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一点通(八字一曲)

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述评

( 程 佩 张其凡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提 要: 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至今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期间，命理学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 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命理学进行多方位系统深入的研究。虽然近百年来的命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也暴露出后继乏人、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等问题。

一、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回顾

命理术是术数的一种。它是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推命方法，描写并预 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对命理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命理学。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故其研究史不过百年。其间，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时期) 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以及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编写;

第二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 是引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方;

第三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命理学者开始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总体来看， 三个阶段的研究虽时有交错重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三个阶段特征来展开进行的。命理学也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

第一阶段: 通论性著作的出现和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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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学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

从 1916 年袁树珊编写《命理探原》算起，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命理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

个转型期，这也可看做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以前，江湖派和书房派长期处于分流状态，难以互通有无。至晚清时，命理术的发展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建立后，江湖派和书房派渐有合流之势。以前，命理书籍或体例不精、文字芜杂，或浅陋繁复、晦涩难懂。这给它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袁树珊( 1881—1968) 对此类书籍评价道:

“……然其中有起例而无议论者，有议论而无起例者，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有失之简略，而不赅博者，非惟初学难以入门，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奥义。”《序》为了使的命理学能够走向大众和科学，一些知识分子或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开始将古代晦涩难懂的命理文献逐一整理，并按照西方教材的编排方式，写 出命理学通论性著作或讲义。个别著作，甚至已经开始引用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解释传统命理概念。命理学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首先是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出现。

袁树珊编著的《命理探原》原版于 1916 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将古代命理文献镶嵌于纲领之中，夹叙夹议，既言之有据，又便利初学，一改过去命理书籍晦涩玄妙之风。

1935 年韦千里( 1911—1988) 出版的《千里命稿》和随后的《韦氏命学讲义》，均是以西方教材形式编写而成的讲义。《千里命稿》先论天干地支，后论五行、六亲以及格局分类。该书语言精练，通俗易懂，为后世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编写之范本。

徐乐吾 ( 1886—1948) 在 1938 年完成的《子平粹言》是该时期又一本重要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对用神、格局等命学核心问题阐述详尽。在书中，作者条理清晰地阐明了选取用神的五种方法和判定格局高低的六条标准。这些方法和标准，成为后世学人断命之准绳。该书的第六编古命部分，是今人研究唐宋古 法时期命理术的重要参考文献。作者认为命理学古法时期的唐李虚中术源自五星术，“唐李虚中就五星之术而变其法，去星盘而专用年月日时，以年为主，推算禄命”，“子平源于五星，而古命，为子平与五星间之过渡”。《子平粹言》是命理术在新的转型与整合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潘子端( 1902— 1990) 1937 年出版的《命学新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第一部分“水花集”首次将西方现代心理学分析引入传统命理学中。潘子端借鉴了当时西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的性格类型学说，将其八种性格类型说直接与命理术之八格对应起来。

这种全新的阐释，开现代命理学科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其次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和诠释。

伊始，袁树珊、徐乐吾等命学大师皆意识到古代命理文献对现代人的学习和研究造成很大障碍，实有必要早做整理和诠释。这一时期，徐乐吾曾先后评注多部命理学经典，包括《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徵义》、《滴天髓补注》、《造化元钥评注》、《穷通宝鉴评注》。这一时期整理、诠释出的古籍还有潘子端的《滴天髓新注》，袁树珊校、李雨田校补的《滴天髓阐微》，韦千里校的《精选命理约言》以及他和尤达人校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诠释，为命理学的规范、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证明，由徐乐吾、韦千里等校注的命学古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逐渐成为后人学习掌握古代命理学理论知识之必读经典。故其校释之功，不可小觑。

第二阶段: 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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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思想及方的引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原因的影响，命理学在中国大陆一度销 声匿迹，但在港台地区，命理学的研究仍在有力地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现代科学思想和方被逐渐引入命理学，尤其在台湾，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命理学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台湾教师吴俊民( 1917—) 出版的《命理新论》是一本概论性质的命理学讲义。该书首次提出实证的研究方法，开中国命理学界实证研究之风。该书的许多思想及方法颇具创新性，如提出八字年柱必须从冬至点开始更换，一改千百年来年柱以立春点更换的惯例。对于吴俊民的这一大胆变革，后人一直争论不断。高源、范良光、吴怀云、司莹居士、了无居士、陆致极等术士及学者皆有回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吴俊民还改进了陈果夫( 1892—1951) 的八字先天体格检查表，将人八字地支所藏干与天干一同标记到表内，结合五 行四时旺衰状况，分析其强弱分布，进而判断该人先天疾病，并注重实证的检验。

《命理新论》堪称首部探讨健康命理研究 的著作。后来赵季青的《八字与健康》、钟义明的《现代命理与中医》( 武陵出版社，1993 年) 、陆致极的《又一种“基因”的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均是以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命理医学理论准确与否，足见吴俊民对后来者影响之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台湾新一代命理术士和学者希望以计量研究的方法使命理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70 年代陈品宏在《预言命律正解》( 大成出版社，1986 年) 中提出“实律说”，首次将计量研究引入命理学; 80 年代，何建忠在其著作 《八字心理推命学》(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5 年) 中，自创一套阴阳计分法，规定了八字干支中的阴阳气含数，以此来选取“中用神”; 吴怀云在《命理点睛》(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6 年) 中提出一套计算五行力量强弱的公式。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陈品 宏的实律数，何建忠的阴阳气含数计算，还是吴怀云的五行力量强弱的计算公式，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其计算的出 发点的数据来源是自由心证或由梦而得，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数据。这也使得之后的计算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无论上述几人再做出多少次试验和计算，其付出很可能都将是劳而无获。个中缘由，或如陆致极( 1949—) 先生所言: “……八字命理学推理的主要手段是象，象本身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能期待它得到完全精确的结论呢?”现代科学思想 及方的引入，为古代命理学添加了更多的现代因素，也为其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命理学本身理论系统的制约，这些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是时期的徐乐 吾、方重审、潘子端，还是台湾新一代的命理术士及部分命理学者，他们均希望命理学能够早日摆脱迷信的桎梏而走向科学与理性，但时至今日，他们的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原因何在? 张明喜先生对术数性质的认识或许有助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命理学不能立于科学之林的原因: “……( 术数) 蕴涵着一定的原 始形态的科学因素和一定的科学思路，甚至还可以从其中的某些思想指向分离出一些新的科学领域，但就其现有的基本的性质特征和文化风貌来说，我们只能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复合而成的产物，为一门极想进入科学的殿堂，却又终于徘徊于科学的殿堂之外的伪学。”

这一时期的台湾命理学界的另一代表人物当属梁湘润 。60 年代至今，梁湘润先后完成命理著作 30 余部。 他不仅校释了大量命理古籍，而且尝试对子平古法等命理术早期推命方法进行探讨。其代表作有《李虚中命书》( 武陵出版 社，1985 年) 、《大流年判例》( 金刚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滴天髓、子平真诠今注》( 行卯出版社，2000 年) 、《命略本纪》 (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神煞探原》( 行卯出版社， 2003 年) 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台湾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作品不胜 枚举，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陈品宏的《命理奥义》( 金刚出版有 限公司，1986 年) 、了无居士的《八字的世界》( 河畔出版社， 1992 年) 、钟 义 民 的《现代命理实用集》( 武 陵 出 版 社，1993年) 、陈柏谕的《专论女性八字学》( 益群书店，1995 年) 和《四 柱八字阐微与实务》( 益群书店，1997 年) 、梁湘润的《子平基础概要》(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等。总体来看，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由于体例统一，内容雷同，偶有创新也多为个人体验，难以上升至学术高度，故此类作品虽数量庞大，至今畅销不衰，但于学术研究已价值不大。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周易热与气功热，也促使了八字命理术在中国大陆的复苏。80 年代末，洪丕谟、姜玉珍夫妇合著的《中国古代算命术》( 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再版) 是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第一本命理学著作。该书在中国大陆再版多次，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一部学术质量较高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

杨景磐的《玉照定真经白话例题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古典命理文献评注作品，该书也是至今罕有的专门讲解古法时期命理术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还有: 邵伟华的《周易与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5 年再

版) 、《四柱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陈园的《四柱预测学释疑》(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预测学》(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总体来说，大陆的这些通论性作品的质量水平远不及台湾的同类作品，且从事研究的命理术士和学者人数也远少于台湾。

第三阶段: 多学科、多角度、宏观研究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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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命理学研究特点

相对于命理学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命理学者从文化、 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就要短 得多。无论是港台、大陆、还是海外，以多方位视角对命理学进行研究，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这种多方位、宏观的研究视角在将命理学研究领入更高层次的学术领域的同时，也避免了实证主义和计量研究将命理学带入死胡同的尴尬。

最早以这种宏观视野对命理学进行研究的人是美国华裔学者陆致极。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陆致极先生先后出版《八 字命理新论》( 益群书店，1996 年) 、《八字与中国智慧》( 《八字历史81命理新论》增订版，益群书店，1998 年) 。在上述书中，作者创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结构含有以日主和月支为主而形成的两个网络结构，并讨论了八字命理学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学以及辩证智慧。进入 21 世纪，陆致极先生又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写出了《中国命理学史论》，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述命理学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将传统命理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讨了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作者首次提出一个成熟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二是秦汉以来定型的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大结构; 三是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盛行。

在该书中，作者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勾勒出八字命理发展的逻辑进程、基本意象和分析方法。作者还认为，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描写和预测的能力。它目前正面临着一 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如果命理学的研究和命理术的改进无法出现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消亡将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命理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之势。早在陆致极写作《中国命理学史论》之前，中国大陆的何丽野教授就已经完成了《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一书。该书从八字易象的组成结构、八字易象的哲学思想以及它 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何丽野教授注重八字“象”的研究，指出八字易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形而上学思维到辩证思维，最后再到系统思维的变化过程。“本书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填补了八字易象之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作者还首次指出，八字命理术是从京房易中衍生出来的术数。 它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该书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命理学，认为八字命理术中的 “六亲”、“十神”等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封建社会里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何丽野教授的上述这些观 点，无论是哲学领域的还是社会学领域的，均具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何丽野教授，清华大学的刘国忠教授 ( 1969—) 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博士毕业论文 《五行大义研究》是国内唯一研究《五行大义》的专著。《五行大义》一书虽不是命理学著作，但该书保存了众多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一部入门之作。以阴阳五行为推命基础的命理术多以此书为其理论源泉，故其研究成果客观上对唐宋命理学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国忠教授的《五行大义研究》，对《五行大义》的版本源流、《五行大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海内外对它的研究现 状都做了详尽的论述。

2009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是刘国忠教授几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汇总。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唐宋时期命理文献的讨论和整理。其所集文章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古代术数研究现状、《五行大义》研究、《五行精纪》研究、徐子平事迹考述以及对多篇宋代命理文献的考辨。该书的下篇“资料篇”中，作者参照宋代命理文献《五行精纪》等著作，整理出《李虚中命书》、《直道歌》、《五行要论》等一批宋代命理文献。唐宋时期命理文献荒芜杂乱，命理学历史扑朔迷离。这一时期的许多问题，诸如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徐子平事迹及其子平术的渊源、唐宋命理文献的考释等，在此之前都还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刘国忠教授第一次广泛的回应了上述学术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不仅是本世纪以来，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唐宋时期命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它的出 版，为后人研究唐宋命理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中研究领域涉及命理学的还有张荣明、黄正建、林立平、赵益、董向慧等。张荣明在《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章“命理术起源及形成的考证”中，详细考释了古代命理术的许多基础，诸如五行生克、四时五行盛衰、五行寄生十二宫、干支配五行等的产生过程。在判断出这些小系统的诞生时间后，作者方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寻找记录古代命理术的蛛丝马迹。其论证过程层层递进，富有逻辑性。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中，列举出敦煌文书中禄命术类文书 22 件。其中部分晚唐五代宋初之文书已涉及到干支知识、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刑、冲、合、害法等命理术的基础知识。这些文书虽然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对于唐宋命理术的研究不无益处，值得学人们的注意。

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 中国算命术研究与批判》一书的第六章“命学典籍评述”中，详细点评了十几本有影响的古代命理学文献; 在第八章 “算命术的产生与发展”中，作者论证出命理术产生于汉代的结论。赵益则从新、旧《唐志》及《隋志》等古典术数文献的对比研究中考释命理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董向慧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该书视角新颖，是一部社会思想史著作，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人的命理信仰。值得一提的是，董向慧博士还曾撰文首次披露了载有古代徐子平、徐大升事迹的重要文献《濯缨亭笔记》和宋代子平术重要文献《子平三命通变渊源》，这为后人研究子平术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早在 2009 年，刘国忠教授曾撰文《徐子平相关事迹辨证》，判定徐子平的事迹及地位的传说皆属子虚乌有，指出这些传说 本身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学术谎言。之后董向慧博士在新发现的史料的基础上，特刊文《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 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回应刘国忠教授的论点，认为古代关于子平术传承的传说是可靠的，只是它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很多学者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这也是笔者目前仅见的国内两篇专门探讨子平术早期产生发展历史的重要论文。

二、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

命理学的学术史已近百年。本世纪以来，中国命理学研究更呈现出喜人的成就。部分著作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 等多方位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命理学。这为今后命理学的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不足与严重问题。首先是目前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总体来看，命理学研究长期由两大主流人士把持，一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二是长期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前者可看作江湖派之延续，后者则是现代之书房派。两种人士时而交错，其研究亦有所互补，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区分领域。

术士之研究重在介绍命理术( 主要是明清时期子平术) 之推命方法以及近代以来对其理论的一些改进和应用成 果，即主要限于术的研究; 学者之研究旨在考证命理术之产生、 发展演进之历史，以及命理学所涵盖的哲学、社会学等知识。 二者相较，显然前者的贡献较为有限。命理学的发展主要还是 依赖命理学者的研究。

但是，以近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来讲， 真正提到的专门研究命理学的学者不过十位，且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目前已远离命理学研究工作。命理学研究人数过少及后继乏人的状况十分明显。

其次，这些学者虽然为命理学的发展做出许多开拓性贡献，但其研究成果还不能视为非常充分，不少领域的探讨只能 算是浅尝辄止，如在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唐宋时期命理术的分析、子平术的产生及早期发展状况、早期命理文献的整理与校释等方面，目前来看还非常薄弱。

最后，当前命理学与其它术数的合作研究还很不够，命理学之研究应放在整个术数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命理术属于中国古代众多术数的一种。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与众多 术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例来说，早期命理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不少星占学与择吉术的内容。宋代出现的子平术也吸收了当时盛行的火珠林法的六亲配置法则等内容。 研究命理学之学者，如果不对古代其他术数有大体的了解，恐怕难以深入其研究。当然，这就要求学者们具备精深的术数知识以及宏观的学术视野。可是我们几辈学人由于历史、文化、 政治等原因并不具备这些素质。甚至可以说，当前的大多数学者，对于术数知识一无所知。这对今后命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

总体来讲，中国命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学术界对包括命理学在内的术 数学缺乏研究，这种状况自 20 世纪以来便一直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一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阴阳五 行思想给予的批判与否定。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近代以来， 随着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渐被国人所抛弃;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社会上各种算命活动，这种视算命为落后封建迷信的观念至今对人们影响很大。虽然今天我们并没有禁止命理学的研究，但不少学者还是对其有偏见。一些想做命理学研究的学者也怕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况且在今天的学术界，研究命理学的学者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对命理学研究的缺失。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毛主席赠予八字箴言力挺

前言：

1973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八大军区调动的通知，同时还将刚调回北京不久的，任命为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引起国内外的轰动。

据悉，在做出这个决策前，、及各大政治局委员、军委成员就曾在的会客室，召开了多场会议商讨此事。

毛主席坐在会客室中央，挨个让众人发表关于军区调令的意见，则时刻跟在主席的身侧。

为了表示对此次行动的支持和对同志的信赖，主席还在众人面前送其八字箴言，这场声势浩大的军委调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调动，其实在心中酝酿已久。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一直保持着和平共处的原则，但到了1959年，两国关系逐步恶化，苏联便将两国边界问题重新提出，才打破了平静的和平局面。

此时的苏书记赫鲁晓夫在赶赴中国参加建国十周年庆祝活动期间，借中印两国发生的边境冲突，控诉中国处理不好领土问题。

负责外交周恩来总理也毫不示弱，霸气反驳：“你们领土问题处理的也不好，你想证实一下吗？”

两国领导人在会议厅中剑拔弩张，你一言我一语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这场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争论持续了近七个小时。

双方闹得不欢而散，两国关系至此降到冰点，中苏边境安宁不再。

两国驻边人员开始不断地争吵、推搡扭打，苏联后来甚至派出军队用棍棒殴打边防人员。

据统计，仅1960-1969年间，苏方挑起的边界冲突就超过了5000起，即使在谈判桌上也频频对中国施加压力，苏联霸权主义的不断试探、挑衅，为的是挑起更大的“炮火”。

图｜珍宝岛战役中被俘获的苏军坦克

1969年，苏方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野心，派出军队登上珍宝岛，随意殴打、杀害中国边民，接连用冲锋枪点射巡逻队。

如此明晃晃、裸的挑衅终于激怒了我国领导人，毛主席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用强大武装力量对抗霸权主义，狠狠挫伤了苏联的锐气。

“珍宝岛”事件最终靠武装力量解决，这提醒了毛主席，中国边界问题始终是一个隐患。正当他着手改变对外战略时，党内却又掀起风浪。

毛主席在土地革命爆发时期，曾提出“枪杆子里出”的理论，但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和长远发展来看，党的领导又必须置于军队之上。

早在1966年，毛主席就意味深长地对说过：“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军队里也有派嘛……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经常有人闹乱子。”

恭恭敬敬地听着，却不知该作何回应，没想到在“”期间，发生“九一三”事件验证了主席的话。

“九一三”事件虽然没有给国家、人民带来严重损失，却让意识到如果不及时整顿军委，那将后患无穷。

国家事务繁多，整顿军委牵涉的人员、事务又非常之广，要想镇得住场子就得选一个得力“助手”，而这时候最适合的人选无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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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间，被下放到江西南昌新建县一个拖拉机修配厂，日子十分清苦。

他虽不在中央，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北京的动态，得知“九一三事件”后，便在第一时间写信给主席，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一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此外，我还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些。”

在下放江西的日子里，毛主席一直都对他持保护态度，遭到的背叛后，看着这封“老伙伴”的信宽慰许多，也懂得了他维护中央的心。

毛主席读完后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办一下。”这时候毛主席对的态度已经有所松动。

1972年1月，为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的陈毅元帅离开人世，毛主席心情沉重的前去参加追悼会。

这一行让毛主席想起了那些与他打江山的“老人”，心中百味杂陈。机毁人亡，带着遗憾离世，就连陈毅也离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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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有感而发：“陈毅是个好同志啊！”

“九一三”事件始终横在主席心中，但他对以前的“老伙计”又是很认可的，紧接着又说出一句话：“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众人一听就知道回到中央有望了。

与情谊深厚的周恩来总理，在当下便隐晦得让人将那句“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传播出去。

消息很快传到了江西，明白这是主席在给他回到中央的机会，当即决定再给寄一封亲笔信，表达自己想要回到中央工作、为党和国家做事的决心。

这封信经周恩来的手送到主席面前，毛主席又经过了几个月的深思熟虑，才做出决定，将信的批示亲自交给周恩来。

图|毛主席与周恩来等人

主席表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从前没有遗留的历史问题，也跟随立下不少战功。

批示当天，周恩来便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将毛主席的意思传达给每一个人，即使没有正式宣布，但的复出已经得到了毛主席的默许，回到北京只是时间问题。

1973年3月份，终于收到中央发出的通知，重新回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位，正是他的回归，让毛主席整顿军委的决策提上日程。

之前周恩来总理一边提防着党内随时可能冒出的“不良风气”，一边对远在江西的施以援手，等到他回归中央后病情愈发严重，只能暂时休养。

这样一来，肩上的担子又沉重了几分，身体大不如前的毛主席，也有意将他着重培养。

图|与陈毅

有一天，毛主席在听取完的工作汇报后，突然神色凝重地问：“各大军区司令员已经在他们自己的位置上待太久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面对这样敏感的问题，面上不显慌张却也没有急于表达，只见他在低头思索过后伸手将自己和主席面前的茶杯对调。

两人心领神会般相视而笑，毛主席开口赞赏：“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仅这一个动作，毛主席就知道他没有看错人，后来在征求了周恩来、等元老们的看法后，将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时间定在12月。

这件事办起来有一点难度，前期工作需要做足，于是毛主席在12月12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及各大军区司令员都参与其中。

图｜

会议开始，毛主席眉头紧锁地坐在房中，环视一圈厉声道：“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

又批评道：“现在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

刚刚开始便给了所有人当头一棒，众人担惊受怕，却猜不透主席接下来要说什么。

毛主席察觉到气氛有些严肃，停顿了片刻，缓和语气后又说：“我考虑了很久，大军区司令员还是调一调得好。”

除了事先了解的、周恩来等人，参加会议的委员们脸上无不精彩纷呈。

他接着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搞久了就油了，现在有好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拍板就算。”

一个司令员长期在一个军区坐镇，多多少少会出问题。毛主席顾忌良多，没有在会议上具体指出是哪个军区，但这几句敲打的话让这些人都吓出了冷汗。

图|与等人会见外宾

会议室无人敢接话，他便侧身一转看向：“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主席几句话就给这次会议定了基本思路，接下来他带领与会人员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整个屋子都是、高亢的歌声。

毛主席一直明白团结的重要，在这个时候唱歌既是鼓舞人心，也是为了让他们都能跟着正确的方向走。

当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主席着重强调这一条非常重要，只有大家步调一致才能取得胜利，如果大家分成两派，步调不一致，一定会失败。

毛主席这番话看似是在说歌词，其实是在提醒各大司令员，要服从指挥。一曲毕，“主角”之一的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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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给大家请了一个参谋长，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我和剑英同志请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毛主席话音刚落，一直在右侧默默无闻的恭敬地站了起来。

主席继续对着说：“你呢，人家有些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要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

这八个字明贬暗褒，听起来是对的提点，细细一想，更像是在为刚刚复出不久的“老伙计”撑腰。

“老伙计”在一旁侧耳倾听，时不时点头来回应主席的提点，这时候在座的有些人已经开始面露不满。

毛主席重新启用一批老干部，是其中之首，但他知道也不能寒了年轻干部的心，于是主席话锋又一转。

“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

问题抛出后，会议室的众人点点头，主席接着说道：“你们那个青年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不要看不起年轻干部。”

图|参加会议的部分军区司令员

毛主席没有点名，但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想，这是在说王洪文。

这次政治局会议都围绕军区司令员对调事宜展开，接下来的时间，周恩来、王洪文、等人充分发表看法和意见，提出各种可行方案。

会议持续了四天之久，期间各大司令员挨个表明自己坚决服从的党的指挥，并全票通过了同志任委员长的提议。

艰难的前期“疏通”工作终于完成，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工作在十多天后正式实施。

根据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各项决定，毛主席在12月20日再次接见了参与军区对调事宜的46名高级将领，同他们一一谈话。

这天，毛主席放松地坐在书房中央的椅子上，王海容毕恭毕敬地站在主席左后方，朱德、、周恩来、等人分别站在主席的左右两侧。

等所有人都到齐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拍着朱德司令坚实的臂膀说道：“这是我们的好司令，是红司令，不是黑司令啊！”

朱德司令望着主席大方地笑出声来，参加会议的其他人也跟着乐了，这次接见的气氛稍微放松了些，不再像几天前那样紧张。

毛主席又问了几句朱德司令的近况后，开始挨个接见各个将领，第一个出面谈话的是跟随出生入死的大将肖劲光。

图｜肖劲光

“身体好吗？”主席拉过肖劲光的手亲切地问道。

肖劲光为人直爽，又多次受到主席维护，不拘小节地拍了拍胸膛大声道：“身体很好！”一屋子的人都被他逗出了笑声。

接下来主席将目光停留在陈士榘身上，他参加过秋收起义，后来又上了井冈山，主席看着陈士榘感慨道：“井冈山上下来的人不多了。”

这里有主席的“老熟人”，也有不怎么熟悉的，毛主席带着疑问看着面前又站过来的人，周恩来主动介绍：“这就是田维新。”

主席了然，笑着问：“田维新同志，你是哪儿人啊？”

“山东东阿人。”他迅速站直答道。

紧接着一个和军区对调不相关的问题抛了出来：“曹植埋在什么地方啊？”

虽然想不通的用意，他还是诚恳答道：“鱼山。”

图｜田维新

主席点了点头，再问：“鱼山左边有个湖，是什么湖呢？”

田维新又答：“那个湖离鱼山还远，是东平湖。”

听到这儿毛主席猛然一拍手，豪气道：“那就对了，以后总政治部就交给你负责了！”

毫无准备的田维新想要推脱，但毛主席心意已决，任谁说也不管用。这时候众人才明白，毛主席早已为这次接见做足了准备工作，很多事情主意已定。

接下来在问候了空军司令员马宁后，主席又向着前排准备对调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讲话，中间还穿插着一些看似不重要却大有深意的讲话，例如关于读《红楼梦》的讨论。

图｜

当时毛主席讲话讲到一半，突然向后排看：“？”

一名壮硕的将士站了起来，中气十足的答：“到！”

主席伸手向前一指，示意他站到前面来，漫不经心说着：“有人讲，《红楼梦》是‘吊膀子’的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其实“吊膀子”是早年间，在干部集会时私下批评看红楼梦的同志时说过的，他没想到毛主席竟然知道得这么清楚，当即竖起耳朵认真听着毛主席的话。

毛主席再次发问：“我要你读《红楼梦》，你读了没有啊？”

“读了。”答道。

“读了几遍啊？”

“一遍？”主席显然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又说：“一遍不够，要读三遍！”

图｜与

毛主席从来都是以身作则，后来在会议中洋洋洒洒背出《红楼梦》中的一大段文字，可见这位领袖对自己的要求之高。

他始终认为一名优秀的将领，不仅要会带兵打仗，还要有真才实学和文化修养，时刻以高要求、严标准约束自己，这样的造诣真正让众人感受到伟人的魅力。

最终，这次接见在众人齐声合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嘹亮歌声中落下帷幕。

两天后，中央军委正式发出了八大军区司令实行对调的命令，按原定计划负责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此次中央发出的具体调令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调往沈阳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则对调到北京，剩余的济南军区与武汉军区、南京军区与广州军区、福州军区与军区兰州，都以这样两两对调的方式进行。

剩余三个没有参与调动的军区司令员，因上任时间较短依然维持原样。

同志没有辜负主席的期望，这次声势浩大的行动在他的领导下顺利实施，各大军区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调动。

图｜八大军区司令员

这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引来了不少外界的猜测与质疑，做出回应：“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他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圈圈，有个势力范围。”每每提及此事，脸上都会不由得流露出赞赏。

八大军区调动事件对党和解放军的意义重大，无形中解决了很多军委内部出现的问题，纠正了长期的不良风气，也为后世解决此类情况做出了典范。

参考资料：

《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缘由》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后》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

《1973年对调军区司令员，请“军师”出马》

《1973年12月12日：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