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日记-第227、228、229、230、231天
《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日记*1987.8.1——1989.10.1
《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日记-第227、228、229、230、231天
西昌市中心与小叶丹彝海歃血结盟雕塑——邹玉麟摄于2018年
在从西昌市出发时发现路边停了两辆成都无缝钢管厂运输部的汽车，我怀着非常兴奋的心情上前去跟他们打招呼，可是人家不理我，似乎以为我是想搭车的人。我见他们在忙于修理，也就不打扰了，依然走着我的路。
路上，我在想他们肯定会来跟我打招呼，钢管厂谁不知道我呢。走了20多公里，他们的车停在了我的面前，与先前的态度完全不同，可热情了。他们说，刚才没有回过神来，后来一下子想起来了“邹玉麟”。
1935年5月19日，等红军领导人居住在礼州土官庄边家四合院。5月21日，在礼州土官庄边家祠内召开了著名的礼州会议，确定了北上抗日的行军路线，并首次正式提出“长征”一词。会后，中央军委于21日下午18时发出“万万火急”的改道电令，确定北上的长征路线。
礼州会议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一词开始出现在红军的文件和宣传标语中。
泸沽镇位于西昌通往成都、通往冕宁县的交叉口。中央红军能否不重演石达开失败的厄运，中央部署了二个先遣队，第一先遣队由、聂荣臻率领，任务是在石棉县安顺场渡大渡河，这是一条经冕宁彝区难走的小道。第二先遣队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二师政委刘亚楼和红三军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率领，任务是在富林一带佯攻大树堡，这是一条经越西到汉源通往雅安到成都的大道。
历史上冕宁县城在红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冕宁地下党廖志高、陈野萍等已经发动群众成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赶走了冕宁县长一家人。
下午抵冕宁县，参观红军长征纪念馆。
参加红军的彝族老红军
晚上，跟刚调来的新任县长交谈。
四川省冕宁县人民政府题词
1988年2月26日晚冕宁县政府招待所
《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日记-第228天
今天，进入彝族区了。从冕宁县城出发，经大桥后便是一条上山的小路，道路极陡。下午2点走到彝海，很快就跟这儿的彝族青年交上了朋友，并且还吃上了饭。
彝海是红军司令员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地方。海子是自然湖，不大，水清见底。
我在彝海结盟地
如今彝民的生活大为改善了，过去住的树皮房子不见了，过去生 食习俗也已改变，黑骨头与白骨头的阶级矛盾不存在了。下山是两位彝族青年陪同，他们帮我背背包，一直送我到乡政府。
与彝族青年
1988年2月27日彝族乡政府
《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日记-第229天
离开彝族乡，行至拖乌买了三封米花糖，这便是早饭了。路上有一位彝族姑娘也在走路，后来与她边走边谈话。她问我，为啥不乘车？我说，专门来走长征路的。她说，好辛苦。一路走，一路说，至走到她家了。告别时她说，你走得好狠啊。我说，锻炼出来了。
风很大，天极冷，山上到处是积雪。下午走到栗子坪，在一饭馆饱吃一顿。饭馆的人说，去年有三个外国人也是走路到这儿，来住旅店，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1988年2月28日栗子坪旅店
《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日记-第230天
今抵石棉县城。
石棉县安顺场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万余人到达安顺场，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石达开率众几次渡大渡河均告失败，最后全军覆没。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来到安顺场，扬言“要朱、毛成石达开第二”。但是，红军在当地群众，特别是五十多名船工的帮助下，强渡大渡河成功。安顺场从此以“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而闻名于世。
石棉县委题词
重走长征路 再温革命史——石棉县委员会
1988年2月29日石棉县政府招待所
《徒步考察中国革命史》日记-第231天
安顺场红军强渡大渡河遗址——邹玉麟拍摄于1988年3月1日
强渡大渡河的故事演绎于1935年5月24日晚上，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一师一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此地，由川军二个连驻守。渡口还有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七团一个营筑堡防守。当晚，一团政委黎林率第二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德志率第一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二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一只木船。
安顺场一带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河宽100多米，两岸高山矗立。早在红军到达前，川军已有一个营抢占了这一地区，正在构筑工事，欲凭险防守，情况对红军极为不利。25日早晨，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大渡河安顺场渡口——邹玉麟拍摄于1988年3月1日
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四名当地船工摆渡。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红军的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川军密集的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团长杨德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这时勇士们战胜惊涛骇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了对岸。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便往下甩手榴弹。红军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勇士们击退了敌人的反扑，控制了渡口，红军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敌人，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为红军打开了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
强渡大渡河17名勇士名单：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除了黎林、孙继先、熊尚林、赵章成，其余的红军勇士均没查到有关他们的资料。）
1988年3月1日安顺场农家旅社
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我一生只剩一件事，恐怕做不成了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人民大会堂跟他进行了最高级别的会晤，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
5月16日中午，设宴款待戈尔巴乔夫一行。席间，两人有过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戈尔巴乔夫说：“现在我要完成我国领导人的一项重要委托，即邀请你去苏联访问。”
回答说：“我出国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如果3年前解决了柬埔寨问题，那我真的要到苏联去。可能去远东，也可能是莫斯科。现在已经过去3年了，我这个年龄不允许了，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戈尔巴乔夫不甘心，继续说：“尽管这样，但是我们仍然向你发出邀请。一旦你得出结论可以访苏，我们将随时欢迎你去。”沉默了一会，回答说：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看来恐怕做不成了，就是台湾问题。调整了与日本的关系，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归回香港，还未到期，但也确定了。这是对外关系问题。”
众所周知，每位领导人晚年或多或少都有遗憾，也不例外。如今已经85岁高龄了，认为自己很难看到台湾回归的日期了。也是在这次交谈中，对戈尔巴乔夫说出自己晚年的遗憾：
“解决台湾问题就是两只手，两种方式都不能排除。力争用右手争取和平方式……实在不行，还得用左手，即军事手段。”
对台湾问题耿耿于怀，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毛主席生前交给他的任务。据资料，早在1975年曾秘密邀请毛主席赴台，毛主席思虑再三便决定由前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何此时邀请毛主席赴台？双方又是通过何种渠道达成某种共识？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对于台湾问题，和毛主席都坚决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0年9月26日，针对美国当局炮制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制造“”发表演讲。义正言辞地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台湾是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夺去的，二次大战中苏、美、英都公开声明战后将台湾归还中国，几个重要的文件都承认了这一点，因此台湾是中国的。”
1955年1月28日，新西兰在美国的怂恿下，向联合国突然提交了一件提案，把大陆和台湾之间进行的军事斗争（炮击金门）说成是“国际冲突”，提议由联合国出面“斡旋双方停火”，其歹毒用意是让美国出兵台湾，将中国的内政问题国际化，制造“”。
对于美国的歹毒用意，大陆和台湾当局都非常清楚，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出严正抗议：
“如果美国政府以为可以用战争威胁来吓倒中国人民，来使中国承认‘’，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和侵入台湾海峡的行动为合法，那是梦想。中国人民是吓不倒的……我们可以预言，如果美国硬要把战争打到中国头上，我们是一定能抵抗到底的，我们决不屈服。”
也明确反对这一提案，他在当年2月8日“国父纪念日”大会上，就国际形势发表了长篇演讲，强烈谴责美国制造“”：
“有人说台湾地位还没有确定，妄想在停火后另行寻求所谓解决的办法。这种说法不仅是违反法律，而且是完全抹杀事实的谬论。他们的用心，显然是别有阴谋所在。回忆1943年我和美国罗斯福总统及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商对日作战和战后有关问题的解决，会后我们曾发表共同宣言，其中规定：凡日本自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各省、台湾澎湖，均应归还中华。这个宣言，后来为《波茨坦协定》所接受，又为日本在投降时所接受，当然具有法律根据和完全效力。”
换句话来说，大陆和台湾当局就台湾归属问题是一致的，并且以不同的形式表明立场，加上苏联在联合国的配合支持，新西兰提案最终没有获得通过。我们知道，自从败退台湾后，不停叫嚣要大陆。
此后，被誉为“两党秘使”、“和平国士”的曹聚仁开始行动起来，他多次前往大陆。在生命的最后22年时间里，曹聚仁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奔走呼号。据公开资料，从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先后六次被邀请回大陆，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而周总理、陈毅以及张治中等人也先后跟他会谈。
笔者查阅资料，发现1993年的《人民日报》曾刊发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当年毛主席筹划对台工作的内情。文章写道，1956年10月间，毛主席在北京会见“有关朋友”（即曹聚仁）时表示：
“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很遗憾，由于种种原因，曹聚仁生前没能看到国共再次合作，他于1972年7月23日病逝。反观，随着年龄增长、大陆实力日益增强，他已经没有当初的野心，他开始回归家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次数越来越少。1972年3月，当选为第五届“总统”，已经88岁的高龄的无比思念家乡，渴望回奉化老乡，实现叶落归根。
事实上，随着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美国尼克松成功访华以及中日关系改善，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让台湾当局在国际上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方面非常有利，而也在考虑跟大陆改善关系。
毛主席率先开始行动，当尼克松访华时，他巧妙地把“拉入”中美这次历史性对话中。毛主席跟尼克松握手时以幽默的口吻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对这件事可不赞成了。”
毛主席这句话特别高明，直接将三方目前的关系巧妙地表达出来。这时尼克松笑着问：“我听说台湾称呼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称呼他什么？”毛主席哈哈大笑，一旁周总理说：“一般来说，我们叫他们‘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他作‘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互相对骂就是了。”
周总理话音刚落，毛主席又说：“实际上，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长得多。”1973年2月28日全国政协在北京举行纪念台湾省人民二二八起义的活动。同时，当“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建交大门后，体育运动又成为了“先锋”，毛主席再次发出指示：
一、体育部门要积极行动起来，主动要求台湾运动员、教练等来北京参加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亚运会、全运会等比赛；二、对接受邀请回国参加比赛的旅日、旅美、旅欧等海外的台湾籍同胞要热情接待；三、相关部门、人员要行动起来，召开座谈会、联欢会来阐述大陆现阶段对台湾的政策。
由于曹聚仁当时已经病逝，一时也无法找到合适的“中间人”，而毛主席已经想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章士钊。可毛主席又颇为犹豫，因为章士钊已经92岁高龄，还患有重病。
章士钊获悉后，当即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信，表示自己见不到国共和谈重启、祖国统一，将是自己一大遗言，“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个愿意就是台湾的回归。”1973年5月下旬，一架中国民航专机搭载章士钊一行降落香港启德机场。
为了保证章士钊工作顺利，周总理给他安排了警卫、医生、护士、厨师、保姆等，要求大家24小时待命。来到香港第一天，章士钊就立即接触台湾方面的人士，转达和谈的条件，以此打通跟台湾当局的联系。
章士钊还让女儿章含之回北京，让她转告毛主席、周总理他最多在香港呆三个月就回去，会想尽办法建立联系，定不辱使命。然而，章士钊因事务繁忙，加上水土不服，病情恶化，于当年7月1日在香港病逝。
由于章士钊病逝，这次大陆主动跟台湾当局建立联系没有实现目标。但是，还是注意到章士钊在香港的一些活动，他意识到这是大陆方面向他释放某种信号。乡情难移，人老了更会思念家乡，何况本身就是一个孝子，这一次决定主动出击。
1975年春节过后，自感时日不多的开始行动，他找来元老陈立夫，指示他通过香港秘密渠道跟大陆联系，邀请毛主席来台湾。此时找到陈立夫，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陈立夫去了台湾之后，随着年龄增长，思想变化很大，他对统一大业表现极大的关心。据身边人回忆，晚年陈立夫对台湾回归的形式、思想基础、形式、前景等都进行了很深的思考，并多次呼吁、多方联络，为促进的改善做了很多工作。
早在1973年，陈立夫便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后发表在香港报刊上。陈立夫写道：“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意中国统一的。我们中国人，不论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都会额首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之前有过两次合作的先例，国共能从民族大义出发，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前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如今陈立夫接到指示，他特别高兴。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的身患重病，毛主席在收到陈立夫的消息后，便找到第一副总理对他说：“两岸要尽快实现‘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湾访问。”为了表明再次进行谈判的诚意，毛主席还指示特赦了全部在押的293名战俘，包括3名伪满洲、伪蒙疆自治区人员，290名战犯。
对于这批战犯，作了说明：“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以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愿意回台湾的，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送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消息传开后，很清楚大陆方面此举的用意。陈立夫则激动不已，他专门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假设我是》的文章。陈立夫写道：“欢迎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人民。”
然而，就在此时病逝，这意味着海峡两岸的沟通再次中断。所以，当毛主席得知病逝后，一脸凝重地说：“知道了！”他深知的去世，和平统一的难度必将加大，而自己也重病缠身，台湾问题恐怕只能有后人来完成了。
在离去几个月后，1976年1月周总理与世长辞。在生命最后时刻，周总理还要求见一见罗青长，当时他是中央调查部负责人，也是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
罗青长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周总理当时是交代他不要忘了台湾同胞，更不要忘了在台湾的老朋友，像张学良、张镇等人。不久，毛主席也与世长辞，解决台湾问题便落在了的肩上。
随着时间推移，大陆逐渐开始“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1年9月30日，元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的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阐明台湾和祖国大陆实现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短短4个月后，在接见外宾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大陆方面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进入80年代后期，蒋经国日渐衰弱，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开放了民众赴大陆探亲。
蒋经国与一样，他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次表示：“两岸毕竟是血脉同根，政治歧见，难道一直能够让台湾海峡成为阻隔民族来往的鸿沟么？”当大陆频繁向台湾伸出橄榄枝后，蒋经国也多次派自己的挚友沈城到北京探路。
沈城一到北京便得到方面的高度重视，受到、等人的接见。在听了沈城的汇报后，蒋经国认为很有诚意，国共两党进行再次谈判是可行的，只是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需要商定。于是，1987年下半年设立了大陆工作指导小组。
这时蒋经国身体不容乐观，可他认为自己这是一件大事，需要考虑的更为周全，决定在1988年1月初的中常会上讨论赴北京谈判的人选。然而，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病逝，这意味着他亲自推动了两岸谈判也随之中止。
蒋经国去世后，台湾局势波澜云诡。因此，在见戈尔巴乔夫时才有那番话。后来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和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最后，祖国必将实现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