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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上的历史事件:1900年北京震惊中外的庚子事变
清朝末期，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义和团的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
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对八国宣战。
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
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最后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
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
中国皇宫没能逃脱厄运，联军尽管下达了不准进攻紫禁城的命令，但却允许各队以“参观”名义进入，只不过这些参观者都在夏天穿上了便于藏匿物品的冬衣，他们把目光盯在了那些便于携带的珍宝上。
联军在北京还烧毁了大量建筑，北京城遭到严重地破坏。
同年9月7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政府与11国代表正式签订了《议和大纲》的“最后议定书”。因为这一年是中国农历辛丑年，所以该议定书被称为《辛丑各国和约》，简称《辛丑条约》。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研究“庚子事变”，为什么还需要“动手动脚找东西”？
1900年发生的“庚子事变”，中国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又称之为“义和团运动”或“八国联军侵华”。在过去几十年它一直被视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潮之一。
最近几十年，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研究者视角的调整，对庚子事变的研究也有了一些新认识。
就大历史而言，庚子事变是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一个历史必然。追随着西方的工业化运动，一方面中国迅速跟上，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另一方面，工业化运动确实给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农业文明带来极大困扰，因此反工业化、反现代化，也成为19世纪晚期中国社会极具代表性的思潮。
如果单从历史主义分析19世纪两大农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可发现过去的研究将他们视为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高潮，从大历史上的角度观察，自然有其道理。
急剧的工业化，特别是国际资本像列宁所分析的那样严重过剩，必须凭借资本输出才能拯救西方早期资本主义的内部问题，于是便出现了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日本要求清朝政府允许日本臣民到中国各通商口岸自由办厂的一幕。
这是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新华社图
从这个观点看，“义和团起山东”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描述。“后发的”德国在获取山东地区的经营特许权之后，确实在迫不及待地将权力运用到极致。
庚子事变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重大改变。对中国而言，先前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体制调整，乃至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全归无效。庚子事变后，中国痛定思痛，开始了新征程，新政、宪政、共和、革命，一系列巨变改写了中国历史。
就世界而言，庚子事变并不只是中国的，也不只是当年出兵侵略中国的那八个国家的，而是全世界的，是全人类共有的教训。很显然，庚子事变是跨国别的大事件，因此研究这样的事变，不仅要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而且必须尽可能地使用跨国别的历史资料。
过去一百多年，中外史学家对这一跨国别历史事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档案之主要部分也大致公布完毕，要为这一事件扩充史料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很多研究者早就将视角移向私家收藏和当年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私家收藏可遇不可求，而各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因为数量太大，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
几十年前中国史学会主持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义和团》发掘了一些，后来的出版物也有一些补充。但是直截了当地说，对当时各国舆论的收集情况至今仍然不是很理想。
用傅斯年的话说，“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新课题的成功与否，不仅要着眼于视野、分析，而且要看能否有新的史料发现、能否用新的史料说明新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海外史料看庚子事变》就显得格外珍贵。
这本书是《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之新的一部，资料全部来源于法国、英国、意大利三国的近十种画报。这三国都是庚子事变重要的参与国，英国和法国，更是积极介入，深度套牢。它们不仅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参与这场事变，而且先后派遣了一大批随行记者。这些画报除了画师手绘的一些精美作品外，还充分利用了那时刚发展起来的照相技术，留住了庚子事变这个重大事件的许多非同一般的侧面、瞬间。这些图片对于构建19世纪晚期的中国历史具有不可小觑的价值。
至于随图文字，多为西方记者当年的现场观察、思考，从今天的立场看，或许有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但毕竟是西方人的视角。这对于重建那场跨国别历史事件的真相，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矫正中国传统文献的疏漏、误记，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理论周刊
流程编辑：RB013
庚子事变为什么满清被全世界列强围殴？1900年8月8日俄国入侵东北
萨沙历史上的今天。
作者：萨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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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为什么满清被全世界列强围殴？1900年8月8日：庚子事变：俄国全面入侵中国东北。
庚子事变爆发以后，俄军立即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黑龙江将军寿山兵败自杀。俄军占领东三省的同时，还进行了残酷的海兰泡大、江东六十四屯大等一系列，导致中国居民7000多人被害。俄军还沿途烧杀抢掠，放火焚烧了瑷珲城。
1901年3月，沙俄政府以从东三省撤军为诱饵，强迫清廷签署《中俄收交东三省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俄合法侵吞了黑龙江以北的大片中国领土，继续霸占辽东半岛及旅大军港。
可以说，此次庚子事变中，沙俄捞到的便宜最多。即便如此，沙俄也没有按照条约撤军。
1903年4月18日告知清廷外务部另提《七项撤军新条件》，其中有“列强势力不得进入满洲”、“俄国参与北满行政管理”等变相侵呑东北的条款，并重新出兵占领沈阳。
此举引起了日本的震怒，该国一直试图染指东北。于是，两国为了争夺中国东北，最终在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
庚子事变有个很奇怪的地方，就是满清几乎被全世界列强团结起来群殴。
这堪称世界上绝无仅有。
一战、二战，世界列强毕竟还分为两个阵营，互相对立。
冷战期间也是如此，即便是海湾战争也有很多强国没有参加。
而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满清的对手不过是英国、法国、日本而已，也没到被全世界围殴的地步。
为什么慈禧太后会被十几个列强一起揍？
最直接原因，就是慈禧太后纵容义和团杀洋人，甚至包围了北京使馆区，引起了公愤。
那个年代的中国，是所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
老百姓怕官很容易理解，清代的官员权力很大，叫做“抄家的知府，灭门的知县”。
就算你根本没罪，知府也有办法将你抄家、夺取你的财富。父母官知县更是可以要你的命，甚至满门抄斩。
这并不是夸张，而是确实如此。
当年官员权力很大，官官相护，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
比如《红楼梦》中，薛蟠当众将冯渊打死，这案件随后不了了之。要知道，薛蟠的行为触犯了斗杀令，根据满清法律应该判处死刑，也就这么没事了。
冯渊并不是普通人，而是有些财产的公子哥，尚且被人活活打死也无法申冤，普通老百姓更是不用说了。
不过，官怕洋人。
因为一系列的对外战争失败，洋人在中国享有特权。
如果洋人出事了，该国政府会借题发挥，大吵大闹，借机向满清讹诈更多的好处。
这种事情为满清惹了巨大的麻烦。
所以，慈禧太后往往不管是非曲直，一律直接追究涉事官员的责任：轻则罢官，重则杀头。
官怕洋人，其实是怕自己丢官。一旦遇到涉及洋人的纠纷，官员多是大事化小，或者偏向洋人，借此息事宁人。
有意思的是，洋人怕百姓。
这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
大家看过电影《古惑仔3》吗？很多人对一个场景很不解。
山鸡、蕉皮、大天三个人去屋村的足球场踢球，突然遇到了三十几个十四五岁的不良少年。
说起来，山鸡已经是台湾三联帮的堂主，在黑道赫赫有名。大天和蕉皮也是浩南的得力干将，在香港黑社会属于有名的人物。
这三个很牛逼的黑社会分子，面对这群毫无名气的小孩，却非常胆怯。由山鸡硬着头皮说了几句场面话后，三个人最终撒腿就跑。
很多人觉得这个场景很荒谬，怎么黑社会头子害怕这群小孩？
这恰恰是山鸡他们聪明的地方。
这三人不是叶问，赤手空拳面对着三十几个不良少年，真正动手肯定吃大亏，甚至被打残或者打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名气没有半毛钱作用。山鸡名气再大也只有一条命，一样会被这群小孩打成残废。他们才会拔腿就跑，好汉不吃眼前亏！
道理也是一样，洋人再厉害也只有一条命。
在华洋人数量毕竟很少，一个省也就几百人甚至几十人。
而中国老百姓有好几亿，就算一命抵一命，这点洋人很快就被杀光了。
况且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洋人在中国内地生活，搞不好被了，连凶手是谁都不知道。
著名的曹州教案，就是这样。
1897年11月1日夜，十多个手拿匕首、短刀的人，闯进山东省曹州府磨盘张庄教堂，杀死了德国神甫能方济和韩理迦略。
到今天，这十几个人的身份也不明。他们可能是单纯来抢劫的匪盗，也可能是周边的群众，或者是反洋教的大刀会，还有种说法是同张庄教堂神父薛田资有私仇的什么人。
在曹州教案发生后不到两周，德国就以传教士被杀害为由占领了胶州湾。在德国的威胁下，清政府被迫免去许多山东官员（包括山东巡抚李秉衡）的职务，并自费在该地区（济宁、曹州和巨野）修建三座天主教堂，被袭击的教会获得3000两银子赔偿，并获得该地区建造七座防御设施的权利。
即便清政府尽了最大努力，想抓住这十几个人给洋人一个交代，却始终没有捉到。
看看，这就是洋人怕老百姓的原因。
义和团主要出现在中国北方农村，有着复杂的原因。
其一是北方农村几千年有着自己的规矩，就是宗族乡绅自治。
乡下是由有威望的乡绅管理，总体要讲道理，但结果肯定会偏向于大宗族。在乡下大宗族欺负小宗族，或者占小宗族上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然而洋人的到来后，却改变了这一切。
洋人传教士为了让中国信教，选择帮助中国乡民打官司。而官怕洋人，会在官司上面偏向于洋人保护的教民。
于是，小宗族的乡民选择信洋教，目的就是找个靠山。
这样一来，中国乡下几千年的潜规则被打破了。明明实力占优的大宗族，却莫名其妙地被小宗族压倒了，损失了很多利益。
这引起了乡下大宗族的极度不满，逐步形成燎原之势。
同时满清政府无能，同洋人打仗全部失败，背负了巨额赔款，都转嫁给老百姓承担。同时洋人利用工业化的优势，将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在中国倾销，导致中国封建自给自足经济几乎破产。
以上这些，导致中国城乡底层居民生活非常艰难，再加上那些年北方各种灾害频发。人民感觉到活不下去，在满清的引导下将对洋人的仇视无限放大。
于是，义和团就蓬勃地发展起来。
对于慈禧来说，她完全是把义和团作为一颗棋子使用，利用他们罢了。
慈禧认为洋人处处和她作对，甚至干涉他废除光绪。在慈禧看来，洋人干涉家务事，就是同她彻底为敌。
慈禧想要给洋人点厉害尝尝，让他们不要干涉自己的权力。可惜清军对洋人作战，那是百战百败，慈禧不敢开战。
于是，慈禧就借助“洋人怕百姓”的心理，利用义和团这伙人来对付洋鬼子，然后再和洋人谈判，试图压服洋人让步。
没想到，洋鬼子更狠，压根不吃这套。
双方硬碰硬的结果是，最终就看谁的实力更强，而慈禧显然是弱势一方。
洋人下最后通牒，让慈禧剿灭义和团，不然就开战。
慈禧虽很害怕，却不愿意由此服软。
在她看来，如果这次服软了，洋人以后就会毫无顾虑地干涉她的内政，慈禧自己的位子也会保不住。
所以，慈禧使用了认为所谓的高招，将北京城的洋人，尤其是洋人外交官们包围，做出要打要杀的样子。
慈禧认为洋人是讲究实际的，肯定会一下子软了。
没想到，洋人根本没有服软，反而还组成八国联军出兵攻打大沽口，直接兵戎相见了。
这种情况下，慈禧完全是骑虎难下，就算立即服软也迟了。
况且义和团被煽动起来以后，慈禧立即感觉控制不住。
极端民族主义的特点就是如此，一旦成为燎原之势，后果就是不可预计。
连德国驻华大使克林德，都被支持义和团的清军宰了。
谈判是不可能了，只能开始直接战。
区区1万多八国联军，将平津一线10万满清新式陆军杀得落花流水，数十万义和团也作鸟兽散。
北京被洋鬼子轻松占领，慈禧太后跑路，随后签下了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义和团有没有爱国热情？可以说是有。
但爱国也要找对正确的方法，不是蒙着头胡来就可以的，更不应该被慈禧利用成为政治工具。
慈禧早就决定，无论对付洋人是成功还是失败，最终都要消灭义和团。她不会允许境内，出现一种强大的民众自发武装力量，哪怕只有大刀长矛。
早在40多年前的第二次战争，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就知道依靠冷兵器，哪怕是强悍的蒙古骑兵也是对付不了洋人的。
那么，在40多年后连重机枪都诞生的年代，依靠刀枪不入去打洋人同送死又有什么区别。
义和团闹来闹去，并不能阻挡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丢失了大部分主权，领土也没了很多。如果不是洋人分赃不均，中国大陆说不定在庚子事变后就会变为香港、澳门那样彻底的殖民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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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庚子历史 坚定走向未来
作者：南开大学杰出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 王先明
又是庚子纪年时，适逢花甲又一循。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20周年，也是庚子纪年又一个循环之始。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
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近代以来的庚子纪年（1900），创痛尤巨，令人记忆深刻。时人多冠以“奇祸”“庚乱”“国难”之名，大量文献篇目均以此命名，显示了那个时代“群体记忆”层面上的集体感受和认知。“庚子之役，于吾国创已巨矣，痛已深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9页）。时为怀来知县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此实我全国之奇耻大辱，患切于剥肤，而祸深于万劫者也。”（《庚子西狩丛谈》，第164页）“致衣冠填壑，为千古未有之奇祸也。”（《景善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义和团运动》一，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3—84页）
庚子年间发生的历史事变，是一个深痛地影响时局、也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变。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体察精微地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运动》一，第47页）
即使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关于庚子历史也充满了灾难性记忆。“不管是作为旧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将永远被记住是北京外国公使馆被围攻的年份。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已经历了一个甲子……”（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赫德认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大耻辱”（第75页）。“事实上，不正常的情况才是一切弊端的根源，这就是，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地位，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传教士也同样超脱了中国法律的束缚，他们的到来促使各种流弊滋生；外国官员根据条约采取了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行动。”（第89页）这是英国人赫德的记忆。
其实，早在义和团事件前60年，即1840年的庚子年，就发生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史料记载：“庚子年八月后，启明星伏不见……是谓当见不见，占为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并以英夷作乱，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阵亡为应验之证。”（不著撰人：《英夷入粤纪略》，《战争》三，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庚子纪年无疑是一个深痛的历史记忆。近代以来，第一个庚子年（1840）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深渊，创开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第二个庚子年（1900）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造成“千古未有之奇祸”。“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零年）一战，筹策失宜，藩障被创，未几协以谋我。继有庚申（1860）之痛，商约既订，复逞其威，嚇胁直省，乃有庚午（1870年天津教案）之难，卒于庚子（1900年）再演义和拳之变。畿辅失陷，衣冠塗炭。”所谓“自古以来宗国之变，未有庚子之惨且巨者也”。（陈陆：《拳变系日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9页）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庚子伤痛的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从历史伤痛中觉醒奋起
然而，庚子之变催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奋起。“庚子事变之影响，乃大起全国之激论。当年在事之剥落者，多留东京，鼓吹不遗余力”。（《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94页）遭此庚子“千古奇祸”之后，国人普遍觉醒的时局迅速形成，灾难中奋起的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精神，揭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庚子诗鉴》描述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天之构此奇劫展转推衍而不已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其前而观之，浑然一守旧之世也。观夫其后，则纲纪隳，风气漓，言攙和者败，而言平等者方且侧煽而潜滋。故吾谓义和拳者革新之母也，亦即崩析之所由胎也，治乱消长之机，祸福倚伏之数，岂当日所及料哉！”（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68页）这个自诩为“躬历其境，固鉴中之一人”的作者深切地明断：庚子事变标志着中国历史性变革时代的开始。即使身为朝廷官员的吴永，也感受到庚子事变深刻的历史影响：“然拳匪虽陋，尚知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卫国家，特苦其智不足耳。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犹为未可厚非也。”（《庚子西狩丛谈序》，第2页）
客观历史进程表明，庚子岁月以惨烈和悲愤的结局落幕的同时，却急速地拉开了20世纪更为激越而壮阔的序幕。在20世纪的第一年（1901），《国民报》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文章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明确地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天下之是非有定乎，革命之起也，孰不谓之为大逆不道，彼倡之者，岂预知将来之必户祝之、户祷之也。”（《亡国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94页）
庚子辛丑之际，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革命话语逐步推演为时代性话语，如梁启超所谓：“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从此而始，由庚子事变而激起的革命风潮，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浸浸乎弥漫天下。当革命风潮层浪叠起，因果相生，聚集以成高山滚石之势时，清王朝“成败兴亡之数”已然铸就！这一历史巨变的因果关联，与庚子历史在在相关。报刊评论《论政局倾轧之可危》道出了其中的关节：“庚子之役，数倍戊戌，酝酿至今，此意益深。虽事尚未形，而机已密构。夫既欲流人之血，则其事非一人之国力所能用，且祸患之来，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保，是非合朋党不可矣……”（《论政局倾轧之可危》，《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十六日刊，第四卷第19册，第9856页）
正是以庚子事变为转折，“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最终又成了清王朝的终结者”（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实现历史性跨越
近代中国的历史始于庚子，中华民族的觉醒亦始于庚子。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自战争以来，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局，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革命，进行了前仆后继的顽强抗争。中国人历经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新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
然而，当我们超越近代庚子灾难的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梦想，正在奋力进行新中国建设事业时，1960年又一个庚子年到来时，大洋彼岸的合众国际社发了一则电报，幸灾乐祸地说什么“鼠年的开始”：“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大陆说来，这将是有灾难的一年……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难是战争，其结果除了个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平。”针对猖獗不息的帝国主义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讥讽的语调评说：“美国宣传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目光不及老鼠，头脑蠢过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图重演历史，再打战争，重举八旗。”在不断强大的新中国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鼠年闻鼠叫》，《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的结局。
2020年，我们适逢新的庚子纪年。但是，时代已然不同，中国不再是百年前的中国，世界亦不是百年前的世界。尽管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尽管国际势力仍在竭尽其能，但是，我们经历了庚子灾难的历史，我们也超越了庚子竭蹶的岁月。正是在历史的超越中，我们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代性跨越。
回望庚子，勿忘在莒；砥砺前行，走向未来！我们始终以文化自信的坚毅厚重面向未来，瞩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