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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飙x袁长庚:“这份工”背后,是社会对人的想象

人类学家项飙差点就成了一名工人。

1980年代中后期,初中毕业的项飙除了升学,还有另一个选择——上技校。那是一个读中专技校比上高中更吃香的年代,少年项飙对读书没有什么执念,他形容自己那时读书“还可以”,但是被大人告知“没有潜力”,读了高中也不知道能不能考上大学。

但是项飙希望报考的陶瓷厂技校当年没有招生,项飙上了高中。高中时项飙显示出了读书的潜力,在1990年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他选了社会学系。在北大,项飙花六年时间实地调研了北京城乡边界的“浙江村”。这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第一批印刷时,没卖出去两千册,而如今已成为一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学经典。

上世纪末,项飙去牛津读了人类学博士,而后留校任教。现在的项飙生活于德国,任马斯克·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项飙的表达显示出其缜密的学术思考,常常发人深省,刺痛时代神经。例如“附近的消失”“内卷是一种不允许失败和退出的竞争”“中国人像蜂鸟,振动翅膀悬在空中”。这位70后人类学家因此被中国大众所熟知。

而另一位80后人类学家几乎从未对工作有过摇摆。

现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的袁长庚早就清楚了自己的学术志趣,毫无悬念地一直读到了博士。在南方科技大学任教的五年中,袁长庚给理工科学生开设“理解死亡”“身体与情感”等通识类课程,成为“人类学网红教师”。

袁长庚的漫长求学之旅以及同当代大学生打交道的工作,让他见证了80后至00后的择业状态与就业环境。2022年,袁长庚离开了写满奋斗意味的深圳,来到春城昆明。他给自己的简介是“文化人类学博士,现居昆明,忙时教书,闲时养猫”。

时间来到2023年,年轻人的就业环境变得更为复杂。内卷、996、脱不下的长衫、985废物等等,成了他们表达无奈和自嘲的新语汇,而这些词汇背后折射的,是当下年轻人对工作的某种共同的焦虑。人类学者会如何回应年轻人的这种焦虑?

2023年6月16日,澎湃研究所邀请了项飙与袁长庚,两位人类学者与当代青年面对面聊了聊工作。这是2023数字原野计划的特别场活动。2022年,澎湃新闻与腾讯公司联合发起数字原野计划,旨在汇聚数字社会研究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共同探讨数字技术影响之下的关系变革、经济变化与时代变迁。

屏幕中的项飙坐在他德国哈雷的办公室中,身着红色的毛衣和牛仔蓝的围巾,发型不拘一格,看上去有些嬉皮。但开口便尽显学者风范。他总是能快速进入到思考的状态里去,眼睛向上看着,仿佛在和大脑进行着信号传输。

袁长庚从云南飞来了上海的现场,他留寸头,穿印着卡夫卡的黑色T恤、牛仔裤和帆布鞋,和媒体中的形象一样,扬着下巴,很少出现嘴角上扬的讨喜神情,像一个不服气的朋克青年。

虽然袁长庚喜欢用“吹牛逼”这个词来自我调侃,但随着活动的进行,听众不难感受到,这是一场极其严肃而又真诚的对谈。

6月16日“我的这份工作”对谈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对谈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考公求稳行得通吗?考试成为生存方式,但稳定背后有不确定性

在项飙读书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不会削尖了脑袋往体制内钻。在他的印象中,当时的年轻人会觉得体制外机会更多,虽然有点不稳定,但是外面有奔头,也有趣。正像1980年代末的歌曲《外面的世界》里唱的那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虽然有无奈,但总的来说,年轻人还是满怀憧憬。

袁长庚本科毕业时,是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他记得周围同学找工作时,抱着一种掺杂着对未来期许的共识:没有人的第一份工作是理想的,但只要一直干下去,十年后大家都会上一些或高或低的岸。

2016年,袁长庚博士毕业。那几年,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科技发展迅猛,靠生产内容为业者遇上了好时候,他感到那时的文科生自信心爆棚。在他们的想象中,工作可以直接对应到未来的美好生活,前途望过去是一片光明。

但这种对未来充满自信的共识并未持续太久。今天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对考公进入体制重又燃起了热情。据统计,2022年国考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超212.3万人,平均录取比例68:1,在最热门的岗位中,两万多人竞争一个岗位。

愈演愈烈的考公热背后的内核,也许指向的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也是许多人类文明中的一道严肃课题——我们该如何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

就像项飙并不认为考公代表了一种保守心态。在他看来,通过考公去追求工作的稳定,是一种特殊的稳定,是通过极度的竞争获得的,为之付出的个人代价很大,因为考上之后,会从事怎样的工作,他们可能不知道也不在乎,对工作本身更无志趣可言。

但这种对稳定的追求并不是躺平,反倒是躺平的反面。考公是一种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工作选择,在当下成了一个向上的目标,在不少人看来,考公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袁长庚则指出了这种“稳定”背后的“不确定”:“如果人生是不确定的,就转头投入到体制编制的怀抱,去拥抱一种确定性,那么通常所谓更主流和从众的选择,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20年前的下岗潮便是一个例子。企业改制,饭碗由铁变瓷,当年的铁饭碗被摔破了,不确定性骤然而至。

就像袁长庚曾举过流浪乐手的例子:“一个爵士乐手,没有编制,没有社保,没有稳定收入的来源,看起来非常不确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他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行李箱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他今天可以在大理生活,明天可以去厦门,后天可以去北方。两种人到底谁经受风险的能力更强大,这是未知的。”

如果“考公”中的“公”代表了年轻人对稳定的想象,那作为通往稳定状态方式的“考”,也正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生命状态。在这场对谈中,人类学家剖析了考公中“考”的深层含义。

袁长庚敏锐地感受到,现在的考试被游戏化了,考试的过程像玩游戏一样,一步一步把东西码齐了以后,就可以通关。这个比喻让项飙意识到,这里的游戏并不是玩乐,所谓游戏化指的是,考试像是电子游戏的设定,遵循非常简单的规则,付出就有回报,而且规律是可控可预期的。

项飙一语中的:“考试现在不仅是手段,更成为一种生存方式。通过考试,他知道我的精力应该放在哪里,我的劲要往哪里使,每一天的生活怎么安排,他会觉得我每天的生活是有意义的。他很单线地付出,这个世界是可以给他回报的,他在那里像老鼠一样刺激—回报,再刺激—再回报,单线地做,他也有很多的焦虑,也有压力,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可知和可控的。”

随着经济环境和就业形势的迭变,青年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4月经济数据,16-24岁的青年失业率首超20%。这也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向体制内求稳。

但与此同时,当职场外的青年逡巡而不得入时,很多职场内的青年却常常加班到9点,被996的工作体制“套牢”。

上海静安区CBD 人民视觉 资料图

996背后是什么?对超人能力与奋斗景观的迷恋

袁长庚清楚地记得,刚去深圳时,一篇叫做《请看这是晚上12点钟的深圳市民中心》的文章在朋友圈疯转,文章提到正是整个深圳政府在凌晨时灯火通明,才证明了为什么深圳能够成为全中国经济的引擎。

在袁长庚看来,这样的叙事,是一种对现代性奋斗景观的极端迷恋。“这个迷恋杂糅着危机感,杂糅着一种对潜能政治的追求,不去看实际的现实条件,很少谈人的限度。”

而从历史的眼光看,这种迷恋并非新事物。中国进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中来,“无论是救亡、建设还是发展的阶段,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个根本性的焦虑,就是现代性是不会留给我们时间的,因为别人比你早了三四百年,所以我们整个的现代性叙事里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我们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和条件的。”

曾在深圳工作生活六年的袁长庚,对此有着极强的切身体会。他愈发感到,深圳是座太过年轻的、疯狂的城市,也是他这种想要慢下来生活的人待不住的地方。

“我离开深圳的时候,深圳所有的行业都在喊弯道超车,所谓弯道超车就是你知道那个目标是既定的,但是用常规的战术策略不可能完成,只能通过一个手段或技巧来实现对时间成本的极大缩短。”

去年,袁长庚离开了这座现代性景观满布到有些超现实的年轻城市,带着三只猫和七千册书,去到了现代性更稀薄的城市昆明。

而项飙则将目光投向了更具体的996工作制度。

他曾从大厂的角度,分析996存在的原因。他发现这些苦不是年轻人自己去找来吃的,很可能是一种刻意的制度安排。

一些大厂给少数人派高额的工作量,所谓“3-4-5”,3个人干5个人的工作,付4个人的工资,为什么大厂不以更加常规的方式(平均工作量、平均工资)来分配工作量呢?项飙猜测,大厂很重要的考虑是“控制”。

“这个体制的设计,包括把工作时间拉长、工作人数减少,单纯地靠工资高来吸引人,造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竞争状态。大家到了工作岗位后,肯定是不加反思地、一根筋地去干活。同时,人少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少了,也变得更加容易控制。”

那么年轻人为何又“甘愿”进入到这样的工作场域,“甘愿”吃这样超标的苦?

项飙认为这背后可能是一种成功崇拜,一种回馈崇拜,或者说一种英雄崇拜。“5个人的活招3个人来干,这3个人是顶级的,天才式的人物,是超人;如果招5个人,那他们就只是一般的工人”。从这个角度看,大厂把劳动问题和工作问题,转换成了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超人能力的问题。

就像“985废物”“脱不下的长衫”等网络热词所表达的情绪一样,年轻人通过话语进行自我解嘲,是他们的一种自我调整的方式。对于工作上的“吃苦”,也有了例如“打工要有渣男心态,别走心”的话语产生,这也许可视为对抗公司制度/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策略。

但现场的一位青年对此提出了疑惑:“人在工作的时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没办法抽离掉情感以及对工作本身意义的渴求。”

活动现场,袁长庚在回答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工作的意义在哪里?这是一个城市中产焦虑

“对工作意义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中产的焦虑。”袁长庚听到追问工作意义的声音,大多来自城市中产青年。

做高校教师的六年多来,袁长庚接触最多的是大学生。他感到:“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容易把工作和生活对象化,他把工作意义问题做专门的处理,他的工作意义不直接指向生活,他工作再好,再有钱,不必然意味着生活有意义,所以他通常两边都是困扰的。”

“但是对于社会底层而言,工作的收获可以直接对应于生存价值,所以他在这个方面的计算公式反而比较简单”,袁长庚用自己的博士研究举了例子。

他的博士田野在山东某传销组织里,这些在外人看来又蠢又坏的传销人员,大都初中毕业,他们的工资并不高,但工作量很大,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但是很多人告诉他,“以前我嘴都张不开,现在一个小型家庭聚会,我可以做主持人,我在这个地方学会了演讲,学会了分享”。从底层人身上,袁长庚看到工作和生活的交融,而非截然二分。

项飙对追问工作意义的青年们则表现出了同理心,他解释道:“除了获得物质的回馈,工作也是现代社会中自我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关乎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身份,丢了工作的人觉得像丢了魂一样,因为他一下子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在哪里,不仅是没了收入,更是作为社会一份子,有一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

而若要正视工作的意义,也需要将目光放至劳作演变至工作的历史中。

“从战后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劳作,被稳定成为工作的形态。当劳作变成工作,不仅意味着五险一金等社会保障体系,签了劳动合同之后,对劳动权利的保护,产假的问题,招聘时的性别歧视,才有了可谈的基础。”也就是说,从劳作到工作,是用一种集体同意的方式,用法律的形式稳定下来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在项飙曾经的田野浙江村,那些做衣服的小商贩,认为他们并没有所谓的工作,他们眼中的一些北京市民才是有工作的。浙江村的人会从人的外表和行为举止判断这个人是否是“吃工资饭的”,而“吃工资饭”也成了他们对下一代的想象。做衣服是劳作,但吃工资饭是工作。

而在当下,项飙看到的却是:“工作变成了固定下来的劳作,体制内外的区别只是,体制内是稳定的、僵硬的工作,体制外是无规则的工作”。但相同的是,“人没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由度,工作也没有给人一种保护感,更没有让人有一种参与感,一种发挥自己的能量和同事一起去创造的感觉。”

对于工作意义的探寻,似乎已经超过了工作,指向人的存在本身,就像现场另一位青年的发问:“我认为我的这份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在其中感受不到自我的价值,换一个人也能做。我是不是该放弃从工作中寻找,转而从热爱的事情中寻找自我的价值?”

活动现场,项飚在思考与回答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摄

如何实现自我价值?将人生的常规连接到未知的角落

如何实现自我价值,这是一个更适合由哲学家回答的问题,但是让人类学家来回答,他们会有不同的切入点。

在工作中感受到价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长庚总结了三点原因:首先,在现代性的分工状态下,即便最后的产出是有价值的,但过程中的重复性不可避免,重复性是常态。

其次,感受到价值的过程会有些曲折,比如很多医生从事的工作是很有重复性的,可能感受不到价值,但是他今天治了一个40岁的中年妇女,明天治了一个20岁的小伙子,生命本身的复杂性就会让他不断地确认,这个重复性的工作也有价值。

最后,工作的产出与个性之间的直接匹配,更容易产生价值感。比如艺术家和创作者不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哪怕他很蹩脚,但是他创造那个东西,世界上只认定是他创造的。不像技术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是高度可被替代的。

那么,普通人如何在工作中寻找价值感呢?

项飙对年轻人的建议是“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感受价值”。敏锐的他对听众所言的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作了区分,“价值不是回报”“感受到价值是一个过程”。

“生活的荒谬感往往来自于我向世界发问,我向世界发声,但我听到的永远是沉默。周边没有给你反应,就会让你产生一种巨大的荒谬感和恐慌感。”项飙以自己举例,他表示在工作中与同事的有效沟通,是感受到自我价值的时刻。

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感知与回应,所构成的印证和连接感,被项飙称为“日常自我价值的微观构造”。

袁长庚不会劝年轻人放弃从工作中寻找自我价值,他觉得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是我们与这个世界联系最主要的方式,“如果放弃从工作中寻找,转而通过生活或精神世界、信仰世界去建立自我价值,其实是更难的。”

工作产生的意义感,让袁长庚想起了疫情期间的一件“小事”:

那年有大量的校工和学生留校就地过年,学生们很想为校工组织一些有意义的活动,他们想了很多方案,比如送贺卡或者请吃饭。袁长庚向学生建议,为校工们设计一个45分钟的课程,教他们使用微信的各种功能,从支付到远程通话到录频,为他们做一个小小的培训。袁长庚观察到,很多40岁以上的中年人并不懂得如何使用微信,更不知道如何解锁微信多种多样的功能。

后来,很多学生和袁长庚讲,他们学了十几年的计算机,从中小学就开始参加竞赛,一直到大学,从来没觉得哪一刻是有意义的,直到这次为校工做的小小的培训。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学生在过程中能力得到了提高,而只是他们跟这个世界的另外一个角落发生了联系而已。

袁长庚说:“或许把你人生的常规状态连接到一个从未想象到的角落,你会发现你的人生被重新启动,我觉得这在这个年代是一个可行的策略。”

志愿者指导老年居民学习用智能手机上网购物 人民视觉 资料图

结语:人需要烧过一遍,才能对自己有所确认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对谈接近尾声。如果将青年与工作的话题一直讨论下去,似乎在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社会对人的想象是什么?人又何以为人?

从自己的青春走过,又趟过一届又一届年轻人的青春河流,袁长庚感受到了某种不对劲:“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们整个社会对人的基本想象是出了问题的”。

他曾有过这样的表述:“家长和社会对年轻人的暗示是:自我就像是一块木头,削一块少一块,用一块少一块,所以你年轻的时候应该把自己保护起来”。

但是,“人是需要被浪费和被投入的,人需要烧过一遍,甚至损耗一遍之后,才能够对自己有所确认。通常人是在义无反顾地把自己投入到一件事情和一个人身上之后,才会忽然意识到——那个阶段,‘我活得特别像我’”。

袁长庚的这段话,就像他身上那件印着卡夫卡的T恤一样,摇滚得直击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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