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史实
编者按
中央地质调查所被学者认为是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之肇始，是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也是中华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家级调查与研究机构。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解放以后的命运，是被“撤销”、“解散”，还是“改组”、“归并”到哪个部门，目前尚缺少详细而准确的文献资料。本文基于保存的历史档案结合相关文献，较为详细地梳理了1949年5月~1951年5月中央地质调查所被接管、全体职工希望隶属于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以及最终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历史过程。
本文已正式发表在《地质科学》2022年第57卷第1期，感兴趣者可以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或去《地质科学》期刊官网免费下载全文PDF文件（http://www.dzkx/article/doi/10.12017/dzkx.2022.018）
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史实
刘强/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华时期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家级研究机构，一直被中国学者视为中国近代科技体制化之肇始。尽管目前学者对于其成立时间是1913年（时称工商部地质调查所）还是1916年（时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有不同看法，但都不影响其获得历史地位和声誉。蔡元培先生曾称地质调查所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机构”；1932年竺可桢先生在南京金陵大学讲演时，也提到地质调查所“成绩卓著，可与外国相抗衡”；1950年竺可桢先生曾总结到：“中国之有近代科学，不过近四十年来的事。最早成立的科学研究机关，要算北京前实业部的地质调查所，创始于1916年”；20世纪70年代末，周培源先生在总结科学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时，仍然对地质学的成就予以肯定：“在旧中国得到较快较好发展的学科，是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特别是中国的地质学，“它的成就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地质调查所不仅在国内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而且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瞩目，如C. H. Peaka所言：“地质调查所在国际学术界有其应有的地位。它的学者是知名的，它的杂志被人们广泛阅读，它的研究对发展地球的博物史知识做出了真正的贡献。西方人士把地质调查所称为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可以说，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地质调查所成为中国人伟大的骄傲（王仰之，1996；张九辰，2005；国连杰等，2013；吴福元，2021）。
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解放以后的命运，是被“撤销”、“解散”，还是“改组”、“归并”到哪个部门，其实很少有学者或者文章去详细追溯（朱训等，2003）。不少人甚至原来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人都认为1950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以后，“全国地质机构开始实行大调整，地调所正式宣告撤销，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陈梦熊等，1996）。吴福元（2021）基于大量的历史档案研读，明确提出中央地质调查所并没有“被撤销”而是“奉命改组”成了后来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本文基于研究所保存的历史档案（电子文件编号S005）和文献记载，试图更加详细地还原解放前、后（1949~1951年）中央地质调查所被接管、申请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最终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过程。
01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及军事代表
1949年初，中央地质调查所直辖于国民政府经济部（备注：1948年5月-1949年3月曾改组为工商部，后恢复为经济部），所长李春昱、副所长周赞衡。除了南京本部之外，还有北平分所、西北分所。南京本部所内组织机构包括8个研究室、一个测绘室、一个化验室、两馆及5个事务部门：1）地质调查室，主任黄汲清，1948年赴英国参加万国地质学会尚未归来，兼代主任叶连俊；2）古生物研究室，主任尹赞勋；3）新生代研究室，主任杨钟健；4）矿物岩石研究室，主任程裕淇；5）经济地质研究室，兼主任程裕淇；6）工程地质研究室，主任叶连俊；7）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李善邦；8）土壤研究室，主任熊毅前赴美国考察土壤研究方法尚未返国，代主任马溶之；9）测绘室，暂与地质调查室合并；10）化验室，代主任余皓；11）图书馆，主任钱声骏；12）陈列馆，主任侯德封；13）文书科，科长高振声；14）事务科，科长韩文蔚；15）出版科，科长魏和声；16）人事室，主任殷福平；17）会计室，主任何而康。1948年元月统计的职员有111人（不含工友9人，档案S005-00011-002），解放前实有职员110人（其中派往国外者7人，派往湖南、广东、台湾工作者6人，后来自清疏散6人），解放后实有职员91人、工友19人，后来经过整编，精简职员10人、工友5人，到1949年8月实有职员81人（包括1人参加西南服务团）、工友14人（档案S005-00002-002）。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通知派军事代表赵卓前往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图1，档案S005-00013-017）。根据一份1949年8月24日发出的“工作总结表格”可以看出（档案S005-00002-002），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军事代表浦继五曾经到过中央地质调查所宣布接管。5月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解放后的第一次所务会议，讨论各室馆移交清册、编制等问题，关于研究费预算、不在京人员维持费等问题，作出决议提请浦代表来决定。但不久，中央地质调查所改为由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接管。5月20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派关超、赫世耀两位担任军事代表的联络员，在军管时期受命军事代表进行各项工作（档案S005-00013-018）。5月22日，两位联络员出席了解放后的第二次所务会议，主要议题是“分别厘定各研究室本年的工作计划和概算，由会计室汇编并平均计算出每一个月的概算数目，转送华东局核拨经费，以便展开新的工作”。
图1 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军事代表赵卓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通知
（档案S005-00013-017）
据尹赞勋先生在《往事漫忆》一书中记叙和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被接管期间编印的《中地快报》记载，1949年5月27日上午，军管会文教部正式派军事代表赵卓来所召集全所职工讲话，反复说明接管的意义。随后，全体同仁立即进行了接点工作负责人的选举，当场投票共计工友19人、职员87人。5月28日上午，在全所职工大会上，联络员关超宣布了接管工作小组人选为尹赞勋（43票）、秦馨菱（43票）、姜达权（40票）、关士聪（38票）、顾知微（37票）、曾昭顺（34票）、田登恒（工友代表），外加文教委派来的联络员2人（关超、赫世耀），一共9人组成军管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组。工作组组长为尹赞勋，下设秘书股（股长顾知微）、组织股（股长关士聪）、清点股（正股长秦馨菱、副股长田登恒）、检查股（股长姜达权）和宣传股（股长曾昭顺），各股下面还有一些干事。
接管工作组正式成立后，立即准备清点工作，划分了10个分组并指定了负责人（图书馆分组，分组长：朱宝全、尹赞勋；陈列馆分组，分组长：侯德封；新生代室分组，分组长：刘东生；古生物室分组，分组长：卢衍豪；岩矿室分组，分组长：沈其韩；地性室分组，分组长：谢毓寿；土壤室分组，分组长：朱显谟、萧明山；经济、工程地质室分组，分组长：李毓英；地质室分组，分组长：楚旭春；事务部门分组，分组长：邱兰祥、边绍楷、张全泉）。
全体参加清点工作的有111人，共编为18个小组（其中清点图书馆的有4个小组）和4个特别小组（油印、快报等），于6月3日开始清点造册。此次清点工作，不仅摸清了家底，而且在工友宿舍的破箱子里面意外发现了20世纪20年代斯文·赫定调查蒙古、新疆时的手稿及一些测量记录等；叶连俊、关士聪、何春荪等在甘肃采集的标本一箱；葛利普校阅过而未付印的古生物誌稿一本等珍贵的材料。至6月11日，除图书馆外清点工作均已进入造册缮写及总结阶段，至7月1日全部清册编造完毕，7月8日所有物资清点完毕后举行了清点总结大会。这次清点工作获得的物品分类数目见表1（《中地快报》第34号，档案S005-00010-034）。
表1 中央地质调查所物资清点汇总
清点工作结束后，于7月9日选举成立了管理工作组（档案S005-00002-018），其功能是“对行政是处于监督地位而不是代替”。管理工作组内分：总务、业务研究、合作、文化4股。管理工作组组长为卢衍豪、副组长顾知微，总务股股长秦馨菱、业务研究股股长李庆逵、合作股股长王朝钧、文化股股长顾知微、曾昭顺。此后，所务会议做出的决议还需要送请管理工作组研究。7月11日下午召开的第七次所务会议，决定“所务会议每两星期举行一次，时间定于星期六上午，必要时举行临时会议。在所务会议时，如有需要，得请工作组派人列席”。
管理工作组业务研究股制度小组征求同仁意见后的统计显示（档案S005-00007-002），对于“有关本所整个编制问题”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对于本所应否与其他全国性的机关合并调整问题”，赞成本所应与其他全国性的同类机关合并或调整者共41人（约占收回的85份调查表的48%，其中“赞成将来隶属于科学院者”有2人），表示反对或尚无需要者共7人，不表示意见者共28人（占比约33%，其中工友最多14人），调查表缺漏者1人，表示其他意见者共8人。
7月2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大专教育部通知，另派潘廓祥为驻中央地质调查所军事代表的联络员，原来的联络员关超和赫世耀另有任用调回本部（档案S005-00013-018）。7月23日上午召开的第八次所务会议，潘廓祥已经作为“列席人员”出席了会议，记录中有“（十二）矿岩室经济地质室建议添设钻械及探矿设备一案，请潘联络员向文教会请示”。8月6日上午召开的第九次所务会议记录，关于“机器房车工雇用，待遇问题先向潘联络员询问”。9月1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大专教育部通知，联络员潘廓祥另有任用调回本部，中央地质调查所9月9日收到通知（档案S005-00013-034）。
9月15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收到通知，原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大专教育处奉命改组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简称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徐平羽为高教处处长、孙叔平为副处长。自当天起，高等教育处仍派潘廓祥为所军事代表的联络员。9月17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收到通知（图2，档案S005-00013-038），“案奉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原大专部所属各单位军事代表一律撤销，改派徐平羽兼国立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暨地理研究所军事代表，孙叔平兼国立南京大学军事代表，赵卓任中央图书馆、北平图书馆南京分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翻译馆、国史馆、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暨中央博物院军事代表，任干任中华科学仪器制造所军事代表，乐长明为本处秘书主任，仰即知照此令”。虽然此通知中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隶属关系搞错了，但可以看出，南京市军管会派驻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军事代表已从4月底的赵卓变更为9月中旬开始的徐平羽。
图2 1949年9月16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通知改派军事代表徐平羽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
（档案S005-00013-038）
9月17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第十二次所务会议，李春昱所长报告，“文教会业已改组，本所军事代表由徐平羽担任，据潘联络员说，徐代表很想知道本所工作一切情（况），并拟最近来所看”。9月28日，军事代表、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处长徐平羽参加所务会议的记录显示（档案S005-00005-013），李春昱所长发言“人民政府成立以及调查所归并问题，我们大家曾经讨论过，归纳有两个意见：1）地质机构总合并为一个；2）分为2个：一为注重学理，一注重实地。关于工作计划，以前也作过，但未施行，现在作一个规模较小的”。徐平羽的回复是：“据我自己的看法，调查所将来可能是独立工作，大概归财经部，科学院还会有个地质机构的，时间也很快……，虽然将来归到哪里还不知道，但目前工作计划是必须要有的，看到工作计划上所列费用，虽不算多，但以南京目下经济情形亦算可观了。不过我对你们过去室内费用情形还不明瞭”。
在1949年5月到8月期间，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将下半年野外调查计划送军管会文教委等待批准，但限于经费问题野外工作无法实施，研究人员只能利用现有资料作室内研究。7月初至8月中，测绘人员利用该所收藏各种地图及报告为二野司令部约绘4大幅康川滇地区地图以为进军之参考。此外，每星期内有2个下午和业余时间作思想改造及政治认识的学习。
02
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归属问题
1949年春，中央决定筹备建立科学院。1949年7月13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筹备会议上讲话时宣布：“不久的将来必须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他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院的筹划工作。随后，科代会筹委会计划委员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提交议案，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院，统筹并领导全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事业。当时中央已决定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负责筹建科学院，协助他工作的是恽子强和丁瓒。遵照指示，丁瓒和钱三强共同起草了《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简称“草案”）（丁瓒等，2000），丁瓒负责写院部机构，钱三强负责写各研究所的部分，写完之后经恽子强看过送给陆定一（钱三强，2000）。根据后来的发展，可以看出“草案”勾画出了科学院的基本框架（樊洪业，2000，2005；樊洪业等，2000）。在“草案”中，特种研究机构即研究所的设立，暂时只考虑了前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机构改组或增设，其中对于“（12）地质研究所（中研）南京”，处理意见是“可以不动，仍由李四光主持”。可以看出，在最初的草案中，“人民科学院”的组织架构中尚没有考虑中央地质调查所。9月4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两个文件的草案初稿印发。《共同纲领》草案第43条提出“设立科学院为国家最高的科学机关”，《组织法》草案把科学院列为政务院的组成部门。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第十八条中明确在政务院下面设立“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会议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1949年10月23日下午三时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会议由竺可桢副院长主持，出席人员还有：陶孟和、丁瓒、严济慈、恽子强、黄宗甑（图3）。此次座谈会明确“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已决定为科学院接管外，凡是以往私人的研究机关暂缓接管”，会议纪要的第二条是“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以本院准备接管为原则”。
图3 1949年10月23日“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会议纪要
（图源：《中国科学院六十年（1949~2009）》画册）
1949年10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向郭沫若院长颁发中国科学院铜质印信。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对外办公。1949年11月~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陆续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和静生生物调查所等科研机构，经过整合重组，于1950年6月成立了第一批15个研究机构和3个研究所筹备处。但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隶属问题，一直未有定论。
潘廓祥（1996）在回忆南京地质调查所接管过程中曾经写到：“在这期间，穿插了一个小插曲。不知是文教会还是华东区的意见，想把南京地调所归属华东区。一天，军代表徐平羽来所召开全所大会，在会上宣布了这件事。遭到了大家强烈的反对，特别是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站起来大声地说：‘地调所一向是中央机构，现在改属地方，将来势必再回到中央。这不等于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军代表徐平羽听了哈哈大笑：‘你们说的对就要听，何况你们都是些专家学者呢！’这件事就这样告一段落，以后就不再提起”。
根据1949年10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的座谈会记录可以看出（档案S005-00009-004），李春昱所长应该是在10月下旬知道中央华东局给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当时已属华东局管，改名为“华东区工业部矿产测勘处”）写了一封信，该信由矿产测勘处谢家荣处长收，信中表达了要求“暂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意思。在这次座谈会中，李春昱所长与王钰、曾鼎乾、叶连俊、穆恩之、李星学、高振西、尹赞勋、侯德封、程裕淇、马溶之、陈梦熊、顾知微、李毓英、黄懿等先后发言，其中尹赞勋、侯德封等人充分发表了意见，对“暂属华东局”均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此外，叶连俊先生提议：“推几位老前辈草拟本所的意见并包括本所的历史和性质，将来中央来人调查时，也送他一份”。此建议得到大家的认可，经推举，尹赞勋、侯德封、杨钟健、李春昱、王钰等5人组成起草委员会，尹赞勋为召集人，负责起草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工作性质等方面的意见书。
10月28日下午，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关于本所隶属问题”的专题座谈会（档案S005-00009-005）。从座谈会记录中可以看出，28日上午召开了全所大会，军管会高教处徐平羽处长出席了大会，潘廓祥（1996）叙述的杨钟健先生反对归属华东局的“小插曲”，应该就是这天上午的事情。在这次座谈会中，王钰和杨钟健先生首先向大家报告了27日晚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一是本所不能分割；二是本所是全国性的机构，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对于第三个问题，即隶属问题，李春昱所长请大家发表意见“属于中央哪一机构最好”。王钰、李善邦、穆恩之、程裕淇、马溶之、李星学、尹赞勋、杨钟健等先后发言，其中李善邦先生分析隶属关系大约有两种可能：一是属科学院，二是属财经会，他认为即使要做实际工作，也需要进行研究，因此“还是属科学院好”；程裕淇先生认为 “（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中没有一部恰好我们隶属的”，“科学院也不是清高的机关了，本所进入研究院也不是关上门来研究，所以很适合”。综合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隶属“科学院”，杨钟健先生感慨地说“今天大家意见如此一致，是地质调查所最可纪念的一天”。
1949年10月2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针对当时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全体工作人员对目前问题的意见书》（图4，以下简称《意见书》，档案S005-00009-006），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1）本所应当是全国性的中央机构；2）完整的保有本所目前不可分割的机构性；3）本所应隶属在政务院中的科学院；4）我们极愿接受中央政府和华东局指派的有关工作；5）我们赞成最近办一个短期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但应明定训练的目标和计划。
图4 1949年10月2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全体工作人员对目前问题的意见书
（档案S005-00009-006）
关于隶属问题，《意见书》明确写道：“谈到本所今后的隶属问题，我们全体只有一个意见：一致认为应当归入即将设立的科学院内，我们的理由约有3条：第一、在政务院组织系统内，本所似乎不归在财政经济委员会，就归在文化教育委员会。但在财经委员会各部中，如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农业部，林恳部，水利、轻工业等部均和本所业务有相当关系。因此，无论归入那一部都有顾此失彼的毛病（除非把本所各研究室分隶各部，但这一点又抵触了前段所说的本所业务的不可分性）。如果归入科学院，（那样），不仅可以统筹照顾到所有各生产企业部门，同时，地质科学和其他有关科学在同一机构里面，也容易互相解决共同的疑难问题。第二，如第一段所述，本所业务性质包有实用和理论的不可分性，虽说过去的理论研究每有悬空不着实际的偏差，今后我们一定注意把理论和实用密切的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求提高理论，在理论指导下去争取实践，不仅尽量设法使我们以前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即便国外已往所得的理论成果，都要用来作为指导实用问题的原则。在科学院中的地质机构内，就可能获得一个适宜的环境去充实理论，而增大实用的效果。第三，友邦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看他的行政组织，就是把全国地质人才和设备集中在联邦科学院，去统筹他们整个的地质调查与研究，在前后几个5年计划中，确实发挥了伟大的效能，既不浪费人力，又不虚耗时间。他们既然有了这种宝贵的经验，我们今天当然应该仿效”。
1949年10月31日，所务会议记录（档案S005-00005-015-003）显示其中一项议题是“有关本所将来隶属问题，趁竺可桢、陶孟和二位副院长来京，是否将本所前次开拟意见书分送给他们一份”，议决意见是“将前意见书加以修改后分送竺陶二位副院长各一份，请其参考，并着人趋谒说明意见书情形”。同时，这次所务会对“高教处介绍潘廓祥来所工作”做出了“欢迎”的决定，从11月份开始，原来作为军事代表联络员的潘廓祥正式加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成为经济地质研究室的练习员。
《竺可桢日记》记载：“11月3日 星期四……上午至历史所（气象所假历史所办公）。李赓扬（春昱，备注：此处“扬”有误，应为“阳”）及李善邦来，谈及地质调查所隶属问题。所中同人均一致主张归科学院。余告以科学院必甚欢迎，但研究所与调查所是否合并，待仲揆先生回国后再决定”。
1949年11月5日，所务会议记录显示（档案S005-00005-017）：“本所隶属问题——据竺可桢及陶孟和两副院长谈，将归科学院接收。（华东局前拟接管本所，现已作罢，）但华东局仍希望我们马上开始工作，徐平羽处长嘱我们派人与华东局迳洽，如何办理——决定着人赴沪接洽，该局如有目前需要解决的工作，我们接受办理，若是普通调查，以天气寒冷、工作效率太小，最好等到明年春天再作”。
1949年11月11日，所务会议记录显示（档案S005-00005-018），李春昱所长报告“（一）关于本所与上海华东局接洽工作事，本人七日赴上海与该局负责人面谈，该局很愿意和我们在工作上发生联系，我当将本所能担任的工作，如经济地质、工程地质、物理探矿、土壤肥料等工作，他们有这种工作时我们可以接受。（二）山东省政府很愿意我们去工作，尤其胶东地带许多矿产问题，与从前不同，亦需要详确调查。（三）关于办理矿产学校事，将我们的意见向该局详谈后，他们仍希望四个机关会同办理。最后他们说就是地质调查所归科学院接管后，工作方面仍应保持联系”。此外，此次所务会记录还显示“关于本所隶属问题，陶孟和副院长来信，希望我们同仁表示意见——决议推请杨钟健、侯德封、程裕淇三先生将本所意见书加以修改，经大会同仁签名后，分送陶先生竺先生及政务院”。在讨论“北京钱昌照先生来电请所长到北京去，如何办理”时，决议是“电覆以本所即将由科学院派员接管，未便远离”。可见，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后，当时以为中国科学院很快就要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了。
经过开会讨论，中央地质调查所于1949年11月12日形成了一份意见书——《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图5，档案S005-00008-003），有80位工作人员在原始讨论稿上签名（根据1949年11月15日编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职人员调查表》可以看出，当时全所职员（不含工友）一共只有82人，除了所长李春昱和土壤研究室的技佐刘铮没有亲笔签名外，其余全所职员都有签名）。该意见书的全文是：
“中央地质调查所目前组织，计有地质、矿物岩石、新生代地质、经济地质、工程地质、古生物、地球物理、土壤、化验、测绘等十个研究室，和图书、陈列两馆（原有西北北平两分所未包括在内）。这些部门是在三十四年的历史中，（随着客观需要），逐渐建立起来的。这种发展的原则，是力求野外工作与研究工作密切联系起来，以解决实际问题，并策进学术与技术的进步。因此，除了调查全国地质矿产土壤的基本工作之外，还坚定地建立了推进了学术性的研究。例如地层古生物的研究，矿物岩石的研究，土性的研究，地震的研究，矿产矿业的统计，地质图及土壤图的测绘编制，和史前人类及考古的探讨与采集等等。这许多科目，大半为国内仅有的机构，并且亟待发展的。当然，还有不少部门是今后应该添设的。在这种原则下，地质调查所内容，却应该像一个地质学研究院样的发展下去。如果说这样的机构，不能全部直接配合工业建设，不错，那没有问题，是说采矿地质、工程地质一类的工作人员不够，而不是说那一个部门不重要。所以在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中，我们认为正需要这样的中央地质机构，集中人力物力，来负责计划和推动一切地质工作的各方面。
因此，本所同人对于今后的隶属问题，我们全体只有一个意见，认为应当归入科学院。我们的理由是：容纳现有的各研究部门，及图书馆、陈列馆，惟有在科学院才可能有适宜环境。也必须保持扩充和联系这些部门，才能有力的训练工作人员提高技术与学术的进步和解决实际问题。这并不妨害任何建设部门工作的配合。同时，科学院是应该包括一切科学研究的总机构，在国家经济建设过程中负有统盘筹划的责任，也只有在这种环境中，地质学才能和其他科学各部门通力合作，增加集体研究的功效。
谨表达我们的意见，供今后参考采纳”。
图5 1949年11月12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全体职员关于隶属问题的意见书
（档案S005-00008-003）
经过誊抄（与原始签名件相比，所列的工作人员名单中有土壤研究室的技佐刘铮，但原始签名件上有的詹作武和姚瑞开名字却不在其中，因此是一个79人的名单），该意见书由所长李春昱于11月14日签发，以信函形式一式两份呈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严济慈主任（档案S005-00008-002）：“慕光先生：关于本所隶属问题，经本所同仁开会研讨，拟就意见书，兹随函奉上两份，一份请留参考，一份请为转呈政务院。俾对本所隶属问题，有所参考”。对于此函，1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回函确认收悉（图6，档案S005-00008-004）：“今接大函并附你所同人对于隶属问题意见书两份，均已收悉。除留本院并转呈政务院参考外，特此复请查照”。
图6 1949年1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回函收悉意见书
（档案S005-00008-004）
有理由相信，在当时情势已经非常明朗，中国科学院将接管原中央研究院各下属机构，因此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将成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地质类研究所。因此，致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函件发出后，中央地质调查所部分员工给李春昱所长建议（档案S005-00008-001-003）：“关于本所同仁对于隶属问题意见书，闻已送陶孟和一份，严济慈一份，并请严济慈转呈政务院一份。兹有部份同仁（二十位）建议，因恐科学院有避免犯争取接收本所之嫌而不便将意见书转呈政务院，且为符合前次科学院方面致陶孟和信中之本意，应再直接送周总理一份，以便同仁意见能迅速上达。敬请裁决”。11月14日17时半，李春昱所长在此建议书上签署“送请各出席所务会议诸先生签具意见后办理”，共有11位人员在上面签名赞成（其中杨钟健、钱声骏、程裕淇、侯德封、李善邦、马溶之7人签署“赞成”，叶连俊签署“服从多数意见”，王朝钧、黄孝夔、李庆逵、宋叔和（李代）4人签署“今啓”）。
11月15日，李春昱所长草拟一份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的函：“恩来先生：我们是地质调查所的工作人员，对于本所隶属问题，有一个意见，兹谨缮具意见书一份奉上，敬请参考”（档案S005-00008-001-002）。11月16日17时35分，李春昱所长又签发两份电报（图7，档案S005-00008-001-001）：1）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其内容是“我们希望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意见书已另呈”；2）致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其内容是“我们希望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意见书已呈办公厅”。两份电报的落款均为“地质调查所全体工作人员（铣）”。
图7 1949年11月16日，李春昱所长签发两份电报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和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表达希望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
（档案S005-00008-001-001）
此事有《竺可桢日记》可以佐证：“11月16日 星期三……下午地质调查所侯德封……等三人来谈，谓调查所同人全体一致要科学院接收，并已去函致周总理表示此意见”。
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给中央地质调查所回函（图8，档案S005-00008-005），表示“十六日来电已悉。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由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统筹办理，将来应如何发展候接收工作完毕后再作决定。你们的意见书已转达政务院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11月24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收到复函。至此，中央地质调查所希望完整地归属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严济慈主任、副院长竺可桢、陶孟和甚至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应该都是知情的。
图8 1949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给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回函
（档案S005-00008-005）
随后的一些记录或者事情，也事实上表明中国科学院已经在考虑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工作安排了。例如，11月26日的所务会议记录（档案S005-00005-020）提及“科学院来信着我们依据实际情形开列拟购学术书刊清单”，议决“请各室于下星期内开列书单送图书馆汇办”。中央地质调查所将来可能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事，正在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南京市军管会应该也是知情的，例如1949年11月27日，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在回复地质调查所的一封函件中，曾写道：“十月廿七日来文除有数点于十一月二日来文批复外，其余数点批复如次：1. 职工待遇，原则上应与中研院一律，最好待科学院接收后统筹办理。……”。从中可以看出，11月下旬，高教处应该已经知道中国科学院有意要接收中央地质调查所了。另外一个佐证是12月12日所务会议记录“高教处转来中国科学院函限本月廿日以前拟具本所一九五〇年度工作计划迳送该院——决议由各室馆拟具计划后于十七日以前送交文书科汇办”。
03
中央地质调查所没有被中国科学院快速接收的原因
杨钟健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说过：“值得说的是，派到南京接收各机关的是恽子强、黄宗甑两人。他们对地质调查所只从字面上了解，不认为是研究机关，竟未接收”（杨钟健，2020）。
1949年11月14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北京对科学院同人讲话中提及，政务院接收委员会将统筹处理在南京和上海的研究机构，委员会下设5组，由各单位组成的接管团不久将南下，中国科学院所派代表是恽子强和黄宗甑，属于文教组（见《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49年》）。查阅《竺可桢日记》可以看出，1949年12月7日（星期三），竺可桢副院长“……上午九点至办公室，讨论恽子强、黄宗甑二人南下接收方针”。12月8日，恽子强随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南下，他的主要任务是接收中央研究院等科研机构。12月17日，黄宗甑随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第二批南下，协助恽子强工作。12月31日，杨钟健自南京抵达北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局长之职。因此，杨钟健在回忆录中所述恽子强、黄宗甑两人“对地质调查所只从字面上了解，不认为是研究机关，竟未接收”一事，应该发生在12月下旬。在此之前的10月23日，竺可桢主持的“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已经原则决定“准备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而且当时开会的人就包括恽子强和黄宗甑，因此那次会议的精神他们应该是清楚了解的。恽子强和黄宗甑“未接收”中央地质调查所，应该不会是从字面上误解了该所的性质，而实际上应另有原因。在此之前的1949年12月16日，竺可桢副院长传达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在北京的）地质调查所归财经委接收，地质研究所归科学院接收。中央地质调查所暂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维持（见《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49年》）。
中国科学院对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地质机构的接管问题极为慎重。1949年12月30日，竺可桢副院长与时任中科院研究计划局副局长的钱三强等拟定研究所初步调整计划时，曾商量“地质部俟仲揆回国后再说”。在1950年1月3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的院务汇报上，竺可桢副院长提出的初步调整方案中，关于地学组的“中研地质研究所（南京）”与“前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南京）”的处理意见是“地质机构调整俟李仲揆先生回国后决定”。1月28日，恽子强在院务汇报上报告了参加华东区工作团的工作情况，提及“在造具清册期间，曾对上海、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上海北平研究院所属所、室，南京地质调查所，地理研究所进行谈话了解。一般均热忱期望科学院早日正式接管，早定今后工作方针”（见《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0年》）。考虑当时我国有3大中央级地质机构（即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及队伍的实际状况，中国科学院在等待已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四光先生从国外回来统一考虑新中国的地质机构重组问题。
3. 1 195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工作
进入1950年，虽然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隶属问题未定，仍在南京市军管会接管领导之下，但该所积极响应国家经济建设的号召，接受政府指派，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技术人员均在野外工作（表2），分布在东北、华北、华东及华中（河南）各地，工作类型有地质矿产、土壤水利及工程地质等（高振西，1950）。
1950年4月初，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核定的地质矿产调查计划，中央地质调查所、矿产测勘处、北京地质调查所等南京北京的机构组成的地质工作人员和测量人员到达沈阳，会同在东北的地质测量人员，组织了东北地质矿产调查队，李春昱任总队长。经过五个多月的野外测量、调查和探勘，于9月25~28日在沈阳举行了一个总结会议。李春昱总队长报告东北地质矿产调查队包括地质工作人员84人，其中有中央地质调查所的26人（表2）；物理探矿工作人员21人，包括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此外还包括测量人员105人、事务人员3人、钻探人员80余人、临时槽探工人600余人（东北区地质矿产调查队，1950）。此次野外工作是中国地质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配合工作模式，有地形测量、地质调查、物理探矿、钻探槽探以至开采，取得了不少的收获。中央地质调查所在南京的另一部分地质人员则分赴全国各地，担任紧急的地质矿产和重点工程地质调查工作，冬季收队回所又开展了大量的室内分析、总结工作。
表2 1950年中央地质调查所野外工作队
3. 2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过程
1949年12月25日，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由意大利热那亚启程秘密回国，1950年3月初，经过3个多月的重洋飘渡，终于到达了香港。1950年4月6日，李四光从香港回到广州，继而先到上海（4月9日）、后到南京（4月13日），5月6日清晨到达北京。5月7日，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畅谈了近3个小时。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方面除了协助郭沫若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外，还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陈群等，2009）。李四光接受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任务，5月中旬，向全国地质界人士发出信件约300封，征询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意见（档案Z377-00002-021-004）。中央地质调查所在1950年5月23日召开的所务会中，主席周赞衡报告“科学院李四光副院长征求对于调整地质机构意见的信件将由北京印发各地质工作人员”（档案Z377-00002-021-002）。8月，李四光先生陆续收到了征求意见的回信，共有295人回信发表了意见，经李四光考虑，并且同有关方面联系，最后提出全国地质机构设立“一会（中国地质计划调配委员会）、二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一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的意见。8月22日，李四光提出的全国地质机构设立意见，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和文化教育委员会联名报周恩来总理。8月24日，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临时院务汇报，宣布成立地质研究所和古生物研究所，经院长推荐两所所长人选，其中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兼代），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见《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地质机构设立意见，只是在通过时将“中国地质计划调配委员会”改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8月25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的任命通知书。同日，周恩来总理签署批准任命李四光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田奇㻪、佟城、李春昱等18人为委员的任命书。
1950年11月1~7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地委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被邀请参会的74位地质工作者，除了地委会21个委员外，还有中央及各大行政区地质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实际工作者的代表，以及各大学地质系的主任教授。最终参会的65人围绕“中央地质的组织”、“1951年工作计划大纲”、“中央与地方地质机构的联系”、“地质教育问题”和“提案中的其他问题”等5个问题开展讨论。对于中央地质机构的组织，包括地委会的组织，地质矿产勘探局、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的下设部门都提出了建议。这次会议为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尹赞勋，1951）。为统一对全国地质工作机构的管理和力量的组织，加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管理职能，1950年11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联名发出了《关于地质工作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财经总字第一〇五九号），明确提出了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应为地质工作的统一领导机关，现有地质工作机构及其人员的配备调度，一律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负责，但地质研究机构及古生物研究机构在组织上仍属中国科学院，其研究活动仍属中国科学院工作之一部分。此外，还要求“现由中央财经计划局领导之北京地质调查所、南京矿产测勘处，华东教育部领导之南京地质调查所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之南京地质研究所，在本年十一月份内，一律移交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收领导”。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于12月1日将此通知抄给中央地质调查所，12月4日收文后次日，李春昱所长将此通知“抄致华东教育处及徐代表”（档案Z377-00016-001）。
在这个通知中，出现了“华东教育部领导之南京地质调查所”这一表述，这是以往很少有文章提及的一个线索，说明在此之前一段时间之内，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由南京市军管会高教处接管变更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了。查阅中央地质调查所1950年度的所务会议记录，可以找到这一线索。1950年5月31日上午召开的所务会议，报告事项的第一条就是：“高教处转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通知请本所编具本年七八九月份预算迳送上海华东教育部，请各馆室根据切实需要编具七八九月份预算，于六月三日以前送交会计室以便汇编报送”。1950年7月3日上午召开的所务会议记录显示（档案Z377-00002-023）：“华东教育部已将本所七月份经费汇来，惟以本所七月份所编预算数额过巨，且未附工作计划，无法审核，七月份经费仍系按照过去预算数额拨付，希重做工作计划送部，以便审查”。此外，在1950年3~9月执行野外任务期间，为了便于南京、沈阳、北京之间的联系、沟通信息所编发的《南京通讯》第十九号（1950年7月4日，档案Z377-00003-2）中也有“本所七月份上半月员工薪水七月一日已由华东区教育部拨汇到所”。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1950年7月-12月之间，中央地质调查所是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的。
1950年12月1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通知南京地质调查所——《函知贵所由本会接管派定侯德封李春昱喻德渊为接管小组由》（地（50）字第五十八号），内容是“我会奉令接管你所，兹派定侯德封李春昱喻德渊三同志为接管委员成立接管小组，以侯德封同志为组长。特此函达，请惠予接洽办理交接手续并将办理情形见复为荷”。12月5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函复“接准你会本月一日地（50）字第五十八号通知，以奉令接管本所并派侯德封等三人为接管委员会，当即呈请华东教育部核示并函请军事代表徐平羽来移交。今行将办理情形函达后希查照为荷”。同日（12月5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春昱具函华东教育部请示如何办理（宁地总（50）字第0269，档案Z377-00016-003-002）。12月12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吴有训部长批复（档案Z377-00016-004）：“二、遵中央文教委员会关于地质工作及其领导关系的决定，你所应即移交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收领导。三、移交手续由你所军事代表徐平羽同志负责协同办理，于本月底以前办理完竣并将接交情形具报以凭结束存备。四、你所经费，本年十二月份暂准由我部照发。至一九五一年度我部应领经费内即无你所预算，希向地质工作计划委员会洽定明年一月份起迳由该会拨发你所各项经费”。
1950年12月6日上午，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所务会议，讨论的第一项事情就是“本所即将改组如何办理”，决议“为着交接时期，员工生活发生问题，决议：一、报请华东教育部在本所未领到地委会经费以前，本所员工薪金请其仍按时照拨。二、函地委会说明本所以往发薪时间，请其在本月十八日以前将本所十二月份下半月薪金汇拨，以维同人生活”。这是以李春昱所长为主席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地质调查所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善邦、程裕淇、李庆逵、侯德封、宋叔和、余皓、钱声骏、马溶之、王朝钧、刘东生、叶连俊、何而康、邱兰祥，记录人是宋成美（档案Z377-00002-026-003）。1950年12月18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一九五〇年野外调查队会议”，会议主席还是李春昱，其中记录有“地委会拨来煤炭、化验等费款壹亿元，除煤炭用三千万外，其余如何分配”，可以看出，地委会在1950年年底之前，已经开始接手支付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花费了。
12月30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吴有训部长再次来函催促赶办交接具报工作（档案Z377-00016-007）：“关于你所移交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收领导，经于本月十二日以教秘字第八五〇〇号批复知照，并应于本月底以前办理完竣将接交情形具报，以凭转报中央存备在卷。兹特再通知，即希将交接情况迅为具报为要！”。在收到通知后，地质调查所于1951年1月2日函复“敬悉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委员顷已抵宁并定于元月三日正式接管本所，关于本所移交清册除届时送请徐平羽军事代表副署外合先报请鉴核”。此函中的地委会接管委员即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赞勋，12月30日地委会指派他来进行监交，31日他与谭锡畴抵南京。1951年1月3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全所同仁大会，由尹赞勋副主委宣告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
1951年1月4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函中写道：“本所由一九五一年元月三日起由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本所原用‘中央地质调查所’条戳，自接管日起停用。兹拟刻‘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条戳壹颗，特此函达请予备案为荷”（档案Z377-00016-009）。由此可以看出，地质调查所自1913年成立一直到1951年1月初，它的名号一直存在，只是隶属不同政府部门或者被不同部门接管，并没有被“撤销”。移交清册显示（档案Z377-00016-016），移交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共有106人，其中研究人员62人（包括所长、副所长各1人，技正18人、技士18人、技佐21人、练习员3人），技术人员15人（包括技正1人、技士4人、技佐5人、技术员5人），行政人员14人（包括会计主任1人、科员3人、会计佐理员1人、管理员3人、雇员6人），工友15人（技工4人、工役11人）。房地产包括54.8亩土地，6幢楼房、22幢平房；仪器1552件；研究设备包括图书189036册、报告资料3281份、中外地形图101423幅、地质土壤矿产图9118幅；标本160321件；此外还有药品、玻璃器皿、古代文物（10件）和燃料（煤80吨），等等。家具4738件；重要文具24件；档案11104案；关防图章及文具若干。
3. 3 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51年１月25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给地委会回函：“查本所已于一九五一年元月三日由你会正式接管，兹送上物资移交清册五份，人员清册贰份，至新查核在监交人下面盖章，除物资移交清册贰份，人员名册二份留存你会备查外，其余物资移交清册三份经监交人盖章后请即寄还，俾资存查是荷”，该档案上有“照办 封 一.二五”和“衡 元、廿五日”的签名，其中“封”和“衡”分别代表侯德封和周赞衡。1月30日，地委会函复收到清册并将留存备查以外的物资移交清册三份寄还，其上的处理意见“清册一份函送华东教育部 封”和“存 封 二、二”均显示这时候的机构不仅改名了，而且负责人也已经由李春昱变更为侯德封了。另外一个材料也可以佐证此事，1951年2月12日再次讨论1950年野外工作总结时召开的“五〇年野外工作小队长及所务会议联席会议”记录显示，此时的所务会议主席已经变更为侯德封了。
1951年2月，三大地质机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和原矿产测勘处）的代表在南京召开地质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机构改组的问题。经过讨论，2月16日，与会者拟定了一份《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有70人在上面签名，主张“各中央地质机构在地委会统一领导下，应从速成立局所，所有地质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资格，室内工作由所领导，野外工作由局领导，但室内工作与野外工作，应在地委会同一领导系统下求得工作步调上的一致，因此地委会应加强对局与所的统一领导，以免分歧”。并提出几条意见：“（一）各项重要问题的决定，请把握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地质工作人员方面在双重资格下，每一个地质工作者，具有双重名义，如在所为研究员，在局为技正，不加兼职字样。……（三）地委会的组织和所属各部门负责人选，请早日公布，人选发表后，请迅速到职办公，切实负责推动工作，并请在本年三月底前正式成立，结束接管工作”。（见《中国科技史料》2002年第23卷第4期319-322页） 。
1951年3月14日，中国科学院通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51>院秘字第1090号），刊发圆形橡皮图章一颗，文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1951年3月23日和26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分别致函南京地质调查所接管小组（地<51>字第392号和地<51>字第407号），将“上次在京会商有关局所编制及领导人问题”进行了告知，希望接管小组向同仁传达，“至于局所成立问题，俟上级批示到达后再行通知”，其中地质研究所拟设置土壤研究室、第一组（矿物）、第二组（岩石）、第三组（动力地质）和第四组（综合），另外明确了地质工作人员均为双重资格，双重资格不是兼职。1951年4月10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给中国科学院发函（地<51>515号），“为请贵院办理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之工作人员聘任手续由”，提供的地质研究所人员共142人，由5个部分组成，其中北京地质工作人员46人（主要是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的人员）、南京虹桥地质人员33人（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的人员）、南京珠江路地质人员32人（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南京鸡鸣寺路地质人员14人（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人员）、南京土壤研究室工作人员19人（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员）、地质委员会地质人员2人。虽然中国科学院最后没有按照这个名单进行聘任，但基本的组建思路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即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人员集中了三大国家级地质机构的地质工作人员，原中央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和地球物理研究室的人员均不在这个名单之中。
从这些档案材料可以看出，在1951年初，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已经在加速落实局所的组建工作了。到了1951年4月29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以“地（51）字第653号”正式通知地质研究所（档案Z377-00013-028），“我会图书馆及陈列馆定于五月七日与矿产地质勘探局、地质研究所及古生物研究所同时成立”。5月3日，地委会以“地（51）字第689号”通知侯德封和王植（原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副处长，任新成立的矿产地质勘探局秘书处副处长），局所5月7日宣布成立，“前接管小组应于该日撤销，所有该组经管事宜，即请移交所长及副局长，印信即可于该日启用”（档案Z377-00013-029）。5月4日，地委会以“地（51）字第693号”通知地质研究所：“接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51）院字第一九四四号函：‘四月二十七日地（51）字第六三七号函及名单收悉。本院决定任命：马溶之为地质研究所土壤研究室主任；何作霖为地质研究所第一组主任；程裕淇为地质研究所第二组主任；张文佑为地质研究所第三组主任；李春昱为地质研究所第四组主任；……’”（档案Z377-00014-001）。从此脉络可以看出，1951年1月3日~5月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一直处于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接管状态。
1951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在南京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随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给南京电信局、南京鼓楼邮局、南京水厂和南京电业局营业科的函件中均明确写明“前中央地质调查所”已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吴福元，2021），凸显了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最主要来源。至此，中央地质调查所全体员工一致希望归属中国科学院的愿望尘埃落定、正式完成。
结 语
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13年，正式开始独立运转于1916年，经过37年的发展，到1949年南京解放时，中央地质调查所已经成为中国近代成立最早、规模最大、最具国际声誉的国家级调查与研究机构。
解放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并没有被撤销，而是首先被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接管（起止时间1949年5月～1950年6月，其中1949年9月中旬之前的军事代表是赵卓，9月17日之后的军事代表为徐平羽），后来被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接管（1950年7月～1950年12月），最后于1951年1月3日正式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在这之前，所长一直是李春昱。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虽然已于1950年8月25日被政务院批准成立并任命了所领导，但并没有立即完成组建工作。中央地质调查所在1951年1月3日～1951年5月6日期间仍然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直到1951年5月7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奉命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办公地点仍在南京市珠江路700号原中央地质调查所所址。因此，中央地质调查所在1949年4月23日～1951年5月6日仍然存在，直到最后也没有被“撤销”而是奉命被“改组”了。
致 谢
本文是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吴福元所长建议和支持下完成的。研究所综合办公室的张云霞老师为本文提供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信息；同事杨翔棹不厌其烦地帮助查找文献资料；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战略咨询研究院陈京辉老师为查找《中国科学院史事汇要》提供了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大学已退休的潘云唐教授认真阅读了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陈梦熊，程裕淇. 1996. 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 //程裕淇，陈梦熊主编. 前地质调查所（1916~1950）的历史回顾——历史评述与主要贡献. 北京：地质出版社.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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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陈添鑫
校对：刘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