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27日农历八字(农历1981年4月27日是什么命)-测八字网

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龄计算标准应该统一

作者：赵占豪

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表一

表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也是举世闻名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她于1893年1月27日出生于上海，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逝世，生卒之年月日都十分明了，但是关于她的年龄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是88岁，第二种是90岁。孰是孰非，值得一辨。

第一种说法见诸《宋庆龄年谱》。这是国内第一本关于宋庆龄的年谱，也是目前坊间宋庆龄年谱类著作中的权威之作。

第二种说法见诸宋庆龄逝世后新华社发布的公告：“中国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我国爱国主义、主义、国际主义和主义的伟大战士，杰出的国际政治活动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同志因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于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时十八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这是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授权发布的，其权威性更不容置疑。

同一个人，生卒年月又十分清楚，为什么计算出的年龄会相差两岁呢？原因是算法不同。

第一种算法是按西历来算，也是按诞生后满一年算一岁的方法来算，即现在习惯说的“周岁”。根据宋庆龄的生卒年月，不难算出其实足年龄是88岁又4个月，去零取整，算作88岁。第二种算法是中国的习惯算法，即所谓的“虚岁”。按这种算法，人生下来就算一岁，过第一个年就算两岁，此后每过一年即增加一岁。宋庆龄出生于1893年1月27日，对应的农历生辰为光绪十八（壬辰）年十二月初十，到光绪十九年春节，实际年龄还未满月的宋庆龄，已经算是两岁了，这样到1981年5月29日（农历辛酉年四月二十六日）她逝世，恰好是90岁。

问题似乎迎刃而解，《年谱》采用的是西历算法，《公告》采取的是中国习惯算法。道虽不同，各有其理，不能勉强是此非彼。但是，我随后查阅新华社公告中宣布的其他一些党政军重要领导人的终年年龄，再与其实足年龄、根据中国习惯算法算出的年龄以及公开出版的年谱（传记）中记录的年龄相比对，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主席1976年9月9日逝世后，神州洒泪、举国同悲，新华社同日的电讯中仅宣告了他逝世的消息，并没有公开说明享年几何。同一天，外国通讯社的报道中关于毛主席的终年不约而同都是82岁。①而在我国民间，关于毛主席的年龄有83岁、84岁两种说法，治丝益棼，乃因计算方法不同所致。

除了，其他党政军领导人还包括、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董必武、、邓颖超、蔡畅、何香凝、徐特立、、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等，现按照生年先后的顺序，将其生卒年月日情况列表如下（表一）：根据以上生卒年月日，计算出其实足年龄以及中国习惯算法年龄，与新华社公布的终年年龄以及年谱（传记）年龄并列表如下（表二）②：

分析以上两表，可以发现以上部分已故国家领导人的年龄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虚实混乱。这一问题主要存在于“新华社公告年龄”中。在历史上向来采用公元纪年，党内的领导人物过生日也多用公历，如1946年12月1日，在陕北为朱德总司令祝贺60大寿，而不是在当年的十一月初六日，即是一证。相沿成习，在年龄问题上也多采用西历算法，以实际年龄为多。以表二为例，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蔡畅、徐向前、邓颖超、任弼时、等人的年龄都是采用西历算法算出的“周岁”。此外，陈云、以及刚逝世不久的吕正操，新华社公告他们的终年年龄也是“周岁”③。除了“周岁”，新华社公布的终年年龄也有根据中国习惯算法得出的“虚岁”，董必武、何香凝、宋庆龄等人的年龄即是。两者并用，且不加以说明，容易令后人研究时混淆不清。

二是损补混乱。这一问题无论“新华社公告年龄”还是“年谱（传记）年龄”中都有存在。同样采用西历算法计算“周岁”，其中又有区别。“周岁”是按诞生后满一年算一岁的方法来算，当逝世之年不满一岁时，则有两种处理办法：一种是将所差月份补足，算作一岁；一种是将多出月份减掉，去零取整。前者可以称作“补不足”，后者则是“损有余”；前者所得出的年龄是“虚”周岁，后者所得年龄才是“实”周岁。以上表为例，年谱（传记）年龄全是根据西历算出的周岁年龄，但其中董必武、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等人的年龄是“补不足”所得的“虚”周岁，而何香凝、宋庆龄、邓颖超、任弼时的年龄则是“损有余”所得的“实”周岁。在“新华社公告年龄”中，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蔡畅、徐向前、邓颖超、任弼时、等人的年龄都是采用西历算法算出的“周岁”，其中，徐特立、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徐向前、等人的年龄是“补不足”所得“虚”周岁，而蔡畅、邓颖超和任弼时的年龄则是“损有余”后的“实”周岁。年谱（传记）分撰成书，标准不一难以避免，但对于新华社而言，在年龄问题上不能做到一体统一，时损时补，实不应该。

因资料所限，我在此无法将所有已故重要国家领导人的生卒年月及年龄完全统计出，但一管之窥亦足见全豹，党和国家领导人年龄计算的混乱由此可见。尤其是伟大领袖，同一个人而竟然有三种不同的年龄，可谓是混乱至极！中国人在年龄问题上一向不太认真，特别是近代以来，随着公历的推行，年龄的算法也出现了多样化，除了上述中、西两种方法外，还有一种中西合流的算法，即用中国的习惯算法结合公历日期来计算年龄。三种方法并行，加之年龄问题本身又是个私人的问题，往往要尊重逝者及其家人的习惯，这自然容易造成年龄问题的混乱。当前，人们在生活中已习惯于用公历纪年，已出版的年谱（传记）类作品也几乎都是采用公历计算周岁的方法。从长远来看，随着公历计算周岁方法的日益普及，虚实混乱的问题将不复存在。但是，如果缺乏统一的标准，损补混乱的问题恐怕依然难以避免，而损补不一，出入之间就会造成一岁的年龄差。值得注意的是，外国通讯社在损补问题上似乎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如周恩来和朱德逝世后，美联社、路透社、德新社等外国媒体对他们年龄的报道与新华社相同，分别是78岁④和90岁⑤，采用的是“补不足”的算法。而逝世后，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路透社、安莎社等通讯社的报道都是82岁，又采用了“损有余”的算法。

匹夫匹妇的年龄也许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但对于那些曾经改变历史并且最终要写入历史的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的年龄问题一定不能含混不清。新华社作为国家的通讯社，其地位及其影响力都非同寻常，在报道国家领导人的年龄时不可不慎，一定要有一个客观一致的标准，否则很可能会给以后的历史研究带来麻烦。

①美联社、法新社、共同社、路透社、安莎社报道，《参考消息》1976年9月10日第1、2版。②新华社未公布终年及尚未查到年谱或传记年龄者暂阙。

③参考《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沉痛宣告陈云同志在北京逝世》，《人民日报》1995年4月12日第1版；《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中央军委全国政协沉痛宣告全国政协主席同志逝世》，《人民日报》1992年6月23日第1版；《吕正操同志生平》，《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1日第4版。

④《参考消息》1976年1月10日。

⑤《参考消息》1976年7月8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南京 210003）

陈景润：永远纯真的数学巨人

【大家】
作者：沈世豪（厦门城市学院教授）
学人小传
陈景润（1933—1996），福建福州人。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0年考入厦门大学数理系，1953年在北京四中任教，1954年任厦门大学资料员，1957年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发表研究论文50余篇，出版有《初等数论》《组合数学》《哥德巴赫猜想》《组合数学简介》等。
厦门大学校园里的陈景润雕像。沈世豪摄/光明图片
或许是缘分。1981年4月，厦门大学建校60周年校庆，我作为校友代表应邀回母校。在庆祝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新婚不久的数学家陈景润。那一天，他坐在主席台上，脸色红润，清秀、儒雅，很是精神。散会后，我在会场外还见到陈景润和老师谈话，但不到5分钟，他就被蜂拥而来的记者包围了。
15年后，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不幸去世。1997年春，厦门大学出版社邀请我写一部回顾这位数学巨人一生的长篇传记。他的人生经历，是令人怦然心动的鲜活现实，像是个神话：一个普通得有点卑微的“丑小鸭”，仅凭着一支笔和难以计数的草稿纸，怎么能够摘取数论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1＋2）”，成为世界上至今依然无人可以跨越的巍巍高峰呢？
接受任务之后，我沿着陈景润的人生轨迹走了一遍。无数鲜活的故事，让我认识了一个徐迟先生名作《哥德巴赫猜想》之外的陈景润。
今年是陈景润诞辰90周年，他的样子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永远纯真的数学巨人。
1978年2月16日，《光明日报》头版转载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资料图片
厦大，梦想起飞的地方
人是需要平台的，就像演员需要舞台。
1950年春夏之交，陈景润考进厦门大学。他念的是数理系，全班只有四个学生。他酷爱读书，尤其爱读数学书。有幸进了大学，他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进入痴迷状态，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他读书有一套自己制定的“高标准”，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要根据学习的课程完成一批习题，少则几十道，多则上百道。他完全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他的老同学杨锡安回忆：有一回，突然下起了雨，同学们都飞跑着去找可以避雨的地方，只有陈景润依旧在漫步。杨锡安惊奇地问：“你不怕淋雨吗？”他才恍然大悟，说根本没有感觉到下雨——他的心绪完全沉浸在书海中了。
在厦大读书期间，陈景润没有看过一次电影，也没有去过近在咫尺、风光奇秀的鼓浪屿。他嗜书如命、舍命苦读的精神，令同学们惊叹不已，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爱因斯坦”。对陈景润最了解的林群院士，曾经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科学好比登山，有的人登上一座山，浏览了峰顶的风光，就满足而归了。而陈景润却不一样，同样登山，倘若上山有十条小径，他每一条小径都要去爬一次。他重视的不全是结果，而是贵在过程。直到把上山的路径全摸透了，他才会感到满足。功底、基础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建立起来的。”
对于从事数学研究的人来说，读书是学习，重在掌握知识；解题则是实践，贵在提升能力。两者的结合，就像苦心修炼，为后来的攻坚克难奠定了坚实基础。陈景润后来创造的神话般的奇迹，实际是建立在超出常人的深厚基础之上的。
1953年，陈景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第四中学任教。他虽然学识精深，但如一个独行侠，习惯于在数学王国中踽踽而行，而且天性不善言辞，无法适应中学教学。对此，他又闷又急，本来身体就不大好，一年中，居然住了六次医院，后来，不得不辞职回到福州，靠摆书摊勉强度日。
一个厦大毕业生落到如此窘境，的确很无奈。时任厦大校长王亚南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把陈景润调到厦大数学系资料室工作。
陈景润获救了！
重回厦大的陈景润，除了日常工作以外，就是夜以继日地读书。对于自己读书的方法，成名之后，陈景润在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独白：
我读书不只满足于读懂，而是要把读懂的东西背得滚瓜烂熟，熟能生巧嘛！我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把他搞文学创作的经验总结成四句话：“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思结想，然后一挥而就。”我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真是所见略同!当时我能把数、理、化的许多概念、公式、定理、定律一一装在自己的脑海里，随时拈来应用。
不得不佩服,陈景润做学问脚踏实地而又不乏强烈的独创精神，居然能把鲁迅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神思之功，融入自己在数学王国的跋涉。
不少数学著作又大又厚，携带十分不便，陈景润就把书一页页拆开来，随时带在身上，走到哪里读到哪里。像华罗庚的数学名著《堆垒素数论》，有一块砖那么厚，陈景润就是一页页拆开，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读了30多遍，几乎达到滚瓜烂熟的地步。陈景润日夜兼程地驰骋于学术的天地里，生活被他简化得只剩下两个字：数论。
怎样做学问？中国有句古话：本固而后枝荣。陈景润做到了极致。他好似一个久经修炼的侠客，终于携剑出山，一出手，便惊世绝俗。
他将几乎耗尽心血的成果，写成了一篇关于“他利问题”的论文。对于这篇论文的水平和价值，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专家们，至今的评价仍然是：一个数学家一生中能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便算幸运了。华罗庚认真审阅后，感慨万千地对他的弟子们说：“你们待在我的身边，倒让一个跟我素不相识的青年，改进了我的工作。”
命运，向陈景润敞开了一扇更具诱惑力的大门。
陈景润著《初等数论》
在三平方米的卫生间谱写炫目春秋
华罗庚慧眼识英才，1957年9月，他力排众议，把陈景润调到北京的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初到北京的陈景润只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住集体宿舍，四人一间。大家都是快乐的单身汉，但陈景润却很难快乐起来。他不善于和人交往，乐于一个人独往独来，只要关起门，便可以一个人去神游那魅力无穷的数学王国。到哪里去寻觅这个世界呢？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间只有三平方米的厕所。
现在提起来，那是一个近乎荒诞的笑话了。有一天，陈景润壮着胆子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把厕所让出来给他一个人用。当然，这个提议要给他们增添麻烦，因为，屋内只有一个厕所，室友要“方便”时，只好到对门的单元房中去。说完，陈景润极为恳切而认真地凝视着他新结识的伙伴。他们一齐笑了，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得到应允，陈景润立即卷起铺盖，搬到那个三平方米的厕所，而且，一住就是两年。
厕所中没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寒冷，陈景润在厕所的正中吊了一个大灯泡，既能照明又能取暖。明灯高悬，照亮了700多个夜晚，也照亮了科学崎岖小径上这位独行者艰辛的旅程。
他吃得更是简单。通常的食谱是：两个馒头，五分钱的菜。不过，陈景润是颇能喝水的，还有特殊讲究：开水里总要丢下几片西洋参或人参。或许，这是他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参和人参他是买不起的，常用的是参须。他不止一次向人们传授经验：喝参须和人参的效果是一样的。
陈景润的习惯是凌晨三点就起床干活。小屋真好，宁静如水，连同伴沉睡的鼾声也被隔断了。他伏在床上劳作，像往常一样，灵活的思维开始悄然起步。
他把奋斗的标尺定在攻克华林问题的目标上。这一问题希尔伯特、哈代、华罗庚等人曾研究过，迪克森取得过一些进展，剩下的问题，在数论史上尚是一个空白。
攻克华林问题这一炮，会打哑吗？
他并非盲目自信，更不是蛮干。一位了解他的老朋友这样分析：陈景润的基本功很扎实，像老工人熟悉机器零件一样熟悉数学定理公式，老工人可以用零件装起机器，他可以用这些基本演算公式开创出新的定理。长期苦读，他背诵、演算的题目，可以垒成山、汇成河，他熟悉了数论领域每一朵飘逸的白云、每一缕飘逝的春风。
征程漫漫，陈景润终于跃上峰巅。1959年3月，他在《科学纪录》上发表论文《华林问题g(5)的估计》，数论史上的一段空白，被填补上了。陈景润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谱写的炫目春秋，镌入永恒的史册。
陈景润著《组合数学》
在六平方米的锅炉房喋血跋涉
这是中科院数学所那间刀把形的锅炉房，六平方米，没有锅炉，房间一角，突起的烟囱占了一个显眼的位置。进门的左侧，正好放一张单人床，一张断腿的凳子横着放倒，正好坐人。床就成了书桌。陈景润伏在床上，仍然算他的数学。这间小屋，就是陈景润最终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地方。
他是1964年悄然开始攀登哥德巴赫猜想（1＋2）险峰的。虽然1966年5月发表了那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论文，但陈景润知道，证明过程还有许多不足：过于冗杂，不简洁，还有失之偏颇和不甚明了之处。仿佛是上山的路，他上了峰顶，但路线尚不清晰，他要进一步完善它，简化它。正值“”时期，陈景润也遭到冲击。窗外，浊流滚滚，嚣声震天，陈景润揩干脸上被啐的唾沫，深埋所受的创伤，仍在钻研他的数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门外越来越热闹，陈景润渐渐被人们忘却了。
陈景润小心谨慎，轻易不出门。他不善于申诉，受了天大的委屈，也只是忍着。数论，哥德巴赫猜想，是他生命中最忠实的旅伴。他把房门关得紧紧的，用沉默无言筑起一道马其诺防线。喋血跋涉，需要超人的意志和韧性，小屋中，他几乎成了一幅凝然不动的油画，一座岿然坚毅的雕塑。
后来，中科院绝大多数人都打起背包，去“五七干校”了，虚弱多病的陈景润意外被留了下来。恰似大潮退尽，昔日乱哄哄的办公室顷刻一派宁静。长长的走廊，一到夜晚，便空无一人，空旷、寂寞，仿佛还有淡淡的忧伤。时代，似乎忘却了这座神圣的殿堂；魂不守舍的人们，似乎也忘却了陈景润。
房间里的电线被人剪断了，陈景润购置了两盏煤油灯，一盏亮着，另一盏默默守候在墙角，随时等候主人的调遣。黄中带青的灯光，把陈景润那瘦弱的身影，幻化成一张写意变形的弓，清晰地映在白墙上。他又开始了那魂牵梦绕的神游，巡视数论艺苑里的草木春秋，品评已是长满青苔的绝壁、悬崖和吊角如翅的古亭。小径如丝，系着那飘逸的云彩，还有那总是神秘莫测的群山峻岭。低头细看，脚下荆棘丛生，石阶上湿漉漉的，莫非是孤独的跋涉者洒下的泪与汗？
陈景润的草稿、手稿被那些批斗他的人毁尽了。一片废墟，满目疮痍，一切要从零开始。陈景润就是有这么一股韧劲，认准了真理，就义无反顾地献出自己所有的一切！一个人是渺小的，然而，当他把自己的一切和光照天地的真理融会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滴水融进浩瀚奔腾的大海，就像一棵草化入气势磅礴的草原，便产生了神奇的伟力、永恒的生机。
窗外，万家灯火，一派辉煌，陈景润的小屋中，一灯如豆。灯光无言，照亮咫尺天地，照亮那深深浅浅且不乏歪歪斜斜的一行行坚实的脚印。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真正完善和最后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血拼”中了。
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终日紧紧地关着，夜晚，窗口上有昏暗的灯光在摇曳。人们不知道陈景润在做什么，仿佛也不屑于去知道。偶尔，陈景润会从小屋中出来，手提一个现在已很难看到的竹壳热水瓶，或者，端着一个碗口斑驳的搪瓷碗。喝水、吃饭，生存之必需，除此之外，都免了。
四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熬了多长的灯芯，烧了多少煤油，无法统计。四年，在煤油灯下，陈景润经受过多少次失败，没有人知道。人们只是在他获得成功之后，发现他床底下有十麻袋的草稿纸。
对于陈景润硬拼硬打的精神，早在1963年，他的好朋友林群院士就为之惊叹。有一次，陈景润问：“一个10阶行列式，怎么知道它一定不等于零呢？别人的一篇论文是这么说的，这个作者是用什么办法来算的呢？”
这个题目要硬算，须乘360万项，至少要10年。而仅仅过了一个月，陈景润就告诉林院士：“已经算出来了，结果恰恰是零，我不相信那篇文章的作者会有时间去算它，一定是瞎蒙的。”陈景润的毅力和耐性，以及敢于去碰大计算量的勇气，是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哥德巴赫猜想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极为缜密的推算过程，无法用电子计算机（当时陈景润也没有此种设备），陈景润仅靠一双手，一支笔，胼手胝足，终成大业，何其不易。
科学攻关讲究组织团队，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但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却是独自一人拼搏获得成功的，这是中外科学史上的神话。古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关键和根本就是那个含辛茹苦、矢志不移甚至含泪带血的“咬”字！
陈景润和华罗庚（右）在一起。资料图片
他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早在1966年5月，陈景润就在《科学通报》发表文章，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不过，那篇论文仅是一个摘要式的报告，烦琐且不乏冗杂之处，而且因为后来的社会，并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
1972年，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的陈景润，用独特的智慧和超人的才华，改进了古老的筛法，科学、完整地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写就一篇流光溢彩、珠圆玉润的惊天动地之作。
《中国科学》杂志于1973年正式发表了陈景润的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1＋2）的证明。该文和陈景润于1966年5月发表在《科学通报》的论文题目是一样的，但内容焕然一新，文章简洁、清晰，证明过程处处闪烁着令人惊叹的异彩。
世界数学界轰动了。处于政治旋涡中的中国数学界，尚未从浓重的压抑中完全解放出来，但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陈景润这篇论文的真正意义：它是无价之宝，是一颗从中国大地升起的华光四射的新星！
密切关注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的外国科学家，看到这篇论文以后，真正信服了。世界著名数学家哈贝斯特坦从香港大学得到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如获至宝，立即将陈景润的（1＋2）写入他与黎切尔特合撰的专著中。为了等待陈景润对（1＋2）的完整证明，他们把专著的出版推延了数年之久。该书的第十一章即最后一章，以“陈氏定理”为标题，文章一开始就深情地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陈景润喋血跋涉的精神，感动了所有深知其艰辛的人们。华罗庚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我的学生的工作中，最使我感动的是（1＋2）。”
美国著名数学家阿·威尔在读了陈景润的一系列论文，尤其是关于哥德巴赫猜想（1＋2）论文以后，充满地评价：陈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行走。
这就是我认识的陈景润。虽然只是40多年前，远远见过他一面。那次见到陈景润，时间虽短，但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陈景润并不像此前那篇报告文学中所写的那么“傻”。20多年前，我们从陈景润的老家福州市仓山区城门镇胪雷村起步，在那个名人辈出的秀丽村庄里，听到陈景润少年时的朋友和乡亲讲述他的许多趣事；然后到福州，寻觅到陈景润的弟弟陈景光，他热情地讲述了陈景润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在福州仓山英华中学，我们找到陈景润的校友了解情况，居然还在该校的档案馆里找到陈景润读中学时的成绩单和借书卡；厦大是陈景润读书和工作过的地方，他的老师和同班同学，详细讲述了他们眼中的陈景润；最后一站是北京，我们在中关村住了下来，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认真采访陈景润的家人、同事。陈景润夫人由昆女士讲述的一个精彩细节，让我的思绪突然像被强烈的阳光照亮了一样：由昆真诚地告诉我们，陈景润其实一点都不傻，他更多的是天真。当年，他非常喜欢孩子陈由伟，他抱孩子的姿势极为有趣，头朝下、脚朝上，似乎抱着一颗炮弹！说到这里，由昆还模仿了一下陈景润当年抱孩子的姿势，笑着说道：“他的那个模样，就像一个大孩子！”
“数学上的巨人，其他方面都是孩子。”一个突兀而来的感悟和发现，如汹涌的大潮，几乎要把我席卷而去。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终于找到陈景润传的人物定位了。在数学领域，他不愧是巨人；而生活中的陈景润不是傻子，更像一个天真的孩子。按照这一人物定位，我开始了创作，写得很顺利。此书出版后，由昆含着热泪说：“读了这本书，一个活生生的景润就站在我面前了！”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陈景润永远是鲜活的历史。他的传奇式经历，浓缩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雨。陈景润不愧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和楷模，去世27年后，他的雕像痴情守望在母校厦门大学校园里。
理论的突破，洋溢着强烈的根本性、全局性。中国出了陈景润，令全世界为之瞩目；今天，我们渴盼涌现更多陈景润式的科学家。时代将会一次次呼唤他。
《光明日报》（ 2023年05月22日11版）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