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环父子重逢：“儿子为什么这么恨我？”
9778天的牢狱之灾在张玉环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转入监狱前，他曾在看守所日夜戴着脚镣度过600多天，以至于双脚变形，走路时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现明显的“外八字”。
与身体上的伤痕相比，断裂了近27年的人生更难弥补。
26岁被抓，53岁无罪归来。8月4日黄昏，当张玉环身戴大红花再次回到江西省进贤县枕头岭张家村，望着在家门口迎接的众家人，他只认得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大多数面孔他都极其陌生，包括他的两个儿子。
呈现在他眼前的故乡，已没有了往日的炊烟和人气，满眼是荒废的砖房和杂草。他无罪释放的消息传出后，原本与张家相熟的邻居和远亲前来探望，张家村许久没有如此热闹了。
张玉环在倒塌的老宅前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记者。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卫佳铭 摄
在倒塌老屋门前的一片荒草中，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媒体，张玉环努力回想着二十七年前被卷入那起命案前后的种种细节。他屡屡卷起裤腿，向记者展示伤痕，说这是刑讯逼供留下的，又在一阵阵突如其来的哽咽中，眼眶不自觉地泛红。
久在牢笼无人问，一朝平反天下知。
张玉环不止一次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不需要道歉，但必须要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就算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5日上午，张玉环一家为先父张国福上坟。
父子重逢：“儿子为什么这么恨我？”
无罪释放回家后的第一个夜晚，张玉环整宿未眠，脑海中不断浮现的是几个小时前，他刚踏进家门时的画面。大儿子张保仁突然猛推了他一把，冲他大吼：“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们三母子？”监狱中，他曾无数次想象过父子重逢的场面，唯独没有料到会是这样。
他问躺在身边的小儿子张保刚：“保仁为什么这么恨我？”张保刚一时语塞。
张保刚说，他了解哥哥从小受的痛苦和委屈，“看到二十多年没见的爸爸，就像一个孩子在撒娇，发小孩子脾气，爸，你能理解不？”
距离张保仁上一次见到父亲已经过去19年了，那还是2001年张玉环案重审开庭时。这段记忆在张保仁的心里像扎了一根刺：12岁的他看到父亲戴着脚镣，在法警陪同下走上被告人席。张玉环看到前来旁听的家人就大喊“冤枉”，还伸出手，做出拥抱的姿势。
张保仁说，他永远记得父亲想要冲破阻拦抱自己的动作，可他的面容却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模糊。
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是2001年11月28日，江西高院作出的终审裁定。当时还在上小学的张保仁一直以为，缓两年的意思是先坐两年牢，时间到了，仍然要枪毙，“我以为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2020年7月9日，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张保仁陪着母亲宋小女在进贤县法院观看视频直播，他几乎想要凑到屏幕上，想看清楚父亲的脸，但镜头中只能远远看到一个穿着白衣服、走路有些一瘸一拐的身影。
8月4日，江西高院宣告张玉环无罪。得知父亲沉冤得雪后，张保仁和张保刚火速赶到了张家村，搀着母亲和婆婆（江西方言，即奶奶）等待他回家。终于，父亲身戴大红花，在众人的簇拥下走来，他径直走向了张炳莲，没有在张保仁面前作任何停留。
回家后的张玉环和母亲张炳莲在一起。
张玉环后来告诉澎湃新闻，他当时没有认出儿子，在迎接的人群里，几乎所有的面孔都是陌生的，即便是他自己的弟弟张平凡他也不认得，“一切都变了”，能认得出的只有母亲张炳莲和前妻宋小女。
父亲从自己眼前擦过，宛如陌生人，张保仁觉得十几年的等待瞬间落空。没等反应过来，站在他身边原本就有高血压的宋小女又忽然昏倒了。此刻，张玉环已被涌入家门、驾着“长枪短炮”的记者和当地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推进了堂屋。这一幕，让张保仁彻底“失控”：“这些年母亲和我们兄弟所受的委屈一下子都窜到我脑中，他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张玉环无罪释放回家的第一晚，宋小女因激动过度昏倒，张保仁和张保刚用120送母亲去县城医院治病。
冲着父亲说出那句话后，张保仁独自一人跑进了已经坍塌了一半的老宅，蹲在瓦砾堆上掩面哭泣良久。之后，他和120急救车的医务人员一起，把四肢发麻的宋小女抬上了车，送往进贤县人民医院。和父亲重逢的第一面，就这样结束了。
混乱中，有亲戚质问张保仁：你又为父亲付出了多少？“这确实是一句灵魂拷问”，他说，他不是不想，只是做不到，“我结婚比较早，经济方面也是不允许，我不能不工作，不然我小孩和媳妇就没饭吃了。”
张保仁曾对澎湃新闻坦言，他没有期许过父亲出来后能与他好好相处，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父爱，“从小没有这些给我，在我记忆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但年幼时，他也曾许下愿望，希望来日能成为一名律师，在他心里，律师是能救爸爸性命的，是很高尚的职业。
“保仁推了爸爸一把”这件事在张家内部引起风波，长辈们对他颇有责备，连说“不懂事”，但张保刚懂得哥哥。他告诉澎湃新闻，哥哥只是太想知道他在爸爸心里到底有多重了。
5日中午，张玉环终于等来了大儿子张保仁，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8月5日中午，张玉环大哥张民强携妻子、妹妹妹夫、弟弟弟媳以及三家的小辈一起，在张家老宅摆了一桌团圆饭，菜是从县城饭店做好了带过来的，侄子们开车送菜，来往了很多趟。可到了饭点，张玉环却执着地站在太阳底下，等待大儿子保仁回来，无论亲人怎么劝说，他都不肯进屋。
11点50分，张保仁的电话打了进来。张玉环捧着手机，独自走向家门口的小径，带着哭腔大喊：“爸爸想你啊，我想你啊，你快回来。”
半个小时后，赶来的张保仁和父亲相拥着走进老宅，张玉环激动地举起纸杯，说道：“这是我们家27年来第一顿团圆饭，我感到太高兴了。”
张保仁和张玉环坐在老宅门前谈心。
午饭后，张玉环又拉着保仁在倒塌的老宅门前聊了许久。横亘在父子间的冰山好像在正午炙热阳光的烤晒下慢慢融化。
艰难适应：“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
一夜未眠，早晨六点不到，张玉环就起床了。他在家里摸索着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的摆放位置，张保刚耐心地告诉他，但一转头，父亲好像又忘了。张玉环说，可能是刚回家事情太多，抑或是在“里面”太久，出来记性变差了。
张玉环用圆珠笔在废纸板上写下未曾谋面的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姓名。
他拿一小块硬纸板，一笔一画地用圆珠笔记下儿媳和孙子孙女的名字，一遍记不住，他又抄了一遍，放在床边上的箱子上。
张玉环回家前，保仁和保刚就商量好了，要给父亲买一只智能手机，方便他跟远方的孙子孙女视频。回家的第一天，张玉环在儿子的指导下学会了打电话，保刚把家里所有亲人的电话都提前存在了手机通讯录里：民强、小凡、小女、保仁……
张保仁和张保刚为父亲提前购置的新手机，里面存好了全家人的联系方式。
南昌的8月，酷暑难当，老宅没有空调，保刚让父亲吹电扇乘凉，张玉环盯着电扇，好奇地问：“这个扇子怎么还能摇头的？”
27年的牢狱之灾，锐利得像一把刀，把张玉环和现代社会割裂，他的思维仿佛仍停留在出事前的1993年。他对张保刚说，出来最要紧的事是解决住房问题，他预备花两三万元在老宅的地基上盖一栋新房子。张保刚无奈地笑了，“爸爸呀，现在农村随便盖栋房子也要几十万了喽。”
“啊，要几十万啊？”张玉环吃惊地看着儿子，好像听到了天文数字。
除了房子，他对未来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打算：请政府分两亩地，种田赡养老娘。不仅如此，他还劝说张保刚也辞掉在福建的工作，回家一起陪他种地。张保刚没有当面回绝，顺着父亲应了下来。
他说，父亲刚出来，就像一个新生儿，需要一点点教他，“等他知道现在种地不挣钱了，他就会转变想法的。”他和哥哥计划，用一年的时间轮流“陪护”父亲，直到他适应出来后的生活。
5日清晨，张保刚用电动车载着张玉环出门购物。
5日清晨，张保刚骑电动车去村里的小卖部购置食物和日用品，他特地叫上张玉环一起，让父亲看着他如何用手机付款。
角色似乎变了。曾经缺席了儿子成长的父亲，如今变成了“孩童”，而张保刚试图在帮助父亲适应新生活的互动中，寻找那些年缺失的父爱。
不过，张玉环有时还是会教导儿子，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违法乱纪的事千万不要做。张保刚又有些哭笑不得，他回道：“爸爸呀，我们现在才听你说这些，是不是太晚了？”张玉环听了，没有说话。
1994年起，宋小女便外出打工挣钱，以养活两个儿子，出门前，她把他们分别托付给婆家和娘家的亲人，保仁留在张家村，保刚则跟着外公生活。
张保刚至今都觉得，比起哥哥，他要幸运得多。外公格外疼他，常常把他拉到其他孙儿找不到的房间里，把偷藏起来的好吃的留给他。
然而，对留守在张家村的张保仁来说，白眼、谩骂、甚至殴打，都是家常便饭。他不敢还手，因为顶着“杀人犯儿子”的帽子，他做什么好像都是错的。受了委屈，他也不敢告诉婆婆。张保仁说，自从父亲出事，婆婆的性子就变得暴躁，动不动就是一顿打。家里条件不好，没有冰箱，每到夏天，猪肉都放坏了，婆婆也舍不得扔，“那就是吃蛆，知道蛆吗？”
大约八九岁时，张保刚回村里找哥哥玩，看到同村的小伙伴把张保仁摁在地上，还往他的嘴里塞牛粪，哥哥却躺在那里，打不还手。张保刚气不过，抄起路边的木棍把他们赶跑了。
张玉环回家后，现年84岁的张炳莲逢人就咧着嘴笑，年轻时的她曾经被同村人评价“嘴巴不饶人”。儿子出事后，要强的她一个人揽下了田里的活计。没人帮忙，只能拉着张保仁一起干。
直到现在，村里人还会说起张保仁小时候跟在奶奶身后放牛的场景：“小小的崽啊，还不到十岁，站在稻田里，水没过大腿，躲在牛背后，几乎看不到人。”
回忆起这段岁月，内向寡言的张保仁只说，“只有自己知道就好，心中的苦讲给别人听，别人也听不懂。”他知道父亲是冤枉的，但他选择逃避，不与人争辩，因为无用。
1997年，宋小女的父亲因病去世，张保刚也随即被送回了张家村，兄弟俩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有时两人犯了错，害怕被婆婆责罚，就整夜躲在牛棚或者稻田里，不敢回家。生病了，哪怕发高烧昏在路边，过路的村里人也只用脚踢两下，看看是否还有口气在就走开了。
有一次，家里的灯泡坏了，张保仁上手去修，裸露的电线把他整个人都电麻了，左手掌心烧出一个大窟窿。弟弟见状，上去拉哥哥，也被电得不轻。为了救人，张保刚爬上二楼平台，拽着电线往下跳，这才把电线扯断了。
“当时村里的人都传闲话，说我们兄弟两个不死，是老天爷不收。”张保刚说。只是，这些苦涩的成长经历，他们在成年之前都未曾对人说过。
回家后的第一个不眠之夜，张玉环听保刚断断续续地讲述着他和哥哥的成长经历，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和自责，“儿子怨我，我理解，我都理解的，我知道他们在外面过得不容易”。
申诉往事：“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高墙之内，过去的二十多年，张玉环过得同样煎熬。最初在看守所时，同监舍的人都不喊他的名字，叫他“花生米”（即“枪子儿”），意思是很快就会被拖出去枪毙的人。
张玉环两次被判死缓，戴脚镣的时长超过了六百天，以至于张平凡说，哥哥出来后走路都不一样了，两只脚总是向外翻，呈“外八字”。
张玉环说，在当时，像他一样的量刑，进监狱服刑后，如果积极改造获得减刑，十几年也就出来了。但他起初始终不肯认罪，即便是被投入南昌监狱后，他仍坚持每周写一封申诉状，一封封积累起来，等到大哥张民强前去会见时，托他带出去。
张民强告诉澎湃新闻，张玉环在牢里写的申诉状总数以千计，他有时候都会劝弟弟，也别写得太频繁了，省得看管的狱警不耐烦。每次从监狱里带出来申诉状，张民强都细心地纠正错别字，有条件的情况下，他还会托打印店的老板把文字输入电脑里，再一张张复印出来，投递到各级政府部门：进贤、南昌和北京，都有。
除了寄材料，张民强也四处打听，为弟弟寻找律师。直到2017年，他等到了王飞律师和他的申诉律师团队。王飞翻阅过历次判决书和申诉材料后，还特地去南昌监狱会见了一次张玉环。隔着玻璃，他冷不丁问张玉环：你到底有没有杀人？张玉环很坚定地说：没有。
王飞说，那一刻，他确信，这应该就是一起冤案。他教张民强开通了微博，定期将申诉的进展发出去，当时已年届五旬的张民强哪懂这个，他不是跑去工作所在的大学宿舍楼里找大学生请教，就是问律师和记者，“微博文案这样写可不可以？有没有错别字？还麻烦你帮我看一看。”
然而，外界的这些努力，监狱中的张玉环知之甚少。他说，自己每天都会仔仔细细地阅读报刊，收看新闻联播，关注点有二：一是自己的案子有没有被媒体报道，二是有没有冤假错案平反。
他会认真地记下其他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名字：赵作海、刘忠林、廖海军。尤其是看到廖海军案平反的报道，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律师王飞的名字，他激动地给张民强打去亲情电话，问“这个王律师是不是就是接我案子的那个王律师？”
直到今年7月9日张玉环案在江西高院开庭再审，出庭检察员建议改判无罪之后，有管教干部悄悄地告诉张玉环，说他的案子已经有媒体报道了，还告诉他老家的房子坍塌了。张玉环想再追问些细节，对方却怎么也不肯说了。
从再审开庭到宣判无罪，张玉环又等待了26天。得知宣判日期的那天，他激动地没有睡着。监狱里一些狱友见他要出去了，还有想托他转达申诉的。
出来后，张玉环觉得自己的视力明显糟糕了，他说那是在监狱里加工衣服熬坏的，他央弟弟张平凡去给他配一副眼镜。同时，他还要求儿子为他准备一本空白的日记本。监狱里养成的习惯，他还留着。
他努力地学习着周遭的新事物，但一切都变得很难。他更习惯回忆过去的事，他会拉着保刚的手说起他小时候有多顽皮，保仁的脾气就要和顺很多。但说着说着，笑容又突然停止。
张玉环对着媒体讲述自己被卷入冤案的前后细节。
围观之下：“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无罪至今，除了和亲人相见团聚，张玉环还要不间断地应付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媒体记者，对着成排的镜头，他紧张万分，用手搓红了手臂上的皮肤。
提问几乎如出一辙。他一遍又一遍回忆着他是如何被卷入案子，如何经历严刑拷打，如何在二十七年的牢狱生涯中坚持下来的。
张玉环向澎湃新闻展示手上被打留下的伤疤。
每每说到被刑讯逼供的细节，平常讲话轻声细语的他总会异常激动，并卷起裤腿，露出留在大腿根部的疤痕，说是受审讯时当年被狼狗咬伤。车轮战似的采访让他应接不暇，实在累得不行了，他就躲进老母亲的房间里，在床上躺一会儿，还没睡着，记者的电话又来了。
从张玉环的讲述中，人们能够大致拼凑出他出事前的生活图景：父亲生前是村里的能人，人缘颇好，哥哥从事粮油生意，他自己是木工，一家人生活得自给自足。
可这一切都被击得粉碎，他总用“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来形容自己目前的处境。
宣判无罪当日，江西高院法官和其他官方工作人员等20多人到监狱向张玉环赔礼道歉，回家当晚，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连说了三遍以上“感谢政府，我接受道歉”。
可渐渐地，张玉环说自己不想接受道歉了，“就算道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拿钱也买不回我这二十七年的青春年华。”
他反复向澎湃新闻表示，他希望能够追究当年办案人员的刑事责任，“我这个案子就是刑讯逼供造出来的，他们放狼狗咬我，把我的手背着铐起来，我才招认的。”
张玉环不知道的是，他的讲述通过媒体报道在网络上引发了舆论热议，被宣判无罪之后，与他相关的话题连续三天登上新浪微博热搜榜。
有热心的网友看到报道以后，特地带着一家老小驱车从县城赶到张玉环家，送上安慰。有的说是被张家人27年坚持申诉的经历所感动，有的则说是想见一见“被羁押最久蒙冤者”的真容。
无论如何，张玉环以这样尴尬的方式红了。
他问来的人：“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事？”对方答，网上都报了。
“什么网啊？是这么大的网吗？”他一脸疑惑，用手在空中比划着画了一个圈。
(来源:澎湃新闻)
汉文帝霸陵发现背后 四古人的20年
南陵K1出土的金饰小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2010年10月，马永嬴（左一）和焦南峰（左二）在长陵勘探现场。受访者供图
马永嬴（右一）带着工作人员在凤凰嘴山腰上勘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供图
面带笑容的陶俑整齐地躺在外藏坑，这是霸陵的115座外藏坑之一。密密麻麻的钢架支撑着坑体，两旁保留着“之”字形土台阶，坑底的盗洞清晰可见。后来者们踩着新铺设的木楼梯，端着相机，一遍遍扫过底下的陶俑。
“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而非凤凰嘴。”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这一考古成果，解开了汉文帝霸陵位置的千古之谜。
这背后是汉陵考古人数十年的不懈努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学理、吴镇烽等对江村东和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从葬坑进行抢救发掘；之后，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庆柱、李毓芳对西汉十一陵进行系统调查；2001年，黑陶俑被盗，流落美国，几经辗转回到西安；2006年，发现江村大墓等大型墓葬，开启对霸陵具置的讨论……
追寻黑陶俑
这是一片平坦的黄土台原，南依秦岭，北临灞河。正逢萧条的冬季，成片的樱桃林都秃了头，路边摊上的草莓被码进小红筐，等着稀稀拉拉的过路客带走。
位于西安东南的白鹿原，因“有白鹿游弋”而得名，又因作家陈忠实的小说而闻名。在这片波澜不惊的黄土下，埋葬着汉文帝。自元代以来，人们都以为汉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上的“凤凰嘴”，数代人立碑为证。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公布，汉文帝霸陵所在地确定为白鹿原江村大墓。
那一天，整个汉陵考古队都忙得团团转。考古专家焦南峰和考古队队长马永嬴前往陕西省文物局，线上参与了这一重磅消息的发布；副队长曹龙则留在白鹿原的考古基地，接待众多前来报道的媒体；队员朱晨露为这次发布会忙前忙后，准备各类素材……
“没想到，这次霸陵的发现会受到这么多关注。”国家文物局的发布会刚结束，曹龙发现考古基地院子已经围满了记者，手机上还有一连串的未接电话和短信。
位于江村大墓东北角的15号外藏坑，是记者们必去的打卡点，发掘长度约39米，深约8米。保护大棚之下，密密麻麻的钢架支撑坑体，两侧还保留着原始的“之”字形土台阶。为了保护文物，考古队在钢架一侧铺设了新的木楼梯，拾级而下，上千件陶俑便出现在眼前。
“这是着衣式陶俑，是帝王使用的最高规格陪葬品。”头戴红色安全帽的曹龙对着镜头介绍，循着他的目光望去，坑底躺着整齐的陶俑，腐朽的丝绸把它们染红，木质手臂早已不见踪影。后来者们的脚步变得更拘谨，生怕不小心惊扰了它们脸上的笑容。
往里走几步，会看到一个直径三四米的大坑，再走几步，侧面又出现了一个大洞。这是盗墓贼留下的盗洞，被炸毁的陶俑碎片散落四周。
而霸陵的发现，也要从20年前发现的盗洞说起。
2001年，江村大墓及周边不少文物被盗，非法流入市场。第二年，6件被盗的西汉黑陶俑出现在美国索斯比拍卖行的拍卖图录上，即将被拍卖。那些黑陶俑跟江村大墓出土的陶俑一样，、无手臂。
如何证明黑陶俑是中国的？为什么说它们出土于陕西？如何确定它们源自西汉时期？当时美方提出了11个问题，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焦南峰花了两天时间，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回答。
经过多方努力，在拍卖前10分钟，终于将黑陶俑从拍卖名单中删除。
2003年，6件西汉黑陶俑回到西安。
相关部门对其来历展开调查，发现它们是被盗墓分子从白鹿原上盗取的。在平坦的白鹿原上，窦皇后陵和薄太后陵有着高高的封土。而黑陶俑被盗的地点，在窦皇后陵东南800米左右的地方，地面没有任何标志。
“我们拿到黑陶俑照片时，就感觉可能跟霸陵有关。”焦南峰回忆，类似的陶俑并不常见，只在帝后陵中出现过。但发现黑陶俑的地点离窦皇后陵太远，并不属于其陵园范围。
黑陶俑的主人是谁？焦南峰心里隐约有了答案，但仍需要一系列工作来证实，“我们考古有个规矩，你要是有疑问，发表文章的时候，就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证据。”
调查凤凰嘴
俯瞰白鹿原上的凤凰嘴，像一只展开双翅的凤凰，伸出的黄土梁子像鸟头的形状。从远处望去，高高耸起的小山丘，确实像一座大型陵墓的封土。
凤凰嘴下，立着十余通饱经风雨的古碑，上面的文字大多已斑驳。其中有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阴刻楷书，写着五个大字：汉文帝霸陵。
“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元代骆天骧在编纂的《类编长安志》中的记述，是考古学者能查到关于霸陵具置最早的记录。但为了推翻这个说法找到真正的霸陵，考古工作者们花了将近20年的时间。
“从2011年开始，我们花了大半年时间去否定‘凤凰嘴是霸陵’的说法。”那一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合作成立汉陵考古队，对白鹿原上疑似霸陵区域、薄太后南陵做了更大范围的考古调查和勘探。
当时马永嬴是副队长，主要负责霸陵陵区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门外汉”，从法律专业毕业后被分到考古单位，一开始做行政工作，后来转向考古业务。1995年，马永嬴跟着焦南峰，敲开了西汉帝陵研究的大门。
初到凤凰嘴，那里还是一个长满荒草的黄土坡。考古队的洛阳铲垂直插入地下，陆续取出土样，从山脚钻到山腰。半年过去了，考古队没有发现任何墓葬和陵园遗迹。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就又钻探了一遍。”马永嬴把钻孔的间距由三米缩小到两米，几十个钻工探了一个多月，没有任何发现。
为了保险起见，考古队请到了陕西地矿物化探队的队员，第三次钻探用了高科技的物探技术，这本是用于寻找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地下水等地下资源的技术手段。物探设备被钉入地下，雷达开始探测，仍旧没有找到霸陵。
三探凤凰嘴，都没有找到丝毫与霸陵相关的信息。马永嬴向队长焦南峰汇报了情况，考古工作者们聚到一起，梳理文献、看图纸、分析地貌，开始怀疑前人“霸陵在凤凰嘴”的记载。
霸陵不在凤凰嘴，又在哪里？
汉陵考古队把目光投向了窦皇后陵。依据西汉帝陵的形制，皇帝和皇后死后会葬于同一茔域，各起一座陵墓，又称“同茔异穴”。按照这种葬制，汉文帝霸陵应该在窦皇后陵附近。在白鹿原上有两座覆斗形封土，是窦皇后陵和薄太后南陵。
而霸陵并无封土。公元前157年，崇尚节俭的汉文帝在驾崩前留下遗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他希望，自己入葬的陵墓不要破坏原始地貌，不要人为起封土。
正当汉陵考古队发愁时，西安市考古研究院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2006年，他们曾在窦皇后陵800米外，也就是黑陶俑被盗地点附近，发现了没有封土的特大型墓葬——江村大墓。
由此，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开启了对文帝霸陵具置的讨论。
2017年，汉陵考古队开始对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勘探发掘。洛阳铲不断冲击着黄土，随着钻探的深入，一个规模很大、顶级配置的墓葬出现了。墓葬形制是“亞”字形，墓室边长约73米，四周有110多座外藏坑。
“在汉代，这是最高级别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或皇后能使用。”马永嬴觉得江村大墓可能是霸陵，但考古是一门科学，需要翔实的证据，他们手中的洛阳铲并没有停下……
钻探外园墙
橘黄色的朝阳刚冒出地面，探工汪照宏就来到了考古工地，他头戴黑绒帽，戴上橙色的塑料手套，便拿起用于钻探的探铲。淡黄色的探铲需要组装，一节杆子长一米，重四五斤，他最多能提起八米的杆子。半圆形的铲子垂直插入地面，一转一提，杆子在汪照宏手中来回穿梭，圆柱形的土样陆续被取出。
10分钟后，汪照宏已经接了4米的杆子，深度越来越大，腰也越来越弯。即使吹着隆冬的寒风，他头上还是冒出了汗珠。突然间，他觉得手感不对，提上土样一看，黄土中掺着一层暗蓝色的土。
“这是陶器，在3.5米深的位置。”汪照宏拿起土块，掰碎，辨认出是陶器后，又拿卷尺量了一下深度，才给队长马永嬴打电话汇报。
早在1984年，汪照宏就加入了陕西省考古钻探公司，学习各种钻探技术。勘探汉陵，对汪照宏来说是轻车熟路。他曾在汉阳陵工作了十几年，去的第一天，就探出了墓道，“那个孔打了19米，他们之前都没找到那条墓道。”
后来，汪照宏又去了江西、酒泉、无锡和沈阳等地的考古工地。他说自己像游击队，哪里有活，就往哪里跑。2018年，马永嬴把老搭档汪照宏叫回了汉陵考古队，当时霸陵的勘探遇到了难题，围住霸陵和窦皇后陵的外园墙一直未能完整探出。
机遇出现在一个雨天。其他队员都在休息时，马永嬴拉着汪照宏出门溜达。他们走在钻探过的泥泞小路上，突然发现路边的断崖有点不一样，雨水冲刷后，看到了夯土墙的痕迹。马永嬴说：“我们当时很激动，这也是发现外园墙的证据。”
识土辨土，是考古人的必备技能。不同的土，质地、颜色和结构都不一样，考古人用肉眼就能看出。马永嬴举了个例子，“温暖湿润时期的植被丰茂，相应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深；寒冷干旱时期植被稀疏，形成的土层颜色较浅。而古代的墙是通过夯打土块形成的，夯土上面会有夯窝，就像石头饼一样。”
如何在一片平地之下找到两千多年前的夯墙？
考古人善于寻找遗存的蛛丝马迹。有一次，曹龙在下雪后航拍，茫茫白雪中，有一处地方融得很快，土地裸露了出来，这意味着下面可能存在墓道。还有一次，他们看到一片绿色的麦田中，有一圈金黄的麦浪，“下面可能有城墙，麦子扎根扎不下去，熟得早。”
“我打铲（钻孔）就凭手感，拿铲子打到啥土，就有啥感觉。”洛阳铲在手中握了三四十年，汪照宏练就了一番绝活。他不用看土块，光凭手感就能辨别地下有何物——有水分的夯土像橡皮泥，陶器或瓦片的声音比较脆，有盗洞的土手感比较松等等。
但要探出被破坏严重的外园墙，对汪照宏来说，也很难。他翻开了田野考古日志，上面记录他曾钻过的孔，密密麻麻。他已经不记得到底钻过多少个孔，错了，再钻，找不到，再钻。有时候，好不容易发现两三米的夯土痕迹，又断了，七拐八拐，断断续续。
考古工作者们参照之前汉陵的外园墙范围，不断尝试。汪照宏和两个钻工不停地用洛阳铲刺探地下，一个多月后，他们终于慢慢探出了一段墙基遗存。他再次发挥识土的功力，“土质比较纯净，结构致密、较为坚硬，这就是夯土的特征。”
“发现夯墙的时候很高兴，这是关键性证据！”马永嬴双手比画着夯墙的宽度，难掩激动。这段夯墙把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围在了一个长约1200米、宽约863米的陵园内，而这正是西汉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同茔异穴”葬制，同一个大陵园体现的就是“同茔”。
这一关键性证据出现在2019年，经过反反复复的钻探和验证，直到2020年才确定下来。马永嬴感慨：“霸陵的位置不是一天就能确定下来的。”
挖掘“动物园”
刷子轻扫黄土，青灰色的陶棺露了出来。张婉婉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挪开棺盖，一只鸟的小脑袋出现了，像鸡蛋大小，鸟骨侧躺在陶棺里。那一刻，她忘记了长时间弯腰的酸痛，觉得“惊喜又可爱”。
这个90后女生留着泡面卷发，毕业后入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两个月前，张婉婉来到汉陵考古队，参与霸陵遗址的考古工作。
惊喜常常出现在张婉婉的手铲之下。有一次，一颗芝麻壳大小的褐色种子藏在土块中，被眼尖的她发现了。“别看它们小，这些都是我们还原古代人们生活历史的证据之一。”欣喜之后，更多是惶恐，她担心自己是不是遗漏了其他种子，有没有破坏现场。
这些发现来自于薄太后南陵，那里埋葬着汉文帝的母亲。
除了发现的鸟骨，在其他外藏坑里还发现了金丝猴、丹顶鹤、陆龟等十几种动物骨骸，之前还发掘过大熊猫头骨和犀牛的骨骸。南陵西侧的外藏坑还出土了有动物形象的金银器，包括熊、狼、豹子等，具有典型草原文化风格。
“这些动物骨骸分布很有规律，就好像进了动物园，西边是兽区，东边是鸟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动物考古专家胡松梅研究员介绍，陪葬的珍禽异兽也显示了墓主人高贵的身份，还反映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汉陵考古队，也像是一个“动物园”。
考古队有着自己独到的“土法笑料”。如果仔细揣摩考古队员的名字，马永嬴、曹龙、朱晨露、朱连华、杨彦文等人的名字都与动物有关。曹龙笑着解释：“马啊羊啊猪啊，都围着槽吃饭。现在张婉婉来了，终于有了‘碗’，可以实行分餐制了。”
还有一个巧合。焦南峰是首任汉陵考古队队长，马永嬴是第二任队长，曹龙是副队长，朱晨露是队里的青年骨干。而他们都是陕西人，年龄刚好都相差11岁。
“这其实也象征着我们考古队的传承。”朱晨露来到汉陵考古队4年，这里更像是他的另一个家。从起初的住工地板房，到住村民的房子，再到三个月前搬入的考古基地。不变的是，二十多位队员像家人般的相处。
每天早上7点多，开门的师傅会用陕西话喊一句“开门了”，考古基地大门随之打开。队员们吃过早餐，8点准时到工地上干活，中午再回来吃碗面。下午6点，收工的队员们会在院子里打会儿乒乓球，然后聚在食堂，边吃晚饭边看考古类电视节目。
晚饭过后，是考古人难得的休闲时光。他们会三五成群地外出散步，绕着江村大墓和南陵走一圈，消消食。再晚一些，马永嬴会在会议室里给大家放电影，从好莱坞大片放到国产喜剧。朱晨露偶尔会在院子里吹笛子，静谧的白鹿原上，飘荡着悠扬的笛声。
未解之谜
从黑陶俑被盗到正式确定霸陵，二十年，倏忽而过。
关于霸陵的考古工作，其实早已开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王学理、吴镇烽等对江村东的小型从葬坑、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从葬坑进行了抢救发掘；八十年代，社科院考古所的刘庆柱和李毓芳，对西汉十一陵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及测量工作，为后续西汉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盗掘出黑陶俑。当时，焦南峰等人正在做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随后转向霸陵。2006年，勘探发现江村大墓及其周边外藏坑、石围界等。由此，窦皇后陵与凤凰嘴、江村大墓的关系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学术视野，开启了对文帝霸陵具置的讨论。
大量关注和热度，来了又去。
待媒体散去，马永嬴又带着考古队继续发掘、整理考古资料、协助地方政府编制保护规划。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字画，那是他大半辈子的写照：“渭水桥边春已渡，白鹿原上雨初晴。”
再过四年，马永嬴就要退休了。二十多年来，心中关于霸陵困惑终于解开，他喃喃自语：“以后不会再弄错了。”
更多人关心的是霸陵未来。汉文帝主墓会不会继续发掘？考古队员们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考古不是寻宝，不能见一个挖一个，选择挖掘的都是研究所需。”焦南峰解释，我国的文物政策关于古代帝王陵墓原则上不允许进行发掘。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说，目前很多技术还不够完善，有些文物出土后，极容易被破坏。而对陵墓本身的破坏，是无法复原的。
“我们把这笔财富留给后人，等到技术成熟、他们的研究需要时，再继续发掘。”马永嬴说。
保护的力量确实在增强。在公布霸陵的第二天，灞桥区公安部门就与考古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将设置警务室、安装摄像头、加强夜间巡逻等，加强田野文物的安保。村里的文物安全巡逻员，也增加了巡逻的频率和人数。
焦南峰又回到了书堆中，白天，他看书、查阅资料、复印有用的文献；等到晚上10点，大家睡去，他才开始梳理和写作，直到凌晨两三点。关于霸陵，他想知道的更多，霸陵的门阙和寝殿尚未确定、陵邑在哪里、陪葬墓的数量和规模如何……
这位67岁的考古学家，研究秦汉陵墓40年，白发早已爬上双鬓，但他仍快乐得像个孩子。“考古是一份经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我们把西汉十一座帝陵都探了一遍，其中有9座是新发现的，这就是9次惊喜。”
白鹿原的夜，很宁静，只有远处的狗叫声。考古基地的大门正对着薄太后南陵，月光下，封土的影子依稀可见。焦南峰书房的灯一直亮着，月亮悄悄爬到上空，照亮了院子里的石碑，上面刻着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题写的四个大字：“叩坤补史”。
（记者 吴采倩 实习生 李欣然 孙卿悦）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