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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摘口罩有多难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潘小多】日本政府日前发布了戴口罩新规，即3月13日起，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佩戴口罩可遵循自愿原则，搭乘新干线、飞机、轮船和高速巴士等交通工具时可以不戴口罩。同时，政府建议大家在前往医院、老人院和搭乘拥挤的交通工具时戴好口罩。在口罩即将全面解禁的背景下，2月27日，曾名噪一时的实业家堀江贵文上了新闻。原因是他乘坐全日空国际航班返回日本时，被要求佩戴口罩，因此十分恼火，特意发了推特吐槽。没想到，除个别网民表示赞同外，大多数人都认为堀江不懂规矩。事实上，除了卫生安全方面的考虑，口罩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演化出很多特殊功能，比如在某些场合，口罩甚至有装饰和心理上的安抚作用，甚至有一些人被认为有“口罩依赖症”。因此有人说，口罩对于日本人，就像一件“特别的铠甲”。
奇怪的“警察”层出不穷
在疫情初起的2020年3月13日，日本政府发布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首次提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勤洗手”等细则，呼吁人们以新的生活方式共同抗疫。随着疫情日趋严重，虽然没有法律层面的条款规定，但口罩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自选项，而是变成硬性要求。
疫情的蔓延催生了很多新词新语。除了和病毒直接相关的词语以外，还有折射出社会变化的词，比如“自肃警察”和“口罩警察”。这两种人并不是警察，也不是受到正式任命的人员，他们专门攻击没有响应政府呼吁按时停止营业的商家，以及没有佩戴口罩的路人。
2020年到2021年，日本各地发生多起“口罩警察”辱骂、殴打未佩戴口罩者的恶性事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攻击，很多人选择尽量佩戴口罩。为此，日本法务省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决不允许个人为了自己的主张以任何理由伤害他人。法务省将“口罩警察”定性为“错误的正义感”，并将其与仇恨言论画上等号。一些法律专家也纷纷在电视节目中发声，警告人们这种行为一旦过度就将构成犯罪。然而，“口罩警察”“返乡警察”“疫苗警察”等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记者的朋友说，疫情这3年让本就习惯戴口罩的日本人将其当成刚需。
民众既担心被攻击又不敢摘口罩
“反口罩警察”是针对“口罩警察”而言。从2022年开始，随着病毒毒性减弱，欧美各国纷纷解禁口罩，日本又出现了对佩戴口罩者出言不逊的“反口罩警察”。这类人并不多，有些只是像堀江贵文一样在自媒体上发发牢骚，但仍然让很多人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其实更多来自每个人自身。因为近期的多个调查都显示，口罩全面解禁是一回事，老百姓选择摘还是戴是另一回事。《读卖新闻》2月17日至2月19日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受访者表示“未来尽量继续戴口罩”的约为60%，远远超过“尽量不戴口罩”的34%。表示要继续戴口罩的男性占51%，女性则高达69%。正因为有这么强烈的继续佩戴口罩愿望，人们才会担心自己“不合时宜”，成为“反口罩警察”的攻击目标。
会选择“继续戴下去”
其实，在疫情之前，日本人就以爱戴口罩而闻名。这种戴口罩的习惯背后，是持续飙升的花粉症患病率。日本环境省于2022年发布的数据表明，2019年日本的花粉症患者已高达42.5%。因此一到春暖花开的季节，街上行人大都会用口罩武装好自己。此外，在流感季节，大家也都习惯戴口罩进行防护。
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商家进步的动力。日本口罩生产商开发出各种尺寸、造型、颜色的口罩，细节设计到极致，可以做到“显脸小”“衬气色”“不勒耳朵”“不蹭彩妆”“眼镜不易起雾”“呼吸舒适”。因此，口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修饰外表的作用。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在选择口罩时首选设计感，而非防护性。
经过3年之久的“口罩生活”，很多人已经不太适应以真面目见人。日本信息株式会社做了一项关于口罩优点的调查，有四成多的年轻女性认为口罩可爱、可以修饰脸型、遮住痘痘，有三成中老年女性认为口罩可以遮挡法令纹和暗斑，而男性中有三成左右认为戴口罩就可以不刮胡子出门，还能挡住口气。因此，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继续戴下去”。
看来，口罩的摘和戴对日本人来说真是一个难题，至少在3月13日以后不会很快消失在日本街头。
日本人摘口罩有多难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潘小多】日本政府日前发布了戴口罩新规，即3月13日起，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佩戴口罩可遵循自愿原则，搭乘新干线、飞机、轮船和高速巴士等交通工具时可以不戴口罩。同时，政府建议大家在前往医院、老人院和搭乘拥挤的交通工具时戴好口罩。在口罩即将全面解禁的背景下，2月27日，曾名噪一时的实业家堀江贵文上了新闻。原因是他乘坐全日空国际航班返回日本时，被要求佩戴口罩，因此十分恼火，特意发了推特吐槽。没想到，除个别网民表示赞同外，大多数人都认为堀江不懂规矩。事实上，除了卫生安全方面的考虑，口罩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演化出很多特殊功能，比如在某些场合，口罩甚至有装饰和心理上的安抚作用，甚至有一些人被认为有“口罩依赖症”。因此有人说，口罩对于日本人，就像一件“特别的铠甲”。
奇怪的“警察”层出不穷
在疫情初起的2020年3月13日，日本政府发布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首次提出“保持安全社交距离”“佩戴口罩”“勤洗手”等细则，呼吁人们以新的生活方式共同抗疫。随着疫情日趋严重，虽然没有法律层面的条款规定，但口罩在很多情况下不再是自选项，而是变成硬性要求。
疫情的蔓延催生了很多新词新语。除了和病毒直接相关的词语以外，还有折射出社会变化的词，比如“自肃警察”和“口罩警察”。这两种人并不是警察，也不是受到正式任命的人员，他们专门攻击没有响应政府呼吁按时停止营业的商家，以及没有佩戴口罩的路人。
2020年到2021年，日本各地发生多起“口罩警察”辱骂、殴打未佩戴口罩者的恶性事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攻击，很多人选择尽量佩戴口罩。为此，日本法务省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决不允许个人为了自己的主张以任何理由伤害他人。法务省将“口罩警察”定性为“错误的正义感”，并将其与仇恨言论画上等号。一些法律专家也纷纷在电视节目中发声，警告人们这种行为一旦过度就将构成犯罪。然而，“口罩警察”“返乡警察”“疫苗警察”等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记者的朋友说，疫情这3年让本就习惯戴口罩的日本人将其当成刚需。
民众既担心被攻击又不敢摘口罩
“反口罩警察”是针对“口罩警察”而言。从2022年开始，随着病毒毒性减弱，欧美各国纷纷解禁口罩，日本又出现了对佩戴口罩者出言不逊的“反口罩警察”。这类人并不多，有些只是像堀江贵文一样在自媒体上发发牢骚，但仍然让很多人感到不安。这种不安，其实更多来自每个人自身。因为近期的多个调查都显示，口罩全面解禁是一回事，老百姓选择摘还是戴是另一回事。《读卖新闻》2月17日至2月19日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受访者表示“未来尽量继续戴口罩”的约为60%，远远超过“尽量不戴口罩”的34%。表示要继续戴口罩的男性占51%，女性则高达69%。正因为有这么强烈的继续佩戴口罩愿望，人们才会担心自己“不合时宜”，成为“反口罩警察”的攻击目标。
会选择“继续戴下去”
其实，在疫情之前，日本人就以爱戴口罩而闻名。这种戴口罩的习惯背后，是持续飙升的花粉症患病率。日本环境省于2022年发布的数据表明，2019年日本的花粉症患者已高达42.5%。因此一到春暖花开的季节，街上行人大都会用口罩武装好自己。此外，在流感季节，大家也都习惯戴口罩进行防护。
消费者的需求就是商家进步的动力。日本口罩生产商开发出各种尺寸、造型、颜色的口罩，细节设计到极致，可以做到“显脸小”“衬气色”“不勒耳朵”“不蹭彩妆”“眼镜不易起雾”“呼吸舒适”。因此，口罩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修饰外表的作用。即使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在选择口罩时首选设计感，而非防护性。
经过3年之久的“口罩生活”，很多人已经不太适应以真面目见人。日本信息株式会社做了一项关于口罩优点的调查，有四成多的年轻女性认为口罩可爱、可以修饰脸型、遮住痘痘，有三成中老年女性认为口罩可以遮挡法令纹和暗斑，而男性中有三成左右认为戴口罩就可以不刮胡子出门，还能挡住口气。因此，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继续戴下去”。
看来，口罩的摘和戴对日本人来说真是一个难题，至少在3月13日以后不会很快消失在日本街头。
他靠卖T恤成日本首富，全身装束不到300元，马云却说最崇拜
文 | AI财经社 牛耕
编 | 华记
【本文由AI财经社原创出品，未经许可，任何渠道、平台请勿转载。违者必究。】
如果让日本人投票选一位当世的经营之神，那十有八九是柳井正。
4月12日，福布斯公布了日本前50位富豪。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超越软银集团孙正义，成为日本首富，身价249亿美元。前一天，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公布了半年报，收入总额1.2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6.8%，利润1729亿日元，同比增长1.4%。
谈起孙正义，柳井正说过：“同样发挥才能，我不想让他做投资家，而是想让他作为实业家获得成功。”“我只想要20-30家子公司，每家销售额数万亿日元，否则就不是实业家而变成投资家了。”
自己是实业家，让柳井正颇为自豪。他曾展示自己全身到下的衣服，无不是优衣库，总价4000多日元，还不到人民币300元。他经营企业的硬派风格，将优衣库打造为世界前三的服装零售公司，也向人们证明经营实业仍有尊严。相比其他富豪，这正是柳井正的故事令人动容之处。
他是当代经营之神
堀江贵文在电视上说过：“日本企业家很没有骨气，有骨气的也就是孙正义、柳井正和前泽友作。”在日本年轻人心中，柳井正已经继承了经营四圣的名声。
柳井正出生于商贾之家，1949年，他刚满月之际，父亲在日本山口县开了一家名为“小郡商事”的西装店，专为银行职员定制高级西装。尽管产业越做越大，父亲的脾气却十分暴躁，动辄拳脚相加。在著名传记《一胜九败》里，柳井正写道：即使是党在床上眼望窗外星星几小时，也好过被父亲暴虐十分钟。
他18岁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却赶上反美安保条约的，在学运中虚度了时光。父亲失望至极，拒绝他回来经营家族企业。柳井正在百货商场“佳世客”理货为生。直到结婚才重回家门，但那时小郡商事的账面盈余只剩七千日元，濒临倒闭。
经商之始，柳井正就面临一家快倒闭的服装公司。他事必躬亲，门童、保洁、会计、司库、送货、讨债无一不会，又引进百货商场才有的跟随服务模式。两年后，西装店年利润达到700万日元。他敏锐发现社会氛围正在改变，将西装店改行卖美国进口的休闲服装。
1984年新年，柳井等病重，将企业彻底交付给柳井正。一个新的时代揭开大幕。
上任第三天，柳井正就在酝酿更大的转型。他亲赴欧洲和美国考察，回国后写成一本《企业转型规划书》，半年内首家新店开业。新店的特别之处在于：完全自助购物，不再有导购跟随。当时只有书店、音像店有这种经营方式。
在他设想里，服装店也应该是顾客可以歇脚，漫不经心挑选衣服。为此，他给服装店起名UNICLO CLOTHING WAREHOUSE，简化为UNICLO。后来的中文翻译“优衣库”，也是“随意挑选优质衣服的库房”的意思。
优衣库的衣服价格大多在1000日元到1900日元，在当时十分便宜。第一次开业，好奇的顾客就“好像多年没买过衣服一样”，搬空了货架，花光所有钞票。媒体闻讯而来，柳井正只口不提销售火爆，而是为没能给顾客提供舒适的购物环境道歉，让外界印象颇佳。当年，优衣库第二家店开业，销售额当月就超过3000万日元。
在优衣库开业前，柳井等忧心忡忡，担心一旦失败将再无机会。从小顺从父亲的柳井正，却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自己是个成年人了，有能力和权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放手一搏。
如今优衣库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服装零售企业，母公司迅销集团市值6.35兆日元。1999年，柳井正50岁生日那一天，父亲柳井等与世长辞。葬礼上，柳井正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他说，“父亲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竞争对手。”
抓住中国继机遇
优衣库的崛起，与柳井正抓住中国机遇密不可分。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劳动工人工资低廉。柳井正在大陆工厂生产衣服，并转移技术和生产线，聘用日本退休熟练师傅监督。这让优衣库提供低价却优质的衣服成为可能。
到了1999你那，优衣库当年卖出3亿件服装，对应日本1.3亿人口，平均每人购买两件。但日本市场有限，柳井正十分明智地提前布局海外。1988年，优衣库在香港注册。但负责商标注册的业务员不小心将UNICLO的C打成了Q，柳井正看着字母Q，觉得给品牌平添了活力。自此UNICLO变成UNIQLO，主打潮流时尚定位。
但同时，GAP也在80年代进入日本市场，侵蚀优衣库的利润。在香港，柳井正数次登门，终于结识佐丹奴、GAP中国的老板黎智英。对方传授给他一种“SPA经营模式”，即Speciality retailer of Private lobel Apparel，将商品策划、制造和销售整合到一家品牌。
此前优衣库卖的是进口服装，如能生产自有品牌，无疑能在维持低价时保证利润。柳井正大喜过望。优衣库在纽约捕捉时尚潮流、策划商品，在大阪和山口完成服装具体设计，在中国加工生产，运往全世界销售。
为了快速对市场潮流做出反应，柳井正还建立了新的公司架构，层级变得扁平化，使用IT系统和POS终端快速反馈给决策。开会时，也不再是柳井正一人发号施令，“不把社长的话当圣旨”成了优衣库新的信条。
在快反服装领域，ZARA和H&M都采用海量投放单品、收集到销售数据再扩大生产的做法，同一门店的单品可能多达5000种。但优衣库采用“少品种大库存”的做法。据日本优衣库研究专家月泉博统计，同一家优衣库门店的每季单品可能只有500种，是其他快反品牌的1/10。它们从设计之初就瞄准普适性高、价廉物优的产品，就赌能获消费者青睐，不至于让库存堆积如山。
对于这些潜在爆款，优衣库则在设计和用料上毫不吝啬，用产量摊薄成本。以1998年问世的传奇产品摇粒绒（Fleece）服装为例，它采用聚酯纤维两面起毛的彩色布料，颜色鲜艳、质地轻却十分保暖，能吸汗速干，价格依然是标志性的1990日元，相当于日本工薪阶层日薪的1/10。上市第一年，摇粒绒服装卖出200晚间，第二年卖出850万件，第三年卖出2600万件，已经成为优衣库的标志。2000年后，成为世界爆款的UT（优衣库印花T恤）、BRATOP（文胸吊带衫）和Heattech（发热内衣）无不遵循此道。
可以说，如果其他企业是在赌桌上小筹码试错，优衣库就是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一把all in。企业决策越是敏锐、执行越是顺畅，成功也会被无限倍放大，如果失败也是如此。这种经营策略是少数经营天才的专利。对此，柳井正评价自己“是个冒险家”。
马云说过，自己最崇拜星巴克和优衣库。“全世界有很多卖衣服的，但只有他卖出了优衣库，卖成了日本首富。”王兴的自传名字也由《一胜九败》化用而来。
时至今日，优衣库所属的迅销集团在全球有3445家门店，仅中国大陆就超过660家，全球年收入2.13万亿日元，每年销售服装超过10亿件，相当于全球每7人就有1人是顾客。柳井正本人也三次问鼎福布斯排行榜日本首富，2019年身价249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56亿美元，居日本前50第一。
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里，世界陷入萧条时，最受尊敬的就成了实业家，而非玩弄金融、权术或坐地收租行业的人。在现实世界里，柳井正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
他靠卖T恤成日本首富，全身装束不到300元，马云却说最崇拜
文 | AI财经社 牛耕
编 | 华记
【本文由AI财经社原创出品，未经许可，任何渠道、平台请勿转载。违者必究。】
如果让日本人投票选一位当世的经营之神，那十有八九是柳井正。
4月12日，福布斯公布了日本前50位富豪。优衣库创始人柳井正超越软银集团孙正义，成为日本首富，身价249亿美元。前一天，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公布了半年报，收入总额1.26万亿日元，同比增长6.8%，利润1729亿日元，同比增长1.4%。
谈起孙正义，柳井正说过：“同样发挥才能，我不想让他做投资家，而是想让他作为实业家获得成功。”“我只想要20-30家子公司，每家销售额数万亿日元，否则就不是实业家而变成投资家了。”
自己是实业家，让柳井正颇为自豪。他曾展示自己全身到下的衣服，无不是优衣库，总价4000多日元，还不到人民币300元。他经营企业的硬派风格，将优衣库打造为世界前三的服装零售公司，也向人们证明经营实业仍有尊严。相比其他富豪，这正是柳井正的故事令人动容之处。
他是当代经营之神
堀江贵文在电视上说过：“日本企业家很没有骨气，有骨气的也就是孙正义、柳井正和前泽友作。”在日本年轻人心中，柳井正已经继承了经营四圣的名声。
柳井正出生于商贾之家，1949年，他刚满月之际，父亲在日本山口县开了一家名为“小郡商事”的西装店，专为银行职员定制高级西装。尽管产业越做越大，父亲的脾气却十分暴躁，动辄拳脚相加。在著名传记《一胜九败》里，柳井正写道：即使是党在床上眼望窗外星星几小时，也好过被父亲暴虐十分钟。
他18岁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却赶上反美安保条约的，在学运中虚度了时光。父亲失望至极，拒绝他回来经营家族企业。柳井正在百货商场“佳世客”理货为生。直到结婚才重回家门，但那时小郡商事的账面盈余只剩七千日元，濒临倒闭。
经商之始，柳井正就面临一家快倒闭的服装公司。他事必躬亲，门童、保洁、会计、司库、送货、讨债无一不会，又引进百货商场才有的跟随服务模式。两年后，西装店年利润达到700万日元。他敏锐发现社会氛围正在改变，将西装店改行卖美国进口的休闲服装。
1984年新年，柳井等病重，将企业彻底交付给柳井正。一个新的时代揭开大幕。
上任第三天，柳井正就在酝酿更大的转型。他亲赴欧洲和美国考察，回国后写成一本《企业转型规划书》，半年内首家新店开业。新店的特别之处在于：完全自助购物，不再有导购跟随。当时只有书店、音像店有这种经营方式。
在他设想里，服装店也应该是顾客可以歇脚，漫不经心挑选衣服。为此，他给服装店起名UNICLO CLOTHING WAREHOUSE，简化为UNICLO。后来的中文翻译“优衣库”，也是“随意挑选优质衣服的库房”的意思。
优衣库的衣服价格大多在1000日元到1900日元，在当时十分便宜。第一次开业，好奇的顾客就“好像多年没买过衣服一样”，搬空了货架，花光所有钞票。媒体闻讯而来，柳井正只口不提销售火爆，而是为没能给顾客提供舒适的购物环境道歉，让外界印象颇佳。当年，优衣库第二家店开业，销售额当月就超过3000万日元。
在优衣库开业前，柳井等忧心忡忡，担心一旦失败将再无机会。从小顺从父亲的柳井正，却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自己是个成年人了，有能力和权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放手一搏。
如今优衣库是亚洲最大、世界第三的服装零售企业，母公司迅销集团市值6.35兆日元。1999年，柳井正50岁生日那一天，父亲柳井等与世长辞。葬礼上，柳井正第一次在众人面前嚎啕大哭。他说，“父亲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竞争对手。”
抓住中国继机遇
优衣库的崛起，与柳井正抓住中国机遇密不可分。1978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劳动工人工资低廉。柳井正在大陆工厂生产衣服，并转移技术和生产线，聘用日本退休熟练师傅监督。这让优衣库提供低价却优质的衣服成为可能。
到了1999你那，优衣库当年卖出3亿件服装，对应日本1.3亿人口，平均每人购买两件。但日本市场有限，柳井正十分明智地提前布局海外。1988年，优衣库在香港注册。但负责商标注册的业务员不小心将UNICLO的C打成了Q，柳井正看着字母Q，觉得给品牌平添了活力。自此UNICLO变成UNIQLO，主打潮流时尚定位。
但同时，GAP也在80年代进入日本市场，侵蚀优衣库的利润。在香港，柳井正数次登门，终于结识佐丹奴、GAP中国的老板黎智英。对方传授给他一种“SPA经营模式”，即Speciality retailer of Private lobel Apparel，将商品策划、制造和销售整合到一家品牌。
此前优衣库卖的是进口服装，如能生产自有品牌，无疑能在维持低价时保证利润。柳井正大喜过望。优衣库在纽约捕捉时尚潮流、策划商品，在大阪和山口完成服装具体设计，在中国加工生产，运往全世界销售。
为了快速对市场潮流做出反应，柳井正还建立了新的公司架构，层级变得扁平化，使用IT系统和POS终端快速反馈给决策。开会时，也不再是柳井正一人发号施令，“不把社长的话当圣旨”成了优衣库新的信条。
在快反服装领域，ZARA和H&M都采用海量投放单品、收集到销售数据再扩大生产的做法，同一门店的单品可能多达5000种。但优衣库采用“少品种大库存”的做法。据日本优衣库研究专家月泉博统计，同一家优衣库门店的每季单品可能只有500种，是其他快反品牌的1/10。它们从设计之初就瞄准普适性高、价廉物优的产品，就赌能获消费者青睐，不至于让库存堆积如山。
对于这些潜在爆款，优衣库则在设计和用料上毫不吝啬，用产量摊薄成本。以1998年问世的传奇产品摇粒绒（Fleece）服装为例，它采用聚酯纤维两面起毛的彩色布料，颜色鲜艳、质地轻却十分保暖，能吸汗速干，价格依然是标志性的1990日元，相当于日本工薪阶层日薪的1/10。上市第一年，摇粒绒服装卖出200晚间，第二年卖出850万件，第三年卖出2600万件，已经成为优衣库的标志。2000年后，成为世界爆款的UT（优衣库印花T恤）、BRATOP（文胸吊带衫）和Heattech（发热内衣）无不遵循此道。
可以说，如果其他企业是在赌桌上小筹码试错，优衣库就是充分相信自己的判断，一把all in。企业决策越是敏锐、执行越是顺畅，成功也会被无限倍放大，如果失败也是如此。这种经营策略是少数经营天才的专利。对此，柳井正评价自己“是个冒险家”。
马云说过，自己最崇拜星巴克和优衣库。“全世界有很多卖衣服的，但只有他卖出了优衣库，卖成了日本首富。”王兴的自传名字也由《一胜九败》化用而来。
时至今日，优衣库所属的迅销集团在全球有3445家门店，仅中国大陆就超过660家，全球年收入2.13万亿日元，每年销售服装超过10亿件，相当于全球每7人就有1人是顾客。柳井正本人也三次问鼎福布斯排行榜日本首富，2019年身价249亿美元，较前一年增加56亿美元，居日本前50第一。
在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里，世界陷入萧条时，最受尊敬的就成了实业家，而非玩弄金融、权术或坐地收租行业的人。在现实世界里，柳井正也讲述了同样的故事。
日产前董事长三度被捕，日本“人质司法”惹争议
【编译/观察者网 李东尧】
日产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因财务不当行为被捕一案发酵至今，日本法院曾于12月20日罕见驳回检方延长戈恩拘留期的申请，这一度被视为戈恩或最早于今天（21日）获释的重要信号，然而今天传来的最新消息却是——戈恩第三次被捕。
截止今天，戈恩已经被拘留了1月多时间，再度被捕便意味着其将被继续拘留，接受检方审问。
针对此案，《纽约时报》本月19日曾介绍了戈恩持续被拘留期间的生活与接受调查情况，同时表达了对日本检方通过长期限制嫌疑人人身自由来迫使其坦白的“人质司法”的关注。
该报称，戈恩受到的待遇与其他嫌疑人没有两样，在日本的监狱里，富人没有特权（get no perks）。“此案也显示了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在追查犯罪以及处理嫌疑人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
戈恩/资料图
三度被捕，近期保释无望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今天以“特别渎职”罪再度逮捕戈恩。这已是戈恩第三次被捕，其恐再被拘押10天。
上月首次被捕以来，戈恩已经在日本的监狱中度过了一个月时间。因涉嫌瞒报巨额个人收入以及挪用公司资金用于私人支出等经济问题，戈恩与日产汽车前代表董事凯利于11月19日一同被逮捕。12月10日，戈恩和凯利遭到起诉，检方再次将两人逮捕。而再次逮捕的最后拘留期限则为12月20日。
眼看着期限将至，日本东京地方法院20日罕见驳回了检方延长戈恩拘留期的申請。有分析一度认为，戈恩或于21日获得保释。
然而如今第三次被捕，东京检方又给出了新的罪名：戈恩涉嫌在2008年将私人投资产生的损失转嫁给日产公司，触犯《公司法》的“特别渎职”罪。
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称，戈恩的辩护人原定最早在21日提出保释申请，但随着戈恩因新罪名被逮捕，其近期获得保释的可能性已基本消失。
“日本的监狱中，富人没有特权”
11月19日，戈恩首次被捕后，其一直在接受调查。据《纽约时报》12月19日文章介绍，调查期间，戈恩被拘留在东京的一间监狱，每天都在接受检察官审问。每晚睡在榻榻米与上，且无法与任何家人联系。
“日本的监狱中，富人没有特权”
《纽约时报》称，戈恩一案，显示出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在追查犯罪以及处理嫌疑人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戈恩曾经营着一个全球汽车帝国，鉴于他在日产的职位以及历史，他的被捕被视为非同寻常。然而事实证明，他被捕后受到的待遇与其他嫌疑人都没有两样。
据介绍，接受审问期间，戈恩不被允许让律师在场。
日本司法程序与很多国家都不同，检方有权决定嫌疑人能否与律师见面，以及是否让律师参与检方审问嫌疑人的过程。
日本“人质司法”受到关注
在日本，嫌疑人常常在无律师在场的情况下面临长期拘留与审讯。戈恩接连被捕，遭到持续拘留，也使得长期被指责为“人质司法”的日本刑事司法制度受到关注。
日本经济新闻称，通过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迫使嫌疑人坦白的调查方法被称为“人质司法”，尤其在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着手调查的案件中，如果嫌疑人否认，拘留走向长期化的倾向将变得突出。过去，因涉嫌受贿被捕和起诉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的拘留期曾长达437天。
团体、律师与法律学者多年来一直批评日本司法体系，指责其依靠长期的拘留审问，从嫌疑人身上拿到“认罪供词”。而检方在拿到供词后，嫌疑人在审判中往往难逃被定罪。
据《纽约时报》介绍，观察日本以往的案件，未经指控就被拘数周的企业高管里，戈恩并非首位。
2015年，时任丰田汽车首席通讯官朱莉·汉姆普(Julie Hamp)因涉嫌进口镇痛药羟考酮，在东京被逮捕后一度被拘留了两周多时间。随后被无罪释放，不久离开日本。
2012年，光学设备制造商奥林巴斯（Olympus）3名高管因涉嫌财务报告作假、刻意隐瞒巨额亏损被逮捕并拘留了近6周时间。三人最终都被判有罪，尽管当时被判缓刑，而三人没有服刑。
同样，曾因证券欺诈被判入狱日本互联网企业家堀江贵文，在被指控之前，他被拘留了三个月。经过6个月的审判，他于2007年被定罪，并被判处两年零6个月监禁，在服刑21个月后他被假释。
日本检察官：不会刻意长时间拘留嫌疑人
据《纽约时报》报道，堀江贵文与戈恩被关押的地方正是同一个拘留中心。堀江贵文在2010年的一篇博客中，描述了检查官当时是如何迫使他完全凭记忆回忆相关案情，并拒绝他希望查阅公司日程安排或电子邮件的请求。
堀江贵文称，在拘留中心的生活很贫乏，他睡在一间50平方英尺（约合4.65平方米）带厕所的房间，冬天时被拘留者可以每周洗澡两次，夏天洗澡三次，伙食也并不好。
日产前代表董事凯利的律师北村洋一说，每名被拘留者都有一张床垫可以放在榻榻米上，但通常枕头是不被允许的。北村洋一说，由于凯利患有慢性病，他因此被允许能够有一个枕头。
此前，一直有声音质疑关押戈恩的拘留中心的环境问题。日本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检察机关的拘留中心为每名嫌疑人都提供一间装有空调的牢房。他表示，戈恩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检察官遵循了日本的法律。日本法务省一位发言人说，东京拘留中心与日本所有惩教机构的官员都在尽力尊重犯人。
东京地方检察厅检察官久木元伸上月也为戈恩与凯利的待遇问题进行了辩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以及制度”，“我想知道仅仅因为我们的制度不同于其他国家，就批评我们的制度，这样是否合适。”他称，“我们不会刻意长时间拘留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