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酉：慈禧太后登上晚清政治舞台的首秀，对晚清时局的影响
辛酉年（即公元1861年）咸丰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病死，年仅30岁。
咸丰皇帝
这一年，慈禧太后、慈安太后联合恭亲王奕訢铲除政敌顾命八大臣，开始垂帘听政。
自这一年后，权力欲望急剧膨胀的慈禧太后开始慢慢接触到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自此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落入后宫的手里长达半个世纪，而慈禧太后最终也清除掉了所有政敌与阻碍，外媚西方列强，内部专横跋扈，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
慈禧太后剧照
一、辛酉的起因辛酉是一场典型的偶发事件，其事件的起因在于咸丰帝的突然去世事实上，这一突然的变故，迫使参与的各方迅速地作出决断。
对于肃顺集团来说，圣眷正隆，如果咸丰皇帝身体好，局势稳定后回到北京城，无论是打压恭亲王，还是慈禧，都易如反掌；
对于慈禧太后而言，咸丰皇帝是她最大的靠山，靠山倒了，而且自己和同治皇帝都处于肃顺集团的绝对控制 下，同治皇帝的生命安全也许能得到保证，但是自己的生命安全肯定得不到保证。
而对于恭亲王奕訢来说，正是兄弟猜忌，流言满天飞的时期，在当事三方中最为不利，而且直接被排除在辅佐幼皇帝的核心权力层之外，面对对自己非常不利的局面，奕訴伺机反扑也在情理之中，而且机会也很快就主动来到他的面前。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记载：“相传咸丰甫崩，慈禧即就慈安议垂帘事，慈安初不允，慈禧因以肃顺辈平日抑制宫着事挑动其情感，坚持惟有同听政，庶几可免为他人鱼肉，慈安遂允以此议先谋之奕訢，因以密旨付侍卫恒起赍京授慈安广科，令其问计于王，王正久希用事，遂不惜违反家法及文宗委任辅政禁遏牝朝之旨，欣然同意。”
恭亲王奕䜣
二、辛酉的过程第二次战争，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最终在忧患疾病交加中死于承德避暑山庄，同年，年幼的同治皇帝继位，兰贵人正式晋升为清王朝西宫慈禧太后，权欲膨胀，欲后宫擅权，遭到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的强烈反对，她怀恨在心，便暗中离间慈安太后与顾命八大臣的关系，联合被咸丰皇帝忌惮，被排出清王朝权力中心的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和实权派军方将领僧格林沁等人争夺权力，最终发动，把英法联军入侵和鼓动咸丰皇帝逃跑的全部罪责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最终将肃顺等三人处死，其余大臣革职流放，一举清除整个顾命大臣的势力。
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
三、辛酉的影响辛酉是晚清时期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从那一年开始，江河日下的清王朝几乎是在慈禧太后独揽朝政中走到终点。
慈禧皇太后御用玉玺
虽然慈禧太后统治的长达半个世纪里不无建树，比如洋务自强，重用汉臣，兴办新学等利国利民的政策，但是她的出发点是维护清王朝对中国的统治，为此在中法战争中不惜主动求和，在甲午战争中不惜截流海军军饷。特别是关于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中日马关条约和辛丑和约等，慈禧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维护清王朝和自身相关利益，她联合守旧派大臣阻挠洋务派、维新派和立宪派等改革变法方针，她自相矛盾的行为与措施注定了她无法挽救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
慈禧太后
四、辛酉成功的原因那一个女人，如何能成功发动，辛酉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皇帝和顾命大臣放弃抵抗外国侵略，抛弃北京，逃亡承德，导致顾命大臣失去大部分士大夫官僚阶层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当时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不管精英士大夫阶层还是平民阶层都对清王朝高层有所不满，甚至是怨言，但是在封建王朝，皇帝是不可能有罪责的，所以咸丰皇帝放弃抵抗，逃亡承德的主要罪责就必然落到咸丰皇帝最亲近的顾命八大臣身上，加上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推波助澜，顾命八大臣已然失去民望。
（2）咸丰皇帝临终时忽略军方重臣，使得僧格林沁、胜保等军方重臣的地位无法保障，最终倒向两宫太后一边。僧格林沁是坚定的主战派，在第二次战争坚决抵抗英法联军，但最终却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而被皇帝所罪责，被排除出权力中心。在第二次战争中，僧格林沁、胜保等将领不可不谓勇猛，手下骑兵不可不谓精锐，但是由于时代的差距而导致惨败，最终被皇帝罪责，从而为他们倒向两宫太后埋下了伏笔。
（3）恭亲王奕訢和军机大臣文祥在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的时候依然留守北京，争取了大量士大夫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民心。辛酉除了两宫太后后，还有一个主角，那就是恭亲王奕訢，而恭亲王奕訢在第二次战争期间主张坚决的抵抗侵略，并且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毅然决然的留守北京，这在士大夫官僚阶层和百姓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取得了大量民心，使得有一定的正义性。
（4）慈安太后的巨大影响力和慈禧太后的权谋与决断力。八位顾命大臣与慈安太后之间的主要矛盾就是因为同治皇帝太小，国家上的决策需要宫廷与大臣们磨合，结果磨合失败，矛盾愈演愈烈。
慈安是咸丰皇帝的正统皇后，不仅如此，慈安还是咸丰皇帝最信赖的人之一，当慈安成为太后以后，她代表的就是清王朝正统，她倒向哪一边，哪一边至少在名义上属于清王朝正统。
而顾命大臣的强势与专横导致慈安太后危机意识加强，从而寻找政治盟友，最终选择了慈禧；慈安太后虽未直接参与行动，但是作为宫廷的最高掌权者，没有她的默认，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根本不可能这么顺利完成。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以后，慈安太后成为了清王朝最高的统治者，没有之一。
慈安太后玉玺
而对于慈禧太后来说，这是生死存亡之战，慈安太后是正统皇后，成不成功，她都稳坐钓鱼台，但是一旦失败，她慈禧离死亡就不远了，所以她必须成功。在这场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就是慈禧太后，结果也如她所愿，成功后顺利进入了清王朝权力中心。
五、总结辛酉的影响对于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前途是极深远的。这次使得慈禧走向权力中心，为慈禧太后统治中国几十年铺平了道路。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列强侵略、民族危在旦夕的时刻，而清王朝腐朽不堪，对于西方列强的步步欺压凌逼，毫无抵抗能力。
慈禧太后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不惜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处处向侵略者妥协。她还是最大的守旧派，阻碍中国近代化进程。并且不顾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极尽奢靡、浪费无度。
《清史稿》对慈禧的评价：“及文宗末造，孝贞、孝钦两皇后躬收政柄，内有贤王，外有名将相，削平大难，宏赞中兴。不幸穆宗即世，孝贞皇后崩，孝钦皇后听政久，稍稍营离宫，修庆典，视圣祖奉孝庄皇后、高宗奉孝圣皇后不逮十之一，而世顾窃窃然有私议者，外侮迭乘，灾祲屡见，非其时也。不幸与德宗意恉不协，一激而启戊戌之争，再激而成庚子之乱。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综一代之兴亡，系于宫闱。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大清国早没了
参考资料：1、《清史稿》2、《历史档案》3、《东华录》
辛酉：用最详细的梳理，解析咸丰、奕䜣、慈禧、肃顺的作为
辛酉：用最详细的梳理，解析咸丰、奕䜣、慈禧、肃顺的作为清晰梳理辛酉：为什么实际只是这四个人的事？罪魁祸首是谁？清咸丰十一年辛酉七月十六日，文宗(即咸丰皇帝)崩于热河，遗命“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这就是清朝家法中的“顾命”制度。
幼帝生母慈禧太后不满顾命大臣“目无君上”“擅自主持”朝政，于是与恭亲王精心策划，周密布置，于辛酉九月三十日将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肃顺逮捕捉下狱，一举粉碎“顾命”制度，继而以“垂帘听政”制度取而代之，慈禧太后就此夺得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辛酉”。
“辛酉”斗争的双方，一方以慈禧太后、恭亲王奕䜣为代表，另一方以辅国公肃顺为首。要了解双方冲突的起因，必须首先追溯文宗和恭亲王奕䜣的关系。
一、清文宗与恭亲王清宣宗共有三后九子，一、二、三子均早夭，皇四子奕詝为文宗，皇五子奕誴初嗣为淳亲王，皇六子奕䜣为恭亲王，奕詝生母孝全皇后崩于道光二十年，自此奕詝即由奕䜣生母孝静皇贵妃抚养。奕詝与奕䜣同在一母的照拂之下成长，且二人年龄相仿，同在书房读书，无异于“亲兄弟”。
按照清朝皇室的传统，他们对皇子一向严格要求，皇位要传给诸皇子中才德兼优者。奕䜣才干本在奕詝之上，必得皇位无疑，不料，皇位最终却归于奕詝。这是何缘故呢?据说，有一次，宣宗带领诸皇子狩猎，奕詝故意一箭不发，帝问之，奕詝对曰：“时方春，鸟兽孳育，不忍伤生以干天和”。宣宗听了大悦曰：“此真帝者之言! ”于是，立储之事遂密定。(清史稿《杜受田传》)
奕詝说的这些话，其实是他的老师杜受田事先指教的。又据清人笔记载：一日，宣宗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其时，奕詝伏地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帝大悦，谓皇四子仁孝，储位遂定”，奕詝此举，其实也是杜受田的授意。原来，杜受田知道奕詝智识“万不敌”奕䜣，不能以条陈时政取胜，于是定下此计，以仁孝之心取悦于宣宗。
以上两文，不言自明，文宗得位有取巧之嫌。可以想见，奕䜣对哥哥此举未必服气。由此，二人逐渐便产生了猜疑不和之嫌隙。咸丰五年，恭亲王生母孝静皇贵妃崩。文宗上谥太后，但不以本朝家法而沿用明朝故事，“减杀太后丧仪”以别嫡庶，不难想见恭亲王对此深为遗憾。自此，兄弟失和表面化。恭亲王以“办理皇太后丧仪疏略”的“原因”，奉旨“罢直军机，回上书房读书”。
肃顺得宠正是在恭亲王退出军机以后的事。可见，没有文宗与恭亲王的手足失和，就没有恭亲王奕䜣于咸丰五年的退出军机；而没有奕䜣的退出军机，可能就不会有肃顺于咸丰六年被重用的事。由此可见，肃顺与奕䜣的不合，实际是源于咸丰皇帝的狭隘心思。
二、肃顺与恭亲王肃顺性格骄狂、锋芒毕露，掌权期间得罪了不少人；但另一方面其办事干练，也是事实。肃顺有此优点与长处，因而颇得清议的好评，更得到文宗的重用，因此成为皇帝的亲信近臣，辅国公、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并执掌印钥。皇帝的重用，反过来自然也助长了肃顺的跋扈专横，甚至凌驾于满朝大臣之上，连地位在他之上的恰亲王载垣和郑亲王端华也主动与其联络。
肃顺既有整顿朝政的锐气，又有尊贤的魄力，非一般大臣能比。他不分满汉，用人唯才，力保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及湘军。清军镇压太平军有所收效，在军事上的进展自然有肃顺保荐人才的“功劳”。咸丰八年戊午科场案。因为他的坚持，杀了舞弊的正考官大学士柏葰，扭转了科场的歪风邪气。肃顺接任户部尚书后，不留情面地查办了户部司官与官钱号勾结舞弊的案子，他急于铸新钱，为的是稳定京师物价，行动之快，出人意料。尽管财政收入紧张，经他多方紧缩，居然保证了军费供应。
肃顺刚愎自用，视满朝亲贵为酒囊饭袋，唯独对恭亲王奕䜣不敢掉以轻心。恭亲王不但地位显赫，而且精明强干，对肃顺揽权是个潜在的威胁。所以，为巩固权位，肃顺拼命与恭亲王为敌。英法联军进逼京师，文宗以“秋猕木兰”为由，仓皇避往热河，命恭亲王留京出面议和，谓“办理抚局”。文宗暗自盘算议和是假，争取时间部署兵力为真，他没想到恭亲王竟然真的跟洋人打上了交道，文宗对此感到很不满。肃顺则趁机中伤奕䜣，守旧派随之望风捕影，谣传恭亲王将借助洋人的势力造反，这更加重了文宗对恭亲王的猜疑，
最严重的事件是文宗将恭亲王摒弃于顾命大臣的行列之外，这加深了恭亲王与肃顺的矛盾。清朝家法特别看重“亲亲尊贤”这四个字，选派顾命大臣，尤其应该按这个规矩办。十个亲王，有七个是承袭而来，二个是由郡王晋封，只有和硕恭亲王奕䜣与诸王不同，是宣宗朱笔亲封，特显尊荣。再说恭亲王与文宗兄弟手足，奈如一母所生，可谓亲中之亲。显然，以恭亲王的身份和才具，如无很深的猜疑和肃顺的挑拨离间，则文宗选取的顾命八大臣，应该以恭亲王为首才是。倘若如此，则以恭亲王的地位，足以抑制肃顺的揽权，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事变发生。
三、肃顺与慈禧太后肃顺和懿贵妃(慈禧)水火不容的关系，由来已久。懿贵妃心里明白，咸丰皇帝病入膏肓，寿数将尽，她年仅六岁的儿子——皇长子载淳将会继承皇位，她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事务。为此，她一方面严格要求儿子，另一方面设法与闻政务。咸丰皇帝命她代为批答奏折，这给她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她可以从奏折中了解内外局势，观察大臣言行，熟悉朝章制度；再从皇帝的批答中知道政务的处理方法，从中体会驭下之道，研究训谕款式。肃顺因此在皇帝面前说懿贵妃揽权，喜欢干预朝政。懿贵妃因此恼恨，亦可想而知。
慈禧和肃顺这两个死对头，前后大致斗了四个回合。
幼主载淳继位后，按照清朝的家法，母以子贵，懿贵太妃应尊为皇太后。但肃顺不顾别人的提醒，依然把她与其他妃嫔一样对待，视为“太妃”。当皇后指正时，肃顺借故拖延一天，有意要把两宫太后分出高下先后来。第一个回合肃顺胜了。两宫并尊，却非同日，懿贵妃毕竟晚了一日才得封为太后。因为她住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很自然地被称为“西太后”。这样，住在东暖阁的另一位太后就应该是“东太后”。“东太后”称“母后皇太后”，不久上微号“慈安”，“西太后”称“圣母皇太后”，上徽号“慈禧”。
肃顺对两宫太后互有扬抑，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慈安太后秉性宽厚和平，胸无大志，不懂朝政，尽可以蒙蔽，不足为虑。因之每每对慈安太后表面上敬重之诚，保持君臣之礼。慈禧太后则不同，这是个厉害的角色，在肃顺看来，她和宋朝的章献刘皇后一样喜欢大权独揽，对她不能等闲视之，每欲裁抑。在慈禧看来，这是肃顺故意和她过不去。肃顺对慈禧一直是严加防范。对于两官太后与什么人接触，谈些什么，极为注意，为此在宫里安插了奸细。
清朝的家法，太后偶尔可以垂询国事，此所谓“听政”。但是，当两官提出以铃印作为谕旨曾经过目的凭证时，肃顺表示：两宫太后只能铃印，不能更易谕旨的内容，而且章奏不先呈览。如果这样办，两宫听政，有名无实。慈禧太后坚持章奏呈览以及用御赐两印代替朱笔，于是，第二个回合是肃顺输了。
御史董元醇上奏“敬陈管见”一折，两宫太后将该奏折“留中不发”。奏折“留中”本是君上的一种偶可为之的特权，肃顺一伙竟敢公然索要“留中”的折子，继而阳奉阴违，不照“上面”交代的诺写旨，另搞一套，痛驳董元醇。其实董元醇奏请给皇帝添派师傅，并没有说错，“痛驳”竟不分青红皂白，说什么“亦毋庸议”；董元醇奏请“另行简派亲王”一起办事，也没说错，“痛驳”竟质问“是诚何心?”这简直是不让人过问国事；两官太后手中的“御赏”和“同道堂”两方图章，是咸丰皇帝亲手所赐，“痛驳”却抹煞这个事实，有欠公平。“痛驳”说“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殊属非是”，这是借皇帝之口，训斥太后。
肃顺一伙于召见时凌逼孤儿寡妇，甚至把皇帝吓得大哭，遗溺在太后身上。肃顺等人最后于脆“搁车”(按：即把上谕、奏折，搁着不看)，凡此史无前例的违命抗旨及封锁，已构成叛逆行为。经过激烈的争吵，陷入僵局，两宫太后因为没有实力，被逼在痛驳董元醇的旨稿上铃了印。第三个回合，是肃顺胜了。
四、慈禧太后与恭亲王文宗刚驾崩，慈禧太后就向慈安太后提出：应该废“顾命”体制，立“垂帘”体制。
冲人在位，太后临朝称制的故事，已有八例，可以作为垂帘之议的根据。但是，顾命八大臣不管怎样跋扈专擅，亲承末命的事总是有的，地位是合法的。清朝的家法，只有顾命辅政，并无女主垂帘，贸然提出垂帘的主张，可能会招致大臣的反对和清议的不满。应该先造舆论，争取清议的支持，然后周密布置，才能使肃顺一伙就范，否则会被反咬一口，后果不堪设想。问题是由谁做这些事，怎样去做。
慈安太后心地宽厚，遇事无主见，干不了大事。清廷宫禁甚严，王公亲贵等闲之人不得谒见后妃，太后也无召见外臣之理，只能为咨商国事而召见顾命大臣。两宫太后实际上等于被软禁了。两宫太后不仅无权无勇，行动也不自由，只好在统治集团的最高阶层中寻求支持力量。满朝亲贵，唯一能办大事、缓急可待的人是恭亲王。两宫太后只能联络恭亲王，内外并举，才能一下子打倒肃顺。恭亲王果然不负厚望，站到了两宫太后一边。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即恭亲王为什么要把自己同没有实力、前途未卜的两官太后绑在一个战车上呢?这是因为他们都面临“顾命”制度的挑战。“顾命”制度既使慈禧太后大权旁落，也使恭亲王受肃顺的排挤。固然，用柄在上头，两宫太后如将恭亲王推到军机领袖的位置上，控制军机处，说不定可使赞襄政务变成有名无实。但董元醇“简派亲王”一议被“痛驳”，打破了这一幻想，从恭亲王这面来考虑，即使驱逐肃顺，但如重视祖制，则大权仍旧落在其他顾命大臣手中。既要除去肃顺，又要使不在顾命之列的恭亲王得以执政，只有一个办法，即推翻“顾命”制度。取消“顾命”，则必以“垂帘”代替。
大学士贾桢建议两官太后临朝听政一疏说说：“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这也是恭亲王的意思。钦差大臣胜保的奏折，要旨是“皇太后亲理大政，另简近支亲王辅政”，这段话可能是出于恭亲王的授意。可见恭亲王的合作是有条件的：女主“亲理大政”，恭亲王“辅政”。
可以想象：如果恭亲王亦在“顾命之列，他一定也跟肃顺一样，对“垂帘”之议，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祖制重顾命”，以恭亲王的才干和地位，执行尊严的家法，足以裁抑慈禧。可见，咸丰帝临死前的这种安排是多么自私和低能。
五、辛酉之变为了扩张势力，肃顺曾以管理“天”字官钱号为由，保荐吏部尚书全庆，以示笼络；文宗末命“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实“赞襄一切政务”这六个字，是军机大臣杜翰写旨时自己加上去的，可见这班顾命大臣一开始便用心揽权了；肃顺乘简放人员之机营私舞弊，蒙蔽两宫，使匡源和焦祐灜不经幼帝掣签就补上了户部左侍郎和太仆寺正卿的缺；痛驳董元醇之后，肃顺奏请分见两宫太后，强作嫡庶之分，不承认两宫应该并尊。
在肃顺一伙气焰如天高，得意忘形之时，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不敢掉以轻心。他们制造假象，表面上处处“示人以无为”，松驰肃顺一伙的戒备；暗中不断筹划，频繁活动。咸丰皇帝病重之时，军机章京领班朱学勤就受恭亲王之命赴热河观望风色、疏导辟谣。此后，朱学勤以恭亲王名义给掌握部分兵权的钦差大臣胜保写信致意，示意笼络，抢先把军队抓到手。咸丰皇帝崩，恭亲王到热河叩谒梓宫，两宫太后以垂询家属私事和叙亲情为名，两次召见恭亲王，实际上是逼他献议垂帘，终于达成默契。
此后，为在朝中造“垂帘”舆论，恭亲王的亲信多方疏通游说，发动清议，联络人心，争取到了汉大臣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和户部尚书沈兆霁及刑部尚书赵光的支持，还争取到了蒙古亲王和大臣的支持。恭亲王伺机向两宫太后面奏添派惇王为恭理丧仪大臣，以此向惇亲王示意团结，消除误会。
与肃顺斗了三个回合，越发使慈禧对肃顺咄咄逼人之势，深怀其忧。她明白；如果不能取得政治上的权力，就只能听凭顾命大臣一手遮天了，这样发展下去，肃顺一伙必“挟天子以令诸侯”，幼帝在他们肘腋之下，唯有俯首听命而已。依太后之地位，她不甘大权旁落，受制于人。要收回权柄，必先除去肃顺!权柄不能下移，这是清朝的祖宗家法。两官同心认为顾命八大臣决不可再留，遂密令恭亲王处置。按照这个指示，恭亲王在北京加紧部署。两宫太后从热河一回到北京，便召见恭亲王、大学士桂良、贾桢、周祖培和军机大臣文祥，共五人。两宫正式提出垂帘主张，控诉顾命大臣罪行，面谕“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交宗人府”，“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着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柔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一并会议具奏，“恭亲王奉”特旨”提拿了载垣、端华，并派睿亲王和醇亲王迎捕了肃顺。这是慈禧太后和肃顺斗争的第四个回合；以肃顺彻底失败告终，肃顺被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他五位顾命大臣均被“革职”或充军，有的“加恩免其发遣”。
这次事件发生于1861年，由于这一年是农历辛酉年，故历史上称为“辛酉”，又称“北京”。
辛酉年十一月初一，在紫禁城养心殿举行了垂帘大典。从此，两官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从此，慈禧太后正式取得国家最高权力，此后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
根据慈禧太后“稳定大局”的指示，对肃顺余党，只办了陈孚恩、黄宗汉等少数几个人的罪，其余的人一概不追究。与此同时，接收，调动军机处和部院大臣，注意安抚各方，特别是争取汉人和蒙古人的助力。
清朝的历次宫廷，无论是顺治年间的清算睿亲王多尔衮，康熙年间的夺嫡之争，还是世宗即位后的自相残杀，无不大动干戈。唯有这次，不费一枪一弹，只不过杀了三个人，大局便保持了稳定。
综上所述，“辛酉”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他以文宗与恭亲王的兄弟失和为起因；以文宗设计的两宫太后与顾命大臣互相牵制的安排为隐患；以御史董元醇条奏垂帘听政一事为导火索，双方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围绕“顾命”体制和“垂帘”体制展开了激烈争吵，终于发展到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不得不诉诸武力。
斗争的结果是权力的再分配。“辛酉”是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至今只知大概而不明其全部真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史料的不断发掘整理，一些细节问题可能会逐渐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