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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城市街头有群临工在盼日出
临工之中有普通农民工，也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开张了！开张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记者接到一个临工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诺、吴慧珺、周畅
当疫情“冰封”初化，他们如同“报春鸟”，迎着朝阳，无论多难，也要振翅起飞，催促城市“苏醒”，唤得春回大地。
他们就是临工，其中有普通的农民工，还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合肥市，这个常住人口超过810万的地方，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临工天不亮就走上街头寻找一天的生计。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的清晨站满了等待工作的临工
迟到一个月的“守望”
位于合肥市东北角的站塘路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临工集散地。20多年来，几乎每天超过万人凌晨3点起便等在这条路上，随着太阳升起，周边工地、建筑队会不约而同地来这里招工。
冷清了近两个月，这条路重新回归热闹。3月19日，天色刚亮，昏黄的路灯下，一边的人行道上停满了电动车，而另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临工队伍，保守估计接近1000人。
站塘路一边停满了临工的电动车，一墙之隔便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居住地
站在嘈杂的人群中，50岁的王华树时不时踮起脚尖，跃过无数脑袋望着路的尽头。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招工的面包车会随时停到路边，离它越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面试会随时开始，并以秒速进行。面包车来了，侧门一开，工头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工种、日薪——两个关键词足以吸引方圆百余米的人围拢上来，扒着车门“推销”自己。
一位工地来的小伙子在站塘路吼了一嗓子“招工”，便有无数的临工围了上去
王华树做瓦工，他的现场竞争者很多，同样都是老师傅，拼的却是脚力，“谁先挤上车，谁就入职成功。”他说，按照以往经验，站到路上半个小时的工夫，他就坐上去工地的车了。
然而此时，他头一次感到“守株待兔”的无力，整整5个小时望眼欲穿，招工的面包车屈指可数，好不容易有一位招工的小伙子靠近，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小伙子已经被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条路上能够提供的并非轻松差事——扎钢筋、刷油漆、搬砖、修水电……此刻却依旧被抢得不亦乐乎，王华树掰着手指算了算，现场千把人满打满算才走掉300人不到，他叹了口气，“明天我也不挑了，只要给钱，啥工都做。”
天已大亮，依旧有不少临工滞留在站塘路
类似的场景在十多公里外的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同时上演，这里位于合肥市主干道南二环旁。直到早上9点，路面车水马龙，依旧随处可见滞留在路边的临工们，只要有车停下，他们都会围上去问，“老板要不要人？”
64岁的谈正机无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纸壳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抬酸的胳膊。牌子上写着他胜任的工种，给自己打广告，如今看来这样的推销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后每天早上5点有1200多名临工聚在这里。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门，今年迟了个把月，至今还没开张，谈正机忍不住联系起过去的老主顾。“他们有的还没复工，有的干脆转了行。”谈正机说，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9月，为引导站马路临工“退路进室”，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临工集散中心，4年来集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吴见惯了“早高峰”的样子，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流才回归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见的老面孔年后就再也没见过”。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夹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人
挣大钱的理想把55岁的唐传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锁一般困住了他。
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如意，想回头却发现早已错过自由选择的年纪。哪怕归乡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夕他宁愿离群索居，独自窝在棚户区的出租房里。“混得不行，怕亲戚笑话。”他说，原本指望着过年期间打打零工，“至少还能给孩子发上几百块压岁钱”。
结果事与愿违，在站塘路边，唐传平竟有些想家。
春节辞旧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暂停键”，也将不少像唐传平一样的人夹在冷冰冰的现实与刚刚蒸腾起的希望之间。
疫情之后交通刚刚恢复，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块钱，带着一家人从安徽亳州来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里打零工，总比守着薄田赚钱强。”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聚满了找工作的人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她手指着路对面一墙之隔的棚户区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全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商量着大人们省一餐，先紧着两个娃娃过。“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
相较于普通人，马路临工的复工之路尤为崎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层出不穷亦难以熨平。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难倒唐传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几次他输在找工作的最后一步，总会有招工人员要求出示健康码，这种数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这个用非智能手机的中年人来说，成了一方难以跨越的“隐形门槛”。“我既没钱换手机，也弄不懂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这样的临工并非少数。在多个招工现场，记者看到，只要是有工头提出扫码入场，围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离去。
不签合同、口头议价，在此基础上，一些包工头趁机压价。不少临工抱怨，相比过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虽然表面维持原价，但进场需要缴纳管理费，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临工陈玉兰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用工方却提出需要干满12个小时，期间还没收手机。不少工友称，原来用工方只要求8小时工作，如今竟延长到10个小时。
如今每天超市的鱼鲜区是姚文喜的一方战场
自救与他救的接力
为了生活，总有一群人不甘于等待。
在凌大塘坐守10天后，60岁的姚文喜决定主动出击，扩大“搜索范围”，骑上自行车满城转悠，看到任何一家复工店面贴着告示他都凑近看看。“万一是招聘信息呢。”
最终，一家超市招聘保洁的告示映入眼帘。虽然工钱只有过去当瓦工时的零头，他还是一口应了下来，并拉上了自己的老伴。“有活干总比没有好，更何况我们两个人一起干。”
老姚负责的鱼鲜区保洁任务最重，既要清理货架、台面，更要清洗腥味十足的冷库、后堂，但他能吃苦，时不时还帮其他工友整理手推车。即便是低于常温的环境，老姚脑门上依旧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在口罩里垫上一层卫生纸。“这样口罩能用久一点。”他说，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卖力干。
姚文喜需要在冷水中清洗无数个腥味十足的鱼鲜筐
老伴在距离他不到20米的蔬菜区干保洁，两人却只能在吃午饭时见面，凑在一起，算起小账。“我们省一点，日子过得去。”
“这条道走不通，就换一条试试嘛！”谈起找工作，王从梅语气轻描淡写。这位爱笑的大姐来合肥做临工8年，几乎干尽了脏活累活——盛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烈日下安装太阳能设备，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蹲在楼顶刷油漆，家中买房负债的那几年她从早到晚一天打两份工，最后竟一笔笔还清了贷款。“啥苦都吃过，就什么都不怕了。”她笑着说。
打开她鼓囊囊的红色布袋，如同临工的“百宝箱”，既有干保洁的手套，又有建筑工地用的安全帽，她说自己愿意干，更愿意学。这段时间街边工作不好找，她便捣鼓起手机，加了好几个临工微信群。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一碗白开水泡锅巴做午餐，她一边吃着，一边打开家政服务软件，试着注册账号。“听说用这好找工作，过段时间我还想问问育婴师怎么考，等过几年重活干不动了，就去当月嫂。”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王从梅从包里拿出饭盒和锅巴，准备用开水泡着当作午餐
不少临工也慢慢转变了就业想法。“每天等活干，干一天算一天，总归不踏实。”53岁的油漆工费为文刚刚与一家安装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有望成为一名“长期工”。“这家公司包吃包住，我还能省掉一笔房租开销。”
临工“自救”起飞的同时，亦有一群人为他们护航。
去年9月底，安徽首家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园在站塘路揭牌，如今这里向农民工提供实名制登记、岗位培训、技能鉴定、就业推介、劳务合作和创业咨询等服务。
从凌大塘集散中心2月3日开门起，吴的手机便成了热线电话，常常一上午就没电关机。他和同事们加班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用工信息，给老板挨个打电话，了解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同时拓宽联系渠道。“除了工地，保姆、保洁、物流等短期工企业，我们也都试着去对接。”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临工集散中心外围用彩钢板进行圈围封闭，仅保留一个进出口，并设有防疫服务站，临工正在逐一测温登记，年后初次复工的临工还需要签署健康承诺书，领取出入证，累计7天体温正常后，中心会为其出具安全防疫证明，助力安心上岗。
3月13日开始，该集散中心以“临工共享”的模式，终于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目前，已有近千名临工在他们的对接下，踏上“复工之路”。
苗得宝在工地吃午饭（左一）
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回到工地宿舍已是晚上7点，累了一天的苗得宝摘下口罩，脸上深深的勒印，还有一层薄薄的盐霜。从床铺下拎出一瓶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二两，“今天上了一个半工，值得庆祝下！”就着食堂买的馒头、小炒，不一会他双颊泛起红晕。
他是临工中的幸运儿，在集散中心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在当地一所学校建设工地上扎钢筋的工作，管住管饭，工资不低，更重要的是工期长，“至少这两个月不用风吹日晒等在街上了”。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苗得宝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解乏
回望2020年的头三个月，苗得宝猛然发现，自己与身处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脉动，联系得挺紧密。
在阜阳老家过年，他眼瞅着当地新冠肺炎患者破了百，自己所在的村因为疫情封闭，“每天关于疫情的新闻越看越心焦”。作为一名党员，他毛遂自荐当起了抗“疫”志愿者，协助村两委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天刚亮，苗得宝便测温等待进入工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好不容易回到合肥，摩拳擦掌准备复工，却迟迟等不来一个机会，他更是焦虑。街边“漂泊”了半个月，如今他终于“感到一种稳稳的幸福”。
“省委省政府的办公楼从打地基开始我就参与了，2009年在包河万达也干过，还有南北一号高架桥……”说起自己在这座城市打拼10年的印记，苗得宝如数家珍。
他拿起手机给在家乡的爱人去了个电话。
“我在家一切都好，你在工地别累着自己。”
“过一阵子等疫情再缓一点，你就过来。”
苗得宝坐班车下班（左一）
今年是他们一家冲刺的一年。“爱人身体一直不好，10年期间做过淋巴瘤、胃癌及胆囊切除等三次手术，家里的钱，基本都花在了给爱人治病上，也因此负债几十万。” 苗得宝说，像这样再干一个月债务就要还清了，“赚的钱就都是自己的了”。
无数的马路临工，积聚着磅礴的力量，让这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
合肥市实施返乡农民工返岗复工“清零行动”，积极与阜阳、淮南、宿州、安庆等市进行劳务协作对接，支持重点企业“共享员工”，按每人400元标准，给予输出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再造稳就业惠企政策服务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让吴无比欣慰的是，电话依旧不断，只不过之前都是临工求助，而最近一周，越来越多的企业来电，“全是拜托我们招工的，简直忙不过来”。
记者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接到了王华树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开张了！开张了！”
这是他2012年站到街边找零工以来，8年如一日的生活中，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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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口述
口述：吴（35岁，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
整理：本报记者陈诺、包育晓
临工，被誉为城市的“报春鸟”，我们的工作就是唤醒鸟儿，为他们找到飞翔的方向。往年此时，临工集散中心从早上5点开始就人声鼎沸。然而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报春鸟”和这座城市仿佛睡了“懒觉”。
作为合肥首家专门服务“马路临工”的公益性平台，我工作的地方从2014年成立开始，就成了很多临工的“家”，每天早晨1000多名临工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等待着一辆又一辆工地、工厂的面包车把他们接走，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直到2月1日，我才接到上班通知。说实话，最初内心是有挣扎的，疫情影响下，临工无法按时返程，我对复工后的工作有些未知。身边的儿子也哭着说：“爸爸，你要丢下我们自己回去吗？假期你不陪陪我吗？”妻子不说话，但我知道她也是担心。60多岁的父亲是老党员了，疫情后他主动报名作志愿者，这些天一直在村子各路口执勤。看出我的犹豫，他语重心长地说：“去上班要做好防护措施。工作总要有人做，特殊时期更要为他们做好防疫宣传，他们没法工作，肯定很着急啊。”父亲的话提醒了我，我说服了家人，返程回到合肥。考虑到临工来自全国各地，接触人员多，我将妻儿留在了家里。
2月3日，临工集散中心才迟迟开门。结果一整天没来一名临工。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来咨询的临工总数也仅有六七人。若在以往，每天来咨询的少则60—70人次，多则达到200人次。
我们却闲不下来，线上给我忙坏了。“吴部长，这两天有企业来招工吗？”“吴部长，明天我过去登个记可以吗？”“吴部长，工地啥时候可以开工啊？”家住淮南的瓦工陈自田是集散中心的老主顾，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收入全部靠他外出打零工。从2月3日开始，他每天都给我微信，询问情况。
他急我更急。和同事们赶紧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个人用工信息，挨个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
集散中心的临工中瓦工居多，工作选择多是在工地上。考虑到疫情影响下，很多建筑工地没有开工，我们又拓宽搜索范围，保姆、保洁、保安、物流、工厂一个月的短期工等。相关行业企业也都开始联系。
最多的一天，我们集散中心6名员工，平均每人接了80通电话，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个接一个电话打下来，都是复工近期无望的消息，心越发沉重。“孩子他爸，要不我回去找找工作吧，家里有房贷，还有生活开支，天天不上班我着急啊。”每次和妻子通电话，听到她想回合肥复工，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我们好歹还有一份收入，临工师傅多数是家里顶梁柱，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日子可怎么过啊。
我开始和同事联系，急速返岗增加人手。除了联系企业，我们还给临工打电话，劝他们改变求职岗位方向，进入工厂做短期工，做短期保洁、保安等。有时候不到半天，我的手机就打没电了，晚上做梦都是帮临工对接工作。
2月8日，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天一早，57岁的临工师傅易善学来了集散中心，本打算回老家过年的他考虑疫情影响留在了合肥。“吴部长，有件事我想咨询一下，我这几天冻着感冒发烧了，今天好些了，我想来看看集散中心有没有人上班，也打听下防疫情况。”易师傅是家里顶梁柱，一个人在合肥也没有亲戚，他担心去医院看病会被隔离，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听出了他的担忧，我告诉他先到社区医院检查，又和他说了政府的防疫及就诊政策，打消他的顾虑。“吴部长，谢谢你呀，我去医院了，医生说是普通感冒，我过几天就去登记找工作。”几天后，接到易师傅的电话，悬着的心放下了。那天之后，我更明白了我们在这里的意义，让这些留在合肥过春节的临工师傅有“家”可找。
2月17日，按照部署，我们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原本开放的办公区域用彩钢板进行围挡，并设置起疫情防控宣传台，看着每天的确诊人数，我们自己都怀疑，今年还能否迎来复工大潮？
2月20日，第一家招工企业来到我们这里的布告栏前，张贴招工公告，这是一个好的信号。2月24日，重点民生项目复工；3月2日，一般民生项目复工；3月9日，其他项目（包括房地产等建设工程）复工。
随之而来的是集散中心的人气也回来了。3月13日，求职临工首次超过200人，这一天我们用“临工共享”模式，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
“从腊月二十三回老家阜阳到现在，我已经快两个月没干活了，谢谢你呀吴部长，一直忙前忙后帮我们找工作！”做保温隔热的临工李强坐上了用工方派来的“专车”，前往巢湖某项目工地务工，上车前的一句谢谢，让我顿时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天亮得早了，前来求职的临工更多了，超过1/4能在当天找到工作。虽然有差距，但我相信，这群“报春鸟”和城市一样，已经苏醒。
“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城市街头有群临工在盼日出
临工之中有普通农民工，也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开张了！开张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记者接到一个临工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诺、吴慧珺、周畅
当疫情“冰封”初化，他们如同“报春鸟”，迎着朝阳，无论多难，也要振翅起飞，催促城市“苏醒”，唤得春回大地。
他们就是临工，其中有普通的农民工，还有失地农民、下岗职工，亦不乏城市的失意者，从事着最苦最累也最不稳定的工作。然而，正是这群人赋予了一座城市最朴素的生长力量。
在中国中部——安徽省合肥市，这个常住人口超过810万的地方，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临工天不亮就走上街头寻找一天的生计。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的清晨站满了等待工作的临工
迟到一个月的“守望”
位于合肥市东北角的站塘路是当地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临工集散地。20多年来，几乎每天超过万人凌晨3点起便等在这条路上，随着太阳升起，周边工地、建筑队会不约而同地来这里招工。
冷清了近两个月，这条路重新回归热闹。3月19日，天色刚亮，昏黄的路灯下，一边的人行道上停满了电动车，而另一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临工队伍，保守估计接近1000人。
站塘路一边停满了临工的电动车，一墙之隔便是他们中不少人的居住地
站在嘈杂的人群中，50岁的王华树时不时踮起脚尖，跃过无数脑袋望着路的尽头。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招工的面包车会随时停到路边，离它越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越大。
面试会随时开始，并以秒速进行。面包车来了，侧门一开，工头探出脑袋喊一嗓子，工种、日薪——两个关键词足以吸引方圆百余米的人围拢上来，扒着车门“推销”自己。
一位工地来的小伙子在站塘路吼了一嗓子“招工”，便有无数的临工围了上去
王华树做瓦工，他的现场竞争者很多，同样都是老师傅，拼的却是脚力，“谁先挤上车，谁就入职成功。”他说，按照以往经验，站到路上半个小时的工夫，他就坐上去工地的车了。
然而此时，他头一次感到“守株待兔”的无力，整整5个小时望眼欲穿，招工的面包车屈指可数，好不容易有一位招工的小伙子靠近，他还没来得及迈开步子，小伙子已经被人群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这条路上能够提供的并非轻松差事——扎钢筋、刷油漆、搬砖、修水电……此刻却依旧被抢得不亦乐乎，王华树掰着手指算了算，现场千把人满打满算才走掉300人不到，他叹了口气，“明天我也不挑了，只要给钱，啥工都做。”
天已大亮，依旧有不少临工滞留在站塘路
类似的场景在十多公里外的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同时上演，这里位于合肥市主干道南二环旁。直到早上9点，路面车水马龙，依旧随处可见滞留在路边的临工们，只要有车停下，他们都会围上去问，“老板要不要人？”
64岁的谈正机无奈地放下手中用硬纸壳制成的招牌，捶了捶早已抬酸的胳膊。牌子上写着他胜任的工种，给自己打广告，如今看来这样的推销并不奏效。
若不是疫情，年后每天早上5点有1200多名临工聚在这里。往年正月十五就出门，今年迟了个把月，至今还没开张，谈正机忍不住联系起过去的老主顾。“他们有的还没复工，有的干脆转了行。”谈正机说，听得出来，电话那头的日子也不好过。
2014年9月，为引导站马路临工“退路进室”，合肥市包河区常青街道在全市成立了首家公益性的临工集散中心，4年来集散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吴见惯了“早高峰”的样子，今年到目前为止人流才回归一半左右，“不少天天见的老面孔年后就再也没见过”。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夹在理想与现实中间的人
挣大钱的理想把55岁的唐传平留在了城市，也如枷锁一般困住了他。
这几年他过得并不如意，想回头却发现早已错过自由选择的年纪。哪怕归乡车程不过半个小时，除夕他宁愿离群索居，独自窝在棚户区的出租房里。“混得不行，怕亲戚笑话。”他说，原本指望着过年期间打打零工，“至少还能给孩子发上几百块压岁钱”。
结果事与愿违，在站塘路边，唐传平竟有些想家。
春节辞旧迎新，疫情把一切摁下了“暂停键”，也将不少像唐传平一样的人夹在冷冰冰的现实与刚刚蒸腾起的希望之间。
疫情之后交通刚刚恢复，戴桂香迫不及待地揣上2000块钱，带着一家人从安徽亳州来到省城合肥。“想着全家都在城里打零工，总比守着薄田赚钱强。”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聚满了找工作的人
记者见到她时，她已经在站塘路上空守了半个月，她手指着路对面一墙之隔的棚户区告诉记者，自己和老伴带着儿子儿媳和两个孙子租住在其中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里，如今盘缠所剩无几，马上还要交三个月的房租。
全家进入“紧急状态”，他们商量着大人们省一餐，先紧着两个娃娃过。“我早上买一碗稀饭，吃两个饼，尽量熬到下午3点以后再吃午饭，这样晚上那顿就能省下来。”戴桂香自顾自地说着话，脸上的一次性口罩因为长期重复使用，早已翻起毛边。
相较于普通人，马路临工的复工之路尤为崎岖，意想不到的问题如同口罩上的毛球，层出不穷亦难以熨平。
3月19日，随着太阳升起，不少临工依旧等在合肥站塘路边求工作
难倒唐传平的，并非工作本身，好几次他输在找工作的最后一步，总会有招工人员要求出示健康码，这种数字化的出行“神器”于他这个用非智能手机的中年人来说，成了一方难以跨越的“隐形门槛”。“我既没钱换手机，也弄不懂这玩意。”
有些尴尬的是，像他这样的临工并非少数。在多个招工现场，记者看到，只要是有工头提出扫码入场，围着的人群往往一哄而散，悻悻离去。
不签合同、口头议价，在此基础上，一些包工头趁机压价。不少临工抱怨，相比过去，如今日薪都有30—50元的下降，有的虽然表面维持原价，但进场需要缴纳管理费，有的取消供餐，美其名曰“防疫”。
待遇下降了，工作时长却增加了。临工陈玉兰告诉记者，前几天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快递分拣员的工作，用工方却提出需要干满12个小时，期间还没收手机。不少工友称，原来用工方只要求8小时工作，如今竟延长到10个小时。
如今每天超市的鱼鲜区是姚文喜的一方战场
自救与他救的接力
为了生活，总有一群人不甘于等待。
在凌大塘坐守10天后，60岁的姚文喜决定主动出击，扩大“搜索范围”，骑上自行车满城转悠，看到任何一家复工店面贴着告示他都凑近看看。“万一是招聘信息呢。”
最终，一家超市招聘保洁的告示映入眼帘。虽然工钱只有过去当瓦工时的零头，他还是一口应了下来，并拉上了自己的老伴。“有活干总比没有好，更何况我们两个人一起干。”
老姚负责的鱼鲜区保洁任务最重，既要清理货架、台面，更要清洗腥味十足的冷库、后堂，但他能吃苦，时不时还帮其他工友整理手推车。即便是低于常温的环境，老姚脑门上依旧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在口罩里垫上一层卫生纸。“这样口罩能用久一点。”他说，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卖力干。
姚文喜需要在冷水中清洗无数个腥味十足的鱼鲜筐
老伴在距离他不到20米的蔬菜区干保洁，两人却只能在吃午饭时见面，凑在一起，算起小账。“我们省一点，日子过得去。”
“这条道走不通，就换一条试试嘛！”谈起找工作，王从梅语气轻描淡写。这位爱笑的大姐来合肥做临工8年，几乎干尽了脏活累活——盛夏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烈日下安装太阳能设备，零下十几摄氏度的寒冬蹲在楼顶刷油漆，家中买房负债的那几年她从早到晚一天打两份工，最后竟一笔笔还清了贷款。“啥苦都吃过，就什么都不怕了。”她笑着说。
打开她鼓囊囊的红色布袋，如同临工的“百宝箱”，既有干保洁的手套，又有建筑工地用的安全帽，她说自己愿意干，更愿意学。这段时间街边工作不好找，她便捣鼓起手机，加了好几个临工微信群。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一碗白开水泡锅巴做午餐，她一边吃着，一边打开家政服务软件，试着注册账号。“听说用这好找工作，过段时间我还想问问育婴师怎么考，等过几年重活干不动了，就去当月嫂。”
坐在集散中心的休息室，王从梅从包里拿出饭盒和锅巴，准备用开水泡着当作午餐
不少临工也慢慢转变了就业想法。“每天等活干，干一天算一天，总归不踏实。”53岁的油漆工费为文刚刚与一家安装公司达成了初步意向，有望成为一名“长期工”。“这家公司包吃包住，我还能省掉一笔房租开销。”
临工“自救”起飞的同时，亦有一群人为他们护航。
去年9月底，安徽首家建筑农民工创业孵化园在站塘路揭牌，如今这里向农民工提供实名制登记、岗位培训、技能鉴定、就业推介、劳务合作和创业咨询等服务。
从凌大塘集散中心2月3日开门起，吴的手机便成了热线电话，常常一上午就没电关机。他和同事们加班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用工信息，给老板挨个打电话，了解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同时拓宽联系渠道。“除了工地，保姆、保洁、物流等短期工企业，我们也都试着去对接。”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临工集散中心外围用彩钢板进行圈围封闭，仅保留一个进出口，并设有防疫服务站，临工正在逐一测温登记，年后初次复工的临工还需要签署健康承诺书，领取出入证，累计7天体温正常后，中心会为其出具安全防疫证明，助力安心上岗。
3月13日开始，该集散中心以“临工共享”的模式，终于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目前，已有近千名临工在他们的对接下，踏上“复工之路”。
苗得宝在工地吃午饭（左一）
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回到工地宿舍已是晚上7点，累了一天的苗得宝摘下口罩，脸上深深的勒印，还有一层薄薄的盐霜。从床铺下拎出一瓶白酒，他给自己倒了二两，“今天上了一个半工，值得庆祝下！”就着食堂买的馒头、小炒，不一会他双颊泛起红晕。
他是临工中的幸运儿，在集散中心的帮助下找到了这份在当地一所学校建设工地上扎钢筋的工作，管住管饭，工资不低，更重要的是工期长，“至少这两个月不用风吹日晒等在街上了”。
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到宿舍，苗得宝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解乏
回望2020年的头三个月，苗得宝猛然发现，自己与身处的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脉动，联系得挺紧密。
在阜阳老家过年，他眼瞅着当地新冠肺炎患者破了百，自己所在的村因为疫情封闭，“每天关于疫情的新闻越看越心焦”。作为一名党员，他毛遂自荐当起了抗“疫”志愿者，协助村两委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天刚亮，苗得宝便测温等待进入工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好不容易回到合肥，摩拳擦掌准备复工，却迟迟等不来一个机会，他更是焦虑。街边“漂泊”了半个月，如今他终于“感到一种稳稳的幸福”。
“省委省政府的办公楼从打地基开始我就参与了，2009年在包河万达也干过，还有南北一号高架桥……”说起自己在这座城市打拼10年的印记，苗得宝如数家珍。
他拿起手机给在家乡的爱人去了个电话。
“我在家一切都好，你在工地别累着自己。”
“过一阵子等疫情再缓一点，你就过来。”
苗得宝坐班车下班（左一）
今年是他们一家冲刺的一年。“爱人身体一直不好，10年期间做过淋巴瘤、胃癌及胆囊切除等三次手术，家里的钱，基本都花在了给爱人治病上，也因此负债几十万。” 苗得宝说，像这样再干一个月债务就要还清了，“赚的钱就都是自己的了”。
无数的马路临工，积聚着磅礴的力量，让这座城市不断向上生长。
合肥市实施返乡农民工返岗复工“清零行动”，积极与阜阳、淮南、宿州、安庆等市进行劳务协作对接，支持重点企业“共享员工”，按每人400元标准，给予输出企业一次性就业补贴，再造稳就业惠企政策服务流程，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
让吴无比欣慰的是，电话依旧不断，只不过之前都是临工求助，而最近一周，越来越多的企业来电，“全是拜托我们招工的，简直忙不过来”。
记者也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接到了王华树的电话，他坐在前往工地的车上，背景嘈杂，语气兴奋：“开张了！开张了！”
这是他2012年站到街边找零工以来，8年如一日的生活中，平凡却最具希望的一天。
凌大塘临工集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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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
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口述
口述：吴（35岁，临工集散中心工作人员）
整理：本报记者陈诺、包育晓
临工，被誉为城市的“报春鸟”，我们的工作就是唤醒鸟儿，为他们找到飞翔的方向。往年此时，临工集散中心从早上5点开始就人声鼎沸。然而今年，因为疫情的缘故，“报春鸟”和这座城市仿佛睡了“懒觉”。
作为合肥首家专门服务“马路临工”的公益性平台，我工作的地方从2014年成立开始，就成了很多临工的“家”，每天早晨1000多名临工从四面八方聚到这里，等待着一辆又一辆工地、工厂的面包车把他们接走，开始一天的工作。
今年，直到2月1日，我才接到上班通知。说实话，最初内心是有挣扎的，疫情影响下，临工无法按时返程，我对复工后的工作有些未知。身边的儿子也哭着说：“爸爸，你要丢下我们自己回去吗？假期你不陪陪我吗？”妻子不说话，但我知道她也是担心。60多岁的父亲是老党员了，疫情后他主动报名作志愿者，这些天一直在村子各路口执勤。看出我的犹豫，他语重心长地说：“去上班要做好防护措施。工作总要有人做，特殊时期更要为他们做好防疫宣传，他们没法工作，肯定很着急啊。”父亲的话提醒了我，我说服了家人，返程回到合肥。考虑到临工来自全国各地，接触人员多，我将妻儿留在了家里。
2月3日，临工集散中心才迟迟开门。结果一整天没来一名临工。整整一个星期过去了，来咨询的临工总数也仅有六七人。若在以往，每天来咨询的少则60—70人次，多则达到200人次。
我们却闲不下来，线上给我忙坏了。“吴部长，这两天有企业来招工吗？”“吴部长，明天我过去登个记可以吗？”“吴部长，工地啥时候可以开工啊？”家住淮南的瓦工陈自田是集散中心的老主顾，他上有老下有小，家庭收入全部靠他外出打零工。从2月3日开始，他每天都给我微信，询问情况。
他急我更急。和同事们赶紧梳理出经常联系的200多家企业及个人用工信息，挨个打电话，了解他们的复工情况以及今年有可能开展的项目和需要员工数量。
集散中心的临工中瓦工居多，工作选择多是在工地上。考虑到疫情影响下，很多建筑工地没有开工，我们又拓宽搜索范围，保姆、保洁、保安、物流、工厂一个月的短期工等。相关行业企业也都开始联系。
最多的一天，我们集散中心6名员工，平均每人接了80通电话，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一个接一个电话打下来，都是复工近期无望的消息，心越发沉重。“孩子他爸，要不我回去找找工作吧，家里有房贷，还有生活开支，天天不上班我着急啊。”每次和妻子通电话，听到她想回合肥复工，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我们好歹还有一份收入，临工师傅多数是家里顶梁柱，他们一天不开工，家里一天就没有收入，日子可怎么过啊。
我开始和同事联系，急速返岗增加人手。除了联系企业，我们还给临工打电话，劝他们改变求职岗位方向，进入工厂做短期工，做短期保洁、保安等。有时候不到半天，我的手机就打没电了，晚上做梦都是帮临工对接工作。
2月8日，我的工作出现了一个“小插曲”。那天一早，57岁的临工师傅易善学来了集散中心，本打算回老家过年的他考虑疫情影响留在了合肥。“吴部长，有件事我想咨询一下，我这几天冻着感冒发烧了，今天好些了，我想来看看集散中心有没有人上班，也打听下防疫情况。”易师傅是家里顶梁柱，一个人在合肥也没有亲戚，他担心去医院看病会被隔离，生活费也是一大笔开销。听出了他的担忧，我告诉他先到社区医院检查，又和他说了政府的防疫及就诊政策，打消他的顾虑。“吴部长，谢谢你呀，我去医院了，医生说是普通感冒，我过几天就去登记找工作。”几天后，接到易师傅的电话，悬着的心放下了。那天之后，我更明白了我们在这里的意义，让这些留在合肥过春节的临工师傅有“家”可找。
2月17日，按照部署，我们开始实行封闭式管理，原本开放的办公区域用彩钢板进行围挡，并设置起疫情防控宣传台，看着每天的确诊人数，我们自己都怀疑，今年还能否迎来复工大潮？
2月20日，第一家招工企业来到我们这里的布告栏前，张贴招工公告，这是一个好的信号。2月24日，重点民生项目复工；3月2日，一般民生项目复工；3月9日，其他项目（包括房地产等建设工程）复工。
随之而来的是集散中心的人气也回来了。3月13日，求职临工首次超过200人，这一天我们用“临工共享”模式，对接了5家用工单位，点对点、一站式接临工上班。
“从腊月二十三回老家阜阳到现在，我已经快两个月没干活了，谢谢你呀吴部长，一直忙前忙后帮我们找工作！”做保温隔热的临工李强坐上了用工方派来的“专车”，前往巢湖某项目工地务工，上车前的一句谢谢，让我顿时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如今天亮得早了，前来求职的临工更多了，超过1/4能在当天找到工作。虽然有差距，但我相信，这群“报春鸟”和城市一样，已经苏醒。
我开工厂，弟弟却带头罢工，得知缘由，我愣住了
#文章首发挑战赛#
讲述人：陈风英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亲弟弟，一母同胞的弟弟，我把他从农村带出来到我的工厂里工作，给他开工资，他却带着我的员工罢我的工，革我的命，骂我是资本家，剥削他。
说出来有些丢人，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都说家丑不要外扬，但这件事情我憋了好长时间了，不吐不快！
下面我来说说我家的故事吧。
我叫陈凤英，1955年出生在江西宜春的一户普通农家，我的家乡是赣江平原地带，主要是靠种植水稻为生。
我的父亲读过几年书，算得上个文化人，是村里的会计，母亲则是一个文盲，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初村里办夜校扫盲班的时候，父亲被队长请去当老师，教村上的村民认字、读书，母亲也在其中。
在父亲的教育下，村民们大都能写上自己的名字，也认识百十来个字，会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
父亲在那场运动中因为说错了话，被批斗。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受不了这种委屈，精神失常了。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每当清醒的时候，他就会嘱咐我，要帮着妈妈，带好弟弟妹妹，我含泪点头答应。
初中毕业后，我就没有再读书了，帮着妈妈在农村劳动，照顾弟弟妹妹。
父亲这个时候基本上成了一个废人，整天神神叨叨的，嘴里自言自语，好像在向人诉说着什么。
20岁那年，村上的三娘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下放到临村的一户人家的儿子。
我们互相看的都很满意，我没有其他的要求，就是希望婚后能够继续帮助娘家，有钱的时候出钱，没钱的时候出力，他们答应了。
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又一年，儿子出生了，公公婆婆都很高兴。
也许是儿子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儿子出生后不久，公公婆婆一家人就落实政策了，我们欢天喜地的回到了省城。
回到省城后大概半年多，老公就安排工作了，他进了一家国营大厂子。
而我，因为是农村户口，没办法解决工作，我的任务是先解决户口问题。
慢慢的，我发现公公婆婆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好在老公对我还不错。
孩子大了一些以后，我不想再看公公婆婆的脸色了，就寻思着我该去做点什么了，省的天天呆在家里，饭难吃，脸难看。
我去街上转了几天，发现有一个行当还可以做，投资也少，成本低，赚一个，是一个。
这是个什么行当呢？就是补尼龙袜子。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怎么好，袜子穿破了，也舍不得扔，都是补了又补，继续穿。
那个时候不仅仅是袜子，衣服、裤子、连鞋子都补。那也是个提倡艰苦朴素的年代，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故意拿了一双袜子去缝补，又似漫不经心地和补袜子的人聊天，套出了她每天大概的收入，也套出了补袜子的机器是哪里买的。
说干就干，我买来了补袜子的小机子，找了一条人员流动比较多，比较繁华的街道，选了一个既容易让人发现，有比较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
我是新手，刚开始几天没有生意，别人还不知道我是补袜子的。
我在家里找了一块纸壳子，用毛笔在上面写了“补袜子”三个字，岀摊的时候就竖在我的机子旁边。
慢慢地，有人开始给我袜子补了，我的生意开张了。我认认真真的补每一双袜子，针脚又细又密，来我这里补袜子的人对我的手艺都很满意。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也喜欢跟前来补袜子的人聊天，我学会了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练出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别人来我这里补袜子，我总是逗得他们哈哈大笑。看到那些愁眉苦脸的人，我总是想办法开导她们，逗她们开心。
自从我有了经济收入，自己能 赚 钱了，我发现公婆的脸色也阴转多云了。
转眼来到了80年代，改 革开 放了，听前来补袜子的客人说，省城准备开设一条步行街，里面设置很多摊位，做生意的人可以到那里去租一个摊位，估计以后那个就会成为商业区。
听到这个消息，回家后，我就赶紧跟老公商量，准备到那里去租个摊位，卖服装，老公很支持我的想法。
说干就干，第 二天我就去找了相关部门，在步行街租了一个摊位。
我打听到了进货渠道，开始准备着手做服装生意。
刚开始做服装生意的时候，我不敢大量进货，只是快进快销，加快资 金周 转。
我有几年跟顾客打交道的经验，能说会道，只要来到我摊位上的人，我就想方设法不让他空着手走。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钱赚的越来越多，我没有忘记娘家的弟弟妹妹，除了每个季节给他们邮寄衣服外，我还把小妹妹带出来，帮着我一起做生意，我给她开工资。
我给小妹妹开的工资，比同行业稍微高个2成，小妹妹很满意，很卖力地帮我 干活。
我的收入越来越高，公公婆婆的脸由原来的晴转多云变成了九九艳阳天了。
事实上，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卖服装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了，我听说自己开工厂生产服装更赚钱。
那个时候，街上很流行百褶裙，我瞅准这个机会，接手了上海郊区一家生产服装的小厂，我把它改造成了生产百褶裙的厂子。
我招了一些技术工人，并把家里的弟弟妹妹全部招来厂里做事，把我的妈妈也接来搞后勤工作。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要不然我把父亲也会接来。
当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招别人也要招，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把这个工作机会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多好，他们在农村种几亩薄田，每年的收入都很低，我带着他们一起赚点钱，也好实现当年对父亲的承诺。
就这样，我把弟弟和四个妹妹，都叫到厂里来干活了，大妹妹已经结了婚，妹夫在矿上工作，不能来，正好在家里照顾孩子。
大弟弟也已经结了婚，弟媳妇也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读书，不能前来。
二妺妹也结婚了，他们还没有孩子，二口子都来了。
另外两个妹妹还是单身，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来到我的厂里工作。
我给他们开的工资比外招的工人高了两成。刚开始来的时候，弟弟妹妹们都对工资比较满意。
慢慢地，我觉得弟弟有些管理才能，我就培养他当管理人员，工资也给他加到了管理人员的水平，并且始终比同档次的人员高个两成。
有弟弟帮我看管，我身上的担子轻松多了，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说实话，一个女人搞事业，真的太累了。我暗自庆幸，有个好弟弟，帮我管理工厂。
我不能亏待他，平时经常买些礼物给他，过时过节也给他包个大红包，并给家里的侄儿侄女买衣服，买学习用品。当然，妹妹的孩子我也不能落下。
我以为，我这样的安排，弟弟妹妹们都会非常满意。
谁知，那一天，弟弟车间的工人突然罢 工了，一批订单赶着要出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订单做不出来，违约那可是要罚几倍款的。
当我知道带头罢 工的人时，我更加震惊了，那个打在我七寸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亲弟弟，是我一心想帮扶的亲弟弟。
我实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罢 工？而且还唆使工人起来罢 工，他可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啊，怎么能这样想置我于死地？
当我得知缘由时，我不由得气笑了。弟弟说我是资本家，心狠，剥削他。说我无情无义，不念手足亲情。说我每天赚那么多钱，却给他开那么一点点工资。说他是我的亲弟弟，他跟我有血缘关系，我就应该把赚的钱分一部分给他，而不是给他开工资。
可是，他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他不知道，我当初开这个工厂的时候，费了多少脑筋，跑了多少地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他不知道，我为了去银行贷 款，托了多少人，喝了多少酒，熬了多少夜。
他不知道，我为了打开销路拿到订单，费了多少功夫，磨了多少嘴皮子，陪了多少笑脸。
他不知道，我为了工厂的生产、经营、成本，利润，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的掉，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他只看见，我赚了钱。只知道，我给他少了。
他认为，我和他是血脉之亲，他凭这层关系，就要分我的利润，并在关键的时候要挟我，拿捏我。
好在我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他的这款小把戏很快就被我破 解了。
我安抚好了工人，告诉他们完成了订单，我会给他们每人包个大红包。
订单终于交货了，我浑身轻松下来。我和母亲以及妹妹们商量，弟弟给我惹了这么大的祸，我决定要把弟弟开除。
母亲及妹妹们都没有话说，母亲还把弟弟骂了一顿，妹妹们也说弟弟做的太过分了。
不是我狠心，是弟弟在我背后插了一刀，这样的弟弟还不如别人，我这么多年真是白疼他了。
好在妹妹们不和他一样，要不然，我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
通过此次事件，我认识到，搞事业，为防万一，最 好不要聘请亲戚，特别是很亲的人。这些人有时候会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仗着跟你的血脉亲情，不好管理，有些甚至会跟你作对，坏你的事。他们有时候会觉得，你的就是他的，你把钱分给他，是天经地义的，否则就是你不仁不义，不念亲情。
大家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吗？欢迎到评论区来聊聊。
我开工厂，弟弟却带头罢工，得知缘由，我愣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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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陈风英
我做梦也没想到，我的亲弟弟，一母同胞的弟弟，我把他从农村带出来到我的工厂里工作，给他开工资，他却带着我的员工罢我的工，革我的命，骂我是资本家，剥削他。
说出来有些丢人，家里出了这样的事情，都说家丑不要外扬，但这件事情我憋了好长时间了，不吐不快！
下面我来说说我家的故事吧。
我叫陈凤英，1955年出生在江西宜春的一户普通农家，我的家乡是赣江平原地带，主要是靠种植水稻为生。
我的父亲读过几年书，算得上个文化人，是村里的会计，母亲则是一个文盲，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初村里办夜校扫盲班的时候，父亲被队长请去当老师，教村上的村民认字、读书，母亲也在其中。
在父亲的教育下，村民们大都能写上自己的名字，也认识百十来个字，会做一些简单的计算。
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孩子，我是老大，下面有四个妹妹，一个弟弟。
父亲在那场运动中因为说错了话，被批斗。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受不了这种委屈，精神失常了。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每当清醒的时候，他就会嘱咐我，要帮着妈妈，带好弟弟妹妹，我含泪点头答应。
初中毕业后，我就没有再读书了，帮着妈妈在农村劳动，照顾弟弟妹妹。
父亲这个时候基本上成了一个废人，整天神神叨叨的，嘴里自言自语，好像在向人诉说着什么。
20岁那年，村上的三娘给我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下放到临村的一户人家的儿子。
我们互相看的都很满意，我没有其他的要求，就是希望婚后能够继续帮助娘家，有钱的时候出钱，没钱的时候出力，他们答应了。
一年以后我们结婚了，又一年，儿子出生了，公公婆婆都很高兴。
也许是儿子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儿子出生后不久，公公婆婆一家人就落实政策了，我们欢天喜地的回到了省城。
回到省城后大概半年多，老公就安排工作了，他进了一家国营大厂子。
而我，因为是农村户口，没办法解决工作，我的任务是先解决户口问题。
慢慢的，我发现公公婆婆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了，好在老公对我还不错。
孩子大了一些以后，我不想再看公公婆婆的脸色了，就寻思着我该去做点什么了，省的天天呆在家里，饭难吃，脸难看。
我去街上转了几天，发现有一个行当还可以做，投资也少，成本低，赚一个，是一个。
这是个什么行当呢？就是补尼龙袜子。那个时候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怎么好，袜子穿破了，也舍不得扔，都是补了又补，继续穿。
那个时候不仅仅是袜子，衣服、裤子、连鞋子都补。那也是个提倡艰苦朴素的年代，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故意拿了一双袜子去缝补，又似漫不经心地和补袜子的人聊天，套出了她每天大概的收入，也套出了补袜子的机器是哪里买的。
说干就干，我买来了补袜子的小机子，找了一条人员流动比较多，比较繁华的街道，选了一个既容易让人发现，有比较角落的位置坐了下来。
我是新手，刚开始几天没有生意，别人还不知道我是补袜子的。
我在家里找了一块纸壳子，用毛笔在上面写了“补袜子”三个字，岀摊的时候就竖在我的机子旁边。
慢慢地，有人开始给我袜子补了，我的生意开张了。我认认真真的补每一双袜子，针脚又细又密，来我这里补袜子的人对我的手艺都很满意。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我也喜欢跟前来补袜子的人聊天，我学会了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练出了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别人来我这里补袜子，我总是逗得他们哈哈大笑。看到那些愁眉苦脸的人，我总是想办法开导她们，逗她们开心。
自从我有了经济收入，自己能 赚 钱了，我发现公婆的脸色也阴转多云了。
转眼来到了80年代，改 革开 放了，听前来补袜子的客人说，省城准备开设一条步行街，里面设置很多摊位，做生意的人可以到那里去租一个摊位，估计以后那个就会成为商业区。
听到这个消息，回家后，我就赶紧跟老公商量，准备到那里去租个摊位，卖服装，老公很支持我的想法。
说干就干，第 二天我就去找了相关部门，在步行街租了一个摊位。
我打听到了进货渠道，开始准备着手做服装生意。
刚开始做服装生意的时候，我不敢大量进货，只是快进快销，加快资 金周 转。
我有几年跟顾客打交道的经验，能说会道，只要来到我摊位上的人，我就想方设法不让他空着手走。
我的生意越来越好，钱赚的越来越多，我没有忘记娘家的弟弟妹妹，除了每个季节给他们邮寄衣服外，我还把小妹妹带出来，帮着我一起做生意，我给她开工资。
我给小妹妹开的工资，比同行业稍微高个2成，小妹妹很满意，很卖力地帮我 干活。
我的收入越来越高，公公婆婆的脸由原来的晴转多云变成了九九艳阳天了。
事实上，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卖服装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胃口了，我听说自己开工厂生产服装更赚钱。
那个时候，街上很流行百褶裙，我瞅准这个机会，接手了上海郊区一家生产服装的小厂，我把它改造成了生产百褶裙的厂子。
我招了一些技术工人，并把家里的弟弟妹妹全部招来厂里做事，把我的妈妈也接来搞后勤工作。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去世多年了，要不然我把父亲也会接来。
当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我招别人也要招，肥水不流外人田。我把这个工作机会给自己的弟弟妹妹多好，他们在农村种几亩薄田，每年的收入都很低，我带着他们一起赚点钱，也好实现当年对父亲的承诺。
就这样，我把弟弟和四个妹妹，都叫到厂里来干活了，大妹妹已经结了婚，妹夫在矿上工作，不能来，正好在家里照顾孩子。
大弟弟也已经结了婚，弟媳妇也在家里照顾两个孩子读书，不能前来。
二妺妹也结婚了，他们还没有孩子，二口子都来了。
另外两个妹妹还是单身，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来到我的厂里工作。
我给他们开的工资比外招的工人高了两成。刚开始来的时候，弟弟妹妹们都对工资比较满意。
慢慢地，我觉得弟弟有些管理才能，我就培养他当管理人员，工资也给他加到了管理人员的水平，并且始终比同档次的人员高个两成。
有弟弟帮我看管，我身上的担子轻松多了，我终于可以喘口气了。说实话，一个女人搞事业，真的太累了。我暗自庆幸，有个好弟弟，帮我管理工厂。
我不能亏待他，平时经常买些礼物给他，过时过节也给他包个大红包，并给家里的侄儿侄女买衣服，买学习用品。当然，妹妹的孩子我也不能落下。
我以为，我这样的安排，弟弟妹妹们都会非常满意。
谁知，那一天，弟弟车间的工人突然罢 工了，一批订单赶着要出货，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订单做不出来，违约那可是要罚几倍款的。
当我知道带头罢 工的人时，我更加震惊了，那个打在我七寸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我的亲弟弟，是我一心想帮扶的亲弟弟。
我实在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要罢 工？而且还唆使工人起来罢 工，他可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啊，怎么能这样想置我于死地？
当我得知缘由时，我不由得气笑了。弟弟说我是资本家，心狠，剥削他。说我无情无义，不念手足亲情。说我每天赚那么多钱，却给他开那么一点点工资。说他是我的亲弟弟，他跟我有血缘关系，我就应该把赚的钱分一部分给他，而不是给他开工资。
可是，他只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他不知道，我当初开这个工厂的时候，费了多少脑筋，跑了多少地方，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
他不知道，我为了去银行贷 款，托了多少人，喝了多少酒，熬了多少夜。
他不知道，我为了打开销路拿到订单，费了多少功夫，磨了多少嘴皮子，陪了多少笑脸。
他不知道，我为了工厂的生产、经营、成本，利润，绞尽脑汁，头发一把一把的掉，熬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他只看见，我赚了钱。只知道，我给他少了。
他认为，我和他是血脉之亲，他凭这层关系，就要分我的利润，并在关键的时候要挟我，拿捏我。
好在我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难，他的这款小把戏很快就被我破 解了。
我安抚好了工人，告诉他们完成了订单，我会给他们每人包个大红包。
订单终于交货了，我浑身轻松下来。我和母亲以及妹妹们商量，弟弟给我惹了这么大的祸，我决定要把弟弟开除。
母亲及妹妹们都没有话说，母亲还把弟弟骂了一顿，妹妹们也说弟弟做的太过分了。
不是我狠心，是弟弟在我背后插了一刀，这样的弟弟还不如别人，我这么多年真是白疼他了。
好在妹妹们不和他一样，要不然，我真的是吃不了兜着走。
通过此次事件，我认识到，搞事业，为防万一，最 好不要聘请亲戚，特别是很亲的人。这些人有时候会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仗着跟你的血脉亲情，不好管理，有些甚至会跟你作对，坏你的事。他们有时候会觉得，你的就是他的，你把钱分给他，是天经地义的，否则就是你不仁不义，不念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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