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家姓｜任氏
姓氏源流
源流一
源自黄帝。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等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因黄帝造车，任姓自称轩辕氏、人皇、皇族，又因奚仲造车，尊称奚仲为“皇祖”。西周初期，有谢氏、章氏、薛氏、舒氏、吕氏、祝氏、终氏、泉氏、毕氏、过氏这十个姓氏，都是任氏后裔的封国，是由任氏分支出来的。
源流二
源于风姓，太皞，伏羲氏。任姓乃太暤之后，出自太皞（伏羲）之后裔的封地任国（即任城），属于以国名为氏。任姓专门负责祭祀太皞和济水，精通伏羲八卦，天文历法、河流祭祀，擅长琴瑟。春秋战国时，弱小的任国先后游刃于鲁、宋、齐等大诸侯国，直至战国末期的七雄之间依然顽强地存在。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方废黜了任国而置任城县。
源流三
源自帝俊。帝俊娶妻有羲和，常羲，娥皇等三人，帝俊生子，其中就有任姓。帝俊的儿子禺号，赐姓为任。禺号-淫梁-番禺-奚仲-吉光，皆任姓。禺号-儋耳-无骨-无继-无肠，皆任姓。
源流四
源于天干第九位“壬”。远古部落联盟时期，炎黄先祖，登泰山祈祷，天乃降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神州依据天意，两两而合，命名五大宗族，并铸十鼎，永铭天德。其中，皇族标记“丁壬”。自称规矩皇族、人皇、轩辕（因皇族是造车的，皇祖奚仲为夏车正），规矩或车是皇族任氏象征图腾。皇族发明了车，为纪念皇族功德，将壬丁合文，又创造了新字“车”，由此，轩辕皇族，名震华夏。壬所生的人，将壬加人，自称“任”。
源流五
源于官位，出自商、周初期官吏壬，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壬，即西周初期六卿之一的的地官之长，就是后世的大司徒，后加“亻”偏旁俗称任。在典籍《周礼·地官》中记载：“任，即壬，大司徒之职，以乡三物，敎万民而宾兴之。”在大司徒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其先祖的官职古称为姓氏者，称任氏。
源流六
源于满族、契丹族、巴民族、党项族等少数民族汉化改姓为氏。
得姓始祖 禺阳
禺阳是黄帝与四妃母嫫所生的儿子，他的身上流淌着黄帝的血液，是黄帝的嫡亲血脉后裔。黄帝给自己的儿子赐姓，赐少子禺阳为任姓，这样禺阳就是任氏家族的最早受姓始祖。受封于任地，并在当地建立起任国。他的子孙后代就以国名作为姓氏，从此，中华大地上便有了一个任姓家族。
在当时，受封或受姓者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禺阳受封或受姓的条件首先是具备了“德”。禺阳在受封或受姓之前，就已经是黄帝治下的部落首领，并且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与地域内已经创出了事业，做出了成绩。虽然史书关于禺阳的记载并不见多，但从他受封或受姓的事实可以推断，禺阳对当时的社会已经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建立了非凡的功勋。
郡望
主要有东安郡，治所在今浙江富春县。
堂号
水薤堂、九真堂、玉知堂、叙伦堂、吏部堂等。
任氏名人
任不齐
任不齐(前545-前468)，字子选，汉族，春秋战国时楚国(今湖北)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排名第十七位，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
著有《任子遗书》十二篇：《三才》、《为学》、《忠孝》、《言行》、《治道》、《进贤》、《刑赏》、《礼教》、《乐训》、《燕居》、《问答》(上、下篇)。
任仁发
任仁发（1254—1327）字子明，一字子垚，号月山，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元代画家、水利家，书学李北海，画学李公麟。擅长人物画，所画人物笔墨苍润，生动传神。
传世作品有：至元十七年（1280）作《出圉图》卷，《二马图》卷，《张果见明皇图》卷，藏故宫博物院；《秋水凫鹥图》轴，藏上海博物馆；《饮中八仙图》《贡马图》《横琴高士图》《秋林诗友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神骏图》《三骏图》《九马图》在美国；《饲马图》在英国；《文会图》《牵马图》等在日本。著有《浙西水利议答录》十卷。《书史会要》、《书画史》、《六研斋随笔》、《黄渡镇志》、《海上墨林》、《练水画徵录》。
任薰
任薰(1835—1893)，清代画家。字舜琴、阜长，籍贯萧山人，“海上画派”代表人物之一，与兄任熊、侄任预、族侄任颐被后人合称“海上四任”。善画人物、山水、花卉、禽鸟。亦长于园林设计。其人物画取法陈洪绶及任熊，神态肃穆，面部夸张，须髯细密，衣纹飘逸。然奇躯伟貌，别出匠心，尤其晚年大作，运笔有如行草，气势沉雄。花鸟画则工写兼善，取景布局，富有奇趣。作品有《松菊锦鸡图轴》、《花鸟图轴》等。
任光
任光（1900－1941），中国作曲家，曾用笔名前发。出生于浙江省嵊州市（城关镇）。任光是把《义勇军进行曲》介绍到国外的第一人。1937年7月任光在法国进修期间，担任了法国左翼文化组织“民众文化协会”委员，他组织了巴黎华侨合唱团，首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并多次在法国为救济国内难民举行募捐公演。
他的《渔光曲》、《大地进行曲》、《王老五》、 《新莲花落》， 特别是1936年创作的《打回老家去》等作品，反映了贫苦民众的真实情感，表现了革命群众豪壮坚毅的性格，创作风格进一步民众化、大众化。
任弼时
任弼时（1904年4月30日—1950年10月27日），原名任培国，湖南汨罗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同志非常中肯和准确地评价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陶诗与史传：比较视野中的陶渊明形象
作者：苏悟森（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作家自身的形象化和艺术化，是中国文学的特质之一。换言之，作家既是文学创作的主体，也是文学画廊中的艺术形象，如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和苏轼等，其形象各具风采。陶渊明的形象生成于其诗文作品和早期史传，后者的典型代表就是“一史二书”（《南史》《宋书》《晋书》）之《隐逸传》。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陶渊明已经不复可寻，但是他的形象却在陶诗文本构成的“自传”和史传文本构成的“他传”中获得了永恒。对陶渊明形象的分析离不开诗史比较，其形象的生成、衍变则应归功于陶诗史传的互补与互动。陶诗和史传是后世建构、想象陶渊明的重要依据。由于史传的叙述与陶诗有诸多呼应，故而让人误以为二者塑造的陶渊明具有相似性。史由于讲求文直事核往往给人征实之感，诗因为多用文学手法常常有虚构之嫌，但实际上，史传作者会根据写作动机有意剪裁和加工传主形象，而诗歌作为抒情言志的载体反倒更能接近诗人的真实形象。陶诗中的诗人形象鲜活生动、丰富多维，与被史传规范的相对单一的隐士形象有着较大差别，二者对陶渊明的表现在心灵的广度、思想的深度、伦理的厚度以及人格的高度等方面均有明显的不同。
对于心灵情感的表现，陶诗侧重个体独特性，史传强调群体共通性。陶诗通过适性的自然世界、简素的历史世界、温厚的伦理世界和自由的理想世界的书写，营构了一个层次丰富又特征鲜明的艺术大观园，借以对抗世俗世界的喧嚣与纷扰，也由此体现出诗人心灵的广阔与丰盈。史传对此诸多方面虽略有涉笔，但表现的维度却由个性向共性逐渐倾斜。例如对自然世界的描写，陶诗多是“蔼蔼堂前林”（《和郭主簿》其一）与“平畴交远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的画面，借以展现平和适性的心灵图景；而史传则着意渲染“松山桂渚”与“碧涧清潭”（《宋书·隐逸传》）的环境，借以衬托隐士群体偏介独往的高洁志趣。又如对历史世界的把握，陶诗在纷繁历史中串联起黔娄、荆轲、鲁二儒、汉二疏等遗烈古贤的简明线索，为自己塑造砥砺德行的榜样，这些榜样身份各殊，道德昭示的维面多种多样；而史传则通过对许由、巢父到宗炳、马枢这一隐逸传统的纵向梳理，通过儒林、文学、良吏、隐逸等社会群体的横向区分，在固有的时空网格中定位了陶渊明“隐士”的身份属性，从而弱化了诗人可能具备的其他道德向度。再如对伦理世界的反映，陶渊明通过行役、悲悼、赠答诸作还原了与亲友相处的温馨点滴，从而建构了一个包含家庭、社会和政治的多重伦理世界，并由此折射出温厚善良的心灵空间；而史传所述如檀道济、王弘等人与渊明皆为泛泛之交，由此反衬出渊明息交绝游的隐者气质，并因淡漠的交际情境的描写，削弱了其温柔敦厚的儒家情怀。最后是对理想世界的表达，陶渊明诗文通过“东方之士”和“五柳先生”表达了安贫乐道的人格理想，通过“桃花源”表达了自由平等的社会理想；而史传则着力将陶渊明熔铸成不慕荣利的贤隐典范，期待发挥“激贪厉俗”（《宋书·隐逸传》）的社会影响。
对于思想深度的表现，陶诗经验与哲理兼融，史传则是现象与目的并重。从陶诗可见，无论农耕还是饮酒，读书或是弹琴，渊明都能从中汲取通达的人生智慧，例如：在饮酒中获得“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的齐物体验，在读书中了悟“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咏二疏》）的历史规律等。又如“驷马无貰患，贫贱有交娱”（《赠羊长史》）、“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饮酒》其十一）、“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等达道之言，则是诗人在总结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贫富、生死、形神等人生命题的哲学思考。而史传叙写的陶渊明的行为则带有明显的功能性意图，例如，农耕在叙述中只是为了获取生活物资，读书也意在表现其废寝忘食、不求甚解的状态和习惯；无弦琴逸事是为了表现陶渊明不解音律的洒脱气质；至于饮酒，更是一味铺陈有酒辄设、醉后融然的外在言行，忽视了其寄酒为迹的心理状态，以致给人留下嗜酒如命的印象，如王维感慨“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偶然作》其四），李白也认为“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戏赠郑溧阳》）等。就连具有复杂诱因的归隐行为，史传的解释也只是不为五斗米折腰，用顺性任真的单一解释消解了陶渊明以史鉴今、以物观我的思想深度。
对于伦理厚度的表现，陶诗完整而饱满，史传则显得扁平单薄。陶诗通过温情脉脉的家庭伦理、温柔敦厚的社会伦理、温良忠直的政治伦理建构了一个温厚丰满的伦理世界：行役途中“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一）的期待，闲居岁月“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其一）的欣喜，从弟早逝后“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悲从弟仲德》）的哀悼，时代洪流中“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其四）的梦想，共同昭示着诗人孝悌慈爱的亲情向度；“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移居》其二）的欢言得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的志趣相投，则彰显着诗人热诚真挚的友情向度；以“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赠羊长史》）等语委婉劝谏周续之、羊长史等人远离刘裕、隐居避害，则是正直忠厚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双重反映。而伦理维度在史传中表现得并不充分。例如交友，史传的叙述多局限于泛泛之交，即便是好友颜延之，叙述重点也并非情款光景，而是二万钱悉送酒家的韵事；至于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宋书》和《南史》的反映也比较有限，如通过《与子俨等疏》《命子》等文的征引约略反映渊明的亲子之情，通过“书甲子”的叙述回应陶公不事二朝的政治态度，而这些材料在《晋书》中甚至消失了踪影。可见史传作者对陶渊明的聚焦，出尘之志多于人间之情，故其笔下的形象也就淡化了温柔敦厚的儒家色彩。
对于人格高度的表现，史传集中而清晰，陶诗则显得间接分散。诗歌的本质是言志缘情，故其对整体人格的反映并不直截了当，而是需要借助各种文学手段才能达成。陶诗表现的诗人品格虽然面面俱到、丰富立体，但它们散布于婉辞隐语之间，隐藏在托物言志、借古抒怀、艺术虚构等文学手法背后，湮没在鸢飞鱼跃的审美镜象和喜怒哀乐的情感细流之中，需要读者用心寻绎、细心捕捉。相较而言，史传文体则具有夹叙夹议的天然优势。“一史二书”就是有意通过直接明了的三层评述，集中而清晰地表现了陶渊明的人格高度。首先，在陶渊明的传文中，通过“少有高趣”（《宋书·隐逸传》）、“真率如此”（《宋书·隐逸传》）、“颖脱不羁、任真自得”（《晋书·隐逸传》）等评语直接定位陶公的人格类型；其次，在《隐逸传》的序文中，通过将陶渊明归入“贤隐”之列、目为隐士之首，肯定他在隐士群体中的典型地位，又通过对隐士群体“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南史·隐逸传》）等美德的发掘，肯定陶渊明的人格高度；最后，将陶渊明置于《隐逸传》而非《文学传》，也说明史传作者对陶渊明精神人格的推崇。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25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一课译词：任劳任怨
[Photo/pexels]
“任劳任怨”，汉语成语，意思是做事不怕辛苦，不怕招人埋怨。可以翻译为“bear responsibility without any grudge，do everything uncomplainingly”。
例句：
十年来，她一直任劳任怨地在我们的办公室里工作。
She has been a willing and uncomplaining worker in our office for ten years.
Editor: Jade
来源：chinadaily
韩国年度成语：任重道远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每到年末，韩国教授界都会评选出一个“年度成语”作为年终评语。今年选出的是“任重道远”。
据韩国《中央日报》旗下的JTBC电视台24日介绍，“任重道远”出自《论语》，意思是：担子很重、路很远，需要长期奋斗。韩国教授界将“任重道远”作为2018年度的总结语，说明韩国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报道称，年初朝韩关系戏剧性转圜，继而美朝关系也明显缓和，振奋人心。但是，这种大好趋势未能延续，半岛和平再次陷入悬而未决的境地。国内问题则更显棘手：各种政治改革未见实效、经济持续疲软、就业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现象加剧、各种大型事故频现……因此，韩国政府和社会各界肩负的责任重大，未来要走的路还很漫长。
据悉，韩国教授界已连续17年评选年度成语，其中以“差评”居多。近5年的年度成语依次为“倒行逆施”“指鹿为马”“昏庸无道”“君舟民水”和“破邪显正”。(金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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