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故宫发现一张生辰八字，解开康熙传位之谜：雍正不会篡位
雍正到底是不是篡位者，自清朝以来就一直是一个谜题。在这方面，雍正一直百口莫辩、受尽了臣民质疑。然而在1929年，故宫档案馆发现了一封特殊的生辰八字。而这张生辰八字也成为了解开雍正继位之谜的金钥匙。
一、三帝齐聚1929年，故宫博物院曾经公布了一批内阁大库的档案，其中有一些珍贵的、隐秘的原始文件。其中一张，竟是乾隆的八字，上面还附有康熙六十一年的批语。乾隆的八字的内容如下：
“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批语：此命贵富天然，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年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别的不用问。”
也就是说，乾隆八字，用术语叫做火炼秋金，是天赋极厚的强势命运。有这种八字的人，极其聪明，极其仁孝，文武双全，将来妻子也非常销毁，命中注定会有很多子嗣。小的时候会有点浮灾，但并不碍事。十六岁之后，就一切顺利。将来健康长寿，贵不可言。可以说，这是绝对的、王者的命运。
那么在故宫档案馆中，为何会留下这样一张生辰八字呢？而这，就要从康熙立储说起了。
清朝时期，科技并不昌明，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走卒贩夫，都十分迷信命运。而康熙，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康熙为何要在康熙六十一年，专门给年幼的弘历算上一卦呢？
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22年。当年的阴历三月十二日，《清高宗实录》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那一天，清朝最著名的三位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破天荒地聚在了一起，只不过当时雍正还得叫胤禛，乾隆还得叫弘历。
当时康熙执政已经进入了尾声，这位皇帝成功了一辈子，却偏偏在立储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败。原本，康熙想将皇位传给皇后赫舍里所生的皇太子。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康熙就不让位，父子俩间生嫌隙，因此发生了两废太子事件。在此期间，他的九位皇子趁势而动，为争夺皇位撕破了脸皮。
康熙还发现，皇长子、皇八子和权臣联合，不断攻击废太子，欲取而代之。儿子们的图谋，让康熙心力交瘁，晚上经常失眠，成天唉声叹气，似乎得了抑郁症。
为了给父亲散散心，当时还是四皇子的胤禛上奏道：“我在圆明园的赐园里，有几百棵牡丹，都是珍贵品种，花开争艳，希望皇阿玛赏光，来我的园子里散散心。”
对于胤禛这个的儿子，康熙还是很器重的。此人不争不抢，对皇位似乎没什么兴趣，整天以书法和读佛经而自娱，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因此，胤禛常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
虽然胤禛十分“与世无争”，但是只要交给他一些任务，他又总能漂漂亮亮地完成。例如康熙朝的皇太后病逝，康熙将丧事交给胤禛来处理，结果胤禛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来，胤禛又多次奉命巡幸各地，总能出色地完成政务。因此在康熙心中，胤禛是十分能干的，是相当务实的。
在众兄弟中，四阿哥胤禛简直是一股清流。因此康熙常常巡幸胤禛的花园，前后达到11次，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虽然康熙很亲近胤禛，然而胤禛也不是没有弱点。首先，他不是嫡子，更不是长子，没有年龄优势；其次，从才干上来说，胤禛确实很有能力，但是八皇子、十四皇子也是文武兼备。最后，从个性上来说，胤禛为人阴沉、城府极深，深居简出、独来独往，似乎不是很能团结人。因此在当时，胤禛应该不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
然而在康熙六十一年阴历三月十二日，胤禛却借这次游园活动布了一个大局。而这个大局，将决定雍正是否能继承皇位。
二、康熙初见弘历当天，康熙来到圆明园，胤禛将他引导至牡丹台，父子俩欣赏着怒放的牡丹，说着家长里短，好一派父子情深。就在这时，胤禛突然对康熙说：“您的两个孙子打生下来就没见过你，今年都是十多岁了，你想不想见见？”（《清高宗实录》：以予名奏闻，遂蒙眷顾……）
明明有孙子，却自出生后十多年都没见？在通常家庭看来简直不可理喻，然而在皇家，却是稀松平常之事。康熙活到成年的儿子有20个，光孙子就有97个。康熙每天政务缠身，哪有那么多功夫去见自己孙子呢？因此康熙一生中，只见过了30多个孙子。其他孙子，一生都没见过爷爷。
既然来了，自然要见见。康熙说：“那就带上来吧”。随后，胤禛的两个儿子——弘历和弘昼被带了上来。两人今年都是十二岁，并非一母所生，年龄相差只有两个月。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对于弘昼，康熙并没有什么印象。但看到排名第四的弘历，康熙却感到非常惊讶。从相貌上看，弘历皮肤白皙，长得很出众，同时气质沉稳，眼神不卑不亢。
其后，弘历和弘昼给皇爷爷行礼。相比之下，弘昼显得很拘谨，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反观弘历，则落落大方、侃侃而谈，似乎没有紧张和局促。
康熙作为皇帝，一辈子不知和多少人打过交道，却从未见过这样的孩子。于是康熙和蔼地问弘历：“你今天读了什么文章？”弘历则回答：“我正在读周敦颐的《爱莲说》。”
康熙接着说：“那你背背看？”随后弘历一口气将《爱莲说》背出，一字不差。这让康熙非常惊喜。（《清高宗实录》：偶举《爱莲说》以试，诵通融彻，奖悦弥至。）
据乾隆后来自述，自己从小就天资过人，记忆力非常好。与众兄弟相比，乾隆总是过目不忘。兄弟们还没背完一篇，自己已经背了三篇，因此老师不得不给乾隆布置更多作业。而从乾隆继位后的表现看，也确实多次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因此他的说法并非吹牛。
当晚，弘历、弘昼和康熙一起吃了顿饭。吃完饭后，康熙便回宫了。当天晚上，康熙想了很久，最终做出一个决定。
第二天，康熙的宫廷宦官来到圆明园，向雍正讨要一件东西，那就是弘历的生辰八字。到了这一步，雍正已经明白，自己成功了。
前文也提到，雍正将弘历介绍给康熙，事实上是个局。
康熙废掉太子后，之所以迟迟不能立储。一方面是因为皇嗣确实难以抉择，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特别喜欢皇太子的儿子弘晳。作为废太子胤礽的第二子，弘晳从小就被养育在宫廷中，备受康熙的怜爱。这一点，甚至连朝鲜人都看得出来。
就如《李朝实录》所说：“太子(允礽)之子(弘皙)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尙尔贬处(允礽)矣。”
也就是说，康熙虽然非常厌恶废太子，但是对贤能的皇长孙却爱怜备至。因此，康熙迟迟不立储，也有想将弘皙立为太子的打算。因此太子虽废，却依然存在东山再起的可能。
为了彻底灭掉废太子，胤禛想出一条釜底抽薪之计，就是让自己的儿子代替废太子的儿子。知子莫若父，弘历的本身，胤禛是心知肚明的。从小到大，弘历就一直是胤禛最出色的儿子，文化上乾隆博闻强识；武艺上，弘历身材矫健，善于骑射。这样优秀的皇孙，康熙怎么会不喜欢呢？
康熙六十年，在承德避暑山庄，雍正真正见识到了自己儿子的天赋有多么恐怖。根据乾隆《御制诗全集》记载：
“康熙六十年，予年是以，随皇考（胤禛）至山庄内观莲所下，皇考命予背诵所读经书，共五千余言，不遗一字，时皇祖（康熙）近侍，皆在旁环听，咸惊颖异。”
也就是说在当天，雍正考了弘历一篇经书，长达五千多字，结果弘历竟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当时，康熙的近侍们也在一旁围着听，都感到十分惊讶：“这孩子太聪明了啊！”
近侍随口的一句话，似乎点醒了雍正。第二年，雍正就将弘历介绍给了康熙。而弘历，将是彻底打倒废太子的秘密武器。最终，弘历不负雍正所望，成功地引起了康熙的注意。因此，才发生了康熙要弘历生辰八字的事件。
经过测算，乾隆的八字简直贵不可言，真是难得的大富大贵之命。迷信命理的康熙当即做出决定，将弘历“养育宫中”。
在97个皇孙之中，之前仅有一人享有“养育宫中”的殊遇，他便是弘皙。康熙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将他作为未来的继承人进行培养。而如今，弘历也有了这样的待遇。很显然，弘历也成为了未来储君的候选人。作为弘历的父亲，胤禛的继位希望一时间大增。
那么在宫中，弘历能不能抓住机会，让康熙宠爱和重视自己呢？
三、康熙的恩眷此时的康熙已经是风烛残年，从康熙六十一年夏天开始，弘历陪伴康熙长达五个月，两人在避暑山庄一直形影不离。乾隆回想当年祖孙相伴的情景，动情地写道：
“夙夜祗随圣祖，绨几展书，则亲授章句；批章引见，则敬立座侧。至于传餐侍膳，曲承含饴依膝之欢。”
也就是说，弘历昼夜陪伴皇爷爷，为他展书研墨。而康熙则亲自教导他知识。吃饭的时候，两人工作一桌，康熙就像全天下普通的爷爷一样，不住地给弘历夹菜。在康熙最后的岁月里，这个乖巧的孙子给了他非常大的慰藉。短短半年里，祖孙俩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清高宗实录》中曾记载了这样一段细节。一天，康熙在避暑山庄的一个小湖便泛舟，眼看就要靠岸。当时乾隆正在一座山上玩耍，他看到爷爷后，急急忙忙地跑下山，想迎接皇祖父。康熙见了，担心地不得了，急忙站在船头，大喊：“弘历慢一点，别摔着了。”这样温馨的一幕，甚至乾隆到了晚年都无法忘怀。
还有一次，弘历随康熙打猎。在马上，康熙用一杆鸟枪射杀了一只黑熊。那黑熊倒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于是康熙对弘历说：“你上去补一箭吧！”谁知当天，一向乖巧的弘历就好像没听见一样，坐在马上昏昏欲睡。康熙看着有些生气：“你为什么不动？”
话音刚落，那熊突然暴起，像发了疯一般向人们扑来，所有人都被惊呆了。还好康熙比较震惊，一枪爆了黑熊的头，这才让大家转危为安。
这件事，给康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眼中，古往今来的皇帝都是强运之人。如果当时弘历听了自己的话，恐怕早就被黑熊撕碎了。平时弘历一直很勇敢，而这一天却表现得昏昏欲睡。迷信的康熙认为，这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啊！
根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事毕，入武帐，顾语太妃曰：是命贵重，福将过予。”也就是说，康熙对随侍的太妃说：“弘历的命运太贵重了，将会比我还有福气。”要知道，康熙执政六十年，多子多孙，富有四海，试问谁能比他更有福气？很显然，从此时起，康熙已经正式将乾隆列为自己的继承人了。
此事发生一周后，康熙特地去了圆明园，他要见一个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弘历的生母钮钴禄氏。迷信的康熙，也要看看钮钴禄氏的面相。
和《甄嬛传》不同，历史上真实的钮钴禄氏只是个出身低贱的大丫头，长得也不像孙俪那么美艳，在府内只是干一些粗活、累活。在她十九岁那年，三十四岁的胤禛突然心血来潮，和她发生了。谁知正是这一夜，让钮钴禄氏珠胎暗结，生下了弘历。
由于钮钴禄氏相貌平平，因此胤禛不是很待见她，因此连个名分都没有。在王府内，仍被称为“格格”。
虽然钮钴禄氏长相一般，却身体健康、十分有活力，老太太最后竟活到了86岁。当上皇太后之后，她还特别喜欢旅游，乾隆出去几次，钮钴禄氏每次都会跟随。85岁那年，她竟然登上了泰山顶，一路上步履很稳。由此可见，钮钴禄氏长得有多么“皮实”。
那一天，康熙接见了钮钴禄氏。面对着这个大脚丫头，康熙端详了很久，然后说了这么几个字：“果是有福之人，有福之人。”
古代选择皇后，并不看重其相貌，主要看重其德行。因此不太漂亮，反而是钮钴禄氏的加分项。从后来的画像来看，钮钴禄氏长得五大三粗，方面大耳，是真正的福相。乾隆后来回忆：“似已知予异日可以付托。”弘历有福，他的生母也有福，雍正和弘历的皇位这时候终于能够坐稳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雍正、乾隆能继位，并不完全是因为康熙十分迷信，而主要因为父子俩确实有才能。
康熙六十一年冬，康熙猝然病逝，他的继承人正是四阿哥胤禛。根据朝鲜人的记载：
“康熙曾遗言：第四子雍亲王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这里的第二子，其实就是弘历，因为弘历的两个哥哥早就已经病逝了。可以说，康熙之所以立雍正为皇帝，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弘历的存在。
弘历后来继位后，一直都在怀念着自己的皇祖父。他一生效仿康熙，甚至表示自己绝不会做“六十年”的皇帝。因为他决不能超过自己祖父的“六十一年”。在他执政的第六十年，乾隆见自己的皇位传给了嘉庆。
因此在执政中，乾隆每每想起皇祖父对自己的重托，总会朝乾夕惕，战战兢兢。因此，乾隆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工作狂”皇帝。就如他自己所说
“若予，则皇祖、皇考付托所游重，言念及此，自视常若不足，岂敢弛朝乾夕惕之志？故凡出 治临民，惘不尽心筹度，日慎一日，至于今三十年。”
他非常清楚，如果不是皇祖父的提携和呵护，自己这个王府“格格”所生的庶子，只不过会成为一个历史上籍籍无名的王孙公子而已。
在以往，康熙索取乾隆的生辰八字，不过只是乾隆的一家之言。到了1929年，乾隆八字在故宫档案馆被发现。人们才知道，乾隆所言不虚。十四阿哥确实才干过人，但他所面对的不只是雍正一人，而是雍正加上弘历。无论如何，康熙也不可能传位给他。
至于雍正改“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首先，古代的“于”应写作“於”，无论如何也不能涂改。况且，康熙的传位诏书还有满文副本。请问在满文里，如何将“十”改成“于”呢？很显然，雍正篡位之说不过是乡野议论的野史罢了。
雍正的爱好：当算命先生给别人批八字
作者：阿赖耶识
雍正在位时期，有两个臣子非常出名。一个是文官李卫，一个是武将年羹尧。
年羹尧出身官宦世家，先从文后从武，所以在潜邸时期就被重用。但是李卫不一样，没有经过科举，直接拿钱买了一个官当，可是依旧被工作狂雍正看中，一路高升。
为什么两个经历相差如此大的人，都会被雍正委以心腹，因为雍正会算命，算出来两个人都会助他成事。
雍正是清朝非常努力的皇帝，甚至可以说是历朝历代中最为努力的皇帝之一。
虽然雍正是工作狂，每一天都在不停的批阅奏折，但是雍正也是有自己的爱好的。
雍正的最爱，非批奏折莫属。但是第二爱，就是批八字。
雍正批八字，包括但不限于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武大臣。会给他们测吉凶命数，并且雍正认为自己算的很准，乐此不疲。
雍正的心腹大臣鄂尔泰在云南任职，可是身体不适。雍正一边操心云南让谁来接手，一边操心鄂尔泰的身体安危。最终雍正选择拿着鄂尔泰的生辰八字测吉凶。
经过一番推演，雍正算出来鄂尔泰的寿数是八十，这一次有病，不会要了鄂尔泰的命，要鄂尔泰安心驻守云南。
历史上的鄂尔泰虽然没有活到八十岁，但是也比雍正多活了十年。
李卫在浙江时突然咳血，雍正担心他，所以让李卫把生辰八字写成奏折送进宫。过后，李卫大好，一直是雍正时期重用的大臣。
可见李卫的八字，令雍正不仅放心，而且满意。
雍正年间，有两位武将，分别是岳钟琪和年羹尧。年羹尧在雍正登基继位时，出了大力。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
身为四川总督，平定了西藏的大功臣年羹尧，在把生辰八字给了雍正之后，就开始一次次的被贬值，最终年羹尧处死，家人流放。
身为康雍乾三朝名将的岳钟琪，是雍正时期的川陕总督。在把生辰八字给了雍正之后，也开始一路降职，最终被雍正囚禁。直到乾隆上位十三年后，才重新启用了岳钟琪。
如果说给文武大臣批八字，是为了更好的重用，那么给兄弟们批八字，就是用来定心。
雍正的太子二哥胤礽，曾经两次被废太子。最初身为太子党的雍正，也给二哥算过命。最终的算命结果是胤礽命不好，晚出生了一刻钟，否则如今的皇帝就是胤礽，轮不到自己。
雍正给一生之敌的死对头老八胤禩也算过命，在九子夺嫡的危急时刻。胤禩身边不仅有众位兄弟鼎力相助，也有多位大臣归于门下，相对于孤军奋战的雍正，简直是形势一片大好。
雍正用出了看家本领，开始为八弟胤禩批八字，最终得出的结果是大难临头，死期将至。
这个结果给了雍正吃了一颗定心丸，果不其然，权倾朝野被众位大臣拥戴的胤禩，最终和皇位擦肩而过。甚至被皇家除名，而死法，不是被毒杀，就是自己受不了落差忧郁而死。
或许是雍正太过相信算命，所以年老的雍正开始沉迷于道家炼丹长生。
有些事情可以作为参考和爱好，却绝不可以作为生活中的习惯。所以对于雍正的死因，很多人倾向于是死于中毒。因为雍正晚年长时间住在圆明园，在那里养了一堆道士，来给自己炼丹。素衣雍正死于丹药中毒。
在雍正死后，乾隆登基将所有道士全部撵了出去，这段历史，也一点点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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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述评
( 程 佩 张其凡 暨南大学 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提 要: 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至今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这期间，命理学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 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尤其是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对命理学进行多方位系统深入的研究。虽然近百年来的命理学研究硕果累累，但也暴露出后继乏人、研究不够全面深入等问题。
一、近百年来中国命理学研究回顾
命理术是术数的一种。它是中国古代发展起来的以一个人的出生时间为依据，以阴阳五行理论为推命方法，描写并预 测个人命运的术数。对命理术及其文化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命理学。命理学的现代研究始于肇始，故其研究史不过百年。其间，已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时期) 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与诠释以及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编写;
第二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 是引入现代科学思想和方;
第三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命理学者开始从文化、社会、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总体来看， 三个阶段的研究虽时有交错重复，但基本上还是按照上述三个阶段特征来展开进行的。命理学也逐渐走出神秘主义，完成了由古代至现代的转型，并走向学术化。
第一阶段: 通论性著作的出现和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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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理学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
从 1916 年袁树珊编写《命理探原》算起，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命理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第一
个转型期，这也可看做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以前，江湖派和书房派长期处于分流状态，难以互通有无。至晚清时，命理术的发展处于缓慢甚至停滞的状态。建立后，江湖派和书房派渐有合流之势。以前，命理书籍或体例不精、文字芜杂，或浅陋繁复、晦涩难懂。这给它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障碍。
袁树珊( 1881—1968) 对此类书籍评价道:
“……然其中有起例而无议论者，有议论而无起例者，有失之繁芜，而不精确者，有失之简略，而不赅博者，非惟初学难以入门，即久于此道者，亦多不明其奥义。”《序》为了使的命理学能够走向大众和科学，一些知识分子或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开始将古代晦涩难懂的命理文献逐一整理，并按照西方教材的编排方式，写 出命理学通论性著作或讲义。个别著作，甚至已经开始引用西方最新的科研成果来解释传统命理概念。命理学逐渐揭开神秘的面纱，开始走向通俗化和学术化。首先是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的出现。
袁树珊编著的《命理探原》原版于 1916 年，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最早的一部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将古代命理文献镶嵌于纲领之中，夹叙夹议，既言之有据，又便利初学，一改过去命理书籍晦涩玄妙之风。
1935 年韦千里( 1911—1988) 出版的《千里命稿》和随后的《韦氏命学讲义》，均是以西方教材形式编写而成的讲义。《千里命稿》先论天干地支，后论五行、六亲以及格局分类。该书语言精练，通俗易懂，为后世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编写之范本。
徐乐吾 ( 1886—1948) 在 1938 年完成的《子平粹言》是该时期又一本重要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对用神、格局等命学核心问题阐述详尽。在书中，作者条理清晰地阐明了选取用神的五种方法和判定格局高低的六条标准。这些方法和标准，成为后世学人断命之准绳。该书的第六编古命部分，是今人研究唐宋古 法时期命理术的重要参考文献。作者认为命理学古法时期的唐李虚中术源自五星术，“唐李虚中就五星之术而变其法，去星盘而专用年月日时，以年为主，推算禄命”，“子平源于五星，而古命，为子平与五星间之过渡”。《子平粹言》是命理术在新的转型与整合时期的最重要的代表作。
潘子端( 1902— 1990) 1937 年出版的《命学新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该书第一部分“水花集”首次将西方现代心理学分析引入传统命理学中。潘子端借鉴了当时西方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 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的性格类型学说，将其八种性格类型说直接与命理术之八格对应起来。
这种全新的阐释，开现代命理学科学理论研究之先河。
其次是对古代命理文献的整理和诠释。
伊始，袁树珊、徐乐吾等命学大师皆意识到古代命理文献对现代人的学习和研究造成很大障碍，实有必要早做整理和诠释。这一时期，徐乐吾曾先后评注多部命理学经典，包括《子平真诠评注》、《滴天髓徵义》、《滴天髓补注》、《造化元钥评注》、《穷通宝鉴评注》。这一时期整理、诠释出的古籍还有潘子端的《滴天髓新注》，袁树珊校、李雨田校补的《滴天髓阐微》，韦千里校的《精选命理约言》以及他和尤达人校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命理文献的重新整理和诠释，为命理学的规范、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事实证明，由徐乐吾、韦千里等校注的命学古籍，在之后的数十年间，逐渐成为后人学习掌握古代命理学理论知识之必读经典。故其校释之功，不可小觑。
第二阶段: 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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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学思想及方的引入
20 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是命理学研究的第二个时期。由于政治及意识形态等原因的影响，命理学在中国大陆一度销 声匿迹，但在港台地区，命理学的研究仍在有力地向前推进。这一时期研究的特点，是现代科学思想和方被逐渐引入命理学，尤其在台湾，实证和计量研究之风盛行命理学界。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台湾教师吴俊民( 1917—) 出版的《命理新论》是一本概论性质的命理学讲义。该书首次提出实证的研究方法，开中国命理学界实证研究之风。该书的许多思想及方法颇具创新性，如提出八字年柱必须从冬至点开始更换，一改千百年来年柱以立春点更换的惯例。对于吴俊民的这一大胆变革，后人一直争论不断。高源、范良光、吴怀云、司莹居士、了无居士、陆致极等术士及学者皆有回应，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 吴俊民还改进了陈果夫( 1892—1951) 的八字先天体格检查表，将人八字地支所藏干与天干一同标记到表内，结合五 行四时旺衰状况，分析其强弱分布，进而判断该人先天疾病，并注重实证的检验。
《命理新论》堪称首部探讨健康命理研究 的著作。后来赵季青的《八字与健康》、钟义明的《现代命理与中医》( 武陵出版社，1993 年) 、陆致极的《又一种“基因”的探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 均是以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命理医学理论准确与否，足见吴俊民对后来者影响之巨。 20 世纪 70 年代到 80 年代，台湾新一代命理术士和学者希望以计量研究的方法使命理学研究更加科学化、精确化。70 年代陈品宏在《预言命律正解》( 大成出版社，1986 年) 中提出“实律说”，首次将计量研究引入命理学; 80 年代，何建忠在其著作 《八字心理推命学》(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5 年) 中，自创一套阴阳计分法，规定了八字干支中的阴阳气含数，以此来选取“中用神”; 吴怀云在《命理点睛》( 希代书版有限公司，1986 年) 中提出一套计算五行力量强弱的公式。但遗憾的是，无论是陈品 宏的实律数，何建忠的阴阳气含数计算，还是吴怀云的五行力量强弱的计算公式，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其计算的出 发点的数据来源是自由心证或由梦而得，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数据。这也使得之后的计算结果难以令人信服。
其实，无论上述几人再做出多少次试验和计算，其付出很可能都将是劳而无获。个中缘由，或如陆致极( 1949—) 先生所言: “……八字命理学推理的主要手段是象，象本身是模糊的，是不确定的，因此，如何能期待它得到完全精确的结论呢?”现代科学思想 及方的引入，为古代命理学添加了更多的现代因素，也为其研究注入了勃勃生机。但是，由于命理学本身理论系统的制约，这些尝试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无论是时期的徐乐 吾、方重审、潘子端，还是台湾新一代的命理术士及部分命理学者，他们均希望命理学能够早日摆脱迷信的桎梏而走向科学与理性，但时至今日，他们的这一目标也未能实现。原因何在? 张明喜先生对术数性质的认识或许有助于我们今天去理解命理学不能立于科学之林的原因: “……( 术数) 蕴涵着一定的原 始形态的科学因素和一定的科学思路，甚至还可以从其中的某些思想指向分离出一些新的科学领域，但就其现有的基本的性质特征和文化风貌来说，我们只能说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复合而成的产物，为一门极想进入科学的殿堂，却又终于徘徊于科学的殿堂之外的伪学。”
这一时期的台湾命理学界的另一代表人物当属梁湘润 。60 年代至今，梁湘润先后完成命理著作 30 余部。 他不仅校释了大量命理古籍，而且尝试对子平古法等命理术早期推命方法进行探讨。其代表作有《李虚中命书》( 武陵出版 社，1985 年) 、《大流年判例》( 金刚出版有限公司，1986 年) 、《滴天髓、子平真诠今注》( 行卯出版社，2000 年) 、《命略本纪》 (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神煞探原》( 行卯出版社， 2003 年) 等。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台湾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作品不胜 枚举，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陈品宏的《命理奥义》( 金刚出版有 限公司，1986 年) 、了无居士的《八字的世界》( 河畔出版社， 1992 年) 、钟 义 民 的《现代命理实用集》( 武 陵 出 版 社，1993年) 、陈柏谕的《专论女性八字学》( 益群书店，1995 年) 和《四 柱八字阐微与实务》( 益群书店，1997 年) 、梁湘润的《子平基础概要》( 中国哲学文化协进会，2000 年) 等。总体来看，命理学通论性著作由于体例统一，内容雷同，偶有创新也多为个人体验，难以上升至学术高度，故此类作品虽数量庞大，至今畅销不衰，但于学术研究已价值不大。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周易热与气功热，也促使了八字命理术在中国大陆的复苏。80 年代末，洪丕谟、姜玉珍夫妇合著的《中国古代算命术》( 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再版) 是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现的第一本命理学著作。该书在中国大陆再版多次，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一部学术质量较高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
杨景磐的《玉照定真经白话例题解》(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也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古典命理文献评注作品，该书也是至今罕有的专门讲解古法时期命理术的著作。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现的命理学通论性著作还有: 邵伟华的《周易与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5 年再
版) 、《四柱预测学》(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陈园的《四柱预测学释疑》( 明报出版社，1993 年再版) ，郭耀宗的《四柱命理预测学》(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总体来说，大陆的这些通论性作品的质量水平远不及台湾的同类作品，且从事研究的命理术士和学者人数也远少于台湾。
第三阶段: 多学科、多角度、宏观研究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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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命理学研究特点
相对于命理学近百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命理学者从文化、 社会、历史、哲学等角度对命理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历史就要短 得多。无论是港台、大陆、还是海外，以多方位视角对命理学进行研究，都是近二十年的事情。这种多方位、宏观的研究视角在将命理学研究领入更高层次的学术领域的同时，也避免了实证主义和计量研究将命理学带入死胡同的尴尬。
最早以这种宏观视野对命理学进行研究的人是美国华裔学者陆致极。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陆致极先生先后出版《八 字命理新论》( 益群书店，1996 年) 、《八字与中国智慧》( 《八字历史81命理新论》增订版，益群书店，1998 年) 。在上述书中，作者创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结构含有以日主和月支为主而形成的两个网络结构，并讨论了八字命理学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学以及辩证智慧。进入 21 世纪，陆致极先生又以更为宏观的视野写出了《中国命理学史论》，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述命理学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将传统命理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讨了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作者首次提出一个成熟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一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二是秦汉以来定型的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大结构; 三是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盛行。
在该书中，作者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勾勒出八字命理发展的逻辑进程、基本意象和分析方法。作者还认为，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描写和预测的能力。它目前正面临着一 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如果命理学的研究和命理术的改进无法出现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消亡将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命理学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之势。早在陆致极写作《中国命理学史论》之前，中国大陆的何丽野教授就已经完成了《八字易象与哲学思维》一书。该书从八字易象的组成结构、八字易象的哲学思想以及它 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述。何丽野教授注重八字“象”的研究，指出八字易象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形而上学思维到辩证思维，最后再到系统思维的变化过程。“本书多发前人之所未发，填补了八字易象之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作者还首次指出，八字命理术是从京房易中衍生出来的术数。 它对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和人性论思想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该书还从社会学的角度深入剖析命理学，认为八字命理术中的 “六亲”、“十神”等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封建社会里的家庭与社会的关系。何丽野教授的上述这些观 点，无论是哲学领域的还是社会学领域的，均具有独到之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何丽野教授，清华大学的刘国忠教授 ( 1969—) 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博士毕业论文 《五行大义研究》是国内唯一研究《五行大义》的专著。《五行大义》一书虽不是命理学著作，但该书保存了众多先秦至六朝时期的阴阳、五行思想材料，是我们研究古代阴阳五行思想的一部入门之作。以阴阳五行为推命基础的命理术多以此书为其理论源泉，故其研究成果客观上对唐宋命理学研究起到促进作用。刘国忠教授的《五行大义研究》，对《五行大义》的版本源流、《五行大义》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海内外对它的研究现 状都做了详尽的论述。
2009 年，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是刘国忠教授几年来研究成果的又一次汇总。该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唐宋时期命理文献的讨论和整理。其所集文章涉及广泛，包括中国古代术数研究现状、《五行大义》研究、《五行精纪》研究、徐子平事迹考述以及对多篇宋代命理文献的考辨。该书的下篇“资料篇”中，作者参照宋代命理文献《五行精纪》等著作，整理出《李虚中命书》、《直道歌》、《五行要论》等一批宋代命理文献。唐宋时期命理文献荒芜杂乱，命理学历史扑朔迷离。这一时期的许多问题，诸如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徐子平事迹及其子平术的渊源、唐宋命理文献的考释等，在此之前都还没有人给予充分的关注，更不要说深入的研究。刘国忠教授第一次广泛的回应了上述学术问题，并做出了相当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说，《唐宋时期命理文献初探》不仅是本世纪以来，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唐宋时期命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著作。它的出 版，为后人研究唐宋命理学起到了奠基性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学者中研究领域涉及命理学的还有张荣明、黄正建、林立平、赵益、董向慧等。张荣明在《方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章“命理术起源及形成的考证”中，详细考释了古代命理术的许多基础，诸如五行生克、四时五行盛衰、五行寄生十二宫、干支配五行等的产生过程。在判断出这些小系统的诞生时间后，作者方在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中寻找记录古代命理术的蛛丝马迹。其论证过程层层递进，富有逻辑性。
黄正建在《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一书中，列举出敦煌文书中禄命术类文书 22 件。其中部分晚唐五代宋初之文书已涉及到干支知识、推禄法、推驿马法、五行刑、冲、合、害法等命理术的基础知识。这些文书虽然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对于唐宋命理术的研究不无益处，值得学人们的注意。
林立平在《神秘的术数: 中国算命术研究与批判》一书的第六章“命学典籍评述”中，详细点评了十几本有影响的古代命理学文献; 在第八章 “算命术的产生与发展”中，作者论证出命理术产生于汉代的结论。赵益则从新、旧《唐志》及《隋志》等古典术数文献的对比研究中考释命理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董向慧博士所著的《中国人的命理信仰》，该书视角新颖，是一部社会思想史著作，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人的命理信仰。值得一提的是，董向慧博士还曾撰文首次披露了载有古代徐子平、徐大升事迹的重要文献《濯缨亭笔记》和宋代子平术重要文献《子平三命通变渊源》，这为后人研究子平术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早在 2009 年，刘国忠教授曾撰文《徐子平相关事迹辨证》，判定徐子平的事迹及地位的传说皆属子虚乌有，指出这些传说 本身是一个“层累地造成”的学术谎言。之后董向慧博士在新发现的史料的基础上，特刊文《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 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回应刘国忠教授的论点，认为古代关于子平术传承的传说是可靠的，只是它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很多学者对其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这也是笔者目前仅见的国内两篇专门探讨子平术早期产生发展历史的重要论文。
二、研究的不足及其原因
命理学的学术史已近百年。本世纪以来，中国命理学研究更呈现出喜人的成就。部分著作开始从社会、历史、文化、哲学 等多方位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命理学。这为今后命理学的研究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前存在的不足与严重问题。首先是目前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总体来看，命理学研究长期由两大主流人士把持，一是受现代文明影响的命理术士，二是长期从事命理学研究的学者。前者可看作江湖派之延续，后者则是现代之书房派。两种人士时而交错，其研究亦有所互补，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一定区分领域。
术士之研究重在介绍命理术( 主要是明清时期子平术) 之推命方法以及近代以来对其理论的一些改进和应用成 果，即主要限于术的研究; 学者之研究旨在考证命理术之产生、 发展演进之历史，以及命理学所涵盖的哲学、社会学等知识。 二者相较，显然前者的贡献较为有限。命理学的发展主要还是 依赖命理学者的研究。
但是，以近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来讲， 真正提到的专门研究命理学的学者不过十位，且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各种原因目前已远离命理学研究工作。命理学研究人数过少及后继乏人的状况十分明显。
其次，这些学者虽然为命理学的发展做出许多开拓性贡献，但其研究成果还不能视为非常充分，不少领域的探讨只能 算是浅尝辄止，如在李虚中术的产生过程、唐宋时期命理术的分析、子平术的产生及早期发展状况、早期命理文献的整理与校释等方面，目前来看还非常薄弱。
最后，当前命理学与其它术数的合作研究还很不够，命理学之研究应放在整个术数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命理术属于中国古代众多术数的一种。它虽然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也与众多 术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举例来说，早期命理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中就吸收了不少星占学与择吉术的内容。宋代出现的子平术也吸收了当时盛行的火珠林法的六亲配置法则等内容。 研究命理学之学者，如果不对古代其他术数有大体的了解，恐怕难以深入其研究。当然，这就要求学者们具备精深的术数知识以及宏观的学术视野。可是我们几辈学人由于历史、文化、 政治等原因并不具备这些素质。甚至可以说，当前的大多数学者，对于术数知识一无所知。这对今后命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无疑是个巨大的障碍。
总体来讲，中国命理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这一点在中国大陆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学术界对包括命理学在内的术 数学缺乏研究，这种状况自 20 世纪以来便一直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一是自五四以来我们对中国古代阴阳五 行思想给予的批判与否定。梁启超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 《阴阳五行说之来历》) 。近代以来， 随着人们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文化思想，阴阳五行思想渐被国人所抛弃; 二是建国以来我们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社会上各种算命活动，这种视算命为落后封建迷信的观念至今对人们影响很大。虽然今天我们并没有禁止命理学的研究，但不少学者还是对其有偏见。一些想做命理学研究的学者也怕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况且在今天的学术界，研究命理学的学者很难申请到科研基金，其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在高水平的学术刊物上。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我们今天对命理学研究的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