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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第二次南侵,给南宋带来了怎样的打击?
在金军第二次南侵前,南宋中央政府还在扬州。
扬州在长江北岸,所以严格地说,那时的南宋中央政府还没有正式南渡。
在金军第二次南侵之后,大宋在北方的统治更加支离破碎。
在这种背景下,赵构开始南渡。
看到赵构这种畏敌如虎的样子,自然是流言四起。
在赵构出扬州城时,有一个士兵当着赵构的面,说出了一番大逆不道的话:国难当头,你就知道逃跑。
赵构一听这话,拔出宝剑就把这个士兵捅死了:妄议国事者,杀无赦。
帝次扬子桥,一卫士出语不逊,帝掣手剑杀之。
想当年,徽钦二帝就因为当断不断,遂有了靖康之难。现在,赵构一门心思赶紧跑路,根本不给反对者任何机会,甚至都没有召集高级军政长官开会。
所以,当有人向宰相汇报当时的战况时,宰相还慢条斯理地说,这事不着急,再等等看。
下面的人一听就急了,还等什么?现在皇帝都离开扬州城了!宰相听后大吃一惊,也赶紧跟着跑路。
黄潜善、汪伯彦方会都堂,或有问边耗者,犹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驾行矣!”二人乃戎服鞭马南骛,军民争门而死者,不可胜数。
当天晚上,金军先头部队就已杀到扬州城下,扬州老百姓马上派出代表列队欢迎金军进城。金军问赵构哪里去了,大家说赵构跑了。
是晚,金将玛图以五百骑先驰至扬州,守臣右文殿修撰黄愿已遁去,州民备香花迎拜。金人入城,问帝所在,众曰:“渡江矣。”金人驰往瓜州,望江而回。
南渡长江后,赵构对当时的执政班子失望到了极点。因为他们的官僚气实在太重了。
黄潜善、汪伯彦是赵构最早的班底成员。
北宋末年,黄潜善是河间知府,汪伯彦是相州知州,赵构在河北开设帅府,他们是最早过去力挺赵构的高级军政长官。
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力挺赵构,都获得了丰厚的政治回报,他们也因此成了南宋第一届执政班子的领衔人物(不算临时过渡的李纲)。
但在乱世,这种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领衔人物如果没有两把刷子,是很难站住脚的。
所以,黄潜善、汪伯彦在赵构正式南渡后,就开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黄潜善、汪伯彦的官僚气,主要表现在报喜不报忧和当断不断上。
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南宋中央政府一直无确判断北方局势,金军都快打到扬州城下了,黄潜善、汪伯彦还以为战争离扬州很远,以至于在撤退时,连最基本的章法也没有。
处于执政的位置上,每天都会有海量的信息堆在案头,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从众多似是而非的信息中,甄别出有价值的信息。
一万年也分左中右,执政者的任何一个决策,下面都会分为三种不同倾向的意见。
比如当金军南下时,大宋会自然而然地分为三派。
一派认为,应该集中全力与金军死磕,而且认为可以大获全胜;一派认为,国家军事力量不足,必须重新整合,才有机会和金军正式开战,现在死磕只有死路一条;还有一派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
黄潜善、汪伯彦作为执政官,在金军第二次南侵时反应迟钝,显然是因为,面对这三派提出的意见和信息,他们东倒西歪,根本没个主见。
随后,朱胜非坐在了执政的位置上,但由于他在苗刘兵变的过程中表现糟糕,所以也很快退出了执政的位置。
而张浚因为在苗刘兵变时表现突出,于是坐到了执政的位置上,那一年他33岁。
张浚可以算是南宋初年最牛的执政官,只要他认定的事,就会坚定不移地去做,任何外来的干扰,也难以改变他的决心。
这种行事风格,显然是弊端重重,所以张浚主战,在许多人眼中,那就是一个成事不足坏事有余的人。
但是在乱世,想成为合格的执政官,这种态度是必不可少的。
否则,下面一大群人,你主战我主和,快吵翻天了,都等着你拍板做决定,你自己却连个主心骨都没有,那怎么行?
后来,张浚出镇川陕,范宗尹很快爬上了执政位置,也只有33岁。
几年以后,32岁的岳飞在赵构的栽培下成了集团军司令。
赵构渡过长江后,几乎是一片唱衰之声,就连跟随他的禁军也怨声四起。
因为,在一片匆忙的环境中,众多将士的老婆孩子都来不及南撤,金军来了,等待他们的命运将是什么呢?
赵构派高级官员安慰禁军,并且保证,马上就派船接他们的家属。
在此过程中,这个高级官员试着征求禁军们的意见,你们觉得,是返回去和金军作战好,还是适当转进保存实力好?禁军都说,我们听皇帝的。
俄又一人至曰:“禁卫涕泣,语言不逊。”帝甚骇,顾中书侍郎朱胜非曰:“卿出问之。”是时管军左言立阶下,胜非请与俱,遂出郡厅事,并立阶檐。卫士或坐或立,有涕泣者,胜非传旨问之,皆以未见家属对。胜非即谕之曰:“已有旨分遣舟专载卫士妻孥矣。”众贴然。因问驾去留利害,则曰:“一听圣旨”,无敢哗者。
听起来,似乎是赵构胆怯逃跑,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还是那句话,就算与金军开战要死十万人,也轮不到赵构死啊,他为什么要胆怯呢?
禁军如果真敢对抗金军,他们回复应该是“打回老家去,皇帝如果敢不听话,咱们就兵谏!”
可现实却是,禁军也知道自己打不过金军,但为了甩掉怯懦的大帽子,所以摆出一副听话的样子,你当皇帝的要是逃跑,那就是你胆小了。
在此期间,不久前从汴梁南下的义军将领丁进旗帜鲜明地表示,他要杀回江北和金军拼命。
此时的丁进刚被中央政府招安,现在就和中央政府的既定战略大唱反调,这是想干什么?
而且,他率军返回江北,到底会干什么,谁知道呢?是真想抗金,还是想与金军玩亲善友好,还是想趁乱烧杀掳掠?
更主要的是,这支军队的军纪一直饱受非议,因为流寇就是流寇,中央政府在后勤上自然会有所偏心,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难免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于是,南宋中央政府以整顿军纪为名,把丁进诱杀,强行改编了他的军队。
丁进既受抚,以其军从帝行,遮截行人,瓷为劫掠,且请将所部还江北与金人血战,其意欲为乱……渊闻叛,遣小校张青以五十骑卫胜非,因绐进曰:“军士剽攘,非汝之过,其招集叛亡来会。”青诱进诣胜非,至则斩之。
真州城与扬州相邻,当时是刘光世部的王德、靳赛驻防,他们一看金军杀了过来,马上火烧真州城,然后率军撤退。
及帝渡江,德以所部兵焚真州而去,真州官吏皆散走。
这种做法是有说教的,叫焦土战术。有用吗?从结果来看是有的,可骂名却更大。
不止是王德、靳赛,就连南宋初期大名鼎鼎的杜充,之所以会被人说成猪狗不如,基本也是因为他们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当儿戏:你们没本事在战场上击败金军,就用焦土战术和坚壁清野来应对,金军是头疼了,可当地百姓也没家了啊。
这其实就是上下层的思维逻辑不同。
上层是棋手思维,只要能赢得对战胜利,哪怕丢掉车马炮,我也在所不惜;可是对于下层而言,他们就是车马炮,为了保住上层的胜利,就要牺牲他们的性命,凭什么啊?
用过这招的人可不止是王德、靳赛和杜充,就连大名鼎鼎的韩世忠也用过,在金军第三次南侵时,韩世忠认为抵挡不住,于是一把火烧了镇江,然后率军撤退。
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镇江,悉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既闻金人南渡,即引舟之江阴,知江阴军胡纺厚待之。
后世也有人对此发表过议论,大意就是说,如果宋军不烧城,等茹毛饮血的金军来了,他们肯定也会大搞“三光政策”的。
同时也有人表示反对,如果当地百姓老老实实地跟金军合作,金军又怎么会大搞“三光政策”呢?
于是问题就转变了,当敌军入城后,百姓应不应该老实合作呢?合作就是宋奸,不合作就等着三光,怎么办呢?
双方最后得出一个和稀泥的结论,干脆在敌军入城之前主动放火烧城,然后跟着政府军一起撤退。
我只是客观地将双方观点摆出来,至于哪方正确,还请各位自行判断。
金军第二次南侵结束后,靳赛率部收复了真州,可由于靳赛也是流寇出身,或者说义军出身,所以这支部队的后勤补给难免有些跟不上,于是在进入真州之后,这支名义上的政府军开始后烧杀掳掠。
金人去真州,靳赛引兵复入城,颇肆杀掠。后数日,守臣向子忞至,以义责之。
好在几天之后,文官系统也回到了真州,老百姓总算有了个说理的地方。高级文职官员对军人的强盗行为提出了严厉批评,让他们有所收敛。
可问题是,收敛归收敛,老百姓遭过的罪找谁弥补呢?一切似乎只能怪他们命苦了。
关键是,靳赛一看文职官员对自己指手划脚,自然是满心不高兴,于是很快就造反了。
刚刚受政府招安才几个月,现在掉头又造反,这叫什么事呢?关键是,过了一段时间,靳赛再度接受招安。
靳赛这种人绝不是少数,以至赵构后来气得直接把许多人拉到了黑名单上,表示绝不招安这些人,因为他们贼性不改!
可问题是,人家就是要这样玩,南宋政府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因为不接受人家招安的后果更严重。所以在许多时候,赵构虽然说得硬气,但做事的时候总会手软。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靳赛似乎老实了,可当赵构准备彻底整改他的军队时,靳赛忍不住了,于是跟着郦琼一起,北上投靠伪齐皇帝刘豫去了。
南渡后的大宋,正面临着一个难以化解的危机。
金军太强大了,第一次南侵搞出个“靖康之难”,第二次南侵打到了长江边,第三次南侵的结果会怎样?谁也不敢乐观估计。
更主要的还在于,各种叛军、流寇不断向南涌来,而且势力越来越大,如果他们趁乱杀过江南,那可怎么办啊?
西北也不安分,当地军头已经开始军阀化,竟敢公然夺走高级文职官员的大印,甚至一度试图击杀高级文职官员。这样发展下去,西北军还会为政府所控制吗?
最要命的还在于,政府军的情况也很糟糕,只有杨惟忠、刘光世、范琼、张俊、韩世忠和王渊等寥寥数人而已。
杨惟忠、刘光世在投靠赵构时,就有着绝不可低估的实力,所以他们可以和赵构分庭抗礼,在关键时候,这种军队很难指望上。
在苗刘兵变时,刘光世接到张浚三封书信之后才决定勤王,杨惟忠竟然一直没有亲率大军行动的意思,最后这支军队是由高级文职官员吕颐浩率领勤王的。
在关键时候,这两个人虽然没有站错队,但是他们的态度实在都值得玩味。
范琼曾是伪楚的最高军事指挥官,赵构虽然接受了他的“弃暗投明”,并授予了他政府军的番号,但是范琼对赵构一直是若近若离的。
在苗刘兵变时,范琼接到张浚的五封书信,却一直跟没事人一样。
这样算来,赵构真正能号令的中央军,好像只有王渊、张俊、韩世忠了。
韩世忠在不久前被金军打得弃军逃跑,虽然逃回了南方,却也差点变成了光杆司令。这时候的韩世忠,显然不是赵构能靠得上的。
张俊刚起步,手里只有八千军队,对于赵构当时的困局而言,只是杯水车薪。
王渊手里有一支人数近万的禁军,但架不住身边有野心家啊。
苗傅、刘正彦当时肯定也和我一样,把赵构手下的诸多势力分析了一遍,然后得出结论:赵构目前所能倚仗的只有 张俊和王渊,张俊没多少兵,只要我们能控制住王渊,就肯定能控制住赵构!
苗刘兵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真正活捉方腊的不是武松,而是这个人,他也曾大败金兀术
宣和二年(1120)十月, 方腊率众起义,自称圣公,而后起义军一度所向披靡,巅峰时期曾占领杭州,最后被朝廷镇压。在《水浒传》中,方腊作为"四大寇"之一曾砍断武松一只手臂,最后武松"单臂擒方腊",将方腊生擒。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历史上真正活捉方腊的韩世忠。
韩世忠字良臣,生于陕西省绥德县,经历北宋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和南宋高宗赵构三朝。在重文轻武的宋朝,韩世忠是为数不多的从社会地位低微的士兵一路晋升到将军,乃至枢密使的将领,而另一位可以跟他匹敌的则是同样卓有成就的大将狄青。韩世忠十七岁入伍,先后参加了与西夏、辽、金的战争,因为作战勇猛,屡次优良战绩,被世人并同刘光世、张俊、岳飞称为"中兴四将"。
北宋徽宗赵佶时期,北宋的黑暗和腐朽达到了顶峰,宋徽宗虽然在书法上有所造诣,但在他的统治下的北宋却一步步走向衰败。宋徽宗宠信蔡京、王漏、童贯、李彦、梁师成、朱耐等人,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六贼",他们在朝中培养亲信党羽,狼狈为奸。为了讨好宋徽宗,在将宋神宗积累的家底挥霍一空后,他们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当时有这样一首童谣"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可见这些人在百姓心中的形象和对百姓的压榨之程度。
宣和二年(1120)十月,方腊率众起义,北宋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就此拉开了序幕。随后起义军废除了宋徽宗的年号,另立"永乐"为年号,干脆以当时的十一月为"永乐元年"正月,还一并确立的太子和丞相。当时的百姓安于太平,不识兵革,听到金鼓声就束手听命,加上起义军的蛊惑,不到十天时间起义军就发展到数万人。十一月打下青溪,十二月攻占睦、歙二州。南克衢州,北占新城、桐庐、富阳各县,兵峰直逼杭州,杭州郡守弃城而逃,将杭州城拱手送给了起义军。
杭州是宋王朝在东南的重镇,它的得失不仅关系着两浙的局面,更牵动着宋王朝在东南的统治。占领杭州后,起义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一度造成了"东南大震","声摇京师"的局面。宋徽宗惊恐之余先后七次招安,企图用招抚的方式平定此次起义。被方腊数次拒绝后,宋徽宗召回了准备根据"海上之盟"与金联合灭辽的重兵,再加上守卫京城的禁军,十五万人日夜兼程南下镇压方腊的起义。
《宋会要辑稿》这样记载:"徽宗宣和二年十一月,睦州青溪县妖贼方腊据帮源洞僧号改元,妄称妖幻,招聚凶党,分道剽劫,本路将蔡遵、颜坦以兵五千死之,势愈猖撅。……二十一日,诏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制置使,王禀为统制,将兵讨之。"时年三十三岁的韩世忠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他是王禀的裨将,跟随童贯一同南下参加战斗。
对于这段历史,宋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宣和二年,方腊反,江、浙震动,调兵四方,世忠以偏将从王渊讨之。……时有诏能得腊首者,授两镇节钺。世忠穷追至睦州清溪峒,贼深据岩屋为三窟,诸将继至,莫知所入。世忠潜行溪谷,问野妇得径,即挺身仗戈直前,渡险数里,捣其穴,格杀数十人,禽腊以出。辛兴宗领兵截峒口,掠其俘为己功,故赏不及世忠。"
也就是说在宋军生擒方腊的战斗中,是韩世忠身先士卒,根据当地百姓的指引,找到了方腊藏身的地点。又以一当十格杀了数十人,最终活捉方腊,但功劳却被等在一旁的大将辛兴宗抢去,辛兴宗也因此受到了奖赏,这段历史在《宋史》和《忠武王碑》等史书中都有记载。当时韩世忠的上司王禀也没有站出来为韩世忠说话,还是另一个叫杨惟忠的将领为韩世忠向朝廷申诉,才拿回奖赏。
有人将宋朝的武将分为四类,分别是武将世家、军班行伍、潜邸亲随和外戚官员。出身农民家庭的韩世忠是典型的"军班行伍"出身的武将,年轻时虽然作战勇猛,但功劳不免被人忽视和抢占。由士兵崛起成为将军之后,在以求和为生存手段的南宋,韩世忠是最坚决的主战派。黄天荡之战、大仪镇之战,韩世忠在抗金战争中的一次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南宋百姓的斗志。用《宋史》韩世忠本传中的一句话结尾:"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赵构要和谈,岳飞要北伐,激烈的君臣矛盾下,隐藏着什么秘密?
“靖康”之耻之后,赵构南渡,在临安即位正式建立南宋。此时,摆在这位宋朝新官家面前最大的问题主要有四个。第一,北宋军队覆灭。第二,金军南下。第三,盗贼横行。第四,军阀势大。其实这四个问题总结为一句话就是,如果朝廷不抓住军权,那所谓的朝廷也只不过是一个玩偶而已。
赵构的尬尴
建炎三年,金兀术掌握金朝大权,率军南下。南宋朝廷在商议之后,决定派张俊、杨惟忠、刘光世、王渊、韩世忠等大将率军前往江淮的最前线。只留下苗傅的八千军作为都城的护卫,守卫朝廷。面对苗傅的八千护卫军,赵构忽然意识到,自己身处的环境并不比宋金的前线好多少。为了保障安全,赵构以以王渊有防江之议为借口,将其召回行在,实则为防范即将出现的不测之变。高宗的调兵,很快就被苗傅察觉到了,他迅速出手,发动了兵变。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苗刘兵变。
苗刘二人逼迫高宗交出康履,腰斩之后,又逼其退位。高宗手上其实并没有能直接调动的部队,根本就没有办法挟制苗刘德军队。如果自己不退位,叛军攻城,自己并无直接控制的军队可以与之抗衡。若不退位,则二将有可能率兵攻城。随后,高宗下旨退位,苗刘二将把控朝廷。虽然这场闹剧很快就被大将刘世光,韩世忠镇压下去,但是这次的兵祸让赵构意识到,中央如果没有掌握真正的兵力,且这样的兵力不足以强大到可以任意威慑诸将,则武将随时都有可能反叛朝廷,甚至弑君。
赵构很快把眼睛就盯在四个人的身上,他清楚。朝廷稳定不稳定,国家乱不乱,主要就看这四个人。张俊,刘世光,韩世忠和岳飞。
战还是和,是个问题
绍兴六年,伪齐南侵,朝廷命令刘世光率军抵抗。然而,面对朝廷的调度,刘世光却装聋作哑,按兵不动。战后张浚奏请罢免刘光世,刘光世也懂得形式,老老实实的也就把他行营护军左护军的军权交给了朝廷,自己做个闲散之人,倒也逍遥。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岳飞立即跑到高宗面前,要求把将刘世光统领的五万宋军归入到他的军中,正好为即将实施的北伐的计划。在此事之前,岳飞和高宗皇帝就曾经有一次促膝长谈。这次长谈中岳飞说凭借自己和金人作战的经验,目前的兵力守土可以,但是要收复北宋的故土,至少还需要二十五万精兵。
然而,高宗皇帝却并没有把行营左护军兵马交给岳飞,而是并属都督府,并听都督府参谋吕祉的节制。实际上否定了之前赵构给岳飞的许诺,也因此造成岳飞的不满,擅自离开军营,前往庐山守孝。历史上,每次说到这里,就会大骂高宗昏庸,忌惮忠臣,导致最后自毁长城。
记得以前上高中历史课的时候,只要提到宋朝,历史老师就会破口大骂,说宋朝的皇帝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怂,而且特别怂。我也曾经感慨,高宗有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大将,怕个屁啊。特别是岳飞身上那股生死看淡,不服就干的气质,要收复北宋故土,还不是三个手指抓田螺,十拿九稳。
可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才逐渐搞明白。如果我是高宗的话,我会变成我曾经最讨厌的样子。为何这样说呢?让我们先看看高宗当皇帝后,首先要处理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军阀。
南宋初期,朝廷中央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正规军队,抵抗女真人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那些靠吸收流寇土匪和溃散军人,扩张私人军队的将军们,这些人已经习惯在势力范围内自作主张,不喜欢中央来指手画脚,历史上对这些将军有一个学术名词,叫军阀。虽然这些军阀的私人武装,战斗力的确是比此前朝廷豢养的禁军战斗力要强一点,可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那就是飞扬跋扈,不听指挥。
举个例子,北宋被灭之后,金军继续南下。朝廷为了能统合各路大军共同抗敌,就派大将杜充节制诸路军马共同抗金:一来可以抵御金人的南侵,诸军联合抗战;二来可以在战争中将诸军统归在杜充手下,进而由宋廷掌控。赵构还专门下了旨意,让当时境内的诸军皆由杜充节制。在当时受杜充节制的诸军中,以刘光世和韩世忠手下的兵最多,也最能打。可是二人也占着自己兵强马壮,不愿受杜充节制,在金军过江的关键时刻,带着部队转移,使得杜充仓促间只能和岳飞、刘纲等十七人带着将兵三万人同金军血战,并以失败告终,丢了金陵城。在这种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中,大将们皆不服从命令,也因为问题的严重性,赵构意识到,朝廷才必须收回兵权,否则后果非常可怕。
对于岳飞抛下军队,自己一个人跑到庐山上去,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赵构是气得要死。一个国家的将军,这样的肆无忌惮,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不但让赵构在群臣眼里没有面子,同时也对国家的稳定产生了威胁。但是既是知道岳飞给自己刷脸色看,赵构还是强忍着不发作。他知道,
岳飞手中握有一支重兵,是朝廷赖以抵御金人的重要力量,这支力量也是岳飞敢于和自己叫板的底气。故高宗赵构在知道岳飞暴走后,也只能吐槽一下:“若在太祖时,犯吾法者唯有剑耳”之类的窝里说的狠话。
绍兴十年,岳飞感觉时机成熟,可以北伐。但是已经对岳飞有所猜忌的赵构不想让岳飞出兵。为此赵构甚至派遣司农少卿李若虚往岳飞军中计议,阻止岳飞进军。但岳飞不顾朝廷的命令,依旧进兵,虽然这次北上,岳飞打了胜仗。可是岳飞的蛮横,对朝廷命令的置若罔闻,也是让赵构看到了岳飞的跋扈和他对朝廷命令的轻视。
武将拥兵的威胁——他们往往视中央的命令而不顾。刘光世是这样,韩世忠是这样,如今的岳飞更是这样。面对岳飞一而再再而三的抗旨,高宗终于起了杀心。
总结
风波亭,一场千古奇冤。可是这场冤案中,唯有韩世忠替岳飞父子说了一句“莫须有,何以服天下”?可是这场官司的真相是,判处岳飞父子的高宗皇帝赵构和秦桧,其实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岳飞冤。可是为啥明知道岳飞冤还是要杀他呢?岳飞北伐,要恢复北宋故土,找回民族尊严,他错了吗?没错。高宗要稳定朝局,让民间恢复生产秩序,将兵权收回中央统一管理调度,防止军阀做大,危害国家。高宗做错了吗?也没有。
那究竟是哪里错了呢?读者朋友,你们认为呢?
要命:守城宋将用六壬占卜,明天金兵破城,命令儿子杀死家眷
(之一):他精通六壬占卜,宋仁宗询问与辽国的争战结果,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宋仁宗——六壬(之二)
宋代以前,文献中六壬占卜的记载还不多见,唐代诗人王建的一首《贫居》中淡淡地提了一句。诗人近期的身体不太好,占卜的内容是他的运气和吉凶:
眼底贫家计,多时总莫嫌。蠹生腾药纸,字暗换书签。避雨拾黄叶,遮风下黑帘。近来身不健,时就六壬占。
到了宋代,六壬占卜的记载渐渐多起来,而且细节丰富。《宋史·忠义传》中有一位史抗,北宋末年担任代州的安抚副使,曾经向朝廷建议在雁门关派重兵把守,可惜未被采纳。后来代州被金兵包围,情势危急。
史抗精通六壬,自己占算出战事最终的结局,连夜召来两个儿子,说:“金兵围城,外援难至。明天城池会被攻破,我会战死,你们也难逃厄运。现在你们回去,让妻儿家眷自尽,这样,金兵杀到的时候不会受辱,也免去你们的牵挂,可以尽力杀敌报国。”
两个儿子史稽古、史稽哲痛哭着答应:“愿听父命。”
第二天,代州城果然被金兵攻破,父子三人拼命抵抗,力图突围,最终全部战死在城中。
史抗六壬占卜的技术必定相当过硬,他用占卜的结果,劝说两个儿子预先安排后事,实在来不得半点含糊。假设第二天代州城没有被金兵攻破,而儿子们的家眷已经自尽而死,史抗在儿子面前是无法交待的。
占卜预测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史抗预卜未来,显现出来完全的凶兆,而且没有一丝化解的希望。这样的预测虽然准确,其作用却只是延长了悲哀与绝望的时间,不如不知。
另外一些情境下,占卜的压力相对就小一些。《夷坚志》记载,南宋绍兴四年,杨惟忠带兵,赶往鄱阳湖讨贼,出发的时间是四月壬申日的寅时。
胡翛然到江边为杨惟忠送行,回来之后,在朋友那里遇到道士张彦泽。张彦泽精通遁甲之术,随即预测杨惟忠这一次出兵的吉凶,结论是:如果按照杨惟忠出发的时辰来测算,此行可以擒获众贼,但对主将不利。如果按照现在这个时辰,也就是午时来测算,有两种可能。如果天不下雨,便是吉兆,否则主将杨惟忠本身是凶多吉少。
几个人吃过午饭,到外面散步,原本晴朗的天气,突然下起一阵暴雨。张彦泽立刻叹息说:“杨惟忠危矣。”
杨惟忠带兵赶到鄱阳,军队的旗帜鲜明整肃,贼兵一见,全无斗志,主动派人前来请降。杨惟忠兵不血刃,获得全胜。但奇怪的事情很快发生,第二天杨惟忠骑坐的一匹青骢马突然病死,杨惟忠自己也得了急病,匆匆回到豫章,第二天便不治而亡,正应了张彦泽的预言。
元代人吾衍,字子行,性情疏旷,精书法,通音律。因为小妾的缘故,吾衍受到官府差人的羞辱,吾衍不胜惭恨,给朋友留诗一首,诗中有“西泠西畔断桥边”之句,然后从人间消失。
没有人知道吾衍的下落,第二年三月辛酉日,一位名叫卫天隐的朋友用六壬起课,占卜吾衍的生死,得亥子丑顺流:
“岁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实水乡,巳墓在丑,惟子惟丑无禄,殒虚墓,非其藏,死沉江湖。是岁戊辰,土为宰制,土弗胜水,家绝身弃,此其骨污渊泥九十日矣。”
由此判断,吾衍早已经葬身水底,与他最后留下的那句诗相应。
■未完待续
选自《原来皇帝也算命》于左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