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花厅风水,西花厅在哪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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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周总理弟弟到西花厅“诉苦”,邓颖超:那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

1976年1月8日,为中国革命奋斗一生的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享年78岁。

八年后的某一天,周公的弟弟周恩寿带着家人来到了西花厅,那里是周公和夫人邓颖超共同生活的地方。

亲人相见,少不了寒暄和对往事的回忆,周恩寿讲起了他在特殊时期,因为身份特殊被有心之人算计,想以他为突破口,炮制攻击总理的黑料。但周恩寿抵死不予配合,全家人遭到了软禁,甚至周公去世之时,他都没能前往北京,见家兄最后一面,如今虽然守得云开见月明,但斯人已逝,遗憾终造,心中不免悲怆。

望着总理的家人,邓颖超此刻百感交集,说道:“我明白你们受的苦,但我这个总理夫人,平时的日子也没那么舒坦,今天,我倒要讲讲我自己的‘委屈’。”

那么身为总理夫人的邓颖超为何会讲出这番话,这背后又有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邓颖超

一 鸾凤和鸣

1919年5月4日,为了抗议北洋政府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行径,北京各界人士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年轻的邓颖超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队队长,每天组织并带领大家上街演说、唱文明戏,声援北京的革命运动。在一次爱国演讲中,邓颖超与周恩来相逢相识,两人分别被对方的谈吐及思想所吸引,自此结下了浓厚的革命友谊。

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年后,怀揣着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周恩来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途,而邓颖超则选择留在北京,成为一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辛勤园丁。两人虽然天各一方,但出于对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一直都保持着书信往来。

1923年,邓颖超收到一封周恩来寄来的明信片,明信片正面印着著名革命家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背面则写着热情澎湃的一句话:“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就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从此刻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感情得到了质的飞跃,两颗心也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

1925年8月8日,相恋的两人在风水秀丽的广州正式结为伉俪。新婚之夜,因周恩来有幼名大鸾,邓颖超便称呼他为“鸾”;周恩来则亲昵地称呼爱妻为“超”、“小超”或者“凤”,正所谓鸾凤和鸣,两人之间独有的称呼,从结婚开始一直保持到了晚年。

周恩来

当时,国共已经开展合作,周恩来受邀前往黄埔担任政治部主任,当时他的月薪不高,且大部分都作为党费上交给了组织,只留下50元作为日常开销。因此生活比较清苦,但在工作上,二人互相扶持、互相切磋,共同畅享革命成功后的美好生活。

邓颖超与周恩来

在此期间,两人共同声援并参与了五卅运动,共同面对右派杀手的刺杀。残酷的革命斗争让这对夫妻早早认识到了革命不是什么请客吃饭,而是充满鲜血与荆棘的艰难征程。在人和左派的共同协作下,广州国民政府发起了北伐战争,掀开了全国革命的序幕,有了先进思想加持的国民革命军,在旧军阀面前宛若神兵天降,连战连捷,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四一二

然而就在此时,在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就在此关键时刻,成功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周恩来被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佯装邀请到师部,随即就被软禁,多亏了罗亦农等同志的拼死相救,周恩来才虎口脱险。

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原本还是同志的国民革命军,顿时在右派的蛊惑下变成了挥向我党人员头颈的屠刀。

罗亦农

此时,邓颖超尚在广州待产,由于胎儿超重,无法顺利诞生,当时又没有进行剖腹产的条件,医生无奈之下只好动用产钳。不幸的是,产钳对婴儿的大脑造成了严重的损伤,孩子虽然降生但却不幸夭折。

痛失爱子,邓颖超不免悲痛欲绝,就在她伤心之际,一名同志慌张跑进来,告诉邓颖超当下局势,刚刚生产完毕的邓颖超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被迫进行转移,在身体疲劳和幼子夭折的双重夹击下,不幸落下病根,致使她失去了生育的能力。

抗战期间,周邓夫妇受中央指派,前往国统区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当时通过自己的喉舌媒体散播的谣言,破坏和八路军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面对顽固派的阴谋,周邓夫妇撰写文章,用事实粉碎敌人的谎言,两人密切配合,相得益彰,被新闻界誉为“双星交辉”。

1955年4月,周恩来远赴万隆参加国际会议,不甘心失败的派当局蠢蠢欲动,派出特务组织潜伏到总理专机的途径地点,试图对周恩来一行人开展刺杀活动,阻止中国外交事业的进步。

万隆会议

总理明知万隆一行危机重重,但为了国家利益和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他毅然决然地按原计划前往万隆。

身为妻子,邓颖超自然无比挂念夫婿周恩来的安危,但她明白此时此刻决不能夹杂一丝私人感情,凡事都要从大局出发。在寄给周恩来的信中,邓颖超大姐以“最亲爱的人”开头,以“你的知己兼好妻”落款,对周公的万隆之行和外交事业表现出坚定的支持。

在茫茫中国革命之路上,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相互扶持,共同进步,谱写了一段革命伴侣的佳话。可以说,生活中周总理对邓颖超可说得上是关怀备至,但在工作上却让邓颖超受尽了“委屈”!

二 邓大姐的“委屈”

九大之后,新中国女性参政的风潮空前高涨,论资历、论能力、论对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论在全体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邓颖超大姐必然能在中央政治局占有一席之地。

但众所周知的是,在周恩来逝世之前,邓大姐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妇联担任领导工作,将全身心扑在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上,她从来没有进入到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层。

邓颖超

直到总理逝世的十个月后,也就是在1976年12月,邓颖超才被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时新中国刚刚结束一段特殊时期,国家亟需恢复生产,身为副委员长的邓颖超,每天都要组织大量的会议,接见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工业生产企业代表,给予他们相关指导。虽然忙碌,但邓颖超工作起来也是张弛有度、游刃有余。

其实,周总理尚且健在的时候,邓颖超的工作能力就已被众人所认可!那为什么在此前没有担任国家和政府的领导呢?

其实,这其中除了邓颖超本人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她的身份——总理夫人!

在周公眼里,决不能让新中国政府变成自己的“家天下”,在与周公共同生活工作的数十年中,邓大姐常常为了天下大局而“委屈”自己。

1975年,总理还在世的时候。和毛主席就曾下过批示,任命邓颖超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但是周总理对此时表示强烈反对,并将夫人升迁的事情给压了下来,直到总理去世后,协助邓大姐收拾总理遗物的工作人员才在周公生前的办公桌抽屉中,找到了关于邓颖超同志的任职手令。

此事传出后,为邓颖超“鸣冤”的人更多了,很多人不理解,周公作为一代伟人,为什么不效仿春秋古人祁黄羊,举贤不避亲呢?

对于此事,邓颖超的生活秘书赵炜曾经亲自询问过邓颖超,邓颖超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她面色平静,心中毫无一丝波澜,轻轻地说道:“恩来这样做,我能够理解,那时候不让我上是对的,即便是现在,恩来还在的话,他也一定不会让我担任副委员长的。”

虽然邓颖超没有直接对此事作出回应,但她的话已经表明了一切,在邓颖超看来,自己如果出任人大副委员长,在那个特殊时代,很难正常开展工作,在处理各方关系上会有诸多困难,因此,周恩来作出这样的决定也并不意外。

邓颖超秘书赵炜

对于邓颖超而言,当总理夫人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自从两人共同参加革命,将身心投入到人民解放事业之时起,周公就与她签署了一项君子协议,也就是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不能开夫妻店。

建国初期,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负责拟定部长名单,对于周公而言,“部长名单”可不是什么论功行赏,而是要从一干革命者和人士中,挑选出最适合这一岗位的人才。按理说周总理是最知人善用的,但对于能力出众邓颖超,周恩来却没有安排任何职位给她。

不仅如此,在很多场合,周恩来也尽量“压低”自己的夫人,让邓大姐受尽了“委屈”。建国后不久,为了经济的发展,国家开始实行薪金制。当时我国各级政府官员的工资标准主要由两项因素决定,一是参加革命的年限,二是职务的大小。

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

按照常理,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工资等级应该是行政一级,但毛主席主动提出降级,表示自己只拿行政二级的工资,所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紧跟主席的步伐,选择拿二级工资。

以此类推下去,负责执掌一部大事的部长拿三级工资,全国妇联作为正部级单位,妇联主席也享有三级工资的待遇,而副主席则享有四级工资的待遇。当时妇联主席正是大名鼎鼎的女革命家蔡畅,而副主席则是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但在和总理商量后,邓颖超决定将自己的工资降到行政五级。然而由于邓颖超的身体也不太好,上班不太规律,周公在最后的报告上将夫人的工资划归到了第六级。

这样一番操作下来,邓大姐的工资停留在了342.7元,再加上总理自己的工资,夫妻二人每月加起来的可支配收入仅有700多元。

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700多元可以说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然而作为一国总理,周公和夫人收养了很多烈士子女,每个月还要拿出一大笔钱补贴身边生活困难的工作人员,林林总总算下来,这700多元竟有些不够开支。再加上拜访周公的人士众多,周公自然要尽一尽地主之谊,总要请这些人在西花厅吃顿饭,结果常常总理自己的工资不够用,只能让妻子暂时先垫付一下。

对此,邓颖超从来都是有求必应,没有一丝牢骚和不满!能够想到,她能够做到这种程度,除了邓颖超个人的思想觉悟高之外,最大的原因恐怕就是对周总理工作的支持了!

而除了职务和个人待遇上周公让妻子受得“委屈”外,在社会活动方面邓颖超也不得不“屈从”于周恩来!1959年,正值新中国十周年大庆,邓颖超本来要登上城楼,但周公反复斟酌之后,还是将她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

作为总理的妻子,邓大姐的委屈着实不少,周公身为统筹全国的大管家,经常要忙里忙外,前往各地视察,身为妻子,邓大姐自然也要随行。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外,邓颖超外出期间并没有个人工作安排,而这也意味着邓大姐的差旅费要完全自付,不能走中央财政的报销机制。在外地,她要自己交房费,服务员的服务费。而邓大姐也不像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夫人那样抛头露面,出现在各种交际场合,因为她自己也有繁忙的妇联工作要处理。多少年来,邓颖超处处谨慎,尽量避免自己的身份给周总理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在一般人眼里,夫妻之间应该鲜有秘密,开诚布公。但周公一向公私分明,从来不将工作的事情带入到日常生活中。周公离世后,先前的某位同事来到西花厅,询问邓颖超相关事务细节,但邓大姐对此事一头雾水,表示自己爱莫能助。来人对此感动惊讶,他没有想到身为周公的贤内助,邓大姐居然不知道此事。对于她的疑问,邓颖超笑道:“你们有些同志,不要以为恩来知道的事我全知道,根本没有这回事儿。”

在工作之外,邓颖超也是周公的好管家,好秘书。长征时期,总理曾不慎感染肝病,面临九死一生的危险,后在红军医生的不懈努力下,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也落下了病根。所以在后来总理招待客人的时候,邓颖超就是周公的饮酒助手,劝夫婿少喝或者不喝,然后亲自向别人解释总理无法饮酒的原因。

身为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早就没有口舌之欲这般世俗的欲望,吃饭不过是例行公事,补充能量而已。如果遇上繁重的工作,总理总是会废寝忘食。尤其在北京的冬天,做好的饭菜被送到厨房热了一遍又一遍,来回加热不仅破坏饭菜的营养结构,也会导致其口感发生变化。为此,邓颖超托人制作了一个特殊双层饭盒,上层放饭菜,下层放开水,将其变成一个小小的蒸笼,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晚年周恩来

甘居幕后,甘当配角,甘于默默奉献,这是邓颖超在建国之后工作和生活的主旋律。在特殊时期,夫妻两人面对前所未有之局面,总理秉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不畏苦难,勇于献身,用尽自己最后的力量保护新中国的革命成果。

而邓颖超则是总理最坚实的后盾,为了不打扰总理的工作,“爱妻小超”写了无数的便条和书信,然后再塞到总理的衣服口袋里面,每当总理身心疲惫的时候,就会拿出这些纸条,感受妻子的爱意,汲取精神的食量,看完后也会以书信形式给予答谢和宽慰。

字里行间溶入夫妻之间殷切的情感,更是从侧面凸显了针对革命伴侣的深厚情谊。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而言,舍小家而为大家是他们一生所信仰的信条,又何谈什么“委屈”二字呢?

尾声: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半个世纪的心心相印。作为妻子,邓颖超给予周恩来最坚定的支持和最温情的关怀。她的“委屈”,更能凸显出周恩来一家天下为公的崇高风采,作为革命者,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更是周公心中贤惠的爱妻小超,是烈士子女眼中伟大的“邓妈妈”,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的一页。正所谓时光飞逝,西花厅中,海棠依旧。

参考文献

邓颖超:革命的贤妻良母——王琳

邓颖超坦言;当总理夫人很难——赵炜

西花厅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周总理为什么还会喜欢这里

1949年3月23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因当时的北平治安还很乱,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就先住在了北京香山。

不过,周总理因为需要经常去市里活动,每天往返太费时间,路上也不安全,就搬到了市里的住。

一开始,周总理选择的是丰泽园,面积大,居住条件也好,与他一起住在里面的,还有林伯渠一家人。

后来,毛主席也要搬到来住,周总理就把丰泽园让给了毛主席,自己再换一个地方,也就是西花厅。

从此,周总理就在西花厅住了26年,也与西花厅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么,那么大,周总理为什么会单单选择西花厅呢?

西花厅是清朝摄政王载沣官邸的一部分,后来,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曾经在这里住过,因此,给这里增添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西花厅是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的,因为绿化非常好,显得非常清雅,是一个工作和生活的好地方。

不过,自从北洋军阀倒台后,这里就没有人住了,因为年久失修,很多地方都很破败,走廊上的雕梁画栋都褪色了,水池里的水也干涸了。

那么,周总理为什么还要选择这里呢?对这个问题,后来邓颖超给出了答案,就是因为周总理喜欢这里的海棠花。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周总理好像很喜欢莲花,实际上,周总理的确喜欢莲花的出淤泥而不染,但是他最喜欢的却不是莲花,而是海棠花。

早在1949年4月的时候,周总理就带着人来考察过,当他走进西花厅的时候,立刻就被院子里怒放的海棠花吸引住了,马上就喜欢上了这里。

不过,西花厅在的西北角上,距离大门太远,而且面积也不是很大,周总理为了便于工作,就住在了丰泽园。

后来,随着毛主席的到来,周总理要搬出丰泽园,就立刻想到了西花厅,从此就在西花厅住了下来。

周总理和邓颖超搬进来后,没有做很大的改造,院子里的树木和花草都没有动,唯一变动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假山水池,周总理感觉有些太浪费,每年维护还需要费用,因此,他就让工作人员把这个池子填平了。

然后,周总理还让工作人员把这里开辟成了菜地,种上了很多蔬菜,有时还种一些玉米和花生,既有效利用了土地,还能节省一大笔生活开支,而且,周总理在工作之余,还和大家一起锄地、浇水,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乐趣。

每年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周总理都要和工作人员一起合影,而每到这个时候,也是周总理笑得最灿烂的时候。

1954年4月,周总理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还特地给邓颖超写信,询问海棠花开了没有。

邓颖超也知道丈夫的心思,就特地摘了几朵海棠花,给他寄了过去,在信中写道:“我想你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受。”

那么,周总理为什么会喜欢海棠花呢?他曾经说过:“海棠花好,温暖,古朴,大方,不张扬,海棠花之间都很团结。”

海棠花的这些品质,“温暖,古朴,大方,不张扬,团结”,这不正是周总理一生的写照吗?

(参考资料:《走近周恩来》《多棱镜下的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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