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建立，其政治变革对英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文 | 沧海梦想家
编辑 | 沧海梦想家
-＜前言＞-
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建立标志着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新的王朝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对英国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事件之一是光荣革命，17世纪末，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统治备受争议。
今天，小梦想家将为大家介绍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建立，其政治变革对英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背景＞-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英国，政治和斗争愈演愈烈，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是天主教徒，但英国是一个多数人信仰新教的国家，詹姆斯二世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天主教的措施，这引发了新教徒和国内一些势力的不满。
在这种背景下，一股反对势力崛起，他们渴望保护英国的宪政和自由，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贵族开始联合起来，策划推翻詹姆斯二世的统治，这股力量的领导人包括英格兰的威廉·奥兰治和苏格兰的玛丽·斯图亚特。
1688年，威廉和玛丽带领着一支军队登陆英国，并迅速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詹姆斯二世的势力迅速瓦解，他本人被迫流亡法国，这一事件被称为光荣革命，因为它没有流血，以和平和顺利的方式实现了权力的转移。
光荣革命为英国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通过《英格兰宪法》的确立，君主的权力被大大削弱，议会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这一宪法确立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规定了君主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为汉诺威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启蒙运动的先驱，他们强调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对君主制度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的理念，这些思想对后来的汉诺威王朝的统治和英国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君王交替＞-
在1714年，英国发生了一场重大的变故，当时的女王安妮去世了，她在位时没有留下直系继承人，这引发了王位继承的问题，根据英国的王位继承法，汉诺威的斯图亚特家族成员被认定为合法继承人。
安妮女王的去世让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沉思和不确定之中，英国需要一个新的君主来继承王位并领导国家，注目的目光都转向了位于汉诺威的斯图亚特家族。
在这个家族中，乔治·路德维希被认为是最有资格继承英国王位的人选，他是汉诺威选帝侯的继承人，来自德国的汉诺威王朝。
乔治·路德维希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统治者，他在汉诺威地区展示了出色的领导才能，他的统治带来了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这使得他在英国成为了备受期待的君主候选人。
在安妮女王去世后不久，乔治·路德维希正式成为了英国的新国王，他在位时选择了乔治一世这个英国的君主名，乔治一世并不精通英国的政治和语言，他对英国的情况并不熟悉。
这导致了一些挑战和摩擦，尤其是与英国的政治精英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乔治一世需要争取议会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推动君主与议会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
-＜政治变革＞-
汉诺威王朝的建立引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变革，其中最显著的是君主与议会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最终确立了议会制度的主导地位。
新国王乔治一世面临着议会的挑战，因为他并不精通英国的政治和语言，且在开始阶段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乔治一世需要争取议会的支持。
议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他们在政治决策和国家事务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乔治一世为了争取议会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如任命与议会关系密切的人担任政府职位，以及通过与政治家和贵族建立联盟来确保自己的权力。
这种权力调整导致了君主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分配重新平衡，议会逐渐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威，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关键机构，议会的地位得到了确立，君主不再是单独决策的唯一权威，而是需要与议会协商和合作。
这一变革对英国政治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议会制度成为了英国政治的核心，政府的决策和行动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议会通过立法、监督和控制国家财政等手段，对国家事务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君主的权力受到制约，国家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和透明。
这一权力调整也为英国政府机构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为了满足汉诺威家族的需求，英国政府中出现了大量汉诺威家族成员的任命，这些人对政府运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并推动了一系列行政改革，政府机构的专业化和效率得到了提升，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对英国的影响＞-
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建立对英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汉诺威君主的统治下，英国经历了政治上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英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奠定了基础。
首先汉诺威君主们带来了更加稳定的统治，消除了英国历史上的一些政治不确定性，通过巩固君主与议会的权力关系，汉诺威君主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国内外的挑战，他们的统治期间，国家政治得到稳定，不再频繁发生动荡和内战，这为英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种政治决策得以有效实施。
其次汉诺威王朝的建立也为英国带来了一系列文化上的变革，汉诺威君主们积极支持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对启蒙运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启蒙运动强调理性、自由和知识的重要性，它对英国的文化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君主们的赞助和鼓励使得英国文化蓬勃发展，出现了众多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在汉诺威王朝建立的时期，英国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迎来了蓬勃发展，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和作品。
在文学方面，莎士比亚的作品仍然被广泛赞赏和演出，尽管莎士比亚在汉诺威王朝建立之前去世，他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继续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戏剧作品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和《麦克白》等，被视为经典之作，并在剧院中广为演出。
此外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和约翰·盖伊等人的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广受欢迎，亚历山大·蒲柏以他的讽刺诗和史诗而闻名，他的作品《颅骨》和《世界》等，揭示了社会和人性的缺陷，约翰·盖伊则以他的戏剧和叙事诗受到推崇，他的作品《小偷的悲惨命运》和《牧歌寓言》等，探讨了社会和人类存在的主题。
在艺术领域，英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展示了英国艺术的独特风格，威廉·霍格沃斯是一位著名的画家和版画家，他的作品以幽默和社会批判为特色，他的系列画作《酒肆》以及《威尔士的地狱》等，以生动而夸张的形象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弊端。
托马斯·盖恩斯博勒则以他的肖像画而闻名，他的作品具有出色的技巧和细腻的观察力，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杰出的肖像画作品。
在科学领域，英国的科学家们取得了重要的突破，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艾萨克·牛顿是其中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贡献对物理学和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牛顿于1687年发表了他的重要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通常被称为《数学原理》，这本著作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物理学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成果是他提出的万有引力定律，根据这一定律，物体之间存在着引力，其大小与它们的质量和距离有关。
牛顿的研究为解释天体运动、行星轨道和地球引力等提供了重要的数学工具和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不仅在物理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和方法。
除了牛顿之外，还有其他英国的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学和其他领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创新，在数学领域，数学家约翰·沃勒斯顿和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等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发展了微积分和代数等数学分支，为后来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关键的数学工具。
在天文学领域，英国天文学家爱德蒙·哈雷对彗星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并预测了哈雷彗星的周期性出现，这项发现不仅加深了对彗星运动的理解，也为天文学的观测和计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除了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外，英国的科学家们在化学、生物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推动了这些领域的发展和进步。
化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利是其中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他的研究奠定了现代化学的基础，为后来的科学家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普利斯特利对气体的研究尤为突出，他发现了许多重要的气体，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对氧气的发现。
通过实验，他成功地从氧化亚氮一种气体中分离出氧气，并证明了氧气的存在和重要性。这项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对气体化学的研究，并为现代化学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生物学领域，约翰·亨特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外科医生，他对解剖学和生物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亨特进行了广泛的解剖研究，探索了人体的结构和功能，他的研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了解剖学和生理学，为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除了普利斯特利和亨特，还有许多其他英国科学家在各个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化学家亨利·卡文迪什在气体化学和电学方面取得了突破，他发现了氢气并测量了地球的密度，天文学家约翰·赫歇尔研究了星系和天体物理学，对天文学有着重要影响。
这些文化上的变革对英国的社会和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和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启蒙运动的理念推动了对知识的追求和思想的自由，为科学研究和创新提供了支持。这为英国在工业、技术和科学领域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使其成为工业革命的先驱。
-＜结论＞-
汉诺威王朝的建立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它带来了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变革。
通过与议会的权力较量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汉诺威君主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为英国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他们的统治也为英国的文化和思想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水稻西传路线揭秘——在中亚发现首个古代栽培稻的例子
水稻是一种重要的食物来源，世界上大约有一半的人口使用水稻来补充他们的饮食。水稻传播的起源和栽培水稻的生态适应性仍然是全球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和农业科学家目前关注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近年来，考古植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最初的栽培稻在10000年前的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被驯化为粳稻（Oryza sativa japonica），然后传播到日本、南亚和东南亚地区。
大约5000-4000年前，栽培的粳稻传播到南亚，与当地的野生稻杂交，逐渐形成籼稻（Oryza sativa indica），成为今天南亚的主要作物。然而，近年来，对水稻的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目前，我们对水稻何时以及如何传播到西亚、欧洲和非洲仍然知之甚少。中亚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不能被忽视，因为它是世界文明的 "十字路口"。因此，研究水稻在中亚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可以帮助我们还原水稻农业的传播过程，为早期作物全球化研究增加一个重要部分。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李小强课题组和中国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报告了他们对乌兹别克斯坦哈尔恰扬遗址农业遗存的最新研究，该报告发表在《中国科学》上。研究人员对阿姆河北岸从青铜时代到阿拉伯时期的11个遗址进行了调查，并在卡尔查延遗址发现了碳化稻谷的遗迹。
通过考古植物学、年代学方法和其他当地的考古记录，研究人员为水稻向西亚的传播以及古代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新的实物证据。卡尔查延（乌兹别克语：Xolchayon）Khalchayan遗址是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一个城市遗址。
卡尔查延（乌兹别克语：Xolchayon）Khalchayan遗址
研究人员使用浮选法在遗址西南的文化层中获得了大量的植物材料。AMS 14C测年结果显示，该遗址中的水稻遗迹的年龄为公元前1714-1756年。公元前1714-1756年，属于贵霜时期。
除水稻遗迹外，该遗址还发现了碳化小麦、双排大麦、豌豆、小米、葡萄、亚麻和其他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包括来自西亚和东亚的，这说明了一个多样化和复杂的绿洲耕作系统。
由于种植水稻需要大量的热量和水，而小麦和小米也需要大量的热量和水，因此在早期的干旱地区很难种植。但结合碳化水稻的遗迹和贵霜时期当地其他绿洲农业考古遗址中存在的灌溉系统的记录，研究人员认为这有可能是当时在当地种植水稻的。
卡尔查延（乌兹别克语：Xolchayon）Khalchayan遗址
形态学研究表明，这些碳化的水稻遗骸是粳米，其形态与同一时期在中国南部和印度西北部一些遗址中发现的遗骸相似。这表明中亚地区的水稻有可能是从南亚（印度地区）传播过来的。同时，当水稻在中亚出现时，贵霜帝国已经在印度西北部建立，并征服了中亚和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帝国的扩张和政治动荡可能进一步推动了农作物在整个内亚的传播。
水稻的出现也可能表明以水稻为基础的饮食文化开始与中亚当地以小麦为基础的饮食体系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今天的中亚饮食体系，如烤面团（Naan）、皮拉面和烤肉。卡尔查延遗址中的稻米遗迹是中亚地区第一个有报道的稻米遗迹。它也是在东亚、南亚和东南亚地区之外，首先发现的少数早期古代栽培稻米遗迹之一。它对于进一步了解喜马拉雅山南麓早期农业活动的交流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解释水稻如何进一步向西传播到伊朗、欧洲和非洲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些地方至今仍有水稻种植活动。
卡尔查延遗址
科学中国报标题图片来源--公共领域
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4月20日电 题：新疆多民族共居的历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
中新社记者 杨程晨
250年前，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领导下历经艰辛选择举族东归，离开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破釜沉舟回到了被他们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新疆伊犁。
2021年，适逢这场横跨欧亚大陆的人类迁徙250周年。中新社记者近日就此专访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正。
他认为，回顾、梳理包括土尔扈特东归在内的多个民族迁徙历史场景，可以确定：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大正。本人供图。
三重原因促使土尔扈特东归
渥巴锡所率起义东归的全部队伍共有33360余户、16.8万余人。马大正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伏尔加河下游，1771年1月初正是隆冬季节。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装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护卫下，一队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游牧的异乡。他们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回到太阳升起的地方。”马大正分析，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动因可分三个层面。
直接起因在于，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伏尔加河流域并生息繁衍一个多世纪，始终保持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经济形态、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而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他们的图谋发生尖锐冲突。
思乡情结升华为家国情怀，是促成东归的有力动因。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清朝在对远处异域的土尔扈特人关系处理上，正体现了其民族政策中“恩”和“抚”。
深层原因则是土尔扈特人对祖邦故土的文化认同。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由康熙帝派遣的使团到土尔扈特探望时，阿玉奇汗向使团询问故乡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表示出对故乡的极大关心。他向来自故乡的亲人倾诉，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相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
马大正说，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他提出，起义队伍的悲壮义举显示出土尔扈特人一去不返、回归祖国的决心。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一个半世纪的交往联系，乃是中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而土尔扈特重返祖国正是这一结果。
资料图：图为新疆歌舞表演。吴志恒 摄
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屯垦戍边史
18世纪50年代末，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为确保对西北地区的管辖与军事防御，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中央政府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其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等分驻各地，管理当地军政事务。
为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清政府有计划实施戍边移民，从18世纪60年始，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携眷属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锡伯营”供伊犁将军控驭调遣。
马大正评价，此番西迁新疆戍边活动构成一幅西进的宏伟诗篇，这批西进者在保卫新疆、开发新疆实践中建立的伟业引起了历史学家和今天西进者们的极大兴趣。在这股西进洪流中，察哈尔蒙古的戍边队伍占有重要位置。
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作“插酋”，蒙古旧部落名。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清政府分两次共调遣2000名察哈尔蒙古兵丁迁入新疆。马大正说，屯垦戍边、开发新疆，这一任务决定了这些兵丁是“携眷”以及“永久驻防”。从现实生活看，当今生活在新疆，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族，是这一特定历史事件中的察哈尔蒙古后裔。
马大正强调，察哈尔蒙古在博尔塔拉驻牧后，与相邻诸民族相处是友好的，察哈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尤为亲近，满文档案中留下了他们亲如兄弟的感人记载。
祖辈光荣的创业史成为生活在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人长期关注的热点，直至今日仍有不少人还在深挖历史，计划让更多内容集结成册出版。
随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有计划地向边疆地区移民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既定国策。18世纪60年代后，除察哈尔蒙古外，还有满族、锡伯、索伦等大批兵丁西迁。马大正说，这股西迁开发的滚滚洪流，可让我们更深刻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得以奠定的历史必然性。
资料图：新疆城市夜景。杨厚伟 摄
维吾尔族经长期迁徙融合形成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中国西北，自古就是多民族混杂居住的重要地区。新疆现有56个民族成份，主要居住有汉、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等民族。在经过汉代、魏晋南北朝、宋辽金、蒙元明时期几次大的民族迁徙与融合，至15至16世纪最终形成近现代意义上新疆各少数民族。
尤其清代，随着政策导向及战争等因素，新疆地区民族迁徙掀起新高潮，不仅是捍卫祖国西北边防、防御沙俄侵略扩张，也促进了新疆民族关系。
中国政府2019年发表的《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提到“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融合形成的”。强调，近代以来，一些“泛突厥主义”分子以西迁的部分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部落融入当地诸族为借口，把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各民族都说成是突厥人，这是别有用心的。
马大正指出，语族和民族是两个不同概念，有着本质区别。中国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塔尔、裕固、撒拉等民族，皆具各自历史和文化特质，绝非所谓“突厥族”的组成部分。
18世纪中叶清朝统一新疆后，沿袭准噶尔旧例，多次迁徙南疆维吾尔农民至伊犁屯垦。新疆建省前后伯克制及民族隔离政策的废除，南疆维吾尔人开始自发流向北疆，且迁徙人数愈众，分布地域愈广。至清末，维吾尔人几乎遍布天山南北各大小城镇，连南疆东部塔里木河下游一带亦有维吾尔移民。
马大正说，清代是新疆民族的定型时期，并最终形成了以维吾尔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以西迁回鹘为主融合而成的维吾尔人在清代得到了发展。特别是随着新疆农耕经济的发展，维吾尔人分布区域逐步扩大，人口发展迅速，清末人口达到了157万。
根据最新发布的新疆地区人口变动情况分析报告，维吾尔族人口在2018年升至1271.84万人，相比2010年增长25.04%。维吾尔族人口的增幅明显高于汉族人口。
资料图：新疆霍城县中华福寿山景区玻璃栈道，游客打卡、观赏花海。姚俐 摄
资源和机会是吸引内地人口入疆的主因
在广袤的新疆，汉族的迁入始于汉代的屯田戍守，此后从未中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楼兰、高昌，唐代的伊、西、庭三州及四镇都聚居着众多的汉族，清代又有大量的汉族迁入。其中一些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合到了其他民族之中，有些则成为了今天新疆汉族的先民。
马大正特别提到清代以后迁入南疆的汉族居民。以1864年为界，中央政府针对新疆汉族移民所采取的政策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建立各种制度和措施引导、鼓励内地居民向东疆和北疆流动，而对汉族迁入南疆地区多加限制。
同治三年(1864年)后，新疆大乱严重摧残了新疆社会经济。战乱中，来自浩罕侵略者的野蛮蹂躏和封建割据势力蓄意制造的民族仇杀造成无数百姓丧生。新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晓霞介绍，1887年，新疆省政府以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内地居民前往垦荒，这一时期民屯劳力由就地招募的民户、军队兵户、遣犯的民户和安插户组成。
同治年间左宗棠率军平定新疆，士卒多为两湖人士，战争结束后来疆部队多遣返原籍，但仍有不少人留下居住。1917年，《新疆游记》作者谢彬考察南疆，曾记载洛浦县有汉族移民数十家，其中玉龙喀什镇就有18户籍贯为湖南的汉族居民，以经商为业。以致当时的新疆有“小湖南”之称。
清军西征时数万军队入疆，地广人稀很难买到生活用品，天津杨柳青商贩数百名货郎挑上津京等地生产的各种中成药、日用百货等随军做生意，小商贩随部队转战天山南北，这即是“赶大营”。随后到新疆的杨柳青人不断增多，如在喀什新城有一些汉族式的建筑物，喀什城内的汉族商人除了开商铺还开钱庄放债。此外，新疆建省后，内地甘肃、陕西、四川人口纷纷赴新疆谋生。
李晓霞在《新疆南部乡村汉人》一书中分析，新疆的吸引力被认为是内地省份迁移人口入疆的主要原因。这种吸引力主要来自新疆丰富的资源、开发的机遇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较大人口容量和较好经济开发条件，为内地人口尤其是来自人口稠密地区的农村移民迁入提供了基础。
马大正说，新疆的历次开发都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迁入就意味着有较好职业、较高收入的可能。内地人口流入新疆的原因可以解释为新疆城镇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东部人口稠密、但自然资源较缺乏地区居民的转移。
图为新疆疏附县吐万克吾库沙克村的乐器制作艺人们聚在一起，为游客弹奏乐曲。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不是偶然
从清代民族迁徙的方向来看，大致有新疆境内间的民族迁徙、境外民族向新疆的迁徙及内地各民族向新疆的迁徙等三种类型。通过对上述历史的全面阐述，有助于更好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跬步集》一书中，马大正写到，综观新疆的民族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多民族迁徙流动、融合的历史画卷。这里是众多民族的共同家园，不仅包括现代居住在新疆的民族，也包括在历史发展中已经消失的民族，而不是哪一个民族专有的家园。
马大正还指出，现有的新疆13个主要民族是众多民族在长期的不断融合过程中形成的，而融合的动力往往来自于东部，尤其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民族的迁入是形成这些民族的主要力量。一定时期迁入的民族和原有民族在相互融合之后又不断地和下一个时期新迁入的民族血肉交融。就这样诞生了今天中国新疆13个主要民族。(完)
马大正，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等。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著作：《马大正文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跬步集——新疆史探微》、《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合著)、《准噶尔史略》(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合著)、《卫拉特蒙古史纲》(合著)、《新疆史鉴》(合著)、《中国边疆经略史》(合著)、《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主编之一)、《清代的边疆政策》(主编之一)、《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合编)，主编“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国边疆探察丛书”等。
300多年前康熙已经开始测量珠峰
大众报业·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
人类从未停止对于高度的攀登和追求。
27日11时整，中国2020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8名队员登顶“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为珠峰“量身高”。世界最高峰峰顶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这座6500万年前从海底隆升而成的喜马拉雅山脉主峰，时隔15年后再次迎来中国测量队伍。实际上，早在18世纪，当珠峰还只是一个神秘莫测的传说时，中国人在清康熙时期就开始对珠峰进行勘测，早于世界一百多年，而珠峰也是最早被中国人发现命名。
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脉主峰，同时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山峰，威武雄壮昂首天外，不仅巍峨宏大，而且气势磅礴。藏语中“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朗玛”是“母象”的意思，整体意思为“大地之母”。珠峰——这座最高峰的峰顶，从来都有中国人的脚印，和中国人创下的“首次”。
时间回溯到300多年前的18世纪。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清朝边疆民族管理机构理藩院的主事胜住，以及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本占巴，开始了一场长达几年的苦旅：奉康熙之命，从青海步行到西藏测绘地图。
在缺少现代防护措施和交通的前提下，没人知道他们走了多久，路上又遇到了多少困难。靠着一双脚，他们从青海走到了珠穆朗玛峰深处，采用经纬图法和桑逊投影法，对它的位置和高度进行过初步的测量和绘图，比例尺1:130万。
历时三年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上，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为“朱母郎马阿林”。“朱母郎马”为藏语发音，“阿林”是满语中的“山”。
这是世界对珠峰的首次测定，也是我国首次用现代测绘技术对西藏地区进行国土测量。估计康熙本人也没有想到，自己这道测量珠峰的旨意，竟然带给后世如此深远的影响。
然而，由于清代末年的积贫积弱，1851年到1865年间，英属印度测量局从印度境内采用大地三角测量法对珠峰高度进行遥测。时任局长安德鲁·沃却“‘慷慨’地以此峰来纪念他的上司埃佛勒斯”，将其命名为“埃佛勒斯峰”。这便成了西方对珠峰名称百余年错用的起源，也造成了西方世界认为是英国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了珠峰。
但事实胜于所有雄辩。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一尊四游标半圆仪。使用时，将其游标与所测物体相交成三角形，应用比例关系可获得被测物体的高度或距离。它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测量技术。胜住、楚尔泌藏布和兰本占巴入藏的行囊中，便带有这件仪器。
这次测绘行动在《清史稿》《清实录》等史料中均有记载，而最直接的史料证据则是《皇舆全览图》本身。图中，珠峰以山形符号被标出位置被放在图中北纬26度40分、西经29度10分，约合现在东经87度18分。
已故著名地理学家林超先生在论文中指出，这个位置和当代测量结果(约北纬27度59分、东经88度55分)有出入，“但该地区山川地势的相对位置是清楚准确的。”
站在这张1比130万比例尺的地图前可发现，珠峰地区的诸多地名与今天相似。山形符号附近有三条分支，分别代表中、东、西绒布冰川。这些冰川海拔均在5500米以上，在今天也只能徒步到达。
西方汉学家李约瑟说此图“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林超先生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珠穆朗玛峰的发现与命名》中指出，西方世界普遍认为是英国人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发现了珠峰，并将其命名为“埃佛勒斯峰”。然而，“这是一种带有殖义色彩的傲慢。”
林超先生指出：“最先发现珠穆朗玛峰的，是居住在西藏南部的藏族同胞，他们给予这个峰以名称。但是把这个山峰，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在地图上的，则是1715年至1717年到西藏地区测量的我国测量队员胜住、楚尔泌藏布和兰本占巴。”
康熙之后，乾隆皇帝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先后聘用西洋人高慎思、宋君荣、蒋友仁等人，会同中国官员和测绘人员，进行新的测绘工作，完成了《乾隆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地图》)，全图共一百零四块，图幅范围北尽北冰洋，南抵印度洋，西至波罗的海、地中海和红海，不仅是当时我国最完整的实测地图，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早的、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图中标出“珠穆朗玛阿林”。
上世纪50年代，英国和瑞士登山队先后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成功登顶珠峰，但始终无人能从中国境内的北坡登上世界之巅。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组建了中国第一支高山探险队。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没有提前铺设好的保护绳，没有成熟的攀登路线可循，甚至连从日喀则到珠峰山脚下300多公里的路，都是攀登前临时修好的。连续19个小时水米不进，饥寒交迫，在-40℃的生命绝境中，他们与天气和时间赛跑。终于，1960年5月25日凌晨4时20分，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3人同时登顶成功，并艰险下撤，完成了人类首次从珠峰北坡登顶的壮举。
地球上的每一条造山带，几乎都经历过最凶残的磨炼，并且在磨炼中上升至巅峰；而地球上每一支征服巅峰的队伍，也都在历经险阻后完成了华丽的蜕变。
1975年，国家决定组织人员再爬一次珠峰，这次还有38名女队员。5月27日下午2点30分，9人成功登顶珠峰北坡，他们被称为“珠峰九勇士”。这次登峰我国首次将测量觇标矗立于珠峰之巅，并精确测得珠峰海拔高程为8848.13米。
2020年4月30日，2020珠峰高程测量正式启动。
珠峰攀登，处处鬼门关，时时都凶险。在1960年的攀登中，中国登山队队员刘连满甘当人梯，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通过，成功跨越第二台阶。1975年，中国登山队在此架设由几段金属梯组成的“中国梯”，降低了攀登难度。2020年的这次攀登，“中国梯”已经过更换，新的梯子依旧在第二台阶处为一代代攀登者保驾护航，也在默默地诠释着中国态度：我在这里。
2020年，是人类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6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首次精确测定并公布珠峰高程45周年。
1924年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被问及为何要攀登珠峰时说：因为，山，就在那里。这同样也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要从300多年前就开始对珠峰进行测量。走进珠峰，登顶珠峰，测量的不仅是中国高度，也是世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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