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携款跑路一边公然开店，预付卡“卡跑跑”为何能一骗再骗？
新华社上海3月21日电题：一边携款跑路一边公然开店，预付卡“卡跑跑”为何能一骗再骗？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王辰阳、周琳、谭慧婷
不少消费者都遭遇过在健身、美容、美发场所购买预付卡后，店主携款跑路的事儿。“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家有过上述不良行为的公司，竟然一边跑路，一边不断公然开店。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网红”健身房突然跑路，运营团队此前有“黑底”
今年初，一家在北京、上海拥有多家门店的“网红”健身房——单车主题健身房GuCycle突然关停，店主跑路，不少会员的预付款索要无门。
“去年他们还做了一次‘双十一’促销。平常一节课170元，那时一节课不到100元，很多人都充值买课了。”从2017年开始在GuCycle健身的朱女士说。
朱女士发现，与她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近300名会员。据维权群内会员们自发统计，GuCycle拖欠会员130多万元课时费。
目前，这一健身房位于上海的4家门店均已关门停业。记者来到位于上海静安嘉里中心的门店了解到，有不少会员陆续来询问GuCycle为何跑路，但无法联系到企业的负责人。物业称，他们已于2019年1月30日与GuCycle解除租赁合同。
据了解，北京的2家GuCycle门店也几乎在一夜之间关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并非该运营团队第一次跑路。此前，他们运营的“全城热炼”项目，也发生了携款跑路事件。
经查询，GuCycle所属的十辐一毂母公司和光同尘（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于2014年在北京成立，2015年推出“全城热炼”健身馆O2O对接平台。该平台微信公众号已于2016年8月停更，App已经从应用商店下架，官方网站也无法打开。
据调查，“全城热炼”在上线一年多的时间里，多次单方面更改消费模式，如原本99元包月的健身卡在上线半年后变成了京沪每月299元，其他城市每月199元。有消费者表示，“我们在99元包月的条件下购买了长期会员，合约尚未到期，就遭遇单方面更改消费模式。”
北京市民李先生说：“我曾经突然被‘全城热炼’无故清除会员资格、清空账户余额，客服完全不予理睬，也没有人联系退款或补偿。”
跑路后继续运营多个项目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息显示，和光同尘的法定代表人是陈骋，董事长是司维。2016年1月，和光同尘又在北京注册了一家全资子公司——十辐一毂，当时的法人也是陈骋。公开资料显示，陈骋曾凭借GuCycle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的身份，入选2018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英榜单。
记者调查发现，“全城热炼”项目跑路后，这一运营团队名下仍有其他健身项目。董事长司维目前参与了一个尊巴舞的健身创业项目ZumbaCN，并在该项目所属的北京将军赶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2017年5月成立）担任监事。此外，司维还曾开过一家尊巴舞健身房Evil Bunny。目前，Evil Bunny在嘉里的门店也已关停。
2019年1月30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十辐一毂被监管部门认定为经营异常。
日前，记者从上海静安市场监管部门获悉，接到投诉后，监管人员曾到Gucycle的门店，现场只见到一名保洁人员。其上海分公司因未按时公示年报，2019年3月被依法注销。
多部门建立互联网联动信息平台 严格落实诚信黑名单制度
针对预付款、预付卡消费屡屡出现跑路等现象，《上海市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管理规定》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规定明确，上海建设统一的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归集经营者单用途预付消费卡发行、兑付、预收资金等信息。同时，建立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将关门跑路、一年内因违反规定受到两次以上行政处罚，以及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等情形的单用途预付消费卡经营者，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但记者在上海市商务委官方网站查询发现，GuCycle并不在上海地区登记在册的发行单用途预付卡企业中。业内人士表示，规定要求经营者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传送发卡数量、预收资金等信息，但现在主要依靠企业主动申报，约束力不够，难免产生漏网之鱼。
据了解，目前，一些有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记录的企业会被纳入监管部门的后台，实现信息共享，容易监管。而从消费者投诉到定性商家的失信行为，并纳入信用监管之间的机制还没有完全理顺。专家建议，亟须加强对预付卡等失信重灾区的信用管理，将商家的失信行为纳入征信系统，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全方位信用监管。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姚欢庆表示，要建立多部门的互联网联动信息平台，加强企业诚信记录分享，严格落实诚信黑名单制度，避免无良企业不断行骗敛财。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郭韧提醒，在办理预付消费时一定要提高风险意识，多途径了解企业的经营资质、经营状况等，选择一些信誉好的公司。同时，一旦遇到跑路，用户应尽快向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报案维权，让信息能及时被监管部门掌握。
亲历深圳的“封城”
仲春之行
惊蛰一过，就有出行的愿望。看到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几万人的香港，就知道旁边的深圳城压力非常大。去深圳，心里也做好了一点准备，当动车到达深圳福田站，出站旅客排起长队做核酸检测时，才感觉到疫情防控的严格和力度。
到了小区住地保安不让进，因为没有核酸检测信息。在南宁有双码即可通行无阻，不需做核检，但是在深圳没有核检就寸步难行。后经与网格员联系，通过先提交广西的双码，再补深圳的核检信息，方能进入小区。
深圳莲花路
深圳的三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温度舒适，正是出游的好季节。初来几天，早上还可以到莲花山公园练功练拳，没有感觉出疫情严控的氛围。
莲花山公园
体验深圳的“封城”
3月12日周六，做好去逛商场的准备，不想当晚看到所有商场关门歇业信息。这个周末就只好呆在家里不许外出，莲花山公园也关闭，进出小区还需要办理通行证，管控越来越严。
才知道，由于新冠疫情出现反弹，深圳出现了城中村、工厂等多个局部小规模聚集性的疫情，存在较高的社区扩散风险。
根据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安排，全面升级防控举措，3月14日至20日，全市将连续进行三轮全员核酸检测，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所有非必需的企业，员工都要居家办公，实行公交、地铁全部停运等措施。
小区核酸检测点
小区里的几个广场，都被用做核酸检测的场地，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为居家的人们做核酸检测，排队很长，做一次需排30分钟，但是人们很有次序，也很有耐心。缺做一次核检，网格员就会来电话提醒你，说明社区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很强。
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们
小区内有三个商超，士多店就有20多家，食品生鲜店照常开张，肉制品以及蔬菜货源供应充足，品种和价格与往常没什么两样，其他的小店则关门休息，“封城”对居民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
另一种“慢生活”
我没有经历过武汉式的“封城”，那是个万人空巷，万籁俱寂的城市，全城按下暂停键，只有医护人员奋力战疫的身影。封城意味着所有商业活动停摆，农副市场关门，超市关门，人们的生活用品由专职服务机构送货上门，人员居家不能出家门下楼。
“封城”下的道路
而深圳的“封城”，让我看到的是另一种的生活，到小区一走，街上的车流在动，小区花园里散步的人们，在小区道路上行走着的买菜人，还有做核检的人们，依然是不紧不慢地排着长队，也成小区的一道风景，哪有一点“封城”后城市的安静，以及人们心中上的沉重。
实际上，这轮“深圳史上最严防控”，只是让这座历来快节奏的城市，过上了暂时的“慢生活”。
从政府主导到市场行为——全国第一家婚姻介绍所的变迁史
改革开放之初，大批返城知青被婚姻问题所困扰，《市场报》刊登了全国第一则征婚广告，第一家婚姻介绍所——广州市婚姻介绍所应运而生。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市场的逐步开放，婚介所的开办从政府主导逐渐变为个体经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同时，由于网络、电视、手机等媒介的发展，婚介的形式也变得多样。婚介行业的不断转型，折射出人们择偶观念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人们对于配偶品德和职业稳定性的重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择偶时经济因素比重逐步加大，再到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们愈加重视婚姻质量，情感因素成为择偶时的重点……
近年来，快餐式相亲愈加流行，形式丰富，省时高效，参与者范围广泛，参与度高等等优势明显。尤其是组织形式，更是花样百出、与时俱进。
大型万人相亲，八分钟约会，蒙面相亲，单身户外联谊……组织者的灵感可谓层出不穷。图为近期刚刚兴起的“购物车相亲”，以网购平台购物车清单为媒介，寻找兴趣相投的对象。这种新颖的相亲形式效果和寿命究竟如何，目前还不得而知。
走进位于广州市北京路的青宫二楼办公区，走廊的尽头，是外观设计活泼的“青年婚恋服务研究中心”。中心进门处的正面及一侧墙壁上挂满各种荣誉及资质牌匾，其中一块牌匾特别引人注目——上书“新中国第一家婚姻介绍所”。原来，这里的前身是成立于1982年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家由政府主办的婚姻介绍所，2014年机构改革成为青宫下属业务部门青年婚恋服务研究中心。30多年来，该机构服务青年40多万人次，举办过十多场集体婚礼，见证了国人关于择偶、婚姻、家庭观念的演变。
中国第一家婚姻介绍所应运而生
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近日来到青年婚恋服务研究中心采访，负责人胡展鸿向记者介绍了这家婚姻介绍所的辉煌历史和发展现状。
“20世纪80年代，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几十万青年人面临成家立业的需求。”胡展鸿告诉记者，经过多方酝酿，1982年，中国第一家婚姻介绍所——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应运而生。
该婚姻介绍所是由广州市委、市政府拨专款、配备工作人员，由广州市委筹划创办的一所为未婚青年介绍恋爱对象的常设机构，带有机关性质。介绍所通过设立卡片自由查阅，按对举荐恋爱对象、组织交友联谊觅知音晚会以及郊游等方式为未婚青年牵线搭桥。至1984年6月，先后共撮合了1400多对有情人，成功率达14.4%，高居全国婚姻介绍所之首。
37年见证国人择偶、婚姻观念演变
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成立之初，办公地点就在现在的青宫。到青宫喝茶、跳舞、相亲、谈恋爱，成为当年广州青年人中很时髦的一件事。相亲大多以单位与单位间的联谊会形式举行，单位分配有名额，青年买一张五毛钱的门票就可以享受这些服务，碰到看顺眼的，介绍人还会从中牵线撮合。30多年来，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服务青年40多万人次，举办过十多场集体婚礼，曾经轰动一时。胡展鸿向记者展示了一批珍藏的老照片和旧报纸，热闹的画面和报道，可以想见当日空前的盛况。
胡展鸿是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通过社会公开考试招聘进入婚介所工作的，从事这个行业已超过10年，亲历了婚介所从最后的辉煌到面临各种竞争逐渐走下坡路，以及目前一直坚守的历程。他告诉记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百业兴旺，那段时间是传统婚姻介绍所最后的辉煌。此后，随着各种相亲互联网站、手机微信的兴起，青年人越来越青睐新兴便利的交友方式，传统婚姻介绍所受到严峻的挑战。2014年，因机构改革调整，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调整合并成为青宫下属业务部门——青年婚恋服务研究中心。
如何转变定位，提供更到位、更受欢迎的服务，成为青年婚恋研究中心的努力方向。该中心除了向未婚青年提供婚恋交友平台服务外，还积极举办与之相关的咨询、培训、交友、婚庆等一系列公益性活动。
“婚介的方式不管怎么变化，内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就是提供一种人与人之间认识了解交流的方式，从这些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到青年人择偶观念的变化。” 胡展鸿告诉记者，在多年服务单身青年的过程中他发现，目前的单身男女不像以前只靠介绍认识，而是有越来越多相遇相知的机会，各种交友联谊的平台和活动也越来越丰富，但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不少适龄单身青年的择偶内驱力不强；另一方面来自家人、亲友和自身甚至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加紧考虑终身大事，而他们却又因为缺乏恋爱经验，使得婚姻大事悬而未决。“这类群体非常需要我们关心。”
婚介要不断改革才能有更好的明天
据介绍，在广州共青团的支持下，近年来，青宫婚恋研究中心打造了广州青年一站式婚恋服务平台——u友缘，为广州青年提供安全、真实、公益、可靠的线上婚恋服务平台，目前u友缘的实名注册会员已达到数万人。近年来，专门为广州地区单身青年群体服务的“花城有爱·全城热恋”广州青年婚恋服务计划也已开始启动，具体围绕青年社交、情感辅导、集体婚礼三个领域开展活动，邀请专家导师定期开展讲座、开设情感咨询，帮助单身青年解决亲密关系中遇到的各种婚恋情感问题。
胡展鸿告诉记者，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证明，婚姻介绍伴随科技的发展进步而进步。“婚介行业需要不断改革，只有提供更主动的服务，更好贴近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有更美好的明天。”
(记者 林志文)
职业红娘眼中
不同时代造就各异择偶观
位于大连市闹市区的吉祥缘婚姻咨询有限公司，前身是大连市民政局管辖下的军婚介绍所。68岁的宋莲香，已经在这里工作了18年。2000年初从单位提前退休，当年6月就来到军婚介绍所，任负责人。
在20世纪70年代结婚成家的宋莲香心目中，婚恋对她们那代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对方家庭出身不错，根正苗红，如果是员更好，单位领导一介绍，相处一下，几乎没有成不了的”，回忆起自己当年的婚恋经历，宋莲香说：“那时候人都很单纯，没多余的想法，脸皮也薄，觉得领导、同事给介绍了，也相处了，就得负起这个责任，不能随随便便就把人扔了，不同意了。”
成为职业“红娘”后的18年里，宋莲香发现，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理想婚姻和另一半的要求越来越高，自我价值的实现逐渐成为年轻人在婚恋、择偶中越来越多考虑的因素。”
在全国婚介企业发展论坛创始人、1997年创办了“爱情帮你办”婚介公司的高金龙记忆中，当年国内大多数婚介机构只有“一个人、一间房、一张桌子、一部电话”，而他在河北邯郸成立的这家婚介公司相对成型。“当时接待的顾客几乎都是‘老大难’——年龄大、条件差、学历低，是婚姻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力的那部分人群。”高金龙说，来征婚找对象的人对对方的要求也低。男性对女性的要求是，朴朴实实，能过日子。女性对男性的要求则是，条件比自己好一些、勤劳能干、老实本分就行。
宋莲香和高金龙思考过同一个问题，“过去住房都得靠国家分配。但随着房价不断走高，房子逐渐从‘高配’变成了‘奢侈品’。尤其在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在婚恋交友时，越来越关注对方有没有房子、有多大房子，收入状况如何”。
“生存压力变大，与过去单纯的希望结婚过日子不同，希望通过婚姻改变个人命运的年轻人在增多”，敏锐地感受到这些变化的宋莲香和高金龙与当地广播电台合办了夜间情感类谈话节目，帮助迷途中的年轻人答疑解惑，为陷入婚姻困境的中年人打开心结。
随着“80后”“85后”进入婚恋市场，宋莲香和高金龙的婚介所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情感辅导上。
“这一代年轻人不只在物质上，在精神上的追求也在增加，是否谈得来、三观是否相符，在婚恋择偶中的权重逐渐提高。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就业率增加，更加独立自主，在家庭生活中不再只依赖于男性，她们对男性是否体贴、细腻有了更高要求。男性则对女性的外貌、身材等方面要求更高”。
宋莲香发现，总有不少年轻人怀揣对“完美”另一半的幻想，或者带着严苛的“条条框框”，来到婚介公司向她们求助。众多的婚介公司也从中嗅到了商机。从几百、上千的婚介咨询费到高达数万、十数万元的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私人订制”服务费，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及家庭愿意为之埋单。
当“90后”逐渐登上婚恋舞台，高房价和巨大的经济压力，让这一代年轻人对婚姻的期待明显低于前辈们，爱情不再是他们生活的唯一重心，婚姻也不再是他们的必选项。
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勇于在媒体上公开征婚，到勇于推销自我，再到勇于提出情感诉求，人们的心扉逐步敞开，社会的接受度也逐步提升
(记者 王蓓)
媒体征婚：越来越大胆的自我表达
由于传统婚姻观念的保守与局限性，以及其他历史原因，我国的征婚启事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空白。直到1981年1月8日，在《市场报》上，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则征婚启事：“求婚人丁乃钧，男，未婚，四十岁，身高1米7。曾被错划为右派，已纠正。现在四川江津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任数学教师，月薪四十三元五角。请应求者来函联系和附一张近影。”这则征婚启事在今天看来很普通，甚至有些老套，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却是个破天荒的大事。据当时的编辑赵立回忆，1949年以来，中国还没有报刊公开刊登征婚启事的先例。
随后，中国进入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各种报纸杂志上刊登征婚启事受到了社会大众的热烈欢迎。20世纪80年代中期，《婚姻与家庭》杂志每期要发40～50则征婚启事，《中国妇女》杂志“大年龄青年婚姻专号”，仅一期刊物就刊登了101则征婚启事。
从征婚启事的变化中，可以看到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在逐步开放。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征婚启事中，语言相对保守，大多只是自我条件的罗列，一句话中仅仅包含性别、年龄、职业、身高、工作生活地区等等信息，如“某女，37岁，大专院校教师，身高1.66米，离异无子女，在湖北某市工作。”
20世纪90年代后，征婚启事开始增加了对于自我性格、个人爱好等等介绍，个性化的表达愈加为人所重视，就像贴上了专属自己的商标，如“有品位”“爱生活”“素养良好”等等词语开始被大量使用。
再后来，征婚启事不仅仅表述自我，更是提出了对对方的向往，“不求你漂亮的外表，只求你善良的内心”“我很想找到你，与你相濡以沫，相伴终身”等等抒情语言极为常见。
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从勇于在媒体上公开征婚，到勇于推销自我，再到勇于提出情感诉求，人们的心扉逐步敞开，社会的接受度也逐步提升；而寻找伴侣的标准也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希望寻找到谈得来的人，这也侧面说明，人们对婚姻质量的要求在逐步提升。
进入2000年，随着各种传播媒介的蓬勃发展，报纸杂志的征婚启事发展逐渐开始被限制。这主要是由于纸媒介的征婚栏目大多要求严谨，有些杂志要求实事求是地写明情况，甚至还要单位开出证明信来才能刊登。这和刚刚兴起的互联网交友相比，虽然保障了真实性，但手续烦琐，受众面窄。随着一些手续的简化，虚假的征婚启事开始出现，带来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报纸杂志类媒体纷纷开始停办有关征婚启事的栏目，很快便进入了低迷期。
在纸媒征婚启事发展蓬勃兴旺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彩色电视机在家庭中的普及，电视征婚节目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台的《今晚我们相识》成为最早开办的婚恋交友类节目，被视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性事件之一，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真人出镜演绎日常生活的短片，配上介绍个人情况的画外音，还有主持人的面对面采访，直观的画面给观众带来的是真实可信的感受。社会大众的婚姻观念更加大胆与实际，人们不再认为公开征婚有损脸面，必须遮遮掩掩，而是发现，充分表达自我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伴侣。
20世纪90年代末，以湖南电视台《玫瑰之约》为首，相亲节目开始出现在电视荧屏上。形式大多为几对单身男女同时出现在演播现场，通过主持人引导提问，嘉宾相互交流观点。此时的相亲节目，与其说是征婚，更像是真人秀，嘉宾表达自我观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画风，比起单纯自我推销式的征婚类节目更容易吸引观众。
2010年，江苏电视台《非诚勿扰》开播，将男女人数对等的节目形式改为舞台上固定24位女嘉宾，男嘉宾轮流出场展示，相亲如同考核选秀一般，这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为了博眼球，男女嘉宾常常会做出惊人之举，出位的言论与夸张的造型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例如某位女嘉宾谈起自己的择偶标准，“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笑”，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央视《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等节目对此类相亲类节目进行了批评，节目随之进行了整改。这同时也让人们发现，随着社会多元化飞速发展，如何引导公众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观与择偶观成为当务之急。
发展至今，随着互联网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传播范围的加大，以及收视率与点击率的压力，相亲节目的类型与规则可谓愈加丰富多彩。选秀类的相亲节目并未退出激烈的收视竞争，又出现了带着父母相亲的代际相亲交友模式，几对单身男女同处一室共同生活一段时间的真人秀模式等等新奇的节目形式。如今的相亲节目更像是人们展示自我观念与个人优势的平台，对于日趋重视婚姻质量的当代人来说，充分展示自我、表达情感需求，更容易寻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
(记者侯晓然)
2004年，北京龙潭公园出现了全国第一个相亲角，当时被称为“家长相亲会”。自此，二线及以上的城市中，城市公园纷纷出现了相亲角，聚集的大多都是操心孩子终身大事的父母们。他们自发摆摊、挂牌，展示子女的个人条件，相互攀谈，交换信息，但他们的子女几乎不会出现。近年来，尽管“相亲鄙视链”“最美郊区房”等等来自父母们的惊人之语常常会引发社会热议，且相亲角的成功率似乎也并非那么尽如人意，但时至今天，各大公园的相亲角仍然如火如荼。
互联网婚介的迅速崛起
“自从有了互联网，就出现了交友类的产品，最初只是某些论坛上的一个版块或者交友软件上的聊天室，并不成规模。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婚恋交友网站是由龚海燕女士创办的世纪佳缘。”吴琳光对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介绍说。吴琳光是世纪佳缘和百合网2015年合并后的公司——百合佳缘集团的总经理，曾担任世纪佳缘CEO。
吴琳光所说的世纪佳缘，创办于2003年。彼时，正在复旦大学读研究生二年级的龚海燕为解决周围同学、朋友找对象难的问题，萌生了这样的创业理念。世纪佳缘的创办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网站注册人数在短时间内呈几何级攀升，龚海燕也因此被誉为“网络红娘第一人”。
互联网婚介从此走进人们的视野。2005年，百合网和珍爱网两家在线交友网站相继成立。
2006年，刚刚从国外读书回来的赵静就职于一家外企，找男朋友成为26岁的她工作之余最重要的一件事。但受工作和生活圈子所限，赵静认识有同样需求的男孩不多，又不愿意接受父母和亲戚给介绍的人选。因此，她走进了婚恋网站。
“我是在百合网注册的，那会儿就是填一些基本资料，也没交多少钱。网站会不断给推荐相应的男孩。”相比于一些女孩难于从线上走向线下，北京女孩赵静比较看得开，“既然要找，就必须见面呀!吃饭AA，约在公共场合聊天，有眼缘就继续交往，不成就散。”陆续地，她见过5、6个男孩，有的见了一次就结束了，有的又继续见了几面，直到遇到了她现在的老公。
“互联网婚介的迅速崛起缘于它真正解决了用户的痛点。”吴琳光分析说，21世纪开始，城市化发展让大量人群涌进大城市，原有的社交圈子被打破，找对象的圈子受到极大限制，“而互联网正可以帮你解决‘认识’的问题。”
同时，吴琳光认为，互联网交友优势明显：第一，把大量的单身人士筛选出来；第二，通过基本资料可对对方有一个大概判断；第三，避免熟人介绍的尴尬。可以说，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找对象的种种成本。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我国单身成年适婚人口数不断增加，当时的几大婚恋网站发展迅速。为保护客户的隐私性，增加便利性，让交友通道更加畅通，2011年前后，世纪佳缘首先做起了移动端的服务，用户量随即大幅增长，仅用一年多时间，移动端占比就达70%。
从一线爱情顾问做起的卢艳霞，目前已是百合网首席情感咨询师、国家高级婚恋规划师。她发现：互联网时代的兴起，让人与人沟通成本降低的同时，越来越多方便的社交软件也导致人们越来越封闭，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焦虑程度与日俱增，人与人之间更易出现相处障碍。“我们的一项测试显示，很多人脱单困难的原因，在于与人相处有困难，不愿意走出去，比较焦虑。这已成为一个普遍现象。”
市场痛点的再次聚焦，为婚恋网站打开了下一个突破口——线上情感咨询服务和线下红娘服务。
从2010年代初期开始，婚恋网站的服务内容不断扩大，从单纯的提供渠道延伸至情感咨询服务。卢艳霞表示，这些年来，来寻求情感帮助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或是社交能力较弱，或是在恋爱方面缺乏经验，或是在重大创伤后对爱情失去了信心。
另一方面，为解决很多女生“不敢迈向线下”的问题。百合佳缘网等婚恋网相继开启了线下业务，即让线下的红娘先帮助女生对选中的男生做一些基本的审查和判断，以满足女生的安全感，消除线下见面的顾虑。
据了解，截至目前，百合佳缘网线下直营店已有26家，合作商近200家。
纵观这十几年互联网婚介的发展轨迹，以及人们择偶观的变化，吴琳光总结道：前5～8年，适婚人群为“70后”和“80后”，那时网站的内容都是身高、学历、车、房等硬指标的下拉框，这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于硬指标的追求；2010年后，为满足用户的独特需求，网站增加了搜索框，“温柔”“会做饭”“公务员”“不抽烟”等词汇“上榜”，那个年代的人除了要求硬指标，还有了自己的个性需求；近年来，网站形式再次突破，用户可以把自己类似微博、微信、小视频的内容发到网站，大家用间接的方式去判断自己是否喜欢这个人，对于物质条件较好的“85后”“90后”，车房学历不重要，重要的是兴趣爱好。
“互联网婚介已经从最早认识人的工具，慢慢发展成了一个综合的服务机构，其存在的意义被重新定位。”吴琳光表示。
(记者 富东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