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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理气论是如何诠释的？陆世仪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陆世仪生活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解”的社会大变局中，明末农民揭竿而起和清军入关的现实社会政事状况也对他个人成长和思想形成的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末皇帝昏庸，边疆危机加剧，财政陷入困境，百姓负担沉重，社会经济衰退。
庞大的军费开支，明代王朝向农民加派的田赋日益繁重。农民不堪层层剥削之重负揭竿而起，在陕西首先爆发的起义战事，如风暴席卷全国，明王朝岌岌可危。崇祯五年，明王朝调集重兵围剿山西农民军，农民军次年转至河南与京师南部。为了保卫京师，朝廷征调数省重兵把农民军困于河南北部，之后明朝军队与农民军陷入焦灼混战，互有胜负。
在此局势下，陆世仪和好友陈瑚深感“时天下多故”，立志让自己成为“盖世奇男子”，先后拜师习武，研究阵法和用兵之道。在崇祯六年至九年期间，完成了自己关于兵阵思想的著作《八阵发明》。
崇祯十七年，明王朝垮台。陆世仪在确认明亡后，作诗两首，内心沉痛。顺治二年清朝大军进入江淮地区，围攻扬州城，史可法率领军民坚守抵抗，破城被杀。清军随即抵达南京城下，南明王铎、钱谦益等投降，弘光帝朱由崧出逃被俘，押送北京，后被斩首。
“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促使作为明遗民的陆世仪思考“出处”等问题，这些思考深刻地反映了陆世仪的学术思想性格。对陆世仪理气论的考察，不能脱离“回到程朱的运动”这一背景。明末清初学者希望能够扭转阳明心学的潮流，从而标举回到程朱的旗号，提出“唯有回到程朱才是正确的方向”。
而这场“回到程朱的运动”正是开始于陆世仪。作为清初朱子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极力维护和阐发朱子理气观的合理性，坚持以理气论表达其对形上本体的追求，积极反驳和回应薛瑄、蔡清、罗钦顺等学者对于程朱理气论的批评及其把“形上世界往下拉落”的思想倾向。
朱熹理气论的复杂性
在陆世仪之前，宋明理学在理气问题上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讨论。尤其是，朱熹在吸取周敦颐太极说、张载气本论思想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二程理气思想，提出了系统的理气论，往往被认为是中国哲学史首位系统研究解决理气问题的思想家。在朱熹之前，张载重视“气”而忽视“理”；二程强调视“理”但忽视“气”。
理学中的理与气，往往被理解为希腊宇宙论中的“形式”和“质料”，而两者的不同在于，理学家的“理”概念表达的事物的法则和规律，然而希腊哲学之“形式”指“共相”。
朱熹的理气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尤其是在“理气先后”问题上，他在曾在不同角度和不同时期进行了阐发，如学者陈来所见，正是这些不同角度导致了朱子在理气关系上产生了不同的见解气如一方面，朱熹主张“太极生阴阳”和“理生气”，另一方面则强调“理气不分”和“理在气中”。
按照葛荣晋的研宄，朱熹以“理”为第一性存在的“理气观”中包含了“以气为本”唯物主义思想因素的“气化学说”。然而，朱熹理气论的内在矛盾引起了他之后理学思想的分化。
尤其是，的理学家重点发展了朱熹理气论中“理气不分”的思想，反思和改造朱熹的理学体系，形成一股倡导以气为本体的具有明显唯物主义哲学倾向的思潮。对于朱子理气论的分化，日本学者山井涌也看到了这样的问题，朱熹之后，理学家在理气问题的分歧加大。
理学家对朱熹理气论的修正
元代的吴澄否认“理先气后”，他承认“理”规定和支配“气”，但“理”并非“别有一物”，它只是“气”所固有之“理”。此处应该注意的是，吴澄更进一步强调“理在气中”内涵应从“理者非别有一物在气中”来理解。
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评价吴澄理学思想时，提醒读者应“善看”其“理在其中”命题，认为“理气”关系是“有条不紊谓之理”与“流行之体”的关系，进而否定“别有一理”。可以说，黄百家这个解释是非常中肯恰当的。吴澄开启了此后明代理气一元论的先河。继吴澄之后，明初理学家薛瑄也对朱熹理气论提出异议。我们知道朱熹论“理先气后”是在“未有天地之先”而言的。
薛瑄针对性地进行驳斥，理气关系始终就是是相即不离的，从而否定“理先气后”的观念。薛瑄反对“理先气后”并非否定“理”的绝对优先性，而是解决朱熹“理先气后”命题造成的理气关系中的“间隙”，难免造成割裂“理”与“气”，因此，薛瑄强调一种“无缝隙”的理气关系，弥补朱熹的不足。
薛瑄的立场并非反朱子学的，他在辨析“理气聚散”问题时，又重新站到了朱熹的立场。比如：主张“气有聚散”而“理无聚散”，“气有消息”而“理无穷尽”，“理”始终还是超越性、永恒的，而气则是相对的、暂时的。
这与朱熹“且如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的观点是一致的。明代的蔡清在与心学派展开论战时积极捍卫朱熹理学。而陆世仪认为，朱熹“理先气后”、“理生气”观点是不正确的。
蔡清论证指出，宇宙是有气组成的，理只是“气之理”，他对陷入先儒“先有理而后有气”和“理生气”的主张，表示不认同、不理解。蔡清更进一步指出朱熹理先气后、理生气之说，是基于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误解。
他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者”，应理解为“即阴阳而指其本体”，并非“离乎阴阳”而独立存在的“道”。而之所以“指其本体”目的只是为使得事物的“道”与其“阴阳之气”混同在一起。蔡清坚持“理气不可分”的立场，否定有独立于“气”而存在的“理”。
罗钦顺“气上认理”的思想
罗钦顺被认为是明代中期从程朱学派分化出来的哲学家，他对程朱理气论提出类似蔡虚斋的观点，他向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熹理学发起挑战，这样的学风恐受了蔡清之影响。他因此也被推崇为“儒林中之杰出者”。
关于理气问题，罗钦顺继承了朱熹的“理不离气”的观点，但他不认同朱熹“理气决是二物”之主张，肯定“气上认理”。罗钦顺为了避免人们对“气上认理”的误解，特别将“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作了区分，反对以“认气为理”来理解“只就气认理”，认为两者关系稍有不辨，即蹈前人之弊。
“理”作为“气之条理”，是事物的属性方面；“气”属于存在范畴。性质应该在存在实体上进行体认，但决不可将“性质”与“存在”混清，因此，“认气为理”是荒谬的。
关于“理”的理解，罗钦顺强调“理只是气之理”，要认识“气之理”自然应该在“转折处”观察气的往复变易，从而掌握“其所以然”之“理”。气的变化似乎“若有一物主宰”，万物变化都是这个主宰“使之然者”，因此，将其命名为“理”。在罗钦顺看来，作为“若有一物”的“理”，并非真“实体”，他对以往的“主宰”说都有所不满。基于以上认识，罗钦顺指出程颐和朱熹思想中存在“未将其定于一”的情况。
他对程颢的学说无所怀疑，但对程颐和朱熹，则不能无疑。因为程朱论学自相矛盾之处，所谓“未见其定于一”。他认为，研究程朱之学，应纠正其学说中不一致之处，而这只有遵从程朱之学的学者才能做到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他对程朱理气论的修正立场。
他对程颐和朱熹理气论表示不满，指出程颐以“所以”对道与阴阳作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区分，朱熹关于“理与气决是二物”、“气强理弱”等观点，都将“理气”视为二物的嫌疑。
与此相反，罗钦顺认同程颢“元来只此是道”的观点，因为它体现了理气一体的“浑然之妙”。关于罗钦顺对程朱思想的批评，陆世仪表示罗钦顺对程朱的评价是不周全的，所谓“整庵之见，犹有未到也”。
太极与阴阳的关系乃是“不离不杂”，而罗钦顺仅仅看到了程颢“原来只此是道”与朱熹“阴阳不息即是道”所体现的“不离阴阳之太极”方面；但是忽视了程颐“所以阴阳者道”与朱熹“理与气决是二物”中所表达的“不杂阴阳之太极”方面。
罗钦顺对程朱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反而是因为自己的太极阴阳、理气关系认识的狭隘造成了对程朱的误读。陆世仪认为薛瑄理气观中也存在同样的错误。在罗钦顺的《困知记》中，有罗钦顺关于薛瑄的评论。
其中，罗钦顺表达了对薛瑄《读书录》见解的钦佩，他对薛瑄在《读书录》中表达的“理气无缝隙，故曰器亦道，道亦器”的观念的高度肯定，认为与他的想法“不期而合”。然而，对薛瑄“气有聚散，理无聚散”的看法，罗钦顺表示不认同，认为他将理气认作“二物”，如肯定薛瑄关于理气聚散上有差异的观点，将造成对“器亦道，道亦器”观点的否定。
可见，罗钦顺“就气认理”的理气观在继承薛瑄观点基础上，更彻底地发展理气一体论，从而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理气为二说。在此基础上，罗钦顺表达了自己关于理气聚散问题的见解。
他说：“尝窃以为，气之聚便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他坚持理气乃“一物”，把理看作为“气之理”，气有聚散，就有聚散之理。如果说“气有聚散而理无聚散”，就会以“理气为二物”，最终走向以理为主宰的唯心论。这实际上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它把之前理学家颠倒了的理气关系重新纠正过来。
陆世仪显然不同意罗钦顺将“理”局限于在气的“聚散”上，在他看来，虽然罗钦顺关于理气聚散的表达与“不离阴阳之太极”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但他忽视了“理”作为“不杂阴阳之太极”，不懂得“理”现象背后“所以为聚散者”，而这恰恰是更重要的部分。
以上是陆世仪著作中所关切到的理气论发展历史线索，陆世仪理气论正是在这个历史线索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陆世仪的理气论就不得不对朱熹及罗钦顺等人的理气观进行梳理。陆世仪无疑是个儒者，但又与正统儒者有别，正统儒者重道德理性而轻知识理性，但陆氏却坚持“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强调知识理性对于儒学的固有与应有之义。
他也可以说是个理学家，但他既批评程朱理学之偏颇，又批评陆王心学将儒学禅学化，更反对主流理学家一味将原始儒学玄化、思辨化，强调儒学面向现实社会，经世致用。
他固然是个学者，但他不提倡学者在书斋里做学问，以书本知识为重，而提倡学者树立担当情怀，以经世、济世之实学为重。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较之正统的儒家或主流的理学家，陆世仪只可谓：主动边缘化的儒家学者。
这里所谓“主动边缘化”，是指陆世仪自觉地与正统儒家、主流理学家拉开距离，以非正统、非主流的立场与态度来推进儒学、理学的发展。就陆世仪而言，他主动选择做一个边缘化的儒家学者，有其历史、思想、政治立场等方面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