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敢南京城内逞凶，出了城不敢随意行动，中国人的复仇让日军忌惮
【军武次位面】：杨树
鬼子杀人放火，掳掠，中国人怎么办？报仇！
12月13日，南京大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82年前的这天，野兽一般的日军攻陷南京，展开了长达7个星期的疯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罕见和黑色一页，更是中国人心头一道深深的伤痕，至今未愈。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南京三分之一的房屋被毁，财产被抢掠一空，30万以上的同胞在遭受了百般折磨，经历了难以形容的痛苦后遇难。古老的南京城一片残垣断壁，烈火黑烟，尸积如山，六朝古都顿成人间地狱，惨不忍睹。
关于大，后世总会有人作这样的假设——中国人那么多，全都拼死抵抗，鬼子就不成了！
事实上，这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设想，多数遇难同胞赤手空拳，没有抵抗能力，一开始对日军的残暴也认识不足，失去组织，敌强我弱，几乎不可能形成有规模的抵抗。遇难同胞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是不应该受到指责的。
况且，当真正发生的时候，中国人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反抗。关于这方面，请阅读军武去年的推文《南京大，中国人真的不反抗吗？战俘夺枪暴动，侮辱妇女的鬼子被钉耙打死！》
▲瀛云萍老先生活到了抗战胜利
后来成为历史学者
中国人的复仇
在南京被攻破后，尽管唐生智等指挥官已经逃走，仍有中队在战斗：
据江宁要塞甲一台台附瀛云萍回忆：“有一身穿黄呢军服的上校军官在江边被散兵们围住，大家喊着：‘长官！你指挥我们回击抵抗一下不好吗？不然，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了。’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军事。’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上校同意了，于是他振臂高呼：‘弟兄们，向鬼子打呀’士兵们向敌人的追兵开火了。敌人没有想到，在江边会遭到如此勇猛的抵抗……”
南京守军的撤退一片混乱，但仍有部队突围成功，66军和83军就是杀开了一条血路突围而出。据这两支部队的档案记载，12月13日拂晓于仙鹤门“与敌遭遇，发生激战，我军奋勇冲锋，将敌击退，毙敌兵三四百名，敌马五六十匹，毁敌炮2门，并将沿途电话线剪断……”
后来又于空山、狮子山一带，“与步炮空联合约四五千之敌遭遇，发生激战，屡围屡攻，再三肉搏，牺牲壮烈，毙敌千余，毁敌炮数门，战车3辆、铁甲车l辆、汽车2辆。”参加此次遭遇战的日军炮兵中尉泽田正久回忆：“13日夜，在城外的仙鹤门镇，友军骑兵部队遭到了保卫首都敢死队约一万人的大规模袭击……战斗中我方官兵伤亡200人、军马死伤60匹。”基本可以印证中方的记载。
在路透社记者史密斯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12日)下午晚些时候部队从南城总撤退，整个师(88师)秩序井然地北撤，只有1000人留在南城。他们勇敢地坚持巷战，到了午夜，他们全部牺牲……”
布衣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
人民自发的抵抗亦不鲜见——当日寇的凶残本性已经充分显露，目睹或遭到过残害的中国人，怎么可能不复仇？
南京栖霞区政府人物志中记载过一个小人物甘荣盛，他是南京延龄巷二郎庙的道士，高大健壮，会武功，擅长使棍，27年（1938）因救助被日本兵追杀的中国同胞，惨遭杀害，尸骨无存，亲友为其在甘家边村南建衣冠冢。
虽然正式记载不多，但在当地传说中，这位甘道士曾养了一只猴，手持铁棍伏击落单的鬼子兵。每次出击，先放出猴子抓脸挠眼，乘鬼子兵慌乱之际，再用铁棍一击毙命。日军多人被杀后展开搜捕，甘道士突出重围下落不明，据说是去云游了……
南京城郊的农民建立了“红枪会”组织，经常于夜间伏击日军，甚至砍下日军人头挂在树上，被日军畏称为“铁皮人”(带有装甲的人)。日军士兵冈本健山回忆：
“游击队的活动在南京也很厉害，我们绝对不能单独行动。当时有掉队什么的，士兵们接连不断地遭到了杀害。他们不是被手枪打死的，而是被刺死的，好像天天发生。”
这些自发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有时甚至还能潜入南京城，组织小规模的袭击。据郭歧（教导总队辎重营营长，大幸存者）在《陷都血泪录》中描述：
“有一次中央便衣队进城约五六名，伏于中华门附近之地下室内，恰有五名兽兵带着三四个伕子，由北向南行至我便衣队附近，当即开枪将兽兵全数杀死……他们（伕子）逢人便大叫‘中央军来了！’……胆怯的兽兵很多把枪丢掉了，躲在地下室换便衣，黄呢军服各马路皆有，丑态百出，有的士兵被长官因此打死的！”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沦陷区惨状》记载，“在我（一位失散军医）所住的头关乡，有一天来了两个敌兵，找着一个丈夫当游击队长的女子下手，这女子佯与欢乐，约他次日再来，同时她的丈夫集合了十几个游击队员事先埋伏，将敌兵分尸复仇。”
▲富贵山位于南京核心地带
据《血泪话金陵》一书记载，“最近我们的便衣队（游击队），把从前埋在地下的枪都挖出来，发动起来了，他们直打到铁道部去，但是第二天便被完全消灭了……在我们逃出的前几晚，我们的游击队又打到城里来了。他们先把富贵山占领，一部分部队打进城来，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退……”
以上的“便衣队”、“游击队”，基本上属于民间自发的抵抗组织，有老百姓，也有失散军人，他们在大期间或之后，已经开始了复仇行动，令日军非常忌惮。
据当时外国记者报道，日军在南京城内凶狠无比，但在离南京城5公里路以外，日军便不敢随意行动，沿公路线也要“驾驶兵车，一边走一边开机关枪……”
▲国共两党均有武装力量在南京周边活动
国共两党则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进行了有组织的复仇行动。
1937年底，江苏省委派张爱萍到南京附近开展工作，领导长江三角洲一带的游击战争。1938年5月，由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敌后战场，第1支队张鼎臣所部于6、7月间进抵句容、江宁、溧阳、溧水、当涂地区。
7月10日，第1支队一部与当地游击队在汤山至句容公路上，成功地伏击了日伪的军车，共炸毁日军汽车2辆，毙伤日伪军千余人。12月2日，第2支队一部袭击禄口据点，将日军1个中队全部消灭。地处南京江北的六合，自1939年秋起，开始有新四军活动，直到抗战结束，南京周边一直都有各种抗日武装在持续打击日军。
▲上海《申报》的报道，将“日”一律以“×”代替
一方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特工方面，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行动就是“南京毒杀事件”。
1939年6月，日本的特刊《支那事变画报》发出了一则报道：
“6月10日夜，欢迎清水外务次官的招待会在南京总领事馆进行……被抗日组织发展的总领事馆服务员在白酒中混入了毒物，结果造成所有与会人员中毒。其中，宫下玉吉（38岁）和船山已之作（35岁）两书记官随即因此殉职……犯人逃走，但估计不久就会被逮捕归案。”
实施此次毒杀行动的“服务员”，是两名为军统工作的地下工作者，也是两兄弟——哥哥詹长炳，弟弟詹长麟，都是地道的“老南京”。
詹长麟15岁参军，19岁时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经历过战争考验，后因家族生活困难回到南京谋生。1934年4月，詹长麟由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应试当仆役，日本总领事亲自对詹长麟面试，十分满意，让詹长麟当了仆从。
不久以后，詹长麟接受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秘密招募，代号65，化名袁露，利用自己日本总领事仆从的身份，监视领事馆动向，搞到不少情报，曾于1934年6月为挫败日本策划的“藏本英明失踪案”做出过贡献。哥哥詹长炳后来也被日本使馆雇用，同样成为地下情报员。
▲看到此种，心中岂能不恨？
日军攻入南京后，詹氏兄弟目睹日寇，家族中亦有妇女遭到侮辱，复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但他们知道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忍辱负重，接受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的重新征召，日本人给他们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日本驻南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标，可以在南京出入任何地方，而他们就利用这个特权，在南京城中四处记录日军，并向上汇报。
1938年，詹氏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称为“军统局南京区”。1939年6月初，詹长麟获知了一个消息——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要在6月9日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视察，日本公使花轮义敬将举行欢迎酒会，应邀参加酒会的有：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中将，以及其它5名将官和若干佐官；伪行政院长梁鸿志，伪立法院长温宗尧，伪南京市长高冠吾等一众汉奸，几乎囊括了“驻南京日军高级军官以及汪伪的核心人员。
这么多敌伪高层聚集一堂，真是大好机会！军统南京区当即策划了由詹氏兄弟实施毒杀行动的方案，要将日伪头目一网打尽。
▲晚年的詹长麟，他一直隐姓埋名到21世纪
詹长麟买回4坛绍兴老陈酒，在开宴前几分钟将毒粉倒入酒瓶，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将毒酒倒入酒杯……但日军高级军官多数缺席（大概是因为不太看得起文官和汉奸），而伪政府的头面人物都到齐了。
缺人太多不好看，于是日本领事临时决定让外交人员凑数。花轮义敬首先讲话，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群魔狂舞，人人干杯。詹长麟见毒酒已被喝下，遂脱掉总领事馆工作服，与哥哥会合后由军统接应人员送至江北，成功逃脱。
十多分钟后，总领事馆的两名书记官口吐白沫，栽倒在地，“不好，酒里有毒！”酒宴顿时大乱……可惜的是，只有两名日本书记官死于当晚，其他的日伪要员虽然中毒，但因效力不够，经抢救后未死。
事后，詹氏兄弟通过上海租界给花轮义敬写了一封信：
“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愿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
▲南京大研究学者经盛鸿采访詹长麟
因为这次毒杀行动，詹长麟获奖金5万元以及一枚“忠勇杀敌”银盾。詹氏兄弟抗战胜利后一直生活在南京，詹长炳病逝于六十年代，詹长麟一直活到了2008年。
2009年9月28日，《南京日报》公布了“3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南京英雄模范人物名单及简介”，詹氏兄弟位列其中。
《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一书记载过这位英雄晚年的自述：
“在广州路，有个女人出来倒水，一个日本兵要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反抗，日本兵就用刺刀把她捅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在上海路、在难民区，日本兵经常去那里抓女人，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残暴罪行……我义愤填膺，曾经在心里默默发誓：终有一天，要为死难同胞和受迫害的人报仇雪恨。”
“曾经打过我耳光子的日本官佐吉野，回到日本领事馆见到我时，指着我的鼻子得意地笑着说，你们现在是真正的亡国奴了……我在这个时候是不会跟吉野争论的，所有的怒火我都能忍下来……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深深的埋在心底，为今后复仇暗地里创造条件。”
“有时，我会梦见被我杀死的日本人船山来找我，因为他人很和气，中文说得好，平时和我关系很好。但我不后悔。我是诚心诚意要杀他们的，我是中国人啊！中国是我的祖国啊！我要我的国家！”
南京大，是日军中最庞大的一次，是中国人心头的血痕，然而这正是这样的血痕巨创，让中国人时刻警醒自己——大发生后，《纽约时报》曾发表评论：
“中国人的口号可能有50条。但他们实际上只需要一条就够了，那就是‘牢记南京’！”
的确，凶残的日本法西斯妄图以灭绝人性的大来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却唤醒了无数中国人，遭到了不死不休的顽强抵抗，最终被正义的铁拳打得粉碎！
我们不仅要记住苦难，更要记住抗争与复仇。单纯的控诉和揭露并不能打倒任何敌人，面对凶残无比的日本法西斯，唯有擦干眼泪，挥起拳头，拿起枪炮，打出复仇的子弹！
▲南京，日本强盗最终在这里投降！
不要忘了，我们的国歌正是诞生于抗战中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国人唱着这首歌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又唱着这首歌从废墟中站立起来，强大起来。几十年过去了，这首歌无时不刻不在提醒着我们——
历史不能忘！南京不能忘！伟大的抗战不能忘！我们，永远都要当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
失联9年的高考状元：我为什么不回家？不想背负这份责任
“杨仁荣，男，1986年出生于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棠阴镇。宜黄县理科高考状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设计专业，肄业。截至2018年8月，杨仁荣与家人失联9年。”
这是百度百科词条“杨仁荣”中的一段话。这个词条最早创建于2009年，终于在今年更新了内容。
今年8月，杨母被诊断出癌症，她向媒体求助，希望走之前能再看儿子一眼。9月，看到报道的杨仁荣终于拨通了家人的电话。这场时隔9年的通话异常混乱，电话两头都是边哭边说，断断续续。
对于这对父母来说，眼泪并不罕见。9年来，母亲吴细女有几次哭晕过去。很少有人见过杨仁荣流泪。父亲杨崇生记得，儿子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不想去学校，哭着跑回了家。他打了儿子一巴掌。
从那以后，杨仁荣在学习上再也没让父母失望过。2003年，他成了县里的高考理科状元。谢师宴摆了十几桌，鞭炮的红纸炸得满地都是。
在亲戚们眼里，杨仁荣内向、斯文、爱看书。家里有面墙贴满了他的奖状，最后贴不下了，只能另找一面墙。他是家族里成绩最好的孩子，总是被当作同龄人的学习对象。
那时候，所有人都相信这个无可争议的好孩子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9年前。杨崇生收到一条儿子发来的短信，大意是他在北京很好，勿念。此后便杳无音讯。
失联似乎早有迹象了。上大学后，杨仁荣几乎不主动给家里打电话，每次都是父母打过去。毕业后，父母去过他在北京的住所，他谎称自己在银行工作。后来，父母连谎言也听不到了。
为了打听儿子的消息，杨崇生这几年往北京跑了5趟，找了四五家派出所。杨崇生第一次去北京，是送儿子上大学。火车要坐一整夜，他一点也不觉得辛苦。把儿子送到学校，他就匆匆走了，老家工地上还有活要干。
几年间，这对夫妇从担心、气愤，渐渐变得麻木。2013年，他们再次去北京，儿子依旧没有消息。他们第一次去逛了、动物园、国家博物馆。“没办法，只能这样。”
日子总得继续。只要不下雨，杨崇生就要去工地上干活，有时是拆房子，有时是盖房子。有时，他还会去儿子从前的学校，帮忙建新的教学楼，铺操场。每年农历三月，吴细女都要给新收的青笋分级、除蒂、清洗，站着忙到凌晨。杨崇生以前跟儿子说，“不读书就不会有出息，只能种田、打工，像我们一样。”
后来，杨仁荣的妹妹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孩子打打闹闹的。
只是“儿子没回来，一切都是假的”。按照风俗，家里的男孩要住位于正东的房间，杨崇生夫妇一直给儿子留着，窗帘也是母亲特意挑的，要更贵一些。他大学时送给母亲的帽子、围巾，被完好地保存着，吴细女舍不得戴。杨仁荣从小不爱拍照，没留下什么照片。有一张是跟一群人的合照，他站在中间，手里捧着一张红色的纸，似乎是某种奖励。母亲特意把他放大，单独冲洗成一张照片。
今年加工春笋的时候，吴细女觉得腰有些痛，她没在意，最终被诊断出患了子宫平滑肌肉瘤，这是一种顽固的癌症。她对媒体说，自己不想治了，因为儿子还没找到。
看到报道，杨仁荣终于回家了。
没人知道他这些年为什么不回家。以下是杨仁荣的自述——
书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小就觉得学习是件很容易的事。到了高中，考试基本上就是第一第二。所以高考考了全县理科状元，我一点都不意外。
高考是人生第一道坎儿，我很轻松地跨过去了。小时候我觉得学习是最重要的，但不会想为什么学习。只是周围人都在告诉我“要好好学习”，而我恰好擅长这一点。学习好的人似乎掌握某种特权，是所有人的榜样。
我爸兄弟6个，叔伯的孩子们大多没上过高中。因为学习好，小时候的我在同龄人中会有种很强烈的自豪感，现在看来其实是一种虚荣心。我记得高中有个校花，跟一个学习很差的人在一起了。每次看到他们在一起聊天，我就会有点不舒服。
我们村有个杨氏祠堂，以前有个普通学校的硕士把毕业证放在里面，供后人瞻仰。如果我拿到北航毕业证，也可以放进去。我妈很看重那个。
直到现在我也没拿到那张毕业证。毕业前有门物理实验没去考，最后是肄业。北航现在还保留着我的学籍，什么时候那门考试通过了，才会给我毕业证。
我不喜欢我学的飞行设计专业，我喜欢理论物理这种比较虚一点的东西。大学四年，我几乎没去听过专业课，作业也不写。一般考前一个月突击复习一下，平均在三四天内看完一本挺厚的教材，大多数都能及格。当时想通过考试纯粹是为了面子，到后来觉得面子也不重要了，干脆不考了。
大学里，书是我最好的朋友。那时候我一天能看好几本，找到一本好书会欣喜若狂。生活中的社交需求就被淡化了。我在大学没什么关系好的同学，跟那些好书一比，身边的人都显得很平庸、肤浅。
我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农村身份带来的自卑感。我根本不在意物质上的攀比，因为大脑不在那个频道。
我妈很希望我去通过最后那门考试，拿到毕业证。我觉得很不理解。如果我妈不提，我脑子里从来都不会主动想起这件事。能不能毕业对我来说无所谓。我觉得即使拿到一个硕士、博士学位，又有什么用呢？
不能触碰的心理禁区
我刚上大一就知道自己毕业以后能干什么，每天在工厂跟图纸打交道嘛。我就特别烦。你想象一下，一架空客A380牵涉的零件可能有几十万个，设计人员大概几千个，一个人负责几十个零件的设计、制造、改进。这种工作就像一个庞大体系中的螺丝钉，你就被钉在那个地方了。
刚毕业的时候觉得自己很有本事，很有想法，创业的话一年可以挣上百万元。但创业之前需要资金积累。我记得接到的第一份面试来自一家很大的广告公司，面试官让我在半小时内为一个产品写一份推销文案，我之前从没接触过，就随便写了一通。后来负责招聘的人直接跟我说：你可以走了。
还有一次面试我特别郁闷。一开始，对方听说我是北航的，觉得还可以，面试时问了一些很专业的机械方面的问题，当时我都蒙了。我旁边一起面试的人学校很一般，都答上了。考官就看着我不说话。说实话，很多面试我确实没有用心准备。
后来一家卖军工产品的企业录用我做办公室文员，我做了不到一周就辞职了。就是不想干了，待不下去，不喜欢，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做的是自己弄点小生意。说起来你都不相信，我曾经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创业”，看到一个机会——帮人拆墙。我就花1000元买了一台钻机，请一个懂这门技术的人吃了顿饭，让他教我如何操作，然后专门去要拆墙的地方发小广告，主要在西三旗。接到生意，一天赚四五百元是很轻松的。但是客户不稳定，还要整天背着20多斤重的钻机跑到很远的地方，很累。我做了半个月就不做了。毕业后我差不多换了十几份工作，没有一份超过半年。
我做得最好的一个项目是毕业两三年后，跟两个人合伙做短信群发业务。一星期内，我们每人赚了两万元。不过很快，同行里赚的最多的那个被抓了，我们就没敢再继续做。
在北京那么大的城市想混出头挺难的。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执行力也不够强。
我在一家西餐厅做过服务生，负责点菜、擦桌子、翻台。工资不高，升为小主管后涨到四千五百元。如果不是为创业积攒资金，谁会跑去做一个服务生呢？
餐厅老板是个日本人，对细节要求非常严格，比如餐具距离桌子边缘几厘米，上菜时要说哪句话、用什么语气。服装也要求统一，我还记得有个迎宾小姐，总是穿着红色的连衣裙，客人离店时要面带微笑地目送，鞠躬也有固定角度。有种被奴役的感觉。我现在想起那段时间都有点害怕。
我偶尔会想，自己读过这么多书，为什么在这里擦桌子？
我想成功。毕业后，社会评判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从学习变成了物质，说一些虚的根本没用。我觉得压力很大，来自父母、亲戚和社会，这是我不想承受的。
一开始，不跟家里联系只是出于偶然。我的手机丢了，所有联系方式都找不到了。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不想背负这份责任。我开始抗拒跟家人联系，时间久了，成了一种习惯。再到后来，我已经不敢面对家人了。
那成了我心里的一个禁区，一种绝症，碰一下就疼。疼的次数多了，就不碰它了。尽管在外面那种孤独的状态让我很不舒服，压力也大，但就是不会去碰。潜意识里就避免去想这件事。只有偶尔做梦的时候才会梦到家里。同事问起父母，我每次都编个谎就过去了。有时过年也有回家的冲动，但始终跨不出那一步。
我妈常说感谢媒体，我嘴上不说，但其实心里也有一点。因为说实在的，要我自己去战胜这种心魔是很难的。那已经像烟瘾一样，很难戒了。我以前跟别人说，就算我妈没有生病，我赚到钱后肯定也会回家。但我其实明白，我也可能再也不会回家了。因为自己心里那道坎儿是很难跨过去的。
你很少见到我这种怪胎吧？
父子俩
我觉得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最终的理想是当一个物理学家。
大学时我自学量子力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现在基本忘光了，但我还记得思考问题时那种兴奋的感觉，那些东西跟现实中的挣钱是不一样的。
大三下学期，老师让我们思考雨滴从形成到落下的整个流体力学过程。我在北航荷花池边，从下午两点一直想到晚上10点，没有纸笔，纯粹用大脑思考。我从雨滴想到海洋，再到宇宙，等清醒过来，天已经全黑了。这8个小时里我对外界一点感知都没有，旁边有什么人、在说什么、天什么时候黑的，我完全没有印象。真的太爽了，那是一种特别极致的体验。
后来我回老家，不知怎么跟一个堂哥聊起这件事，他根本听不懂。最后没聊下去。跟家里的亲戚聊物理，他们会说：不如去KTV嗨一下。
我回家这段时间，要么去亲戚家喝酒，要么被拉去KTV。我那些堂哥基本上天天去。我去了两次，实在受不了，第二次都没进去，到门口就走了。我差不多只会唱两首歌，一首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一首是那英的《默》。
我妈老催我跟他们一起去，让我外向一点，甚至不让我看书。我都哭笑不得。
我记得大学的时候看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探讨外星人是否存在。我看过之后突然产生一种冲动，想去寻找外星人。当时想一辈子就研究这一个问题。
这个想法大概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就觉得自己那股冲动挺傻的。我从来没跟别人聊过这个想法，除了有次跟同事喝完酒说过一回。如果一件事看不到任何实际意义和社会效益，还要用一辈子去坚持，普通人不会那样做的。在现实主义者面前，理想主义者通常是幼稚的。我现在说话尽量不想让别人觉得幼稚。
我还喜欢看哲学类的书，康德、黑格尔、尼采、王阳明，我都研究过。看那些书挺费脑子，但挺有意思。不过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物理学的书。
我把书分成四个等级，一等是人类智慧的精华，比如哲学、物理。二等是一等的衍生，比如教材。三等四等就是一些成功学什么的。我大学的时候只看前两等，一进图书馆就像老鼠进了米缸，有时会忘了吃饭。
我前几年还想写一本科幻小说，大致内容是如果人类没有离开地球的技术，在资源耗尽的情况下，是以什么方式被困死在地球上的。连续几个月，我每天下班后在电脑面前坐到半夜，写了五六万字，没写下去。我写小说不关注情感，人物和情节都只是符号。我比较欣赏技术，觉得技术决定一切。
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感让我觉得现实生活挺无趣、庸俗的。有时我吃饭时会突然想，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么无聊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特别爱吃的东西，吃外卖都是随便点，哪个排在第一就点哪个。
有本书我看了十几遍，《瓦尔登湖》。我很欣赏书里写的那种生活状态。我常想，老了以后可以回老家盖一栋古典风格的房子，架个高倍数望远镜，晚上能看星星。我从小就喜欢看星星，因为很有奇幻感。我的微信头像和壁纸都是星空宇宙。我们看到的光是那些星星几亿光年之外发出的，光想这些问题就觉得很有意思。
那就是我想象中最完美的生活。所以你要我经常陪人喝酒、打麻将，那真是跟我的大脑相违背。
杨仁荣的奖状
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瓦尔登湖》里把成功分成几类，有英雄豪杰式的，也有乞讨式的。我想要英雄豪杰式的成功。
上大学时，我偶尔也出去玩，没有朋友，就一个人去。我记得爬香山有三条路，一条是直上直下的，另一条要绕道，还有就是坐缆车。我都是走那条直上直下的，最陡，也最有意思。我比较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情。
我大二的时候听过一次演讲，演讲者是北航的毕业生，后来去麻省理工学院做了博士后研究。他说，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成为亿万富翁，而是只用大脑和数学工具就把整个宇宙规律推演出来，那简直相当于半个上帝。我听了之后很震撼。
有的人能够影响一个时代，有的能够影响整个人类。我有时幻想自己穿越到过去会做什么，反正肯定不会做一个好学生。
假如回到过去，我想让自己变得有力量。如果我有能力，我也想让更多人生活得更好。
这次回家之后，我就想，这些年我经历的事一概不说，无论谁问我。因为这些就是伤疤嘛，把伤疤给人看属于弱者的行为，我不想这么干。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想尽量把非最优的可能性排除掉。比如进工厂，做一些重复性劳动。
农村的孩子都要帮忙干农活，在我记忆里，每个暑假几乎都要花一半时间剥莲子。当时种莲子的经济价值最大，受天气影响小，家家户户都种。我就每天坐在那三四个小时，把莲子一颗颗剥进碗里。莲子的成熟期是一茬一茬的，我感觉总也剥不完，很痛苦。
毕业后，财富问题确实非常困扰我。我有时想，如果自己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现在应该已经成为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了。这一点我是很有自信的。但我现在首先需要保证生存，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理想只能暂时抛在一边。
说实话我现在有时有点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按部就班，去大公司，大国企，在里面待个10年，怎么也混到中层了。那里福利好。
我在北京的酒店工作过。同事们每两周拼一次（酒）。有时从凌晨1点拼到6点。我还挺喜欢参加的，因为聚餐的酒都比较贵，平时喝不到。
工体的夜店我去过四五次，一般喝啤酒，喜欢科罗娜配柠檬。我是个很内向、尴尬的人，清醒时从不跟着节奏挥手。有时候聚会不想说话，就一句也不说，不管聊什么都不说。挺任性的。
楼下的小饭馆我一个月大概去两三回，不点吃的，只喝酒。那种感觉就像古代的诗人，众人皆醒我独醉。我喝酒唯一期望的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
有一次我特别伤心。那段时间交往了一个很中意的女孩，她当过模特，走路有一种高贵的感觉。是她追的我，后来就顺其自然在一起了。我当时没有正式工作，交往了三个月，她父母知道后不同意。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给她特别好的生活，何必呢，就放弃了。
分手那天挺痛苦的，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摆了四瓶啤酒一直往下灌。后来是同事把我背回家的。
我现在感觉接触过的女生基本都没超出我的想象，没什么惊喜。之前我交往过一个同事，长得很漂亮，我喜欢聊政治、军事，她学的师范，喜欢聊小孩。聊不到一起去。她还有一点目中无人，我属于那种自尊心强、比较敏感的人，就分手了。现在想想，我只是一时被外表迷惑。
2017年我离开了北京，有点腻了，不喜欢了。在北京那几年，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成功，觉得自己像一片浮萍。我总想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成绩，想走捷径，但现实往往会给我当头一棒。到了过年，有时一个人醉醺醺的，有时去三里屯之类热闹的地方，在那种地方人的空虚感会没那么强。
人毕竟是感情动物，你觉得你的心跟磐石一样，其实不是的。但有时候也觉得，人要做成一件事情，是要舍弃感情的。我记得《三体》里有句话特别有意思：前进，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
杨仁荣的家乡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回家之后，我把同事全拉黑了，立誓浪子回头。之前我在西安一家酒店工作，负责跟客户联系，月薪7000多元，包吃住。看到我妈生病的消息后，我突然觉得之前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都不重要了。当天就跟领导说，我妈重病，必须要走。很多衣服我都不要了，有台电脑也扔在公司。
我妈当时在上海看病，我过去就办了个新手机号，原来的号在另一个手机上，全天静音。一开始，有同事打电话问我一些客户的情况，我还会接。后来懒得回答，就干脆不接了。有时候我确实挺冲动的。
回到村里，我发现人人都知道我。我跟我妈走在街上，他们会问我妈：这就是你那个儿子吗？但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说话，站在一边听我妈跟他们客套，就像小时候一样。我根本不关心他们怎么看。
但现在我会在意父母的想法。我回家后，我爸觉得家里的一切事情就是我的了：我妈的病，挣钱养家，娶妻生子。我回家第一天，家里人就要给我说媒。但我不想在老家找，觉得可能没办法沟通。村里有的人离婚了，有的孩子从小到大没接过母亲一个电话。有的夫妻整天吵架。我对那样过一辈子真的有点恐惧。
有时候跟同事聊到这个话题，我就只能回避。很多比我小的人都结婚了，他们会觉得这是一种优势。可能再过几年，我也会把这件事纯粹当作一个责任去完成吧。我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妥协，我本身也不是一个特别坚持的人。
回家之后，我妈拉着我去体检，让我少吃牛肉、羊肉，少喝酒。我现在已经开始养生了。
我健康状况一直不错，只是2015年突然有一段时间头疼，睡不着觉，持续了3个多月。每天晚上大概就能睡一个小时，生活不规律。有时我会在凌晨四五点叫一份外卖。反正肯定不是得了抑郁症。因为我太怕死了。
真正对生命有热忱的人，都是怕死的。因为生命如此独一无二，如此神奇，是一切不可想象的集合。生命中的任何体验都是值得留恋的，包括悲伤和痛苦。
我学飞行设计，但我从没坐过飞机，怕坠机。我也怕出车祸，火车和汽车总还有点脚踏实地的感觉。
我未来想开一个冷冻公司，提供冷冻遗体的服务。因为你没办法想象百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可能会出现复活技术。就算没来得及做，我在快死的时候也要跑到南极找个地方躲起来。
现在我需要去挣钱，让父母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堂弟开了家销售公司，我准备先在他那里试试看。他15岁就出去打工了，原来在温州一家鞋厂，后来去深圳做销售。这几年靠帮客户开发小程序赚了不少钱，买了房子，车是宝马。现在做短视频网红营销方案。
在我印象里，堂弟一直是个老实的小孩，我经常带他去河里抓鱼。但这次回来，我发现他已经是个精明的商人了，而且胆子大，执行力强。跟他待了几天，我突然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法成功了。
我现在已经有点世故了，不像以前那么有理想。我最近看的书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这在以前是被我划为第四等级的，不屑一顾。
以前，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我有点漠视。现在觉得说话尽量照顾别人一点，出来久了，就知道跟人聊天氛围要尽量好一点，为人处世总要学得圆滑一点。
我这次回家体会到的很多感情是以前没有体会过的。有些地方我会很麻木，有些地方又很敏感。我有时候会因为一句话觉得不舒服。但我爸妈从来不会跟我说一句重话，即使是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承认自己不是天才是挺痛苦的一件事。大四的时候自学量子色动力学，怎么也看不懂，一个很小的问题就能把我困住。那时我就知道自己不是天才。无论我怎么努力，也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那段时间很失望，都快放弃人生了。
将来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很纯粹的生意人。环境是会塑造一个人的。
我不觉得读书没用，整个社会就是由读书人撑起来的。初中生再怎么牛，也不可能建立起百度、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我的执行力差，想的太多，总是会考虑风险。但是现在，我绝对、绝对不能再拖了。我觉得自己20年挣个几千万元应该没什么问题，实现财务自由后我就去过理想的生活。
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失败者，只是还没有成功。我现在觉得做任何事情都要专注，把每天当最后一天过，社会会给我回报的。现实是不会永远摧残一个人的，只要你是一个向上的人，它总会给你机会。
儿子回家后，吴细女开始积极治病。她想尽量延长自己的生命，多陪儿子几年，看着他结婚生子。杨仁荣的学习成绩曾经让她骄傲，但现在，她反而觉得儿子读书太多，“不然早抱上孙子了”。
杨仁荣的初中班主任至今对他印象深刻，说他是“好学生中的典型”，沉稳、腼腆，很少有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他永远坐在2~4排靠近中间的位置——那是好学生享受的待遇。杨仁荣的父母常找班主任询问儿子的学习情况，一周大概有两三次，有时会带上一点新收的板栗当作礼物。
杨崇生不让儿子去自己干活的工地，怕他看了会不舒服。儿子有时会在家做好饭，等父亲干完活回来一起吃，像很多年前一样。
家乡的变化让杨仁荣感到陌生，他时常会迷失在不大的村子里。楼房大多是新盖的，外面贴着瓷砖。在老家，他总是像个客人，衣着整洁，举止克制。去下过雨的地里摘辣椒，他也穿着皮鞋。
10月中旬，杨仁荣再次离开家，去了重庆。他说在家里待不住，“我还是喜欢外面，我本来很早就想走，但因为我妈的事一直拖着。”堂弟在重庆那边开了一家公司，他觉得，“社会是最好的大学，比北大清华还厉害”。杨仁荣准备先去试试。
走之前，他拍了很多家乡的照片，存在手机里。
出发那天，他关门前，又看了家里一眼，说：“再回来就得等到过年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