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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密院”到底是干什么的，“枢密使”怎么成为了军界一把手？
宋朝的枢密院，是地位等同于中书省的军务机构。
《通考》记载：
“唐末，诸司使皆内臣领之，枢密使始与宰相分权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枢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其权重于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专主文事，参知政事佐之，枢密使专主武事，副使佐之。”
枢密使是枢密院的最高领导，主管该机构的大小事务，也就是全国的军务。在其之下，还有一位枢密副使担任副手。当然，按照封建王朝的惯例，皇帝还会在这个机构中安插两名“承旨”，负责“承宣旨命，通领院务”。
他们的身份相当于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巡抚，名义上是协同机构长官进行日常工作，实为皇帝之耳目。因为，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所以，皇帝一定会对此部门严防死守，这是毋庸置疑的。
在唐朝时期，枢密使的地位还没有那么高，主抓的并不是全务，只是军事情报，甚至，还有宦官担任枢密使的情况。
不过到了宋代，枢密使的地位水涨船高，俨然成为军界一把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宋代的阶级矛盾自建国之初便相当尖锐。先是农民领袖李顺、王小波兴兵作乱，后有西夏、契丹威胁边防。处理内忧外患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调兵遣将，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解决问题。所以，大宋王朝迫切需要一支强军，以此来弹压民变、击退侵略者。
于是，枢密院便成了领导这支强军的机构。与此同时，宋初的统治者还考虑到枢密院可以制约相权，所以又酌情增加了枢密院的权柄。自此，枢密院成了直属于皇帝的集权机构。当然，与翰林学士不同，枢密院所集的是兵权。
在改写了宋代官僚史的元丰改制中，枢密院的制度被保留下来。不过，两宋时期，枢密院与中书省的关系始终不睦。《挥麈录》记载：“枢密使每朝奏事，与中书先后上，所言两不相知，以故多成疑贰。”
战争之前，宰相主张进攻，枢密使主张防御，朝中文武两大首屈一指的人物无法做到将相和，想要打赢战争自然是不可能的。这种因相互制约、牵制、倾轧所导致的误国弊端，直接影响了北宋的对外战争。
南宋统治者汲取了前车之鉴，所以试行了军政合一的政策，设立了“平章军国奏事”一职。
聊宋代枢密院时，总是绕不开“三衙”。
杯酒释兵权过后，赵匡胤给予石守信等人不错的待遇，让他们安心放下兵权，在朝堂上养老。为了安抚这些一块出生入死的老兄弟，赵匡胤可谓下了血本，连女儿都许配出去，称这样可以让君臣之间两无猜忌。
这些资历比较老的老兵油子被调度到地方担任节度使，可是，中央主力军仍需有人统领。于是，赵匡胤便在军队里提拔了一些没什么资历、没什么主见的家伙，让他们来指挥禁军。即便如此，赵匡胤仍对这些手握兵权的武将放心不下，所以出台种种政策对他们进行制约，还以文官监军，变相削弱武将的权柄。
在此前的王朝中，军队由一人统领的情况比较常见。例如：宋初的禁军，便是由殿前都点检来领导的，在其之下仅有一殿前副都点检来担任副手。显然，这种情况是赵匡胤不想见到的。所以，他将殿前都点检及殿前副都点检全部废除，设立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三职，由他们分别统领禁军。这三个职务，便是“三衙”，你带步兵，我带骑兵，互不干涉，互不统属。
从这以后，禁军之中便再无“元帅”，皆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
为什么宋神宗进行改革时，保留了有发兵之权的枢密院，这下大家明白了吧。枢密院虽然是宋朝军界首屈一指的机构，可调配京都禁军，看起来权势滔天，但是，枢密院且没人有资格统兵。就算他们来到军队，也没办法调兵遣将。
有资格调兵遣将的，便是殿前都指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这“三衙”，可是，他们只能听从“上面”的调配，没有发兵的权力。
因此，不论是“三衙”还是枢密院，想独自掌兵绝无可能。
至于两个机构该如何协调发兵和统兵之权，并不在皇帝的考虑之中。宋朝皇帝所思考的，只是如何维护集权罢了。
到了元代，枢密院主管军事机密事务、边地防务，并兼禁卫，太子兼枢密使虚衔，枢密副使掌实权。战时，在主要战役方向设行枢密院，作为枢密院的派出机构统辖一方军政事务。枢密副使极少用汉人，仅极少数为蒙古人非常信任的汉人任过该职，如：王约曾任副枢首近7年（1315-1321年）为任该职最长的汉人。
元末，朱元璋称吴王时，沿元制仍设枢密院，青州府寿邑吴氏始祖江阴侯吴良初封枢密院院判，之后，这一机构被朱元璋给废了，改设大都督府统军。
参考资料：
【《旧五代史》卷149《职官志·内职》、《枢密院》、《通考》、《宋史》】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使、三司使是什么官？相当于现在什么级别
近日，古装电视剧《清平乐》热播让许多观众对北宋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今天夜读史书就来和大家聊聊在《清平乐》中提到的诸多官名，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等等都各是什么意思，以及这些职务相当于现在什么官。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简称同平章事，这个官名听起来有点拗口，但却是绝大多数大臣梦寐以求的职务。北宋的最高行政机构叫政事堂，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而政事堂的最高长官就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相当于现在的总理。《宋史》中对同平章事职责的描述是：“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不一定都是实职。比如北宋名将狄青曾担任枢密使的要职，但却遭到众文官弹劾。宋仁宗只好安排狄青离京出判陈州，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这里狄青的判陈州是实职，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只是虚衔，相当于顶着正国级的头衔到地方主政。
参知政事是政事堂的“二把手”，位同副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宋史·职官一》：“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
参知政事一职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参知政事最少设一员，最多设四员，因此一些人在《清平乐》中会看到几个不同的大臣都冠以参知政事的头衔，这就好比我们今天有多位副总理，分管不同的部门。
枢密使是北宋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的主官，如果某位大臣以他官主持枢密院，则称知枢密院事，简称知院。枢密使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宋史·职官志二》：“枢密使、知院事，佐天子执兵政。”
枢密使一般都由文官担任，专掌军事政令，并且能调动禁军，但不具备统兵的权力。在《清平乐》中，文官们不断弹劾时任枢密使的狄青，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狄青是武将出身，在军中有极高威望。枢密使本身位高权重，拥有调兵之权，而狄青的许多旧部又有统兵之权。万一两者里应外合，后果将不堪设想。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官皆为朝廷的顶级大臣，统称“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意。
三司使这个职务在《清平乐》中出现的次数较少，主要提到的剧情集中在大臣们反对张贵妃（温成皇后）的伯父张尧佐出任三司使这件事情上。
三司使是北宋总揽财政收支的大臣，主管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机构。三司使的职权比较复杂，几乎所有与经济活动相关的事情都在三司使的管辖范围之中，如“掌天下山泽之货，关市、河渠、军器之事，以资邦国之用”、“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掌天下户口、赋税之籍、榷酒、工作、衣储之事，以供邦国之用”。因此，三司使相当于现在的民政、财政、工信、农业、商业、央行等众多与经济相关部门的部长兼行长。
参考文献：《宋史·职官》
此人在宋朝只当了个枢密副使，为何却能做到在后世千古扬名
这个人是包拯。
包拯的官当得不是很大，他最高的职位就是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的官看起来很吓人，但是，咱们看看宋朝当过这个官的人多得数不过来，有几个能被我们记住呢？这样一想，包拯确实就很了不起。
（包拯）
包拯的名气为什么那么大？这当然得力于《三侠五义》《龙图公案》这样的演义小说，以及各种各样多如牛毛的评书、戏剧、图书、电视电影。正是这些普及率非常高的艺术形式，让包拯在中国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
虽说小说戏剧是后世的艺术加工，甚至其审案的本领有些夸大，其可以审断鬼神案子的说法，更是有些把包拯神话。不过，包拯真实人生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些闪光的东西，确实也是非常值得颂扬的。
一是“孝”。“孝”在古代礼治社会是立身之本，包拯对父母非常孝道。他考中进士以后，先是去建昌县当知县，相当于县长。后来，为了照顾父母，他请求改任和州的监税，相当于一个州的税务局长。官职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但他不在乎。后来更是辞官回家，专心侍奉父母。处级官不当了，回家照顾父母，现在有没有一个人能办到？包拯直到父母都去世了，才再次出来当官。
（担任端州知府，图取其意）
二是“廉”。庆历元年（1041年），包拯担任端州知府。端州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特产——端砚。只要在这里来当官的，都会利用这个优势，拿这种端砚去送人，搞关系。或者自己收集一些端砚，聚敛财富。但是，包拯在端州当了三年知府，除了朝廷要求上贡的，他没有拿过一块端砚送人搞关系，也没有带一块端砚回家。
三是“直”。包拯在上调中央，担任监察御史的时候，当时，宋仁宗有个很宠爱的张贵妃，不断给宋仁宗吹枕头风，请求宋仁宗任命她伯父张尧佐为三司使。这是一个仅次于副宰相的大官。因为张尧佐没什么本事，包拯上书反对。宋仁宗没法，改为让他担任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等一大堆官职。虽是一大堆，但都是闲官。包拯又上书反对。指斥张尧佐是“清朝之秽污，白昼之魑魅”，抨击仁宗“失道败德”。宋仁宗只得免去张尧佐这些官职。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宋仁宗免不过张贵妃的哭闹，又再把张尧佐任命为宣徽使，只有一个闲官。但包拯却并不就算了，再次到宋仁宗面前据理力争，甚至口水都喷到宋仁宗脸上了。宋仁宗回宫后，张贵妃跑过来问情况。宋仁宗发火道：“你就知道天天说什么宣徽使，你不知道朝中还有个包御史吗？”
（庆历新政）
四是“公”。宋朝的文人，是喜欢搞圈子的。从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开始，文人就起朋党。比如说改革派和保守派，比如说洛党和蜀党，比如说熙宁党人和元祐党人。为此，欧阳修还专门写了一篇《朋党论》的文章，认为“好人”结成朋党，是可以的。但是，欧阳修忽略了一个问题，“好人”还是“坏人”，有标准吗？
包拯就不搞圈子。比如说，庆历新政开始的时候，改革派和保守派进行着殊死搏斗。包拯先没有发声。后来上书批评范仲淹的人事改革，认为范仲淹派往各路的按察使权力过大，缺乏监督，会造成新的。包拯一开口，让保守派欢欣鼓舞，认为包拯在支持他们。可后来，当改革派失败的时候，包拯又上书，反对取消“精贡举”的新政，认为这项制度对于选拔天下有用之才非常有用。显然，包拯是不结朋党，他公正无私，只相信自己的眼光。
这样的一个包拯，在历史上能不千古传名吗？
（参考资料：《宋史》）
欧阳修的“三上”“三多”
北宋政治家欧阳修，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历任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他还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毕生勤奋治学，官居高位还珍惜分分秒秒研读不辍，故有“三上““三多”之典故，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
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在的湖北随州长大。其幼年家贫无资，寡母郑氏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在母亲的教育下，欧阳修从小懂事知礼，勤奋苦读，终于事有所成，于景祐元年（1034年）入朝为官，成为深得民心的大臣。虽位居高位，公务繁多，欧阳修仍在忙碌之中，充分利用“三上”等点滴时间，潜心读书，笔耕不息。欧阳修在《归田录》卷二中说：“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欧阳修的“三上”，即马上、枕上、厕上，从此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典范。
欧阳修在古典文史上文思超群，名篇不断，断然离不开“三上”。政事缠身的欧阳修，不放过每一个马上、枕上、厕上的细碎光阴，将旅途中的马背上、睡前和如厕的点滴时光，都一点点收集起来，用在了读书治学上，故欧阳修在《退居述怀寄北京韩侍中二首》中有诗句：“一生勤苦书千卷”。穿越时空，走进历史，欧阳修的“三上”典故和历史名家的文坛风范，又隔空撞撞而来，久唱不衰，经典而传神。
欧阳修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不仅有“三上”，还有“三多”。
“为文有三多，看多、证多、商量多也。”欧阳修对自己为文这样经典解说。“三多”，即多看书，认真学习别人的写作经验；多练习写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多与别人商量，多借鉴别人的长处，力争让文章达到完美境界。欧阳修酷爱读书，在万卷书中汲取知识和学问，还多写多练，形成多动脑勤动手的好习惯。多向他人请教，多和朋友切磋商讨，也是欧阳修的治学之法。
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经典名篇。这篇叙事即景散文，区区四百余字，便将滁州山林游赏之乐趣描写得淋漓尽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更成为千古名句，在后世百姓中口口相传。但《醉翁亭记》并非信手写来，而是欧阳修经过反复思考和广泛采纳别人的建议，方有历史名篇精琢而成。这便是欧阳修治学的“三多”之一，即“商量多”。
当时《醉翁亭记》初稿完成后，欧阳修亲手抄写了很多份，吩咐手下张贴于人群密集处，供过路人阅读品评。然后欧阳修根据众人反馈的意见，多次反复修改。如初稿中，欧阳修开篇用了几十个字，来描写滁州山景，但修改之后，只留“环滁皆山也”仅仅五个字。这样开篇开门见山，更为简练凝神。
宋朝著名文学家欧阳修， 开创了历史上的一代文风，一生留下《醉翁亭记》《秋声赋》《卖油翁》等许多经典名篇。他以“三上”“三多”，简练概括了自己的治学态度和创作心经，在历史文坛的大花园里，绽放了一支最美的花朵，醒目而绚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