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梦梦到枪的解释
梦到一把枪代表着一个取消权力的严肃决定。选择用一个动作停止或破坏某件事。你做出的选择,或是为你做出的选择,都会带来巨大的后果。
愤怒的选择或反应。对抗性选择。防御性选择。控制决策的权力。强迫或强迫行为的武断的权力。抵抗的力量,果断地说不,或者选择不再忍受某件事。在不害怕做出选择的同时,考虑做出一个严肃或危险的选择。保护自己的选择。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瞬间决定。控制一个有能力停止享受或使人停止感觉良好的人。决定攻击某人性格或名誉的权力。决定断绝关系、生意、合同或友谊的权力。
消极地说,梦见代表着危险的选择,其后果是巨大的。危险的坚持的选择或反应。很容易让你或其他人回来的危险决定。太多的权力被危险地使用。感到被危险的选择所威胁,可能会阻止你,使你难堪,或使你失败。决定某件你可能会后悔的事情的权力。充满的危险选择。在激烈的争论中使某人难堪的力量。
无论你在梦中看到谁拿着枪,都会反映出一种人格特质,这种特质控制着可能产生严重或危险后果的强有力的决策。如果你在梦中拿着枪,它反映了你的兴趣或动机,你要做出一个严肃的选择,停止某件事或捍卫自己。
如果你用枪射击某件东西,它象征着你决定停止某件事,取消某件事,或者保护自己。不要害怕对你不喜欢的东西做出严肃的选择,也不要害怕在情感上对你有害。
射杀坏人可能反映出通过选择相信自己或做正确的事情来克服消极的思维模式。认真地或危险地站起来为自己选择一个强大的。做一个强有力的选择来永久地结束一些坏的事情。
射杀一个好人可能反映出一个强有力的选择来阻止你生活中美好或无辜的事情。由于过于坚持、热情、不诚实或不耐烦而使自己受到严重的伤害。它也可能反映出选择是坏的或不道德的。
梦想着被枪击代表着一个令你失败或尴尬的决定。感觉有人选择太严肃,选择让你失败。这也可能反映出你觉得有人故意做出让你失败、让你难堪或报复你的决定。你做出的一个糟糕的选择让你陷入困境。感觉到别人的决定给你带来了很多痛苦或损失。就像你在强有力地保护他们自己不受你的伤害。坚持你输的人或情况。你做出的选择是你一生中最愚蠢的选择。与那些选择为你输的人对抗。
带枪的坏人代表了控制你决策的消极性格特征(例如恐惧、内疚或不诚实)。这也可能反映出一个糟糕的情况,你担心会失控。你认为对你有权力或控制力的人或情况。一种内部的冲突,就像一个内部的恶霸。有枪的好人是影响你决策的积极性格特征(例如勇气、自信、诚实)。良好的判断力。勇气或情感上的豁免权,做出严肃的选择来取消危险的事情。
做梦梦见一把不起作用或卡住的枪,就意味着缺乏执行决定的意志、勇气或力量。你不具备抵抗问题或做出重要决定的能力。当你试图做一个严肃的决定去取消某件事时,你感觉自己并不像你想的那么重要。不能让你认真选择取消问题或危险事物的问题。
做梦装枪代表着准备对某人做出决定或精确的权力。准备取消一个问题或危险的东西。利用现有资源为自己辩护或报复某人。它也可能反映出你在面对问题之前对自己的信任。变得抗拒。
做梦不小心用枪打伤自己代表着在准备为自己辩护或做出认真的选择时缺乏谨慎而使自己难堪。对你掌握的权力不够谨慎或负责。鲁莽的选择或计划最终会伤害到你。一个重大的疏忽导致你为自己辩护而伤害自己。
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
【述往】
作者:彭玉平(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学人小传
罗继祖(1913—2002),浙江上虞人。自幼在祖父罗振玉指导下治学。曾在东北博物馆、大连图书馆工作,吉林大学教授。著有《辽史校勘记》《永丰乡人行年录》《枫窗脞语》《庭闻忆略》《王国维之死》等,编有《罗振玉学术论著集》。
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
罗继祖是罗振玉长孙,他1913年在日本京都出生时,王国维也携家眷寓居京都,所以罗继祖一出生就“认识”王国维。在日本京都生活和随罗振玉回国寓居天津期间,罗继祖都曾多接王国维音容。罗继祖说:
我五六岁就见过他,一九二三年,他应溥仪之召从上海来北京,到一九二六年这几年间,他每到天津必住在我家,我那时已经十二三岁,至今对他的声音笑貌还留有印象,中等身材,清癯面貌,唇上鬑鬑短须,头垂发辫,戴近视眼镜和瓜皮帽,系腰带,一口海宁话,一般听不大懂。一九二七年校刊《王氏遗书》时,我十五岁,《遗书》虽然还读不懂,但却参预了校字之役。(《读〈关于王国维的功过〉》,《读书》1982年第1期)
其实不是“五六岁就见过他”,而是一出生就“见”过的。罗继祖与王国维前后相识并交往的时间有七八年之久,王国维的形象留给后人的是想象,而留给罗继祖的则是印象。加上他参与校订《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其对王国维的熟悉程度确实非后来人可比。1940年罗振玉去世后,罗继祖积极参与罗振玉《贞松老人遗稿甲集》八种的校写以及联系印制等事,其中《后丁戊稿》即为罗继祖所编,乙丙等集也主要由其校理。罗继祖与其三姑母即罗振玉三女、王国维长媳罗孝纯也较为熟悉,与王国维子嗣似也有一定联系。
罗振玉(左一)、王国维(左二)等逊清朝廷官僚合影。资料图片
大概因为整理编辑罗振玉文集之故,罗继祖较早接触到王国维致罗振玉若干书信,最早初步整理罗振玉与王国维往返书信的应该是罗振玉本人,总数有十数册,他后将其中若干付诸装池,由五子罗福颐保存,1949年夏,罗福颐曾撰简跋,略述其经过。1963年,罗继祖即将辗转获得的160余通王国维书信辑为《观堂书札》,并交中华书局拟出版,后因故未出。“”结束后,罗继祖索回书札,其中118通论学书札先刊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印的《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一集。1979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吴泽派人到长春罗继祖处寻访王国维遗稿,罗继祖因将《观堂书札》交付,盖吴泽拟编王国维全集,第一卷《王国维全集·书信卷》即将罗继祖所辑悉数收入,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
1973年3月,罗继祖开始编纂罗振玉年谱《永丰乡人行年录》,1976年12月完成初稿。(参见罗继祖《台湾版〈罗雪堂先生全集〉校读记〔上〕》)起初,该稿本及过录本只是寄奉其五叔罗福颐、堂姑母罗守巽、堂姑丈周子美(罗庄之夫)等家人审正。1978年7月10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行年录》重要在后半,如有意见,请提出。侄但据事直说,自问当无曲笔处。”(本文所引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均见于朱松龄编著《罗守巽资料选编》,2021年1月编者自印本)可见,此书以据事直书为原则。1979年九十月间交吴泽寓目,吴泽认为罗继祖用力甚深,澄清了不少问题。1979年11月,江苏人民出版社致信罗继祖,表达了出版愿望。1980年年初,上海、南京两地争欲出版此书,最终此书于1980年4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缀一副书名《罗振玉年谱》。罗继祖起初主张不署撰者之名,但在出版社的要求下署了“甘孺”之名。书出版后,罗继祖寄张舜徽一册,张舜徽回信说:“极佩叙事审密,无溢美,无浮言,宣传祖德,可颂可传……”(转引自1981年1月罗继祖致罗守巽信)这个评价应该是相当高了。
因为手握很多书札等第一手材料,故《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即多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的叙写。此外,有些不宜写入行年录的内容,不妨在私人通信中表达。如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交恶之事,1978年11月26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
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专听三姑一面之辞,其实王太太这人并不凶狠,不过好听钱妈等人的挑拨,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事后王家对此并无恶感,所以《录》里也不必补叙。
很显然,罗继祖对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其实有很多话要说。不过限于年谱体例,不能过于枝蔓,遂有不少谱外之谈。类似的言论其实已先见于罗继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观堂书札〉》(刊于《读书》1982年第8期)。
追溯“逼债”说之非
罗继祖发表有关王国维死因的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促成他撰文的直接原因是“到目前还有人在刊物上说王静安之死不是殉清而是受罗逼债,岂不可笑”(1981年5月12日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在罗继祖看来,王国维之死缘于罗振玉逼债之说,乃是因当时逊清朝廷的内部矛盾而杜撰出来的、出于政治目的虚妄之说,为何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有人拾此陈说?
关于王、罗晚年交恶之事,罗福颐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发表,后来罗继祖述及此事,也大体承罗福颐之说。
关于逼债说,罗继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郑孝胥乃始作俑者。当日他致信罗守巽说:
郑海藏以诗出名而非学者,故少为人称道,且其人不纯正,祖父与之始终不协。现知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而为郭沫若等人所信,则其为人更可知,殆所谓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不必与二姑言之,侄在《行年录》中叙说已明白,将来还有许多材料可写。
所谓“政策策士一流”,实际上揭示了逼债说背后的政治阴谋。而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罗继祖的说法尚比较模糊:
孝纯为长子妇与继姑有违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过问,与乡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乡人遽携孝纯大归。自是遂与静安情谊参商。京津虽密迩,迄静安之逝未再觌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
罗继祖在此处加按语:“罗、王之隙,外人不知内情致生种种猜测,有谓王女适罗被休,实则罗女适王,因婿死而大归也。静安投湖后,疑窦益启,至有谓逼债致死者。其真情虽王门子弟亦无知之者,何论外人,更何论溥仪。”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罗两家姻亲关系,宣传逼债说,罗继祖在此予以回应。颇疑罗继祖在为乡人撰写年谱时,尚未确知逼债说之始作俑者乃是郑孝胥,因为罗继祖在言及逼债说之时,矛头除了针对溥仪,其他就是“王门子弟”了。直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录》撰成四五年后,他才知道“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罗继祖这一节文字对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剖析是中肯的,两个不同性格的人,面对同一件棘手的事情,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情谊转成参商。同样了解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王国维弟子戴家祥,即对罗继祖《行年录》中的相关说明表达了认可。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语云:
戴教授从王登明丈手里看到《行年录》后,写信给我,说罗、王晚年失欢一事,师母潘氏即把所见所闻告诉姨甥赵万里,赵又转告我,与大作翕若合符,无偏无颇,正是史家求是态度。
作为王国维弟子,戴家祥的无疑代表了一个重要群体的态度。
王国维殉清说的坚守者
罗继祖著《王国维之死》
罗继祖一直坚定地持王国维之死乃殉清之说。《行年录》于丁卯年记云:
年来南势北渐,乡人与同志数辈日忧行朝,以为危于釜鱼幕燕,宜为未雨绸缪之计。顾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五月三日,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乡人年来与静安虽疏阔,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无贰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义。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按:遗折上,曾引起溥仪怀疑。在《我的前半生》说遗折是罗伪撰,字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手笔。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
这节文字包涵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汇合点则在逊清尸谏之说。先说遗折,罗继祖直言乃是罗振玉代王国维而作,“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下语很重,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罗振玉事先应该与王门弟子有过沟通,至少王门弟子当时是默认和支持了罗振玉这一行为的,因为彼此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为王国维求得死后之哀荣。罗继祖提及1927年之时,他人或无感于时事变化,甚至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感到“兴高采烈”,而罗振玉及其同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断的行进中,对溥仪安危的担忧,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既然可以不顾逊清朝廷与政府当初签订的协议,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则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对蜗居天津张园、形同“釜鱼幕燕”的溥仪,做出进一步的行为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作为曾经的“旧臣”,自然与一般民众的关切重点不一样。罗继祖述说其祖父及一帮旧臣的忧虑,应该切合事实。但王国维的“忧愤自沉”是否也在这“同志数辈”中,却也是一个疑问。至少与王国维已经交恶的罗振玉不会在这个时候与王国维来协商行朝未来之事了。则罗继祖在这里顺着文势说到王国维的忧愤自沉,其中的关联处,交待得还是不够充分的。后来罗继祖对此说得更为详细一些。他说:
根据王先生十六字的遗嘱,再结合王先生一生言行来看,我们说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尸谏,推而至于陈先生赞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先生从各方面的分析,王先生地下有知应叹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远因,有近因,远因应追溯到幼年在家庭里所受的封建教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学;近因呢?我认为,叶德辉之被枪毙不能说没有关系,起码使王先生在心灵上增加恐怖……梁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对象,到必要时还要避一避时局风头,因而使王先生感到天津张园溥仪身边太危险了,同时也感到自身,甲子侥幸不死,这一次万难幸免了,所以决然自杀。(《〈观堂书札〉再跋》)
罗继祖联合陈寅恪、梁启超之说来集成殉清尸谏说,这里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罗继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远因、近因说的分析维度,应该也大致符合一个自杀之人的常态。与《行年录》稍有不同的是:《行年录》主要从溥仪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达,以此“忧愤自沉”;而此处所忧则不仅有溥仪,也有自己。至于说甲子“侥幸”不死云云,则还是为了合理解释“一辱”与“再辱”的关系。其实客观的情形是:甲子之变,不遑说溥仪,王国维同样也无性命之忧;北伐即至,王国维同样是安全的,甲子之变时,王国维尚身在南书房行走任上,而此时他从“组织关系”上已经与逊清朝廷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幸免”于难,其实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了。深感罗继祖此处“侥幸”二字或有失当。
王国维当然是关心溥仪的安危的,但以一个逊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这种关心是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还是有疑问的。所谓“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谈得上臣以赴死,岂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当时王国维与溥仪行朝相当松散的关系,是否要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疑问的。
要说明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必须以王国维是忠心耿耿的遗老为前提,若“遗老”尚且不纯、不愿或不彻底,“殉清”未免就成无根之谈了。罗振玉一心以复辟清王朝为念,此已成共识,罗继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国维是不是与罗振玉一样心甘情愿做遗老呢?学界的看法颇有差异。罗振玉、金梁、杨钟羲等遗老自然众口一词以王国维为忠诚的遗老,而遗老群体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认为,王国维“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罗振玉的种种帮助,王国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所以“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认为:因为结识罗振玉,王国维的周边形成了以遗老为主体的群体。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谢国桢为《永丰乡人行年录》撰序云:“余以为雪堂老人于清末成为保皇派,犹且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误己误人,自贻伊戚。”顾颉刚、郭沫若与谢国桢都认为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遗老的,“被”遗老与一心要做遗老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罗继祖则承罗振玉之说,认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清朝遗老。1978年10月22日,罗继祖撰《跋〈观堂书札〉》认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有所动摇。”他更认为王国维成为遗老乃是其自觉的行为,并非受罗振玉引导或逼迫。他说:
有人说观堂随祖父避地日本,才使观堂走上遗老道路,这也是形式逻辑的看法,倘使当日观堂从心里不愿追随,也不会违心曲从……我认为观堂甘心作遗老决定于去日本之前,从观堂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和他自称得意之作的壬子三诗完全可以看出。(《对王观堂的器重——〈家乘点滴〉之六》)
如果把王国维与遗老的关系分几个阶段的话:辛亥之后至寓居京都期间是第一阶段;从日本回到上海寓居时期为第二阶段;从北上出任南书房行走至去世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亡初期,王国维在京都以若干文学作品表达了“故国之思”;第二阶段王国维从京都回到上海,与沈曾植、朱祖谋、郑孝胥等遗老过从较多;第三阶段入直南书房,则与逊清朝廷以及溥仪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并亲身经历了甲子之变。罗继祖认为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已然有遗老之心,实际上直接否定了由罗振玉影响而成为遗老的可能。罗继祖提出的依据是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以及稍后编定的《壬子三诗》。但此《壬子三诗》正是去日本之后创作的,尚不能证明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即有遗老之心。在《壬子三诗》中,《颐和园词》以慈禧一生为中心写爱新觉罗一氏末路,《蜀道难》哀悼端方,确实对清王朝的终结寄寓了深深的哀思。狩野博士虽然任教京都大学,但因为初到京都,故在送行狩野游历欧洲时,也弥漫了一种浓重的故国之思,其中若“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云云,也确乎蕴含着一定的遗民之思,而在铃木虎雄索阅此诗时,王国维呈上诗并致函,特别提到诗歌中对日本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忧虑,他说:“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王国维1912年10月7日致铃木虎雄信,见《王国维书信日记》)他直接以“亡国之民”自称。但这种遗民之思究竟是出自本心,还是来自罗振玉的影响,若无十分明确的证据,也确实不能简单就下结论。
对于谢国桢说罗振玉“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罗继祖不能认同。他说:
据我主观认识,罗、王两人在清末这段时间对时局的看法还是很一致的,不是你东我西。从王先生性格可以说,他没有世俗猎取高官的欲望,也没有做革命投机生意的奇想,书生本色只有规行矩步地服从命运,况且回顾家世还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国的光辉历史,以及他那“我是祝陈乡后辈”的有抱负的诗句,所以跟着泛海东去,并不是受外界力量的“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其实不遑说清末这段时间,年间,王国维与罗振玉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是基本一致的,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可见其大概。罗继祖对王国维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王国维对政治有态度,但自身基本无欲望,也就是没有用行动介入其中的欲望。张勋复辟时,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为等纷纷北上,便无一人提议带上王国维,沈曾植更是将北上之事嘱家人勿告之王国维,可见即便在遗老群体中,王国维也是基本被忽略甚至回避的一位。
罗继祖又说:
他前半生,出国留学,学洋文,研究西洋哲学,俨然是个维新开明人士。中间对仕进无意,专去研究文学和戏曲,也不失为一个想在新的学术领域里创新的学者。后半生由于时局剧烈转变,随我家东渡日本,治学方面也舍旧从新,又和溥仪搭上关系,堕落成为顽固遗老,走上。短短五十年而变化这么大,令人难于理解。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影响不能没有,迫胁并不存在,因为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观堂书札〉再跋》)
王国维治学范围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而其政治思想也有从务新到守旧的变化,这都是可以覆检的事实。不过罗继祖在这里将王国维与溥仪建立关系与成为“顽固遗老”直接挂上钩,似乎也显得有些跳跃。但罗继祖说“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这是深契王国维个性之言。但这种自成崖略的个性,也可能恰恰成为他“遗而不老”、有思想而乏行动的理据,可能谁也难以撼动王国维以遗老之心而自居于遗老群体边缘的状态了。
即便罗振玉家人,也并非都从殉清角度来解读王国维之死。1954年,罗福颐曾撰《忆观堂先生手札二通》(《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其中即有云:“其实观堂丈之死因,实先罹丧明之痛,后悼乱离之忧。”此文虽然发表于文章撰写后近三十年,但他对王国维死因的分析,与王国维之女的看法相似,尤其是王国维之死与长子王潜明之死的关系,两人的看法彼此呼应。我觉得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同志数辈”说与逊清朝廷党争
这里再简略说说罗继祖提到的“同志数辈”的内涵,字面上当然是指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交恶的情况下,王国维不在“同志数辈”,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但据实说,王国维原本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罗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门疏稿〉序》言及溥仪在紫禁城时,升允密疏陈奏,“或公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联名以闻。当道为之侧目,致以公与予为朋党,公弗顾也”。此处虽然只是言及罗振玉与升允二人,但其实下面接着说:“亡友王忠悫公受知于公,为公门人,其任南斋时二疏并附录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国,一以志当日之声应气求,如公所谓吾道不孤者,俾传之方来,不至泯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
王国维与升允声应气求,确乎是事实。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亦记云:
乡人与王静安先后被逊帝召直南书房,王出升吉甫荐,乡人度亦出升荐,曾面质,升坚不肯承。乡人既屡与升联名上书,逊帝师保左右嫉之甚。及逊帝出居日使馆,诸人议论纷纭。升自津扶病趋谒,赞乡人议,群遂指目为朋党,郑孝胥且悻悻南归。即逊帝莅津,租张园为行邸,时园归粤商,乡人与同直清远朱聘三汝珍共经手,某某乃藉端媒蘖,计得售,逊帝渐疏乡人。顾问之授,外示尊崇,实远之也。
这里说了溥仪身边的派系斗争问题。其实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中将张园当时的党争说得更为细致。他说:
溥仪身边大致分成三派:亲贵和内务府旧人为一派,郑、金就是从这一派里出来的;以陈宝琛为首,因他是师傅最受溥仪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围成一派,这两派人数都较多;南书房同僚温肃、杨钟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义隶懋勤殿)为一派,这一派人少力弱。党论倾轧的结果,祖父被疏远了,派中人也受到打击。(《〈观堂书札〉再跋》)
这就是当时朝廷三组“朋党”的基本情形,而郑孝胥与金梁则是其中用力最大者。后来的情况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罗振玉的劣势还是没有改变。罗继祖说:“后来张园小朝廷的权一直掌握在具体执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陈曾寿几个人手里,郑孝胥和他们时分时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朝夕和溥仪接近,他们又都学会一套固宠弄权的手法,得到溥仪的信任,把张园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进去。”(《〈观堂书札〉再跋》)升允、罗振玉与王国维三人是相对固定的“朋党”,其中升允与罗振玉要更为密切,而朱汝珍则是与罗振玉共同经手张园的人。因为他们一度深得溥仪赞赏,也因此受到其他政客的嫉妒。郑孝胥悻悻南归大概就是一种迹象了,但后来郑孝胥地位日隆,罗振玉的边缘化也就慢慢成为了现实。今检王国维与罗振玉往返信件,也颇有共疏之例。但当年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时,显然发生了转变,这也同样是一种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罗继祖关于王国维自沉的描述应该更多来自于罗振玉的自述。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述及此事云:
乙丑以后,连年值内战,津沽甚危。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忧之甚,然均无从致力……至丁卯,时局益危,忠悫遂以五月三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上闻之悼甚,所以饰终者至厚……一旦完大节,在公为无遗憾,而予则草间忍死,仍不得解脱世网,至此万念皆灰……(《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
罗振玉的表述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时间意识的,罗继祖以“年来”二字,将“同志数辈”的关系似乎一直延续到丁卯五月。而罗振玉则将“乙丑以后”与“丁卯”做了区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确的“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则不再合说三人。但将时局与王国维之自沉直接联系起来,罗振玉与罗继祖还是一致的。罗振玉以“完大节”来定位王国维之死,则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罗继祖承续此意,只是言说得更为详实而已。
辩诬:身份与学术的双重责任
1918年4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岁,“颇似长孙”,罗继祖在此信下按云:“公札中谓‘颇似长孙’,乃以我为比,我小时弱不好弄,公甚喜我规行矩步,听大人话。记得我七岁返上海时,熟人见我说举止甚似三太爷(三太爷乃淮安人对公之习惯语)。公此札竟举我为典型,可见爱我之笃矣。”(《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长孙,罗继祖幼时备受罗振玉赏爱。
“这几年来,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我祖父辩诬,同时也为王观堂先生辩诬。”(罗继祖《再为观堂辩诬》,《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辩诬应该并非罗继祖的初衷,只是对于被尘埃掩盖了很久的事实,他有一种揭示真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质实而言,罗继祖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基本上笼罩在罗振玉之说之中。但除了殉清说之外,罗继祖确实澄清了诸多谬说,其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0日07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飞虎情谊”历久弥新 总书记复信飞虎队老兵让我们想起更多
9月12日,国家主席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
指出,得知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和飞虎队老兵们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在中美两国传播飞虎队故事,越来越多美国青少年参与到“飞虎队友谊学校和青少年领袖计划”中来,迄今已有近500名飞虎队老兵和数百名老兵家属到访中国,我感到很高兴,并向你们表达敬意。
强调,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也必须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新闻多一点:
“飞虎情谊”历久弥新
飞虎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创建,美国飞行人员组成的空军部队,在中国、缅甸等地对抗日军。在反法西斯战争中,“飞虎队”与中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上空与日军展开一次次殊死搏斗。
二战期间拍摄的“飞虎队”飞行员格伦·本尼达(前右一)和战友们在一起的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据统计,援华作战期间,2193名美籍“飞虎队”队员在战斗中牺牲,200多名“飞虎队”队员被中国民众营救,数千名中国人在营救过程中献出了生命。
80多年来,这段跨越大洋的“飞虎情谊”历久弥新。
在二战期间的中国,美国第14航空军第23战斗团第76中队成员在两架涂着“鲨鱼嘴”标志的“飞虎队”战斗机前合影(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飞行护眼镜、军用油气炉、与中民合影……在如今昆明市博物馆内的飞虎队纪念馆展厅,一件件文物还展示着当年中美军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不畏牺牲、共同战斗的经历和友谊。
云南驿机场 资料图
硝烟早已散去,但飞虎队和云南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
2015年9月,15名参加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的飞虎队老兵重访昆明。活动期间,云南网记者曾独家专访了几位老兵,其中包括飞虎队成员弗兰克·洛桑斯基,以及当时唯一在世的中国飞虎队员陈炳靖,听他们缓缓地谈起那些在云南难忘的岁月。
2020年2月6日,弗兰克·罗森斯基(Frank Losonsky)在佐治亚州家中去世,享年99岁。2022年12月23日凌晨,陈炳靖在香港病逝,享年104岁。
以下内容摘自云南网2015年报道《从未远去的飞虎—云南网独家专访美国二战老兵重返昆明》。
从未远去的飞虎—云南网独家专访美国二战老兵重返昆明
2015年9月5日,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后的第二天,15名参加阅兵的飞虎队老兵重访云南昆明——当年他们浴血奋战的主战场。
这些老兵们平均年龄在90岁,其中有四五位已经不能走路了,全程乘坐轮椅。支撑他们不辞辛劳归来的,是他们对和平的向往,对飞虎队那段历史的感怀,也是他们对云南这片土地深厚的感情。
从接机到酒店,到各项活动现场,昆明市民都热情相迎相拥。
活动期间,云南网记者独家专访了几位老兵,听他们缓缓地谈起那些在云南难忘的岁月。
飞虎队老兵弗兰克:为云南运送 战后只有4个幸存
弗兰克·罗森斯基
94岁的弗兰克·罗森斯基,曾经是飞虎队的飞机修理师。年迈的弗兰克老先生坐着轮椅,头发花白。他的两位儿子和儿媳陪同他来到昆明,5日下午的茶话会,6日上午昆明市博物馆参观抗战纪念馆,下午去三一教堂祈祷和平,晚上颁发“昆明荣誉市民”仪式,弗兰克老先生都全程参与。接下来,还随着此次到滇的抗战老兵们去保山、腾冲重走抗战路。
5日晚,在翠湖宾馆的餐厅,记者与弗兰克老先生一同进餐,弗兰克说话来比较吃力,声音颤抖,缓缓地谈起那些在云南难忘的岁月。
“我跟随第一批飞虎队去仰光,为云南运送,这让我觉得很兴奋。当时和我同行的战友,在战后只有四个活着。”弗兰克说。
1941年7月至1942年7月,他都在云南飞虎队一起抗战。弗兰克亲历保山抗战,日军攻占腾冲后,保山作为滇西抗战的主要阵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战事频繁,弗兰克需要及时为空军3中队的战斗机进行维修,每一个环节都十分关键,关系着飞行员的人身安全以及抗战的胜败。
抗战结束后,弗兰克短暂在中国停留后回到美国,修理战斗机。飞虎队抗战的这段经历,始终影响着他,经历过战争,弗兰克身上也具有了冒险精神,游历了许多国家,他对世界和平有着更为深刻地感受,弗兰克认为,自己的工作,也始终为和平贡献着一份力量。
弗兰克将自己经历的飞虎队的故事都记载下来,出版成书,其中有大量史实和图片资料。在美国期间,弗兰克向家人和周围的朋友讲述自己亲历的二战事实,也向他们传递飞虎队的精神。7月6日下午,弗兰克将自己在战争时穿的军服和一幅绘着飞虎队画像的捐赠给昆明市博物馆,来纪念飞虎队的这段历史。
97岁陈炳靖:唯一在世的中国飞虎队员
陈炳靖
97岁的陈炳靖先生,一只眼睛看不见,依旧能够自己行走,不需要拐杖和轮椅,精神矍铄。与记者交谈时,思路清晰。回忆起当年抗战时的经历,在云南作战、被日军俘虏、晚年和妻子独自在香港生活,陈老先生很是感触。
1943年3月,陈纳德准将任司令的美国陆军航空兵第14航空队,其中唯一一名中国空军,就是在第14航空队23大队75中队服役的P-40准尉飞行员陈炳靖。
1943年10月,陈炳靖执行最后一次飞行任务,不幸被俘。这件事对陈老先生影响至深,每一个片段,他都记忆清晰。
这场战役,十分惨烈,在发动机爆炸前的一瞬,陈炳靖幸运离机跳伞,落到一个茂密的森里里,被困6天。他掉落的地段,是法日共治地段,由于陈炳靖属美国空军,法军巡逻发现陈炳靖之后,立即为其换上法军军服。之后的巡逻,法军遇到另一队日本巡逻兵,黄皮肤的陈炳靖混迹在法国人中,引起了日军的怀疑。迫于无奈,法队将陈炳靖交给了日本军方,并且向他保证:“你是美国空军,他们不会对你造成伤害。”
因为坚持声称自己是中国空军,陈炳靖受到日军严刑拷打审讯,一直到1945年8月才获释出狱。
获释当天,也是日军枪决其他被关押同伴的时候。陈炳靖以为他也会上刑场,所以准备了一块碎玻璃,打算被日军枪毙前自杀,不愿受日军屈辱。没想到,最终还是活了下来。
出狱后,经车上司机透露,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中国取得了抗战胜利。听到这个消息,他热泪盈眶。
陈炳靖参与过的几次重大战役,主要都在云南。陈老先生对云南的感情,非常深厚,他说:“我曾很多次梦见云南,梦到那些熟悉的地方。我成为了一名飞行员,在云南的天空中和日军作战,为国家效力。在我心里,云南就是我的故乡。这次回到昆明,下了飞机,我在机场亲吻大地,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我这样的情感,我太想念这片土地,是它成就了我,丰富了我人生的意义。”
美国空军在作战20年后,可以领取养老金。陈炳靖服役16年后就退役,没有养老金,晚年的他带着太太到香港生活。
“在香港,我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粤语讲得不好,去公司求职比较艰难,陈炳靖和太太靠自己劳动、做点小本生意,粗茶淡饭过日子。”
飞虎队员们的云南情怀
飞虎老兵重访昆明
弗兰克在云南的那些年,当地的群众始终热情地帮助他们,为他们安排住房,帮他们洗衣服,自发地照顾飞虎队的饮食起居。讲话已经稍显吃力的老兵弗兰克,依旧兴致勃勃地讲述在云南的那些日子,中国人对美人们的关心和照顾,是他在其他国家难以体会到的。
“我还记得那时有三个男孩常常主动来帮我清洗飞机,工作量很大,时间又很紧迫,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为飞虎队作战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离开中国后,也希望能够再见到这三个男孩,可是却再也联系不到了。”弗兰克说。
不仅陈炳靖老先生对云南有感情,他在飞虎队的战友们,也都时常惦记着这里。陈老先生说,有一次第十四航空队例行任务,一位队友所驾驶的飞机在腾冲边境被击落,跳伞受伤,一个中国人救了他,带着全家翻山越岭三天,用自家仅有的小推车把他送回昆明机场,美国长官知道这件事情后满含热泪,感动不已。获救的美国战友一直对救助他的这家中国人感恩在心。说到这里,老人神情黯然,有些哽咽。
曾经来云南作战的飞虎队队员们,始终不能忘怀云南这片土地。美国飞虎队队员杰·温雅德在昆明作战期间,也曾受到许多中国人的帮助。陈炳靖老先生此行,在昆明市博物馆的媒体及公众见面会上,情感饱满地说道:“我是云南的儿子,我回家了!”
陈炳靖老先生说:“战后,我的队友们每次打电话给我,都会问:‘云南好吗?’作为军人,他们对这里有着很深的感情,云南人对他们的好,他们也记在心里。”。
美国支援中国抗战,许多美国人战死在中国。云南,承载着抗战军人们的理想。
策划:韩焕玉
编辑:李亭亭 郭小煜 何宣颖
部分内容综合自新华社、云报客户端报道
来源: 云南网
昨晚梦见杀了两个鬼子,逃命,想投降,又怕枪毙
2023年2月11日,正月廿二,夜梦:
一所房子内,屋多,与人械斗,动刀动枪,杀二人,虽其所穿为便服,但知道他们是日本鬼子。
(剧照)
此时地处里屋,屋顶灯光全开,房间内极为亮堂。我想着应该要逃跑,瞥了一眼右墙,发现有个窗户格子没有全关,于是从那往外钻,但窗洞太小,钻不过。如是再三,终于跳出窗外,落于水田中。
田里水稻刚插下不久,还不太深,我沿着纵横的田塍弯腰而走,利用田梗上的草木进行隐蔽。
这时,夜幕已深,到处漆黑一片,我一路走到河边一座桥下,登岸,发现另有两人,也是从那里逃出来的。不过,我们并未打招呼,各走各的。
河边装了栏杆,但没有路灯,有三五农人正在散步,说着什么。心想,他们不会暴露我吧?敌人肯定已经追来了,要不干脆自首算了?逃命太累了。
但转念一起,我杀了两个鬼子,肯定会被枪毙,绝不能投降,只能跑到山里躲着,或者干脆拉一支队伍,待到抗战胜利就好了。
尽管如此想,但仍能感觉自己极为紧张。
正在这时,突然醒了,方知是一个梦,立马松了口气,继续睡。