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达(法达星盘)

瞭望 | 盟友的困境

美国收割好处，欧洲吞下苦果。欧洲的财富加速流向美国，乌克兰危机成了美国使资本回流和缓解经济滞胀的一个“风口”

欧洲安全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裹挟，不仅增加了欧洲自主构建未来区域安全秩序的难度，更使其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欧俄互信的安全机制

美国以安全之名进一步捆绑欧洲，目的也是使后者在未来的东西方大博弈中进一步失去自主性和选择权

美国的盟友为何如此脆弱？一方面源于其中一些国家缺乏战略自主、安全自主、政治自主、经济自主，被美国捆绑后不得不随美国起舞，也不得不被美国“收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进入不断爆发冲突与危机的时期，继而加剧了经济失序与安全失控

美西方使用多种极限施压手段都未能实现孤立俄罗斯的目标，暴露出其无法依靠集团实力优势维持全球霸权体系的困境，更暴露出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面临道义缺失的困境

文 | 贺之杲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欧洲一直处于紧急或危机状态。长期以来，欧洲精英笃信危机可以倒逼改革，危中有机，危机是转型的催化剂，而乌克兰危机严重冲击了欧洲国家的心理防线和安全认知。

欧洲正陷入复合危机泥潭，欧洲安全秩序乃至政治经济秩序正进入新一轮调整和重塑阶段。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与欧洲内在结构性矛盾相互叠加，正使其加速滑向困局。而欧洲的困局，也成了以美国盟友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现实处境的一个缩影。

在德国波恩一加油站，一名男子望向油价显示屏（2022年8月31日摄） 新华社/路透

美国的战略裹挟

长期以来，美国的战略意图是维持东亚和欧洲地区的权力均衡，通过遏制竞争对手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美国领导的北约追求的是绝对安全和无节制扩张。作为世界上军事开支最多、武器装备最强、军力部署最广的军事政治组织，北约构建了针对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包围圈，过度东扩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加深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

乌克兰危机是美国战略冒险的最新体现，其本质是牺牲欧洲盟友的利益来换取美国的一己私利——借乌克兰危机加紧对欧洲盟友的捆绑，实现遏俄控欧的战略目标。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通过价值观外交和盟友外交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修复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欧美裂痕，还在亚欧大陆营造了集团对抗的“新冷战”氛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保持对中国的持久竞争优势将是优先事项，同时要约束仍然极其危险的俄罗斯”，意在强化大国竞争的零和博弈。这背后就是美国的集团对抗和冷战思维，体现在欧洲方向就是通过操纵北约和裹挟欧洲来维护其全球霸权。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安全利益被美国进一步裹挟，欧俄关系陷入竞争冲突之中，不仅增加了欧洲自主构建未来区域安全秩序的难度，更使其无法在短时间内建立欧俄互信的安全机制。此外，美国以安全之名进一步捆绑欧洲，目的也是使后者在未来的东西方大博弈中进一步失去自主性和选择权。

经济和金融方面，乌克兰危机发生后欧洲国家能源紧缺，纷纷增加军费，美国不仅以更高的价格向欧洲出售了更多的天然气，其军工复合体更是大发横财。同时，欧洲的财富加速流向美国，乌克兰危机成了美国使资本回流和缓解经济滞胀的一个“风口”。

欧洲吞下苦果

美国收割好处，欧洲吞下苦果。美国挑起的乌克兰危机给欧洲带来的冲击，已从战场传导至经济领域，能源价格飙升、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经济复苏势头进一步承压。欧洲不得不承受随美起舞的后果。

其一，欧洲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的“反噬效应”令欧洲国家深陷能源危机。

欧洲与俄罗斯能源“脱钩”之后，欧洲正陷入能源短缺和价格高涨的困境。2021年，欧盟41%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如今，受“断气”影响，欧洲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愈发寸步难行，民众用气、用电等生活成本飙升，生活质量受损。随之，游行和抗议此起彼伏，“街头政治”蜂拥而至。近几个月，捷克、德国、法国等国多次爆发抗议活动，民众抗议物价上涨，呼吁政府调整对俄立场。

同时，欧洲还落入高度依赖美国能源供给的陷阱之中。近日，欧盟内部市场委员蒂埃里·布雷顿称，欧洲进口美国天然气价格是美国国内的4倍。美国成为欧洲能源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欧洲则愈发质疑美国牺牲欧洲利益来延缓其霸权衰落的步伐。

其二，欧洲企业面临成本增加、投资减速的困境。

过去，欧洲经济的“去工业化”进程已使其产业“空心化”问题暴露出来。乌克兰危机之下，欧洲制造业原材料短缺，生产成本飙升。一方面，大批化肥厂、有色金属工厂关闭；另一方面，在高通胀和能源危机的双重影响下，欧洲制造业加速外流。这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去工业化”。

在欧洲工业遭受重创的时刻，美国的单边主义经济政策更令欧洲经济雪上加霜。美国政府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拟提供高额补贴支持电动汽车、清洁能源等多行业的生产和投资，但其中多项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仅面向美国本土企业或在美运营的企业。欧洲认为《通胀削减法案》破坏了美欧公平竞争环境，提供的是“会扭曲竞争的歧视性补贴”。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提议出台“购买欧洲法案”，以保卫欧洲经济。欧美围绕《通胀削减法案》的摩擦是否会引发新一轮贸易战还需观察，但表明欧美远非铁板一块，不排除贸易问题逐渐蔓延成为一场信任危机。

其三，欧洲经济持续承压。

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近日称，2023年欧盟经济预计仅增长0.3%，若通胀水平持续居高不下，欧洲经济难逃滞胀风险。另一方面则是，美联储连续激进加息，美国紧缩力度大于欧洲，引起欧洲货币贬值，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20年来新低，进一步造成欧洲经济整体低迷。当下，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着既要通过增加税收和削减开支确保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又要促进未来投资的艰巨任务。

在希腊首都雅典南郊的格利法达，一名男子搬运免费木柴（2022年10月20日摄） 莱夫特里斯·帕察里斯摄/本刊

虚幻的团结

乌克兰危机刚刚爆发后，欧洲空前团结一致，其中既有对突发事件的应激反应因素，也有反俄的情绪化因素。美西方利用乌克兰危机强化俄罗斯的“敌人”身份，不断对俄进行污名化舆论操作，并强化“和威权”叙事，使反俄成为一种绝对的“政治正确”，欧洲国家原本的分歧在反俄挺乌面前迅速消失。

然而，随着战事的推进和危机的持续，欧洲内部的立场差异开始逐渐显现。

对于乌克兰危机爆发的原因，德国选择党主席魏德尔称，“西方部分群体的冷战思维导致了俄乌冲突爆发。”法国极右翼领导人泽穆尔称，“北约未停止扩张须为俄乌冲突负重大责任。”但这些声音大多来自反对党。

对于欧洲对俄制裁升级及其效果，欧洲的分歧也在增大。德国智库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贾尼斯·克鲁格认为，“欧盟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措施，这将决定战争走向。”英国智库政策交流的加布里埃尔·埃莱夫特留则认为，“对俄制裁可能适得其反。”

对于如何解决能源危机，欧洲各国更是缺乏团结。德国政府拟投入2000亿欧元应对能源危机，并为能源价格设置上限。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眼中，德国的能源保护计划是损害欧洲单一市场和竞争规则的举措，可能会引发进一步推高能源价格的补贴竞赛。

面对乌克兰危机的长期化和复杂化，欧洲社会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焦虑情绪不断上升。欧洲已普遍感受到“战争疲劳”“援助疲劳”，这可能会成为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如果美国在中期选举后调整对乌克兰的支持，那么乌克兰就会需要欧洲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但是，欧洲经济已陷入通胀和债务危机两大泥潭，其经济社会压力无疑会使各国政府降低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在欧洲经济相对衰落和失业率上升的背景下，乌克兰危机则有可能使欧洲内部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正是因为内部对乌克兰危机及应对民生和能源危机的意见不一致，意大利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2022年9月，极右翼政党意大利兄弟党联合联盟党和意大利力量党赢得大选。意大利新政府将“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推行更多保护主义的、内向的政策。此外，民粹主义政党瑞典也在2022年9月的瑞典议会选举中跃升为第二大党。法国极右翼阵营在2022年4月的法国大选中获得接近三分之一的选票。种种迹象显示，乌克兰危机对欧洲政治生态的负面外溢影响日益凸显。

脆弱的盟友

2022年世界一些乱局出现的根源是美国毫无底线地破坏现存国际格局和现行国际规则，一边挑起地缘冲突制造对抗，撕裂亚欧大陆，以“新冷战”逼迫国际社会选边站队，打压非西方力量，一边进行逆全球化、逆市场化操作，撕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以政治手段强化科技竞争并辅以加息手段操控产业向美国转移，资本向美国流动，借此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绑架了欧洲、日本、韩国等盟友，一方面又牺牲了后者的利益。

美国不仅在欧洲方向挑起乌克兰危机，还企图祸水东引，加速在亚太地区推动“北约化”。近年来，北约持续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2022年，北约再次发布新“战略概念”文件，称中国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遏华抗华意图明显。2022年，北约峰会首度邀请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加，意图将这些国家打造成美在亚太地区构建遏华阵线的重要依托。

其结果是，美国以军事集团对抗谋求绝对安全，通过贩卖安全焦虑营造安全恐慌，强化朋友和敌人的身份对立，胁迫盟友选边站队，拉拢地区伙伴入局，对大国关系和全球安全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也严重恶化了盟友的生存环境。

经贸和金融方面，美国拼凑“芯片四方联盟”，出炉《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围堵，扶持芯片、新能源等产业在美研发制造，为了压低自身通胀率不负责任地连续加息。在此过程中，美国丝毫没有顾及盟友的利益。

欧洲、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已深受能源危机、供应链危机的影响。比如，“芯片四方联盟”企图彻底撕裂全球半导体产业链，打压中国半导体行业发展，迟滞中国科技创新发展步伐。《2022芯片与科学法案》则与之配合，利用各大芯片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以联邦政府芯片补贴为杠杆和手段，迫使盟友的相关企业顺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政治意志。美国盟友的企业若不接受“中国护栏”条款，就无法获得美联邦政府芯片补贴，从而难免在半导体行业竞争中陷入不利地位；若接受美联邦政府芯片补贴，就意味着10年内不得在中国增产小于28纳米的先进制程芯片，将丢掉巨大的市场。这是典型的美国对盟友的经济胁迫。韩国《韩民族日报》刊发社论直言，美方的要求已达到侵害韩国经济主权的水平，严重损害两国互信。

2022年美联储数次加息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遭受巨大冲击。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20年来新低，日元和韩元也面临持续贬值压力——日元兑美元汇率创24年新低，韩元兑美元汇率则是13年来首次跌破1380关口。欧元区经济前景不容乐观；日本2022年三季度实际GDP环比下降0.3%，自2021年三季度以来首次出现下滑；韩国的家庭负债出现了急速增长趋势，有可能成为韩国经济的“堰塞湖”。

美国的盟友为何如此脆弱？一方面源于其中一些国家缺乏战略自主、安全自主、政治自主、经济自主，被美国捆绑后不得不随美国起舞，也不得不被美国“收割”。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进入不断爆发冲突与危机的时期，继而加剧了经济失序与安全失控。

总体来看，脆弱的不仅是美国的盟友，更是整个西方。美西方使用多种极限施压手段都未能实现孤立俄罗斯的目标，暴露出其无法依靠集团实力优势维持全球霸权体系的困境，更暴露出美西方主导的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面临道义缺失的困境。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简单来谈谈古典占星

最近迷上了古典占星，觉得很多古典占星的观念也是非常好用的。现代占星太倾向于心理学，像之前有跟大家说过，英国皇家占星学院的老师对于T-square的看法都过于“正向”了，在没有学习，对自身有所了解之前，90度的相位的案主，必然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加害者。当帮个案看行运的时候，看到四分相不能跟个案说你一定会通过这件事得到现实的成长吧？规避现实世俗的风险不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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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占星学的观念是外在的现实世界，物质世界的情况，所有的外在境遇都是源自于我们的内心之中，只要改变我们的起心动念，外在世界就能够发生改变，过度强调“人定胜天”的力量，忽视一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的人走着走着，楼上有人跳楼了，然后当场被砸死，这算什么呢？或者有的人，什么也不因为，别杀人犯事了，自己无缘无故坐牢好多年，直到真正的犯案者被捕，自己才无罪释放，有些事情也不尽然是人力所能够支配，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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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占星学的“好”与“坏”都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古典占星学家主要是判断人生事项的好坏，或者用行星和它的力量，位置来判断吉凶，同时非常在意人是否幸福，但是幸福究竟是什么？拥有好的现实环境就一定幸福吗？贫穷会限制人们的幸福吗？下面会说两种关于如何界定幸福的哲学观，以及一些古典占星学界定所谓“好”与“坏”的核心价值观念。

1.亚里士多德学派认为幸福感是心灵上的状态，是心灵面对外在物质选择平衡感受的结果。当我们面对现实世俗好坏事时，可以使用：1.理性的判断；2.适当平衡的感受；3.让前述的选择成为惯性的反应。

2.斯多葛学派认为外在事物并没有所的“好”与“坏”，只有我们的情绪状态才能决定幸福，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容不容许让一件事情来左右我们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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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分别谈一谈这两个哲学观念与我们古典占星观念有什么关系。首先来谈第一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我们具有稳定的平衡状态，以及稳定的极端状态，还有缺乏自我控制力着三种状态。当行星落入庙，就是当事人具有平衡的能力，当行星落旺，就是当事人有过度自信的缺点，当行星入弱，就会显示出明显的缺乏自制力的缺陷，这就是行星所谓“力量”的展现方式。

斯多葛学派认为“好”是合乎天性的结果，“坏”是不合乎天性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将自己的情绪投注到一些“不重要”的事物上，斯多葛学派的观点是我们的情绪是来源于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古典占星庙旺弱陷，以及宫位能量的核心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哲学观念衍生而来的，不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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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占星学有非常非常多的观念是很有用的，我一直是建议可以同时使用的。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古典占星学的宫位制，解释方式，以及行星的使用，与我们现代占星不尽相同，如果按照现代占星的方式跑出来的盘，或者自己根本不了解。就去看法达盘，真的不建议使用。法达盘的原理都不知道，就照搬现代占星的理论，有些牵强。

还有很多古典占星师会用几个阿拉伯点，都是通过上升，太阳，月亮等等元素，加加减减而来，阿拉伯点并不是真的行星。什么幸运点，福点，他们都不是行星，是用一定的计算方式，再加上每个人是白天还是黑天出生的不同方式计算。在这里科普一下，以及古典占星认为白天出生的人，太阳的影响会更大，夜晚出生的人，月亮的影响力会更大。

其实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先学习现代占星，然后学习古典占星，也可以先学习古典占星，再学习现代占星，最后两个结合一起使用，这样可以最大程度的帮案主看到最全面的线索。千万不要这个学的上不去，下不来的，又去学另一个占星观念。最后说起来，自己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观念的，有其中一门的深入学习，另一门的观念自然也会好理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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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总结一些古典占星和现代占星的不同之处

（个人总结，有遗漏的地方见谅）

以上关于古典占星就先介绍这么多，想到哪就写到哪了。

专访汪民安：后现代概念为什么过时了？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像大多数人一样，汪民安被困在家中，“呆着”，在无法做什么的状况下，汪民安充分发挥了“去做”的潜能。过去几年的写作，在今年集中出版。除了两本旧书重印之外，汪民安今年还有3本新书出版。

七月出版的《论爱欲》脱胎自他尚未写完的另一本有关生命哲学的书，“爱欲”是其中的一章，但“写着写着，太长了，写了16万字，就索性单独拿出来出一本”。10月份刚刚出版的《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是他近几年来在主题和思考上有关联的论文合集。还有一本是下个月即将面世的艺术评论集《绘画反对图像》。几本书串起了汪民安过去十多年内的理论趣味变化：从身体到情动，从空间到物质，从后现代到当代性。

《情动、物质与当代性》，汪民安著，胡杨文化｜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

乍看之下，这些主题似乎很贴合当下文化研究的学术潮流走向。但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一书的“后记”里，他却说：“我并不是受到情动转向和物质转向这样席卷性的理论潮流的挟裹而去写，我也没有依照严格的理论模式去从事我的研究。相反，我是出于经验、兴趣以及某种理论直觉去写作的……我抱有这样一个理想：激活理论，让它流动起来，并且可以到处运转，甚至将它拖到我也无法预料的地方。我相信，将理论进行封闭性的还原解释实际上是对理论的扼杀。”

事实也的确如此。身为学者，汪民安对理论的探索并不完全是去寻求对理论的准确“解释”，他更关心理论是否有趣，关心它如何被出人意料地重读和运用。在学术研究和写作之外，汪民安有着多重身份，他做过编辑，主编过系列丛书，拍过两部论文电影，也策划过艺术展览。

此外，他还是“一个每周都必须上课”的教师。在知乎“如何评价汪民安”的问答词条下，一位用户这样答道：“汪老师讲课的时候刚开始喃喃私语，然后开始遁入一种迷狂中，语句很长，充满韵律，带着湖北口音，他的演讲和上课很吸引人，他说话的韵律有着一种别样的魅力。”

今年10月，借着最近的新书出版之际，我们和汪民安做了一次采访。采访后，我们还去蹭了一堂汪民安的文化理论专题课。而汪民安的授课风格，如他的研究与写作，也是情动式的，没有PPT，也没有什么板书，就坐在那里讲述，像是回到哲学的口语源头，情感不断起伏，穿行于理论与现实之间。同学在下面一边听着一边飞快地记着笔记。

汪民安，1969年出生于湖北新洲。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批评理论，文化研究，现代艺术和文学。出版《福柯的界线》《尼采与身体》等十几部专著；最新著作是《论爱欲》《情动、物质与当代性》。

每周三晚上7点前后，汪民安会准时出现在清华大学第六教学楼三楼的一间教室门口。这门课是汪民安这学期的主要教学安排，一周三个课时，面向本科生的《文化理论专题》。

一间容纳60人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有学生提前两个小时来占位置。教室过道上也放满了从其他教室搬来的凳子。因为疫情，有学生无法到场，只能线上接入。教室里大概有一半是旁听生。汪民安眼睛不太好，辨识面孔的能力很差。他也搞不清楚谁是旁听生谁是选课生。一学期下来，只对前排的学生有印象。

7点20分，上课铃响，汪民安从门口走上讲台。当天的pre部分是上周未完成的学生分组作业展示，主题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读书笔记。第一组学生上台，汪民安搬一把椅子坐到门边，侧身相向，眼镜推上头顶，全程认真倾听，偶尔会抬头看看PPT。两组分享完毕，汪民安走上台前稍作点评，再次强调了这本书的重要性，“它是一本毫无争议的经典。人文学科的大学生都应该读这本书。”

接下来就是汪民安讲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汪民安重新戴上眼镜，接着上周的课讲情境主义的两大战术：异轨与漂移。讲完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内涵之后，他举了两个艺术家的作品例子：艺术家谢德庆在纽约有一年不进入任何室内空间，以及神秘的班克斯的涂鸦行为。前者类似于漂移，后者类似于异轨。

9点40分，下课前10分钟。汪民安刚讲完福柯对于德波的批评，“他的批评实际上对德波伤害很大……”停顿了一会儿，“我脑子已经不行了。”他冒出一句，很快又开始讲：“对于波德里亚来说，拟像可以吞噬一切。”下课铃响。

有学生过来提问。10点20分，汪民安解答完学生的提问，走出教室。门口仍旧围着一些学生，有他的博士生、硕士生，还有些旁听生。汪民安和学生一同走出教学楼，一路闲谈，告别。

课堂上的汪民安。

汪民安，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69年出生于湖北新洲，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很少有人知道，进入大学教书之前，汪民安最开始的职业是出版社编辑，曾编辑出版过一套译丛“知识分子图书馆”，是国内较早成系统地翻译的批评理论丛书。

成为大学老师之后，汪民安仍然保持着编书的习惯。2003年到2014年，汪民安一直是不定期出版物《生产》的主编，每期一个主题，译介国外最新理论探索。对于许多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说，正是通过《生产》，才第一次读到了阿甘本、巴迪欧、哈拉维等当下流行的西方学术明星。

《生产（第一辑）：战争的伦理和政治》，汪民安主编，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

汪民安的博士生王艳秋就是其中一位。“汪老师主编的《生产》系列，对我和我身边的朋友都有很大影响，那种冲击可能不亚于我第一次读《知识考古学》。”尽管《生产》已停刊好几年。但是，王艳秋和几位同学仍在通过新媒介的方式继续着类似的介绍工作。

2016年，福柯诞辰90周年。汪民安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米歇尔·福柯》。放映会现场，汪民安被问及为什么要为福柯拍这样一部纪录片，“就是我喜欢福柯。”简单、直白。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如今，汪民安认为自己过的是一种简单的知识分子式的生活。除了教学、研究、写作和必须参加的讲座和会议之类外，大部分时间他就在家待着。“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就是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待着不动。正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多了，就写了一本《论家用电器》。”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汪民安的采访。我们的话题从他的经历聊起，聊到近年来的学术趣味转向与关键概念。当然，我们也聊到了福柯。

“就是一个每周都必须上课的教师”

新京报：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经历、求学经历和研究经历吗？从今天回望，你认为哪个阶段对你人生的影响更大？或者说，存在哪些对于生命而言决定性的“事件”？

汪民安：我的经历平淡无奇。你知道，发表文章出版书籍或者讲座什么的，经常需要你提交一份简历，有些还要求字数。我的一个朋友在澳门发表了一篇我的文章，说杂志这个栏目很重要，需要个人500字的简历！我绞尽脑汁也编不出这么多字来。我没有值得一提的经历、奖项、荣誉和头衔，就是一个每周都必须上课的教师。

我是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上的大学，在90年代中期读完了硕士。过后几年又读完了博士。我开始的职业是出版社的编辑。我做编辑最主要的工作是和社科院的王逢振老师合作编辑出版了一套“知识分子图书馆”，这是国内比较早地成系统地翻译批评理论的丛书。

“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之《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美]海登·怀特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那段时期的工作非常愉快，因为那个时候出版社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编辑这样的书也符合我的专业兴趣，而且一年看几本书就够了，并不忙碌，我还有大把的时间在二环内闲逛。我每周两次来后海旁边的出版社上班，每次来我就要围着后海逛一大圈。那个时候后海很安静，只有银锭桥旁边的一家永远是大开着窗户的酒吧。我经常一个人坐在里边看着桥上的人来人往发呆。后来离开了出版社是因为整个出版界都转向市场了，编辑必须给出版社挣钱。我无法适应这样的处境，就去大学教书了。

至于我的决定性“事件”，就是两次相遇——我和我的硕士导师以及博士导师的相遇。他们收留了我，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影响了我和教育了我。如果我没有碰到两位老师，我不知道我会是什么样子，但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新京报：你提到过“虽然在大学中，但我自觉我的性情并不适合大学”。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吗？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日常生活的轨迹大概是什么样的？

汪民安：在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我难以忍受各种束缚。我特别理解居伊·德波这样的情境主义者的口号：“永不工作”。当然，这对今天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理想了。不过，相对于其他工作而言，大学还是最适合我的。如果你没有太多的其他追求，而只是觉得读书、写作乃至教学还有意思的话，那大学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我差不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追求的人，没有追求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轨迹。就是大多数时间在家里待着不动。正是在家里待的时间太多了，就写了一本《论家用电器》。

《论家用电器》，汪民安著，新行思｜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

新京报：你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和艺术家来往。此前的访问中，你也谈到过：“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差异在于，他们不体系化，没有固定模式和知识束缚，依赖感性和直觉。虽然有浅白的一面，但是也有敏锐的一面。因为不受约束，在行动、实践、语言、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的啃噬方面，艺术家比知识分子更有活力。”你和艺术家的接触，艺术生产的介入与艺术评论的写作，对于你的生活、学术思考、风格产生过哪些影响？

汪民安：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喜欢看艺术家的传记，相较于艺术家的作品，我更喜欢艺术家的生活——那种创造性的自由生活。二十世纪的艺术家中，我最喜欢达达和杜尚，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本身。他们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作品。艺术家和大学教师是我接触到的最多的两类人。我在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了很多艺术家朋友。他们和大学知识分子非常不一样——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相近之处。或许正是和艺术家的持久接触，使我的生活不是那么知识分子化。我的学生经常说我不像一个典型的大学老师。当然，我也不是一个艺术家，我也过不了艺术家的生活。

我写过一些艺术评论文章，这些文章的结集《绘画反对图像》下个月就出版了。写这些文章当然一方面是跟艺术家接触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理论本身的原因。虽然有一种所谓的纯理论，但理论同时也一直是在和别的学科嫁接的过程中来发展自己。在今天，艺术和理论的关系非常密切。理论的主要兴趣对象也从二三十年前的文学转向了艺术。

在欧美的大学中，文学理论这个概念已经不太流行了。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视觉文化理论，图像理论或电影理论。理论总是有冲动要探讨具体的文本。有一些中文系和哲学系的师生也转向图像和视觉文化研究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感觉到，对理论感兴趣的主要是艺术学院的学生而不是中文系的学生。

纪录片《我们一起游荡在夜的黑暗中，然后被烈火吞噬》剧照。

新京报：2003年到2014年这段时间，你一直是《生产》系列的主编。能否展开谈谈，当时为什么想开启这样一项工作，又为何停止了？它和自上世纪90年启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以及之后的“人文科学译丛”的关系是什么？

汪民安：我2003年开始编辑《生产》，2004年出版了第一期。以后差不多是每年出一本，大概出版了十四期就停止了。我最基本的动机是介绍国外的最新理论探索。那个时候的网络没现在这么普及，人们对国外的学术进展还很陌生。这个杂志是我一个人具体负责的，我在工作的时候不太喜欢找合作者，也不喜欢开什么选题会来回讨论。我只是对我个人的兴趣负责。

在编辑《生产》的十几年中，我没有为这个杂志开过任何一次会，也没有和任何人商量选题的事情。我自己确定选题就行了。我那个时候年轻，可以干很多活。我经常一个人骑车去国图的外文新书资料室查找和复印资料。我把复印的资料分头寄给朋友们，让他们翻译，然后我把稿子收起来，交给出版社。整个过程就是这样，非常简单。最后几年，我有点跑不动了，我在网上查到了资料，让学生去国图借书复印，他们后来也可以翻译了，我的工作就简单多了。另外，《生产》得到了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没有这些帮助是不可能持续出版的。有几位提供关键支持的朋友，现在虽然联系不多，但我一直铭记在心。

《生产（第12辑）：事件哲学》，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至于为什么停止了，我觉得是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生产》在十几年前开始翻译介绍阿甘本、巴迪欧、哈拉维等人的时候，国内还没有他们的著作出版。但现在这些人在国内已经非常流行了。国内最近十来年翻译了大量的理论著作。也可以说，因为网络的普及和便捷，现在国内外的学术信息基本上不存在时间方面的落差。国外的学术热点在国内很快就会引起关注，不再需要通过一本书来迂回绕道地介绍了。

“知识分子图书馆”和“人文科学译丛”这两套书，在性质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前后跨越了二十多年。从书目上也可以看出理论在发生变化。还有一个差异是，前者我是作为出版社的编辑来工作的，后者是我作为主编来和出版社的杨全强合作的。而《生产》，我既是主编也是编辑。我从二十多岁一直到现在编了太久的书了，已经对这个工作没有了。我以后不会再编书了。现在有更年轻的人在从事编译和出版工作。

新京报：近年来，你在译介和研究这些国外的前沿理论过程中，有过哪些惊喜的发现吗？在当下中文世界对于哲学、文化理论的关注中，又有哪些是亟待开掘的？

汪民安：至于现在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前沿理论，我只能说，理论越来越多样化了。但总体上来看，半个世纪前的那种充满想象力的元理论创造的时代结束了。法国的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和拉康以及德国的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等代表了理论辉煌的最后一代。他们的理论不仅仅是关注现时，还努力超出现时使之具有更抽象更普遍的适应性。现在的理论家可能情况相反，他们的眼光主要盯住现时，是将那种更抽象的理论来解释现时从而完善、发展和修补一种更加局部化更加专门化的理论。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是我的此刻经验，促使我展开理论研究。”

新京报：今年你有五本书出版。除了《身体、空间与后现代》《论家用电器》（均为再版），还有前段时间出版的《论爱欲》和刚刚出版的《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以及你即将出版的《绘画反对图像》。几本书串起了你近年来理论趣味的变化：身体对应情动，空间对应物质，后现代对应当代性。对你而言，这种趣味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汪民安：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我的研究工作和方向都是按照兴趣展开的。我大学上的是中文系，我的大学时光主要是看小说，这就很自然地会遇到当时流行的卡夫卡、贝克特这类作家。我非常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我不清楚为什么。我为了搞懂这些就去找评论文章看。也就是说，我正是为了理解这些小说才去读理论书籍的。但是，我发现理论让我很着迷。理论比卡夫卡更难懂，但是，好像也对我更有吸引力。那个时候我就莫名其妙地被解构，被符号学这样的东西所吸引——尽管我当时既没有搞懂什么是解构也没有搞懂什么是符号学。

我大概就是这样摸进理论研究领域的。我的研究不怎么受周围人影响，主要靠的是直觉和兴趣本身。因此很难说得上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学术规划。如果你非要让我说我有什么思考谱系的话，那或许就是我总是以理论的方式来回应当下的文化生活，来回应我自己的经验。也就是说，是此时此刻的文化生活，是我的此刻经验促使我展开理论研究——虽然我的书中可能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经验场景，也没有出现我自己。

新京报：为什么会在20年前开始研究身体理论和空间理论？

汪民安：我就是觉得如果我要理解世界，我要获得世界的有关知识的话，那么，我最先要理解的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和我的欲望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对尼采、巴塔耶、德勒兹和福柯这些非常强调身体和欲望的哲学家感兴趣的原因，他们构成我青年时期的主要作者。这也可以解释我那个时候为什么不太喜欢现象学的身体概念。比如梅洛·庞蒂，甚至是受他影响的布尔迪厄，我在他们的身体中没有找到尼采式的欲望。

为什么研究空间？空间是跟身体最紧密相关的一个场所。你甚至可以说，空间和身体还是一种装配关系，这一点梅洛·庞蒂做了非常完美的论述。不过，对我来说，研究空间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已经开始了喧嚣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房地产的大规模扩张——我那时也被住房的问题所折磨，我的空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空间焦虑相关的。

电影《生态箱》剧照。

你看，我虽然是从事理论研究，但绝对是以经验为出发点的。如果你看到我在研究什么理论，可能就是因为我对那个理论背后的经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简单地说，我的理论研究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在试图展示生活经验和历史经验的变化。

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将理论和哲学区分开来。对哲学而言，尤其是那些思辨类型的哲学，它们更偏好传统的概念游戏，偏好哲学家之间的相互辩驳和哲学传统的继承和批判等等，哲学和哲学家所置身的时代通常被忽视了。与之不同，我们今天一般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更多地逃逸出纯粹的概念思辨的范畴，而不断地向传统哲学之外的领地渗透，不断地和其他的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相结合，并借此同当下活生生的经验发生联系。

“现代主义式的忧郁遍布全球。”

新京报：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的“后记”中，你提到，情动（感）和物质这样的主题已经吸引了你很久，为什么会从“身体”转向“情动”？

汪民安：从身体到情动（affect）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情动就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感应关系。当然，这也跟阅读德勒兹有关。我大概在2000年前后读到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那本书精彩绝伦，完全可以和海德格尔的巨著《尼采》相提并论。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迷恋德勒兹的。情动是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激活的概念。对德勒兹来说，有两个身体，一个是“无器官的身体”，这样的身体特别强调身体内部的强度，身体的内在性，身体内部力和力的争斗；还有另一个与“情动”相关的身体，它要讨论的就是身体和身体，身体和身体外部之间的关系。

《尼采与哲学》，[法]吉尔·德勒兹著，周颖/刘玉宇译，上河卓远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我们对一个内在性的身体感兴趣，还会对身体和身体之间的感应，你也可以说身体和身体之间彼此激发的情感波动感兴趣。我觉得德勒兹是试图通过激活斯宾诺莎的情动概念来和梅洛·庞蒂的身体概念进行竞争。他有好几次隐含地批评后者的身体概念太过表面化。我个人的感觉是德勒兹认为梅洛·庞蒂太强调知觉，而不是强调身体内部的力的竞争和嬉戏。

当然，现在流行的“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的理论潮流，不止是斯宾诺莎-德勒兹这一派，还有一个主要是北美的将精神分析和性别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情感理论，这是从汤姆金斯（Silvan Tomkins）到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发展出来的一套更加经验化和政治化的情感理论。不过，现在情感理论好像已经渗透到不同的人文科学领域中去了。

新京报：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物的转向”。这就不得不提到2007年以来大陆哲学的一个运动思潮：“思辨实在论（speculative realism）”。在2015年出版的《生产（第10辑）》中，你也曾将主题定为“迈向思辨实在论”。能否展开谈一谈，思辨实在论的兴起、内部不同的脉络/代表人物以及它的重要性？

汪民安：“思辨实在论”也是一个比较含糊的命名。他们是一个相对年轻的跨国哲学研究小组，在网络上联系沟通，后来在伦敦的金匠学院（Goldsmiths）开了一个会议。与之前的哲学流派非常不一样的是，这个哲学小组采用的是某种学术战略，就是借助新的互联网媒体，设计一套明确的规划和方案来推出自己的主张和观点。这是学术生产的一个新方式。实际上借助这个方式他们也成功了，他们吸引了很多人注意，也因此能够顺利地出版自己的著作。

《生产（第10辑）：迈向思辨实在论》，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他们都很明确地强调物/客体的重要性。这也是对过去半个世纪由福柯和德里达等主导的所谓的后结构主义的反驳。对后结构主义而言，重要的是话语或主体。在他们看来，客体不过是话语叙述的效果，没有所谓的绝对客体，就像康德所做的那样，客体的知识是主体赋予的，客体总是跟人和语言相关。这就是梅亚苏所说的关系主义。物和客体在后结构主义那里明显地遭到了忽视和压制，或者说它只是一个次要对象。这正是思辨实在论的批判出发点，他们要将物和客体重新纳入到哲学的主要思考中，而且要将客体和物从主体和语言叙述中解放出来。这显然是一种哲学传统的逆反。

当然，思辨实在论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影响比较大的是哈曼和梅亚苏。哈曼重要的思想来源是海德格尔和拉图尔。受他们的影响，哈曼主张，物（客体）应该处在人和物的关系的中心，他特别重视物和物的引诱关系，物和物的关系并不比人和物的关系更不重要。而梅亚苏的思想来源更复杂，他的著作透露出庞大的欧洲哲学传统，他比其他人更加激进一些，他的哲学有一种充满野心的报复性，就是要努力清除二百多年来现代哲学对人的迷恋。除了思辨实在论之外，对物的兴趣在各种学术潮流中都开始出现了。

我觉得对物的强调的不同学术潮流在今天有汇合的趋势，这就是如今所谓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它们共同的或多或少的中心主义倾向制造了一种浓厚的后人类氛围。相对思辨实在论这种对社会议题兴趣不大的流派而言，我觉得哈拉维（Donna Haraway）、拉图尔、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等人类学家的研究更值得关注。这些人类学家对自然和生态问题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在不断地发出类似于地球的声音。

纪录片《渔业阴谋》剧照。

新京报：你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还提到，“如果说身体理论和空间理论是在几十年前的后现代氛围下展开的，那么，情动理论和各种有关物的理论很显然被笼罩在当代性的氛围中——如今后现代这个词已经很少被提及了，人们更愿意用语焉不详的当代性这个概念来命名此时此刻。”能展开谈一谈这点吗？

汪民安：后现代这个概念越来越少被提及，我想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它太时髦了，时髦得像是理论界发明出来的一个有学术推销意义的概念。它从上世纪80年始在北美流行。尽管这个概念的流行跟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相关，但是在欧洲提及的人并不是很多。我的印象中，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甚至是阿甘本、巴迪欧等人，都很少用这个词，好像只有哈贝马斯用过。

但后现代这个概念消退，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意义被一些口号式的词语庸俗化地限定了：快乐的消费主义，真理游戏，跨界，反深度，反本质主义，拒绝宏大叙事，等等。这些界定在几十年前的世界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它描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全新的文化处境。当时的西方文化和之前的现代主义文化有一个明显的断裂，所以被称为后现代。一大批北美理论家就是这样解释当时的历史状态的。

但是，后现代这样的概念已经远远不能表达今天世界更复杂的经验现实了。今天，远远不是一个游戏、削平深度和无历史感的时代。我们遇到的是遍布全球的战争、气候危机、政治的左右缠斗，以及大流行的疾病，等等。我想至少在精神状态方面，没有人会有后现代意义上的游戏感，相反，现代主义式的忧郁遍布全球。这不是安迪·沃霍尔或鲍德里亚所面对的历史情景，反而像是更早的本雅明和卡夫卡所置身的历史处境。

电影《红色沙漠》剧照。

“当代性”这个概念的流行跟阿甘本的一篇文章“什么是当代”有关联。不过，用当代性这个概念来描述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权宜之计。我们很难说当代性是否有一个共同的意义。当代性当然是关于当代的，就像我们用当代艺术来描述今天的艺术一样。我们只能说，用当代性描述当代肯定不是一个错误的用法，它只是一个习惯的用法。至于为什么不用现代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现代这个概念有它约定俗成的含义。

“第欧根尼才是福柯心目中的哲学战士。”

新京报：在“当代性”一章中，你论及福柯的生命政治。自2020年疫情暴发以来，许多国内外学者也从生命政治与技术政治等交叉性视点上作出了反思。事实上，生命政治的转向，构成了近半个世纪政治哲学的一股潮流。我也想借此请你和读者分享，生命政治作为福柯思考权力技术问题的一个支点，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汪民安：生命政治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比较受关注的一个概念。它也被认为是福柯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福柯在不同的著述中使用了这个词，但对这个词的界定意思又不太一样。他甚至有一本讲自由主义发展历程的书《生命政治的诞生》，但书中基本上没怎么提及生命政治。这样人们很难确切地知道福柯这个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如果非要用最粗疏的话来概括的话，福柯的生命政治大体上指的是18世纪下半期开始出现在欧洲的新的政治治理技术，它的核心目标是为社会建立一个安全配置，从而保障和促使整体人口的安全和健康。

上世纪70年代，福柯在最后几年思考现代治理术的历史，尤其是18世纪晚期治理技术的转向。他用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笼而统之地命名这个始自18世纪下半期的转向过程。但是，这个新的治理技术有很多维度，很多对象，很多手段和很多目标，他把它们都归结到生命政治名下，这是一个大词。

实际上，福柯是在动态地思考和使用这个概念的，那几年，他不断阅读新的材料，不断在不同的文本中去解释、修正和完善这个概念。如果不是对他这一时期的所有著作都了解的话，就可能只会从某一个角度或者他的某一个文本去理解生命政治。这样的理解当然不错，但显然不全面也不准确。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有关这个概念的五花八门的解释性运用。

福柯去世的时候，还没有太多人讨论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思想遗产在意大利最受重视，不过，内格里和哈特在《帝国》中对这个概念的解释性运用，基本上是误读，他们甚至把福柯的生命政治的时间维度都搞错了。相反，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的运用和阐发最有价值，我也觉得是他们真正地激活了福柯这个思想遗产。尤其是阿甘本，他早年深受海德格尔和本雅明的影响，但是，只是通过他在homo sacer（神圣人）一书中对福柯的生命政治的创造性阐释，他才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生产（第7辑）：生命政治》，汪民安/郭晓彦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7月。

新京报：近年来，福柯的晚期作品被译介进入中文世界，也丰富了我们对于福柯晚年学术思想的理解。在“真理与犬儒主义”一章中，你借由福柯晚年对于自我技术的关注与思考，梳理了西方哲学史中的另一条脉络：照看自己和关心自己/自己改造自己或自我的生活技术（生命风格的哲学探讨）。能否简单谈谈，古典思想中的犬儒主义在这一脉络中的位置？同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犬儒主义在今天还存在吗？

汪民安：福柯在他生命的最后四五年时间才开始研究古典思想。虽然很短暂，但是他的研究取得了不可思议的成就。他的古典研究主要是从自我技术这个角度出发的，这个思路和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比较接近，就是特别强调古代人的自我修炼、自我塑造和自我管理等一系列生活技术问题。

具体到哲学而言，哲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者理念的探讨，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实践方式。这两种哲学活动同时体现在苏格拉底身上。强调理论探讨的哲学被柏拉图继承，并且逐渐占据了西方哲学的主流。而将哲学视作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实践的是犬儒学派。但是犬儒学派正因为是以实践和行动来表达思想，他们留下的著述很少。人们只能从他们被记录下来的片言只语或者行动事迹里去领悟他们的观点。因此，犬儒主义这个强调哲学生活的传统就逐渐消失了。

不过，福柯试图重新打开这个被压抑的哲学传统：不仅是犬儒主义，而且还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中体现出犬儒主义风格的观念和人物。福柯在病逝之前的法兰西学院讲座课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在讲犬儒主义。我从未读到过如此清晰如此富有洞见但又如此优美如此充满感情的哲学，我觉得这是福柯最令人感动的篇章。我没有能力确定哪些是犬儒主义的观点，哪些是福柯自己的发明，但毫无疑问福柯将他本人的理想投射到犬儒主义者身上来了。或许，不是苏格拉底，不是尼采，第欧根尼才是他心目中的哲学战士。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当然，古典的犬儒主义和今天流行的犬儒主义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两个意义恰好相反的概念。至于古典的犬儒主义在今天是否还存在？我想人类只要曾经存在过某种气质，某种观念的话，这些东西是不会绝对地从历史中消失的。它们可能在后世某个时刻会突然自发地涌现。只不过在今天如果有一个第欧根尼式的人物的话，他或许并不了解第欧根尼。不过，现在也确实很少看到这样一个以真理为己任而向整个世界咆哮的哲人了。

“有一种理想的友谊，但没有一种理想的友谊关系。”

新京报：有关《论爱欲》这本书，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探讨得很多。在这本书中，你对爱欲谱系的勾勒止步于“奇遇之爱”。想进一步追问，在你看来，今天探讨爱欲的问题框架是什么？与这本书所梳理的几个转向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汪民安：实际上我在书的末尾大概提到了这点。我们今天的爱被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所主导。资本主义的厉害之处，就是将一切都货币化和商品化了，爱作为一种情感，它从根本上是反对市场原则的，这是19世纪兴起的浪漫之爱带来的冲击。但是，这种自主的浪漫之爱现在也开始臣服于市场原则了。人们看上去是在自主选择伴侣，并且也宣称是真正地爱这个伴侣，但是，今天对一个人所谓的情感之爱和对这个人的钱财地位之爱有时候很难区分开来。相对于浪漫之爱而言，爱和婚姻再一次退回到古老的交换形式中，只不过这种交换形式越来越隐蔽了，因为它在形式上是自主的，以至于人们不认为这和家族利益所主导的交换形式有任何相似之处。

实际上，浪漫之爱这样的个人情感是普遍的，但是，它的实践历史却非常短暂——在历史的大多数时候，浪漫之爱都处在压抑状态。而今天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浪漫之爱并没有被压抑，但是，交换之爱也以隐蔽的形式弥漫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它们在很多时候混为一体让人们难以辨认。不过，我也不太想说这是一种爱欲分析的问题框架。我这本书实际上并没怎么讨论现实的或者历史的爱欲实践问题，我写的是一本有关爱的观念的理论著作，而不是一本有关爱欲实践的历史著作。

《论爱欲》，汪民安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7月。

新京报：我的一个不满足是这本《论爱欲》涉及的谱系更多由男性哲学家写就。而在探讨爱欲问题这件事上，女性主义哲学家的视点很不相同。例如伊利格瑞就站在“裂隙”的角度，重新将女性言说的经验进一步发挥为：I love to you，我是你，你是我，主词和谓词都未得到规定。而未规定就意味着缺口，男人女人得以朝向彼此，在裂隙之中，才有朝向真理和爱的可能。

汪民安：是的，我在书中没怎么提到女性哲学家。我在写书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我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也许我会添加一个章节。你知道，一个人写作的时候，总是有自己的思路和线索，我是根据这个思路去组织材料的，我不可能将所有与爱欲主题相关的观点和著作都纳入到写作范围内来。那会是一个无限庞大的工作。我的书的讨论线索是从古始的，而古代只有男性哲学家的著述。不过，尽管是男性的著作，但是，在这些讨论爱的著作中，并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实际上，在彼得拉克和但丁的笔下，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并且将女性看作是男人的老师。

你可以说，我这本书没有讨论女性哲学家的著作，但是，毫无疑问，这本书并没有任何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这些男性哲学家都是从爱的关系，而不是从男女的性别关系来讨论爱的。或许，女性主义哲学家恰恰是从男女关系这个角度着手来讨论爱的。

我读过伊利格瑞的书，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非常强调男女身体结构方面的差异。对她来说，爱欲的动力和情感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特殊的身体结构。这是男性哲学家很少关注的地方，男性哲学家只是把爱的双方看作是两个抽象的主体。类似于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男性哲学家特别强调在爱的关系中对平等和承认的诉求，这当然也是女性哲学家的诉求，不过，女性哲学家则会更多地强调差异。对她们而言，平等也是保持各自差异性的平等，而不是像男性哲学家那样强调的是消除差异性的平等。

《性差异的伦理学》，[法]露西·伊利格瑞著，张念译，三辉图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报：无论是在《情动、物质与当代性》还是在《论爱欲》中，都有“友谊”这部分。而在更早之前的《亲密关系的核心是友谊》一文中，你提到：“友谊是具有颠覆性的……对福柯来说，友谊就是彼此给予对方快乐的总和。”我很好奇，你心目中理想的友谊关系是福柯和布朗肖式的吗？

汪民安：相较于婚姻和恋人相对固定和排他的关系而言，友谊的关系要灵活和自由得多，这使得友谊会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个人可以和不同的人发生友谊，而每一种友谊关系都是独特的。福柯和布朗肖之间的友谊也是创造出来的一种关系，它非常特殊，非常罕见，也令人感动。但是，没有一种友谊模式是必须模仿的。

我觉得，有一种理想的友谊，它是一种美妙的情感，非常默契，非常快乐。但是没有一种唯一理想的友谊关系或友谊模式。

纪录片《米歇尔·福柯》剧照。

作者/青青子

编辑/小青

校对/杨许丽

占星小知识#

关于最近看到各种营销博主的星座论后的一些想法

只按照十二个星座来划分性格是非常离谱的。

1)关于太阳星座：一个人的星盘里如果太阳是狮子但群星，那他就不是很狮子了。还有个朋友太阳但群星落落9宫，这个人的性格处事方式就很射手即便他全盘无射手。还有一个人太阳金牛但月冥合蝎在8宫，同时冥王在星盘里的相位比较很大，这个人的天蝎/冥王属性就很重甚至都看不出他是个太阳金牛。

2)关于运势：每个人的运势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占星博主都不会去写批量运势这种东西，因为出生时间不同可能本命盘区别都很大别说三限次限法达等。有得人是上升射手但误差几分钟可能就上升摩羯了，命主星/宫主星都变了，不同的宫主星不同的相位人生也大不相同，没啥可批量的。

3)关于：我是座和狮子座合不来可为什么我的前任都是狮子座。

你大概是太阳座但月亮/金星/火星/下降点/5宫头落狮子的可能性很大。一个朋友太阳天秤但火冥升天蝎，月冥合，交往过的男生们表面星盘是日金牛日天秤啥的，但打开他们的本命盘，各种金火天蝎/月冥合蝎/群星8宫。

所以不存在十二种星座直接配对，但如果打开双方的本命盘和合盘就会发现有奇奇怪怪的契合点。

4)首先单一个太阳星座断定人家好不好就很地铁老人手机脸，但也不能单一个星盘断定人家好不好，或者说一个很好的盘，但他不一定对身边的人好。(意思是再好的盘也会出渣男)

比如说一个男盘，盘里各种月金木大三角，寻常人会觉得这个男的好，异性缘好，异性助力大。放在富二代的家庭可能没啥毛病，但放在穷人家庭，这种人就很吸血，女人都旺他但女人能不能受得住另说。盘主女朋友给他花了一套首付的钱，盘主在外聊骚。

5)相不单论，先天优势在盘里，怎么发挥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