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宏,陈彦宏个人资料

□文/ 陈 龙 狮

今早，我女儿陈彦宏对我说：“爸爸，马上就是6月21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了，而且29日是您63岁的生日，也就要到了，我给您什么礼物啊？”

啊……，“父亲节”“我的63岁生日”？！这让我回想起了三个父亲对我的爱。

一般来讲，每一个男人都有生父、岳父，可我还有一位 “养父”。

首先，讲讲我的父亲陈昌同志。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副秘书长黎济明为父亲创作的纪念邮票

我的生父叫陈昌，他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位老红军战士。1907年腊月初八，他出生在四川仪陇立山场一个没落世家。1926年，年仅19岁的陈昌参加革命，任叶挺独立团（铁军）排长。1927年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在“南昌起义”时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带领队员们保卫起义将领们的安全。于同年12月3日在武昌中山大学由尹仁杰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宣誓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义事业。1929年他和汤昭武一起组织、策划、发动了“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1931年，他奉命调到上海参加“中央特科”，在党旗下宣誓做“无名英雄”，从此在王世英、李克农、董必武等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下，开始了“18+3”（18年在解放前、3年在解放初期）的红色特工生涯……1960年含冤去世。今年，也是我父亲去世的六十周年。

父亲于1960年1月25日深夜含冤去世时，我才2岁多， “父爱”对我来讲是完全陌生的概念。所以，我叫“爸爸”会口吃，叫不出“爸爸”这两个字。一直到今天，我也没有对岳父刘振亚、养父娄甚四，当面叫过一声“爸爸”。这是我这个儿子对岳父刘振亚和养父娄甚四最大的不孝。

如果说父亲对我的爱是什么？那就是母亲何妨（何妨于1923年出生，越南归侨，1937年参加革命，1942年参加“陈昌特工组”，1945年与陈昌结婚，2009年6月25日去世，2009年7月1日与陈昌同志合葬在乐山市人民公墓）对我说的那一段往事：

在我父亲弥留之际，我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仨（陈世英、陈伟光、何龙狮）来到父亲的病床边。那时，父亲已经从工地移送到医院抢救，危在旦夕。父亲断断续续地对母亲和孩子们说：“我的问题一定会解决，你们不要埋怨党，一定要有信心，我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你，年轻、漂亮，可以改嫁，但一定要把孩子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从此，我的父亲就悄然离开了我们。

我们三姐弟在母亲的悉心呵护培养下，含辛茹苦地活着。为了给父亲平反昭雪，全家人整整坚持了21年申述。由于母亲一度也被关入牛棚批斗，哥哥陈伟光无人看管而死在大渡河中，死时还不到12岁。我和姐姐有幸上了大学，一直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着。姐姐陈世英现年74岁，教授级主任医师，秉持医者仁心，现在依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父亲在18年特工生涯中曾三度以记者身份来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现年62岁，不，马上就是63岁了，依然背着军用挎包，坚持奋战在红色报道和红色宣传的第一线，为党和国家发声，成为京城的“军跨记者”。总之，我们姐弟俩终于没有辜负父亲的遗愿！

再来说说，我的养父娄甚四同志吧。

△1989年，我和小刘陪同四叔到香港，让他与胞弟娄忆琛先生团聚

那是上个世纪“拨乱反正”年代的往事。

我父母的冤案平反昭雪后，母亲告诉我：“你还有一位名叫娄甚四的叔叔，受冤枉至今还关在监狱里。如今，我们都平反了，你也长大成人了，应该想办法把他接出来，安度晚年！”

娄甚四的父亲是上海有名的老中医，他家开了一家很有名气的中法药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我父亲在上海闹革命时，娄甚四就以娄家大公子的身份为地下党秘密筹钱、备粮等。他先是我父亲的“线人”，后来成为单线情报员，直属父亲领导。在临近解放时，娄家的产业全部从上海迁移到台湾，他的弟弟娄忆琛时任要人张群的机要秘书，专门派人留好机票让娄甚四去台湾和家人团聚。但娄甚四毅然放弃去台湾而留在了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1954年，我父亲从公安局无罪释放，在老首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的帮助下，终于安排到了重庆狮子滩水电站工作。我之所以叫“龙狮”，就是以地名“龙溪河狮子滩”水电站而取的纪念名字。

这段日子是我父亲最好的日子，睡觉时不用睁只眼闭只眼了。我父亲就想创作自传体小说来教育后代。听从父亲的召唤，娄甚四从新疆辞职来到四川长寿狮子滩水电站，专门帮助父亲撰写他们在党的隐蔽战线上的往事，取名为《地下烈火》的长篇自传体小说。

他俩一边工作，一边回忆历史，一边创作小说。眼看就要出版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革命战斗书籍时，一场“反右”斗争使两位父亲惨遭厄运。父亲被强制致死，《地下烈火》不幸遗失，养父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不得不以家传的医术给人看病来度日。但因“无证从医”被捕，判五年。遗憾的是，养父在期满后，因无直系亲人担保，后来就一直在四川石棉矿的工厂里从事医务工作。

在父亲老战友陈养山伯伯（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帮助下，最后，我以娄甚四“养子”的身份，好不容易才把他从工厂里接了出来。但因我父亲早已去世，缺少证明材料，始终没有办法落实娄甚四的政策问题。

当把养父从四川石棉矿接出来时，我正好和四川亚西机器厂的职工子女小刘谈恋爱。我非常认真的对她说：“我有一位叔叔，也是我的养父，娄甚四。‘甚四’就是我爸爸为了他办事要‘慎思’而帮他取的名字。他一直用到现在，所以我们都叫他四叔。他是我父亲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老战友，但他的退休金只有二十几元，连药费都不够用！我可能要养他到死。您有意见吗？”

我将养父在解放前如何用自己的家产闹革命、如何放弃去台湾留在大陆、如何辞职到狮子滩水电站帮父亲创作革命历史书籍、如何被捕、如何冤枉被判而一直关在监狱达三十年之久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刘。

没想到的是，小刘很坦然地说：“既然有这样的历史交情，我们必须要父债子还！而且，我们将来也没有负担，我和你一起要替您爸爸还债！”小刘就是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刘若琴。就这样，我们俩一直都以“四叔”敬称娄甚四养父。

养父从四川石棉矿出来时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一辈子没有结婚。我常陪养父聊天，他常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我记得最精彩的是当时“中央特科”枪杀叛徒白鑫的故事。那时，是我父亲找到了白鑫藏身的地方，中央特科“红队”队员们假扮送餐员，将手枪放在餐盘下，一举把白鑫枪毙了，为党组织铲除了可耻的大叛徒。养父总是对我说：“您的父亲武功和枪法了得，几个年轻人都拿他没有办法。他为了革命，任何难事在他眼里都不是问题。例如我们组织缺钱时，他就能找钱；我们组织要搞通某某关系拿到情报，立即就能搞定。而且记忆超群，从来不做笔记，但他能记住自己想记住的人和事，而且还可以忘记自己想忘记的人和事。这是一位特工人员的基本素养之一。陈昌就像一位万能人物，了不起啊！”

后来，经过我母亲的胞妹赖雪清李正福伉俪（姨爹李正福是台南人）的努力，我们终于帮养父把他去台湾的家人联系上了，他的弟弟娄忆琛已经是台湾的“交通部次长”。于是，我和小刘两次陪同四叔到了香港，让四叔与自己的胞弟相见、相亲。最后由娄忆琛叔叔出钱，我们在五通桥区牛华镇（亚西厂所在地）帮四叔购买了二室一厅的新房子，娄忆琛叔叔也经常不时邮寄些养老金来，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负担，而使四叔平平安安的养老、善终。

在最后的几年里，养父主要是回忆《地下烈火》（在“反右”运动中遗失了）的内容和父亲革命的主要时间节点，希望实现父亲出版发行《地下烈火》的遗愿。一旦四叔写好什么资料，我便把这些的历史资料收存在我的亚西厂办公桌里。遗憾呀，我当时非常忙，对红色史料也不感兴趣。收到这些资料后，也没认真阅读就收存了。最遗憾的是，我停薪留职到沿海工作后，竟然忘记回到亚西厂的办公室里收拾这些珍贵资料，导致这些宝贵的史料流失！这成为我一生中不可挽回的一桩憾事，是我对不起养父和生父！

再给大家讲讲，我与岳父刘振亚的往事。

△2009年，在母亲谢世时，我们小家与岳父岳母的全家福，2010年岳母就走了

大学毕业后，我同四川亚西机器厂的子弟刘若琴自由恋爱了。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刘振亚是我厂的厂级干部（副厂长、厂纪委书记等），还与我父亲的老首长王世英伯伯有些渊源。从1982年开始，直到岳父2017年去世，我们父子俩整整相处了35年，犹如亲生的父子俩！

岳父刘振亚，1934年7月4日出生，山西省洪洞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村里的抗日儿童团团长，帮助乡亲们站岗、放哨、抓特务、送情报。因为他读书好成为乡里的小秀才，在土地改革时担任乡里的小会计帮助村民土改分地。成年后，儿童时代的小伙伴们都参军入伍，后来都成为共和国的离休老干部。但他报考了山西机械高级技工学校，毕业时他带领20位同学，随南下部队来到了大西南的成都，成为四川省机械厅的骨干人员，后来都成为了四川省的高级技术人才。但只有他和张天喜叔叔两位同学留在了四川，其余的同学都先后回到了山西工作、定居、养老。

记得我第一次和“准岳父”见面时，他才知道，我父亲的老首长是王世英。当年，担任山西省省长的王世英曾到他的学校视察工作，他有幸和王省长合影。巧的是，岳父的父亲刘美德（时任地下党员）在解放前，曾当过王省长的情报交通员。那时还是小朋友的岳父身上还藏过情报呢。岳父告诉我说：“龙狮，咱们父子俩有缘分。你是老革命后代，一定要接好革命班。现在小刘还小（我比小刘大七岁多），而你刚刚毕业，也要继续读书。也请你帮助小刘好好学习，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

于是，我和小刘就开始了“读书比赛”。我在电大毕业后，先后报考了四个函授大学：从“工厂管理”（中国工程师进修大学）到“党建党史”（刊授党校）；从“科技进步”（北京科技干部进修学院）到“涉外英语”（香港中亚函授学院）四个专业进修，以跟上时代的进步。小刘也报考一个函授大学（北京语言进修大学），后来她还在眉山师范学校（幼师专业）、中央民族学院（美声专业）学习深造。

为了学习深造，我俩一次次推迟了结婚时间，深造完毕后才结婚。由于结婚晚，我俩的孩子陈彦宏比我们同龄人的孩子晚出生十年左右的时间。但也为我们后来停薪留职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些，全都是岳父耐心教育、培养的结果！

1985年8月15日，我和小刘成婚。婚后关于我怎么改口的问题提到了日程。因为我2岁就失去了父亲，从来就没有叫过“父亲”和“爸爸”这两个字。而且我已经叫“刘叔叔”叫习惯了！邪门的是一旦我对什么人开口说爸爸，就严重的口吃。所以，我对岳父也无法叫出“爸爸”这两个字！我爱人小刘非常生气，吵着要用“离婚”方式来逼我改口。这时，岳父帮我解围说：“没有关系，叫什么都一样。刘叔叔，挺好！等你们有孩子，再改口，随孩子叫姥爷，多好呀！”就这样，我用“刘叔叔”敬称岳父大人，一直到1994年女儿出生后，才改称岳父为“姥爷”大人！

印象最深的是2014年，岳父80岁的时候到北京和我们小家庭团聚。那段时光，每天日程都排得满满的：我陪他到北京周边的名胜古迹游玩，看望他在京的众多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他学会了专业油画的绘制方法每天画画，他还应我的要求专门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回顾了他从孩提时代到白发老人的点点滴滴，我帮他整理、录入、校对。《刘振亚同志自传》成为他留给我们全家人的难忘记忆。

2017年8月初岳父病重，他“希望龙狮回来看看他”。我赶回乐山。这段时间是我父子俩最后的时光了：我每天陪他聊天、散步（乘坐手推车）、按摩、吃饭、睡觉。我已经感到他的时光不多了。

但8月13日，因工作原因，我不得不随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青年部前往辽宁丹东采访、报道。8月14日傍晚8点半，我爱人小刘电话告诉我：“刚刚，爸爸走了！16日火化，并与母亲合葬，请你一定赶回来！”

我立即赶到网吧，完成了14日“中华魂网公众号”的八条新闻发布，同时把14日丹东新闻也报道发布了，然后向郝部长请假：“我岳父突然走了，我不能参加日后的宣传、报道了，必须马上回去。”

随后，我立即在众多官网上发布了《优秀纪检干部、原抗日儿童团长刘振亚同志讣告》等多条新闻。此时，已经是15日的凌晨时分了。15日一大早，我从鸭绿江边急奔乐山市。全程3000多公里的路上，我一路回忆岳父对我的父爱，35年的点点滴滴，历历在目，让我感动不已！

6月15日傍晚时分，我才赶到乐山，一个人来到殡仪馆，在岳父的遗体前失声痛哭，从心里骂自己是不孝之子！并悄悄地对岳父说：“爸爸，我回来晚了。没能为您送终，对不起！爸爸，您听到了吗？这是孩儿对您说的最后一声爸爸！感谢您三十多年来对我的父爱，这是我一生中从未体验的父爱，尤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