冲锋舟、请战书、防止迷路系在树上的红布条、打给酒店借桌子的借据，以及政府手写的加急文件、企业的捐赠支票单和物资，甚至老知青订制购买的蚊帐。
一开始，工作人员撕抗震救灾标语时，还被军人抓过。樊建川曾对人回忆说，后来解释了目的，对方同意让他们把用过的标语尽数撕走。
博物馆还保留了从灾区带来的纸条，被营救的老百姓拜托军人寻找自己的亲人，他们留下了自己的电话，无一例外地，会在纸条最后加上一句，“茂县家人都很安全”“你的弟弟xxx一家平安”“一切都好”。
四川省中医院骨科病房地震时立起的签名白板也被拉了回来，有人在上面写“今日我们共同祈祷”“感谢志愿者为伤员做的一切”“四川湖南是一家”。
“齐心协力，共渡难关”这八个大字写在了白板的最上方。
张体军说，他最难忘的是一张比“V”的照片，照片的主人公是地震中被埋150小时后成功获救的虞锦华。双腿高位截肢后，她冲着镜头露出了笑脸，还用右手比了个“V”，一旁的医护人员也笑了，用戴着手套的手同样比了个“V”。
“如果是我自己经历了这些，我可能接受不了。可是看看这些照片，你又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张体军笑了笑，“人，活着就是最好的。”
这本“日记”写了10年依旧未完待续
博物馆正式开馆那天，是2008年6月12日，离地震发生过去了整整一个月。
整个展览都仓促极了，布展是临时设计的，甚至还没来得及给文物写解说词，可张体军还是惊呆了，他们没有做任何宣传，汹涌而来的人潮却把他几乎逼到了墙根处。
不一会儿，啜泣声就冒出来了。隔得远远的，彷佛被传染似的，张体军和身边素不相识的游客都小声哭了起来。
哭声中，突然有人笑了起来，用方言戏谑道，“你们咋回事，咋个博物馆到处都是酒香哦？”
入口处摆着一座酒厂送来的瓦砾碎片，工作人员那几天太忙了，忙到没有留意碎片上都沾满了酒香。地震时酒瓶碎了，酒洒了一地，而气味还一直萦绕其中。
展览结束后，工作人员开始为文物一一撰写解说词，灾区民众也找上了门，有人看了他们的展决定把逝去亲人的遗物捐来，就这样写写新词又添文物，过了好些日子。
张体军记不清楚后续文物的捐赠持续了几年。后来，很多民众送来了许多遇难者的照片，他们在出口不远处给几百名遇难者做了面部的浮雕。
关于博物馆文物的故事还在继续。有媒体披露，开展前两小时，获悉办展消息的机构和人员还在送来自己的物品：武警部队抗震救灾的旗帜，“5·12”地震致残人士后援基金的广告牌，志愿者穿过的T恤……
北川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日记及其遗物，在地震一年之后也被放进了博物馆。每一位讲解员都会在这里停留，然后讲述冯翔的故事。
“它或许会让人从另一角度去思考震后的心理重建，让我们更多关注对于人性的研究和剖析。”樊建川解释了这本“震撼日记”还要继续收集文物的原因。
“范跑跑”的教学用具和他的眼镜也被馆里收录，“之所以展示范美忠老师，是因为我们尊重范老师的言论自由……针对范老师的言行，社会公众褒贬不一，而这也证实社会多元化的发展。”樊建川说。
肖波说，当下，人们对文物的认知在深化，过去，普遍都认为100年历史以上的才能叫做文物。但如今，革命年代的物件、改革开放时期的，乃至地震时的实物都成了文物的一部分，它们和历史博物馆之间谈不上取代与不取代，“这些博物馆都是对历史进程的一次记录”。
他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类似的博物馆，不仅记录历史，还能契合当代人的感情需求，源源不断地吸引观众前来参观。
“面对不懂的游客时，有一种感觉想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全部告诉别人，而面对灾区的人，我更想去了解，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刘小敏清楚自己继续走下去的动力，“介乎于这种心理状态，坚持下来还是不难的。”
她很清楚，就像博物馆的主题“震撼日记”一样，写了10年，这本“日记”依旧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