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年轻时背上的龙形胎记惊动了日本鬼子，临终不许说自己不行了
父亲七岁那年，跟祖母回老家辽宁省海城县马丰屯讨债。债不但没讨到手，还花光了回来的盘缠钱，被迫滞留在老家。父亲便给老徐家放牛，一头奶牛，一头牛犊，挣的钱虽属杯水车薪，却也能略解窘困。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事：父亲后背上有一大块紫色胎记，凸起的，呈不规则形状。夏天，放牛时，他着上身，村里不少人都看见了。有人说那是条龙，还有人把它加上了神秘色彩，越传越广，一直传到了沈阳城。当时日本关东军已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沈阳日本领事馆得知后，竟派人到马丰屯去调查。恰巧在这之前，当木匠的祖父凑足了钱，回到老家把祖母和父亲接了回来，日本人扑了空。
翌年，父亲上了小学，没有书包。祖父便用木板钉了个扁木箱，将两端拴上带子，就成了木质“书包”。父亲背着这个独一无二的“书包”，一直念到小学三年零几个月，因家贫实在念不起，便不得不辍学了。然后，便跟随祖父学木匠手艺，这个“书包”便成了他的工具箱。
父亲十八岁与母亲结婚，家里一贫如洗，连结婚礼服都是借人家的。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是孙家大车店老掌柜的老闺女。据说，外祖母看好了父亲的朴实能干。父亲二十岁得子，也就是我。全家娇我，惯我，父亲更是把我举到头顶，我在浓浓的爱中成长。
父亲二十一岁时，到哈尔滨投奔在建筑公司当工长的张殿元，参加了哈尔滨电机厂工程建设。冬季没活，工人们照样百分之百开支。住集体宿舍，分甲乙丙三个班学习文化和技术。如此优厚的待遇，激发了父亲的进取心。父亲在甲班，班长姓宫，肇州人。父亲虽是小学三年文化，也属凤毛麟角，当了副班长。在冬季学习期间，学会了看图纸。第二年春季开始施工时，便当上了施工员。
几年后，父亲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大西北，跟随张殿元到兰州参加建筑工程建设。张殿元是建筑公司党委书记，父亲是工长。表姐夫杜文福是不脱产的突击队长，把家属带去了。每到星期天，表姐就让表姐夫到宿舍找父亲去她家吃饺子。在那举目无亲的偏远之地，能够享受到亲情的温暖，能够品尝到家乡风味的饺子，实属罕见，极为难得。父亲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说：“那时候，你三姐和你三姐夫对我真好。”
西 藏叛 乱平息后，父亲随公司到青海参加某工程建设。那儿离青海湖不远，每到星期天休班，不少工友结伴到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去玩。青海湖出鱼，满大街叫卖。还有各种各样的面食小吃，其中“狗浇尿”最为工友们所津津乐道。那是一种薄饼，烙时用尖嘴油壶盘旋式把油浇到饼上，烙的饼焦黄松脆。可惜，父亲忙于补习文化，一次也没去过。假使去了，也舍不得花钱品尝。父亲总是省吃俭用，把余下的工资寄回家。
1960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吃饭定量，青稞面馒头每顿工长只分得两个，工人分得三个。那馒头用手一攥，就缩小到鸡蛋黄那么大，根本吃不饱。所谓青稞，就是一种小麦，麦粒正含浆时收割。不少黑龙江的工友，都自动离职逃回了家乡。当时，父亲双腿风湿严重，上班靠拄双拐走路，但他不想回家。张殿元怕他瘫痪，强行让他回家长期休养，并允许他带回了户口和粮食关系。
父亲回到家乡，经过一个时期治疗，双腿有了好转，就跟单位联系，想回去上班，但一直联系不上。后来听人说，这支建设队伍分散转移了。没办法回去了，父亲就跟几个木匠合伙在家乡揽活搞房屋建筑。由于他们技术过硬，质量上乘，很快出了名。县工程队动员他们入伙，只有父亲同意，因为他是从正规的建筑队伍里出来的，宁可收入少也愿意回到“正规军”里，于是就毅然地到县工程队上班了。
父亲在县工程队里先干木匠活，不久，便当了工长。后来，随着工程技术管理系统的不断完善，他当了工程监理。他监工十分严格，工程质量不容许出现半点纰漏，不合格就推倒返工，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父亲脾气不好，发起脾气来好骂人。过后就拉倒，跟人该怎么处还怎么处。谁若有困难，他热心帮助。父亲五十岁那年，清明节去上坟，在祖父坟前烧化完纸钱，他跪在地上磕头。就在这当儿，只听身后响起颤颤巍巍的喊冤声：“李工长，我冤哪！”父亲登时吓得真魂出窍，一下跌坐在地上，老半天不敢回头。隐约听到身后有啜泣之声，父亲壮着胆子回头一瞅，看见身后跪着一个衣帽不整的男人。父亲认出他是本单位的力工，不久前因他干活的工地物资被盗，查来查去认定是他所为，单位就把他开除了。今天，他也来给故去的亲人上坟，看见了父亲，便过来喊冤。父亲登时大怒，火冒三丈，站起来踢了他一脚，骂道：“你这犊子玩意，咋不给个知会儿，差点儿把我吓死！”此人仍跪着，哭诉他的冤情。父亲听着听着，便产生了恻隐之心，怒火也就逐渐平息了，走过去把他扶了起来。第二天，父亲就到那个工地调查了解，经过细致排查，终于把那个力工的嫌疑排除了。在父亲力主之下，单位让他重新上班了。
父亲当监理几十年，在工程质量上是零差错，曾获得“优秀监理”称号。退休后，市工程建筑监理站仍聘他当监理。由于他监工认真出了名，有一年市委搞基建时，市委办公室主任点名要父亲监工。由于劳累过渡，父亲病倒了，住进了医院。出院那天，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到家看望他，临走掏出三百元慰问金留下。父亲哪里受得了这样的礼遇，心情一激动冠心病犯了，又住进了医院。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最受不了别人给他哪怕是一丁点的好处。他的一生，不贪财，不占便宜，凭着自己劳动吃饭。
父亲一直干到七十三岁，在我们兄妹劝说下，才从监理的岗位上退下来。经父亲监工建筑的工程无计其数，能记起的品牌工程有西园宾馆、审计家属楼二期工程等等。
父亲这一生，不管社会风气如何变化，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做人原则：要对得起客户，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始终把工程质量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一丝不苟地把安全意识注入建筑的机体里。干了一辈子工程，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质量问题。
父亲参加建筑了无数座高楼大厦，然而，却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一间楼宅。最早在老街有半亩隙地，三间土坯房，是祖父领着祖母和父亲从辽宁省海城县马丰屯迁徙过来，先在三道街居住，几年后有了积蓄在这买了地号盖的。后来，祖父祖母相继去世了，父亲把这老房子卖了，在离此不远，买了一户菜农家的地号，盖了三间砖房。再后来，把砖房卖了，租房居住。母亲去世后，父亲住进了老年公寓，自己一个单间。虽不算宽敞，放下一张大床，还剩下比大床稍大的空间。对此，父亲很满足了。父亲一生有六个子女（二子四女），都已成家立业。还有三个孙子，四个外孙子，两个外孙女，一个重孙女。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父亲对待生活也很注重质量。八十二岁高龄，仍然把皮鞋擦得锃明瓦亮，把换下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把房间弄得整整齐齐，室内还摆满了各种花卉。
父亲很要强，在他的人生词典里，找不到“不行”这个词。记得我少年时，秋天在大地里搂柴禾，一时兴起搂多了，挑不回来。父亲来接我，挑起两捆柴像担起两座小山，扁担压得嘎嘎响。我担心地说：“能行吗？不行扔掉一些吧。”父亲担着柴说：“别说熊话！”他硬是没有歇气，把这“两座小山”担回了家。在他生命弥留之际，弟弟在病房外给妹妹打电话，催她快来，说父亲不行了。他听到了，努力地睁开眼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说：“别说我不行了！”一个小时后，他停止了呼吸。
父亲这一辈子，洁身自好，干工作干到了自己能力的极致；老了，活的坦然、怡然；故去了，便无声息地化成灰烬，埋入地下。
李景宽，黑龙江省艺术研究院国家一级编剧。原《剧作家》杂志社剧本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