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振甫(辜振甫的简介)

98年汪辜会晤：辜振甫携妻赴上海和平饭店，与汪道涵达成4点共识

1987年，台湾方面经蒋经国许可，正式开放大陆探亲，隔绝数十年的两岸，因此事而重新恢复往来。

1990年，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客人来到上海，此人即是台湾颇具名气的学者南怀瑾的弟子，名叫张尚德，也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

表面上，张尚德大陆此行，主要目的是寻找一家能印刷禅学研究书籍的印刷厂，和内地学习进行相关学术交流。

私底下，他则耗费巨大功夫，如愿与曾当过上海市长、上海市委书记的古稀老人汪道涵取得联系，向汪道涵发出见面的邀请。

几天后，汪道涵来到华侨饭店同张尚德见面，饭店方面准备一间小会客厅，请二人及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冯契三人至此进行两岸历史性对话。

他们从佛学、禅宗，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又说到信仰和解与天下为公的制度，最后渐入主题，聊到“”，汪道涵的谈兴十足。

不只延迟原定1个小时的会见，而且临别前，他还笑吟一首客家民谣赠予张尚德同样祖籍广东的秘书。

同年11月，台湾方面率先成立海基会，旨在推行有关大陆的政策，应对发展需求，出任首位董事长的是台湾的“水泥业大鳄”，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情结的辜振甫。

但海基会的成立，也给两岸往来带来某些问题。以前，虽然大陆和台湾两方的证件上各自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华”的字样，可实际上双方却会遵循“视情采证”的默契，不因政治分歧而影响两岸老百姓的正常生活。

而海基会则打破了这个“平静”。他们要求，凡是大陆的证件，必须经过海基会的盖章与承认，方能在台湾使用，如此便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令大陆陷入两难之中。

1991年12月，海协会在大陆正式挂牌成立，出任首任会长的，就是会见张尚德的汪道涵。

海协会的“出现”原因其实很简单，即是处理台湾及两岸问题，促成两会商谈，为祖国统一而做出贡献。

再加上，汪道涵和辜振甫一样，都拥有深厚的历史背景，都与两岸高层存在密切关系，几乎分别代表着“国共两党的意愿”，他们的“出山”，不只变成一架伫立在两岸之间，充分发挥沟通化解作用的桥梁，也让两岸历史走向新的篇章。

可以说，“汪辜会谈”如能顺利成功举行，那么势必走入一个崭新阶段。

1992年元月，海协会率先给海基会发出一份邀请，希望海基会能派遣专员到大陆进行访问，就合作事宜交换彼此的意见。数日后，海基会回函表示：愿意在双方皆便利的时候专程前来拜访。

同年7月，有一位名叫李澄梁的美籍华人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特地飞到北京，同汪道涵见面，期间建议汪道涵直接致信辜振甫。汪道涵欣然应允，随后亲笔书写信件邀请辜振甫于当年择地会谈。

辜振甫很快回信，接受邀请，建议把会谈时间定在当年10月下旬或其余“适合见面”的时候。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双方未能就“一个中国”原则达成共识，致使汪道涵和辜振甫没能在同年如愿会面。

其后，双方围绕如何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进行研讨。

1992年11月初，时任海协会副秘书长的孙亚夫致电海基会的秘书长陈荣杰，说：“贵方提议双方分别用各自口头声明的方式去表述，我方同意该意见，并建议协商口头声明的具体内容。”

几天后，海协会再次致函海基会，告知对方拟定“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原则”的要点：双方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力求祖国统一，但在商谈过程中，不涉及“一个中国”政治含义。

海基会同意上述方案，两方经17次函电来往和预备会议协商，终于决定在1993年4月27日于新加坡举行“汪辜会谈”。

为什么海协会和海基会把最终会谈地点选在新加坡？理由和当时新加坡的总理李光耀有很大关系。

前一年，到新加坡访问，李光耀问及两岸问题，便告诉他：两岸统一乃中国的目标，但现在谈及这件事，却明显达不到成熟条件，所以大陆决定从经济方面的合作与交流说起。

李光耀又问他是否能把的话传至台湾，笑着同意。之后，李光耀前往台湾，与等人见面，透露大陆领导人之意。

台湾方面未有当场回应，但李光耀事后告知中国大使，台湾方面已同意与大陆谈经济，并把此事定性为海协会和海基会的工作，交予汪道涵与辜振甫去谈，地点选于新加坡。

1993年4月27日当天，汪道涵和辜振甫按照计划，先后走入新加坡海皇大厦，乘坐电梯抵达位于26层的会议室，完成签字仪式，进入谈判会场，在媒体镜头下，隔着会议桌相视而笑，实现两岸高层时隔40余年的首次握手。

同日晚上，为庆祝“汪辜会谈”的成功举行，汪道涵特地在董宫夏莲厅设宴款待辜振甫一行。

很多年后，有一位教授向记者展示当时菜单，人们才知，原来“汪辜会谈”的幕后还有那么多趣事。晚宴的菜单由毛笔书写，纸张上印有一支盛开的梅花，白底黄边，左上角标注“汪道涵伉俪宴请辜振甫伉俪”的字样。

宴席共准备9道菜，菜名均由汪道涵亲自拟定，分别是乳猪和鳝鱼片烹制的“情同手足”、乳酪和龙虾组成的“龙族一脉”、实为雪蛤膏的“琵琶琴瑟”、鲍翅烹制的“喜庆团圆”，以及名为“万寿无疆”的宫燕炖双皮奶、由海鲜及鱼圆制作的汤品“三元及第”，木瓜为主的素菜“兄弟之谊”和取名“燕语华堂”的荷叶饭、对应水果拼盘的“前程似锦”。

它们组合在一起，便成为一段表露宴请者最真挚期许的妙文，而辜振甫一行人明显感受到汪道涵的殷切心情，整场宴会，皆表现得十分和善友好，与汪道涵一行和平“相处”，共同饮酒作乐，品尝中国菜肴。

结束前，汪道涵在菜单上高兴地写下“佳肴佳会，手足之情”八个大字；辜振甫则在汪道涵的字迹旁，予以回应，书写五言诗句“但知春意发，谁识岁寒心”。

两位巧合拥有无数相似之处的老人，初次见面，即若老友般默契，他们都希望不负大家所托，实现商谈之目的，实现亿万中国人的共同期盼。

但“汪辜会谈”的后续发展，却并未如两位老人所愿，一直维持平稳顺利的状态，反倒屡次出现波折，令两岸发展前景渐渐陷入难以预料的“迷雾”之中。

1993年6月，在蒋经国去世后，接任台湾“当局总统”一职的公然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向联合国提出加入请求。

对此，大陆方面立即给予严肃坚决地反对，与台湾方面展开外交较量，专门通过中国驻各国大使馆发表由中央批准，国务院新闻办、外交部及台办共同起草的首封针对台湾问题的，向全世界阐明中国对台湾的鲜明立场，反对以为主导的任何中国的行为。

那么问题又来了，既然并不想看到“两岸和平统一”，他为何又会答应汪道涵和辜振甫的会谈？

实际上，同意“汪辜会谈”仅仅是巩固他在内部地位的一种手段罢了，他想营造一种“中国和台湾乃对等政治实体”的假象，以此为“台湾加入联合国”争取有利“筹码”。

他是“台湾当局的总统”，却不是的主席，只有成为的主席，才能取得更多内部传统势力的支持，坐稳他的“总统”位置。

而在坐稳“总统”位置后，私心里更想台湾变成“一个国家”的毫无意外把传统势力排挤出核心领导圈，开始如他所想那般，公然否认“一个中国”原则。

“汪辜会谈”结束后，海协会曾起草一份汇报材料，提出“签订的某些项提议，台湾到底能否执行”的质疑，而国台办给予的报告则认为，“能否执行”的最关键因素取决于的政治倾向。

以“行动”表明，他的确具有“中国”的意向，那些关于经济方面的协议也由于的刻意破坏而没能执行。

可即便如此，大陆政府依然没有放弃两岸经济合作一事，并决定把方向调整为“直接到台湾去做台湾人民的工作”。

担任此项重任的是唐树备。他先后两次亲赴台湾，与海基会进行事务性商谈，并在1995年同海基会商定第二次“汪辜会谈”的时间、地点等，但由于同年以私人名义到美国访问，于国际上公然宣扬“”思想，导致重归“冰点”，故而第二次“汪辜会谈”只能无奈搁浅。

此后两方停止“往来”3年有余，直至1998年，海基会率先要求恢复两方事务性商谈。

对于海基会的要求，海协会虽然“心动”，但碍于台湾方面总是试图用一些政治性问题干扰商谈进展，故只得按捺住“同意之心”，先与当时负责国台办的主任陈云林及汪道涵商量后，决定由国台办出面，请钱其琛批准主张两会进行“政治经济对话”。

接着，海协会向焦仁和发出邀请，请他来厦门参加经济研讨会，再借机与其商量如何恢复两会问题。而台湾方面的回复很耐人寻味，也出乎意料，他们拒绝焦仁和来大陆，反倒主张由辜振甫亲自率团负责此项工作。

海协会当然毫无异议，十分欢迎辜振甫的到来。

1998年10月，年已八旬的辜振甫在夫人的陪伴下，搭乘飞机，来到阔别许久的华夏大陆。因为此次他和汪道涵的见面并不属于正式谈判，所以世人将两人的第二次相见称作“汪辜会晤”，地点定在汪道涵更熟悉的上海和平饭店。

10月14日，汪道涵与辜振甫先后如约来到7楼，前者当先阐明大陆方面对“一个中国”内涵的意见，主张两岸结束敌对状态及“三通”问题，进行商谈。

后者代表台湾“当局”，亦阐明了台湾方面的政治立场，两人达成4点共识：两会将进行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话，由两会负责人协商后作出相应安排；进一步加强两会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两会负责人的多层次互访；

涉及两岸同胞财产、安全及生命相关事件，两会将加强个案协助力度，相互委托；辜振甫向汪道涵发出访问台湾的邀请，汪道涵回以感谢，言说自己会在“合适的时间”到台湾访问，深入对台湾的了解。

此次会晤，不只是汪道涵及辜振甫两位先生期待已久的再次相见，亦是极具历史意义的一次两岸会晤；会晤结束后，辜振甫夫妇在唐树备的陪同下，前往北京与中央总书记等高层领导见面。

期间，海协会特意为生平最爱京剧的辜振甫安排了一场名家荟萃的京剧晚会，让辜振甫特别高兴。

辜振甫回到台湾后，海协会与海基会就4项共识交换意见，拟定汪道涵同年9月或10月访问台湾计划。

但就在持续朝良性发展之际，一方却再出“幺蛾子”，他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然抛出“两国论”，使得一度得到缓和的又一次降至冰点，拆毁了两会商谈的“基础”；

上台后，同样拒绝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与“九二共识”，令持续陷于僵局，两会未能再次协商，汪道涵的台湾之行亦成空谈。

2005年元月，89岁的辜振甫在台北病故。

汪道涵致唁电给辜振甫遗孀，对辜振甫予以中肯评价，未想沪上一见，竟是二人诀别，只愿“九二共识”和“汪辜会谈”之真谛能为同胞所秉承，续写协商和对话新篇章，以此告慰辜老先生在天之灵。

同年9月，同样缠绵病榻的汪道涵强撑病体，与辜振甫的遗孀见了一面；12月下旬，90岁的汪道涵亦因病在上海与世长辞。

至此，汪辜二人半生希冀的两岸和平统一一事在“”分子的刻意破坏下，到底变成一纸空谈。

可二老对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及各项交流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却仍旧在两岸之间产生深远影响，希望有朝一日，二老生前未能亲眼目睹之历史新篇章能如众多华夏人期许那样，于两岸之间震撼上演吧！

参考资料：

《“汪辜会谈”的台前幕后》

《唐树备：我与“汪辜会谈”——纪念“汪辜会谈”20周年》

《揭秘首次汪辜会谈菜单》

党史日历 • 4月27日

收录于话题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成立100周年。总书记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为深刻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迎接中国成立100周年，我们特别推出《一起读党史》栏目。本栏目将通过丰富的历史文献，翔实记录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集中展现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论述和理论观点，系统反映党的思想理论创立、发展和完善的历史进程。

4月27日

影像

1927年4月27日，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图为大会举行开幕式的地方。

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应印尼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图为周恩来在雅加达机场。

1958年4月下旬，朱德视察安徽省合肥市郊区时与当地干部一起车水。

论述

1945年4月27日

《解放日报》发表写的社论《全军生产自给，今年应是普遍推行的一年——兼论整风与生产的历史重要性》。社论指出：我们的军队在遭受极端物质困难的目前状况之下，在分散作战的目前状况之下，切不可将一切物质供给责任都由上面领导机关负起来，这样既束缚了下面广大人员的手足，而又不可能满足下面的要求。只要上面善于提出任务，放手让下面自力更生，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能够更加完善地解决它。几年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原则，已被证明是我们解放区在目前条件下组织一切经济生活的正确的原则。军队的生产自给，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队生产自给，不但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并因而能够扩大军队，而且立即带来了许多副产物。这些副产物就是：（一）改善官兵关系。（二）增强劳动观念。（三）增强纪律性。（四）改善军民关系。（五）军队埋怨政府的事也会少了，军政关系也好了。（六）促进人民的大生产运动。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让我们进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广这两大运动，以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果能如此，那末，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就有把握了。这篇社论收入《选集》第三卷，题为《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1957年4月27日

为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请你们注意，对党与工人、农民、学生、解放军战士、知识分子、派、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要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这个指示收入《文集》第七卷。

事件

1927年4月27日－5月9日

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和《土地问题议决案》。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根据当时的危急局势，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出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后增补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曾代理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1957年4月27日

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全面展开。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6月，运动的重点开始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右派。到1958年夏季，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完全结束。对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被严重扩大化，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1962年4月27日

中央根据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自从1961年6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工作以来，目前还有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中央认为，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样，就为最近几年来主要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

1988年4月27日

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2005年6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决定在全军实行文职人员制度。2017年9月27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条例》。

1993年4月27日－29日

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和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并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这是两岸受权民间机构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

2004年4月27日

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全体代表时指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

2005年4月27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18年12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2018年4月27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以上内容源自《中国历史大事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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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福建自然资源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