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翼升(黄翼升与李鸿章)

名女甘心给汉奸当小三，两任丈夫都渣，去世被发现时她尸体已腐烂

说张爱玲是名女，是两层意思。一是她本身由于长于写作，是著名的女作家；二是她出身名门，家世十分显赫。

张爱玲生于1920年，原籍河北唐山，出生在上海。她的曾祖父是张印塘，曾任安徽按察使。

咸丰年间，李鸿章回乡间办团练时曾得到张印塘支持，两人共同镇压太平军，可称世交。

张印塘的儿子张佩纶，即张爱玲的祖父，少时熟读经书，23岁便中进士，开始就是翰林，1875年，以编修大考擢升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

由于父辈的关系，张佩纶受到了当时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关注。

1882年，张佩纶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参倒了一些贪官，也得罪了不少的人，被誉为清流健将，名震天下。

李鸿章很欣赏张佩纶的品行与才识，遂把大女儿李菊耦嫁给张佩纶做当填房夫人。当时张佩仑因年过四十，丧偶两次，而李菊耦是初婚，二十岁出头，正当芳华。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是张佩仑与李菊耦所生，李鸿章是张爱玲的外曾祖父。

张爱玲父亲这辈人中，最辉煌的是她的“三大爷”张人骏（父亲张志沂的堂兄）。张人骏是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总督府就在南京。如今南京长江路总统府内的临时大总统办公楼，就是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是所建，1910年建成。

张志沂娶了黄逸梵，也就是张爱玲的生母。

黄逸梵的娘家也是门庭显赫，其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父亲黄宗炎曾任广西盐道。

张志沂很有才华，靠父辈的余荫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但没什么远大志向，并沾染了富贵之家少爷的所有毛病，是个不知稼穑之难的典型纨绔子弟。

黄逸梵则是一个新派女性，她自然无法容忍丈夫张志沂吸食、嫖妓、娶姨太太，更看不惯他无所作为，最终两人的婚姻破裂，黄逸梵一个人去了国外。

婚姻解体后，张志沂就更自由了，把一个里的“老八”接进家门。后来，他经孙用时的介绍，再娶了孙用时的妹妹孙用蕃。

张爱玲的这位后母孙用蕃也是大家闺秀，是光绪帝师孙诒经的孙女，其父孙宝琦，曾两度出任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务总理。孙宝琦治国治家均清廉严正，子女个个品行端庄，使得京城内的豪门大户争相与孙家攀亲，竟有“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之说。

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是在张家没落时嫁到张家的，并与张爱玲的父亲白头到老，相携以终。但张爱玲与孙用蕃的矛盾很深，她还曾打过这个后母一记耳光。

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紫罗兰》月刊的主编、作家周瘦鹃。五月，张爱玲在该刊物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篇文章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六月，张爱玲发表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

此后张爱玲又在一些刊物发表了《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再度声名鹊起。

这一年的除夕，有名的文化汉奸、汪精卫政府宣传部部政务次长胡兰成看到女作家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中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大为赞赏，胡兰成写信给苏青询问张爱玲情况，张爱玲也从苏青那里知道了胡兰成的情况。

胡兰成登门拜访张爱玲，两人长谈5个小时。这两个年龄相差14岁的人，一见倾心，坠入了爱河。

胡兰成此时并不是单身，他已有家室。用现在的说法，张爱玲就是“小三”，但张爱玲毫无道德感，毫不顾及胡兰成妻子的感受，爱了就是爱了，哪怕明知是飞蛾扑火她也义无反顾。

1944年8月，胡兰成的妻子对已有外室张爱玲的胡兰成彻底绝望了，于是提出与他离婚，她的这一举动成全了胡兰成和张爱玲。

胡兰成与张爱玲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仅仅是一份结婚证书。因为胡兰成害怕未来形势的变化，他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同时也侧面显示出胡兰成并没有打算对张爱玲从一而终。

不管怎么说，这个结婚证书让张爱玲得遂心愿，算扶正了。当然，也成了名正言顺的汉奸婆。

后来，胡兰成赴武汉担任《大沽报》的编辑，开始与张爱玲长期两地分居。来到武汉后不久，胡兰成遇到了汉阳医院17岁的护士周宣德，爱上了这个妙龄女子，于是他又有了另一场婚礼，完全忘记了张爱玲的存在。

可悲的是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作为一个汉奸，胡兰成逃到了浙江温州，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女人——范秀梅，又与之结为夫妻，可见其多情又无情！

胡兰成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没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唯一，要说这是我的不纯，我亦难辨。”

真是不要脸。

1946年，张爱玲决定来看看已安顿好的胡兰成，从上海一路到了温州，胡兰成顾着自己逃命，隐居，并不喜欢张爱玲过来，见到之后并无惊喜之色。张爱玲知道了范秀美的存在，却对胡兰成仍一片情深。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和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

真是贱骨头。

胡兰成与张爱玲

张爱玲住了几个月后，觉得自己争不过范秀美，就对胡兰成叹道：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1947年6月，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了。

胡兰成在其著作《今生今世》里说，张爱玲在1947年6月写信给他时，信中附了30万元，并说张爱玲写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才有这钱。其时，胡兰成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匿居于浙江温州。

胡兰成是个十分无耻的人，不仅毫无国格人格，而且在与张爱玲的婚姻内，与好几个女人乱搞。这笔钱给的很不值，且是助汉奸跑路。

国民政府通缉汉奸很不给力，胡兰成居然靠东躲西藏，逃过了审判，后亡命日本。在日本，他娶了上海滩黑帮老大吴四宝的压寨夫人、上海滩的大姐大佘爱珍，相守于老。

在抗战时期的汉奸中，生活作风最差的当属胡兰成。《今生今世》是胡兰成的自传体作品，里面写了与胡兰成都有一腿的8个女人，分别是应英娣（歌女小白杨）、玉凤、女教师全慧文、护士小周、斯家小娘范秀美、日本女子一枝、张爱玲、佘爱珍。

胡兰成作为文化汉奸有多么无耻，可从其所著的《今生今世》中看得很清楚：在汪伪政府宦场失意后，他直接投向日本人，为日本兵作战场报告，与日本大将促膝谈心，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后，他居然劝阻日军投降，并妄想拥兵割据另开新局。

在其另一著作《山河岁月》中“抗战岁月”那章，胡兰成一上来就说：“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便非常清真。”

所以日本侵华导致的惨烈抗战，其实对“奢侈小气造作”的中国是好的。他以流亡学生举例：“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过了一关又一关，前面来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鲜花共牡丹。”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对逃难的夫妻，他这样描写：“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

在胡兰成看来，这些中国男女老少都该感谢日本侵略，否则年轻人哪有机会郊游恋爱，夫妻感情也不会分外深重了，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为了躲避汉奸婆的骂名，张爱玲在建国后选择了逃避，先到香港，1955年，又从香港移民到美国。

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病重，可是张爱玲此时自顾不暇，甚至连买一张机票的费用都没有。

黄逸梵孤苦地离世了。

在美国，张爱玲又与比她大29岁的赖雅结婚了。赖雅是什么人，据张爱玲自己说是一个“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实也是渣男一枚。

张爱玲与第二任丈夫赖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志清是张爱玲的好朋友，他与张爱玲信件往来很多。他在谈到张爱玲时，曾愤怒地说：“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唉，胡兰成是个大坏蛋，什么女人都要沾手，生活品格比政治品格更低下；而赖雅又太老太穷，自己明明中风多次却不告诉比他小近30岁的张爱玲。结果婚后仅两个月再次中风，给了她沉重打击。张爱玲为了给丈夫筹钱治病不得不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大好时光。嫁给这两个丈夫，真真作孽！”“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对照记》中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两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1995年9月8日，七十五岁的张爱玲被发现死于洛杉矶公寓，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当警察接到张爱玲邻居的报警进入张爱玲的寓所时，发现她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验尸证明她应该是在6-7日前死亡。

这位毫无民族气节的一代杰出才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从尘土里开出的花”复归尘土。（刘继兴）

李鸿章这两件事做得很不地道，授业恩师为此与他决裂，他却很得意

对于很多人来说，李鸿章这个人并不陌生，他是晚清的重臣，一手创办了淮军和北洋水师，洋务运动中力主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曾被认为是“大清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甚至还被誉为“东方的俾斯麦”。在另一面，李鸿章这个名字承载了太多的屈辱，比如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就是因为他一味避战，日本在《马关条约》里开出赔偿白银几亿两和割让国土的条件，是他签的名。所以，对于有功有过的李鸿章，历史给出的评价往往模棱两可，不过作为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却一直都觉得李鸿章“难以共患难”。

1860年，太平天国虽然在天京事变中遭受了重创，却仍旧有着比较强大的实力，尤其是青年将领李秀成等人的崛起，给曾国藩的湘军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这一年安庆之战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曾国藩把指挥部设立在比较靠前的祁门，并派李元度守徽州。不过，学富五车的李元度并不是排兵布阵的将军，不到3天便丢失了徽州，让曾国藩的祁门大营陷入被围困的危机中，书生李元度自然明白其中利害关系，由于害怕责罚，所以晃荡了十几天才回到曾营请罪。

李元度

一是丢失城池，二是畏罪不前，最重要的是还一味推卸责任，盛怒之下的曾国藩决定向朝廷参奏弹劾他，而嘱托李鸿章写一份奏折来。由于当时曾国藩所在的祁门已经风雨飘零了，很多幕僚门客都准备各自逃命了，学生兼门客的李鸿章也有此打算，却不好直言。

李鸿章

于是，趁着李元度的案子，与曾国藩较起真来了！李鸿章明知李元度所犯并非一般的小过，却一再唱反调说不能惩罚，还说如果你要惩治李元度的话，“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被气得直呼“我自属稿，是走是留，听君之便”，而李鸿章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大营，去了相对安全的江西。由此可见，救李元度是假，借机逃出被困的祁门大营才是真。而曾国藩的祁门大营，最危险时，与太平军仅相距二十余里。

曾国藩

不过，祁门解围后，李鸿章等人又成了曾国藩的门下客，只不过彼此有了隔阂。次年，朝廷要求曾国藩推荐能胜任江苏巡抚之职的人才，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曾国荃、陈士杰等共患难的湘军将领，而多次被人举荐的李鸿章却被曾国藩闲置一旁，后来实在没有人手了才让这个替补上了位。

出乎意料的是，新官上任的李鸿章很快就跟曾国藩对着干了。曾国藩为了围剿太平军降而复叛、驻扎在洪泽湖的苗沛霖，便向朝廷请旨调派李鸿章辖区内的水师将领黄翼升前来助剿，另外从编制上来看，黄翼升的顶头上司是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杨岳斌，这两人是曾国藩的铁杆部下，所以都支持曾国藩。

而李鸿章只不过是江苏的封疆大臣，黄翼升要仰仗他的粮饷补充，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鸿章拖延大半年，安排黄翼升帮助自己攻打被太平军占据已久的苏州，完全不顾手拿圣旨的曾国藩，喊着“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意思就是，黄翼升只认我李鸿章，而我领兵打仗为何要听你的呢？气得曾国藩在信中直言要参劾他俩。不过，不久之后，李鸿章攻克了苏州，立了大功，反倒以此为荣了。

李鸿章

于公于私，李鸿章扣留黄翼升都不合道理，但是为了攻下苏州，成就自身的功名，他坚决地与昔日的授业老师曾国藩决裂了，而曾国藩给他以“难以共患难”的评价也是很中肯了。

晚清两江总督马新贻为何被人当街刺杀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公历1870年8月22日）上午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场阅兵完毕后返回督署的路上被刺客张汶祥所杀。案发后身为刺客的张汶祥并没试图逃跑或是反抗官差，而是直接自报家门道“刺马者张汶祥！”光天化日之下朝廷一品大员、封疆大吏被人公然刺死不仅在清代历史上尚属首次，自古以来历朝历代这种事都极为罕见，而刺客竟公然自报家门则又是一奇。

这位遇刺的两江总督马新贻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在遇刺身亡之前都干了些什么？1821年马新贻出生于山东菏泽。马新贻二十六岁考中进士后曾在安徽建平、合肥等地出任县令之职。咸丰五年（1855年）马新贻跟随钦差大臣袁甲三率兵进攻占据庐州巢湖的太平军：马新贻在此战中先是率兵击败了来援的太平军，又接连攻破了占领盛家桥、三河镇、柘皋的太平军，接着又成功攻克了庐州。

此战以后马新贻因军功升任庐州知府、赏赐顶戴花翎。 两年后马新贻又在舒城击败捻军、太平军，因此被吏部记名以道员任用。咸丰八年（1858年）马新贻升任安徽按察使。不久以后太平军陈玉成部进攻庐州，马新贻率领团练乡勇迎战。双方一番激战之后太平军从偏僻小道攻破庐州。在此战中马新贻的军队溃败、官印也丢失了，因此受到朝廷革职留任处理。

咸丰九年（1859年）马新贻的母亲去世后他回家奔丧丁忧。本来官员父母去世按当时的规定应当守孝三年，然而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上奏朝廷请示让马新贻继续署理按察使事务。咸丰十年（1860年）马新贻在钦差大臣袁甲三的保举下官复原职。咸丰十一年（1861年）马新贻在翁同书的举荐下被朝廷任命为候补道员。同年马新贻因为父亲去世再次回家奔丧丁忧。

在当时清军与太平军已战至白热化的背景下朝廷正值用人之际，因此马新贻这次丁忧又没到期满就被朝廷再度起用。同治元年（1862年）马新贻跟随袁甲三攻克庐州，随即又在寿州吴山庙击败太平军。此战后马新贻因功加按察使衔、署理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曾在捻军、清军、太平军各方势力之间反反复复的苗沛霖再次举起反清旗帜。马新贻跟随巡抚唐训方在蒙城多次击破苗沛霖叛军的进攻。

马新贻凭借镇压苗沛霖叛军的战功升任安徽按察使，不久之后又升任安徽布政使。同治三年（1864年）马新贻升任浙江巡抚。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马新贻调任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马新贻在督抚任上处理漕运、盐政、河工之弊政取得了一定成绩。这一时期的马新贻可谓政绩卓著：他在任上的一系列举措减轻了农民负担，解决了许多现实的民生问题。

马新贻刚赴任浙江巡抚时就上疏陈情“水利宜急兴修”。马新贻主持修筑了海宁石塘、绍兴东塘并疏通了三江口。咸丰同治之际内忧外患的清王朝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清王朝为缓解统治危机在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各路起义军的同时也施行了一系列政策。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减赋运动。减赋运动主要集中于核定地丁漕粮、裁革部分浮收。同治四年（1865年）浙江巡抚马新贻对当年三府应征缓征免征钱粮进行分别请示。

不久以后马新贻会同左宗棠陈奏按8/30的比例将浙江各属漕粮全部额减。马新贻曾主持制定浙江减定浮收章程，还与藩司蒋益沣、粮道薛时雨等人访查各州县征收漕粮旧规。太平军作乱时嘉兴、湖州等地有人把枪安置在船上（称之为“枪船”）。这些所谓的“枪船”久而久之就成为从事、劫掠等犯罪活动的场所。马新贻会同江苏巡抚郭柏荫督兵擒获其首领及数十个凶悍之徒斩首才清除掉枪船之害。

马新贻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后兼管两淮盐政。他立即着手进行了很多调整，但他也明白不能占搁商人的资本太多。正阳督销局知府王治覃称：“因商贩有谓公行不便者，遂令各归各行买卖，但由公行成交立票、委员监盘。公行为杜弊恤商而设，乃行之积久商贩不以为便，应请即行停撤，免为行户假托、商贩藉口”。王治覃因此申请将正阳关公行裁撤。这一建立随即得到了马新贻的批准。

同治八年八月（1869年9月）安庆府院考场附近出现了约期拆毁教堂的揭帖。九月三十日（1869年11月3日）曾因低价强买民房改建教堂而为安庆民众所痛恨的英国教士密道生、卫养生到府衙要求查办散发揭帖者。一时间当地群众愤起拦阻：人们捣毁了英、法教士的住所。密道生、卫养生避入府衙呼救，法国教士韩石贞连夜乘船逃走。安庆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罗淑亚要武力保护天主教。

罗淑亚在上海命令莫代海军司令调集“维纳斯”号、“迪普莱克斯”号、“科特洛贡”号、“蝎子”号、“阿斯皮克”号、“火焰”号军舰组成远征队沿长江西进云集南京下关。身为两江总督的马新贻面对如此危急局面主动提出给罗淑亚和海军军官们提供一所豪华宾馆作为招待所，可罗淑亚表示自己宁愿住在南京天主教圣母堂主教的住所。当晚罗淑亚与法国的海军上将、法国总领事在士兵们的保护下去拜访了马新贻。

在稍后双方展开的正式会谈中法方提出：清政府要在城内拨给一块大面积的无主土地作为对安庆传教士所受损失的赔偿，同时要求清政府惩办在教案中伤害法国传教士的凶手。马新贻本人对法方所提要求适合态度不见正史明文记载，只知道当时清政府在法国的威逼下曾要求他快速结案。最终马新贻和法国方面签署了《南京协定》。这份协定几乎满足了法方提出的所有要求。

《南京协定》签订约一年后就发生了马新贻遇刺案。堂堂朝廷一品大员竟被人当街行刺。这样的事在清朝历史上尚无先例，在以往历朝历代恐怕也不多见。马新贻遇刺案因此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并称为清末四大奇案。这其中刺马案在当时被公认为四大奇案之首。2007年底上映的古装战争片《投名状》中李连杰所饰演的庞青云正是以马新贻为原型的。

刺马案发生后很快就震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北京紫禁城中的帝国高层人物们。他们当然知道此案必须有一个说法。如果放任这种公然刺杀朝廷大员的行为，那么说不定哪天也会有刀子架到自己的脖子上。慈禧令江宁将军魁玉立即提审凶手。然而张汶祥只供认自己是河北人氏、曾是太平军的士兵，如今杀了马新贻但求一死，至于他的杀人动机、背后有无主使等信息却一个字也没透露。

一心想早日破案的魁玉就抓了张汶祥妻子和女儿当着他的面用刑拷打。然而张汶祥依然是啥都不肯说。魁玉尽管对张汶祥的妻子和女儿用了大刑，可对张汶祥本人却是好吃好喝招待着。马新贻的部下要求对张汶祥动刑，却遭到了所有参与审理的官员一致反对。这些官员也有自己反对的理由：要是失手把凶手打死就没法调查他背后的幕后主使了，万一太后要是就此怪罪下来岂不是让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之后朝廷连发旨意催促魁玉，可案件的审理却依然毫无进展。慈禧因此怒骂魁玉和两江官员不肯用心办事，甚至怀疑他们是刺马案的同党。慈禧只好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南京会同魁玉一起审理，但张之万接到命令后却迟迟不肯前往南京，魁玉也借口等待张之万不再进行审问。慈禧下令痛骂二人，同时又催促张之万立刻赶往南京。

官员宁可冒着激怒慈禧的风险也不愿审理此案又是一大奇怪现象。被慈禧一再催促的张之万只好硬着头皮前往南京。张之万前往南京的方式也很奇怪：他命令自己的数百名精锐部队坐船跟随自己前往南京，就连上岸拉屎都让五百名士兵替自己站岗。张之万如此作为仿佛去审理刺马案是很危险的事。张之万到达南京后采取的审问方法是隔三差五把张汶祥从大牢里带出来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话。

张之万这番做派仿佛这件事他根本没兴趣管，只不过是为了应付慈禧太后而已。就这样审了四十多天以后张之万给慈禧上奏折称张汶祥凶狡异常，始终不肯交代幕后黑手，自己已加派官员日夜审讯，一定给朝廷一个真像。此后张之万再也没没汇报过案情进展，案子就这样一直被拖到了年底。慈禧震怒之下又把参与审理的所有官员臭骂了一通。这次慈禧表示：如果再审不出幕后黑手就要严厉惩处审案官员。

张之万和魁玉在朝廷的压力下自己编造了一份张汶祥的供词用于交差，但供词因疑点重重而未能得到慈禧的认可。最终慈禧亲自指定正在天津处理教案的曾国藩审理此案，同时刑部尚书郑敦谨也奉旨与曾国藩同审。曾国藩在接到圣旨后迟迟不肯动身，拖延了很久之后又以年迈多病请求辞职，遭到慈禧反对后才慢悠悠地前往两江。曾国藩到了南京后始终以一种置身事外的态度对刺马案不闻不问。

因此刺马案实际上主要是由另一位主审官郑敦谨审理的，而郑敦谨的表现也和魁玉、张之万、曾国藩等人的行为一样耐人寻味。郑敦谨审理完刺马案后本来该回京向慈禧太后交差，然而当他走到清江浦时却以年迈多病为由向朝廷递交了辞职报告。就算郑敦谨真是不想再当官了，那么何至于连回到京城都等不及呢？所以这件事也给后人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本就疑点重重的“刺马案”因为几位主审官这些耐人寻味的表现更增添了不少可疑的色彩。郑敦谨和曾国藩审理的结果是：张汶祥是太平军漏网分子以刺杀马新贻报复朝廷。次年十月张汶祥被剖腹挖心以祭奠马新贻。至此朝廷对刺马案的审理画上了句号，然而无论当时或是后世大多对此结果充满怀疑，此后诸多野史、笔记、小说、戏曲不断试图探寻刺马案的真相，不过迄今为止仍无法确切知晓刺马案的真相。

尽管后世对此案的真相有不同的猜测，但大家几乎都对当时官方的审理结果是不相信的，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起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关于刺马案的幕后真相有多种不同的说法。电影《投名状》所采纳的就是其中一种说法，只不过电影没使用历史原型人物的真实姓名而已。据说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马新贻在合肥担任知县期间县城被捻军占领，所以马新贻就被捻军俘虏了。

这一队捻军的小首领就是张汶祥，他有俩拜把子兄弟：一个是曹二虎，一个是石锦标。后来捻军在清政府的打压下处境越来越艰难。在这种形势下张汶祥等人想起自己还俘虏了马新贻这么一个清朝官员，于是就把他推出来拉起一支队伍。马新贻与张汶祥等人结拜后就收编了这支队伍。马新贻带领这支队伍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后来马新贻看中了曹二虎的妻子郑氏，于是就设计害死了曹二虎。

张汶祥得知此事后大怒就开始寻机刺杀马新贻。当然这只是关于刺马案真相的说法之一。还有一种说法和上面的说法大同小异：这种说法也是说马新贻出卖结拜兄弟，只不过在这种说法里马新贻和以前的结拜兄弟翻脸不是因为女人。这种说法是说马新贻早年靠着假报军功、结交权贵而官运亨通，然而真打起仗来却是屡战屡败。在一次剿匪过程中马新贻被俘。

可马新贻却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向匪首许以荣华富贵并与之结拜为兄弟，再由他这帮结义兄弟们配合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收复失地的假戏。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的结拜弟兄们很自然地找到他商谈接受朝廷招安的具体事宜并向他索要官爵、财物，谁料马新贻等这帮结义兄弟一来就将其一网打尽，然后对朝廷方面声称这是自己剿匪之功。可马新贻百密一疏竟使张汶祥成为漏网之鱼，于是就闹出了这桩刺马案来。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马新贻和张汶祥从来就不是结拜兄弟，而是从一开始就各自投身于清军和太平军两大阵营的对手。这种说法是说张汶祥被马新贻给击败后送给马新贻许多财宝以求他放自己兄弟们一条生路。马新贻当时满口答应，可等张汶祥率部投降后马新贻却设伏想把他们一网打尽，最终只有张汶祥一个人成功脱逃。张汶祥从此就开始寻机刺杀马新贻。

其实这几种说法都大同小异，只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存在微小差异。如果这些说法属实就意味着：慈禧太后一手提拔起来的两江总督是一个谎报军情、卖友求荣、杀降冒功的无耻小人，所以朝廷是绝不会承认这些说法的。还有一种说法把马新贻之死与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联系起来。在督抚不和几乎是常态的清代出现这样的说法并不奇怪。清代的两江总督是总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军民政务的封疆大吏。

由于两江总督的衙署在江苏南京，所以就少不了要和作为江苏省一把手的江苏巡抚打交道。按说两江总督是江苏巡抚的顶头上司，不过清代督抚制度本身就是要让总督和巡抚互相牵制的，所以清代的总督和巡抚往往总是或多或少有些不明说的恩怨纠葛。据说当时的江苏巡抚丁日昌的独生子丁蕙蘅是个只知道吃喝嫖赌的衙内。有一次丁蕙蘅在南京秦楼楚馆里与一个富商的公子为争一个美人动手将对方打死。

富商在朝中有人，又舍得花钱，所以就拼命往上告。案发后江苏巡抚丁日昌和两江总督马新贻商量后丁日昌将儿子革去功名，又拿出一万两银子补偿给富商。丁蕙蘅回家后就被丁日昌臭揍了一顿，然后就被反锁在屋里不准外出。后来丁日昌外出公干时丁日昌的母亲就把丁蕙蘅给放出来了。丁蕙蘅不仅不感激马新贻，还认为自己被打的半死、现在连自由都失去了全是拜马新贻所赐，所以就雇佣张汶祥刺杀了马新贻。

马新贻作为回族人的身份又使此案凭空多了一重有关国族的想象空间。当时正值西北回部的马化龙、白彦虎等人勾结阿古柏等等境外势力叛乱期间。作为回族人的马新贻在这时跻身封疆大吏就使后世有些人将其与西北回乱联系起来。据说马新贻部下有个叫徐义的卫兵偶然得知马新贻要联合新疆回部来夺取清朝的江山，徐义把这事和自己的好友张汶祥说了。张汶祥闻言发誓要诛杀逆贼。

不过这种说法不为大多数人接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能因为马新贻是回族人就认定他和叛乱回部有瓜葛。事实上马新贻是山东菏泽人，在此之前和新疆回部并无交集，所以说他暗中勾结叛乱回部这种可能性不太大。当然谣言这种东西有时的不太好控制的，我们今天说马新贻勾结叛乱回部这种可能性不大，然而当年的张汶祥是不是就愿意相信这种说法就是我们所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马新贻是被反洋教者买凶刺杀。太平天国是借教上帝之名起事的，所以湘军中人对洋教颇为憎厌。根据法国人高龙鞶《江南传教史》的说法：马新贻曾受洗入教，所以对洋教曲加维护，甚至雷厉风行的逮治反洋教者，由此激起了湘军中人的愤怒。也许马新贻未必当真受洗入教，不过他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倒是有可能激怒反洋教者。

上述各种说法中马新贻多是反面形象，事实上马新贻的这种反面形象由来已久。刺马案发生后不久上海丹桂茶园就将其编成戏文《刺马传》。1914年丁悟痴的《刺马记》、1916年蔡东藩的《清史演义》、平江不肖生的武侠小说《江湖奇侠传》等作品中均提到过刺马案。这些作品中对刺马案的叙述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强调马新贻的渔色负友、张汉祥的节义侠烈。

然而在高拜石的《刺马案与湘军》一文中却提出马新贻之死乃是死于湘军之嚣张气势。清朝的传统军制以八旗军和绿营军为主，然而这两支军队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都充分暴露出其腐朽不堪的本质，所以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湘军、淮军为首的地方团练武装势力开始做大。自身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时不得不倚重地方势力，不过清政府对地方势力的做大多少还是心存戒备的。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势力几乎控制了作为朝廷财赋重地的整个江南地区。湘军是以乡党宗亲为纽带建立起来的颇具地方色彩的军队。湘军将宗亲关系作为建军方式。尽管湘军在名义上也是清王朝的军队，然而湘军的士兵只对自己的上级效忠，所以实际上是一支地方私人武装。太平天国被镇压之后湘军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颇为微妙。

湘军中有些人担心功高震主难免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所以他们就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尽管这件事最终没成为事实，但清政府对湘军势力的强大是有所戒备的。同治三年（1864）夏曾国藩之弟曾国荃攻克了太平天国的天京城后对太平军积攒在天京城的财物进行过搜刮，然后就放火将天王宫等处焚烧为一片瓦砾焦土。湘军瓜分太平天国财富的事儿后来还是渐渐传出些风声。

清政府本想借太平军的财富来充实早已空虚的国库，不料竟被湘军给抢先夺了去。清政府高层何尝不知道太平天国留下的财富不可能被一把火烧掉。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清政府高层明知太平天国的财宝被曾国荃等湘军领导给私吞了，可在当时的形势下还不得不对湘军势力进行安抚。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一大批湘军系统出身的官员几乎完全占据了江浙官场。1868年慈禧以委派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名将其从江南调离。

随后慈禧委任与湘军无关的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慈禧这时之所以大力提拔马新贻在相当程度上和湘军势力的做大有关：马新贻在当时湘军势力遍布大江南北的大背景下作为一个无派系的官员只能依靠朝廷的提拔获得晋升。马新贻实际上成为了慈禧瓦解曾国藩湘军势力的一枚棋子。因此朝廷多次对他破格提拔，直到最终将其提拔到两江总督这样的高位上。据说马新贻在去南京赴任前慈禧曾召见他密谈。

高阳在《清末四公子》中认为马新贻在担任浙江巡抚、两江总督期间内简练亲军，对纵恣不法的湘军大加裁抑，因此激起湘军领袖的怨怒。事实上朝廷方面空降了马新贻这个非湘军系统的人出任两江总督本身就有打压湘军势力的意图。马新贻遇刺身亡若干年后其子马毓桢对外界披露了马新贻的临终嘱咐。这其中有一条是：“不得进京告状，忍气吞声方能自保”。

一位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而临终之际居然让儿子隐忍。这其实就说明马新贻心里明白杀他的人是谁——至少猜的八九不离十，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是连两江总督都奈何不了的大人物，所以他只能让儿子忍气吞声保全家族。在马新贻升任两江总督以前这个位置是曾国藩的。慈禧以处理天津教案为名将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后把马新贻这个非湘军系统的人空降为两江总督。至此马新贻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顶点。

相比之下曾国藩从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则是明升暗降：直隶总督的地位尽管是清代地方总督中最高的，然而出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实际上就远离了湘军势力的地盘，从此曾国藩就处于朝廷的眼皮底下。曾国藩也知道鸟尽弓藏的道理，事实上太平天国覆灭之后他就意识到庞大的湘军会让高层心存余悸。在这种形势下曾国藩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索性起兵推翻清政府，要么通过自我约束打消清廷高层对自己的顾虑。

曾国藩选的是后者：他主动开始裁撤湘军番号。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时曾国藩的幕僚门生遍布各地。湘军的番号尽管在名义上进行了裁撤，然而江南地区还有诸多湘军军官和士兵留守。显然这些人要重新组织起来也不是什么难题，因此以慈禧为核心的清廷高层对湘军势力的忌惮并未消失。这时被空降到两江总督这个位置上的马新贻夹在中间其实很是难为。

一边是一手提拔自己的大清王朝实际的掌门人，一边是功成名就、门生故吏遍布朝野的权臣。两边都是自己作为一个无派系背景的官员所得罪不起的。马新贻赴任后曾国藩的心腹部队长江水师公然在江面掠夺往来客商。新官上任的马新贻毕竟肩负着慈禧制衡湘军势力的使命，可他又不敢公开和曾国藩的湘军势力叫板，所以他采取了一种折衷办法：他向李鸿章的淮军提供大量财政支持，同时削减了长江水师的军饷。

马新贻的盘算是：李鸿章等淮军高层也出自于湘军曾国藩的门下，所以自己这样做也算得上帮助曾国藩的门生，同时又以此制衡了长江水师，也算是给了老佛爷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马新贻的如意算盘打得响，然而现实却是无比残酷的：淮军在成军之初确实与湘军有一定关系，然而既然湘军和淮军已形成两大系统就一定会存在利益之争。两兄弟分家产尚且会起纠纷，那么何况是两股政治势力争夺政治资源呢？

马新贻这么做的结果就是两头不讨好：湘军派官员骂他克扣粮饷，老佛爷则认为他立场不坚定。天津教案爆发时英、法等国的军舰开到天津港外进行威胁，马新贻趁机向老佛爷提议：调派长江水师防御苏沪沿海，以免南北同时受制于人。慈禧借这个机会将长江水师的控制权交给了马新贻。这样就等于拆掉了湘军系统的臂膀。长江水师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商贸航运以及走私活动，所以牵扯到相当多的利益链。

首当其冲受到慈禧这个安排冲击的就是当时的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而黄翼升恰恰正是曾国藩培养提拔的亲信。马新贻遇刺案就是发生在其整顿长江水师期间，所以这件事也被一些人认为很有可能是湘军集团为了维护利益链而买凶杀人。马新贻遇刺后长江水师的整顿工作也就停滞了。如果刺马案真是湘军所为，那么朝廷也只能选择掩盖真相。湘军等地方势力和朝廷之间的博弈是一种彼此试探的博弈。

双方都在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儿，但彼此都不敢公开撕破脸。毕竟此时地方势力无力推翻清政府，但他们的势力联合在一起是朝廷也无法以武力镇压的。如果马新贻确系湘军所杀，那么朝廷也就明白湘军是不会接受一个非湘军系统出身的人出任两江总督一职，而朝廷是不会和湘军爆发正面冲突的。郑敦谨作为彻查此案的钦差通过长江防务的调整以及搜集到的信息应该也能猜出其中的真相。

事实上之前的魁玉、张之万也未必就没看透这件事，所以他们才会有上文提到的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表现。有些事情看透不说透：一则是为了自己明哲保身，二则也是为了避免对政局造成冲击，所以几位主审官都不约而同选择尽快了结此案。事实上郑敦谨最后还是按张之万以前的供词以仇杀定罪了结此案。正因为此案牵涉到官场内部太多的利益链，所以当时的人对此案可谓讳莫如深。

名女甘心给汉奸当小三，两任丈夫都渣，去世被发现时她尸体已腐烂

说张爱玲是名女，是两层意思。一是她本身由于长于写作，是著名的女作家；二是她出身名门，家世十分显赫。

张爱玲生于1920年，原籍河北唐山，出生在上海。她的曾祖父是张印塘，曾任安徽按察使。

咸丰年间，李鸿章回乡间办团练时曾得到张印塘支持，两人共同镇压太平军，可称世交。

张印塘的儿子张佩纶，即张爱玲的祖父，少时熟读经书，23岁便中进士，开始就是翰林，1875年，以编修大考擢升侍讲，充日讲起居注官。

由于父辈的关系，张佩纶受到了当时权倾一时的李鸿章的关注。

1882年，张佩纶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他参倒了一些贪官，也得罪了不少的人，被誉为清流健将，名震天下。

李鸿章很欣赏张佩纶的品行与才识，遂把大女儿李菊耦嫁给张佩纶做当填房夫人。当时张佩仑因年过四十，丧偶两次，而李菊耦是初婚，二十岁出头，正当芳华。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是张佩仑与李菊耦所生，李鸿章是张爱玲的外曾祖父。

张爱玲父亲这辈人中，最辉煌的是她的“三大爷”张人骏（父亲张志沂的堂兄）。张人骏是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总督府就在南京。如今南京长江路总统府内的临时大总统办公楼，就是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是所建，1910年建成。

张志沂娶了黄逸梵，也就是张爱玲的生母。

黄逸梵的娘家也是门庭显赫，其祖父黄翼升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父亲黄宗炎曾任广西盐道。

张志沂很有才华，靠父辈的余荫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但没什么远大志向，并沾染了富贵之家少爷的所有毛病，是个不知稼穑之难的典型纨绔子弟。

黄逸梵则是一个新派女性，她自然无法容忍丈夫张志沂吸食、嫖妓、娶姨太太，更看不惯他无所作为，最终两人的婚姻破裂，黄逸梵一个人去了国外。

婚姻解体后，张志沂就更自由了，把一个里的“老八”接进家门。后来，他经孙用时的介绍，再娶了孙用时的妹妹孙用蕃。

张爱玲的这位后母孙用蕃也是大家闺秀，是光绪帝师孙诒经的孙女，其父孙宝琦，曾两度出任北洋军阀时期的国务总理。孙宝琦治国治家均清廉严正，子女个个品行端庄，使得京城内的豪门大户争相与孙家攀亲，竟有“孙家的女儿大家抢”之说。

孙用蕃是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是在张家没落时嫁到张家的，并与张爱玲的父亲白头到老，相携以终。但张爱玲与孙用蕃的矛盾很深，她还曾打过这个后母一记耳光。

1943年，张爱玲认识了《紫罗兰》月刊的主编、作家周瘦鹃。五月，张爱玲在该刊物上发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该篇文章使张爱玲在上海文坛一炮打响，崭露头角。六月，张爱玲发表续作《沉香屑·第二炉香》。

此后张爱玲又在一些刊物发表了《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心经》、《倾城之恋》等一系列小说，散文，再度声名鹊起。

这一年的除夕，有名的文化汉奸、汪精卫政府宣传部部政务次长胡兰成看到女作家苏青寄来的杂志《天地》中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大为赞赏，胡兰成写信给苏青询问张爱玲情况，张爱玲也从苏青那里知道了胡兰成的情况。

胡兰成登门拜访张爱玲，两人长谈5个小时。这两个年龄相差14岁的人，一见倾心，坠入了爱河。

胡兰成此时并不是单身，他已有家室。用现在的说法，张爱玲就是“小三”，但张爱玲毫无道德感，毫不顾及胡兰成妻子的感受，爱了就是爱了，哪怕明知是飞蛾扑火她也义无反顾。

1944年8月，胡兰成的妻子对已有外室张爱玲的胡兰成彻底绝望了，于是提出与他离婚，她的这一举动成全了胡兰成和张爱玲。

胡兰成与张爱玲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没有经过法律程序，仅仅是一份结婚证书。因为胡兰成害怕未来形势的变化，他的身份会拖累张爱玲，同时也侧面显示出胡兰成并没有打算对张爱玲从一而终。

不管怎么说，这个结婚证书让张爱玲得遂心愿，算扶正了。当然，也成了名正言顺的汉奸婆。

后来，胡兰成赴武汉担任《大沽报》的编辑，开始与张爱玲长期两地分居。来到武汉后不久，胡兰成遇到了汉阳医院17岁的护士周宣德，爱上了这个妙龄女子，于是他又有了另一场婚礼，完全忘记了张爱玲的存在。

可悲的是张爱玲对此一无所知。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作为一个汉奸，胡兰成逃到了浙江温州，又遇到了一个新的女人——范秀梅，又与之结为夫妻，可见其多情又无情！

胡兰成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我在忧患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但我没利用人，必定弄假成真，一分情还他两分，忠实与机智唯一，要说这是我的不纯，我亦难辨。”

真是不要脸。

1946年，张爱玲决定来看看已安顿好的胡兰成，从上海一路到了温州，胡兰成顾着自己逃命，隐居，并不喜欢张爱玲过来，见到之后并无惊喜之色。张爱玲知道了范秀美的存在，却对胡兰成仍一片情深。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和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

真是贱骨头。

胡兰成与张爱玲

张爱玲住了几个月后，觉得自己争不过范秀美，就对胡兰成叹道：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1947年6月，张爱玲与胡兰成分手了。

胡兰成在其著作《今生今世》里说，张爱玲在1947年6月写信给他时，信中附了30万元，并说张爱玲写了电影剧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才有这钱。其时，胡兰成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匿居于浙江温州。

胡兰成是个十分无耻的人，不仅毫无国格人格，而且在与张爱玲的婚姻内，与好几个女人乱搞。这笔钱给的很不值，且是助汉奸跑路。

国民政府通缉汉奸很不给力，胡兰成居然靠东躲西藏，逃过了审判，后亡命日本。在日本，他娶了上海滩黑帮老大吴四宝的压寨夫人、上海滩的大姐大佘爱珍，相守于老。

在抗战时期的汉奸中，生活作风最差的当属胡兰成。《今生今世》是胡兰成的自传体作品，里面写了与胡兰成都有一腿的8个女人，分别是应英娣（歌女小白杨）、玉凤、女教师全慧文、护士小周、斯家小娘范秀美、日本女子一枝、张爱玲、佘爱珍。

胡兰成作为文化汉奸有多么无耻，可从其所著的《今生今世》中看得很清楚：在汪伪政府宦场失意后，他直接投向日本人，为日本兵作战场报告，与日本大将促膝谈心，最为丧心病狂的是，在日皇宣布投降后，他居然劝阻日军投降，并妄想拥兵割据另开新局。

在其另一著作《山河岁月》中“抗战岁月”那章，胡兰成一上来就说：“抗战是非常伟大的，它把战前十年间种种奢侈的小气的造作都扫荡了，于是中华便非常清真。”

所以日本侵华导致的惨烈抗战，其实对“奢侈小气造作”的中国是好的。他以流亡学生举例：“中国人是喜欢在日月山川里行走的，战时沿途特别好风景，许多没有到过的地方都去到了。除了工厂内迁与走单帮，学校亦迁到内地，年青学生连同婉媚的少女渡溪越岭，长亭短亭的走，好像梁山伯祝英台唱的：“过了一关又一关，前面来到紫金山。紫金山上般般有，缺少鲜花共牡丹。”但她们的人就是那鲜花与牡丹。她们都是各有好家乡的，却能够不贪恋。”

对逃难的夫妻，他这样描写：“还有携眷逃难的，及去重庆投效抗战的，忧患这样大，心思这样坚，他们反会没有悲愤，没有营谋挂念，天涯道路，只更爱惜起眼前的人来。”

在胡兰成看来，这些中国男女老少都该感谢日本侵略，否则年轻人哪有机会郊游恋爱，夫妻感情也不会分外深重了，真是荒天下之大唐。

为了躲避汉奸婆的骂名，张爱玲在建国后选择了逃避，先到香港，1955年，又从香港移民到美国。

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在英国病重，可是张爱玲此时自顾不暇，甚至连买一张机票的费用都没有。

黄逸梵孤苦地离世了。

在美国，张爱玲又与比她大29岁的赖雅结婚了。赖雅是什么人，据张爱玲自己说是一个“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实也是渣男一枚。

张爱玲与第二任丈夫赖雅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教授夏志清是张爱玲的好朋友，他与张爱玲信件往来很多。他在谈到张爱玲时，曾愤怒地说：“张爱玲去世前几个月给我写了最后一封长信，哀叹老年孤独生活的不易和对文学的依恋。唉，胡兰成是个大坏蛋，什么女人都要沾手，生活品格比政治品格更低下；而赖雅又太老太穷，自己明明中风多次却不告诉比他小近30岁的张爱玲。结果婚后仅两个月再次中风，给了她沉重打击。张爱玲为了给丈夫筹钱治病不得不为港台写应景笑剧，白白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大好时光。嫁给这两个丈夫，真真作孽！”“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对照记》中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两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1995年9月8日，七十五岁的张爱玲被发现死于洛杉矶公寓，当时身边没有一个人，恰逢中国的团圆节日——“中秋节”。当警察接到张爱玲邻居的报警进入张爱玲的寓所时，发现她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验尸证明她应该是在6-7日前死亡。

这位毫无民族气节的一代杰出才女就这样香消玉殒，“从尘土里开出的花”复归尘土。（刘继兴）

细思极恐的“刺马案”，背后究竟隐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

同治九年（1870）农历七月二十六，两江总督马新贻例行检阅军队完毕后，在亲兵簇拥护卫之下，由校场缓步返回官署。

但行至半路，突然有人拦路鸣冤，马新贻接过递来的状子正准备仔细阅览，不料身后又有一人突然暴起。

此人左手抓住马新贻衣襟，右手从靴筒中抽出匕首，以迅雷之势狠狠捅向了总督大人的右肋，事发突然，左右毫无防备，刺客一击得手，马新贻当场倒地，痛苦呼救：“我已被刺，速拿凶手”。

奇怪的是，刺客行凶后竟毫无畏惧逃匿之意，抛下凶器后朗声高呼：“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刺马者张汶祥！”随即束手就擒。

马新贻遇刺后，侍卫急忙用门板将其抬入总督府内，此时总督大人已面如金纸、气若游丝。更令众人揪心的是，仔细探查伤口才发现，刀入肋深达三寸，但创面并未有多少出血，反而是伤者口中却有鲜血不断涌出。

显然匕首已刺破内脏，按照当时的医疗条件和救治手段，这种致命伤几乎已经宣告了马新贻的死刑。

闻讯赶到的郎中见此情状亦是束手无策，明知已药石无灵，混乱中甚至连巫蛊符箓都拿来死马当活马医了。

但最终生命垂危的马新贻并没有迎来奇迹，在痛苦煎熬中挣扎了一晚，勉强口述遗疏后，于次日下午二时不治身亡。

马新贻遇害，是清朝立国200多年以来，第一起最高级别官员被刺事件，堂堂钦命两江总督，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被刺身亡。

“刺马案”爆发后，朝野震动，举国哗然，慈禧太后更是怒不可遏，连下四道谕旨，两度委派钦差，势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只是随着调查的展开，案情却愈发扑朔迷离。刺客的行凶动机何在？案件幕后又是否牵涉其他人员？刺杀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背后又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走进号称清末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

马新贻，山东菏泽人，道光丁未二十七年（1847）进士。丁未年这一科，堪称是晚清科举的龙虎榜，除马新贻之外，更涌现了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张之万（张之洞堂兄）等一批煊赫重臣。

李鸿章

科举高中之后的马新贻，历任安徽建平知县、合肥知县、安徽按察使、布政使、浙江巡抚、两江总督。

为官期间，其政绩突出，官声极佳，且深受地方民众爱戴。可以想像，如果一切正常，马新贻这样造福一方的官员，假以时日极有可能像同榜进士李鸿章一样，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所有的猜想，却都终止于1870年夏天，那一场猝不及防的谋杀。

早在“刺马案”发生之前两年，1868年9月，马新贻在赴任闽浙总督的途中，忽然接奉廷寄，将其调任两江总督，而对于朝廷突然而至的人事任命，马新贻却似乎早有心理准备。

因为就在不久之前，马新贻奉旨进京请训，向慈禧太后请安，君臣二人曾在养心殿中有过一番长时间的密谈。

随后便有了马新贻赴闽中途改派两江的谕旨。可见在当时的会面中，慈禧已经向其透露了调任两江之意。

两江总督下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民务，其管辖范围尽是江南富庶之地，朝廷赋税来源。

因此两江总督在清朝九大总督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仅次于负责拱卫京畿、号称“疆臣之首”的直隶总督之下。

按理说慈禧能委以如此重任，朝廷对其认可信任和欣赏之意非常明显，对于此时的马新贻而言，改任两江，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但马新贻接下来的表现却极其反常，在那次君臣长谈后，当他从养心殿出来时，已是大汗淋漓，朝服湿透、惊恐万状。

究竟是怎样的对话内容，会让马新贻如此恐惧，甚至将荣宠加身的两江总督视作洪水猛兽和催命符箓？

随后马新贻返回菏泽老家祭祖时，更反复叮嘱其嗣子马毓桢，若自己在两江任上遭遇不测，千万不可进京告状，唯有忍气吞声方能得以自保。

莫非马新贻早已预料到自己的命运，而且更深知幕后的势力即使是自己这种慈禧钦点的封疆重臣都无法撼动？

种种蹊跷暂且按下不表，让我们先回到案件本身。

刺马案虽事发突然，但好歹凶手被当场擒获，只要严加审讯，似乎也不难弄清楚其中的来龙去脉。

命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即七月二十九日，同治帝及慈禧太后连发四道谕旨，让江宁将军魁玉督同各司、道官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可谁知刺客虽然对刺马一事供认不讳，但关于行刺目的和背后主使却一问三不知，唯一交代的仅仅是自己名叫“张汶祥”，河南人氏。而通过观察，这个刺客操着湖北口音、不食猪肉（极可能是回民），说明就连最基本的籍贯问题，都是其信口胡诌的。

经魁玉再三审讯，也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即使将其妻儿绑缚堂前，受刑于侧，嫌疑人却依然守口如瓶。

而每每询问至关键处，张汶祥不是闪烁其辞便是顾左右而言他，一会说马新贻暗通回匪，自己是为天下除害，一会又说与马新贻过往结有冤仇，自己刺马仅是出于私怨。

刺马案扑朔迷离背后又牵涉重大，主审官员均以“唯恐嫌犯未正典刑而暴毙狱中”为由，在审讯过程中虽是威逼利诱，却始终未对张汶祥用刑，只是一再“昼夜熬审”，寄希望于反复消磨时间，来获得想要的结果。

要知道张汶祥既然敢束手就擒，显然早已抱定必死之心，大刑伺候都未必会老实交代，此时凶手既能免受皮肉之苦，就更是肆无忌惮了。

张汶祥“坚不吐实”，案情一直无法取得突破，而民间对刺马的缘由，却迅速催生出了诸多版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而更令人生疑的是，就在马新贻遇害不久，案件仍在审理之时，各大梨园行中便有戏文相继上演。

舞台演绎中，马新贻、张汶祥、曹二虎本是异性兄弟，因马新贻见色起意，与曹妻暗中勾搭成奸，才导致张汶祥最终对其痛下杀手。

这种马新贻“渔色负友”的论调，不仅在当时广为传播，在后世也是大行其道，甚至连李连杰主演的电影《投名状》中，也借鉴和继承了这种说法。

当然，这种“桃色仇杀”的推断，极有可能是某种力量在背后指使，并加以散播，用来混淆视听，并且丑化、污蔑死者。

首先，马新贻在临终遗疏中曾明确表示“突有不识姓名之人，以利刃刺臣右胁肋下”，说明二人此前素未谋面。

而且就在马新贻身亡后，其妻不久便“坠金自尽”，试问如果马新贻是个好色之徒，那么他夫人怎么可能为其殉情？

江宁地方官员审理多日却毫无头绪，魁玉只能无奈地上奏表示“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

这样的推脱、敷衍之词，显然无法令朝廷满意，案件审理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五日，中枢再次下旨，委派张之万为钦差，驰赴江宁，专事督办刺马一案。

只是从张之万开始，整个刺马案的高潮，才正式展开，一幕幕更加诡异而耐人寻味的“表演”，也相继发生了……

其实早在张之万赴宁之前，清廷在八月初即率先委派当时的直隶总督曾国藩接任两江，同时调查“刺马案”。

而曾国藩此时正深陷“天津教案”中焦头烂额，朝廷也任命了李鸿章接替他的直隶总督，并接手曾国藩处理教案的善后工作。

按常理而言，借此机会迅速逃离津门，正是曾国藩求之不得的，谁知湘军主帅竟百般拖延，先是以身体抱恙为由，请求开缺，朝廷不允，其后又强行赖在天津长达三个月之久。

这才有了后来朝廷临时委任张之万为钦差，先行赴宁的圣旨。

而皇命在身的张之万似乎也不着急，八月十日下的圣旨，钦差大人直到九月下旬才不紧不慢地抵达南京。

轮到张之万亲自审理时，依然延续了先前江宁地方官员的工作作风，只是一味“熬审”，并未使用任何突破常规的审讯手段。

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张汶祥继续装疯卖傻，开口便只求速死，熬审则一言不发，实在糊弄不过去了，便前言不搭后语的胡乱编造，时常导致口供前后矛盾，篡改、翻供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

从九月底到十二月初，朝廷对张之万的审讯速度和调查结果都极其不满，多次下旨斥责，张之万被逼无奈，最后于十二月中旬具折上奏，查明的结果是：

张汶祥出身捻军，又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在浙江巡抚任上剿杀其同伙甚多，再加上其妻罗氏受人蛊惑诱逃，张汶祥曾“拦舆呈控”，而马新怡未准审理，因此怀恨在心，进而报复行刺。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关于此案是否牵涉幕后之人，钦差大人的调查结果竟然是“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

“尚属”一词，代表“姑且算是”，如此人命关天的要案，是非真相，自是非黑即白，哪来的模棱两可？

这样的含糊表态显然无法让朝廷满意，随即再次下旨督促曾国藩抓紧就任两江审案，同时，另派老成持重的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赴江宁复审。

郑敦谨素以铁面无私、刚正不阿而闻名，在江宁审案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只是两江总督曾国藩却表现得相当散漫，整个过程均是冷眼旁观、一言不发。

最终，此前审理近半年却毫无头绪的刺马案，在曾国藩回任两江后不到一个月，在大部分人的“默契配合”下，很快便有了最终定论，曾国藩与郑敦谨“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但并非所有人都保持了沉默，共同参与审案的江宁布政使孙衣言、江宁盐法道袁保庆，二人均系马新贻心腹，对于刺马案疑点重重而仓促结案极为不满。

审理过程中孙衣言更多次抗议对嫌犯用刑，无奈人微言轻，主审者无论魁玉、张之万还是郑敦谨、曾国藩对其建议均充耳不闻，这也直接导致了孙、袁二人事后拒绝在结案奏折上签字画押。

但无论如何，同治十年（1871）三月二十六日，谕旨结案。四月四日，张文祥以谋反大逆律问罪，处凌迟之刑，摘其心于马新怡墓前致祭。

此案过后，钦差郑敦谨并未回京复命，而是以抱病为由，径直返回原籍，而且此后终其一生，都再未涉足官场。

命案发生曲折离奇、审理过程又诸多蹊跷，下面就让我们以案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结合史料进行合理的分析与推测：

据马新贻嗣子马毓桢回忆，其父曾亲口透露，1868年那次养心殿的密谈，慈禧透露将要将其调任两江，而此行的目的，便是要彻查四年前，湘军攻破天京后，是否如外界传闻贪墨太平天国巨额财富，以及有无其他不法行径。

要知道，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十年有余，最终湘军围城苦战两载方得攻破。而1864年后，两江总督一直被曾国藩把持，江宁也一直是湘军的地盘。此时突然调非湘军系的马新贻接任，同时还肩负查案的秘密任务，这无异于在湘军的心脏插刀。

这也是为什么密谈后马新贻惊恐莫名，甚至早早便预料到自己将遭遇不测的原因。

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为避免猜忌，立即主动大幅裁撤湘军，结果清廷不仅将其调任直隶加以监视，更变本加厉在江宁安插眼线。

况且太平天国的财富问题，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彻查之下，谁又能保证全身而退？

湘军立下不世之功于前，曾国藩顺从与忍让于后，如此种种却并没有换来统治者的推心置腹，而且接下来的调查又很有可能会侵害整个湘军集团的利益，这种背景下，于情于理，湘军上下都不会坐视不理。

而马新贻无非就是充当了清廷和湘军之间角力的棋子罢了，这一点，慈禧和曾国藩清楚，当事人马新贻更是心照不宣。

这就是刺马案背后的真实动机，而至于凶手张汶祥本人，无非就是借刀杀人的工具而已。

其行刺之后如果逃脱，那么命案的既得利益者湘军，必定难逃干系，反而是行凶后束手就擒，并一人承担全部后果，这场蓄谋已久且暗藏玄机的刺杀便成为了私人恩怨。

只要其一口咬定无人指使，那么湘军杀人立威的阴谋就堂而皇之地变成了阳谋。不得不说，这也正是策划此案者的高明之处。

而审案官员都不是傻子，其中原委稍微想想恐怕都能猜测一二。一旦动用酷刑，但凡人犯招架不住，吐露实情，牵扯出幕后的主谋，相当于将朝廷和湘军的暗中矛盾公开，谁又会愿意当这个出头鸟？

郑敦谨为官多年，赴宁之初便已听闻刺马案背后并不简单，众多朝臣均避之唯恐不及，曾国藩又摆这种“懒政”的反常表现，再结合参与审案的地方官员，各种含糊其辞的调查结果，郑敦谨大致也能猜测出刺马案背后所隐藏的一些端倪。

有些事，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水落石出的真相，需要的，恐怕只是一个让所有人脸面上都过得去的“交代”罢了。

而刺马案背后真正的主谋，也许并非曾国藩本人，因为当时湘军主帅正忙于应付“天津教案”，焦头烂额无暇分身。

但如此重大之事，即使他没有直接参与，至少也是知情人，幕后的策划实施者也必然得到曾的首肯才敢行动。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命案发生后，面对朝廷下旨催逼，曾国藩却一再迁延，拒不赴任，同时在审案当中出工不出力的反常表现了。

至于真正的买凶杀人者，其实已不重要了，此人必然出自湘军高层，且与曾国藩关系莫逆。

非要猜测的话，最大嫌疑者非黄翼升莫属，此人一生追随曾国藩，多次由其荐举任职，马新贻被刺时，黄翼升任长江水师提督。补充一句，曾国藩病故后，黄翼升旋即以类似“莫须有”的罪名被革职。

但马新贻是慈禧亲自任命的封疆大员，大庭广众之下，就这样不明不白的遇害，朝廷脸面无光，自然要摆出一副彻查到底的样子。

但实际上统治者也不愿意在明面上真的和庞大的湘军集团撕破脸皮，毕竟时局堪忧，处处还要倚仗曾国藩。

况且从上到下各级参与审理的官员对案情均众口一词，再查下去结果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区别。倒不如见好就收，借坡下驴。

所以从最后清廷被迫承认曾国藩等人的审理结果来看，也算是一种变相的妥协。

而马新贻遇刺，曾国藩随即从直隶回任两江，此后两江总督的宝座就一直掌握在湘系的手中，朝廷也再未强求将此“烫手山芋”委任他人，各中缘由不言自明、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