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风水钱,宋代的钱

一钱聚多福 面面皆吉祥

在古代林林总总的古钱中，有一种出现最早、血缘和行用钱最近，而且能自成体系的压胜钱，这就是钱文钱，即面文为行用钱钱文，背为吉语或图案的压胜钱。自汉代至今，钱文压胜钱长铸不衰，层出不穷。今天笔者就以一些比较有特点的钱文压胜钱为例，来聊一聊这种压胜钱能大行其道的原因。

| 年号即吉语 |

王朝年号钱出现后，古代帝王的年号通常都寓有吉祥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带有年号的行用钱本身就可以算是一种“吉语”钱。再附和世俗的吉语或图案，钱文压胜钱的吉祥意义便越发凸显了，这是时代的选择。

明 太平通宝背振宅平安当十（双剑）

该钱面文选取北宋太平通宝，“太平”这一年号本身即为吉语。

据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考证，年号纪年是在汉武帝十九年（前122年）首创的。《汉书》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那年十月，汉武帝在狩猎中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值得纪念，建议用来纪年，于是立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前122 年）为元狩元年。又过了六年，山西汾阳地方出土一只宝鼎，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建议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 称那年为元鼎元年。“元狩”也好，“元鼎” 也好，都是用来纪念吉祥的事件。

清 顺治通宝背二龙戏珠

制作精湛，较为罕见。有说此钱为钱局开炉钱。

在历代帝王年号钱中，太平、永安、常平、景和等等都曾被选为压胜钱载体，这些年号都是吉语，寄托了朝野对太平盛世和祥和岁月的希望。特别是离我们最近的清朝，从顺治到宣统，所有年号钱都有吉祥寓意，因此清代各钱局铸造过的年号压胜宫钱也最多。

清 乾隆通宝背龙凤宝泉

此为宝泉局铸造的大型宫钱。

宫钱是钱文钱中最为重要的一支。为宫廷铸造的具有专门用途的压胜钱，称为 宫钱。始于汉唐、盛于清代。宫钱均选材精良，制作精美。早期的宫钱多使用鎏金、刻花等工艺，以示与常品有别。清代所铸宫钱主要用于皇宫的节日庆典装饰。还在祭祀、上梁、赏赐或祝寿时所用。清代宫钱，一般正面是年号，背面是天下太平吉语、八卦图等等，制作非常精美。

| 民俗的力量 |

在钱文压胜钱中，周元通宝压胜钱是最有名的一种。周元通宝的著名来源于周世宗的毁佛铸钱。后周世宗柴荣上位后决心结束局面，以达到天下大治。但当时国库空虚，铜材紧缺，为筹措财政巩固，发动对南唐和契丹的战争。显德二年（公元 955年）周世宗下令毁佛，将全国寺庙中的铜收集起来，仿照唐代“开元通宝”式样鼓铸“周元通宝”钱。

周世宗在下令前也曾在朝野征求过意见。但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佛教徒和满朝 大臣的反对。周世宗才智过人，搬出了“舍身饲虎”的典故，他说：“佛是造福众生的，假如他活着，为了救人，他的真身都可毁 去，又为何舍不得铜像呢？“此话一出，说得反对者哑口无言，只好服从。

因为周元通宝是用佛铜铸的，所以衍生出许多关于此钱能治病的说法。《书影》中说“妇人手握此钱，可治难产”；清代金陵地区有难产妇女手持周元通宝即可顺利分娩的习俗，还有人说周元通宝能治疟疾。《秋灯丛话》说，清顺治初孝感地区出现流行病症，若于古钱中检得周元通宝一文，持之即愈，众皆遍寻，到后来周元通宝竟卖到每文一缗。再说，既然周元钱是用“佛铜”所铸， 那它的灵性就不仅是治病了，那人们还会靠它保佑平安、趋吉避邪，所以，后世选择“周元通宝”作压胜钱的载体，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了。

其实这些都是无稽之谈，但是就有人信，这就是民俗的力量。故历代周元通宝压胜钱铸造颇多，上至宋初，下至当代，周元通宝均有压胜钱铸造，至今民间所见多于行用钱。这些厌胜钱的背面经常有龙凤，星斗，日月和吉语，品类繁多。

明 周元通宝背周处斩蛟

这枚压胜钱把教化之功加载于钱币上，不仅可以收藏、把玩，还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周元通宝背面周处斩蛟钱 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浪子回头金不换，后来周处成为晋朝一代名臣。于是“除三害”的故事在 历史上广为流传，甚至京剧也有一出保留剧目《除三害》，尽显生、净唱作功夫，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李和曾等名角都曾饰演其中角色。把周处斩蛟的故事铸在钱币上，是意在教化，激励后进。钱币的流布之广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与之相比的，正像刘三姐唱的什么东西无脚走四方，答案是古钱， 把教化之功加载于钱币上，这是中国古人的 创举。古钱不仅可以收藏、把玩，还有一定的教育功能。

清 洪武通宝背牧童骑牛

这枚压胜钱上放牛的牧童影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暗示他出身贫贱，却能飞黄腾达。

洪武通宝背牧童放牛钱 这种压胜钱上放牛的牧童影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传 说朱元璋小时候给地主家放牛，躺在山坡上睡着了。梦中听到有仙人对他说，此处是风水宝地，谁要是死后能安葬在这里，子孙后代定会飞黄腾达，甚至能当上皇帝。后朱元璋果然就将父母的坟墓迁至仙人所指的地方。公元1368年，朱元璋真的当上皇帝，建都南京，国号“明”，年号“洪武”。

“洪武”本就是一个吉语，含义据说 是：洪大的武功。朱元璋确实也配得上政治 军事上的雄才大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北伐中原，结束蒙元在中国的统治，收回丢失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这此功绩当然不是将父母的坟墓迁至风水宝地就能得来的，更有可能是他编出来的，好让朝野相信他登上皇帝宝座是上天的旨意。其实朱元璋玩的这套政治权术把戏并非他的发明，在几千年封建时代历程中屡见不鲜。不过，这个故事毕竟寓有祥瑞之意，所以洪武牧牛钱从明 清至一直长铸不衰。

元 泰和重宝背犀牛望月

犀牛望月是金代的流行题材，暗寓长久盼望之意。

泰和重宝背犀牛望月钱 金代“泰和重 宝”钱文，据传是金代大书法家党怀英所 书。 人们喜爱党怀英的书法，“泰和重宝” 钱也自然成为钱文钱中重要的一个系列。据 明陈继儒在《太平清话》卷四记载：“吕东莱畜犀带一围，文理缜密，中有一月影，过望则 见，盖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于角。”译过来就是：有个叫吕东莱的人收藏一个犀角， 中间有一个月影，过了满月就能看到，这是因为犀牛活着的时候，经常对着弯月相望， 时间久了，月牙儿的影子也印在角上了。后人 以此传说形容长久盼望。泰和重宝是金代铸币，犀牛望月这个题材很为金人喜爱，不只 是铸在钱币上，金镜中犀牛望月的图案也非常多。除此，泰和不也是一个吉语吗？

| 书法皆高妙 |

钱文压胜钱受到人们喜欢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书法的隽美。众所周知，古代钱文压胜钱以行用钱为底本，而古代行用钱上面的文字大都由书法名家甚至是有书法造诣的皇帝亲笔所书。因而相对与其他品种的压胜钱而言，钱文压胜钱往往在书法上更胜一筹！

汉 大泉五十背博局纹

六博棋局是秦汉时流行的一种博戏，传说其纹样具有驱邪除凶的作用。

金元 大泉五十背星月

星月纹在古代暗寓光明长久。

新莽钱币铸造、书法均享誉天下，特别是纤毫毕现的悬针篆，今人都不可企及，最为普通的货布近年市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就是最好的说明。货布钱文压胜钱的铸造与仿制由汉至元明清一直没有中断。新莽钱的钱文是谁书写史无记载，很有可能就是王莽本人所书。王莽好古复古，先秦典籍烂熟于心，是个有抱负、文化造诣很高的人。笔者研究过王莽的一生，还曾创作出版过以王莽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天雨》。天雨就是天要下雨，娘要改嫁，西汉末年的社会动荡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新莽钱币在中国古钱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大泉五十、货泉、货布都是早期压胜钱的滥觞。

汉 大泉五十背长乐未央

清 大泉五十背玄武七星宝剑

南北朝时北周武帝（宇文邕）铸行的永通万国、五行大布、布泉三钱，以精美的“玉箸”篆体书法著称，被后人誉为六朝钱币之冠，故后世仿铸“五行大布”压胜钱层出不穷。

北周 永通万国背本命星官（戌生）

金元 大观通宝背日（内有双马）月·北斗七星·卷草

宋代“大观通宝”、“崇宁通宝”当十大钱，钱文出自徽宗之手，书史称“瘦金体”，铸造之精与王莽互为伯仲，难分高下。故后世特别是元代以这两种钱为模，铸造了为数不少的钱文压胜钱。

宋 崇宁通宝背吉祥花卉

元 大定通宝（重郭）背本命星官（生肖虎纹）

钱文寓意吉祥的还有金代的“大定通宝”钱。 此钱制作异常精湛，楷书钱文含瘦金笔意，俊逸秀美。内外郭及字口整肃深峻，是中国古钱佳品中的佼佼者。和“太平”一样，天下大定不仅是帝王的愿望， 也是人民的愿望。定也有平安的意思，所以“大定通宝”钱常常被用来担当本命星官生肖钱的载体。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钱文钱很少为同时代所铸，因为行用钱是政府发行的法定货币，在钱文和形制上有严格的法度，不可以随意改造。因此多是后人取前代钱币中的精铸钱为模，在钱背添铸各种吉语、图案。故我们今天看到的钱文钱，除宫钱外，多不是与行用钱同代的产物。

在古代，钱文钱压胜钱因和行用钱最为接近的，故而古代的缗钱中时常会混有同大的压胜钱，也被视作行用钱一同计数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内容，在此不多赘述。

（本文选自2017年第10期《中国收藏》杂志）

金国之所以能绵延国祚三百年，正是这座山的龙脉起了作用

何谓“风水”，从古至今给风水下定义者不计其数，可历史上给风水最早下定义的则是晋代的郭璞，在其名著《葬书》中有云：“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

可见，风水之术也就是“相地之术”，核心即是人们对居住或者埋葬环境进行的选择和宇宙变化规律的处理，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

古代帝王陵址，大多符合“案山”和“朝山”的两大标准。金陵九龙山兼具这两项优点，所以，古代的风水先生认为：金国之所以能绵延国祚三百年，正是九龙山的龙脉起了作用。不过，根据文献的记载，金太祖完颜阿古打、金太宗完颜晟早年都葬在女真龙兴之地——东北上京。

太宗驾崩后，皇侄完颜亶继承大统，是为金熙宗。完颜亶的父亲死的比较早，按照女真人早年的继婚制，其母改嫁给完颜亮之父完颜宗干。因为这层特殊关系，完颜亶与完颜亮两人是自幼一块长大的同父兄弟。完颜亶登基之后，完颜亮便起了歹心，也想坐上龙椅尝尝当皇帝的滋味。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完颜亮扶持了阿里出虎等私党。1149年末，趁着阿里出虎在宫中值班，完颜亮秘密潜入宫中，与一众私党合谋杀害了完颜亶，夺取皇权。夺走了金熙宗的皇位后，完颜亮迁都燕京，后又迁都汴京。单单迁都还不算，完颜亮还带着祖宗的棺椁一块“搬迁”，搞出一场声势浩大的“迁葬运动”。

完颜亮登基后，将祖上的陵墓迁葬至燕京。可以说，这是我国封建史上唯一一次大规模“迁葬运动”。或许是觉得大兴安岭的龙脉不足以兴旺完颜氏的国运，完颜亮曾亲自出宫考察风水宝地，最终将陵寝定在北京大房山。在将祖先的棺椁全部折腾到京城后，完颜亮还效仿古代皇帝，外出游猎，将打回来的猎物作为祭品献给祖先。

倒不是完颜亮眼光独到，早在完颜亮迁陵之前，九龙山便被时人视作风水宝地。和尚、道士纷纷落脚九龙山，在这里修建僧院和道观。最早来到九龙山定居的是一群和尚，他们在九龙山的“龙头”位置修建了一座龙城寺。不知是不是风水的缘故，这座寺庙自修建之后便香火鼎盛，每年来上香的信徒摩肩接踵。正因为龙城寺鼎盛的香火，让完颜亮一眼便相中了这处风水宝地。

之后，更是为了占据这里的风水之局，完颜亮命人将龙城寺的和尚尽数驱逐，拆除了这里的僧院。随后，完颜亮派人兴建了大型陵区，将金太祖、金太宗的棺椁迁葬在此地。当然，完颜亮的真实目的是死后长眠于此，所以他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打造了一座奢华的地宫。

耐人寻味的是，完颜亮冒天下之大不韪，驱逐僧道抢来的风水宝地，在他驾崩后却未能住上几天。下手掘了完颜亮皇陵的，并不是汉人皇帝，而是同宗的金人皇帝。完颜亮生前穷毕生之精力兴建的龙陵，却没机会住进去，这份遗憾在浩瀚史海中亦属罕见。

1161年，完颜亮在与宋军的战争中落败，在逃亡的过程中被部将背叛，死在乱刀之下。

当他的遗体被送回都城后，文武百官仍以帝王之礼将其葬入九龙山。不过，随着完颜阿古打的孙子完颜雍继承大统，皇位再次回到正统一脉。完颜雍刚刚上台，完颜亮生前的一切荣耀和地位均被抹杀。先是帝号被废，被贬为海陵郡王，后又被贬为庶人。

因为完颜亮的皇位是靠造反得来的，所以，他自然没资格长眠在皇陵里。完颜雍听从言官的谏言，将完颜亮挖陵掘墓，尸骨弃之荒野。一代帝王完颜亮，最终落了个暴尸荒野的下场，时至今日仍没人能说出他的尸骨被乱葬于何处。

遥想当年，金国名将粘罕率金兵浩浩荡荡地开入北宋国都汴京后，对周边的北宋皇陵展开了令人发指的扫荡，将所有已知的北宋皇陵翻了个底朝天。包括赵匡胤的永昌陵、赵光义的永熙陵在内的八座皇陵均遭盗掘。更残忍的是，金人将北宋皇陵盗掘之后，还将里面的所有尸骨全部拉出来鞭尸，将大大小小的北宋皇帝摆在一块，任由太阳暴晒。

当时间来到明朝，朱由校将九龙山翻了个底朝天，如法炮制了当年的盗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真应了那句“天理循环报应不爽”，金人盗掘宋陵，明人盗掘金陵，似乎是因果使然。不过，相比于金人将北宋皇帝拉出来鞭尸的做法，朱由校起码没做过如此令人发指的勾当，所以，朱由校并未受到历史谴责。

到了现在，不少历史爱好者甚至不知道朱由校做过盗掘金陵这档子事，大多数盗墓作品也未提及此事。

参考资料：

【《葬书》、《金史》、《宋史》】

宋朝财政收入上亿两白银是真的吗？

#一千个细节还原宋朝#

相信大家看过很多关于宋朝岁入上亿两白银的文章，有些水平较高的文章还煞有其事的找到了出处，

比如曾巩在《议经费扎子》说道：“皇佑、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比如《宋史•食货志》记载道：“天禧末…而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

这些原始资料的出现，就让很多人认为直接宋朝的每年财政岁入超过一亿两白银，最高数值定格在一亿六千万两。而明朝低的时候只有五百万两，宋朝是明朝的几十倍。

看着很厉害不是，文章没吹牛，确实有正史资料证明这个数字是对的。

那食堂就直接给个对比数据，灭了北宋的金国，其财政收入最高的时候是3亿，相当长一段时间超过2亿，数据比宋朝还高。

而且，仅从数据上看，南宋财政收入也比北宋高，而且高出一倍。

是不是很冷？

之所以会有人认为宋代财政收入上亿两白银，是因为他们以为宋朝财政收入是以贯做单位，然后他们想当然的认为一贯铜钱等于一两白银。

于是他们得出一个著名神论，宋朝每年财政收入过亿两白银，远超于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财政收入最多的朝代。

然而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问题就出在宋朝财政收入的统计单位不是多少两白银，也不是单指多少贯铜钱！

《宋史·食货志》、《宋会要辑稿·食货》、《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朝所有信史，都没有“一万万贯”、“一万六千万贯”这样的记载。

因为宋朝赋税是实物税收和货币税收并行的，并不像后世明清一样，直接以白银计量；更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交税直接交人民币，该交多少，交多少，一分别少不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宋朝赋税是指铜钱、金银、绢帛、谷米、草料等物资的总和；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也是这些东西的总和！

其中铜钱以贯计，金银、丝绵以两计，布帛以匹计，谷米（粮食）以石计，草以围计等等，其他各种物品都有各自的计量单位。

由此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就成了“石缗匹两围……”

《宋史·食货志》曾明确指出，宋朝税物种类繁多，总共分四类：谷、帛、金铁、物产，其中谷又分七类，帛分十类，金铁分四类，物产分六大类。

以宋太宗至道三年为例，该年宋朝收入为：

“谷二千一百七十一万七千余硕，钱四百六十五万余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余疋，紬、絁二十七万三千余疋，丝线一百四十一万余两，绵五百一十七万余两，茶四十九万余斤，刍茭三千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围，薪二十八万束，炭五十万秤，鹅翎、杂翎六十一万余茎，箭干八十七万只，黄蜡三十余万斤，此皆踰十万数者，他不复纪。”

再以宋真宗朝天禧五年为例：

“天禧末，上供惟钱帛增多，余以移用颇减旧数，而天下总获钱二千六百五十三万余贯，金万四千四百余两，银八十八万三千九百余两，丝四百一十七万二十余两，绵一千八百九十九万一千余两，绢一百五十五万二千余匹，紬九百四十一万五千余匹，绫三十四万四千余匹，絁一十三万七千余匹，纱縠二万五千余匹，锦绮二万八千余匹，布三百五万七千余匹，茶七十六万余斤，盐一十六万三千八百余石，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万余斤条片颗，竹木、箔三百六十余万条片，五谷二千九百八十三万余石，草三千万余围，木炭、薪蒿三千余万斤束。”

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

看看上面的数据，大部分都是些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如果按这个统计方法，明朝弘治八年财政收入是：

粮共两千七百七十五万一千七百八十九石六斗；布帛一百十五万一千七百七十九疋，绢十七万八千六百九十七疋三尺四寸五分，丝三万六千七百三斤七两五钱，绵二百六十五万两千九百四十六斤五两三钱，棉十三万一千二百斤；草三千九百八十四万六千九百围；户口钞八千八百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八十二贯；杂课钞七千三百九十二万五千十九贯；金银课共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两。

零零总总加起来，明白财政收入也能达到两亿七千多万，这个数据也能远远大于宋朝

所以这样一锅大杂烩，其实没什么意思。

我们总不能说，收一万围的草，也能当成一万贯铜钱吧？

就算要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折算成铜钱贯，等用什么样物价标准核算呢？

这个问题连宋朝人自己也搞不清，于是一锅烩，大家一起上吧，省得麻烦。

这样一来，就让这个宋朝财政收入数据大量注水。

如果我们要比较直观的看宋朝财政收入，就需要一份以钱贯计算的宋代财政收入清单。

说什么来什么，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他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了北宋财政收入一份清单。

“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佑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

在这个记载中，北宋财政收入巅峰是熙宁—元丰年的6000余万贯缗钱。

因为当时宋神宗正进行著名的王安石变法，极大的增加的朝廷财政收入。

后来宋哲宗继位，来了场元祐更化，废除新法，于是元祐年间朝廷财政收入降到了4800余万贯缗钱。

这个数据可靠不可靠？非常可靠。

因为当时北宋朝廷委任户部尚书李常、侍郎苏辙主持修订了《元祐会计录》。对财政收入进行了一次汇总，苏辙还因此写了一篇《元祐会计录序》，一篇《收支叙》，一篇《民赋叙》。

在《收支叙》中，苏辙列出了元祐初年的户部收入数目：

“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这两个数据高度吻合，足以证明其可靠性。

如果我们按程民生先生著写的《宋代物价研究》标准，将苏辙列举的金、银、绸绢、米谷等物都折算成缗钱（草的价值较低，忽略不计）。

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能有个7000万贯缗钱。唉呀，距离岁入亿贯还差一点啊！

那么有人就问了，这只是宋朝中央统计的收入，地方收入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宋沿唐制，将天下正赋收入分为“上供”、“留州”、“送使”三部分。

“上供”，就属于中央财政收入，由中央委任的转运使解运京师入库，内容包括传统的正税夏秋两税、榷货、金银课利等钱，后来王安石变法为了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又增加了常平、免役、坊场等钱；

“留州”与“送使”则是中央留给地方的地方经费，内容大概有“军资库钱”（留州）、“公使库钱”，宋朝人称为“系省”，即隶属于尚书省、留置在地方的财税收入。

但是和唐朝不同的是，“留州”、“送使”虽然留在了地方，名义上归属地方，但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就有了财政自主权。

苏辙曾说道：“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

南宋四大名臣之一的李光也曾说道：“祖宗之制天下财谷悉总于三司非条例有定数不敢擅支。”

司马光更是直言不讳的道：“祖宗之制，天下钱谷，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帐籍，非条例有定数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数。”

因为地方上这些钱的所有权归属中央，原则上地方不得随意征用，有多少，用多少都必须请示中央，地方上完全没有自主权。

大宋中央将地方什么都收了，只留下地方一地鸡毛。

就在宋神宗进行变法，大宋中央财政收入达到鼎峰之际，当时大名鼎鼎的苏轼被贬杭州，担任杭州通判。

苏轼发现杭州的府衙、宿舍、仓库破败不堪，根本没法看，他就想修房子。

苏轼精打细算，装修费用要四万贯，可偌大的杭州，竟然拿不出这笔钱来，得上表管朝廷要度牒（度牒是宋朝官府发给出家僧尼的凭证。 凡有牒的僧尼可以免征赋税徭役。于是宋朝官府经常出售度牒，成为官府收入的一大来源。）

这可是杭州啊，居然连四万贯都拿不出来，其他地方更是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说在大宋地方收入真是不够看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大宋的财政收入，就得看中央财政收入，中央多少，大宋财政收入就大概有多少。

现在又出现个问题，司马光所说：“自非常平仓隶司农寺外，其余皆总于三司”，这话什么意思。

怎么又多出个司农寺？是不是大宋中央还有统计到的收入呢？答案是对的，真有！

这个司农寺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北宋的财政管理是分成两个系统。

第一个财政系统是三司（元丰改制后改为户部左曹）——各路转运司——州县长官——市镇税官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

这个系统最重要的中央部门是三司。

三司是宋朝在元丰改制之前的全国最高的财计机构，号称“计省”，其长官三司使，有计相之称，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长，掌管全天下的财权，我们前面看到的中央财政收入就是三司统计的。

而第二个财政系统是司农寺（元丰改制后为户部右曹）——各路提举常平司——各州通判——县丞，构成的财政收纳系统。

第二个财政系统最高中央机构是司农寺，司农寺有意思。

起初宋太祖、宋太宗时期司农寺只掌

“供籍田九种，大中小祀供豕及蔬果、明房油，与平粜、利农之事”，

算是一个在京城办公的慈善救灾机构加祭祀机构，手上掌握的钱非常有限。

到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司农寺开始扩充职能。

“在京东西、河北、河东、陜西、淮南、江南、两浙各置常平仓，以逐州户口多少，量留上供钱一二万贯，小州或三二十贯，付司农寺系帐，三司不问出入”。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司农寺竟然可以从大州收到一两万贯，小州二三十贯的钱财。

蚊子虽小，但也是肉啊。

司农寺手头上增加的钱不多，但发生了质变，产生了一个有中央向下延伸，垂直管理至各路的理财体系。

到了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宋朝出现了一个严重现象，地方上的产生了大量无人耕种的荒田、绝户田。

这些田都被地方官中饱私囊，给贪污了，卖了。

当时时任枢密使韩琦建议，将这些田地都留下来，招募农民耕种，并将收获的粮食按大概百分之十的比例，存放在一个新建立的固定的官办仓库里，用来资助城中无以自养的老幼病残，这就是广惠仓。

然后广惠仓由提点刑狱司（俗称“提刑官”）和司农寺共同管理（不过年底需要将各类进项与花销上报三司）。

这一下司农寺又有了一大笔收入，腰包迅速鼓了起来，权力大增，除负责赈灾救灾的主要业务之外，开始接触稳定各地物价的事宜。

于是司农寺垂直到地方的财政系统逐渐成型，成为大宋赈灾救灾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由此形成，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宋朝赈灾救灾系统，但指望这点钱就想实现所谓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无异于痴人说梦。

当然此时的司农寺财政系统，无论从体量还是影响都远比不上三司财政系统。

但对比之前，司农寺确实是混壮了不少。

可惜好景不长，二十多年后的元丰年间，时任大宋皇帝宋神宗进行了著名的元丰改制，

元丰五年（1082年），“行官制，寺监不治外事，司农寺旧职务悉归户部右曹”，

宋神宗规定，京中寺监，不得插手地方事宜，司农寺原有职能全部被户部右曹接管。

这一下，司农寺的财权被拦腰砍断，就只剩下园苑种植、水硙磨麦、给兵食、造曲以供酿酒、储薪碳等工作，比开国之初还要惨，并且这样的状态延续至北宋末期未有改变。

实际上司农寺财政系统宣告崩溃！

而这个财政系统由户部右曹接管，由此形成户部右曹系统，与之同样命运的是三司财政系统被户部左曹系统所取代。

虽然司农寺不在了，但这个独立于三司（左曹）系统之外的财政系统还存在。

并且权力大增，除了掌握常平广惠仓，并且在进行变法的同时，还掌握了新出来的免役、青苗、坊场、坑冶、河渡、山泽、地利、榷货、户绝没纳之财。

户部右曹系统，所能掌管的钱财呈现爆炸性增长！

新成立的户部右曹系统和原有的司农寺系统一样，财政独立，掌管的钱财不经左曹管理。

对于这点苏辙也曾说：“左曹隶尚书，右曹不隶尚书，天下之财分而为二”、“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桩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

也就是说，宋朝两个财政系统，被户部左曹和户部右曹所取代。

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苏辙、李心传那份清单里面的数据是户部左曹的数据，是看不到右曹财政系统里的钱的。

那户部右曹不见记载的钱有多少呢？

不知道，由于目前未能找到元祐年间的户部右曹收入账目，这笔钱具体有多少，只有天知道。

不过我们能按王安石变法时，新收的各项收入作为参考。

据记载，熙宁年间，青苗钱“岁收息至三百万贯”；

元丰七年（1084年），免役助役钱多达1870万贯；

坊场钱即扑买坊场、河渡、盐井所得的收入，为500万贯；

另有谷、帛90多万石、匹，折钱约100万贯（这个数据很粗略，勿喷）；

另外朝廷还将市易钱从户部左曹划到右曹，按熙宁十年市易司所收息钱计算，为140多万贯 。

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收益，不过基本上大头都来了，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有个3000万贯缗钱。

再加上与前面统计出来的户部左曹7000万贯缗钱，这样一来，宋朝岁入终于勉勉强强过亿贯了。

看到这真是佩服王安石，真是个理（搜）财（刮）高手。居然这么会搞钱，他不应该叫王安石，应该叫王搞钱。

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宋朝财政收入是有可能达到上亿贯（缗）钱的，那是不是等于上亿两白银呢？

慢着，别着急！现在又有两个问题。

第一，王安石新法搞来的财政收入是大宋正常财政收入吗？是不是每年都这么多？

不好意思，并不是！

王安石新法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些个刮钱新法并不是一步到位的，直接拿王安石新法搞来的钱当成宋神宗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是不科学的。

而且王安石新法很快就被废除了，虽然后来宋哲宗又恢复了，但是自从进行变法以后，新法时废时兴，并不是正常情况下的正常之法，拿这个数据来证明宋朝财政收入岁入过亿贯铜钱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就算权且当这个岁入亿贯作为代表，那这个亿贯指的就是亿贯铜钱，亿两白银吗？

更不好意思，并不是！

请注意我之前统计的单位，不是多少贯铜钱，而是多少贯缗钱！

这几个字看着好像没多大区别不是？

然而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这里食堂给大家上两张图，北宋和南宋财政收入里关于钱数量的图。

看出名堂来了吗？

第一，南宋财政收入真的上亿了！

第二，仅从钱数量来看，北宋最高的数据是宋神宗的6000余万贯（缗），而南宋最高的数据宋理宗的12000余万贯（缗），南宋是北宋的两倍！两倍！！

为什么，没人说南宋财政收入比北宋高？

南宋比北宋富裕，你信吗？

这就是宋朝财政收入最让人头疼的地方，一个单位一个字搞错，就会闹出天大的笑话！

就像黄仁宇先生一样，他就因为搞错了宋朝财政收入的单位，狠狠的栽了个大跟头！

是的，不要迷信历史名家，他们也会犯错误。

黄仁宇为什么会栽跟头？都是宋朝惹的祸！

宋朝币制之混乱复杂，为历朝所罕见，问题之严重，为历代所未有。

首先，宋朝币制不统一。

别的朝代可能还曾想过币制统一，宋朝因为各种原因，从来都没有试图进行币制统一，甚至人为的搞乱币制，压榨百姓，比如大宋朝廷故意往四川地区输入铁钱。

宋朝这个贯缗钱既包括钱币也包括纸币（交子），钱币又有铜铁之分。

《宋史·食货志·钱币》记载：“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

在宋朝，中原等大部分地区用的是铜钱，铜钱是确实主要货币。

但是由于北宋货币的割据性，成都府、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等四川四路是专用铁钱，并且宋朝禁止川中铁钱外流，外处铜钱也不得流入川中，由此导致四川铜钱枯竭，宋朝朝廷非但不往四川输入铜钱，反而加倍投入铁钱；

除四川之外，陕西、河东路铜铁钱兼用；福建、岭南等个别地区也用铁钱。

除了铁钱之外，宋朝还发明了被很多人吹上天的纸币——交子。

本来嘛，交子发行前期还好，还是有价值的，到后来，交子越发越多，恶性通胀，急剧贬值，交子成为搜刮民间财富的工具。

到了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交子改名为“钱引”。

这时候，宋朝新一界的纸币发行量已经达到最初的二十倍了，交子数量增加，实际能兑换的价值却跌入低谷，一缗“钱引”只值十几文铜钱，甚至以前发行的交子通通不予兑换，成为一张废纸！

就这宋朝还继续发行纸币，高的时候发行纸币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缗，而实际价值却只有七十万贯铁钱。

以至于，纸币的“缗”逐渐成为宋朝基本财政单位。

活生生把币制玩到崩溃，最后没办法了，靠卖度牒度日，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甚至一次性发度牒十万三千道，每道作价三百千，共约取得财政收入三千万贯。

最后度牒成为宋朝财政收入的大头，度牒几乎等同于货币，可以用来赈灾、犒军、贷款。

其次，货币在贬值。

这样的币制下，一贯（缗）钱到底能换算成多少白银，本身价值多少，能买多少东西，甚至有多少文钱，都在不断变动，很难说出一个具体答案，只能分时间段，大概推算。

古代的钱币一般都是一贯（缗）1000文铜钱，这个叫足陌。但是吧，足陌是不可能足陌的。

到了后来，800文铜钱就能算1贯，这个叫短陌。

宋初全国各地1贯到底有多少文铜钱，根本说不清，高的800文，低的480文，后来大宋朝廷统一为770文钱。

但是以中国古代吏治的尿姓，中央规定的政策，地方上面未必会严格执行。

而且就算是宋朝主要流通的铜钱本身，也在不断贬值。

宋朝铜钱钱按币值分为小平（一枚一文）、折二（一枚二文）、折三、折五、当十等；

按材质分为铜钱、还有铜铁杂铸的钱，根据成色不同而币值不同；

按名称分为元宝、通宝、重宝等。

宋朝的钱币，到底有多少种规格，很难统计，最起码有几百种。

各种规格的钱币之间的兑换，根本没个标准，经常随意改变币值，更有甚者直接停用。

就算是同一种规格的钱，在不同地方的币值也会不同！

“荆湖、江南、两浙、淮南重宝钱作当三，在京、京畿、京东西、河东、河北、陕西、熙河作当五。”

更坑爹的是，宋朝铜钱的含铜量越来越低。

本来宋初的铜钱含铜量就由唐朝的八成，降低到了六成左右，后来降到了五成多。

含铜量降低了不说，面额还增大了。当十钱的含铜量不超过小平钱的3倍，但是币值却是小平钱的10倍。

这样一来导致一个可怕现象——劣币驱逐良币，小面额的铜钱，大量退出流通领域，流入储藏领域，市面上流通的都是大面额的铜钱，并且大量假钱（主要是折十钱）流入市场。

再加上铜钱大量外流，宋朝出现了严重的钱荒现象。

钱币一贬值，接踵而至的就是物价上涨，物价一上涨，又加剧钱币贬值。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本文不再多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宋朝岁入亿贯缗钱，所包含的实际价值，实在让人心里没个底，有多大的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简单地用一贯钱去换一两白银，想都别想！

中国历来极度缺金银，宋朝更是十分严重，宋朝每年的白银只有几十万两，基本全给辽国和西夏了，宋朝国内没有多少白银，白银根本就不是流通货币。

理论上：

宋太祖、宋太宗时期，一两白银大概换一贯铜钱；

宋真宗时期，一两白银大概换两贯铜钱；

宋仁宗以后，一两白银大概换三贯铜钱；

宋高宗以后，一两白银大概换四贯铜钱。

请注意，这只是理论上，实际上在宋朝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用一两银子去换四贯铜钱，哪怕更多贯也不换，谁换谁傻冒。

白银如此稀少，铜钱贬值如此厉害，换你，你会换吗？

辽国和西夏、金国就不换，宋朝给他们的岁币，就必须是白银，再多铜钱也不换。

因此所谓宋朝财政收入每年上亿两白银，根本就是个大笑话，是根本不可能的。

而去用宋朝的财政收入去碰瓷明、清，说宋朝比明清富裕，更是不自量力，徒惹人笑耳。

风水之王：古代十大经典堪舆著作

古代先贤编撰的堪舆著作恒河沙数，每本洋洋大观。

一、中国阳宅风水第一书——《宅经》（亦称《黄帝宅经》），相传黄帝所作。该书认为宅是阴阳之枢纽，首次将住宅分为“阴宅”和“阳宅”，强调修建住宅要先选择好方位、方向、破土动工的时间，以求阴阳相得。

二、中国风水开源第一书——《葬经》（亦称《葬书》），西晋郭璞著。该书首次提出“风水”的概念，教人们慎重选择阴宅以便荫及子孙。

三、形法派（峦头法）风水鼻祖代表——《撼龙经》，唐代杨筠松撰。该书具体分析寻龙捉脉之法，指导怎样选择聚气旺财之地；是龙脉风水的最权威圣典，被誉为“中国古代测绘学之最”，是了解与运用龙脉风水、快速振兴家业的最佳典籍。

四、理气派风水鼻祖代表——《催官篇》，宋代赖布衣撰。该书继承总结了古代地理风水学术概论，研发和补遗前人之不足，独创编写了龙的规律，详细的描述龙的作用和缺点，龙的祸福相关论说，把龙穴、砂、水、局表露无遗。该书强调以风水助官贵，是地理阴阳学术的一部风水经典。

五、唐代形法派风水代表作——《雪心赋》，唐代卜则巍著。该书详论五行生克、吉凶互易，是中国堪舆学中的名篇名著。

六、形法派专论山龙的代表作——《博山篇》，唐代黄妙应著。该书深入辨析龙、砂、穴、水、明堂等风水要素的向背对人福禄造成重大影响。

七、明代形法派的代表作——《葬经翼》，明代缪希雍著。该书把中医里的望、闻、问、切诊断流程移植到风水理论中。

八、明代专论水法的代表作——《水龙经》，明末清初蒋大鸿著。该书专论水龙各种形态以及吉凶取舍，详细论述了阴阳二宅认水立局的各种方法，是研究水龙风水的必读之本。

九、阳宅风水八宅派代表作——《八宅明镜》（亦称“八宅法”），明代顾吾序著。该书汇集阳宅理气派主要理论框架，深入阐述阳宅屋形与周围环境关系，是八宅派的扛鼎之作。

十、明代阳宅理论集大成的代表作——《阳宅十书》，明代王君荣著。该书精选当时最盛行的堪舆著述，汇总而成，是明代一部专论阳宅内形和宅外形各种吉凶情况的典范之作，

以这十部风水经典为代表的风水理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化的集大成实用化表现，细心研读就可以基本把握中国风水的精髓义理，掌握中国风水的流脉真传。

宋代那些珍贵的古钱币

北宋靖康元宝折二隶书 试铸母钱 上美品，估价： RMB 500 - 600000，成交价格： RMB 1541000

宋朝钱币——作为我国古代两宋时期最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更是在我国的钱币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其钱币在铸造手法上不仅是继承了唐朝时期的钱币的特点，而且还加以改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铸币风格，十分具有收藏的价值。那么时至今日，有哪些珍贵的宋钱，值得收藏者们去投资与收藏呢？

北宋皇宋通宝小平九叠篆 华夏 古 XF82，估价： RMB 400000，成交价格： RMB 461040

这首当其冲的第一个宋古钱币一定是“大观通宝”钱币。这枚钱币有宋徽宗亲自题写钱文，十分具有收藏价值。众所周知，宋朝与我国其他朝代有所不同，每当一个新年号的时候，就会发行一种钱币，因而导致我国古代由宋朝时期，所发行的古钱币种类十分的繁杂。

北宋淳化元宝佛像金钱 华夏 古，估价： RMB 40000，成交价格： RMB 345000

除了历代所罕见的真、草、篆等钱文之外，最具有收藏价值，和升值潜力的就是有宋微宗亲自提笔所写的“玉划银勾”的瘦金体钱文了。这一版钱文的宋钱，在我国当下古钱币市场中并不多见，曾在几年前，就有一位外国收藏家以一百五十万元的高价，在北京所购得一枚“大观通宝”钱币，在其后的几年中，这一枚钱币的身价翻了数倍。

北宋崇宁通宝折十铁母 华夏 古 XF85，估价： RMB 50000，成交价格： RMB 88140

第二枚值得收藏的宋钱为“靖康元宝”钱币。对于这一枚宋钱，有不少的收藏者们称之他为宋代最贵的钱币，是我国钱币五十名珍之一，其钱币的市场价格一般在一百五十五万元左右。那么其钱币为什么值得收藏呢？这枚钱币是我国古代北宋时期最后一个年号钱，其钱币铸造流通的时间不足一年，从而导致其钱币的存世量屈指可数，能够流传至今已是十分难得，这也是它能够位于我国钱币五十名珍的主要原因。

北宋大观通宝小平铁母行书 极美品，估价： RMB 200000，成交价格： RMB 237300

第三枚值得收藏的宋钱为“崇宁通宝”钱币。这一枚钱币铸造于北宋宋微宗赵佶崇宁年间。这枚宋钱钱币不仅在其钱文上清秀骨瘦，而且其文风也是铁画银钩，是宋微宗瘦金体笔锋留存于世的真实显现。是我国古钱币种类中，难得一见的收藏佳品，更是有不少的收藏者们，将此币作为自己的传家之宝，代代相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币的珍贵之处。

北宋绍圣通宝折二试铸样钱 极美品，估价： RMB 300000，成交价格： RMB 305100

这最后一枚值得收藏的宋钱为“建炎通宝折二钱”。这一枚钱币也是在众多宋钱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枚钱币。其钱币上的钱文版别分为篆书、楷书、大小字、省宝版等，其中两小平与折三钱的数量相对要少一些，由此我们也能够看出，在当时社会时期，其钱币的主要流通结构是以折二钱为主。

南宋庆元元宝折三背川·卅七 上美品，估价： RMB 100000，成交价格： RMB 115000

虽然总体来讲：宋钱在当下的古钱币收藏市场中的市场价格不算太高，最好的也是在百万元之间，其中大部分的市场价格都是在几万到十几万左右。

北宋至道元宝小平大钱 极美品，估价： RMB 150000，成交价格： RMB 230000

但是不予我们所否认的是，宋钱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坚不可摧的，不仅是因为其钱币上的钱文十分优美，更是因为其钱币的版别众多，让时候收藏者们在收藏的过程中十分有意思，并且由于其钱币的收藏成本不高，十分适合平民玩家前去收藏。

北宋应感通宝小平铜钱 极美品，估价： RMB 500 - 250000，成交价格： RMB 218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