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政(王文正秉政原文及翻译)-测八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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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博90后“安全大管家”王文政：底线问题不能商量
梦溪笔谈（故事二段译）——沈括（北宋）
“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真是假？
高考成绩公布，或焦虑或兴奋如何调节大起大落的情绪

京博90后“安全大管家”王文政：底线问题不能商量

王文政，京博石化炼化C车间安全员，全年消防改善得分133分，年度检查及协助消除隐患317项，被评为2017年度优秀安全消防改善标兵。作为一名车间安全员，他义无反顾地扮演起大管家的角色。

“有脾气”的大管家

“大管家”王文政平时总是很开朗，平易近人，但是对于安全问题总是表现出了超严格的态度。他总说员工挣钱不容易，要以鼓励引导为主，不能一味的扣罚。但有一次去现场检查时，王文政发现消防蒸汽胶管绑扎不合格，于是扣罚了员工当月的安全保证金。该员工有怨言，他即刻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严肃，“底线问题，不能商量！消防胶管绑不好是能力问题吗？紧急情况下如果不备用知道什么后果吗？知道初期火灾不能及时扑灭有多危险吗？......”一连串的问题让员工即无言又羞愧。对于底线问题“零忍耐”、“无拖延”，就是这样的脾气，将炼化C车间这个大家庭的安全工作管理的井井有条。

“爱唠叨”的大管家

在炼化C车间里，能干的人有很多，但想找个能说的还真不多。王文政就是这为数不多中既能干又能说的一个。有多能说呢？每次讲到安全问题，他总有说不完的话，安全问题嘱咐了一遍又一遍，规章制度培训了一次又一次。我们的大管家还有个“毛病”，每次搞安全培训，只要是请假没能按时参加的，他开小灶专门给你再培训一次，培训到会为止。他说，安全培训不能漏下一个人，漏下了就是隐患，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往往就是这些不经意的小问题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管安全的就是管好这些小问题，要真正做到预防为主。

“有干劲”的大管家

“幸福指数”是今年热度极高的流行词，我们所理解的幸福指数为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统一，而这个词也在王文政的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对工作的满意感，对生活的快乐感，在所得成果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这让他在工作中始终充满的干劲。在工作中他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什么时候都是处于干劲满满的状态，遇到问题他从不会垂头丧气，一句话，就是干！

这样一位有原则、爱唠叨、有正能量的90后，在平凡的岗位上带给我们不平凡的感动，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王文政只是众多京博人中的剪影，感谢每一位为京博明天努力奋斗的家人！

梦溪笔谈（故事二段译）——沈括（北宋）

三司使班在翰林学士之上。旧制，权使即与正同，故三司使结衔皆在官职之上。庆历中，叶道卿为权三司使，执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时移权三司使在职下结衔，遂立翰林学士之下，至今为例。后尝有人论列，结衔虽依旧，而权三司使初除，门取旨，间有叙学士者，然不为定制。

　　三司使的级别在翰林学士之上。按旧时体制，三司使权使公事与三司使正官职任相同，所以“三司使权使公事”的结衔，“三司使”三字在“权使公事”之上。庆历年间，叶道卿为三司使权使公事，执政官有欲压制道卿的，因而在颁降任命他的敕书时，移“三司使”三字于“权”字之下而称“权三司使”，遂使权三司使的立班在翰林学士之下，并且至今沿用为定例。后来曾有人奏论此事，虽然“权三司使”的结衔未变，而权三司使新任命，閤门使传达皇帝圣旨，偶尔也有列其等级在翰林学士之上的，但不是固定的成例。

　　宗子授南班官，世传王文正太尉为宰相日，始开此议，不然也。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復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余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余。

　　宗室子弟授予南班官衔，世人传说是在王文正（旦）为宰相时开始提议的，事实不是这样。按旧时制度，宗室子弟没有升迁官阶的法规，只有遇到很少举行的盛大庆典才普遍升迁一级。景祐年间，初次制定在南郊合祭天地时以太祖、太宗、真宗一起配享的制度，宗室欲借此大典礼请求推恩迁官，因而让诸王宫教授刁约起草表章报告皇上。事后刁约拜见宰相王沂公（曾），沂公问日前宗室请求迁官的表章是谁起草的。刁约一时猜不透他的意思，就回答说不知道。回来后刁约想这事，怕事情被追查后会造成窘迫且将得罪，于是又到宰相府拜见沂公。沂公还像上次那样问他，刁约更加恐慌，不敢再隐瞒，遂如实回答。沂公说：“没有其他意思，只是喜欢这表章的文词。”并再三给以表扬。然后又慢慢说道：“已得皇上旨意另行安排，隔几天就会有政府的指令。”自此遂有宗室授予南班官的成例。皇帝的近亲从开始除授位次低的将军，凡经七次升迁，即升至节度使，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宗室诸人用上千匹细绢答谢刁约，刁约推辞不敢接受。我和刁约有亲戚故旧关系，他曾出示当时所上表章的草稿给我看过。

　　大理法官，皆亲节案，不得使吏人。中书检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给楷书一人录净而已。盖欲士人躬亲职事，格吏奸，兼历试人才也。　　太宗命创方团球带，赐二府文臣。其后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皆特赐；李用和、曹郡王皆以元舅赐；近歳宣微使王君贶以耆旧特赐。皆出异数，非例也。近歳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黪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仪礼》“朝服加景”是也。但不知古人制度章色如何耳。

　　太宗命创方团毬带赏赐两府的文臣。后来枢密使兼侍中张耆、王贻永都受到特赐，李用和、曹郡王都因为是元舅而受到赏赐，近年宣徽使王君贶因为年高德昭而受特赐。这些都是出于特别的礼遇，并非定例。近年京城人士穿着官服乘马时，用浅黑色的衣服蒙在官服外，称为“凉衫”，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这种浅黑色的衣服就是《仪礼》中的“朝服加景”，只是不知道古人“景”的式样、颜色是怎样的。

　　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则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驺，皆分沾。元丰中，改立官制，内外制皆有添给，罢润笔之物。

　　掌内外制的学士和知制诰凡是起草任命官员的制书，只要被任命的是给谏、待制等五品以上的官员，起草者就都有润笔物。太宗时曾确定润笔的钱数，命刻于碑石上立在舍人院，每任命官员就出文书督促发放，供职舍人院的官员以至吏人和马夫都有分沾。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内外制官员都增加了添支钱，遂罢去润笔的钱物。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权摄者，为直官，如许敬宗为直记室是也。国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宁中，復置直舍人、学士院，但以资浅者为之，其实正官也。熙宁六年，舍人皆迁罢，阁下无人，乃以章子平权知制诰，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暂摄也。古之兼官，多是暂时摄领；有长兼者，即同正官。余家藏《海陵王墓志》谢朓文，称“兼中书侍郎。”

　　唐代制度，官品不够而以其他官职暂时代理或兼任的官员，称为直官，例如许敬宗任直记室就属此类。我朝学士、舍人都设置直院。熙宁年间，重新设置直舍人院、直学士院，只是以资历浅的人来任职，其实是正官，而非直官。熙宁六年，舍人都被贬官撤职，阁中无人，于是让章衡权知制诰，但不授予其直院之职，因为他是暂时兼职。古代的兼职官员，多数是暂时兼任，如有长期兼任者，就相当于正官。我家藏有《海陵王墓志》，谢朓撰写的，他落款的官衔称“兼中书侍郎”。

　　三司、开封府、外州长官升厅事，则有衙吏前导告喝。国朝之制，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书，翰林学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谓之“三告官”。所经过处，阍吏以梃扣地警众，谓之“打仗子”。两府、亲王，自殿门打至本司及上马处；宣微使打于本院；三司使、知开封府打于本司。近歳寺监长官亦打，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特旨，许张盖、打仗子者，系临时指挥。执丝梢鞭入内，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唯乘紫丝暖座从入。队长持破木梃，自待制以上。近歳寺监长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仪范，著令之外，诸家所记，尚有遗者。虽至猥细，亦一时仪物也。

　　三司、开封府、京城外州府的长官升堂理事，都有衙役在前引路吆喝。本朝制度规定，在宫禁之中只有三种官员可以吆喝通告：宰相到中书省时通告，翰林学士到翰林院时通告，御史到朝堂时通告。吆喝通告时都用穿红衣的役吏，称作“三告官”。在官员所经过的地方，门吏用棍杖敲地以警示众人，称作“打杖子”。对两府、亲王，要从殿门一直打到本司或上马的地方；宣徽使打于宣徽院；三司使、开封府尹打于各自的官署。近年来，寺监长官也要打杖吆喝，这不合过去的规矩。以前宰相上朝，也有经皇帝特许，张华盖、打杖子的，那是临时性的指令。手持丝梢鞭进宫，要三司副使以上官员才可以；副使只可乘紫丝暖座跟随入内。允许仪仗队长手持旧棍杖，得是待制以上的官员才可以。近年来寺监长官也持藤杖，这不合过去的制度。文武百官的仪仗规则，除记入律令以外，各家所作的记载，还是有遗漏。所记尽管很琐细，却也是一个时期用于礼仪的器物。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坐次，多出临时。唐以前故事，皆不可考，唯颜真卿与左仆射定襄郡子王郭英又书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次之，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对之。从古以来，未尝参错。”此亦略见当时故事，今录于此，以备阙文。

　　都堂及寺观百官会集时的座次，多出于临时安排。唐代以前的旧制都无法查考了，唯有颜真卿写给左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义的一封书信说：“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以上供奉官自为一行，十二卫大将军的座位在其次，三师、三公、令仆、少师、保傅、尚书左右丞、侍郎自为一行，九卿、三监的座次在他们对面。自古以来，未曾错乱。”这段话大略体现了当时的旧制，今天抄录在这里，以弥补记载的遗漏。

　　赐“功臣”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自后藩镇，下至从军资深者，例赐“功臣”。本朝唯以赐将相。熙宁中，因上皇帝尊号，宰相率同列面请三四，上终不允，曰：“徽号正如卿等‘功臣’，何补名实？”是时吴正宪为首相，乃请止“功臣”号，从之。自是群臣相继请罢，遂不復赐。

　　朝廷赐予臣下“功臣”的名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时。从那以后，各藩镇长官以至其僚属从事和参军，凡是资历深的，都援例赐以“功臣”之号。本朝只以“功臣”名号赐予将相大臣。熙宁年间，因按制度要加皇帝尊号，宰相率领同事诸大臣当面请示再三，神宗始终不答应，并说：“这种名号如同你们的‘功臣’之号，对一个人的名实又有何补益？”其时吴正宪为宰相第一人，于是请求取消已赐给他的“功臣”之号，神宗答应了。自此群臣相继请求撤销“功臣”名号，遂不再赐予。

“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究竟是怎么回事？是真是假？

要说“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典故，得从赵匡胤这个人说起。

唐朝末年，进入的五代十国时期。虽说人们习惯叫“五代十国”，但其实上主体是“五代”（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所谓的“十国”只是地方割据小而已，在此就不提了。

朱温强迫唐哀帝禅位，建立后梁；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石敬瑭在契丹的帮助下灭后唐，建立后晋；契丹灭后晋，刘知远建立后汉；大将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

郭威养子柴荣继位后，北伐契丹，南下猛攻南唐，势力强盛，可惜柴荣英年早逝，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

960年，独揽军事大权的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迫使柴宗训退位，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宋，改元建隆。

（《大宋传奇之赵匡胤》陈建斌饰演的赵匡胤）

一、“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典故

赵匡胤将领出身，通过兵变夺位，而且对藩镇割据之害有切身感受，他自然对手握兵权的将领疑虑忧心，想尽办法加强中央集权。

建隆元年末(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一天，他召见丞相赵普，问道：“为什么从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十姓，争战无休止，生灵涂炭，这是为何？我要平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赵普说：“陛下这样说，是天下之福。战乱不止，问题的症结就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治理的办法也无奇巧可施，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赵普的话还没说完，宋太祖就连声说：“你不用再说了，我全明白了。”

建隆二年(961年)的一次晚朝后，宋太祖与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高级将领饮酒，喝到酒酣时，宋太祖突然屏退左右，叹道：“我是靠你们的力量，才获得这个地位的，我一直念及你们的功德。然而，当天子太过艰难，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忙问其故，宋太祖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

石守信等人听了，忙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

宋太祖说：“你们虽无异心，然而你们的部下如果想要富贵，把黄袍加在你身上，即使你不想当皇帝，到时候恐怕也身不由己了。”

这些将领知道自己已经受到皇帝猜疑，恐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不已，流涕叩首道：“臣等愚钝，望陛下可怜，给我等指明一条生路。”

宋太祖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那般短暂，想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要多聚金钱，多享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放弃兵权，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长远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姬，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已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令罢去禁军职务，任地方节度使，给了他们厚厚的赏赐，并与他们缔结婚姻。

此后，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衙统领，禁军兵权一拆为三，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

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宋太祖另选一些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掌握三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

对于“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典故，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有详细的记载：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戈不自，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为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然汝曹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

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上许之，皆以散就第，所以慰抚赐责之甚厚，与结婚姻。

宋太祖通过酒宴方式，威逼利诱，不伤和气，不动干戈，迫使高级将领主动交出兵权，轻而易举就解除了将领的威胁，成功防止了军变，历来被视为宽和的典范。

（《赵匡胤》陈建斌饰演）

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把张令铎的女儿嫁给三弟赵光美。

此后，宋太祖当年执掌兵权的结义兄弟的禁军职务全部被解除，没有任何实权。另外，宋太祖又将一众将领派出镇守边疆，分散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二、对“杯酒释兵权”真实性的质疑

宋太祖赵匡胤利用一次宴席，轻而易举收回了大将的兵权，避免了惨烈的权力斗争，实现了权力的集中。此后，整个宋朝采用了以文制武的政治策略，避免了兵变的发生。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人们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泛流传，被标榜为君臣之间关系的典范。

（梦回大宋）

然而，有学者通过考证，对“杯酒释兵权”这一历史故事提出了有力的质疑，指出“杯酒释兵权”一事，存在很大的矛盾和不合理的地方，应该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出于后人的杜撰和演绎。也就是说，“杯酒释兵权”可能是假的，是没有发生过的事。

（一）史料记载存疑

最早记载“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是北宋丁谓的《丁晋公谈录》和王曾的《王文正公笔录》。

《谈录》只记述了宋太祖与赵普关于此事的一段对话。赵普对宋太祖说，禁军统帅石守信、王审琦兵权太重，“皆不可令主兵”。赵匡胤听后不以为然，认为这两位老将是自己多年的老朋友，决不会反叛自己。赵普说，这两位老将缺乏统帅才能，日后肯定制伏不了部下，恐引发祸乱。赵普终于说服了宋太祖，罢免了二人的兵权。

《笔录》则进一步明确地记述道，是相国赵普屡以为言，苦苦相谏，宋太祖“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最后让他们“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大家各自选择风水宝地，出镇外藩，广置产业，为富一方，岂不悠哉快活？宋太祖还表示，自己愿和大家结为儿女亲家，共保富贵。石守信、王审琦等叩头谢恩，不久便交出兵权，到地方上享受美好生活去了，就这样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事隔50年后，北宋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对此事的记载则更为详细。不但有宴会，而且在宴会后，部将都心领神会，“皆称疾，请解军权。上许之，皆以散官就第”。故事性更强，戏剧性更突出。

到了南宋，李焘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虽记录了此事，但附加了小注：“此事最大，而正史《实录》皆略之，甚可惜也，今追书。”直接指出，这么大的一件事，在《太祖实录》和《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国史》中竟然全无记载，觉得可惜，因而予以追记，详细说说。那么，李焘所依据的是什么？他随后写道：“王曾《笔录》皆得其实，今从之。文辞则多取《纪闻》，稍增益以丁谓《谈录》。”也就是说，李焘借鉴了王曾的《笔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和丁谓的《谈录》这三部非正史的笔记。

元末修订的《宋史》，在《宋史·太祖本纪》对此事没有记载。而在《宋史·石守信传》中这样记载：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

到了清朝，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杯酒释兵权”故事进一步定型。

从上述史料记载可以看出，“杯酒释兵权”一事，漏洞百出，互相矛盾，不合常理。

其一，《谈录》只说罢了石守信、王审琦二人的兵权，并无设宴这一情节。而《笔录》则说，罢去兵权的宿将，除了石守信、王审琦外，还有其他几位将领，并增添了宋太祖设宴与宿将“道旧相乐”的情节。所谓“杯酒释兵权”的说法，就是出于此说。

《涑水纪闻》则称石守信、王审琦等皆被罢兵权，以散官就第，并详细铺张设宴叙旧情节，绘声绘影，仿佛作者亲身经历一般，显然不可能。看来，“杯酒释兵权”的故事，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的过程。距离当事人的年代越远，记载却越详细，这就更加不可信。显然，这是后世写书之人为了把故事写得生动详尽，不断添加、润色的结果。

其二，“杯酒释兵权”一事，都说与赵普有关，但说法却不一致。《谈录》说，是宋太祖听了赵普一次谈话之后就决定罢了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的；而《笔录》说，是宋太祖在赵普多次苦谏之下才“不得已”而罢去他们的兵权；到了《涑水纪闻》，却是宋太祖、赵普两人共同谋划的结果。

其三，史料对宿将被削去兵权后的出路，说法也各不相同，有的说“皆不可令主兵”，有的说他们“寻各归镇”，有的说他们“皆以散官就第”。对于他们解除兵权后的出路，史料说法不一致。

其四，对于解除兵权的内容，说法也不统一，有的说是指罢免石守信等人禁军职务，有的则说是为了削弱藩镇势力。

其五，“杯酒释兵权”这样一件大事，在北宋官修的《太祖实录》和《三朝国史》中不见只字片语。元末，修订的《宋史·太祖本纪》，对此事也没有记述，如果真发生了这件值得颂扬的大事，官方正史是不会不记录的。因而，这件事发生的可能性极小。

（二）发生的时间存疑

“杯酒释兵权”一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北宋史料均没有记载，而一百多年后，南宋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明确说发生于建隆二年（961）七月。

而建隆二年的六月初二，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去世了。按照宋时规定的服丧制度，国丧期间，当时朝廷上下不准作乐，更不准宴饮。杜太后死后，赵匡胤应当服三年丧，也就是两个周年，二十四个月。

不过，《宋史·礼志》规定，服丧是可以“以日易月”的，也就是说可以只服丧二十四天。六月初到七月初，服丧期刚过，作为以仁孝著称的宋太祖，不可能违反礼仪规矩，在皇宫之中宴请大臣。

而且，“杯酒释兵权”故事里，说赵普担任宰相，而建隆二年时，赵普的职位仅为枢密副使，属三品官员，还不够资格同宋太祖密谋大事。他第一次拜相是在乾德二年（964），这已是三年后了。时间上是自相矛盾的。

其实在建隆二年的闰三月，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就已经将殿前司的首领慕容延钊和侍卫司的最高将领韩令坤的兵权免去，还设宴欢送他们。也就是说，禁军最重要的殿前司和侍卫司的兵权早已被赵匡胤收了去，而在七月之后，石守信、王审琦等人也都去地方上任节度使了。

确实有兵权罢免事件的存在，但是“杯酒释兵权”是后人附加的、演绎的事件，重要性并不高，其实并没有免去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兵权的事重要。

而在《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建隆二年七月十九日，赵匡胤在广政殿举行过国宴。根据这个记载，“杯酒释兵权”也可能是成立的。但多部史书相互冲突，因而难以判定。

（三）合理性存疑

“杯酒释兵权”来得太容易了，容易得不合人之常情常理。要知道，宋朝所取代的五代，是一个混乱、暴力至上的时代，谁拳头硬、胳膊粗，谁就是老大。正所谓“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尔”（《新五代史》）。而建隆二年，五代刚刚结束，崇尚武力的风气不会一下消失。

在一场酒宴上，身为皇帝的赵匡胤同帮助他夺取天下的武将们推杯换盏、叙旧言欢，弥漫着浓浓的兄弟情义。这些武将，个个都是虎狼之人，光凭喝个酒，这帮武将第二天就纷纷主动请求解除兵权，这符合常理吗？仅靠一顿酒，就能让手握重兵的功臣宿将乖乖放权吗？如果真有这么简单，那么后世历代皇帝为什么不效仿，而非要采取暴力流血手段呢？

“杯酒释兵权”这一幕君臣其乐融融的画面更像是精心导演的历史剧。这段“千古佳话”，听起来很有趣味，但经不起推敲，应该是不曾发生过的。或者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解除兵权一事进行的增添和演绎，最终变成了流行的版本。

（四）目的性存疑

对于宋太祖赵匡胤的评价，是仗义豪爽、心胸宽广、仁慈宽厚的好皇帝。赵匡胤之所以能被部下“黄袍加身”，就是得益于他的义气和宽仁所得的好人缘。

大儒程颐这样评价赵匡胤：“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苏轼这样评价赵匡胤：“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明太祖朱元璋对赵匡胤也是推崇备至，给予至高评价：“惟宋太祖皇帝顺天应人，统一海宇，祚延三百，天下文明。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宋太祖“器度豁如”、宽以待人的德行是一以贯之的，并且以祖训誓言的形式传给后来的继任者，宋朝皇帝必须遵守。他曾在石碑上（一说铁券上）刻下“誓碑遗训”（一说“誓书铁券”或“丹书铁券”）。宋朝历任皇帝在即位前，都必须去拜读这个遗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三、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太祖赵匡胤宽仁豁达的品行赢得了后世的一致赞誉。“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演绎，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渲染赵匡胤的仁慈和好人缘，他能让部下敬服不已，主动交权，这件事也就成了广为称道的君臣和睦的最好证明。

（陈建斌饰演的宋太祖）

北宋诗人王巩的《闻见近录》，记述了一段故事，说的是赵匡胤称帝之初曾将横行不法的“义社十兄弟”约到小树林喝酒，并说：“你们要是想当皇帝就把我杀了，不想的话以后就好好遵守法度。”结果义社十兄弟诚惶诚恐表忠心。这个故事，和“杯酒释兵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诗人画家王巩，用戏剧性的手法突出了赵匡胤仗义仁慈的形象，这种戏剧化的记述，使得赵匡胤宽仁的形象进一步深入人心，而“杯酒释兵权”也更倾向于故事化，以生动详实的描写，突显出了君臣间的和睦和心照不宣，是对宋太祖的刻意美化。

正如乾隆皇帝这样说：“徒于杯酒诡词处炫奇，以为秘计神谋，而不于宋主英断勇为处着眼，而后世遂以为是妙策独出。”也就是说，“杯酒释兵权”不从宋太祖的英武着笔，而以一场酒局来写，以酒局上的和睦掩盖暗流涌动。

质疑者认为，“杯酒释兵权”一事，史书记载多处矛盾、史料出处有疑、当事人态度不一致、时间上冲突、事件细节不明、事后处理不明、不合乎常理、有粉饰之嫌。可以推测出，“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应该是假的，是没有发生过的，是不符合史实的，应是后人逐步堆积演绎而成的。

三、支持“杯酒释兵权”就是真实的

对于质疑“杯酒释兵权”一事为杜撰的说法，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军事中一件历史性的标志大事，不可能是杜撰出来的。理由如下：

（一）从史料上来说，没必要杜撰。

王曾与丁谓基本上是同时代人。王曾的《笔录》乃亲笔所撰，丁谓的《谈录》并非丁谓亲撰，而是其后辈对丁谓谈话的追述。也就是说，王曾的《笔录》成书早于丁谓的《谈录》。对于记录在王曾《笔录》里的“杯酒释兵权”一事，并不存在一个从无到有的编造过程。

据记载，王曾为人忠直刚正，“进止皆有常处，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就是说，他为人处世很有原则，平时不苟言笑，别人都不敢跟他造次。他曾因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

王曾对一切捏造的虚幻之事都深恶痛绝。一次，他在外地任知府时，辖区发生了一起所谓的“帽妖扰民”事件，就是说有个长得像帽子的妖怪在夜间惊扰百姓，弄得大家人心惶惶。王曾闻讯后，命令夜里打开官府大门以安民心，同时加派人手巡视街头，有散布谣言者立马捉拿，最终证实所谓妖怪乃是好事者讹传。王曾的品行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记述的事情，肯定是多实录而少增饰。

此外，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兵权的确是在建隆二年七月后罢免的，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明确记载，无可置疑。

（二）从时间上来说，并不冲突。

根据《宋史·礼志》记载：“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准故事，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也就是说，宋太祖的母亲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算，实际只需服丧二十四天，二十五日即可脱去丧服。到建隆二年七月，朝廷规定的丧期已过，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和娱乐。在《宋会要辑稿》中就记载“七月十九日……宴群臣于广政殿”，朝廷已经在七月开始举行国宴了。因而，杜太后的丧期，与“杯酒释兵权”，时间上并不冲突。

（三）从方式上看，在宴会上提出释兵权，也有传统。

“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极具戏剧性，但考虑到宋太祖与“义社十兄弟”的特殊关系，也是符合情理的事情。而且，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传闻也不少。如王巩《闻见近录》就有记载宋太祖“郊宴抑偃蹇”一事，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另一个版本。说明，“杯酒释兵权”有其传统，有其源头。

而且，宋太祖也非常好酒。他曾说：“朕每因宴会，乘欢至醉，经宿，未尝不自悔也”（《涑水纪闻》）。宋太祖不仅常常在宴会上喝得大醉，而且在许多大事中，都不乏其饮酒的记载。在陈桥兵变中，赵匡胤便是通过喝酒大醉而装作毫不知情。看来，喝酒对宋太祖来说不仅是嗜好，而且以喝酒来达成某种目的，已是一种惯用的手段和技巧。

（酒杯）

早在建隆二年闰三月，宋太祖便罢免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的职务，让他们出镇地方。二人临走前，宋太祖还亲自设宴送行，并让他们在地方上广置产业，允诺与其世代共保富贵。也就是说，让手握重兵的大将放弃兵权，离开中央到地方上快活享乐，是宋太祖一贯的做法。因此，他在宴会上让石守信等几个大将解除兵权，到地方上享福，是极有可能的，也不是一时性起的，而是有可依据的惯例。

（四）从合理性上讲，解除兵权不是一蹴而就的。

有人会质疑，石守信等大将在宴席上乖乖就范不合常理。其实，“杯酒释兵权”之前，宋太祖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北宋一建立，昭义节度使李筠、成德节度使李重进便反叛。宋太祖及时行动、指挥有方，叛乱迅速平定了，这给了各路藩镇一个有力的震慑。随后，宋太祖趁热打铁，不动声色地解除了禁军中地位最高、资历最老的两位统帅慕容延钊和韩令坤的兵权，以优厚的待遇让他们出镇地方。这样一来，就没有人敢再跳出来。于是乎，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乖乖就范，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且，这群禁军将领，虽然都是和赵匡胤一起摸爬滚打的战友，但在一系列的征战中，赵匡胤恩威并施，树立起了极高的信誉，将领们感受到了赵匡胤的英武霸气，无不是服服帖帖的，心甘情愿为其效命，早就习惯了与赵匡胤的上下之别。因此，到赵匡胤成为天子，那些功臣宿将在他面前也恪守臣节。所以，“杯酒释兵权”之所以会成功，是宋太祖不断提升自己、巩固权势的结果。

（手持刀剑的武士）

综合以上质疑者与支持者的观点，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在建隆二年七月，解除兵权一事的确发生过，但可能没有“杯酒释兵权”那般戏剧性。

可以说，“杯酒释兵权”一事，虽有演绎的成分，有后世文人对宋太祖的刻意美化，但并不是凭空的杜撰。通过解除兵权这件事，宋朝较好地解决了将领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问题，避免了重蹈五代诸朝短命而亡的覆辙，开创了以文制武的政治范例，但也造成了宋朝文化与经济强盛、军事上偏弱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